杜钧福：如何从普世价值分析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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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普世价值分析文革

最近看到一篇对徐友渔的专访，题目叫《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重审文革》。凭徐友渔的身份，对这篇专访期望值很高，很想知道如何从人类文明高度重审文革，结果比较失望。

这失望可能来自记录稿的缺陷。因为是专访，不是徐先生本人著作，所以很多地方不很严格，当然也可能就是徐先生当时随口说的，如果写成文章就会好一些。当然，这种体裁也许更能反映徐先生的立场。

大家知道，如何评论文革，可归为四种体系。我在《文革评价体系归类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博文（后被地方文革史交流网转载）中已作分析并绘图说明。后来秦晖先生提出的分类也与我的一致，只是名称不同。徐友渔先生也认同这一分类，但是他说，丁东先生又提出一种新的视角，就是“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徐先生也同意这种提法。

我不敢说他们说的不对，徐先生谈到的许多论点我也是同意的。例如他说文革是“由思想、路线、政策分歧导致权力之争”大致不错，说官方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后患无穷”也是对的，他对于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问题的态度以及对替林彪翻案的人的批评也是对的。我也觉得这些人抬举林彪过了头，一点反思也没有。徐先生说不能和这些人一般见识，“我们作为研究者或外人，眼光应该比当事人急于澄清具体的是非恩怨更宽广，只在一些事情中纠缠是不可能有长进的。”当然也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个意思就是“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未免把这个标签说得低了点。徐先生是著名学者，又是维也纳学派领导人学生的学生，比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见识高也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没有发现什么新意，老调重弹，实在看不出是一种有别于过去四种观点的新看法。

徐先生批评当局从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后退，越来越接近文革的做法，因而逐渐丧失合法性。这一批评也是对的，但是应看到，当局从来没有彻底否定文革，在这一点上和自由派不同，所以左派说自由派和政府一样都否定文革是不对的。当局所否定的，主要是造反派及其造反行为。

徐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践踏法治”。这也对，但践踏法治不只是文革的特点，也是从土改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的特点，文革只是它们的登峰造极，也是它们的归宿。而文革又有区别于以往所有政治运动的特点，就是群众的主动参与，具体表现为大字报和群众性政治组织。这两点相当于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当然还有随之而来的游行示威自由。当局否定文革的原因正是这一点，正是文革不同于以往政治运动的地方。徐先生不是要“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吗？这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就是普世价值中不可缺的元素。从这个角度出发，才真正是普世价值观点。所以，自由派空喊普世价值，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干处，熟视无睹。

从普世价值观点出发，会发现当初北京中学生四三派坚持不肯解散他们的组织乃是维护结社自由的最后努力，会发现造反派，也许还有保守派的所谓派性斗争中孕育了现代议会政治的雏形。一些批判“两个文革”观点的文章（如芦笛先生《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 》）已经指出了后一点。

这一点，不但徐先生不同意，我相信很多人也不同意。他们说，那算什么自由，你能反对毛泽东吗？确实，不能反对。但是你现在能反对毛泽东吗？有一位和我一样年纪的老者反对毛泽东，不是被韩德强当众殴打了吗？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取得必然是循序渐进的、有反复的，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尤其如此。

这两种文革中的自由都引起天下大乱，使得自由派不爽。倘使执政党今天开放党禁，依然要乱一阵子，比文化革命时代稍强但有限，绝对不像自由派想象那样一下子实现了他们理想中的普世价值天堂。第一个组党的很可能是现在仍很活跃的毛派，更使自由派不爽。现在没有开放党禁，不是也有一个什么工人党问世吗？这正是当今执政党不肯开放党禁的口头理由之一，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动乱”，当局说不能让那帮“民主斗士”上台，否则会天下大乱，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自由派对文革中有限的自由的否定和官方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自由的否定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左派批评自由派和官方一个鼻孔出气有一定根据。

我说当局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绝对不同意当局的做法，因为还有更大的道理罩着。更大的道理就是自由派经常挂在嘴边的普世价值、基本人权。

这种有限的、短暂的自由总比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强，已被自由派以外的很多人认识到。关海庭在《“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中说：“诚然，从政治参与的一般要求来说鼓励那些不熟悉政治参与的人们去参与政治，从短期看对社会并不一定有好处，因为政治参与要求人们具有进行复杂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实际政治知识，否则，将导致以对政治参与的虔诚代替理性判断。但从长远看，总是要给人们以实际‘训练’的机会，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水平。”

赵向阳在《艰难的跋涉——政治体制与民主建设的曲折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中说：“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示威，自发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印发传单、张贴大字报，举办辩论会和街头宣传活动等等，当这些活动没有发展到人身攻击、冲击国家机关、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的地步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还是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可以认为‘文革’之初的群众运动中的某些行为，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如此自主、广泛、深入的政治参与。”

这才是真正的“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重审文革”,客观而冷静。这里的普世价值是具体的、看得见的，而自由派的普世价值是抽象的，不食人间烟火的。

自由派会说，文革中的群众参与从一开头就有人身攻击、冲击国家机关、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完全否定。倘用这样的标尺衡量，会否定一切社会进步。现在大家无不肯定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却忘记了在“动乱”中的布达佩斯街头的电线杆上挂了很多内务部官员的尸体。当时我们的报纸上正是根据这一点判断是反革命事件，我们也都相信。现在我们冷静分析1919年的五四运动，从更高角度出发判断火烧赵家楼是侵犯人权，章宗祥等三位“卖国贼”也未必多坏，但没人因此否定这一运动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普世价值既然是普世的，肯定就是无条件的，不能因其具体形式和所处历史条件而歧视或否定，不能用自由派的绝对标准衡量。真善美不可能完全统一。这个世界，正如德热拉斯撰写了《新阶级》后经长期彻悟得到的结论，并作为他的又一本不那么出名的书的标题，就是个《不完美的世界》。这也应是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本文阐发了如何从普世价值角度研究文革，但不认为属于一种新的评价体系。我同意文革是一场浩劫，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应彻底否定，但从普世价值分析有该肯定的方面，肯定和否定的内容和官方正好相反，是镜像关系，属于我说的造反派左翼观点，或秦晖说的反体制肯定，也许是这种观点的升华。我不认为现在所说的自由派是真正推崇自由主义的，他们是严重缺乏思想、只会贴标签的书斋学者，是伪自由主义者，至少在文革评价问题上如此。

上面所引赵向阳的书是一本很好的书，现在已难寻觅。再引书上的一段话作为这一短文的结束语：“思想的贫困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而且是我们今天仍然不能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视野、更高的角度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源自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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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