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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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和署办公。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

1967年，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

谁知，3500万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李坚家的命运。接着，造反派重点追查的，就是李坚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更为严重的是以李坚的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到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多年以后，李坚在回忆中详细说了此事。

工作组屡赴安徽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应安徽一些群众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恒来中央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三次派工作人员到安徽了解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尽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问题极为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必武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者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况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次派出以中监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刚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1年，中监委再派我带领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长，我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上瞒下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量好，提前下车，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慌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收刮农民家中存粮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人汇报，当地饿死人数字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我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下去核实。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之后，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

好在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汇报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有材料披露，刘少奇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就是指的安徽省饿死人的报告。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转自报刊文摘33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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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2014年10月17日15:27  中国新闻周刊  
   
　　李坚亲历这次调查。“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中监委的造反派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提供了黑炮弹。”

作者：米鹤都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