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航 文革文献资料如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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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献史料浩如烟海，内容繁杂，如何对这些文献史料进行科学梳理和准确分类，是文革文献收藏机构和个人普遍面临的问题。

我曾经为了便于自己查阅资料，对自己掌握的大量文革文献作过大致的分类。我原来的分类方法是，先按块（行政区划）来划分，再按文献产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后来发现这样分多有不妥。

第一，中央、国家机关与北京市是平行关系，不是隶属关系，中央、国家机关产生的文献不能放进“北京市”里，应单独划为一类。

第二，各省市区的文献按时间顺序排列，没有具体地域界限，显得太粗糙，太笼统，不利于进行精细的地方文革研究。因为某地出现的事件，某地领导人的讲话，都发生在特定时间的特定地点，即使在各地党政机关纷纷瘫痪的“无政府主义”时期，每份文献的产生也都有其特定的“归宿”。这一点，在对文革文献分类时，应充分体现出来。只有将每份文献的具体发生地标示出来，才能充分显现文革文献蕴含的历史价值，也只有将一个地方散落的历史碎片集中拼接起来，才能构成当地完整的文革历史图像。研究者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整体文革状况和历史背景，没有地方感，没有信息根源，则难以与当地其他文献进行相互印证，“孤掌难鸣”，也不易把握文献所透漏出来的点点滴滴，更不利于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文革运动作比较分析。

第三，文革从发动到“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按地方、按行业、按单位逐步推进的，文革运动在不同的地方、行业和单位，其发动的时间、进展的节奏、运动的方式及特点是不尽相同的，而了解某地方、某行业的文革，最简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从该地方、该行业文革文献入手。所以，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文献应尽量拢在一起，在分类时理应视作同一类别，不应分散。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一目了然地了解各地方、各行业文革运动的发展脉络。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文献交叉在一起，容易造成视觉上的混乱和认知上的误判。

我在对文革文献进行整理分类时，尽量把握一个原则：既多角度、多层次反映文革运动，又便于研究者检索查找所需要的文献。经过反复思量，草拟了一个具体分类方案（略）。我现在的做法是，将文革文献分作五大类别：

第一大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文件”。包括官方正式印发的文件，也包括各地选编的专题文件，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文件选编》等。

第二大类是“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林彪等。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如刘、邓、贺龙、“彭罗陆杨”、“王关戚”）的言论、批判材料等，列入此类。其中文革前乃至建国前即被打倒，文革中又被重新揪出来“示众”的前任领导人（如李立三、瞿秋白、高岗等），另辟子类“其他中央领导人”，与单个领导人并列。当然，这一大类不能囊括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因为文革时期并非每个领导人都有单行材料印行。有则列，没有则不列，不开“空户头”。

第三大类是“中央、国家机关”。按行业分“党务、群团”、“文化”、“教育”、“宣传新闻”、“工业交通”等15个子类。为避免分类过于繁琐和不便检索，部门与单位之间不一定作为平行关系排列。如北京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由于北大在文革中位置十分显要，故与教育部并列。

第四大类是“军队、国防”。包括解放军各总部、兵种、国防科委等产生的文献。
第五大类是“省、市、自治区”。这部分文献最多。按行政区划分“北京市”、“上海市”、“河北省”等子类，子类再分城市和专题等递进子类。城市类列出当地主要城市，将同一城市的文献集中按时间顺序排列，便于了解文献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该城市文革整体状况。专题类根据不同城市文革运动的特点和文献本身内容，将不同城市但属同一问题的文献集中排列，便于专题研究。例如山东省在文革中期“反复旧”问题十分惹眼，山东各地有关“反复旧”的文献统归“‘反复旧’问题”专题。湖北省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北决扬”问题曾引起高层高度警觉，把“北斗星学会”和“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定性为“反革命地下组织”，该省所有有关“北决扬”的文献，归入“‘北决扬’问题”专题。
以上五大类，应该大体能够涵盖文革文献的各个方面。

由于无任何先例可循，没有考察过任何图书馆、档案馆对这类文献的分类方法，缺乏必要的经验，完全凭着自己对文献的熟悉程度慢慢摸索和感悟，弄出了这个分类方案，其中肯定存在不少问题甚至重大失误。当然，一些细节问题尚需继续斟酌，对其中的条目也要加以解释和说明，如官方内部发行的简报、期刊列入分类范围，但正式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机关报等，各大图书馆都有收藏，容易查找，则无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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