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来清：“老三届”的人生路——从红卫兵司令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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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人生路 ——从红卫兵司令一路走来

作者：杨来清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序一

我和来清的相识是在他创办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以后。这个活跃于南国海岛上的草根NGO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本书附录的调研报告就是我们一个调研组在2004年多次南下实地调研的成果。因为这段缘由，来清这位优秀的NGO创业者成了我的朋友。前不久，我的一位学生捎来他的这本书，要我写个序言。捧读之后，确有许多感慨。我实在不敢为“老三届”写什么序言，但又不能薄了朋友的情，就此写几句感言奉上。　　
我够不上“老三届”，文化大革命时刚上小学。我是带着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景仰和羡慕之心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这本书，我也一直带着景仰之心捧读。尽管年代已久远，但作者惊人的记忆力所再现的那一个个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生动场景还是给了我许多的震撼。对于我们这些不曾亲历那段历史的人来说，我相信包括读者中的大多数，这本书所提供的是一段陌生而难以置信的故事，其中有荒唐，有离奇，更有不少无法理解的逻辑。不过细细想来，其实这是我们所不可企及的一代人的生活阅历，是专属他们那代人的历史，也是很少有人愿意揭开的时代之痛。来清用这种自传体的纪事形式，小心地揭开那段历史。他的故事固然属于自己，但那故事背后的年代却鲜明地注解着我们共有的时代之痛。而他的可贵之处是不仅写出了伤，且以当事人真实的笔触写出了经验、体会、感慨和无悔。这种大胆坦陈的心迹，不知道对于曾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同为“老三届”的人来说，该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来清的经历总归是个性的和传奇式的，没有几个人会从红司令到农民，到公社书记，再到草根NGO的创业者。然而他命运的跌宕起伏却代表了那一代人。其中，不乏悲歌与扼腕之处。是啊，假如文化大革命不曾发生甚或晚来哪怕几个月，来清或许会……但历史没有“或许”。命运注定来清要走这样的一条传奇的路。令我庆幸的是：或许正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命运之路，造就了南国海岛上一位优秀的草根NGO的创业者。　　
我祝来清和他的同代人——我的“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路走来无悔，更要一路走好、过好！　

                                            王  名　　
                                       2008年9月22日　　

（王名：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二　　

来清的大作，我认真看过了。看着这些文字描述，我记忆的闸门也仿佛打开了，好像又回到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候的我们：少年壮志，意气风发，激情飞扬……　　
命运，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的不公平；我们的人生，有着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无奈……尽管如此，当你回首往事，当你面对历史，面对后人，你依然可以大声地说：为这个时代，为我的人民，我奋斗了，我拼搏了，我无私地奉献出了我的热血和青春，我有着无悔的人生！　　
这，就足够了……　　

                                                刘 惠 敏　　
                                             2008年8月18日　　

（注：“老三届”海南侨中一位高才生、部队转业干部刘慧敏同学，看完本书初稿以后，曾有一段发自肺腑的留言，经其同意，特将之引以为“序”。）　　


前   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词典上出现一个新名词——“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华民族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品尝过“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味道，呼吸过广阔天地的新鲜空气；他们历经磨难和艰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如今，这一代人开始一批接着一批地步入退休行列，可是，他们人退心不退，他们在深深地反思：长身体时，碰到“粮食紧张”；想读书时，碰到“文化大革命”；想工作时，碰到“上山下乡”；想进步时，碰到“秋后算账”；想生孩子时，碰到“计划生育”；儿女上大学时，碰到“双亲下岗”；想冲刺时，碰到“划线离岗”……一辈子碰来碰去，怎么老是碰到“倒霉运”？人们不禁要问：“老三届”到底惹了谁？其实，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往往向着它的反面转化——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时代性的“倒霉运”，正是无数次的“灾”和“难”，将“老三届”千锤百炼，终于铸造成坚实、管用、敢开拓、能创新并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一代娇子！　　
“老三届”虽然历经坎坷，心中却始终充满正气、希望和进取。“老三届”是特殊的一代，史无前例的一代，也是难得的一代。他们是一直对社会、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一代人。他们正在追忆中看着社会，在反思中看着民族，在观察中寄予希望，希望“老三届”的种子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希望社会越来越和谐，希望民族越来越兴旺。　　
在这特殊一代的人群中，我的经历尤为特殊。我不是什么高官富豪，亦不是社会名流，但我的传奇经历在“老三届”中格外引人注目，发人深思。　　
我的外号叫“二公”，而今天要唱的就是“二公二部曲”：滚滚红尘，步步艰辛。　　
1966年“动乱”之初，在祖国的宝岛上，在海口市委的主持下，在第一个红卫兵司令部里，我当选为红卫兵司令。1966年国庆节，以红卫兵代表的身份，我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在西一台，与红军战士张思德的母亲和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德坐在一起，参加国庆观礼，当晚还在金水桥边，握过毛主席的手；1968年春天，以红卫兵司令的身份，与海南有关群众组织领导人一起，我乘坐着周恩来总理派来的专机，从海口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人民大会堂，我又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1998年夏季，以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的身份，与87位全国先进工作者一起，在中南海，我参加由中央领导主持的座谈会。　　
我这个偏僻乡村的穷家孩子，从农村到城市，从学校到社会，从天安门观礼台到人民大会堂，再到中南海；从“动乱”的岁月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从红卫兵司令到公社党委书记，再到区综治办主任。几十年来，从小到大，读中学、大学时，我曾当学生会主席；在农村，曾当生产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在工厂，曾当厂长；在检察机关，曾当检察官；在宾馆酒店，曾当总经理室经理、党总支书记；在艺术公司，曾当老总；最后一站，在海口市龙华区，曾当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区综治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这行那业，这山那水，坎坎坷坷，在实践的课堂里，在风口中，在浪尖上，我一直在摸爬滚打。我曾创办全国第一家“外来工之家”，为外来工解决居住、就业问题，并荣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最高奖——优胜奖，曾创建全国第一家“外来工管理协会”，与欧盟驻华代表团合作，为外来工提供有质量的维权服务，也曾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合作，实施过多个环保项目，为生态平衡流过汗水。　　
我这一生，在大海里游泳，喝过水；在征途中拼搏，摔过跤；在脑海里思考，留过回忆。那个回忆，含有特殊的味道……　　
我属仕途中的硬性人，常常认理不认官，只要碰到有人强词夺理，以官压人，就不问官大官小，不顾上下关系，当面就争，当场就论，非赢不可。结果再赢也是输，赢越多输越惨。所以，我无数次地捧着群众送给的“先进”、“优秀”的大红花，甚至戴着“省部级劳模”的大红帽，却在领导安排的“正科级”位置上原地踏步35年，在“正科级”交椅上一直坐到椅破人退休。好在如今问心无愧，人心不累，意志不退。　　
我的人生时时在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我的仕途步步在凸显着时代的烙印。我的精力曾在不同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我的心血曾倾注于平民百姓、弱势群体。我觉得，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官大小，钱多少，而在于一生的拼搏力度有多大，奋斗精神有多少；在于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为百姓的付出有多少。　　
由于本人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局限，本书的文字较为平白、浅俗，难以让读者享受太多的美感，实为抱歉。然而，本书所涉及的人与事千真万确，没有丝毫矫饰或掺假，也许从这些真实的故事中，您能感悟出时代的特色和人生的真谛。本人殷切地期待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当致无尚谢忱。　　



滚 滚 红 尘（上篇）　　
——从红卫兵司令到公社党委书记　　

我曾是大潮中一粒幸运的沙子，随着潮水的上涌也浮出了水面；后来潮退了，我就在沙滩上平静地看着曾经汹涌过的大海。　　
　1966年5月16日　，党中央发表了“5·16”通知，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那场大革命，人们称之为“大动乱”。　　
“动乱”，是一场举国上下开展的，男女老少都参加的，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动乱”，是时而被誉之为“好得很”，时而又被斥之为“糟得很”的运动。这场运动，是一个政治大舞台，各式各样的“演员”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得淋漓尽致。这场运动，对于大多数人是一种茫然，人们被许许多多突如其来的事件搞得晕头转向，糊里糊涂地跟着潮流走来走去。这场运动，对于少数人是一个机会，有人在大乱中伺机报复，有人在官场上乘机爆发，也有人在武斗中人亡家破。　　
在“动乱”中，我曾被推举为“文革主任”、“红卫兵司令”，经历过“动乱”的前前后后，目睹过“动乱”中的是是非非，品尝过“动乱”的甜酸苦辣。　　
“动乱”至今已过40年了，当年十七八岁风华正茂、激扬文字的一代红卫兵，大多数已两鬓斑白，英雄迟暮，成了五六十岁的半大老头，到了退休的年龄。每每回忆起自己逝去的青春和激情时，我的心灵一次次被欢乐和痛苦所吞噬，不知不觉地对“动乱”进行反思，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曾经走过的路上来回地奔跑，对于过去所经历的事情，特别是10年“动乱”，总有一种如鲠在喉，想一吐为快的迫切感。　　
10年“动乱”，是一段非常的岁月，一段疯狂的岁月，一段不可思议的岁月，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动乱”以狂热发端，以失望、痛苦和悲愤终结，一个民族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这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当人生正一点点溶入暮色的时候，我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想用手中的笔写下那段充满着激情和疯狂，也饱含着鲜血和泪水的历史。但我也有所顾虑：一位历史学家说过——50年内无历史。历史，应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及演绎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实记载，离得愈远，看得愈清。太短的时间，很难让书写者摒弃个人的荣辱恩怨，真实地反映历史。因此，真正的历史，是需要时间来铸造的，时间是历史的试金石。　　
也许，我们还不能透彻地剖析自己经历过的“动乱”，但抛开个人的荣辱恩怨，穿越时空的隧道，拭除历史的尘埃，客观地将亲历过的事件以及相关的人真实地记录下来，让历史去评说，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我的记录，能对今天的年轻人有所启迪，能被当今的执政者有所借鉴，能让后人在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时有所帮助，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第 一 章  中学时光  母校情怀　　
     1960年，我从文昌老家偏僻的乡村小学，考上广东海南侨中。那是很露脸的一件事。全村的老老少少，都为我高兴和自豪。家乡的小学也跟着沾光。他们可以在翁田镇，甚至在县里面为此事扬名。乡亲们夸我会读书，有才调，将来能成大事。从乡村的小学考上海南数一数二的广东省重点中学，是多少农家学子梦寐以求的啊！　　
可就在临考试前，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我差一点就不能参加考试，错过上侨中的机会。也正是这件事，让我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从而一直激励着我发奋读书。　　
那是临考试前一个月，我们全公社的小学毕业生都到离我家十几里路远的叫“下田坡”的一座早期驻军留下来的兵营里集中复习，公社召集了辖区内许多优秀的老师对我们进行强化培训，以期让每位学子都能考出水平，考上好的学校。离考试只剩下几天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进入白热化的冲刺阶段。那天，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天，我与往常一样全心全意投入学习之中，突然，我堂伯带着我妹妹哭哭啼啼地到“下田坡”的兵营来找我，说妈妈得了急病，已经被抬到祖屋的大厅里放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把我吓懵了。农村的人都知道，病人被抬到祖屋大厅里，就意味着已到了弥留阶段，等待着寿终正寝了。我头脑里顿时一片空白，什么复习、考试、升学等等都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整个大脑里整个心灵中只有妈妈，眼前不断浮现出妈妈那虽然饱经沧桑却善良慈祥的面容，那虽然瘦小贫弱却坚强挺直的身躯，那虽然历经穷苦磨难却不屈不挠的神态，那为了儿女能多吃上一口饭而自己宁可忍饥挨饿的情景。世界上有很多种爱，但没有一种比得上母爱的。　　
我顾不了许多，拉着堂伯和妹妹就准备往家走，这时，负责整个复习班的翁田学区主任拦住了我，劝说我留下来，说那些事情大人们会处理好，说我要是走了怕赶不回来参加考试，会误了前途。很多老师也来劝我，说复习班里我的成绩是数一数二的，要是误了考试，那太可惜了。老师们的好心好意，我领了，但我仍坚持要回家。我对老师们说：“我虽然年纪还小，但我懂得‘百事孝为大，百行孝为先，百情孝为重，百善孝为最’的道理，孝道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美德，为人儿女对父母必须尽恭敬侍奉的义务。我是家里的大儿子，现在妈妈已到了生死关头，我必须尽快回到她的身旁。”　　
我和堂伯和妹妹三人一路小跑赶回家里。一进祖屋大厅，只见妈妈头朝北脚朝南在大厅正中间躺着，我一下子就扑进妈妈的怀里，我听见妈妈一直在叫着我的名字，我也不停地呼喊着妈妈。世界上有一种最动听的声音：是母亲对儿女的呼唤，是儿女对母亲的呼唤。我感到妈妈的身体还是温热的，还在不断地蠕动，在她最需要儿女安慰的时候，我就在她的身旁，我与妈妈血肉相联，心灵相通。　　
也许是我的孝心感动了上天，也许是穷人命硬，阎罗王招她不去，妈妈逐渐苏醒了过来。村子里乡亲们凑了些钱请来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郎中，经诊断后吃了药妈妈总算脱离了险境，活过来了。我一直在家陪伴着妈妈，端水喂饭，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尽儿女的义务和孝道。因为儿女尽孝，妈妈恢复得很快，可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什么好吃的东西来滋补，身体仍然很虚弱，但她头脑却十分清醒，他知道再过两天我就要考学了，硬逼着我赶回去，还鼓励我一定要考出好成绩来。我在妹妹们一再表态照顾好妈妈的情况下，赶回公社参加考学。　　
虽然缺席了好几天的复习，但因为我原来的学习好，基础打得牢，功底仍然厚实，这难不倒我。这几天虽然劳累忙碌，但我尽了孝道，妈妈身体好转了，我心里感到宽慰，妈妈与死神搏斗的顽强意志鼓励着我，特别是经过这件大事，我更加认识到读书的重要。在考试中，我发挥了水平，考上了海南侨中。　　
妈妈送我上侨中的那天，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从我家乡翁田到海口每天只有一班车，早上7点钟开车。为了不漏过这班车，晚上妈妈很早就叫我睡觉，说她会把握时间，到时会叫醒我。那时全村连一个钟、一个表都没有，更没有闹钟能把人从睡梦中叫醒，于是，妈妈只好凭着自己的经验在估算着时间。要在平时，妈妈估算时间还是很准的，大概是因为怕漏车而心情紧张的原因，那天晚上，妈妈的经验却大失水准。其实那天晚上我也没怎么睡，虽然早早就躺下，虽然有妈妈这个保护神在身边，我不用担心会睡过头而漏车，但我却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想象着进入海南侨中以后我应该怎样努力学习，想象着我成才以后工作以后要怎样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就这样想着想着……　　
就在我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只听见妈妈在我耳边轻轻地呼唤着：“清啊，时间到了，去搭车了，侬起床吧。”我睁开眼睛一看，妈妈正在煤油灯下细心地整理着我一个木箱子和一个新买的书包，这些天来，妈妈就一直在整理这两件行李，也不知道整理多少遍了。我洗漱完了，妈妈又端上了一碗只掺很少番薯的很干很干的稀饭，像这样米比薯多的很干很干的稀饭在平时很难吃得上。我知道，这个晚上，妈妈根本就没合过眼。　　
我穿上新的白衣蓝裤，妈妈也穿上平时过年过节或走亲戚吃“亲家”才穿的那套白底浅蓝斜条的衣服，一根扁担两个箩筐挑着我上学的行李，我们母子俩就踏上了将近10公里的征途。待我们匆匆地赶到翁田车站时，四周万籁俱寂，车站的大门还没开，班车正停在车站门口，一切都还在睡梦之中。我知道我们是来早了，我从车站开着的窗口朝里面看了看，大钟正指着一点半钟，但我们一点也不后悔，早一点总是比晚一点要好，起码不会漏车。　　
我们母子俩就在车站门口席地而坐，妈妈让我把背靠在她的背上，叫我合上眼再睡一会儿，而她却把身子往前弯着，以便让我躺得更舒服些。为了让儿子好过些，为了让儿子舒服些，母亲宁愿默默地心甘情愿地承受一切。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坐在班车上看着母亲，母亲站在班车旁望着我，突然，汽车发动机启动的轰轰声音，顿时勾起母子俩的阵阵心酸，此时母子俩泪流满面，招手不停，心里在说：再见，再见……我想，这就是母爱，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母爱。这种爱，只有母亲能够给予。　　
我的家乡文昌，素来注重文化教育，乡风民俗很看重读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种理念，早就深入到了文昌人的骨髓。村民不论如何贫穷，那怕是家里省吃俭用，乃至父辈们半饿不饱，也要让子女读书。他们把这看成是家中的第一要事。因为读书的人多，识字的人多，出外做事的人也就特别多。外出的人多，带回的新思想，新见识就多。乡村的文明风气，自然日趋盛行起来。久而久之，便成为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乡”。　　
据史书上记载，早在盛唐时期，文昌就办起了“县学”。北宋庆历年间，文昌始建学宫，后经元、明、清各朝的不断续建，文昌学宫形成了一个包括孔庙（文昌人叫做圣殿）、蔚文书院、文昌宫、明伦堂、尊经阁等在内的大建筑群。清朝四代皇帝康熙、嘉庆、道光、咸丰，分别给文昌御赐过“万事师表”、“圣集大成”、“圣协时中”、“德齐帱载”等四幅皇匾。这些匾额如今依然挂在孔庙内。在那刺骨悬梁的寒窗岁月里，从庄严肃穆的孔庙里，曾走出过16名进士、103名举人。除此之外，文昌各地外出为官者、海外侨胞以及众多社会贤达、有识之士，也纷纷在家乡兴办教育，教化一方。早在南宋末年，韩姓迁琼始祖韩显卿，就在文昌锦山设“书锦堂”，这或许是海南较早的学校吧。清末户部主事、诗人、书法家潘存，发起建造铺前“溪北书院”，开馆收徒，传道授业，解惑答疑。清光绪年间，工部主事黄远漠，文昌蓬莱人。他不仅在家乡办学，还从日本请了五位教师前来任教。其中川口五郎先生病逝于执教任内，为文昌的教育竭尽全力。到清朝末年，文昌已办起78间社学，8所书院。民国初年，会文华侨林有烈、王声璋等捐资修建了“冠南书报社”。期间几毁几建，幸得几代侨胞共100多人慷慨解囊，“书报社”一直焕发着青春。一楼为阅览室，有报纸、刊物、各类书籍向民众开放；二楼设书库，可供人们借阅。这应该是海南较早的图书馆。多少年来，文昌的文化教育都十分盛行。几乎每个乡村都有小学，每个乡镇都有初级中学，全县就有7所完全中学。就是这样一张历史悠久，点线众多，布局合理的教育大网，支撑着文昌的教育大业，满足了众多莘莘学子的求学欲望。　　
文昌清澜港白土尾村建有“文笔塔”，铺前港七星岭的主峰建有“斗炳塔”。这些古塔，寄托了家乡的先人为激励后人登高望远，艰苦求学，攀登更高的文化层次，促进文昌整体文化的兴旺发达的美好心愿。　　
家乡的人文是令人骄傲的，家乡的教育是令人自豪的。作为文昌人，我自然也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家乡而开始中学生涯的。　　
记得新生报名的那天，当侨中的大门映入我的眼帘时，只见两根高大笔直的方形柱子，分别耸立在校道入口的左右两侧，庄严而神圣；宽阔的校道，绿树掩映，爽朗宜人……这一切不禁令我心潮澎湃，流连许久。那种全新的感觉和涤人的舒坦，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顿时一种积极进取的欲望在心里升腾，一种努力奋进的力量在胸中涌动……　　
广东海南华侨中学，是广东省的重点中学，也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战中诞生的。它最早是由创办于1938年秋的云南昆明私立育侨中学，创办于1939年的云南宝山的侨一中，以及创办于1941年的四川江津的华侨二中合并、重组而发展起来的。1946年秋，它从四川搬迁来海南海口，次年正式命名为“国立第一侨民中学”。奉命接收位于海口金刚岭上的原日本海军第七基地海南设施部为校址，校园总面积500多亩。1950年海南解放后，首次易名：广东海南华侨中学；“文革”初期第二次易名：广东海南人民中学；“文革”后期，第三次易名：海口市第五中学；海南建省后，由于行政建制以及辖属的变化，不再冠以“广东”二字，再次易名：海南华侨中学。　　
侨中矗立于海口湾畔的金刚岭上，居高临下，北望琼州海峡，烟波浩渺，尽收眼底；南临海秀大道，交通便捷；东边虽与市区有一街之隔，但倒也是闹中取静；往西远眺，位于南国之滨的秀英港，依稀可见。校园常年绿树环抱，景色宜人，风光独特，自得一方风水一片宁静。侨中虽说是海口市管辖的学校，因为是省重点，又有华侨的背景，所以多年来尽管都是在全海南范围内招生，但是对海内外的华侨子女却格外关照。　　
众所周知，海南侨中，是海南广大的华侨用心血凝聚而成的。早在宋朝末年，祖国大陆的先民，就凭借着过人胆识和一叶风帆，到海外去谋生和打拼。至明朝时，已逐渐形成了一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群体。广大华侨虽然离乡背井，却始终不忘根本，时刻都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时刻都牵挂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惦记着家乡的亲人和同胞，关心着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海南侨中的创立与发展，就是这样一直得到海外华侨的鼎力相助。　　
侨中不仅有一个美丽的校园环境，而且还有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当年的教师大多就读过名校，业授名师；学识渊博，学有专长；教风正派，训导有方。所以，侨中自是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当时的副校长，海口市人，是解放前的清华学子。他即便当了副校长，还不忍放下教鞭，亲自执教高三班数学。教导主任黄纯精，文昌市人，是北大法学院的高材生。他总是西装革履，相貌堂堂；举止大方，谈吐儒雅；严肃但不乏人情味，学者风度十足。他对学校的教学运筹得法，见解独到，对教务的管理轻车熟路，举重若轻。所以，侨中的教学工作始终条理清晰，秩序井然，引领潮流。王东尧老师，琼海人，早年毕业于清华文学院。他甚至亲历过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而遭受反动军警残酷镇压的那场惨案。执教英语的女老师杨天民，临高人，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一口标准的伦敦英语，令诸多学生仰慕与痴迷。被誉为“侨中活字典”的　历史　老师王原达，是中教一级（中学教师的最高级衔）。他对于侨中的来龙去脉，可谓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体育老师许为国，海口市人，在海口名满体坛。他调教的侨中男子篮球队，打遍海南无敌手，并曾摘取过全国分区篮球赛的桂冠。还有，被称为“音乐娇子”的　王可夫　老师，那浑厚的男中音和着悠扬的钢琴弹奏曲，常常把人带入音乐的王国，每每给人留下美的熏陶和享受！正是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大家，使得侨中的文艺一枝独秀。当年，即便是侨中的中青年教师，也大多数来自被称为“教师摇篮”的华南师范学院。　　
从乡村小学考上省重点中学试验班，虽很风光，但是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师资，全新的学习内容，难题也不少。在老家的乡村小学，老师上课全用文昌话，不讲普通话，而一上侨中，恰恰相反，全用普通话，不讲海南话。所以，一进学校，如何迅速提高“普通话”的听讲能力，就像一道关卡摆在我面前。有一次，在课堂上，　陈月娟　老师让我站起来，专门纠正那个“他”字的发音。我站了好几分钟，反复了好几次，也没能把音发准，落得十分尴尬。看到我满脸的无奈，　陈　老师只好让我坐下，并嘱咐我利用课余时间到她宿舍做个别辅导。由于先天不足，我尽管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却依然如故。　陈　老师不仅没有丝毫的责怪，反而像慈母教子那样谆谆善诱。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常常打动着我的心，深深地激励着我……我拿出“蚂蚁啃骨头”的韧劲，足足花了一个学期的功夫，好不容易闯过了“国话”关。　　
不曾想到的是，过了“国语”关，却又面临“俄语”攻坚战。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五年制”的班级，学的是俄语，那种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我虽然算不上很聪明，但天生不怕困难；越是碰到困难，我劲头就憋得越足。我又拿出闯国语关的架势，登门求教，不耻下问，不断攻坚，终于打开俄语的大门，一步一步地走向自由王国，成为俄语读写的佼佼者。　　
在突破了“国语”和“俄语”两个语言难关以后，我就不再满足于其他功课一直处于中游的状态。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叫许怀升，天资聪慧，他的各科成绩常常在全班、全年级，甚至全市名列前茅。天生“不服输”的性格，驱使着我向更高的目标冲刺：一定要赶上他！那年暑假开始后，我和许多农家子弟一样，从城市回到乡村。假期，对于春秋苦读的学子来说，犹如出笼的鸟儿，是最自由最惬意的时光。可我于这般自由和惬意，有着自己的理解。我想学子的自由，是在知识的海洋里游弋；学子的惬意，是在学问的宫殿里探索。尽管老家的同龄伙伴们常常上门来，要我结伴到野外去罗鸟、捕鱼或玩游戏，却都被我婉言谢绝。我甘当寂寞，不但将上学期的主课重温一遍，还向高年级的学生借来他们的课本，进行预习，碰到实在弄不懂的，就记下来。这种笨鸟先飞的方法，使我一步步达至心中的目标。那个学期，在多次测验、考试中，我和许怀升几乎难分高低，往往是他99分、我98分，当然也有时俩人都满分。　　
记得那个年代，学校十分注重考试，当然学生也就十分努力学习，非常注重考分。记得侨中的晚修时间，几十个班、几十个教室，几千人集中在教学区，却一片鸦雀无声，格外安静，因为同学们各自都在专心致至地自学、自修。哪怕如此，大家还是抽空阅读了许多课外书。在课余时间里，同学们喜欢聚集在一起，谈论感兴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还常常对一道数学或物理难题争论不休，或者针对某部小说，畅谈感想，各抒己见，乃至言而不尽。我天生爱凑热闹，又是班干部，所以，每每在这种场合,总少不了我的身影与声音，也少不了我的观点与见解。浓郁的学风，科学的授教，活跃的氛围，使得侨中在教学上独占鳌头，也使得我们班成绩一马当先。当时，在海口市范围内举行的数学、物理、化学竞赛中，我们班同学经常金榜题名，甚至包揽前三甲。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工夫，到了1963年的夏季，紧张的初中学习生活结束了，每个同学都面临着就读高中学校的抉择。也许出自于我对侨中众多良师的崇拜与钦佩，也许因为我刚跨入中学就与侨中结缘，也许由于舍不得曾经三年朝夕相处的寒窗好友，也许是因为校园里那么些熟悉而割舍不得的一草一木，在报考高中的三个志愿栏里，我断然工工整整地写上“侨中”二字。那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被母校录取，并被挑选在重点班，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涯……　　
让我想不到的是，一上高中一年级，学校就选我当学生会主席。这在侨中是破了先例的。因为我刚上高中，对于高二、高三的学长来说，我还是新生。也许因为我是侨中的老学生、老班干，也许因为学习成绩好，也许因为我在学生中比较活跃，也许校领导还发现我与同学中对不管来自城里的，还是来自农村的；不管是工农子弟，还是干部子弟，甚至连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都谈得来的缘故吧。我想，既然校领导和同学们对我这么信任，既然将担子交给了我，就一定要把它挑好。初挑担子，自感底气不足，我就主动拜师求教。在学校党支部书记陈融办公室里，在校团委书记陈绍南家中，我成为常客。他们对我十分热情，与我拉家常，鼓励我好好学习，但更多的时候是谈学生会的工作。即使40多年过去了，有些话语却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永远不能忘怀。“要把学生会工作搞好，首先必须要学会将学生会一班人团结好、发挥好，要领着一班人，带着全校学生，朝着‘三好’的目标努力奋斗！”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始终激励着我，鼓舞着我。甚至后来走出校门，走上社会，在我长期的领导岗位上，仍然受益不尽。当时，还有一个人，是让我记忆犹新的，那就是我的上一届学生会主席张冠彩师兄。在我接任学生会主席时，因为我的活跃灵活，我的虚心请教，我的敬业精神，我的小有名气，以及在同学中间的影响力，也因为张冠彩同学是上一届的学生会主席，正念高三的他，在学习任务很重的情况下，常常抽空与我饭后散步、谈心，向我传经送宝。他告诉我：“学生会的工作并不神秘，也不是十分复杂，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各班级的班长、团支书团结好，牵住这个牛鼻子，其他的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在拜师求教的过程中，我悟出了两个道理：一要把“一班人”团结好；二要把一批骨干发挥好。学会两招以后，我便抱着“力争上游”的思想，挑着担子争先前行。在校内：为了让全校同学都在学习上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超有系数，我立即组织、策划并开辟了“学生会宣传栏”，长期以此为阵地，定期出版宣传学校中的“尖子”、“状元”的学习事迹和经验体会。与此同时，在学生中积极组织开展“比学赶帮，力争上游”活动，激励人人争上游！记得有一位叫符视仁的同学，他9岁时就能写一手好书法，并被朱德元帅亲自接见过，被称为“书法神童”。我常请他抄抄写写，帮助学生会办宣传栏。因为“神童”的参与，自然侨中学生会的宣传栏就更富有吸引力，看的人就更多，效果就更好了。我们的校长陈发文曾站在宣传栏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值得肯定，希望能够持之以恒！”耸立在那片榕树掩映下的“宣传栏”，成为吸引同学的一个焦点、一方天地、一个好去处。每逢课外或周末，同学们总是成群结伴到那里学习取经，有时甚至围得满满的。三月的天，像婴儿似的，说哭就哭。好几回，我从那里经过，恰好遇上过云雨，许多同学像是着了迷，被雨滴打湿了衣衫，也不忍离去。　　
我从小喜欢观看硝烟弥漫的影片，从小羡慕和景仰部队的火热生活，从小就有当兵的志向。解放军的高大形象，可以说深深地扎在我的心底。我想，如果能把部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带到学校来，对学校的面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学生的精神将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相信一定会令人耳目一新的。于是，我专门带领全校各班级团支书、班长，到侨中隔壁的海南军区通讯营参观学习，请大兵叔叔教我们队列操作和整理内务。回来以后，全校各班级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两条：一是全校各班同学每天起床后，都像解放军一样，将自己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的；二是每天往返宿舍区与教室区时，全校各班同学全部列队、唱歌。每天，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回荡在辽阔的校园上空。若是不知情的人们，还以为这里是军营所在呢。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同学昂扬向上的性格，增强了同学的集体观念，培养了同学严肃活泼的作风，使同学得到德智体全面的发展……　　
在全市各中学的各种比赛中，包括学习、文娱、体育、劳动等，侨中常常名列前茅。当年学生会组织的文工团，在名师王可夫的精心指导下，在海口戏院演出的《小东方红》，不仅在全市比赛获第一名，而且享誉全岛。对此，海口市委、海南区党委领导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教导主任黄纯精曾对我说：“在侨中呆了这么多年，我看你这一届学生会是最活跃，最富有特色，干得最好的。”　　
学生会主席的工作，使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能力，磨炼了意志，增强了才干，加深了与同学们的感情，密切了与校内外的关系，树立了在学生中的威望。所有这一切，让我这一生受益无穷。　　
母校的情怀是永远割舍不得的。8年的侨中生涯，让我终身难忘。侨中像母亲一样，让我在她的怀抱中享受温暖，吸取营养；像摇篮一样，让我在那里开始人生，萌生思想；像人生起跑线一样，让我在那里迈开人生第一步，坚实的第一步。可是，在我刚要迈开第二步时，一场暴风雨迎面而来……　　
1966年，是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一年。我们已经考完了毕业试，即将结束6年的中学生活，准备高考，这时的我正面临着一次影响终生的选择和考验。古老的中国，虽然已经结束了长达千百年的旧的科举制度，但其影响却是那样源远流长。“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依然像臭豆腐一般，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却很香。金榜题名，登科入室，是多少寒窗学子的夙愿。一旦上了大学，而后便可入仕，便可成为领取俸禄的人。要是运气好，遇上伯乐，还能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报效祖国与民族，那该多好，多么令人向往啊！　　
按当时的条件，我属保送生。哲学是人民大学的强项，我对哲学素来情有独钟。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这是我多年的理想。可是，中国“动乱”了，我的大学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第 二 章  动乱初起  静观其变　　
发动学生，参加“四大”，引上“舞台”，这是“动乱”序幕……　　
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挑起了一场政治色彩极浓的“文化”论争。据说，这是由江青策划并经毛主席亲自审阅的文章。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似乎预示着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　　
《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通知》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通知》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18日　，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于是，个人崇拜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逐渐盛行。　　
从1963年起，毛主席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了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腐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控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5月25日　，在北京大学的一个饭堂的墙上，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是以聂元梓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校长、党委书记。大字报揭发北大领导对开展文化革命按兵不动，思想抵触，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批判上去；压制群众，不准群众革命，致使北大校园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这里人才辈出，学者名流云集于此。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　　
　6月1日　，毛主席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八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连连刊登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北大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形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党支部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　　
由于琼州海峡的阻隔，也因为当时交通、电讯落后的原因，在中国的历次运动中，海南总是要迟到几步，慢来几拍。但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的革命热情也同样激发了海南侨中的广大师生。　　
6月初，学校领导召开全校大会，宣读了上级指示：停课两个星期，开展文化革命。　　
宁静的校园开始骚动起来了，教学区的学习园地专栏上出现了大字报。同学们在全国各大中学校革命形势的鼓动下，在北大师生革命热情的激励下，早已把学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大字报很快在学校形成高潮，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此之前，同学们还在课堂里紧张地学习知识，还在操场上刻苦地锻炼身体，学校还一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景象，谁会想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正统治着学校，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人还在，心不死，还隐藏在我们周围？　　
学校专门开辟了大字报专栏，但根本不够用。墙壁、走廊贴满了大字报，最后只能在食堂里牵上绳子，形成许多空间。同学们每天的功课就是看大字报，议论大字报，写大字报，张贴大字报，革命的行动压倒了一切。但大字报的矛头多是针对个　别　老师、员工，内容则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不痛不痒的小过失、小毛病之类的事情。那时的大字报只是凑篇幅，数量很多，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　　
　6月7日　，几天来虽然骚动但还算平静的校园突然爆发了。初二（1）学生邓同贤，发现他曾借给周见庭老师的一本《毛主席语录》扉页的毛主席像的“眼睛”有两个小孔，像是被人用针扎过。他马上跟班上的同学说：“这肯定是周见庭干的”。一下子，就像点燃了炸药包，全班同学义愤填膺，怒火冲天，根本不去辨别这事情的真伪和缘由，立马成群结队地冲到周见庭老师的宿舍，把周当成反对毛主席的“牛鬼蛇神”抓了出来，戴上高帽，写上“打倒牛鬼蛇神周见庭”的字样，拉着周老师在校园里游斗。这比在大字报上被批判严重得多，大字报使你声名狼藉，而戴高帽游校则使你当众出丑，当面蒙羞。当时的情形，同学们的情绪急剧地膨胀着、躁动着，一颗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爆炸。他们这一闹，就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线，很快，许多低年级的同学骤然像中了邪，肾上腺素剧增，一种青春的激情和被压抑情绪的混合物犹如一枚炸弹在这些青少年的体内爆炸，忽然产生一股迅猛的冲击波，以剧烈的力量向四周扩散，使他们纷纷加入了批斗周老师的行列。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感到非常突然。　周　老师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广东客家人，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是学校里思想较进　步的　老师，平时他既教书又教人。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感觉他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怎么一夜之间他变成“反革命”了？再说那《毛主席语录》本上毛主席像的事，也没有经过什么技术鉴定，能确认是他干的吗？　　
我出身贫农，又是烈属、革命堡垒户，父亲是共产党员，我对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我很喜欢看关于毛主席的书籍，由衷地敬佩毛主席的革命经历、坚定意志、辨证思维、政治胆略、军事才华、渊博学识、写作艺术。因此，听说有人用针扎毛主席画像的事情后，我气愤难忍，就好像扎我的心一样。但像这样不经查证、不讲证据地，野蛮地批斗老师，我是很反感的，我内心非常矛盾。　　
这事态还要怎么发展？这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校领导宣布的停课两周时间的文化革命能停得下来吗？要是停不下来，我们还能高考吗？我是做梦都想着上大学啊。　　
　6月12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应倡议书。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听说废除了高考制度，侨中校园里，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似乎10多年的课堂学习、书本知识、校园生活离革命的理想太过遥远，而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才更有利于青年的成长。同学们认为：人生的光辉时刻不应在寂静的课堂，不应在枯燥的书本，不应在和谐的校园，而应在文化革命的洪流之中。青年人只有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精神才会成熟，思想才会升华，才能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高涨的革命热情，引发了更加过火的行动。 “打倒黑帮！”“批判修正主义反动教育路线！”“打倒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例如语　文　老师王东尧、教导主任黄纯精、英语老师王心启、副校长丘模范等，被当成了反动教育权威，成了“牛鬼蛇神”。平时爱打扮，穿戴时髦，身材苗条的女老师赖雅文；梳着两条长长辫子，模样俊俏的女同学刘青松，被捧为校花的侨生吴花等一时也成为革命的对象，被打入另类。学校领导不知道什么时候自觉地靠边站了，原来的领导体制瘫痪了，正常的生活、学习秩序被扰乱了，师道尊严的师生关系被颠倒了，学校处于一种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　　
多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已在同学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革命青年”的形象。那就是在我们的宣传中屡屡出现的，几乎一成不变的形象：一群学生，男同学有的戴眼镜，有的披围巾，女同学短发，长裙；他们手持话筒，或挥撒传单，或在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道理，或冒着警察的高压水龙奋勇前进。同学们很羡慕他们，可就是苦于没有机会像他们那样去战斗。　　
现在，机会来了，可以革命了。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聚拢着一群一群的人，被围在当中的激情万分地在演讲，围观的人群热情高涨，高声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游行的队伍，边喊口号，边游行，演出一幕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精彩画面。　　
出身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同学，经常后悔自己出生太晚，没赶上父辈那样的年代，没能在万里长征中浴血奋战，没能在抗日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没能在三大战役中建功立业，没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现在，终于等来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之后，中国高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已不再闪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着，巨大的兴奋与喜悦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同学们比赛着揪斗学校领导　和　老师，谁也不甘落后，好像揪斗对象官位越大就越显得有造反精神，斗争得越狠就显得越革命。同学们已不满足于揪斗一般的老师，他们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学校领导。　　
一天，初二（2）班的张过同学带领一帮人把校长陈发文拉到学校大操场的司令台上批斗，引起了全校的轰动，而且还波及到海口地区各学校。很快，海口一中、二中、三中、四中等学校的学生都以最快的速度自发赶到侨中围观并声援侨中同学的革命行动。有不少的干部、工人、农民，还有市民也纷纷赶到侨中来围观，把司令台围了一层又一层。这就更加激发了参加批斗的同学们的高昂斗志，更增添了批斗会的热烈气氛。　　
在台上的张过等同学，对着校长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勒令陈校长交代在学校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行。张过手里拿着一块大大的红砖，半蹲在台上，批判一声，就用手里的红砖往地下用力地拍打一下；用红砖往地下拍打一下，又跟着批判一声，情绪相当激动，但是始终还没有动手打人。可是喊来喊去，听不出来什么具体的内容，更弄不清楚校长到底执行了怎样的反动路线？又是怎样执行的？反正是批斗会开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而听的人却一头雾水。　　
校长早已被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批斗场面和喊叫声吓懵了，低着头站在那里，嘴巴微微在抖动，像是要说什么，却又语无伦次，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往常，这大操场的司令台，是陈校长经常站立的地方。那时，校长站在台上，同学们排列着整齐的队列站在台下；校长在台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学生们聚精会神在听讲，一派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尊师重教、和谐团结的景象。可现在，这一切都反了过来。校长虽然也站在台上，但却是低着头，弯着腰，往日的威严丧失殆尽。学生们也不再毕恭毕敬地站在台下，而是跳到了台上，威风凛凛地对校长大喊大叫，俨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人格尊严遭到严重践踏，师道尊严被完全颠倒，同学们无知、冲动，甚至近乎疯狂。我只觉得头脑发胀，思维变得迟钝起来，难道这就是文化革命？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支持这种行动？还是去阻止这种行动？师道尊严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教育理念，没有了师道尊严，这还叫学校吗？一校之长是一所学校师道尊严的代表，是一所学校正常秩序的象征。　　
这时，我看到张过同学走到台边，从一位同学的手中接过一把理发用的锥子。我猜到他们是想给校长剃阴阳头，这在文革初期是很时兴的做法。如果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校长剃个阴阳怪头，那侨中的脸面不是很难看吗？我来不及多想，紧跑了几步到司令台边，把正准备动手剃校长头的张过同学叫到跟前，劝他不要这样做。张过是高干子弟，性情紧，脾气暴，平时没几个人能说得了他的话，但他对我却十分敬重。我的规劝起了作用，在那天的批斗会上，校长没有被剃头。　　
侨中是海口地区最早贴出大字报、最早拉开海南文化革命序幕的中学。自拉　周　老师戴高帽游街的事件后，已轰动了全海口地区，各学校天天都有不少学生到侨中来看热闹、取经，学习如何开展文化革命。这次揪斗校长，更是吸引了海口各学校的广大学生以及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市民前来围观助威。侨中一时成了海口地区文化革命的中心。　　
没过几天，侨中又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高一（3）班学生林锐美贴出了一张《打倒樊京刚（海口市委书记）》的大字报。当时樊京刚还在台上，这是一张十分可怕的，性质相当严重的大字报。林锐美举着一幅上面写着“打倒樊京刚”的横额，横额上“樊京刚”三个字被打上了红色的叉叉，还组织起二三十人的队伍，在校园里游行示威，一边游行一边高喊着“打倒樊京刚！”的口号。林锐美为什么要打倒市委书记？难道他已经掌握了樊京刚什么重大的反革命罪行了吗？可从他们写的大字报上除了“打倒”的口号之外，看不到一点点实质性的东西，不知道樊京刚究竟犯了什么罪。但不管怎么说，这声势是造出来了。　　
侨中这下子就像炸开了锅，大多数同学都懵了，茫茫然找不着北，心慌慌不知所措，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侨中竟然还有如此胆大包天的狂人，连在台上的市委书记都要打倒。其实，林锐美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以前就经常爱搞些有轰动效应的恶作剧，以引起同学们的注意，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刺头人物。这次，他可真的出了大名了。不正常的是，他的举动也获得不少同学的支持，称赞他具有革命造反精神，有超人的勇气。　　
面对动乱不堪的局面，许多班级的团干部和学生干部都不约而同地来找我，希望我能出面管一管眼前发生的事情，掌控一下这种动乱的局面。我知道同学们信任我，我也知道我肩上的责任。在学校领导体制已瘫痪的情况下，我应当义不容辞地站出来，团结全校各班的团支书、班干部，一起来管一管学校的事，改变学校当时那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于是我们在一起开会研究，但是说来说去谁也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议来议去谁也议不出个什么好办法来。大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进一步地发展。　　
傍晚，我一个人在学校操场一边散步，一边独自思考。很多班级的同学都在操场上围坐在一起，对学校当时的形势发表各自的看法。突然，学校广播站里乱哄哄地吵了起来，高音喇叭不时地交替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是“打倒杨来清”！一是“保卫杨来清”！针锋相对，情绪激昂，而且愈演愈烈。　　
“打倒杨来清”的喊声我听起来有点耳熟，好像是吕佩春同学。在广播站里喊几声打倒的口号，我并不怕，只是觉得实在是不可理喻。我一不是领导、当权派，二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我只不过同大家一样，是一名学生而已，大不了也就是学生会主席，这算当权派吗？凭什么要打倒我？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的这一幕，就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眼前一片迷茫，内心疑团重重……　　
没过多久，“保卫杨来清”的声音逐渐占了上风。初三（5）班团支书王冠兴以全班“红五类”的名义表态：“坚决保卫杨来清”。紧接着，高二（1）班“红五类”也喊出了“保卫杨来清”的口号。接下来，很多班级的“红五类”都纷纷表示：支持杨来清、保卫杨来清，并且很快涌到我所在的高三（1）班教室，一边声援杨来清，一边追查“打倒杨来清”的人。　　
这时，我仍然一个人在操场踱步思考。吕佩春同学跑到操场找到我说：“到底是谁要打倒你？为什么要打倒你？真是不可思议。”马上，又有同学赶过来指着吕佩春同学告诉我：“串通一些同学要打倒你的正是他，他是主谋！”其实，从广播的声音里，我已经听出来了。盖子被当面揭穿了，吕佩春同学突然间脸色发白，惊慌失措，赶忙痛哭流涕地连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是一时糊涂，并不是有心要反对你！”原来因为他出身不好，再加上本人表现也不怎么样，班上团员对他印象不好，他多次申请入团都未获批准，心怀不满。因此才有以上这出精彩的表演。当时，被激怒的同学要动手打他，我制止了。我想：同学之间有矛盾是正常的，特别是吕佩春同学在入团的问题上有怨气不奇怪，情有可原。但哪有同学打同学的道理？同学打同学，就失去做同学的意义了。况且他也认错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对于侨中出现的动乱局面，市领导非常紧张。市委书记樊京刚陪同当时正在海口的广东省委书记张天亲临侨中视察运动，陪同而来的还有市公安局领导及政保干部。侨中一下子成为市委工作的重点。一边是大动乱，一边是大调查，动乱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调查的工作越来越急，紧张的气氛笼罩着侨中。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没过多久，市委书记樊京刚也因“镇压”侨中文革运动的罪名被罢官了。樊京刚两年前还是个“京官”，曾任北京某个区的区委书记，不知是什么原因被罢了官，贬到海口当书记。市委的造反派把樊当成了“海瑞”式的人物，这次正好借着镇压“侨中文革运动”的导火线把他轰下了台。海南区党委紧急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于明同志到海口代理市委书记。　　
面对全国文化革命的非常形势，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试图减缓在全国各地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　　
于明书记来海口就任后立即着手抓全市的文革运动，整顿混乱的局面。当时，学校领导体制已经瘫痪。我与各班的团支部和班干部一起，共同维护着侨中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　　
这时，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统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了海口。由于多年来，社会上、学校里一直在宣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理念，认为：阶级斗争永远没有结束，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子弟的父母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随时有变色的可能。一旦红色政权变色，千万人头将会落地，无数工人和贫下中农又将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动，配合党内的野心家准备卷土重来。这种理念在学校里的集中表现就是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必须划定阶级界线。在这场斗争中依靠的对象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在学校里，“红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对象。　　
海口的大中学校迅速刮起了“血统论”之风。在学校里虽然没有对学生划分阶级成分，然而有形的人群划分和无形的政治压力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出身好的同学趾高气扬，认为红色的江山是自己的父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中有些人在痛哭流涕地讲述父辈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壮举，一副响当当的革命者的姿态。相比之下，一些出身不好也不差的同学，一时觉得灰溜溜，不知如何是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却心事重重，担惊受怕。但他们不服气，认为大家同样都是在红旗下成长，同样受党的教育，同样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为什么把我们视为革命对象。他们感到委屈、压抑、不理解、不服气。于是，在学校里出现了同学之间的严重对立，但对立的各方是不平等的，“红五类”占绝对压倒优势。　　
校学生会，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干部多由出身“红五类”的同学担任，这些同学又很听学生会的，所以，在学生会的主持下，学校秩序平静了下来。　　
根据当时中央关于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决定，海口市委向海口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很快，市委派出以刘丰（海口一中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的“海南侨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侨中。　　
工作组进驻学校后，代替了原学校党支部行使学校领导权力，但是原学校行政、教学、后勤等的管理体系已遭到严重破坏，运行不起来，工作组只能依靠校团委和学生会，并通过校团委对各班团支部，校学生会对各班班委会来实施对整个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我与校团委和学生会的一班人也积极配合工作组开展工作。　　
　1966年8月1日　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8日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它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称赞“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　　
9月初，海口市委在海口灯光球场召开了“全市文革动员大会”。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我与各班的班干部一起组织全校师生去参加大会。那天晚上，当侨中的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雄壮的步伐走进会场的时候，会场沸腾了，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于明代书记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做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号召全市人民向海南侨中革命师生学习，积极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　　
动员大会后，工作组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十六条》。　　
《十六条》的第九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的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师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代表参加。”　　
根据《十六条》的规定，在工作组领导的主持下，筹备成立了“广东海南华侨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同学们一致推举我担任侨中“校文革”主任。“校文革”副主任有陆宇众（高二学生、原校学生会副主席）、翁秀琼（初一3班团支书）、占道兴（体育老师）、吴春元（语　文　老师）。各班同时成立文革小组，组长由班团支书或班长担任。确立了领导体制后，侨中的局面稳定了下来。在校文革的领导下，侨中的文革运动逐渐步入“正轨“，学校恢复了正常秩序。各班级有组织地学习《十六条》，学习文件，学习两报一刊发表的文章。书写、张贴大字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没过多久，在海口市委文革小组的主持下成立了“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该会推举我担任主任，陆宇众为第一副主任，海口地区其他10所大中学校的文革主任为副主任，他们是：海口劳大陈秀姑、海口一中窦闯、二中王和强、三中赵连兴、四中谢亚和等。因为我是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革主任，办公地点就设在侨中。侨中就名副其实地成为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革的中心。　　

第 三 章  走上社会  破旧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会，大破“四旧”，大造舆论，这是“动乱”第一幕……　　
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到海南，从清华附中到海南侨中。红卫兵成立以后刮的第一阵风是大破“四旧”。破“四旧”犹如一场暴风骤雨，冲击着“封资修”，扫除着“黄赌毒”，也扫落一些树叶，刮掉一些树枝。　　
北京的清华附中，一所令许多中学生羡慕和向往的学校。清华附中的绝大部分学生是高官子女或将门之后，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是天之骄子。他们因为家庭的熏陶和影响，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斗争激情，天真、幼稚和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深沉、严峻极不和谐地同时堆砌在他们身上。　　
　1966年5月29日　晚，十几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址上聚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红卫兵”，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红卫兵”三个字，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夺取了沙皇的政权，革命导师列宁称赞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红色的卫兵。红卫兵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就这样诞生了。　　
　6月2日　，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某学校红卫兵的身份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　　
　7月27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明确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利用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所写的这两份大字报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后来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文章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　　
19　66年8月18日　，毛主席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将红卫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变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对各地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欢迎，肯定了全国“大串联”的行动，号召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动。　　
第二天，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除“四旧”，掀起了浩浩荡荡的破“四旧”高潮。破“四旧”过程中，打人抄家之风迅速风行起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给红卫兵运动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红卫兵运动愈演愈烈。　　
　8月22日　，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受鼓动的红卫兵胆子更大了，到处乱揪乱斗。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23日　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北至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乌鲁木齐，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多数的中等城市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8月下旬的一天，午饭时间，校文革副主任陆宇众拿着一些有关北京成立红卫兵的传单赶到校饭堂给我看，说：北京各学校的中学生都成立红卫兵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建议我们也成立红卫兵。于是，我与陆宇众便着手筹备成立红卫兵。我们召集侨中各班级的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决定由校文革成员和全校26个班级文革小组成员中的“红五类”组成侨中第一批红卫兵。这也是全海口、全海南第一批红卫兵。我们找来红纸做成袖章，用黄色的颜料在上面写上“红卫兵”三个大字，戴在左肩上，这就成了红卫兵了。　　
8月31日一大早，侨中第一批（也是海南第一批）115位红卫兵在学校操场隆重集会，庄严宣告侨中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海口地区各学校、各单位的学生、干部、工人如潮水般涌到侨中操场参加红卫兵成立大会。海口地区各媒体单位来了，连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来了。很快，海口地区各大中学校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纷纷穿上父母的旧军装，在左臂上佩戴起红袖章。军装配红袖章，那是一种多大的荣耀和自豪啊！当时海口的红卫兵组织是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开展活动的。　　
海口的红卫兵学着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红卫兵的样子，走上海口的街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行动。　　
我虽然从农村老家来到海口已6年了，但是，因为侨中不在市中心，平时又更多地专心于学习，很少到市内去逛街，对海口还陌生。这次红卫兵走上了海口的街头，我才开始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看看海口，认识一下这座我曾经居住和生活了6年的城市。　　
海口在海南岛的北端，位于南渡江的冲积平原上。南渡江是海南第一大河，它哺育了沿江300多公里的琼岛人。在它奔腾入海的地方，用河沙堆积起一块河海交接的大地，宋开宝五年（972）年起名“海口浦”。此后，在这里设所、置镇、建市；不断地东拓西进，北伸南扩，逐渐地成长起来，拓展开去。不管行政设置如何变化，“海口”这两个字眼便深深地刻在了这片土地上。南渡江在海口分三条支流入海，加上海水的潮涨潮落，海口自然就形成了河海三角洲平原。　　
海口曾经江河纵横交错、港口星罗棋布、帆樯林立于高楼广厦之旁，舟楫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真像是意大利威尼斯水城的孪生兄弟。就是到了近代，老城区博爱南路、解放西路、新华北路、海秀东路等都有静静流淌的河水。直至上世纪70年代，旧海关附近还有一条河流，从新华北路流过，义兴街、彰兴街、富兴街、永兴街四个街口都接这条河。沿街的河道上船来船往，人在船上，船在水中，江河流经的街道便成了市场，沿街大大小小几十个渡口把买卖的商家串联起来，人们可直接把船靠在房前屋后装卸货物。南渡江入海支流的海甸河上更是风帆四起，百舸争流。海甸河南岸的长堤路码头一个挨着一个，船进船出，人来人往。沿河两岸的街市被搅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一派繁荣昌盛，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好一幅天地融合、人水和谐的美景！南渡江以它充沛的水量、清醇的水源哺育了这座城市，给城市带来了生命，带来了灵秀。可惜现在这幅美景已风光不再了。　　
像很多城市一样，海口曾经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围城，叫海口所城。它有城墙，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在所城中心的十字路口有牌楼，叫四牌楼，十分壮观。回想当年，一座高大的牌楼矗立在路口，令人翘首仰望，令人赞叹不已。海口所城的功能主要是抵御频频前来掠夺的海盗，保民众的一方安宁。可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这种安宁已不复存在。法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海口的大门，帝国主义资本的不断侵入，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海口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贸城市，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商行、店铺：有经营土特产进出口的，有经营侨批、汇兑、银行的，有经营船务、报关的，有经营洋务代理的；有机械汽车行、有百货批发行、有书籍文具行、有丝绸布匹行、有中西药行、有烟酒行、有金银首饰行、有茶楼酒店行、有“九八”代理行等等。当时博爱路卖布匹、丝绸、中西药的店多，茶楼多；新民东、西路卖土特产的店多，鸡饭店多；中山路旅店和咖啡店多，侨批代理机构多；得胜沙“九八”行多。当时有不少声名远播的名牌商号，如欲大公司、精华公司、琼定公司、怡和公司，广德堂药房、同春药房，厚生号米店、永生号米店，琼南酒家、中华西菜馆，泰昌隆旅店、大亚旅店等。　　
海口沿街的商铺大多是二至四层的骑楼式建筑。海口的骑楼建筑及装饰风格丰富多彩，有中国古代传统式样，有欧亚混血的文艺复兴式样、巴洛克式样，有南洋式样。狭长的窗户，拱形的窗沿，五彩的玻璃，依稀有些西方教堂的眉目；而白色的墙身和楼顶的圆弧线显现出阿拉伯风格。至于外墙体上浮雕的花纹，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雕花艺术。骑楼柱柱相连，为行人遮阳挡雨，美观又实用。帝国主义的入侵，还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海口有了教堂，有美国人办的基督教堂，有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堂。海口有了教会医院，有美国人办的福音医院，有法国人办的中法医院。海口也有了教会学校。但是最让海口人引以为豪并津津乐道的是得胜沙路的五层楼。　　
五层楼建于1935年，是文昌籍　华侨吴　先生花了50万银圆建造的，所用的木料、石料及各种装饰材料都从南洋运来。五层楼是一座仿罗马式的建筑，是当时海口的标志性建筑。五层楼主要经营酒店业和各种商务，二楼有胜利大戏院，四楼开了一家海口最大的歌舞厅。华灯初上的夜晚，许多西装革履的南洋客商和满身珠光宝气的窈窕淑女都会汇集到这里，尽情地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　　
文化大革命，注定要给海口这座古老的城市带来一次巨大的冲击和洗礼。　　
海口的红卫兵也学着北京、广州的红卫兵，开始破“四旧”。但怎么破，我们不懂，于是，就跟着北京的红卫兵学。　　
海口红卫兵破“四旧”的第一波浪潮是改名，改路名、店名、厂名、影剧院名称。　　
海口很多商店的橱窗和特色广告被大字报和标语所取代。很多有封、资、修色彩的街道、商家、店铺的名称，都被砸烂，改成革命的名字。如得胜沙路历来就有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开办的商家、店铺，有法国长老会办的中法医院，有法国人建的海关大楼，因此，红卫兵将得胜沙路改名为反帝路。博爱路原本是取　孙中山　先生所提倡的“博爱”两字为名，但红卫兵觉得博爱就是修正主义，因此，将博爱路改名东方红路。很多商家、店铺也纷纷抛弃原来的旧名称，改成“反修”、“红卫”、“工农兵”、“人民”等革命的字样。红卫兵更是争先恐后地改名，把原来爹妈取的那些含有富、贵、财、宝，娇、柳、香、花之类的名字改成：卫东、卫彪、红军、长征、解放、建国等革命的名字。　　
海口红卫兵破“四旧”的第二波浪潮是抄家，抄“黑五类”的家。　　
我们在市公安局的指导下，按照公安局、派出所、居委会提供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黑五类）的名单、住址，摸清“黑五类“的情况，然后由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革委员会向海口地区10所大中学校进行具体分工，各学校红卫兵分片负责，以“黑五类”家庭为清查对象。红卫兵冲进“黑五类”的家里，把“四旧”的家具、装饰、摆设等统统砸烂，把他们私藏的首饰、光洋、财宝、字画、文物，土地、房产的地契、房契等统统没收。　　
破“四旧”还破出黑枪黑弹。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属文革初期海南唯一一个红卫兵司令部，全岛各县不少学生都步行到海口参加红卫兵，记得后来当龙华区金贸办主任的邓概民当年就是从临高步行到海口参加我们那个司令部的。还记得当年接到琼海县塔洋公社一个村全体村民给我们寄来一封检举信后，我和吴雷震同学当即骑摩托车到该村，挖出一个地主分子埋藏在地下的一支黑枪和930粒黑弹，后来在工人文化宫展览。　　
海口有很多年代悠久、建筑精巧、气势恢弘、香火旺盛的庙宇。　　
西天庙，位于义兴街。坐北朝南，占地1千多平米，明代隆庆年间为纪念海南著名才子王佐而建。殿堂雕梁画栋，工艺精美。　　
位于中山路南侧的天后庙，建于明洪武年间，供奉天后圣母，也叫海神娘娘。传说她常显灵海上，庇护海运，救助海难，被信奉崇拜为海上保护女神。海口多面环海，人们多信海神娘娘，香火很旺。　　
在海口南端，有以五公祠为主体的一大组建筑群落。占地100多亩，年代久远。为祭祀唐李德裕，宋李纲、赵鼎、胡铨、李光五位历史名臣而建。　　
海口每一条街道都有一所“公庙”，一到“公期”，居民都要到庙里去举行祭祀活动。每一座庙里，都摆放着封建迷信的“公祖”、“婆祖”等木塑像。　　
海口红卫兵破“四旧”的第三波浪潮是拆“公庙”，向“公庙”开刀。红卫兵冲进公庙里，把那些平时能让人们在它们面前顶礼膜拜的“木头公仔”砸了个稀巴烂，把庙里各式各样的祭器、祭物、供桌、供台，所挂的红红绿绿的旗呀、幡呀等等，一把火就给点了。“封建迷信”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现象、旧做法统统被一扫而光。　　
我想，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当年不是也曾经这样干过吗？他不是也把他老家神庙里的木塑像砸烂了吗？他当时还是顶着“不肖子孙”的罪名，冒着封建族权“家法”惩罚的危险而义无反顾地去做了。　　
破“四旧”把当时社会上还残存的一些“黄、赌、毒”现象也扫得一干二净。“黄、赌、毒”是社会的毒瘤，在旧社会，这些毒瘤一直在腐蚀着民族的文明，危害着社会的安定，毒害着人们的灵魂，摧残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解放后毛主席一声令下，就把“黄、赌、毒”来了个连锅端，“文化大革命”更是将“黄、赌、毒”斩草除根，这说是件大好事，也不为过。　　
红卫兵不但在社会上破“四旧”，也在各自的校园里面开展破“四旧”的行动。侨中因为有侨生，受海外的影响比较多，一些归侨女同学平时经常穿花裙子，留长辫子，爱梳妆打扮，比较风流。男教师、男同学中也有不少人喜欢穿西装打领带，穿皮鞋梳分头。在破“四旧”活动中也都成了冲击的对象。初三（4）班归侨女生吴花，长得漂亮，穿着时髦，被捧为“校花”。她手戴金表，骑一辆英国产“来利”牌红色女式自行车，经常在校道上飞驰而过，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她班里的同学把她当成了资产阶级的小姐，打入“另册”，还要组织批判。吴花同学害怕极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之下，她跑到校文革办公室找到我，流着眼泪，十分委屈地说：她家不属“黑五类”，她家有几位共产党员在国外干革命。听完她的述说，经一番询问后，我立即通知该班团支书、文革小组长蔡家锐，说明吴花同学不是“黑五类”，不能批判。上山下乡以后，听说周总理指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派人派车到定安县中瑞农场接吴花出来，并特批她去了香港（现已定居美国）。改革开放以后，吴花回海口，托人到处找我，要答谢我。记得她在海口华侨大厦请我和她班上一些同学吃饭的时候，她含着眼泪对我再三表示谢意。她说：“来清啊，你很讲人情。我知道当时有人要抓校长来剃光头，你制止了；有人要强迫　张教兰　老师跪石头，要打老师，也被你制止了，侨中的师生应该感谢你。”　　
破“四旧”最高潮的时候，是一年一度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前夕：一边红卫兵在轰轰烈烈地大破“四旧”，一边市民们在盼着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小孩子们更是想念着那个月亮般的中秋月饼。海口食品厂派专人带着制作中秋月饼的模具到侨中文革办公室来“请示”我，问这些模具算不算“四旧”，今年中秋节还能不能生产月饼。这个“请示”一时使我哭笑不得，我十分肯定地说：“这不算‘四旧’，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生产月饼，中秋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没有月饼怎么行？”食品厂的工人深有感触地说：“这些红卫兵还是懂民情知民俗的。”　　
破“四旧”的行动，缴获了许许多多的战利品，有文物古董、金银首饰、名人字画，有金条、元宝、银圆、光洋，有美钞、港币、手表、戒指等等，五花八门，不计其数。当时的红卫兵是很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他们都知道：一切缴获要归公。于是，各路红卫兵把缴获的物品交由文革办公室统一保管。记得当时我和吴雷震、陈英等校文革成员住在文革办公室，负责守护那些破“四旧”的战利品。有一天，我爸爸到文革办公室来看我，看到房间里放着很多金银财宝，而我就与这些金银财宝住在一起。他立即紧张起来，说：“孩子啊，你怎么能住在这个地方，与这么多金银珠宝住在一起，到时你能讲得清楚吗？”我说：“孩子是怎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从小时候开始，你和妈妈就教我，做人不要有贪心，千万不能贪别人的财物，千万不能占别人的便宜，这些话我一直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说：“我清楚，但就怕别人不清楚啊！”我说：“请你放心，我决不会干亏心事，决不会沾这里的一丝一毫。”后来，我叫高一（3）班谢春辉（文革成员）等几个同学将那些战利品登记造册，用三轮车送到市公安局后转送市财政局。　　
有很多次，当我向朋友们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开玩笑地说：“你真笨，当年要是拿出那么一点点来，也享用不尽啊。现在那些被曝光出来的贪官，哪个不是多少千多少万的？他们可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干的啊。现在人们眼光不同了，你有机会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会对你肃然起敬，反而会笑你‘不中用’。”对于这样的“指摘”，我感慨万千，也只好以玩笑的口气回答：“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也会守身如玉，坐怀不乱，金银财宝总不能比人格和尊严还贵重吧！”　　
海口地区的破“四旧”活动有过不少过激过火的做法，但并非所有的红卫兵都是青面獠牙。在革命热情的煽惑下，红卫兵不问青红皂白，把一些应属于文化遗产、文物古迹、艺术品、工艺品也当成封、资、修的东西破坏了。个别红卫兵在抄家时可能还动手打过人。但也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全城都笼罩在刀光血影、红色恐怖之中，红卫兵就像是青面獠牙的洪水猛兽一样。　　
人们从一些文艺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是：一群身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土匪”式的红卫兵挥舞着拳头，雨点般地砸向受难者。这样看待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尚可谅解；如果参加了文革，就是不讲作家的良心。　　
红卫兵是一场悲剧，但如果我们采取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那只能是这场悲剧的悲剧性延续。　　
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说得好：我们的青春付过血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它才无比绚丽多彩，充满生命的启示。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激烈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情的融融温暖，却难以体会那种广阔深远的意境以及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和豪迈。　　
　9月21日　，海口市1000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东方红剧场（原海口大同戏院）举行大会，热烈庆祝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成立。那天，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东方红剧场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海口各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英姿飒爽，肩佩袖章，斗志昂扬，军容严整进入会场。主席台上高高悬挂着《海口市红卫兵成立大会》的会标。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副书记、中共海口市委代书记于明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海口市副市长孙英杰同志出席了大会。海口各机关单位的代表、各厂矿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以及各界代表满怀革命豪情出席了大会，对海口红卫兵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　　
大会通过了《告海口市红卫兵书》。红卫兵在会上庄严宣誓：一定要在最高司令毛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十六条》，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会收到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委员会等单位送来的充满革命豪情和殷切希望的贺信。　　
我已于9月18日率领侨中115名红卫兵北上北京，准备参加66年的国庆大典，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尽管我缺席了这次大会，但我是“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司令，其他各位副主任也自然而然地当了副司令。后来，海口民众将“海口红卫兵”简称为“海口兵”，我便是“海口兵”的司令。　　
因为我当选为海口市红卫兵的司令，因此，市委决定将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设在侨中。加上原来已设在侨中的海口大中学校文革委员会，侨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海口各学校文革总指挥部。　　

第 四 章  上京观礼  夙愿以尝　　
8次接见，火上加油，鼓动造反，这是“动乱”第二幕……　　
“动乱”中，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侨中的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8月31日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侨中很多红卫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检阅。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办公室请示，被批准后就着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听说有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也组织了红卫兵，而且还要上北京去，很多“红五类”就闹起来了。他们说：北京是毛主席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怎么能让“黑五类”上北京去呢？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坚决阻止“黑五类”去北京。当时，校文革授意王清文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十二万分火急鸡毛信——决不允许黑五类狗崽子去北京》，鸡毛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措辞强硬、口气蛮横、情绪激昂，喊打喊杀。整个一篇战斗檄文，在全校、全市到处散发。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9　66年9月18日　，我带领侨中115名红卫兵代表，从海口秀英码头乘船出发，开始了北京之行。船到湛江后，我们换乘火车直奔北京而去。这是侨中第一批，也是海口地区第一批，海南岛第一批上京的红卫兵。一路上，我们的车厢里一直高唱着革命的歌曲，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同学们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不知道疲倦，不懂得停顿，不接受任何控制。　　
火车是傍晚到北京的，一踏上北京，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要知道这是毛主席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中心啊！到达北京后，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接待我们的干部对我们非常热情，口口声声称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对我们照顾得周到细致，说一定要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以使我们取好革命之经，然后回到各地干革命。这里吃饭分文不收，全免费。　　
我从小就没出过远门，从没有跨越过琼州海峡，到北京就更是第一次，而且还是以红卫兵代表的身份来的，激动的心情真的无法形容。虽然在火车上折腾了三天两晚，但一点倦意也没有。我和陆宇众等几个同学便跑到长安街去看天安门城楼。9月中旬，北京的晚上已是凉风阵阵，寒气袭人。我们只穿着短裤，光着脚丫，在寒风中不停地跺脚，但心里却热乎乎、暖洋洋的。我们这身行头和这副打扮引起了巡逻警察的特别关注，经询问后知道我们是从祖国最南端的海南岛来的，觉得我们“土”得可爱，对我们颇有好感。　　
从第二天起，我们便在驻地投入紧张的学习和操练。我们反复深入地学习《十六条》，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严格的队列操练。　　
侨中红卫兵代表到达北京后，海口地区其他9所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在海口市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的带领下也陆续来到北京，他们被安排住在北京地质勘察队。记得有一天，带队的海口文革办公室的同志匆匆忙忙地赶到我们驻地找我，说北京地质勘察队的同志对我们海口来的红卫兵意见很大，说我们的人不讲卫生，吃不完的馒头随地乱扔，说他们不听，影响很坏，要求我去管一管。我听说这种情况后非常恼火，也非常痛心。我老家在农村，我懂得每一粒粮食都是像我母亲一样的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糟蹋粮食，就是糟蹋他们的劳动成果，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再说，我是海口大中学校文革委员会主任，我不能不管，这是我分内的事，我有责任去管。于是，我便立即跟来报告情况的同志一起赶到地质勘察队，紧急召开海口红卫兵代表大会，以此为典型整顿纪律。我把被咬了半截子扔在地上的馒头拣起来放在讲台上，指着馒头，带领大家狠批浪费粮食的错误行为。我说：还记得前几年，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粮食是多么珍贵啊！我们在座的都曾经饿过肚子。怎么，现在日子好过了，就忘乎所以了？好端端的馒头，咬了两口就扔了？你们这是忘本啊！列宁不是说过吗？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我的一番发自肺腑的讲话，把大伙说得都默默地低下了头。不少同学当众承认了错误，并表示要从这件事吸取教训，当好毛主席的红卫兵。接下来，我趁热打铁，带领大家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时，从下面传来了一张纸条，内容是检举海口一中豆爽将破“四旧”没收来的一块手表占为己有，并且带到北京来了。我一听就火冒三丈，我平生最恨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沾公家便宜的行为。豆爽我认识，他是海南区党委某高干的儿子。但我不管这么多，我当即勒令豆爽站起来，把事情讲清楚。豆爽说，手表是“破四旧”没收来的，但我只是为了方便，临时借出来戴一戴。我严厉地斥责他：“借也不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允许！”鉴于他的错误行为和对错误的认识态度，我当场郑重宣布：撤销豆爽上天安门观礼台的资格。回海口后，豆爽便宣布退出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他的退出，正好说明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我们容不下不守纪律的人。　　
1966年国庆节那天，北京晴空万里，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员的安排，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登上观礼台西一台，我按观礼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这时我发现，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亲。她就是张思德的母亲。张思德是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所说的那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范。我身旁还有一位穿着海军军装，胸前佩戴着一排排勋章的人物，原来他就是“八·六”海战中的传奇式的英雄麦贤得。麦贤得是解放后涌现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在庆典开始之前，我不停地与英雄、英雄的母亲亲切交谈，向他们问候，向他们表示敬意。　　
北京时间10点，庆典开始。毛主席带领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我浑身上下热血沸腾，一个劲地喊着口号，一个劲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每人高举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尽情地欢呼，尽情地歌唱。天安门广场顿时成了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波涛随着歌声的节拍此起彼伏，汹涌澎湃，一望无际。　　
庆典大会结束后，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离开了天安门城楼。可是，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不愿意离去，他们有节奏地齐声呼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没过多久，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乎人们意料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一边走，一边频频向红卫兵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又一次响彻云霄。毛主席面容慈祥，操着浓浓的湖南乡音高呼：“人民万岁！”　　
夜幕降临了，天安门广场还滞留着成千上万红卫兵，我也依然留在观礼台上。虽然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但激动和欢乐填饱了肚子，我一点也不觉得饿。　　
忽然，金水桥那边人流涌动起来，“毛主席来了”的喊声骤然响起。此时，我像是被注入了一支兴奋剂，不顾一切，一个劲地往金水桥冲了过去。我拼命地挤到毛主席面前，双手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用亲切的慈祥的眼光看着我们，对着我们微笑。我激动无比，每根神经都在颤抖，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只感幸福、光荣、骄傲。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还直愣愣地站在原地，还没有从幸福的感觉中缓过神来。　　
参加完国庆观礼后，我带领侨中红卫兵上北大参观学习。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北大校园。北大真大啊！似乎比整个海口市还要大。北大校园里热闹非凡，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到北大参观、学习、串连。满校园都是大字报、大标语，最多的是：“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北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批判聂元梓大会”。聂元梓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文革”立了头功。但时下，她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那天，聂元梓正好在台上做检讨。我挤到台前，好奇地看着久闻大名的聂元梓，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聂元梓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少年学生，她年龄比我们大好多，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北大的很多大字报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直指“校文革”，批判“校文革”会同工作队镇压群众运动。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回海口后，我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 五 章  接受批判  荣辱不惊　　
“炮打司令部”，批判“资反线”，瞄准大方向，这是“动乱”第三幕……　　
19　66年8月5日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镇压群众。于是，全国立即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在文革工作队主持下成立的“校文革”成为当然的批判对象，我是“校文革”主任、海口兵司令，自然是首当其冲。　　
196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校文革主持召开的大会上，我传达了侨中第一批红卫兵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情况。会议一结束，一位曾经对“血统论”喊得最响的同学桌日亮冲上讲台，大喊大叫：“坚决批判在侨中推行资反路线的保皇派头头杨来清！”并当场声明退出保皇派组织——海口兵（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同时宣布成立红卫兵特务连，并当会宣布由他本人当头，还要求大家踊跃参加他的组织。郭话音刚落，另一位同学王红优也冲到台上，当即表态参加红卫兵特务连，并声明他也是头头之一。会场立马轰动起来，局面难以控制。说时迟，那时快，初二（1）班同学陈英一个箭步跳到台上，高呼：批评桌日亮，保护杨来清。呼吁同学们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但是，同学们再也不要听什么指挥了，口号声、叫喊声、争辩声、嘈杂声交织在一起，会场乱成一片。结果，大会闹个不欢而散。那次大会实际成了一次分裂的大会。从此，“校文革”便一步步走向瘫痪，成为同学们批判的对象。由我担任主任的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革委员会和侨中学校文革委员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侨中动乱回潮。　　
第二天，高三（4）班同学叶能根在学校饭堂贴出一张大字报《难道月亮天天都是圆的吗？》。那张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主持公道，把握政策，呼吁全校同学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切勿挑起学生斗学生。那张大字报像夜幕中的一盏明灯，照亮着侨中的校园。文革初期的叶能根，既非“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并不吃香，却能出自公心，站在政策的高度，写出那样的大字报，真难得！　　
几天后，我写的一篇《我的检讨》的大字报贴了满满一个大字报专栏，公开向同学们承认错误。我检讨的主要内容是：1.配合市委文革工作队，打击群众的革命热情，压制群众的革命行动，致使侨中原来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变得冷冷清清。2.散布和执行反动“血统论”，阻止出身不好的同学上北京。　　
随着形势的发展，老红卫兵组织也出现了分化，侨中第一批红卫兵中分离出一个“5·16兵团”，随后，又分出去一些，分别成立好几个组织。学校里有些有组织能力，有一定号召力的同学也纷纷树旗帜、拉队伍、发宣言、立山头、建总部，侨中顿时成了一盘散沙。同学们纷纷走出学校，走上社会。　　
我任司令的海口兵司令部也出现了分化、改组，但主体成分还是原来的老红卫兵，有一些红外围的同学，还包括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参加了海口兵。那些由原来的“红五类”、老红卫兵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在往后的唇枪舌剑的大辩论中，他们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与我们相同：就是要严格地按照《十六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后来的动乱中，也基本上与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　　
一天中午，同学们都聚集到学校饭堂吃饭。特务连的桌日亮突然向我发难，随即开始了一阵急风暴雨般的进攻，一场口水大战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郭指着我的鼻子说：海南最大的走资派杨长江说过，杨来清是理想的接班人。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走资派赞扬你，支持你，你就是典型的保皇派。我们现在就要来批判你。　　
他来势汹汹的架势并没有吓倒我，我心平气和地回答：请问桌日亮同学，你学过《十六条》没有？《十六条》有哪一条写有保皇派？那一款叫你斗争保皇派？《十六条》中第五条清清楚楚写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知道吗？　　
郭说：你吃过香蕉吗？为了吃到香蕉肉，得先剥香蕉皮，我们要踢开绊脚石闹革命。　　
我说：那么说，你不也是当过“香蕉皮”吗？如果“香蕉皮”就是“保皇派”，那么一个“保皇派”一夜之间就变成“造反派”了，这不是一条“变色龙”吗？昨天的“香蕉皮”+今天的“变色龙”，正是你人格的生动写照！今天你公然对抗《十六条》，故意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学生，这是对文革运动的严重干扰。　　
郭说：你太顽固了，冲你今天的态度，我将在全校甚至全市组织对你的批斗，不批倒批臭你这个保皇派，我们誓不罢休！　　
我说：不看方向，不讲道理，不讲政策，终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郭说：那就走着瞧。　　
我说：随时恭候。　　
辩论吸引了很多围观的同学，大家也在三三两两地议论、辩论开来，而且越辩越来劲，越辩越激动，场面相当火爆。但同学们都能控制住自己，没有发生过火的行为。　　
这是一场“文革”开始以来，侨中校园里第一次同学之间大范围大规模的大辩论。正是大辩论将我逼上“梁山”，逼着我将《毛主席语录》背熟——这是“备战”的需要。后来感觉到“备战”对我的锻炼很大，“备战”与“舌战”在不断地提高着我。　　
这场大辩论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校文革”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保皇派”、“打倒杨来清”的大标语扑面而来。不仅仅在侨中校园，甚至遍布海口市的大街小巷。有一次，一位步行串连到屯昌县的同学，回来后告诉我，一间中学的厕所里头有“打倒杨来清”的标语。真叫我哭笑不得。　　
有一天，我妹妹杨兰英从文昌乡下的中学到海口来找我，看见海口的马路上有很多“坚决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来清”的大标语，其中“杨来清”三个字还打了叉叉，吓得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找我。看到我好端端时，她才止住了眼泪，破涕为笑。一场大运动像一股大浪潮，将一个小乡村的一对小兄妹卷进去了，从此，我在城里，妹妹在乡下，都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在积极地参加运动。　　
不过，当时的形势确实相当严峻，有的人竟然公开喊出这样的口号：“昨天你们抄了我的家，今天轮到我抄你们的家。”新华北路市广播站大楼前甚至赤裸裸地挂着一条标语：“受压17年，今日不反，更待何时？”这显然是阶级报复。党内斗争、派性斗争和阶级报复混杂在一起，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复杂化了，我开始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有一天，我和陆宇众同学站在侨中后面金刚岭的北坡上，面向北方，俯瞰大海，心潮激荡。参加国庆观礼，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动人场景一幕幕地在我们脑海里再现；天安门前的口号声、欢呼声和雄壮的歌声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我们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可是，眼前的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这些出身好，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的人现在倒成了批判对象？被敌人反对、打倒，我们并不害怕，反而觉得光荣、自豪，那是因为我们革命了。但是，被同学反对，而且这些同学中也有不少出身好的，这实在令人痛心，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今天想起来才明白：那是因为文革初期我们站错队了，站到刘邓那边去了，推行刘邓资反线了。虽然是不自觉的，但是在当时又有几个人能够“自觉”呢？　　
有一件事情弄得我非常尴尬，非常难堪。当年在我任校文革委员会主任时招收来的初一年级新生，他们一踏进学校大门时看到最多的是“打倒保皇派杨来清”的大字报。他们也打听到杨来清是原来的学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后来又担任过“校文革”主任，还登过天安门观礼台，跟毛主席握过手。现在倒成了“文革”的绊脚石，成了要批斗、要打倒的保皇派，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是坏人？他们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带着种种的疑问悄悄地跑到我们班教室或宿舍来看保皇派杨来清。面对此情此景，我顿感落差万丈，羞愧无比，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只想暂时躲避这种严酷的烦恼，我与陈英同学便一起到侨中鱼塘边的一间废弃的茅屋里居住。　　
侨中的校园很大，有500多亩。为了让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学校边缘的空地上办起了学校小农场，有一口鱼塘，小茅屋是看管农场的工友住的。文革开始后，农场也荒废了。这里远离教学区和宿舍区，很少会有人到这里来，所以相当清净，确实是避难的好地方。住在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列宁在革命低潮时，曾经在芬兰乡间的小木屋居住，过了一段清净安定的日子，我现在的情形，也有一点那种味道。在那段日子里，我静下心来反复学习《十六条》，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看了很多文革的资料、传单。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自“文革”开始以来所经历过的事情。　　
我想到了我的遭遇，我也将心比心地想到了那些从“文革”以来就一直受压，一直抬不起头来的出身不好的同学的遭遇。我有很多出身不好的学友，他们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努力肯干，关心集体，正直善良，谦虚谨慎，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团。我与他们很合得来，有很多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兴趣，可他们的命运就要差得多。我们“红五类”做的很多事对他们的伤害是很大的。我的痛苦只是从高处跌落下来的失落，而他们却一直都在受着压制，他们的心情从来就没有舒坦过，他们会怎么想？我开始有了自责。但我所庆幸的是，我阻止过多起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过火行为，我严令红卫兵在批判老师时不得采用野蛮的手段，这至少让我感觉到有点安慰。我现在所受到的这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每天到了吃饭时间，都是陈英到学校饭堂打饭回来吃，我们两位难兄难弟面对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楚。伟大的先贤孟子曾说过一段至理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现在的困境不正是对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验和磨练吗？想到这些，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　　
一天夜里，我还在煤油灯下看书，忽然茅屋外面响起了特务连桌日亮的喊声：“黑司令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抓！”这突如其来的喊声，着实让我们吓了一大跳。陈英一看情况不妙，情急之下随手抓起身旁的一把铁铲往窗户使劲一扔，窗户被打破。也许是被打断的碎木块飞起来击中郭，只听见郭叫了一声：“哎哟！”然后就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跑了。当一个人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会有人奋不顾身地与你相伴，与你分担痛苦，在危急时候挺身而出，为你抵御侵袭，这种在患难之中的友情，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肝胆相照”。　　
第二天，海口兵的几个头头知道昨晚的“袭击”事件以后，都赶到茅屋来看我，劝我搬到海口兵司令部（在海口人民广场司令台下面）去。我想，清静了那么长时间了，也该动一动了。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惟有奋发起来，才是大丈夫之所为！于是，我和陈英搬回到海口兵司令部，与大伙并肩战斗。当时，校文革委员会被砸烂了，海口大中学校文革委员会自然也就不存在，我再也不是什么主任了，但海口兵还在，我还是司令，我要率领我的兵继续战斗。　　
各个学校的“校文革”陆续被砸以后，同学们纷纷走出学校，走上社会，组织起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那时，海口的“总部”、“司令部”、“兵团”、“战斗队”等等多到满大街都是，“团长”、“总长”、“司令”等随处可见，比经济大潮时的“公司”、“集团”、“会社”，“总裁”、“董事”、“老板”还要多得多。不同的是办公司、建集团要登记、注册，要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而红卫兵的组织不需要谁来批准，只要想干就独树旗帜，自立门派。整个海口山头林立，遍地“总部”。那时候，当头头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你只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凝聚力，敢出面、敢带头，能够聚拢起一帮人，拉起一支队伍，树一面革命的旗帜，叫一个响亮的名字，发一份火爆的宣言，占一处栖身的住所，再置办一些写大字报、印传单、刷标语的必要家当就成了。各个“总部”各行其是，同学们各随其主。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社会动荡时期总会有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树旗帜，立山头，当一回王者，在江湖中闯荡一番。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里是对头头的绝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是对强权的不自觉的依附。当时势力较大、较出名的组织有：“红总”（海南教师进修学校谢××当头）、“红海司”（侨中何××当头）、“海口三司”（侨中李××当头）、“小联司”（一中王××当头）、“516兵团”（侨中陈××当头）、“红东三司”（海中辜××当头）、“海大总”（海口劳大林××当头）。后来，工人、干部队伍中也相继产生不少群众组织。　　
海口兵是始属自发后由官办的红卫兵，曾经威风过一阵子，现在也成了民办组织，与各个红卫兵组织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了。我们因为曾经是官办的，由市委文革小组在广场司令台的下面安排了一个大房间，配有油印机、办公设备、广播设备，还配给我们一辆幸福牌摩托车，这算是大户人家了。我们在这里收听中央台的广播，印发传单，书写大字报。我们办起了《海口红卫兵》的小报。主编是海口兵的宣传部长、侨中高三（4）班吴友优同学（现为中国灵感书法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们成立资料组，负责组织革命大批判。负责人是海口陪才中学（现海口七中）同学唐文忠。为安全起见，我们还成立了保卫组，为的是保卫我们自身的安全，由侨中同学潘生任组长。　　
为了使文革运动社会化、群众化，在市领导李洁纯、陶清君的带领下，我们在海口几条主要街道建了几个“斗鬼台”，旨在批斗“牛鬼蛇神”，我们是顶着“保皇派”的帽子在坚持战斗。　　

第 六 章  铁杆保皇  人性至上　　
围绕当权派，或斗或保，磨擦出火花，这是“动乱”第四幕……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什么是当权派？顾名思义，带“长”字的是当权派，各单位的领导是当权派。　　
“文革”开始时，海口也和其他省市一样，最先把矛头对准舞文弄墨的作家、知识分子或宣传、文教部门的官员，揪出本地区的邓拓、吴晗、廖沫沙。　　
红卫兵运动开始以后，批斗的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反动学术权威”。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斗争的锋芒就直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的对象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无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还是红卫兵运动都有着转折性的意义。　　
老红卫兵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思想上仍坚持着“血统论”，感情上同情被称为“走资派”的老干部，对斗争走资派有抵触情绪。海口兵已成了众人皆知的保皇派。　　
海口兵是资反线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是众人皆知的保皇派。我是海口兵的头，面对这种被动形势，我内心矛盾重重：想起在观礼台上，在金水桥边的一幕幕，我深受鼓舞，应该紧跟毛主席，狠批走资派；想起北京大学里，“批聂大会”的一幕幕，我深感内疚，应该反戈一击，狠批走资派；想起于明等一批批忠心耿耿的老干部的困难处境，我深感同情。“鼓舞”、“内疚”、“同情”交织在一起，一时不知所措。其实这是政治与良心在较量：讲政治，要革命，就要跟上潮流，狠批走资派；讲良心，要人格，就要保护老干部。我想只有跟上潮流才能生存，只有保持人格才能长存。我选择了在批判中保护，在大潮中长存的道路。于是，我布置海口兵在海口戏院组织了一场批判大会。批判“文革”初期在海口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于明。　　
我以资反线执行者也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主持大会。会前，我们从海口兵各分部中挑选了一些人，主要是文革初期各学校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准备在大会上进行批判发言。针对于明在任海口市委代书记期间，向各学校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的“错误”，围绕着资反线在海口各学校的推行，将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展开批判。　　
批判大会按照我们事先的部署顺利展开，先由于明做检讨。于明的态度很诚恳，对资反线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还敢于挖自己思想深处的错误根源。于明检讨完后，我们发言的代表有组织有顺序地上台进行批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大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闯进来了一批造反派，他们声称也要批斗于明。我上前去交涉说：你们要批判也可以，但大会是我们组织的，请你们把发言人的名单交给我，由大会统一安排发言。　　
对方一听来气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你们的安排，我们革命，还要你们批准，要你们来安排？谁不知道你们是海口最大的保皇派？”话还没说完，立刻就有几个杀气腾腾的人冲上台来，二话不说，一下子抓住于明，又是“按头”，又是“喷气式”。　　
那个时候，造反派都是以揪斗“走资派”为荣，谁揪斗的“走资派”越大，谁的功劳就越大，谁斗争“走资派”越狠，谁就越革命。光是动动嘴，很难表现出他们的革命决心，因此，只有拳打脚踢，才能显出他们的英雄本色。　　
顿时，不久前的一幕打人的闹剧立马呈现在我的眼前：海口某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带人到海口市委夺权，他们冲进于明的办公室，勒令于明交出海口市委的大印。于明当然不能答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怎么能随随便便交给一帮造反派呢？于明面对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依然沉着应对，他提议大家一起来唱《东方红》，亲自领唱并指挥。可造反派根本就不管这一切，那位头头更是害怕于明这么一来会打乱他们夺权的部署，冲着指挥唱《东方红》的于明狠狠地踢了一脚。也许是踢得太狠了，也许是踢到了要害处，于明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可口中还在唱着《东方红》。　　
我看此时情况不妙，我想：这次批斗大会是我们组织和主持的，要是把于明打残了，或是……我不敢再往下想，到时候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再说，看着他们这么对待老干部，我于心不忍。我上前去制止，可他们哪里听得下去，他们继续动手动脚。我被他们这种野蛮的暴行激怒了，大喝一声：“不许你们胡来！”抓住于明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镇住了，松了手。我怕控制不了场面，会闹出事，马上冲上去把于明拉过来，交给海口兵，让他们赶紧把于明送回去，带到安全的地方。于明被送走后，对方一下子冲上来一大群人将我团团围住。　　
对方指着我的鼻子责问：“你为什么要将走资派送走？为什么不让我们批判？”　　
我说：“动手动脚也叫批判？”　　
对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哪能那么斯文？怪不得人家都叫你们保皇派，原来是货真价实啊！”　　
我说：“什么叫保？什么叫反？我们保的是《十六条》，你们反的也是《十六条》。”　　
争论越来越激烈，眼看他们就要动手打我，海口兵培才中学分部吴坤鉴等几人马上冲了上来，筑成一堵人墙把我保护起来。因为大会是我们组织的，我们在场的人比对方多，他们看占不到什么便宜，只好气鼓鼓地一走了之。　　
老干部于明因此躲过了一次劫难。正因为我在关键时候保护了他，他一直对我心存感激。1976年，他知道我因病在文昌湖山公社休养时，专程从海口到湖山看望我。那时，他已被解放出来，任区党委常委。后来他调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我高中有不少同学后来在广东农垦总局机关工作，经常见到于明局长，每次说起“文革”时的遭遇，于明总是连声称赞：杨来清正直、善良，有头脑，办事很讲政策，讲原则，紧急情况下能挺身而出，是个好同志。当年，他保护了不少老干部，我们都很感激他。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大楼，造上海市委的反。该矛头直指陈丕显（中共华东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这时，全国各省、市造反派都起来造本地区、本部门领导的反，将他们一律称为走资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烧省市委，万炮齐轰走资派”的大标语。一些造反派还在本地区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门前贴上对联标语：“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帮混蛋”。　　
11月下旬，由北京南下串联的“南下红卫兵”带头，纠集了海南一些造反派组织，在海南掀起了揪斗当权派的高潮。海南最大的当权派杨长江（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次被拉上“斗鬼台”接受批斗，地点在海口市灯光球场。也许我们头上顶着一顶保皇派的大帽子吧，批斗大会的主持人并没有邀请我们参加。但我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必要那么温良恭让。不是要批斗走资派吗？我们当然要去，不邀请也去。当天下午，我带领30多名海口兵直奔批斗大会现场。虽然11月份已进入了冬季，但海南的冬天却一点不冷，炽热的阳光灼灼逼人。批斗大会开始，南下红卫兵把走资派杨长江押上“斗鬼台”，勒令他低头接受批判。上台发言的红卫兵个个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可批来批去总是空喊那么几句“坚决打倒，批倒批臭！”的口号，没有什么实际内容。　　
有的批判说：“海南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罪魁祸首就是你！”　　
有的揭发说：“当年你在海南文昌搞‘三自一包’试点，推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你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在这种高压之下，杨的态度一直很好，连连表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随着批斗大会的不断深入，那些造反派似乎觉得场面太文质彬彬，太缺乏火药味了。于是，有几个头戴军帽，腰扎武装带，袖子挽得高高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到台上。他们一人一手揪着杨的头拼命往下压，同时另一手抓住杨的手臂用力往上提，这就是“文革”时最流行的“喷气式飞机”。杨被折磨得大汗淋漓，痛苦万分。但是那些造反派觉得还不够解恨，还不够革命，又有几个人冲了上去对着杨大打出手，拳脚相加。此时，台下很多群众看不过眼，开始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哪里是批判？简直就是打人！”　　
也有人说：“怎么能这样？这比当年斗地主恶霸还狠。不管怎么说，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还有人说：“不能这样整人，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可是，台上的造反派根本不顾群众的议论，他们照样我行我素，打斗愈演愈烈。我的直觉告诉我：“文革”不应该是这样搞的，《十六条》说得清清楚楚，要文斗，不要武斗。决不能放任他们这样胡来！我家是革命堡垒户，解放前就经常住着共产党人，从小我就对老干部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非常崇敬和爱戴。现在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出生入死闹革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的老干部被人往死里整，一点人性都不讲，我于心不忍。我当即命令身旁的副司令陆宇众带着海口兵上去把杨长江抢下来，送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并派海口兵保护，让杨躲过了那种侮辱人格的摧残身体的野蛮揪斗。　　
上山下乡以后，有一天回海口，我和陆宇众正在海口公园旁边散步，遇到一支队伍走过来，是区党委、行署的干部，队伍往海口戏院的方向行进，看上去是要参加什么大会。突然，队列中走出一个人，正是杨长江。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老书记站在我面前对着我三鞠躬，还紧紧握着我的手，道谢不停。顿时，我浑身温暖无比。我想起了小时候过年过节时，也经常有当年在我家住过的老革命到我家慰问、道谢的情景。我想：当年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百姓的感情真难得啊！　　
　12月25日　，是西方人的圣诞节。像这样的节日，我们从来就不屑一顾。但　12月26日　，却是我们心目中神圣的圣诞，因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诞辰。几天前，我们海口兵的几个头头就筹备着召开全市的庆祝大会。经过几天的准备，19　66年12月26日　那天晚上，我们成功地组织了全市人民庆祝毛主席诞辰大会。　　
开会前，海口市委书记周见庭专程赶到主席台下找我（当时海口市委代书记于明已调回区党委，周见庭任海口市委书记），请示说：“今天是毛主席的诞辰，我心情很激动，我想上台讲话，表达我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但我现在被打成了走资派，我该不该在大会上讲话？”　　
这让我感到很突然，也很棘手。毛主席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一位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老干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作为海口最大的当权派，他上台合适吗？让他上台，群众又会有什么反映？他现在可是正在被很多群众组织揪斗、批判的走资派，而我却是海口最大的“铁杆保皇派”。让周上台讲话，人们肯定会说：保皇派和走资派串通一气在唱双簧，没准会闹出什么事来，这真让我左右为难。从大局出发，为了把大会开好，我只好对周说：“情况特殊，你就不要上台讲话了，你自身都这么困难，还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恩情，你的心我领了。”　　
周同意我的做法，没有上台，可他就站在台下参加了大会。周的所作所为令我对老干部肃然起敬。　　
那天晚上的庆祝大会，由工、农、兵和红卫兵代表分别讲话，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决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个半小时的大会，成功召开，圆满结束。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这些学生娃能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组织起一个全市性的大会（约有10万人参加），而且还能排除各种干扰，把大会开好，此举实属不易，当然也有一点荒唐。　　
成功地召开“12·26”庆祝大会，大大地提高了海口兵在海口民众中的威望，也大大地鼓舞了受压的海口兵的斗志。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人民日报》大肆宣扬，称之为“一月风暴”。风暴很快刮遍全国，也刮到了海南海口。　1月23日　，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组织冲进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宣布夺权。被夺了权的当权派面临的是造反派的随意批斗，甚至是随意打骂，有的还面临生命危险。　　
一天晚上，有人赶到海口广场海口兵司令部告诉我：不知什么组织抓了孙英杰（海口副市长、公安局长），现正在博爱路“斗鬼台”上斗呢。有人在台上对孙拳打脚踢，还有劳改犯用针去扎他，还说他们认出打孙的人不少是劳改犯。我想：这不是明摆着的阶级报复吗？我命令海口兵副司令谢亚和带兵去把孙抢回来，谢带领他海口四中分部的20多人马上赶到博爱路“斗鬼台”，三下五除二就把人救回来。　　
第二天，海口兵在海口市公安局的大门口的墙上贴出了“坚决保卫孙英杰”的大标语。明目张胆地保护当权派，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深入，海南、海口两级机关的当权派不断地被打倒，家庭也被打散，其子女也从“红五类”跌落到黑七、八类，受到社会的歧视。这时候，海口兵却向他们敞开了大门，海南、海口两级机关的很多领导干部子女都加入了海口兵。也许是我们保皇保出了名，也许是阶级感情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记得后来任海口市委副书记的孙英杰曾对我说，当时他问他刚小学毕业的小孩孙时参加了什么红卫兵组织，孙时自豪地说：“当然是参加杨来清的海口兵嘛，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我们当年的海口兵还经常聚会，他们之中有的当了老板、企业家，有的当了教授、学者，还有的当了将军。我们经常在一起回首往事，津津乐道地重复那些讲了无数次的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小故事。　　
因为我们多次保护了老干部，引起了很多造反派的不满，他们想方设法对我们进行报复。1967年1月30日晚上，在海口广场司令台，海口兵司令部被“砸”，那是海南发生的第一起“打砸抢”事件。　　
那天晚上，天下小雨，寒风刺骨。8点多钟，我们十几位红卫兵正在红卫兵司令部围着收音机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突然间，我们被包围了！一下子冲进来的20多个人，一边拿着“封条”，一边在喊着“打倒保皇派”，嚷着 “把保皇司令部封掉！”“将东西全部没收！”那帮蛮不讲理的所谓“造反派”，不异于抢劫歹徒。他们一进来，动手就抢：我们的油印机被抢了，纸张被抢了，“幸福”牌摩托车被抢了，我从农村带来学校的装衣服的小木箱连同里面几件破旧衣服也被抢了……见势不妙，因为没有电话，我立即叫侨中高二（4）班同学符国教跑去警备司令部报案、求救！可是，符国教跑到11小学附近就被他们追到，并卡住符的脖子将其打倒在地。过一会儿，符还是爬起来，带着伤痛赶到警备司令部。半个钟头左右，警备司令部的解放军同志赶到，那帮人狼狈逃离。　　
那帮人是“红卫兵全国革命造反司令部××分部”派来的。带队的人不敢出面，只躲在幕后，但是我们的同学见到他了。原来那个带队的就是侨中刚动乱时那天晚上，在学校广播站里第一个喊“打倒杨来清”的那位同学，后来看到形势急转而下，他又痛哭流涕地向我认错赔礼，说打倒我是错误的。同学们气不过要打他时，我还保护了他。想不到今天他还带人来砸我们司令部，看来他那天的认错是假的，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要打倒我。我想，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在那个特殊的“舞台上”,各种各样的、形形式式的“演员”,真的是表演得淋漓尽致！　　
记得当晚有这样的舌战：“你们是哪里来的？” “我们是全国革命造反司令部的！”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要封你们！砸你们！” “你们凭什么封我们？” “我们是造反派，你们是保皇派，你不知道吗？” “你们这是打砸抢，你们要不要《十六条》？” “我们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这是革命行动，我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打砸抢’也是革命行动，也是革命大方向吗？这简直是强盗的逻辑！”那帮人显然是在野蛮地打砸抢，并且在打砸抢中强词夺理，胡说八道。　　
那帮人抢着东西逃跑后，我在想：《十六条》不是规定得好好吗？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被搞乱成这个样子？今天想起来才明白：那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太特殊、太复杂了。往往是上头大的跟大的斗，下面小的与小的争，一天到晚“窝里斗”。那是一块争与斗的土壤，那块土壤不时在生长着争与斗的苗子；那是一种争与斗的气候，那种气候不时在提供着争与斗的机会。朋友们，请不要倾注于争斗了，赶快行动起来，认真改良土壤，设法改变气候吧！我看这才是中国的出路。　　
1967年的春天，尽管一时我们处于弱势，简直像当年“八路上山打游击”一样，但是，广大有良知的革命群众还是大力支持我们。“1·　30”　的第二天，不少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和革命师生纷纷赶到红卫兵司令部对我们表示慰问，表示支持。当时步行串连在井冈山的陆宇众、陈英等老红卫兵，得知消息后立即拍回电报，表示慰问，并鼓励我们要坚持到底。记得后来在海口市新华区委当党委书记的陈有善有一次还问过我：“1967年初你们被砸后，我和市委机关的干部到司令台慰问过你，你还记得吗？”他还开玩笑说：“想不到几十年以后，你这个‘保皇派’还到我这里当政法委书记了。”（1991年我被调到海口市新华区委当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被称为“革命母亲”的倪曼云阿姨，得知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被砸的消息，当即赶到海口人民广场司令台，对我们表示慰问，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几天后，她还接我到她家住，每天都要亲手做饭给我吃，还买衣服给我穿，倪阿姨简直把我当成她的亲生儿子，一直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倪阿姨当时是海口华侨大厦一名股长，她爱人符捷是华侨大厦副经理，两口子都是老革命、老党员。只因为我是她小孩的同校同学，在我受难之际，她却能挺身而出，并伸出母亲般的手，对我体贴入微。至今我父母亲还对她念念不忘，每每回老家，我八九十岁的双亲都要问起她，并嘱咐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这位好人”！　　
滴水反映太阳光辉。如今，每每想起曼云阿姨，我就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话：“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看，曼云阿姨的这种精神，正是一个人的一种时代精神。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时代精神实在令人留恋！　　
被称为“革命老师”的马跃汉（十一小学教师），在我们被砸后的第二天，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当场表示要与我们并肩作战。马老师是转业军人，在我们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参加我们的队伍，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在漫长的日子中，他对我们尤其对年纪较小的红卫兵一直在关心，在引导。马老师在海口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被砸后不久，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搬到海口市大兴西路海口市防疫站旁边，后来又搬到海口市解放西路海口市建筑公司。在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和革命师生的支持下，我们继续革命……　　


第 七 章  文攻武斗  动而不乱　　
争权较量，日趋白炽，不择手段，全国大乱，这是“动乱”第五幕……　　
“动乱”从文到武，亦文亦武。文攻武卫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特殊含义的成语。“文攻”，指的是以文明的方式进行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卫”，说白了就是武斗，是文革中对立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是由少数坏人策划和挑起的，有不少受蒙蔽的群众参与的群众斗群众，群众打群众，群众伤害群众的大灾难。　　
1967年初，当造反派夺了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大权以后，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派解放军对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以防地方的党政大权被一小撮坏人篡夺。海南、海口两级党政机关被夺权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开始对地方实行了军管，开展“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2月15日　，海南军区出台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2·15紧急通告》（简称《通告》）。　　
《通告》发表以后，海口地区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三种观点：1.坚决支持。2.坚决反对。3.既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支持者认为：《通告》符合中央的精神，符合毛主席的重要部署，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大方向是正确的。反对者认为：这是海南军区的一个大阴谋，企图以生产压革命，《通告》的大方向是错误的。中间派认为：《通告》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不一定好。　　
对《通告》持不同观点的各个组织展开了大辩论。大辩论从海口人民广场开始，逐渐波及各个机关、厂矿、学校、商家、社团、街道、居委会，甚至各家各户；从城市开始，逐渐蔓延到各县、各乡镇、各农村。此次的大辩论范围广，时间长，人数多，影响大。在大辩论中，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海南造反派的三大派别：“海联司”、“东方红”、“工农兵”。“海联司”派支持《通告》，“东方红”派反对《通告》，“工农兵”派保持中立。此时，广大的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商店职工、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农场工人、农村农民都纷纷走上社会，参加文化大革命。每一派都有干部、工人、学生、市民、农民。　　
大辩论的主战场在海口人民广场。参加论战的有学生，有干部，也有工人和市民。当时，有很多从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到海南串连的“南下红卫兵”，他们中主要的是大中学生，在辩论场上十分活跃，他们是坚决反对《通告》的。有一次，我领着几个海口兵与一帮南下红卫兵在广场司令台上摆起了擂台，以《通告》为题目展开了一场口舌大战。　　
南下红卫兵首先自报家门，他们是北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一口浓郁的京腔京韵，一嘴快速流利的标准“国语”像机关枪一样，乘我们还没有准备，就射出了一梭梭子弹。　　
对方说：《通告》抓革命是假，以生产压革命才是真。这是“海老谭”破坏文化革命的一个大阴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提出要抓生产，被造反派诬蔑为以生产压革命、破坏文化革命的黑干将。因此，凡是提出要抓生产的当权派都被冠以“谭”字头，被视为破坏革命的代表人物，如广东有“广老谭”，海南有“海老谭”。“海老谭”指的是海南军区司令孙干卿）。　　
北京学生就是能说会道，张口就来，出口成章。要是比口才，比耍嘴皮子，我们这些海南人怕有10个加起来都不是他们一个对手。但真正的辩论靠的是讲理，俗话说得好，有理不怕声高。我定了定神，仔细地听完对方的话，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应。　　
我说：《十六条》要求我们，大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你们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只会扣帽子，这算什么本事？　　
对方毫不示弱：摆就摆。按《通告》的要求，干部要回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抓生产；工人回工厂，其主要任务也是生产；农民就更不要说了，回去当然就是种地了。那么，还有谁来搞革命？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岂不是要变得冷冷清清吗？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海老谭”以生产压革命的事实。　　
我说：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农村，学生在学校就不能革命了吗？是不是非得全部都涌向社会才算是革命？难道革命是以地点划界吗？　　
对方急了：那大家都呆在单位，都不出来，怎么革命？　　
我说：难道要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都离开单位，干部不上班，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地，统统到社会上去干革命，当职业革命家吗？　　
对方似乎很得意，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让大家都来当职业革命家。当职业革命家有什么不好？　　
面对对方的狂妄和无知，我心里暗自觉得好笑，但仍然心平气和地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每天就知道吃饭穿衣，可不知道这饭是怎么来，这衣服又是怎么来的。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地，到时看你吃什么，穿什么。伟大的导师马克思说过，我们首先要解决好衣食住行，然后才能去做别的事情。你没听说过吗？　　
对方一下子哑了口，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我接着说：如果只高喊革命口号而不去搞好生产，生产上不去，革命只会落空。你说的那种革命不是人民所需要的革命。　　
对方好像抓住了一根稻草，立即反问：那你说说，人民需要什么样的革命？　　
我说：人民需要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需要的是能将生产促上去的革命。　　
对方提高了嗓门：你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　　
我说：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实实在在的马列主义，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你们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只会扣帽子，这样的辩论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对方自知理亏，但嘴巴仍然很强硬：反正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你要认为辩论没有意思，那我也不奉陪，我不想和你辩了。　　
对方说完就跳下台，那场辩论就这样结束了。　　
在大辩论期间，我曾与海口兵的翁秀琼、吴坤鉴、潘生等同学步行串联回文昌老家，考察农村文化革命的开展情况。那天正好是冯坡镇赶集的日子，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得很。我看到镇邮电所大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通缉郭秋”的通缉令。郭秋时任文昌县委书记，怎么成了“通缉犯”了？而且整张通缉令的内容就是火烧、炮轰、油炸、刀劈之类的词语，再加上一顶顶的帽子，不摆什么事实，也不讲任何道理。我在侨中读书时经常回老家，听群众对郭的评价不错，觉得郭是个好干部。刚好我小学的一个同学许清甫正在营业台当班，我就问他，“通缉令”是哪个组织写的？许同学反问：“你想辩论吗？”我说：“辩论可以，但不能站在地上辩，起码要搭个台子，站在台上辩。”许说：“写‘通缉令’的人正愁找不到旗鼓相当的对手，你来得正好。谁不知道你是堂堂的海口兵司令，海南最大的‘铁杆保皇派’你要出面和他们辩那才是棋逢对手，这下有好戏看了”。　　
过了大概一个时辰，有人在冯坡镇菜市场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台子，那是用几张卖猪肉的案台拼凑起来的。许同学把我带到了现场，这时候，对方的主将也出场了，那是一位姓李的很有名气的老检察官，因犯错误被安排到冯坡去看管水库。　　
辩论围绕着“通缉令”展开。　　
我十分客气地开了第一炮：听说你曾是老检察官，法律方面的知识应该是滚瓜烂熟，那么请问“通缉令”是针对什么人使用的？　　
看来李也料到我会首先提这个问题，可他毕竟在检察机关混过多年，想当然是不会被轻易问倒的。他看似胸有成竹地回答：“通缉令”是针对罪犯使用的，我在政法部门工作那么长时间，我当然知道。　　
我问：郭秋现在还是文昌县的县委书记吧，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怎么同时是一个罪犯了？　　
李说：郭已被造反派打倒，他现在已经不是县委书记。　　
我说：郭的书记是上级任命的，要罢免也要上级说了算。郭有错误，我们可以批判，再怎么说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吧，怎么成了罪犯？难道你不知道，是不是罪犯要司法机关认定才能算数吗？　　
李说：现在还有什么司法机关？公检法都被砸烂了，连文昌县委的大权都被造反派夺了，现在是造反派的天下。　　
我说：你们是高兴得太早了吧。公检法不是你说砸烂就烂的，海南军区已经对文昌实行了军管，现在是军管会说了算，而不是造反派说了算，造反派给郭扣的帽子都不能算数。无产阶级的大权什么时候都牢牢地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中。　　
李可能是自觉理亏，悄悄地退到一边，蹲了下来，不再出声。此时，他在蹲着一言不发，我在站着“演说”不断。对方一看第一回合输了，赶紧调兵遣将。于是，对方的第二号人物出场了。那是一位大学生，他曾经与我同小学，姓张，比我高一年级，当年考上广州中山大学。　　
他一上台就先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是广州“红旗派”造反组织的红卫兵，这次是回乡串联闹革命的。今天能与我小学同学，也是海口红卫兵的司令，海南最大的“铁杆保皇派”杨来清杨司令同在家乡的舞台上耍耍嘴皮、斗斗嘴巴，真是三生有幸。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大力支持我的革命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方这段冠冕堂皇的开场白，看来有两层用意：第一，表明自己是广州回来的中山大学的大学生，想从气势上压倒我。第二，把我定性为海南最大的铁杆保皇派，以便煽动起群众对我的反感情绪。这样一来，从一开始，他就可以占据上风，处于压倒的阵势。他是中大哲学系的，听说学哲学的都长有三寸不烂之舌，能把死的说活，能把稻草说成黄金。而且脑袋瓜也好使，在处于不利的态势下通常会偷换概念，转移目标。还有一手就是抓住对手的一句错话，或者一个漏洞穷追猛打，把对手打懵。因此，我一边听着对方的发言，一边在心里想着我的对策：一定要紧紧抓住“通缉令”上三个要害的问题，决不能让对方转移题旨。　　
在辩论过程中，我始终抓住三个要点问题：一是通缉人犯的权力是政法机关特有的权力，不是任何一个造反组织可以随便享有的；二是你们既不是政法机关，却随意对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实施“通缉”，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三是退一万步讲，即使郭秋犯了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十六条》又有哪一条规定可以对他“通缉”？　　
他也很清楚，在这三个问题上，他肯定是站不住脚，因此他曾多次试图转移话题，但我却死死抓住不放。最后他只好虚晃一枪，赶紧收兵。　　
那天的辩论，群众绝大多数是支持我的，每当我发言时，人群中都会响起掌声和欢呼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还应邀到翁田镇去辩论过两场，虽然一次差点挨打，但结果还是全胜而归。我不但在海口出名，在老家也出了名。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在翁田、冯坡辩论后不久，大街上贴出了巨额的悬赏告示：割掉杨来清一只耳朵，奖赏人民币1500元。　　
在老家的日子里，我险遭杀害。因为镇上贴出了割掉我耳朵的奖赏告示，为了防止意外，我堂叔让我晚上都到他家去过夜。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堂叔家的小阁楼上，突然，有人向小阁楼扔石头，接着有一阵嘈杂的喊声：冲进去，抓住姓杨的保皇派，立功者有赏！幸好我有三个堂伯、堂叔，他们同时起床，每人手拿一支鱼叉，把住大门，同时高声呼喊：抓贼啊！抓贼啊！村里人听到呼喊声纷纷拿起扁担、鱼叉等赶过来。偷袭者知道阴谋暴露，又担心寡不敌众，偷偷地溜跑了。一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事情的原由。原来是对立派的头头陈民精买通了我村里两个小青年，由他俩带一帮社会上雇来的烂仔来抓我。　　
我在家乡被偷袭的事情很快传到海口我爸爸那里，而且消息传得很离谱，说我被砍掉了一只手。我爸那时在海南外贸机械厂工作，一听到消息，他抓起一辆自行车就往家里拼命地赶路，一口气骑了90多公里赶到家里。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跨进家门口时，看到我正从海边抓鱼回来，一时哭笑不得。见此，我顿时热泪盈眶，为我父亲的行动感激万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967年7、8月间，全国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千变万化，超出了常理，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一时间，烽烟弥漫，杀声四起，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的情况。　7月20日　，九省通衢的武汉爆发了“7·　20”　事件，对立的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8月4日　，上海“工总司”向“联司”发起了武力进攻。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极力遏止汹涌澎湃的武斗浪潮。但武斗的列车长时间难以刹车。　　
这时的海口，已从大辩论时的你辩我论，文来文去，动口不动手的阶段逐渐升级，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激烈，火药味越来越浓。加上全国大气候的影响，海口终于爆发了武斗。　　
19　67年8月8日　，海口军管会组织了全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会后组织了大游行，在游行过程中，有人向游行队伍扔石头，队伍中有人被石头打中，头破血流。一时整个游行队伍乱成一团，只听到“抓坏人！抓坏人！”的高喊声，游行人在追打扔石头人， “8·　8”　武斗宣示了海口武斗开始。海口的三大派立即各自占据“据点”。“海联司”占据和平电影院、海口百货大楼，“海红司”占据椰林茶店，“海大总”占据海口图书馆……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海口三大派的武斗“据点”随之调整，后来的基本态势是：“海联司”派主要占据得胜沙路、长堤路、海口五层楼。“东方红”派主要占据解放东路、解放西路、市工人文化宫。“工农兵”派主要占据解放西路与大同路交叉处的轻工大厦。对峙的双方主要是“海联司”派和“东方红”派。　　
当年，武斗曾一度蔓延全国各大中城市，那种情形至今让人历历在目。1967年秋，海口同样从“文”到“武”，占据点，打派架，甚至动刀动枪，杀人放火，简直不堪回首。　　
从1967年的“8·8”事件开始，建国酒店被炸；百货大楼被烧；海南汽车总站、海南机械厂发生枪击事件；6月6日海南日报社发生流血、死人事件。 8月28日，海南军区司令部被冲击，副司令杨昭优被炸伤；一中红卫兵庄人红被当场炸死……　　
以上数次武斗，种种事件，接连不断。虽然当时我在老家乡下，不在海口，不亲临其境，但对那些被武斗夺走生命的人，不管是哪一派的，我都心怀同情，心感可惜。比如侨中初二（2）班的夏祥伯同学，虽然他出身不好，但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是班上学习委员，人长得也帅，很可爱，“文革”前在侨中他跟我私交很好，“文革”中，虽然观点不同，但我们俩也相处很好。谁料到1967年在海南日报社的“6·6”事件中，他被打死了。说实在话，至今我还在想着他，念着他，侨中的同学都为他感到可惜。　　
武斗期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海口兵先后搬到得胜沙路的五层楼及其对面的胜利旅店。作为海口兵的司令，我对手下的所有红卫兵的行为负有管束的责任。记得有一回，因为司令部印发传单、书写大字报的纸张完了，奇威兵团的几十号红卫兵，便擅自到海南日报社印刷厂讨要。那天夜里十二点许，他们兴高采烈的把纸张扛回五层楼。手下的人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知道后，心里暗忖着：这支队伍还真有两下子，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以这么快的速度，用这么平和的方式把纸张弄到手。尽管此事未经请示，也不是因为我的吩咐和派遣，但我觉得既然事情办得这么好，总该记上一功，表扬一番吧。随后，我便从四楼前往三楼看望他们。可不曾料到的是，一股浓浓的鱿鱼烧烤味，扑鼻而来，在楼道里弥漫着。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便加快了脚步，兴冲冲地跨入他们的房间。只见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靠着窗口斜倚着，甚至有的躺着，边吃边笑，津津有味。当他们发现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顿时惊慌起来，不知所措。这种失态的表情，让我感觉到个中很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一面。我一脸怒气，厉声发问道：“鱿鱼哪来的？”他们当中多数人，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而后便低头不语，似乎害怕说出个中的原委；其他反而照吃不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我极力抑制着心中的怒火，一言不发，只用刀子般的愤怒的眼光直逼着他们。僵持了片刻之后，终于有人开腔了，支支吾吾地对我说：“我们扛着纸张路过一处走廊时，看见悬挂着些许鱿鱼，闻到鱿鱼特有的香味，一时动了念头，便顺手牵羊，想给弟兄们尝尝鲜。”“说得轻巧，你们知道问题性质的严重吗？难道这也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准备在红卫兵大会上检讨，这种行为在我们的红卫兵组织中是决不允许的！”说完，我便扬长而去。　　
第二天早上，天才放亮，海口大厦四楼戏院，已是座无虚席。我在那里主持了纪律整顿大会。会上，我紧紧抓住几片鱿鱼这件看似小事，实为违纪的大事做文章，一边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当场责令他们的领导必须拿出深刻的令大家满意的书面检讨；一边给大家敲警钟，提醒全体自重自爱，绝不允许给红卫兵抹黑。　　
会议在一片寂静中开始，在秩序井然中结束。退场时，却突然舆论哗然，人声鼎沸，一片谴责之声随着陆续退场的人流，在戏院里回荡，在楼道间回响，甚至延绵到街外……正在这种鼎沸的谴责声渐渐消退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的是，三楼里突然响起了清脆而沉闷的枪声。一位红卫兵，因为对自己的错误缺乏必要的认识，因为经受不住我严厉的呵斥与批评，因为承受不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谴责声，便恼羞成怒，鸣枪抗议……　　
枪声，惊动了五层楼，惊动了楼上的韩老。枪声，让韩老感到事态严重，更让韩老放不下心的是，住在三、四楼的小辈们的安危。还是枪声，让韩老毅然决然地从五楼跑下来，一个劲地寻找红卫兵负责人。在我手下的引领下，韩老很快就找到了我。我礼貌地给他让座，并主动地做了自我介绍。在我面前的这位长者，满头白发，面目清秀，笔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两眼炯炯有神，透着睿智与善良，斯文而高雅得让人肃然起敬。韩老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后，十分平和地问道：“小杨，刚才的枪声到底是什么事？学生们都安全吗？”我便一五一十地叙述着事情的原委、经过。“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紧接着韩老关心地问。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将他们赶出五层楼呗！”只见韩老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悦，然后语重心长地劝导说：“文化大革命，从文到武了，发展到这个地步，显然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其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你们年轻人，不要轻易上当受骗。在这种形势下，带好队伍是最重要的。你对红卫兵严格管理，出发点很好。学生仔年轻气盛、热情似火、争强好斗、死不服输，特别是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管不好是要出大事情的。要是出了人命，谁负得了这个责任？但是，想管好自己的队伍，还要讲究方法方式。要管好人，光靠压是不行的。你是海口兵的创始人，带领他们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与他们同甘共苦，情同手足，他们信服你。不客气地说，现在的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不是谁想管就管得了的。你能把海口兵带成今天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社会上许多人在议论，海口兵也只有你能带得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千万不能因为那些小将们的一时过失而轻易把他们赶走。他们真的走了，说不定要惹出什么大事！那才是对他们最大的不负责任啊。管人先要管心，带队伍首先要带思想。我建议你们办个学习班，针对当前的形势，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斗私批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一次自我教育。”韩老的话，尽管很有道理，却与我从前处置问题的方法大相径庭，与我的个性格格不入。我心里直犯嘀咕，但自忖又不能找出更好的理由，来说服他老人家，只好谦尊地对韩老说：“我会好好记住您老人家的话语，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请韩老放心。”韩老脸上露出了微笑，礼貌地跟我道别，便转身向楼上走去。　　
韩老走后，有人问我，你晓得刚才那位长者是谁吗？我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对我发问的同学，心想，难不成你早就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只是用询问的目光望着这位同学，一直不回话。见状，那位同学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便给我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孤陋寡闻了不是？我们的杨司令连大名鼎鼎的海南党校的教育专家韩剑夫先生都不认识。他还是咱们文昌老乡呢，他是因为负有保护老干部使命，才住到这里来的。”过去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名不虚传，难怪他的一席话，让我觉得胜读十年书。　　
当天夜里，空气像是凝固了似的。临街的窗口一丝风儿都吹不进来，出奇的闷热。我躺在床上，眼前总是浮现着韩老的形象，耳边总是回响着韩老的话语，脑海里总是反复思忖着韩老的劝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越深入思考，越反复权衡，越着眼大局，就越觉得韩老言之有理，站得高，看得远；同时，也就越觉得自己不冷静、不慎重、不成熟。　　
按照韩老指点，我组织为期半个月的主题为“社会大乱我不乱”的学习班，组织海口兵学习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还请解放军同志宣讲遵守纪律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结合当时的形势和自身的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表态度、表决心。通过办学习班的形式，既化解了我和奇威兵团那些红卫兵的矛盾与冲突，又使大家的心灵得以洗礼，觉悟得以提高，纪律得以加强，队伍更加团结。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回想起动乱年代那个“社会大乱我不乱”的学习班，大家都深有感触：那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五层楼里，我终生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件事。一天中午，吃过午饭，大家正准备休息，有个同学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听说楼顶上抓来了好多‘俘虏’，被打得嗷嗷叫。”我马上带领海口兵冲上去。楼顶那一阵阵凄惨的哭喊声，一阵阵可怜的求救声，随着我的逼近越发清晰，叫人心寒；那场面，那做派，“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由分说，一个箭步，冲到他们跟前，大喝一声：“不许打人！不停手的立即给我拿下！”顿时，他们被这突而其来的呵斥镇住了。我勒令他们立马放人，而且叫海口兵的人把“俘虏”安全护送出去。接着，海口兵侨中分部的陈英同学，立即在五层楼贴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大字报，强烈呼吁大家起来共同制止乱抓人、乱打人的野蛮行径。从此，五层楼也就平静下来了。　　

第 八 章  乘坐专机  赴京谈判　　
初见分晓，欲稳大局，准备收场，这是“动乱”第六幕……　　
1968年初，尽管权力较量已初见分晓，但全国各省市、各地区，派别之间仍然争斗不休。面对混乱局面，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各省市、各地区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斗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联合。于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派出总理专机，从北京直飞海口，接我们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众组织头头约40人左右参加那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还有海南军区司令、政委，各市、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以及海南驻军其他领导。　　
赴京那天，由于派别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情绪所致，从总部到海口机场几公里的路程，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那是因为复杂的原因，导致我们几经改变从总部到机场的路线。结果，当天晚上才飞到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接见我们。一开始他就狠批一顿：“周总理派专机到海南接你们，还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你们才来，简直比当年‘三顾茅庐’还要难！你们是怎么搞的？”接着，学习班办公室通知说江青请我们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当时的北京已经进入寒冬，下雪了，但我的心里却一直是热乎乎的。1966年才到北京，登上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时隔一年多，今天又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还坐上总理专机，这一切对我这个农村出身的穷孩子，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虽说是学习班，但我们都清楚：这是海口三大派在北京谈判，准备大联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开始，海口三大派群众组织头头，各自住于一方，各派头头之间，尽管原是老同学、老同事，都很熟，但见面时却相互不打招呼，情绪特别对立。几天以后，海南军区司令孙干卿宣布：重新调整住房，参差居住。“海联司派”总司令李进周跟“东方红”派总司令陈同川被安排同房居住。我被安排跟谢神通同居一房。谢是对立派中在海南赫赫有名的“海南红总”司令，当时他是海南教师进修学校学生，比我大几岁。同房的第一天，冤家相见虽然也勉强打招呼，但内心憋得难受。　　
参加学习班的人很多，每到开饭时大家都得排队进饭堂。参加学习班的全国各地的大、小军区司令也跟我们一样，规规矩矩地排队。在饭堂大门打开之前大家都得乖乖地等着，可是，有些人就不安分，有些地区的头头乘着这个时间，在那里大喊大叫“打倒××老谭！”“打倒××老谭！”然后就将写着“打倒××老谭！”的大高帽戴上他们所在地区军区司令的头上。看在眼里，我感觉很不是滋味。当场在排队的，有个别还是“独臂将军”呢。看着这些从枪林弹雨里过来的老红军、老革命，我内心直感到佩服、尊敬。　　
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还说：“要斗私批修。”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学习班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斗私批修，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有时以“派”为学习单位，一边学习、斗私批修，一边作自我批评，有时大会发言，有时自学，有时个别谈话。当然，斗私批修、自我批评是不能脱离实际的。记得在大会发言中，“海联司”派总司令李进周经斗私批修后，主动坦陈武斗时的一个“军事行动”：武斗紧张阶段，他们曾有几人，携着上百公斤的炸药包，从得胜沙路的地下水沟爬到海口解放戏院（“东方红”派据点）底下，准备大爆炸，将“东联站”（“东方红”派）一下炸平，但又想到里面住的不少是受蒙蔽的群众，所以就不炸了。李的坦言使“东方红”派的头头大吓一跳。　　
海南虽小，离北京又远，但在北京的学习班中却创了“奇迹”：不但动口，还动手了。那是在讨论大联合中各派组织参与大联合委员会人数时，有人说“造反派”要占多数，保守派只能占少数。有人问什么叫“造反派”，什么叫“保守派”？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结果争了起来，争吵不下，就动手打架，此事轰动了整个学习班，成为典型。　　
为了消除派别隔阂，促进革命大联合，中央首长联络员分别找各派主要头头进行“个别谈话”。记得一位姓李的据说是总理联络员找我谈过话，了解我对海口三大派的认识。我说：“经过学习班的反复学习，斗私批修，自我批评，我们各自之间的派性在逐渐消除。回过头来，我认为对各派都应一分为二地认识。‘海联司’派的成员中，因为转业、复员军人多，机关干部多，工人多，所以相对地讲政策，讲纪律，讲方向，但也相对地显得造反精神不强，显得保守；‘东方红’派的成员中，因为学生较多，年轻人血气方刚，敢于造反，相对地显得造反性较强，但越轨行为也较多；‘工农兵’派属于中间派，由少量机关干部和一些学生组成，战斗力较弱。但是不管哪一派，如今革命大联合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大家都不会阻挡。”听完以后，联络员说：“你的认识客观、公正、有见解，与一般人不同，你的思想进步快。”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反省，大家都在进步，都愿意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实现革命大联合，派性也慢慢地被扫地出门。记得与我同房的谢神通，夜间睡觉时还主动帮我盖被子，因为他是教师进修学校的，比我年龄大，大的照顾起小的了，大家能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了。这样，海南、海口的革命大联合，虽然开始时在名额上有些争议，但最终还算比较顺利地在学习班达成协议。　　
19　68年3月7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我又一次见到毛主席。这一次毛主席是专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的。海南的学员被安排在座位前面。当毛主席、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主席台时，全场欢呼，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主席台上毛主席还特别问：“海南来的在哪里？”只见林彪、宋维试（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指向我们的位置，毛主席在主席台上特别朝着我们座位的方向走来，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此时，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喊着喊着，只见毛主席不断地向我们微微笑，频频招手致意。半个钟头左右，在欢乐的、忘我的气氛中，当晚的接见拉下帷幕。　　
夜幕中，我们将无限的欢乐带回学习班。在一个广场上，大家还在一起唱歌、跳舞。我们十分亲切地唱起“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记得当时我们跳的是“忠字舞”，海南军区司令员孙干卿、副政委单印章也跟大家一起载歌载舞。那天晚上，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幸福的遐想使我彻夜难眠。　　
当天夜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在浮想联翩。我想起“谈判”前前后后的日子：来京之前，“谈判”预定为7天，结果却谈了一个多月，可见“谈判”之难；前天在海口，三派之间刀枪相见，你死我活；昨天在学习班之初，三派之间针锋相对，怒目相视；今天在北京，三派之间载歌载舞，你欢我笑。人的喜怒哀乐，想起来觉得怪怪的。我想起学习班中的一幕幕：饭堂前一些军区司令被戴上高帽；我们之间从动口到动手；大伙斗私批修中的真真假假。想起那些不正常的举动，觉得莫名其妙。我想起“文化大革命”那个“史无前例”：中国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在历次改朝换代的过程，像“文化大革命”这种“革命形式”确实是“史无前例”，但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式的你争我斗的斗争史中，其争权夺利的实质却并非史无前例。问题在于为谁争权，为什么人谋利。在中国的历史上，在阶级产生以后，一党一派的你争我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已为众所周知。想到这些我才知道文革中的“站队”太重要了，真可谓“站队”之举，举足轻重！回过头看一看，我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文革之初我站到“寇”那边，我挨批了，但是后来历史将我推到“王”那边，我胜利了。 　　
我想到暴风雨与当权派：这场暴风雨很不寻常，它既属天灾，也是人祸。暴风雨过后，人们的头脑变得清醒。带着清醒的头脑，我在想：脸是要经常洗的，房子是要经常打扫的，汽车是要定时不定时地小修、中修、大修的。脸不经常洗就会脏，房子不经常打扫就不卫生，汽车长期不修理就会发生故障。所以，“洗脸”、“扫地”、“修车”未必是坏事。但是，如果美容院里的“洗脸技师”乘帮人洗脸之机，故意将人毁容，如果宾馆里的清洁工乘打扫卫生之机，故意毁坏宾馆桌椅、用具，如果修理厂的修理工乘修车之机，故意毁坏汽车零件，那显然是违法乱纪，后果严重者，甚至是违法犯罪。可见，世间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所以，认识事物切忌片面性、表面性，处理问题务必把握好那个“度”。　　
我想到“动乱”与磨练：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乱中我在动，动中我在想，“乱、动、想”，“想、乱、动”，反反复复，滚滚红尘，一次又一次地磨着我，炼着我，我不得不接受那个痛苦的磨炼。显然，被风吹浪打是难受的，但是，正因为一阵阵的风、一个个的浪，让一个在大海里游泳的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受考验，一天又一天地学会游泳，一步又一步地趋向成熟。其实，人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运动中辩证，在辩证中运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谈判，虽然三派的主要头头都表示回去以后要尽快消除派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回到海口以后，又各自回到各派的据点，迟迟不谈大联合的事。海口地区的形势仍然是三派继续僵持着、对立着。我也只能回到得胜沙路海口兵的驻地，静观时局的发展。　　

第 九 章  武斗尾声  以寡敌众　　
惯力不止，急忙刹车，恢复秩序，这是“动乱”第七幕……　　
在驻守得胜沙的日子里，两大派的红卫兵分别排演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海联司”派排演了《红卫兵万岁》，“东方红”派排演了《红卫兵战歌》。海口兵有很多人员参加了《红卫兵万岁》的演出。　　
大型歌舞《红卫兵万岁》演出团成立于1968年1月，由130多名红卫兵组成，在广州主义兵、海南军区战线文工团《洪流》组织、海口地区工人组织的帮助下进行排练和演出。整个演出团，从领导、导演、舞蹈、歌唱、音乐、灯光、布景、后勤保障，都由红卫兵小将自己担任，是一个军事化、战斗化的文艺团体。红卫兵自己从家里带钱来吃饭，捐钱出来作为排练、演出的费用。在那战火纷飞的武斗的危险岁月里，他们深入到海南岛各县部队、医院、城镇、农场、农村、公社、工厂、矿山、港口为工农兵演出，足迹遍及海南各市县、乡镇，行程数千公里，历时9个月。　　
我在五层楼四楼的戏院看过《红卫兵万岁》的演出，那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场大型歌舞。编导人员借鉴了1965年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表演形式，借用了总政歌舞团演出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曲调，导演出一台气壮山河的红卫兵史诗，确实让很多人对当年的红卫兵，对当年的学生仔刮目相看，称赞不已。谁说学生仔不懂艺术，谁说红卫兵只会冲冲杀杀？《红卫兵万岁》全方位地、艺术地表现了红卫兵的诞生、成长、挫折、觉醒、奋斗、胜利的历史进程，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表达了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感情。他们的动作虽然简单、粗拙，但却奔放、豪迈；他们的演唱也许沙哑、零乱，但却震天动地；经常是演员在台上舞蹈时，观众在台下互动；合唱队在演唱时，台下的观众也跟着一起高歌，仿佛整个戏院就是一座大舞台，分不清谁是观众，谁是演员。当演到激情之时，台下一起欢呼，一起奋进；当演到悲壮之时，台下的也跟着台上一起啼哭，一起流泪，情感的纽带连着台上台下，交融的氛围萦绕在所有人的心中。我仿佛看到：红卫兵大胆地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当做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向着革命的方向狂奔。看这样的演出，让人领略到革命者的豪情，神圣的使命感在心头油然而生，现在我们还多么想看那样振奋人心的演出！　　
《红卫兵万岁》是足以让那一代学生仔引以为豪的永恒的记忆。那个集体所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以及所付出的汗水、心血，令人们刻骨铭心；所凝聚的忠诚、善良、团结、奋斗、为公、忘我的品质是一笔永远的精神财富，它将深刻地影响着很多很多的人生。　　
在整个武斗期间，虽然海口兵的一些学生也曾跟随工人组织参加过一些武斗，但海口兵没死过一个人，这让我感到十分庆幸。回想当年，在那样复杂的形势下能带好一支队伍是多么不容易啊！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副司令王和强是最会带兵的人。他带领的海口兵二中分部的红卫兵，人数多，团结紧，纪律好，战斗力强，大方向又把握得好。“文革”全程他带领的红卫兵，无一伤，无一死，无一违规违纪。他们在大风大浪中都经受了锻炼，走上社会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武斗接近尾声时，曾发生过一场以寡敌众的故事，7个人对着几千人。事情的起因是：《海南日报》错印一个字，将“毛主席万寿无疆”中的“万”字错印为“无”字，变成“毛主席无寿无疆”，这在当年确实是天大的政治错误。当晚，“东方红”派借机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我估摸着会出事，于是，在胜利旅店“据点”组织“自卫备战”。当时，在据点我们只有7个人，5男2女。手中只有一支“五四”手枪，一个烟幕弹，一台手摇警报器。怎么办？我只好组织大家：1、将大量石头搬放到二、三楼阳台上堆着，准备自卫反击；2、在胜利旅店和隔壁的海南盐务局办公楼之间用木板搭桥，出事时准备撤退逃命；3、派人到附近的海口海关，向军代表事先求援；4、派人用几根大柱在旅店一楼将楼门牢牢顶住，防止有人冲击。果然，那天晚上，当游行队伍来到得胜沙路时，只见满街人山人海，几千人在游行示威。示威人群除了高喊“坚决抗议海南日报！”的口号以外，更有针对性地高喊：“打倒保皇派！”“砸烂保皇派！”的口号。面对挑衅，住在海口大厦和对面的胜利旅店的“海联司”派革命群众和红卫兵针锋相对地高喊：“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顿时，得胜沙路强烈的口号声擦出了浓浓的“火药味”。游行人群向胜利旅店一楼大门一冲再冲，眼看大门即将被推倒。太可怕了，万一他们冲上来，我们7个人不都成肉酱了吗？我急中生智，命令吴乾坤：“瞄准得胜沙路上的路灯，将它打掉！”吴瞄得正准，路灯当即被打灭，立即引起“短路”，一时全街黑成一团。我再命令潘清：“马上摇动警报器，制造恐怖！”其他几位红卫兵随之立即猛推石头。谁知石头长眼，正好砸到对立派一位“司令”的头上，当即送往海军四二四医院抢救。结果树倒猴孙散，游行人员一下子全部自行撤走。当晚我们自卫还击，免遭一死。　　
对方当时的详细情况，是10年以后我才偶然得知的。1976年夏季的一天，海口市运输公司在武斗时曾对立而后来“联合”了的两位头头一起出发到文昌铺前镇，他们路过湖山公社时，刘文艺（时任该公司革委会主任）说：“听说当年海口兵司令杨来清现在湖山公社当党委书记，我们去拜访一下吧！”那天刚好我在公社办公室。客人远道而来，不管当年属哪派，我都热情接待。饭桌上，正是当晚在得胜沙路被石头砸到头颅的“司令”开玩笑地对我说：“‘杨司令’啊，还记得我们游行示威抗议海南日报社那天晚上吗？我看你的石头是长眼的，怎么一砸就砸到我的头？我当场昏倒，当即被送到海军四二四医院抢救，否则，那天晚上，你们真的会变成肉酱啊，那也没有今天了。”我笑着连声道歉：“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不过幸亏石头长眼，否则咱们也真的没有今天了。”说罢大家哈哈大笑，真是“古今多少事都在谈笑中”。　　
　1968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制止武斗的布告。各省市、各地区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日益扩大的武斗。　7月8日　至10日，广东省、广州市两级革委会召开会议，采取行动，拔除广州市内的武斗据点。　　
　7月17日　上午，海南军区、海南区革委会在海口人民广场召开贯彻执行中央“7·3”布告的群众大会，强令各派组织必须立即撤除所占据的武斗据点，各类人员返回各单位就地开展文化革命，学生返回各自学校，复课闹革命。在此之前，我已安排海口兵搬出了得胜沙的胜利旅店，撤出了据点，并要求他们回到各自学校去。我特别交代各分部的领导，一定要做好同学们的思想工作，服从学校军代表和工宣队的领导。我带领海口兵参加了大会，会后，我们参加了大会组织的游行。　　
但是，海口仍然有个别的造反派组织公然置中央的《布告》和海南军区的强制命令而不顾，继续坚守据点，并且当游行队伍经过他们据点时，居然公开对抗、挑衅，向游行队伍扔石块等，蓄谋挑起新一轮的武斗。在这节骨眼上，海南军区果断决策：立即武力拔除据点。同时派出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采取强硬措施，很快就拔除了几个据点。　　
当天下午，全市就只剩下位于新华北路的解放戏院这个据点了。这是最后的也是最顽固的一个据点。解放戏院是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房，坚固强硬。戏院背东面西，前面是一块近300平米的小广场，再往前，就是南北向的新华路。据点里面的人早已将一楼的大门紧紧地封闭起来，在二楼的前面阳台上垒起了沙包，修筑了工事，企图负隅顽抗，硬扛死守。在工事的垛口里，伸出了几根阴森森的枪管。　　
很多群众都涌到戏院对面新华路西边的骑楼下围观，想看看解放军是怎样拔除这最后一个据点的。我与同学潘清也挤在人群里，要看一看据点里的人究竟要顽抗到什么时候。　　
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已经在戏院旁边集结完毕，准备投入战斗。解放军先是用铁皮喇叭筒向据点里面喊话，反复宣讲中央布告和海南军区的强制命令，可里面的人似乎是铁了心了，根本没有任何表示。解放军还是不停地、反复地向里面喊话，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同时，借助一些障碍物作为掩护，步步地向戏院逼近。也许是里面的人发现了解放军的动向，竟然丧心病狂地向解放军开枪。不长眼的子弹到处乱飞，打到了对面的骑楼下，吓得围观的群众顿时乱成一片。我与潘清情急之下摇身一闪，躲到一根大柱子后面，子弹就打在那根柱子上。真是好险啊！如果慢一步的话，以后的事情我都不敢去想。其实，人的一生，有时在一瞬间就可以改写，生与死，往往只有一秒钟的差异。情况十分危急，看来据点里面的人已经失去了理智，如果让这种事态继续发展下去，不知要伤害到多少无辜的群众，其后果不堪设想。现场的解放军指挥员果断地下达了强攻的命令，解放军战士开火了。在火力的掩护下，有一队解放军勇敢地往前冲。据点里的人发疯了，朝着解放军射击。突然，一个年轻的战士倒下了，鲜血染红了大地；又一位战士倒下了……解放军战士被激怒了，面对着枪林弹雨，他们越战越勇，毫不退让，很快就有几个战士攀登上了二楼的阳台，捣毁了抵挡的沙包，冲进了戏院。海口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攻克了，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付出了血的代价。　　
以前，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种镜头，只是在小说的描写中感觉到这种场面，而当时，我亲眼目睹了。我想起了著名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听从祖国的号令，在朝鲜的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爬冰卧雪，过着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生活，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抗击着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的入侵，捍卫祖国的尊严和安宁，保卫朝鲜人民的国土和生命财产。他们不惜牺牲自己，但是毫无怨言；他们含笑告别战友，有的甚至永远埋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魏巍称颂这些年轻的战士是我们时代最可爱的人。　　
“动乱”中，在党政机关被造反派炮轰火烧得几乎瘫痪的时候，解放军介入了“三支两军”。面对造反派组织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击，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坚持了最可贵的忍耐和退让，表现出最高尚的风格和品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基石。然而，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下，在海口解放戏院的大门前，在这本来不应该流血牺牲的地方，他们流血了，他们牺牲了。他们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没有倒在美帝国主义的大炮下，却倒在造反派的枪口下，这怎不叫人心疼，怎不叫人心酸，怎不叫人义愤填膺？我站在战士流血的地方，久久不肯离去。我痛苦地低下头，静静地向他们默哀：他们就像魏巍所称颂的那些年轻的志愿军战士，是我们时代最可爱的人，是他们用血肉筑成了我们祖国新时代的长城！　　

第 十 章  回乡务农  基层起步　　
打扫战场，引导疏散，消除负担，这是“动乱”第八幕……　　
“7·17”拔除据点以后，我们就返回学校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工宣队进驻学校。在军训团和工宣队的领导下，我们复课了。所谓的复课，并不是上课，而是集中学习。　　
我们以班为单位，反复地、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做好准备，奔赴广阔天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说：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主席还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　　
其实上山下乡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60年代初，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侨中每年都有一大批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和少部分没有考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或到边远的厂矿去就业。学校每到学期末，都会请一些到农村去以后有所成就的校友回来作报告，报告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的经历、作为、思想的磨练、感情的洗礼。每次听完报告，对我都是一次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教育。　　
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地耕耘，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富的农产品，无私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模范英雄人物。在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有的知青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穷乡僻壤中一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的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爱戴和欢迎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乡镇企业的开拓者。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在农村，家里祖辈务农，他自己从小就参加农田劳动，13岁就几乎顶一个整劳力干活。17年的农村生活使得他了解了农民的疾苦，熟悉了农村社会，培育了对农民深厚的感情，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广大农民谋利益。毛主席深知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首要意义是解决农民问题。他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要是把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都提高了思想觉悟，纷纷报名到农场、农村去。经过3年的文化革命，侨中已经累积了6届的毕业生（66—68届初、高中毕业生）。按上级的指示：初中的三届毕业生除小部分升高中以外，大部分要上山下乡，高中的三届毕业生全部要上山下乡。侨中的6届毕业生主要安排到屯昌县和定安县的7个国营农场。而一些从农村来的，要动员他们回老家去。　　
是到农场去呢？还是回自己老家？陆宇众同学一时拿不定注意，找我商量。按理说，农场的条件要比农村好得多，是正式工人的名额，每月工资有保证，又可以和同学们在一起，同生产同劳动，过集体生活，大家有说有笑，也够快活的。到农村就不同了，我知道我老家那里，土地贫瘠，干旱缺水，耕作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一个劳动力一天不够1毛钱。而且，回到农村以后，就是一个人孤军作战，想见同学们一面，想和同学们说说心里话都难。我们有些同学本来就是农村来的，父母都在农村，照这种情况是应该回老家去的，可他们都不太愿意回去，很多人向军训团和工宣队申请到农场去。我和陆宇众按军训团和工宣队的安排是应该到农场去的，可我们又很想到农村去。　　
以辩证法来看，农场和农村各有各的特点。到什么地方去，不应该简单地从表面的情况去看，要结合自身的志向和发展趋势去看。艰苦的条件，往坏的方面看，会让你多吃一些苦头；往好的方面看，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考验和磨练，这对一个人的成长也许更加有利。一个人孤军奋战，缺少同学的帮助，会承受很多的孤独和苦闷；可因此也给了自己更多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培养自己在缺少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农村贫穷、落后、困难，艰苦，不是更加需要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努力工作吗？一穷二白，好写最新最美的文章，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文昌翁田老家的堆头坡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家世世代代都在那里休养生息，我的根在那里。对我来说，农村的天空更高远，农村的大地更广阔。在那里，我可以自由地翱翔，我可以纵情地驰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比较和深入思考以后，我和陆宇众同学最后下定了决心：到农村去，打回老家去。　　
　1968年10月15日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踏上了回乡的征途，我回我文昌翁田的老家，陆宇众回文昌重兴的老家。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就要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开始我们新的人生征程。　　
文昌有200多公里的海岸线，翁田公社位于文昌的东北方向，靠海边矗立着一座由海礁岩石堆积而成的抱虎岭。北面是铺前公社，铺前镇的木兰角是海南岛的最北端，离祖国大陆最近。站在木兰角，可穷千里之望，雷州半岛轮廓清晰在目。东面是龙楼公社，龙楼镇的铜鼓岭位于海南岛的最东端，称琼东第一峰，有大大小小18座山峰跌宕起伏延绵20多公里。抱虎岭居于木兰角和铜鼓岭之间，从大海之中高高拔起，峭岩绝壁，群峰竞秀，地貌奇特，植被繁茂；登上主峰，晨迎红日喷薄欲出，暮送夕阳落霞满天；远眺南海碧波水天一色，群鸥翱翔渔舟点点；近看礁沉礁现潮涨潮退，惊涛拍岸声如洪钟。站上临海的石崖看海，那是一派海的世界：眼前的大海一望无际，海浪滔滔，海风正起；从东向西吹来的海风卷起海浪直迫海岸，一波又一波的浪头吐着无数泛白的浪花翻卷而至，前浪扑过后浪又起，簇拥着、喧嚣着，像是千万匹脱缰的野马在奔腾、在咆哮，这就是大海的力量！抱虎岭下洁白美丽的沙滩蜿蜒伸展漫无尽头，几千米长的海湾清澈如镜，分布着100多种完好的珊瑚礁群，游离漂浮的海草在珊瑚礁的平台上翩翩起舞，五彩缤纷的鱼虾蟹蚌游玩嬉戏于水草丛中。好一个天然美丽的海底世界！　　
我的家乡堆头坡村是离抱虎岭不远的一个靠海的小村庄，全村不到20户，不足百人，土地多属盐碱沙质土壤，干旱缺水，只能种些的耐旱作物。水田很少，粮食不够吃，常年以番薯、杂粮代之。队里经济很薄弱，几乎没有什么积累，一个劳动日才值6分钱。　　
我家祖祖辈辈在堆头坡这个小村庄里，起起落落。曾祖父杨日新，有文化，擅长经营砖瓦生意，学会武工武术，爱做公益事，好打抱不平，很受乡亲尊重。祖父杨昭为，有文化，但身体不好，早年病故。父亲杨兹贵不到10岁便失去双亲，从小给地主打长工，叔叔杨兹荣16岁参加琼崖纵队，1949年牺牲于战场。我父亲结婚时还是借村里人的一套新衣服去接新娘的。母亲韩月英生于印尼，少年归国，见识广，有智慧，勤劳节省，把我家又重新拉扯起来。她善于助人，在村里很有威望。我父亲一解放就当上第一任农会主席，他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邻村威望很高。因为双亲多年积德行善，所以，我回乡很受乡亲欢迎，同时双亲的为人对我的一生也带来深远影响。　　
回家的头天晚上，朗朗的月光像一层层柔和的轻纱慢悠悠地重落到大地上。村子里的空气格外的清新、凉爽，还夹带有一丝丝甜甜的味道。村子里已经传开了我回家当农民的消息，晚饭后，乡亲们都三三两两地过来串门，没一会儿，我家就挤得满满的，好像“南洋客”回来一样。我妈在村子里好客是出了名的，她忙上忙下地摆椅子、摆凳子，安排乡亲们坐下；又忙里忙外地给乡亲们端茶递水，高兴得合不拢嘴。村里的小孩爱凑热闹，蹦蹦跳跳地来了一大群，一个个像过年似的兴高采烈，我妈将我带回来的糖果，向小孩子们逐个发送。凳子、椅子都用完了，我妈只好拿出一张草席，让小孩子们在草席上席地而坐。看来今晚是个喜庆的夜晚，我把客厅中央吊着的那盏过年才点的大煤油灯也点上了。看着煤油灯光映照下的一张张笑脸，我心里暗暗地陶醉。年近80的人称“坡口婆”的老阿婆亲切地招呼我，我赶紧走到她身边。“坡口婆”是村子里的老寿星，经历过“满清”、“民国”和新中国，年轻时到南洋去谋生，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大世面，阅历丰富，德高望重，村子里老老少少都尊重她。　　
阿婆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深情地说：阿清啊，时下外头这么乱，你回来就好。阿婆知道你爱读书，很想念大学，但现在上不了，那也没关系，几十年的光景我看得多了，很多做大事业的人原来也是农民，他们先从农民做起，后来才成了大事。现在政府号召学生仔上山下乡，这是好事，像你这样有文化，识字的后生哥回我们自己家乡来当农民，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好好地跟着村里人一块干，咱村一定会大变样。　　
阿婆语重心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我说：阿婆，您老的话侬都记住了，侬一定好好干。队长说：这就对了。我说：8年前，我考上侨中，离开了堆头坡村，到海口去读书。现在，我回来了，听从毛主席的号召回来当农民。我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现在轮到我自己来当农民了，我很高兴。其实要当一个好农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干农活是很讲技术的，可我什么都不懂啊。　　
乡亲们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嘛，海南侨中那么难考你都考上了，犁地比考侨中容易多了。队长说：我们哥清不但考上侨中，在侨中还当了学生会主席，“文革”中又当过什么主任啊、司令啊，领导过好多好多人，还上过天安门见过毛主席，是个干大事的人。这农活嘛，只要他用点心机去学，哪有学不会的？　　
回乡的第二天，我就下地参加劳动，跟着队长杨兹胜学习使牛犁地。杨是我的叔辈，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农村的活计他是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手把手地教我犁田，教得很耐心。他扶着我的手开始了犁田，随着牛的走动，犁刀在缓缓地前行，眼前一排排泥花土浪在翻滚，好看极了。我闻到了新翻土地上散发出的一阵阵泥土的芳香，我贪婪地允吸着这清香的地气，这是大地母亲的生命之气啊！我高兴极了。在地里来来回回地犁了十几个来回以后，我慢慢地有了一些感觉，我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要求队长放手让我独立操作。队长看我情绪这么高涨，也答应了。我定了定神，站稳了脚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开始了单独驾驶。我右手扶着犁把，用身体的重量拼命地压住木犁，左手牵着牛绳，重重地喝了一声，牛开始动了，我也跟着走。牛走得很轻松，我却走得很吃力，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歪；一会儿犁刀吃得太深，牛走得很吃力，一会儿犁刀又吃得太浅，我让牛拉着往前跑。天气很热，似火的骄阳直射下来，人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脸上豆粒大的汗珠滚滚而下，浑身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样折腾了好一阵子以后，牛生气了，它停下了脚步，站住那里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还时不时地“哞！哞！”地叫喊，以示抗议。我这时也是汗流浃背，腰酸腿痛。队长看着我这副狼狈的样子，只好叫我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队长帮我小结：犁地最主要的是掌握好犁刀入地的深浅度，吃得太深，阻力大，牛拉不动，犁也走不了；吃得太浅，犁地达不到一定的深度效果不好。掌握深浅度的关键在于扶犁把的右手，犁把扶高了，犁刀入土就深；犁把压低了，犁刀入土就浅。道理讲起来不难，要靠多练才能熟练掌握。队长的一席话让我感悟颇深：原来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农活里面包含着哲学道理：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度，这矛盾双方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事情就能顺利发展。而不够度，或者过了度，事情就要办糟。其实，哲学并不仅仅在课堂里，在书本中，也在生产劳动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虽然在学校里学习了不少书本知识，可实践中的知识，生产劳动中的知识懂得太少了。今天的犁地才是我当农民上的第一课啊！我开始领悟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刻含义。　　
休息完后，我又接着练。由于总结了经验，弄清楚了犁地的动作要领和问题的关键，干起来就顺手多了。干顺手了，这干劲也上来了，而且每犁一个来回，自我感觉比上一个来回有所进步，不知不觉干到天快黑，队长催了几次我们才收工。　　
回来的路上队长跟我说：你身强力壮，干活肯卖力气，应该算个强劳力，给你记10分。我赶紧争辩：我现在还是拜师学习阶段，队里没让我交学费就很照顾我了，说什么也不能给记工分，工分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啊！队长马上纠正我的话，说：我给你记工分就说明队里不把你当外人，已经把你当成了公社社员、真正的农民，当成我们队的一个成员，难道你不高兴吗？社员干活就要记工分，理所当然嘛。队长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知道我干的活根本就不能算一个强劳力，但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我只好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地学会所有的农活，在往后的日子里争取多干些活，平时为集体多做些好事，决不辜负一个强劳力的待遇，决不辜负乡亲们的深情厚谊。　　
收工回家，妈妈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家的感觉真好。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吃完饭后我调好了闹钟就倒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5点钟闹钟就响了，像催命似的叫个不停，真烦人。我强打着精神爬起身来关停了闹钟，很想倒头再睡一个回笼觉，可我还是站起来了。按我的原计划，每天早上读书一个钟头。我想：这才是“劳其筋骨”的开始，这就扛不过去了，往后还怎么干？况且乡亲们已把我当成了一个强劳力，队里还给我记了10分的工分，我还这副熊样？想到这，我精神也提起来了，读完一个钟头的书以后，赶忙吃过母亲已备好的早饭，然后去找队长。队长正扛着犁，牵着牛准备下地去。　　
我跟着队长再下地。我一连好几天都跟着队长学犁田，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学习干活两不误。每天，我们俩都坚持干够两个强劳力的工作份额才收工。一个礼拜过后，队长同意放我“单飞”了。我高兴极了，就像在学校读书时考取了好成绩一样高兴，我基本掌握了犁田的技术。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仍然跟着队长学习各种各样的农活。我学习插秧，学习水稻的田间管理，学习收割稻子，还学习各种农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经过近半年的学习和实践，我基本上掌握了多种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和特点，能较熟练地操作多种农活，拿得起，放得下。现在，我拿一个强劳力的工分不觉得心虚了。半年来的学习和劳动，让我感觉到很兴奋，很充实。　　
被誉为“全人类的骄傲”的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就非常喜欢干农活。他是个大庄园主，可他很会干农活，在偌大的一个庄园里，每一项农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曾经说，我要不会干活，怎么管理近百名农奴，并为他们指派活计？　　
他一生热爱劳动。有一次，他路过码头，被一位贵夫人当作搬运工叫过去扛箱子。他为贵夫人搬完箱子，得到5戈比的工钱。当码头上有人认出了他，围过来向他问好，　那贵　夫人见状无地自容，想要回那让她蒙羞的5戈比。托尔斯泰拒绝了，说：这是我劳动所得，我很看重这个钱，不在乎多少。　　
他一生热爱劳动，至死都信奉：体力劳动是高贵而有益的，轻视体力劳动，只能说明精神贫弱和思想空虚。强有力的劳动培养强有力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导致伟大的劳动。劳动，只有劳动，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这也是我对劳动的理解。　　
学会了干农活以后，我每天都积极下地干活，投身于生产劳动之中。除此以外，我还协助队长做事，尽自己的能力，为村子，为村民做好事，办实事。我们村原来的那口水井只是就地挖土而成，没有用上水泥圈，井周边的水常常渗流到井里去，很不卫生，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接触最多的第一是空气，第二是水，第三才是食物。农村的空气新鲜、清洁，这谁都知道，让城里人都挺羡慕的。其实农村的水也应该是挺好的，他不像城里的自来水，要通过很多处理，还要加入一些诸如漂白粉等等的化学东西，农村的水是天然的。但如果处理不好，让脏水回流到里面，那就很不卫生。为全村人的健康着想，我跟队长和乡亲们商量，建议用水泥圈重修村里的水井。修水井是好事，没人会反对，村民们担心的是钱的问题。我说：除了水泥需要买以外，其他的材料我们自己准备。我自告奋勇和村里的两个后生哥一起领下了这个任务。我们三人到抱虎岭去撬海石、捡碎石、淘河沙，然后到村边的“砖灶坡”找一块沙地做工场，自制水泥圈。材料准备好后，我又组织村里几个会做泥水工的村民一起改造旧水井。由于材料准备充分，施工安排合理，很快就在旧水井的基础上修建起一座有砖砌井围的新水井，还在井边建了冲凉房和洗衣池。整个水井改造工程按照我们事先的设想，除了购买水泥花钱以外，其他的全部由我们自力更生解决。这新的一幕，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水的问题解决以后，乡亲们又盼上电了。我又找队长商量：我们村是“老苏区”，听说县里财政有专项资金是帮助老区人民改善生活条件的，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队长同意了我的想法，于是，我绞尽脑汁连夜赶写出一份情真意切、在情在理的申请书，还制作了初步的工程预算报告。接着，我就三天两头地往县里跑，找有关领导，详细地陈述堆头坡村的困难，尽情地表达老区人民盼望用上电灯的迫切期望。我们的努力终于感动了县委领导，县财政拨出2万元钱，县电力部门派人到我们村安装。很快，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结束了几百年来点煤油灯的历史。乡亲们说：哥清回来后，我们村变样了。其实，村子在变，我也在变。我从一个不懂干农活的学生仔变成了一个公社社员，变成了一个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了堆头坡生产队村民认可的一个拿10分工分的强劳力。　　
不知不觉，我回乡当农民已几个月了。这几个月，我过得很愉快，比动乱时在海口市心情轻松多了。那时候形势复杂，我还管着海口兵，生怕我的兵会出什么事，整天都提着心，日子过得可艰难。农村的形势简单多了，乡亲们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教我干农活，支持我工作；我乐意为乡亲们办好事、办实事；大家相处在非常融洽、非常和谐的氛围中。我协助队长为村里改造水井，安装电灯，眼看村子一天天在变样，我很有一种成就感，这几个月过得很踏实。其实，当农民很好的，只要你每天都努力了，能够学到一些东西，能够干一些实事，能够有一些进步，这生活就很有意义。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就快过年了，以前在侨中读书时，我年年都回家过年，家里的年可比海口有意思多了。今年，是我当农民以后过的第一个年，应该是特别有意思。不少家庭都已经在做过年的准备了。这时，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长开会，刚好队长家里有点急事，他让我代他去大队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县革委会决定组织竹包水库大会战，每个公社组织一个民兵团，每个大队一个排，三天后就要把队伍拉上工地。听说竹包水库离我们这里大概有上百公里的路程，大会战不但辛苦，而且一干起来多数是没有期限的，现在离过年也就一个月时间了，搞不好春节可能都回不来。所以，会上各生产队长都迟迟不表态，大队书记急得没有办法。眼看着为难的领导，我问：“我们大队有多少共青团员？”“包括你在内一共是28个。”大队书记说。我说：“28人够一个排了，就让我们28个共青团员代表我们大队参加水利大会战吧。”大队书记高兴地说：“阿清这个主意好，就这样定了，抽调全大队28位共青团员组成堆头大队民兵排，由杨来清当排长，代表堆头大队参加全县竹包水利大会战。”会后，我将情况向杨兹胜队长做了汇报，队长表示支持。　　
三天后，我带领堆头大队民兵排背上背包，带上工具，开始步行。我们走到潭牛镇时，接近黄昏，可前面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总得在途中过一夜吧，怎么办？此时有人告诉我，附近有一所文西中学，我便决定，带着队伍到文西中学找教室，并将桌椅当睡床，度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踏上征途，直奔南阳公社竹包水利工地，按安排，我们在距离工地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住宿。　　
工地的劳动组织是一个公社为一个团，一个大队为一个排，县里成立一个指挥部，负责全面的调度、安排。县里把任务分配到团，团里再把任务分配到排，层层下达，层层包干，一个排负责一段土方工程，列出具体的数量、时间安排，提出质量要求，一级对一级负责。县里为了鼓励先进，还设立了一面“竹包水利先进排”的红旗。　　
领到任务后，我与排里几个有修水利经验的社员分析了我们排土方段的具体情况，拟定了施工计划，对人员作了具体分工。为了尽快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开工前我做了动员，提出口号：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回家过年。我们一定要革命加拼命，既保质又保量，争取拿到“竹包水利先进排”的红旗。 　　
工程一开工，我们排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油门加到最大，马力开到最强。个个鼓足干劲，人人力争上游。我在排里，体力只能算是中等的，但我明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道理，光靠嘴皮子是当不好领导的，要靠真刀真枪的实干。因此，在劳动中，我挑的两个大簸箕每次都是把土装得满满的，那条沉重的扁担无情地压在我的肩膀上，虽然很难受，但我靠毅力在支撑着，挑着担子拼命地跑。排长都这么拼命，其他人当然也不甘落后，我们排的进度从第一天开始就处于领先的位置，而且一直都保持着领先。　　
除了抓进度，我对工程质量也从来没有放松过。每天收工后，我都和那几位有经验的社员仔细地检查当天工作的质量，然后等指挥部的技术人员来进行质量把关、验收。对于技术员提出的问题，我会立即组织人员加班，该改正的改正，该返工的返工，决不让工程留下隐患。由于每天都严把质量关，大家在施工过程中也很注意保证质量，我们排的工程质量也在不断进步，被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少，以至到工程后期，指挥部的技术员不用每天都过来，只是隔三岔五地来一下就行了，还口头上送给我们排“质量信得过单位”的称号。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干、实干，我们终于赶在春节的前一个星期完成了任务。我们排所做的工程数量足，质量好，赢得了“先进排”的红旗。我们扛着“先进排”的红旗，高高兴兴地行军回家过年。春节期间，还有一个新的收获，我们那伙水利兄弟的家长碰到我纷纷向我表示感谢：这次在竹包水库，多亏哥清啊，不然我们的孩子在工地挨批挨斗，说不定还要挨打，这个年可怎么过啊！　　
那年春节，堆头大队各个村庄都在传说一个传奇的故事：在竹包水利工地发现一个“大怪胎”。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因为一上工地就以排为单位，将各自的花名册逐级上报。结果，我这个全部由共青团员组成的民兵排，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加上由当年曾在海口市当过红卫兵司令的杨来清当排长，就更显特别。事实上，在热火朝天的水利战斗中，我们堆头民兵排被公认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因为经多次评比，那面“流动红旗”一直在本民兵排的工地上“流而不动”。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因为春节临近，而翁田民兵团的建设速度赶不上去。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团领导给我分配了一项任务，让我赶回翁田，将翁田中学的学生带到工地，参加水利建设。而当我奉命执行援兵任务后，回到南阳镇时，一路上碰到的熟人都说：“哥清啊，麻烦了，明天翁田团要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你们排了。”这让我感觉到一头雾水。　　
我回到住处时，正赶上兄弟们收工回来，大伙一下围着我不停地诉苦，有的掉了眼泪，有的义愤填膺，愤愤不平。　　
经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原来在我奉命执行援兵任务而离开工地期间，文昌县琼剧团到工地慰问演出。全体民兵一律停工观看演出。演出开始之前，各个排都要排队就座观看。在排队就座时，因为团长、政委不统一指挥，引起了矛盾。本来，各个排都已经按安排坐好了，不知为啥，团长要求调整队列，于是，堆头排从甲地被调到乙地。大伙刚一坐下，政委来了，他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子就破口大骂：“你们为什么乱坐位置？”我们排的民兵回答说：“是团长将我们调到这个位置的，我们没有乱坐！”政委听后，认为我们排的民兵不尊重他，他放声再骂：“混蛋，我叫你们立即给我再调回去！”面对如此不讲理的政委，我们排的民兵来劲了：“我们就坐在这里了，不动了！”此时，政委火上加油，一骂再骂，骂个不停。而那个团长也只是愣在那里，眼瞪瞪的，二话不说。这情形让被骂火了的堆头排民兵更加来劲，在原来的位置上坚持不动。很快地演出时间到了，堆头排的民兵仍然坚持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憋着一肚子的气，接受文昌琼剧团的“慰问”。　　
第二天早上，堆头排的民兵们跟往常一样，准时挑起工具赶路上工地。不料刚走几步，团长、政委和“秘书”一起到来了。满脸凶气的政委指着赶路上工地的堆头排民兵问：“你们去哪里？”民兵回答：“你看不见吗？我们上工地！”政委说：“上什么工地？全部回来，办学习班。”回到住房时，政委又说：“分开办班，上屋一组，下屋一组，不解决问题，决不罢休！”天啊，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何时才能罢休？结果，那天的学习班是在谩骂和顶撞的气氛中度过的。　　
谁知，这一赌气招来大祸。隔天，翁田民兵团向县水利指挥部、向县革委会报告：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在水利工地上发生一起严重的“罢工事件”，堆头排罢共产党的工，全排民兵集体罢工，半天不上工地干活。面对所谓的阶级斗争，面对“罢工事件”，县革委会领导严肃批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即使竹包水利工地几万民工全部停下工来，也要将“罢工事件”头子揪出来，批倒、批臭！　　
以上情况我心中是有数的，我决心要将这出戏演反。当晚，我让弟兄们专门到小卖部买回几斤便宜的甘蔗酒回来，用送饭用的几条小咸鱼加上一些花生米来送酒。我说：“大伙放心喝酒、吃饭，明天的批斗会有我挡着，你们别怕！”喝完酒，吃完饭，我让大伙都拿出《毛主席语录》，打开第156页，看着第一条，一齐读：“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接着，我领着大伙高唱革命歌曲。没经多久，我的一位在团部政工组工作的表弟来了，他说：“表哥啊，有麻烦了，领导让我在明天的批斗会上批判你们排，这可怎么办？” “那好办，你批得越狠越好！” “都这个时候你还开什么玩笑？” “真的，我不是开玩笑。告诉你，我不会怪你，因为不是你的错。而且我心中有数，我相信真理定会战胜邪恶。明天你就一边演戏一边看戏好了，会有好戏看的！”看着我镇定自如的样子，表弟和我们排的弟兄们就放心了。　　
1969年的　1月30日　，北风呼啸，寒风刺骨。一场莫名其妙的批斗大会在竹包水利工地开始了。在坐得满满的会场中间，留下一块空位，专门“迎接”批斗对象——“罢工事件”罢工人堆头排民兵。在我们排的弟兄们被指定位置就位时，我也跟弟兄们一道坐上挨批挨斗的位置。此时，一位领导上来好心地拉住我说：“你不要坐那个位置，因为那天你不在工地，没有参与罢工。”我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是离不开我的弟兄的，尤其在这关键时刻！”　　
批斗大会按计划轮流发言批判后，我举手请求发言。主持大会的部队副团长看着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还没等他答复，我就拉着堆头排代排长陈文忠，也像其他发言人一样，义愤填膺地说：“你竟敢罢共产党的工，罪该万死！你必须在这里向全体民工老实交代！”陈文忠实事求是地将“罢工事件”全盘托出。这一“盘”犹如一枚重型炸弹，将会场一炸而爆，全场骤然起哄。有的说：“这是怎么回事？”有的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有的说：“这简直是领导在胡闹！”场面一时控制不下，邓副团长只好从台上下来再三劝我：“小杨啊，算了吧，这会不能再开下去了，以后再说吧！”我说：“不行，大会应该继续，应该批斗那个真正的罢工头子，他既欺骗领导，又欺骗群众，还制造混乱，不批不行！”后来由于领导的再三劝说下，为顾全大局，我说：“你们必须答应我的条件：一必须在全工地恢复我们的名誉；二翁田团政委必须到住地向我们排赔礼道歉！”邓副团长答应了我的要求，匆匆忙忙地宣布散会。　　
会后，翁田团政委一行3人亲临本排工地向我们赔礼道歉，这出戏传奇而精彩地谢幕了。　　
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显然是一出“怪戏”，而我看怪就怪在那个“团政委”，说不准那是一个“怪胎”。那样的“怪胎”居然能钻进我们的干部队伍，并且当上“团政委”，这就更怪了……　　
春节过后，我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同时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政治队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社员开展政治活动：每天组织社员做“三件事”（站在毛主席像前敬礼，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念《毛主席语录》）。其实这些事情，从我回乡当农民那天就开始做了。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在村头的大树上搁块木板，做一个能站两个人的小平台，配上铁皮广播筒就成了“树上广播站”。我培养了村里的两个小学生当广播员。他们俩很听话，积极性很高，每天早晚各一次上树广播，念《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广播队里的有关通知，讲队里的新鲜事，表扬队里的好人好事。广播站办起来以后影响很广，周围邻近几个村的人都过来参观，称赞说：一个“树上广播站”就把你们村子叫得热热闹闹，叫得红红火火，叫响亮了，叫出名了。　　
不久，大队团支部改选，我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还兼大队民兵营营长，成了大队在职干部，但这些“官”都是不脱产的，我每天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要挣工分。因此，团支部和民兵营的工作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开展。为了给青年人开辟一块活动阵地，实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学政治、学文化。我争取到堆头小学的支持，开办堆头大队“五·七”青年学校，我自任校长，规定每周一、三、五晚上，利用小学的课室上课。课程安排丰富多彩：有时请大队领导上政治课；有时请有技术有经验的生产能手辅导农业技术；有时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开展阶级教育；有时请老革命讲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时请翁田中学的老师来上语文、数学课。我则作为机动老师，一旦请不到老师，或老师临时有事不能来时就由我来顶，反正不能让课程放空，放空的次数一多，人心就会散。我经常都要备着好几门课准备应急。我的课主要是哲学、历史。我一贯喜欢哲学和历史，从高一开始我就陆陆续续读了不少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还是有些底子的。我讲哲学习惯于结合一些大家在生产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来说明问题，然后从思想方法上进行分析，深入浅出，大家基本能听得懂。讲历史时，我把历史当成故事来讲，尽量讲得通俗，讲得带趣味性，学员们都爱听我的课，就连堆头小学的老师也经常来听我的课。除了上课，我们还组织讨论，交流心得体会，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办了“五·七”学校以后，整个大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提升：政治气氛浓浓的，学习热情高高的，生产也得到很大的促进。那批青年中，有些人后来当了中、小学教师、校长；有些人当了队长、书记；有些人当了老板，成了企业家，有些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现在，这些人在一起聚会时，总是念念不忘当年的“五·七”青年学校，不忘那段有意义的日子。　　
在当年那个火红的年代，物质很贫乏，生活很艰苦。物质生活的极端匮乏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人类在面对贫困的生活，面对自身的寂寞，常常需要苦中作乐，以稀释现实的苦闷。因此，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却是十分迫切。　　
文昌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当时海南流传着一种的说法：没有文昌人不成机关，没有文昌人不成学校，没有文昌人不成剧团。事实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悬乎，没人专门考究过，但当干部、当老师、做戏班的文昌人实在是太多太多。只因为文昌自古至今注重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多，因而外出做事的人就特别多。文昌人能歌善舞，各个乡村都有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业余剧团、演出队在农闲时或节假日义务为村民们演出琼剧、公仔戏、八音、盅盘舞等。1953年，文化部举办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6名文昌少先队员经过县、区、省的层层选拔，作为中南大区的代表，带着由“八音”伴奏的文昌“盅盘舞”跳进了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既然有这样的光荣传统，为什么不发扬光大呢？于是，我向大队党支部建议：组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大队领导和村民都一致赞同。组建宣传队至少要购买一些乐器、道具、行头等物品，但当时大队企业几乎是零，在经济上无力支持我们。我便组织大队的青年到海里去挖珊瑚，烧石灰出售，换回钱来买乐器、行头，很快就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宣传队，每周二、四、六晚上集中到“五·七”青年学校排练。我们的节目形式多样，内容除了当时经常表演的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歌曲、舞蹈之外，我们还结合本公社、本大队的好人好事、新气象新风尚，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自编、自导一些说唱、小琼剧等短小精悍的节目。有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来，我们还临时组织学习，编排节目，并连夜步行10公里赶往翁田镇，载歌载舞，开展宣传活动。我们的宣传队在翁田公社是出了名的，每次全公社文艺会演，我们都有几个节目获奖。　　
　1969年7月1日　，我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大队党支部在大队办公室为我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决心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我是党的人了，应该为党多做些事情。　　
入党以后，党支部有意往我肩上压担子。一天，书记找我谈话，主题是如何摆脱大队目前这种贫穷的状况。　　
当时农村的经济体制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因为大队没有一个企业，所以我们大队这一级几乎是一无所有。没有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创办大队的企业，要创办企业，就要有人挑头。办企业的事以前也不是没有尝试过，都因为带头人不行而办砸了，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再提办企业的事了。今天书记找我谈话，我也猜出其中的意思。其实，在我当了大队干部以后，已经想到并且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既然今天书记明确地提出来了，我就将我的想法搬了出来。　　
我提出了三点看法：1.农业是一种自然经济，特别重视天人关系，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堆头大队地处文昌东北方海岸边，有大片的荒坡沙滩，最适合栽种耐旱耐盐碱的木麻黄树。办企业一定要因地制宜，符合客观规律，根据大队的实际情况，在海岸边以木麻黄进行植树造林，既可以保持水土，又改善气候环境，木麻黄成材后可以卖钱，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2.自然经济要依靠集体的力量，集体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抵御自然灾害。因此，要组成一个精干的有战斗力的团结的集体。3.这个集体经济一定要独立核算，财务公开，分配合理，奖罚分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才能把企业办好。　　
大队党支部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同意了我的看法，并且决定派我组建大队农场。我在全大队抽调了28个青年人创建了堆头大队“五·七”青年农场，我任场长。　　
农场创建后，恰逢连续雨天，真是老天助我。我立即带领大家趁着雨天植树，我们冒雨苦干，加班加点。我事先把为什么要加班的原因给大家分析清楚：雨天植树，种一株，活一株，比大旱天植树要划算得多。成活率高了，既节约树苗，又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大家明白了道理以后，不但毫无怨言，而且干得很起劲。苦干了几个月，我们种下了300多亩木麻黄树林。因为是冒雨种植，成活率高，长势良好，加上我们精心管理，这一片树林成了农场的家底，为以后农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植树造林是创办农场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我们旗开得胜。但植树造林好是好，在短期内还不能发挥经济效益。因此，必须要搞一批短期作物，不然的话，农场这20来口人的生活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改善大队的贫困状况。经过调查研究，虚心请教有经验的村民和反复的论证，我把农场的第二仗瞄准了西瓜。种西瓜有3个理由：1.这里的地质、气候、水土条件很适合种西瓜，而且种出来的西瓜品质好。2.西瓜是短期作物，而且有市场需求，能在短期内发挥效益，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3.大队有几户村民有种西瓜的经验和技术，能帮助我们种好西瓜。但也有一个很大的难题：种子、肥料、管理等需要一笔较大的投入，但目前农场的家底是一穷二白，根本拿不出一分钱。于是，我与妈妈商量，把家里平时积攒的100多元钱全部拿出来。有人带头，有了榜样，事情就好办多了，农场的年轻人也3元、5元，8元、10元的，很快就凑起了几百元钱。有了“粮草”，我便带领着28位年轻人到“冯银坡”上安营扎寨，开荒种瓜。我们开垦出了40多亩处女地，全部种上优质品种的西瓜。三个月后，西瓜大丰收。我们这里是沙质土壤，光照充足，白天夜晚温差大，加上大家的精心管理和照顾，出产的西瓜外表光鲜，果瓤清脆，香甜可口，多吃不厌，成了抢手货，卖了个好价钱，为农场收获了第一桶金，作为农场的原始积累。农场日子开始好过了，大队的经济状况也得到改善。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人们常说，好日子过得快，苦日子难熬。我每天都忙于做事，有做不完的事，过得很舒心，很充实。因此，总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我回乡当农民已两个年头了。我热爱农村这片热土，我学会了多种农活，我对农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我与贫下中农的心贴得很近，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被乡亲们推举为大队团支书，我在乡亲们的支持下办起了广播站、宣传队、青年学校、青年农场。　　
在学校里办“学校”，在农村中办“农场”，在文化之乡办“广播站”、“宣传队”，看起来似乎是简单的重复，其实不然：那所学校是一所新型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校”，它引导农村青年在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学政治的道路上锻炼成长；那个“农场”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集体，它因地制宜地整合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农村经济发展做了有益的尝试；那个“广播站”和“宣传队”是乡村文化的吹鼓手，为普及文化和传播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些新鲜事被广东省、海南区的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极力推广。乡亲们推举我光荣地出席了广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广东省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想：广阔天地确实大有作为，当农民真痛快！　　

第十一章  政治学徒  练达本领　　
顺其自然，踏上新征途，步入新行列，这是我的新一幕……　　
1970年10月，在我当了两年农民，与村民打得正火热时，经群众推荐，被县委选拔为“政治学徒”，抽调去参加文昌县斗批改工作队，还当上工作队党支部书记。　　
政治学徒是当时县委、县革委会选拔和培养干部的一种途径和做法。政治学徒先通过生产队、生产大队推荐，然后县委组织部门摸底、考察，拟定名单，最后由县委常委讨论决定。能当上政治学徒的都是政治可靠，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出一定成绩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农民。当了政治学徒就成了县委的后备干部，每月发28元的工资，脱离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由县委安排使用，算是准干部。　　
可是当初却叫我左右为难：要去嘛，真舍不得离开那块故土，舍不得离开那伙同呼吸、共命运的兄弟姐妹；不去嘛，是不服从组织安排。那时，连最舍不得让我离开的乡亲都劝我：哥清啊，为了你的前途，还是到县里去吧，我们你就不用管了。明知他们内心舍不得我离开，却为了我的前途反劝我要离开，这样更使我难受。我向大队书记说：还是让我留在这里一块干吧，记得我在海南侨中读书时，我的上届学生会主席张冠彩，学习董加耕，放弃上大学，回乡务农，同样前程似锦。大队书记说服不了我。公社领导知道情况后，公社书记潘正昌亲自到我家做动员工作。潘书记知道我最听母亲的话，他先把我母亲说服，然后跟我母亲一道做我的思想工作。在领导和母亲“双管齐下”的劝说之下，我只好同意了。记得离开翁田那天，上百位乡亲到翁田车站送行，客车发动机一响，一片掉泪的情景，一时难分难舍的心情，至今我尚记忆犹新。车厢里的乘客还说：当干部当到这个份真不容易啊！此情此景在激励着我：千千万万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望，再苦再难也要立志成才。　　
参加县斗批改工作队，犹如进入一所大学校。工作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这些从每个公社选送一位的“政治学徒”，一种是从县“五·七”干校抽调回来的国家干部。显然那些国家干部是“师傅”，我们是“学徒”。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这种师徒关系还带有一种不正常的色彩。因为当时的“派性”很严重，那些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多属于“站错队”的，犯过错误的人，是我们的“对立派”，而我们这些学徒却是“站对了队”的响当当的接班人苗子。这种特殊的师徒关系，无时不在考验着我。但我心里很清楚，作为“政治学徒”，我的位置是学生，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那批干部有着多年在农村工作的经验，是我的老师，我应该虚心地、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在那段日子里，工作实践是我们的“课堂”、“学校”，那批干部就是我的老师。工作的过程逐渐地磨合着我们，使我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地走向正常，使我们从中学到工作的本领，懂得工作的方法。　　
记得在南阳公社南联大队蹲点时，开始的一个月，我们天天跟着老百姓下地干活，早出晚归，干得很积极，与当地老百姓关系也不错。我以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了。可是，一个月过后，在一次工作组小结会议上，老干部庄迪义却提出一个问题：干了一个月，我看我们的工作存在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位置摆不对。我们不应该只是充当劳动力，下地干活，而应该当好参谋，给基层队干部出主意，想方设法改变农村面貌才是主要的。老庄说话口吃很严重，有时一句话拉了半天也说不出来，大伙边听边笑，个别同志甚至忍不住抱着肚子大笑，可老庄却是老实人、大度人，人家怎么笑，他也不见怪，他仍然满脸通红地坚持在一片笑声中把话说完。看着他结结巴巴的，我也忍不住笑，但在笑中我却认真地思考着他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老庄的意见很中肯，很在理。所以，在一片笑声过后，我第一个表态支持老庄的意见，工作组长也表示支持老庄的意见，并指示我们分头到各生产队走访群众，倾听群众关于如何改变农村面貌的意见，经走访群众后，我们再集中开会，研究新的工作计划。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老百姓根本不希望把我们当劳动力使用，不希望我们天天跟着他们屁股下地干活，倒是希望我们带着“脑子”当工作队，带着“点子”帮他们改变面貌。走访之中，老百姓还特别指出：南联大队土地肥沃，农民不缺粮食；但是，荒坡不少，闲置在那里是浪费，应该开垦荒坡种上经济作物，增加农民收入。在研究中，我们觉得群众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工作组向大队党支部提出开垦荒坡，大种胡椒的建议。建议被大队党支部采纳后，在保证水稻生产的同时，我们带领着群众开荒种胡椒。后来，到了收获的季节，在水稻大丰收的同时，眼看着一片片嫩绿的胡椒苗在茁壮成长，老百姓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对我们感谢再三。这一期的“南联蹲点”，使我学到不少学问：工作队不应该是活劳力，应该是好参谋；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经调查研究，再做出工作决策才是好思路；老同志、老干部的好主意是宝贵意见，老干部对年轻人的“传帮带”是优良传统；基层实践是我们学习的好课堂，老干部才是我们的好老师。正是那一批老干部、老同志带着我们，从一个大队到另一个大队，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难题，改变一个又一个农村的面貌，也正是在那些大学堂里，老同志、老干部对我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地“传帮带”，我一天一天地跟着学，学到不少工作方法、工作本领。　　
当干部光会干还不行，还得会说。我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与内地人相比，在口才方面存在天生的差距。有一次我专门请教县斗批改办公室主任邹行蕃。他是河南人，又是部队教导员，听说他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但很能说会道。我问他：“邹教导员，你这么能说会道，是怎么学来的？有什么决窍吗？”他说：“小杨啊，其实很简单，比如在你布置工作时，只要把三个问题讲清楚就行了：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离开这三条，你东一句西一句，既无条理又无中心，结果变成废话一大堆，让人听得不明不白，你白说，人家也白听，回去还不好贯彻落实，既搞坏会风，又浪费时间，更收不到效果。”邹教导员的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并且一直在指导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所以，在我工作过的地方，人们都会说：我讲话有条理，没废话，大家喜欢听，听完后易明白，好贯彻。这都应该感谢邹教导员的帮助和教导。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领导艺术，我是在县水利兵团开始学的。1971年夏季，文昌县组织万人水利建设兵团，我被调任文昌县水利兵团团委书记。兵团下属12个营设有12个团总支部。记得现任海南省人大副主任的符兴当年任县水利兵团第八营团总支书记，他当时年纪较轻，血气方刚，干得很出色。兵团第一个战役是建设冯坡公社爱梅水库。上万人在工地上如何组织，怎样发动？这是一个问题。参加兵团领导召集的一次又一次的工地动员大会、战地工作汇报会、现场会，我体会不浅。记得第一次动员大会前，兵团领导在“如何开好动员大会，怎么组织比学赶热潮”的主题中所做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兵团副政委符永俊（时任文昌县武装部副政委）在会上说：我们要动员的对象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特点是干劲大、热情高、不服输，所以我建议设一面“工地流动红旗”，“红旗”的号召力是无穷的；其次，开工以后不断地树立包括工地上干的，后勤方面管的，宣传方面鼓动的，各个方面的榜样，让大家学，叫大家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再次，共青团方面，要不断地发动青年向团组织靠拢，积极地发展新团员，让大伙在争取政治进步的道路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符副政委越说越来劲，我一边听着一边感动。我想，学生时期我也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也是群众运动，但是，那个群众运动与这个群众运动大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内容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形式不一样。在这些“不一样”中，我学到很多“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不一样”的作用，所以，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也有不少“不一样”的开拓，“不一样”的创新，“不一样”的成果。　　
2年的“政治学徒”生涯，使我不断地走向成熟，慢慢地由政治学徒转为国家干部，逐步地走向领导岗位。1973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水利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文昌县委接受领导谈话，一时让我莫名其妙。在县委办公室，是县委副书记符和火找我谈话，内容是：县委常委讨论决定让我任文昌县团委书记。这个消息让我感到突然，我要求组织让我先任副书记，锻炼一段时间熟练了再由组织考核使用，如果成熟了，再当书记也不迟。可是符副书记说：“这是县委常委讨论一致通过的，并经海南区党委组织部批准了，县委领导认为你完全可以挑得起这副担子。”我说：“既然这样，那请求领导为我指点一下，指出我的不足之处，以便以后在工作中多加注意。”领导说：“你的责任心强，工作干劲大，点子也多，在全县青年中有威信，相信你会把工作搞好。但是，有一条要注意，那就是当上领导后，你走起路来也要像个领导的样子。”我一下子哭笑不得，我说：“这一点恐怕我很难做到啊，慢慢学吧！”其实我心里想，要我装那个“官腔”，摆那个“官样”，走那个“官路”，我真的是怎么也装不出来，当然，这不等于不严肃。我最佩服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当上县团委书记以后，学会了培养典型、树立标兵的工作方法。俗话说：有样学样，无样学世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觉得，要想把全县共青团员的事情办好，就一定要培养典型、树立榜样，让大家有“样子”好学。我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并培养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团员符秀英，并将她树立为全县青年学习的榜样。她还在广东省团代会上作了经验发言，与会代表反应很好，县领导很高兴。　　
因为工作有起色，我被县委当做接班人重点培养，不久就被安排到文教公社当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正科不变）。记得当年县委书记黄文叫我到他家里谈话时说过：“你是县团委书记，现在让你到文教公社当党委副书记，是为了锻炼你，好让你回来文昌县委当副书记。”我到文教公社任职不到一年就被抽调到文昌锦山公社搞路线教育运动，黄文书记是该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我被安排到该公社面积最大的南山大队当工作组组长。　　
19　74年7月13日　我们到锦山公社那天，南山大队的早造水稻收割速度全社最慢，我发动群众突击一个星期以后就赶上来了。于是在21个工作组中我们组第一次受表扬。可是，到晚造水稻的田间管理阶段就碰上大难题。按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指示，田管必须认真做好中耕、除草、施肥等工作，这在普遍意义上是无可非议的。我也召开南山大队全体大、小队干部传达上头的指示精神，并强调要认真做好中耕、除草、施肥等工作。但是传达会议上，基层干部们却往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我们南山大队晚造水稻的最大威胁是涝灾，而不是中耕、除草和施肥。”南山大队有几个大田洋，水稻面积几乎占全公社四分之一（全公社21个大队），这在全公社是举足轻重的，其成败事关大局。怎么办？是照搬照抄上级指示还是因地制宜抓住主要矛盾？带着这个问题，我决定让工作组的同志分头到群众中去，请教老农。记得我的房东，近70岁的阿婆是这样对我说的：“哥清啊，我们大队那个东山洋是全公社最大的田洋，连接着的几个田洋都是我们大队的，常年每到晚造种水稻时，多逢水灾，那个洪水像猛兽一样，把好好的水稻都淹没了，好些年真的颗粒不收啊！”我说：“阿婆啊，那个水灾可以治掉吗？”她说：“我们南山人做梦也想治掉那个水灾，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你要从田洋中间挖出一条几公里长的、够宽的、像河一样的排水沟才行，除非全公社各大队的人都来帮忙差不多。”阿婆一番话对我启发很大，我召集工作组和大队干部会议收集群众意见时，发现各小队群众都有共同的看法：南山晚造水稻的主要矛盾在于排涝，如果集中力量于中耕、除草和施肥，即使中耕、除草和施肥工作搞得再好，只要秋季雨水一来，甚至可能颗粒不收。经综合分析之后，我认为抓住排涝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就是牵住牛鼻子，再难再苦也要攻破排涝关。于是，我及时召集全体大队干部和工作组会议，决定组织南山大队排涝主攻战。19　74年8月8日　，由南山大队党支部主持，召开全大队男女老少都参加的排涝主攻战动员大会，将这次主攻战命名为“8·　8”　排涝主攻战。会上，我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我们到南山搞路建教育，就是要鼓起大伙的勇气，改天换地！”会上，各生产队队长、学校校长、老农代表、学生代表纷纷表示决心：男女老少齐动员，苦战20天，革命加拼命，攻下排涝关。因为此举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所以大家慷慨激昂，决心很大。在那20天的日子里，我们的口号是：“两个六点半，中午不休息，晚上加一班。”即早上六点半钟开工，晚上六点半钟收工，中午继续干，晚上还要加一班。作为工作组长的我，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更多，我必须每天早上六点半钟之前就赶到工地。记得我的房东阿婆几次是早上八点钟左右用簸箕提着早餐到工地到处找“哥清”。在工地上，她逢人就问“清哥干活在哪里？他还没吃早餐呢，我送早餐给他吃！”阿婆跟南山大队的老百姓一样，看着我们在建设排涝工程，她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可看见我一天一天地消瘦，她又像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十分心疼。她说：“哥清啊，你不是当领导的吗？何必那么辛苦？天天起早摸黑的，瘦成这个样子，别让乡亲们骂我不给饭你吃饱啊！”在南山的日子里，阿婆对我真的像亲生儿子一样天天体贴入微，阿婆真是个大好人！阿婆的体贴更增强我的治涝决心，我想一定要千方百计治掉南山的涝灾，才能对得起南山的老百姓。在排涝战斗中，我们将任务分解到各生产队、各班组，定地段、定时间、定数量、定质量，天天检查，天天评比。工地上，比学赶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你追我赶的队伍一排接着一排，老百姓们个个满身大汗，干劲冲天，此时此景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结果用不到20天时间，一条长5公里、宽　3米　、深　1米　的排涝渠横贯东山大田洋。当年秋季的大暴雨来临之时，南山几个大田洋安然无恙。当年晚造，南山水稻终于获得大丰收，与前年相比，水稻产量翻一番。收割时节，南山社员个个笑逐颜开。　　
19　74年11月21日　，我被调任湖山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离开南山那天，村里人含着惜别的眼泪，送行两三里路，我的房东一家人更是难受得当天晚上吃不下饭，真是难得的鱼水之情啊！　　

第十二章  走马湖山  大展宏图　　
广阔天地，不断探索，尽力施展，这是我的又一幕……　　
中国是农耕社会，农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公社是以农民为主组成的一个小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一方小天地，党委书记就是这个小天地小社会的当家人；从党、政、军、民，到工、农、商、学、兵，从钱、粮、财、税，到吃、喝、拉、撒，都在掌管之中，公社党委书记是中国最小一级的“封疆大吏”。虽然从传统上说，公社书记还算不上“七品芝麻官”，不算什么“官”，但在一个公社，却是大权在握，说话算数。当你真正当上了“封疆大吏”，处于谋政位置的时候，你就会亲身体验到谋政的压力和苦恼，当然，你也能从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你还可以分享到欢乐和成就感。　　
1974年11月，县委领导找我谈话：县委打算派我到新成立的湖山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兼任革委会主任，党政一肩挑。让我考虑三天后答复。　　
本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分配，不需要考虑什么，但我还是认真地考虑了三天。　　
文昌是我的老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能在自己的家乡出任公社党委书记，成为一方“封疆大吏”是很光荣的事。在一块小天地里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自由展现才华，成就一番事业，为一方百姓造福，这是我多年的理想。但是，自己能挑起这副担子吗？一个公社虽小，可像麻雀一样，五脏俱全，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更何况湖山是一个新划出来的公社，一穷二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虽说当干部也有不短时间了，可还没独立掌管过一方天地。如果说以前所处的位置，只是一艘大船上的一名水手，只管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算尽责的话，那么现在自己即将出任的是一艘小船的船长，船虽小，但自己是掌舵人，责任重大，弄得不好，轻则迷失方向，重则人仰船翻。第一把手，不管大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当的。我是这块料吗？　　
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听大人们讲了很多很多关于文昌的美丽故事。　　
文昌，位于海南岛东北部，东、南、北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200公里。文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景色宜人；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常青，物华天宝。文昌，民俗淳朴，乡风爽直，文运昌隆，地灵人杰，教育日盛，英才辈出。　　
文昌女子，相貌柔美，却内藏傲气；贤劳淑德，却百折不屈。文昌出了三位“第一夫人”。宋庆龄是孙中　山的　夫人，是公认的“国母”，当然的第一夫人。宋庆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美龄是蒋总统的夫人，自然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生在19世纪，走过20世纪，逝于21世纪，以106岁的人生历程阅尽近代历史的是是非非，见证了世纪的递嬗与朝代的千古兴亡，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谢飞，湖山公社茶园村人，就是我将要任职的湖山公社人，14岁入团，15岁入党，是30名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之一员，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6位海南人中唯一的女性。谢飞曾经是刘少奇的夫人，刘少奇曾担任过国家主席。从这个意义上讲，谢飞属第一夫人。一个县出了三位第一夫人，这不能不算奇迹。文昌女子，善良纯朴，妇德礼仪，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文昌女人，目光长远，胸怀宽广。她们觉得男人的天地应在外面而不在家里，她们鼓励男人到江湖上去闯荡；当男人们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创业、求取功名，她们义无返顾地挑起掌家责任的重担，操持着一个个家庭，守望着一片片家园。文昌女子，让男人们肃然起敬。文昌是“国母之乡”。　　
文昌男人是热血儿郎，踌躇满志，四海为家，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张云逸，一个响亮的名字，文昌土苑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开国大将之一。　　
陈策，文昌会文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广州）海军总司令，广州市长，追赠海军上将。　　
林文英，文昌清澜人，鼎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华侨的一面旗帜。后来不幸落入敌人魔掌，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声朗诵：溘然长逝去悠悠，竟把头颅换自由；我不负人人负我，愿将铁血洗神州。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纷纭复杂的历史风云中，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文昌的热血青年纷纷跻身军旅，赴汤蹈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因战功卓越而晋升将军者就有196人之多。他们中有些人为了反对封建暴政，争取民主共和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些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抗击日寇，血洒疆场，马革裹尸。他们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崇高品德彪炳天地、名垂青史。他们沐浴过硝烟战火，他们经历过枪林弹雨，他们曾挺立在白骨堆积的尸山顶之上，他们曾沐浴在鲜血流淌的血海之中。他们的人品和业绩至今仍被家乡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念念不忘。文昌是“将军之乡”。　　
文昌虽说只有2000多平方千米的疆域和50多万人口，但在人们的眼里，文昌却很大很大，无边无际。有种说法：世界上有三个“文昌”。文昌县有人口50多万，这是第一个文昌。在国内，籍贯是文昌而户口不在文昌的干部、军人、教师、医生、商人、演员等各界人士远不止50多万，这是第二个“文昌”。第三个“文昌”指的是：在海外在世界各地的文昌人以及他们的后裔。据说文昌海外华侨以及港、澳、台同胞的人数大约有130万之多，分布于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昌的华侨无论侨居何地，都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荣辱。文昌是“华侨之乡”。　　
文昌是著名的“文化之乡”、“教育之乡”。到清朝末年，文昌已办起78间社学，8所书院。几乎每个村都有小学，每个乡镇都有中学，满足了众多学子求学的愿望。历史上出过16名进士、103名举人。民国初年，会文华侨捐资在乡村修建了冠南书报社，有各类报纸、刊物免费开放供村民阅览，还有各类书籍供村民借阅。这是海南最早的乡村图书馆。　　
文昌还是闻名遐迩的“排球之乡”。1958年，一群光着脚丫的阳光少年，在中原大地逐鹿群雄，将北方很多身高体壮的穿鞋的强队挑落马下，一举夺得全国少年排球冠军，并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手，经常摘取省级、国家级少年排球的桂冠。　　
我为文昌而感到骄傲，我为我是一个文昌人而自豪。现在，我即将在自己的家乡出任一个公社的父母官，可以实施自己的抱负，可以为家乡人民造福，怎不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我有什么理由推脱呢？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就让我也来当一回好士兵吧！　　
我细细想了一番：我当了两年农民，很多农活我都拿得起，放得下，干活应该不成问题。我对农村的情况已相当熟悉，与农民的感情也十分融洽。我这一路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级台阶走过来的。第一级台阶：生产队政治队长。在这个台阶上，我在村里办了“树上广播站”，我带队参加水利大会战，夺得了“先进红旗”。第二级台阶：生产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在这个台阶，我创办了文艺宣传队、“五·七”青年学校、“五·七”青年农场，踏踏实实做了几件实事。第三级台阶：“政治学徒”。在这一阶段，我参加过三个大队的斗批改工作队、四次全县的水利大会战，出任县团委书记。我经历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生产、组织会战，调解家庭纠纷、解决生产矛盾等生产和社会实践，学会了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第四级台阶：在文教公社副书记的岗位上，我基本上知道一个公社究竟是怎么回事，公社书记面前有多少事情要干。因此，我心里逐渐有了底气，有了信心。　　
　1974年11月21日　，我被县委任命为湖山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后，当我从锦山公社南山大队（路线教育工作队）骑单车带着简单的行李，也是我的全部家当，到湖山公社上任时，迎接我的是一片空白。因为是新成立的公社，自然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办公室，没有住所。按县委的安排，公社机关只好暂时借住在湖山墟附近50年代部队留下来的一些破旧营房里。其实这没什么，因为当时大家并不看重办公和生活的场所，心里想的是如何开展工作，在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以前，住得差一点，生活苦一点反而心里坦然。而且当时人们的信念是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舒适安逸、奢华浪费为耻。当晚，我就在旧营房里随便搭了个床铺，把家安了下来。第二天，我与先后赶来报到的公社其他干部和职工一起，将旧营房简单收拾了一下，添加了一些急需的用品，把办公室和干部、职工的宿舍和小食堂基本腾置出来，就像部队行军打仗时的临时指挥所。我对大家说：“这里条件差，这个公社穷，我们还要把湖山那个“穷”字改为“富”字。我们就将就一下，艰苦奋斗吧，也只有公社干部带头艰苦奋斗，湖山才能改变面貌。”这时有人答话：“如果是来享受的，就应该派一些已经艰苦奋斗多年的老同志来。我们都年轻，还没吃过多少苦头，这正好给我们一个锻炼的好机会，我们应该感谢县委。”听到这番话，我顿时心里暖洋洋的，既然同志们都与我想到一块去了，还愁工作开展不起来吗？于是，湖山公社在旧营房中开始了它新的长征。　　
从统计资料来看，当年湖山公社的人均年收入只有46元，新成立的湖山公社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列入文昌县最穷的行列。穷字当头怎么办？毛主席的一句话是最好的回答：“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毛主席的教导不时在鼓舞着我，在给我勇气，给我力量。我想，湖山公社虽穷，但是，这里最大的优势是：人穷志不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公社党委一班人也就在这个思想上统一了起来，决心要在这张白纸上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　　
一个西瓜打一场翻身仗。公社成立之初，我带着党委一班人，用几天时间走遍全公社各大、小队，考察了湖山的山山水水、良田和荒坡；广泛地接触基层干部和普通百姓，细心地倾听村民的每一个意见，每一句呼声。回来以后，党委召开一个“湖山如何打翻身仗”的专题会议，大家带着调查的结果，广开言路，研究打翻身仗的思路。　　
湖山公社的特点是“三多三少”：荒坡多，熟地少；旱地多，水田少；瘦地多，肥地少。这“三多三少”在考验着公社党委一班人：表面地、片面地、静止地认识“三多三少”，我们就会心灰意冷，提不起劲；但是如果看到事物的两重性，透过表面，看到优势，挖掘潜力，我们就会看到希望，树立信心，改天换地。两种思想方法经过一班人的思想交锋之后，终于得到统一：湖山的荒坡多，旱地多，瘦地多，这个“三多”表面看是劣势、是坏事，但是，只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劣势可以变为优势，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大家认为：如此“三多”之地，尤其坡地多，刚好可以因地制宜，大种西瓜，打起翻身仗。我在创办堆头大队“五·七”农场的时候，不也是靠40多亩西瓜打过一场翻身仗吗？这个成功的经验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可是，这个结合实际的工作思路产生之后，又碰上一个“以粮为纲”的大难题。公社党委有些领导好心地提醒我：“杨书记啊，我们这个工作思路是不错，但是眼下县委反复强调的是‘以粮为纲’，上头看一个公社的成绩大小主要看粮食产量，而不是其他。大家都知道你是文昌的年轻干部，是县委接班人，这样干肯定会影响你的前途，你要三思而行啊，千万不要因此而影响你的前途。”一番好心劝说，也确实引起我的“三思”：一思“以粮为纲”的经营路线；二思与上头保持一致的问题；三思湖山老百姓的贫穷现状。我想：以粮为纲，还要全面发展，这才是正确贯彻党的经营路线；发挥湖山优势，改变湖山面貌，这应该是与上头一致的；至于只顾个人前途，而不顾百姓死活，这样的前途，我可以不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这个“班长”终于下定决心，党委一班人也充满信心。　　
那年春节，文昌县委宣布：为了大干快上，春节期间全县不放假，进驻各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全体队员同样一律不放假。这就给我出难题了，尤其是进驻我们公社的上百名路线教育工作队员怎么办？大年初一让他们呆在房东家里，我觉得真不是味道。可是要将他们全部集中到公社，一是湖山公社当时没有一家旅店、招待所，二是公社刚成立，穷得呱呱叫，实在没法解决他们的伙食问题。怎么办？想来想去，我想节日不就是大伙想图个热闹吗？只要人多集中在一起就热闹。于是，我们决定在当年春节期间组织一场“开荒种瓜”战役，拿下湖山几千亩荒坡地。刚好那几天天气很好，我们决定全社几千名社员和上百名工作队员一律投入“开荒种瓜”战役，一起走上荒坡，集中开垦荒地。　　
春节过后，我们召开“开荒种瓜”战役总结大会，全社大、小队干部，工作队员，党团员参加。记得在那次总结会上，因为良家庄大队良南生产队按兵不动，当时我让该队队长杨来宽站起来，要他当众讲原因、做检讨、表态度。会后第二天我专程骑单车赶到良南生产队，发现队长杨来宽带着几十名社员在荒坡上开荒。当着全体社员的面，我大力表扬队长杨来宽，老百姓们看着队长哈哈大笑。那年该队开荒种西瓜8亩地，获大丰收，收瓜时队长还专程给我送来两个大西瓜，他说：“杨书记啊，你的批评让良南变富了，村里人高兴，叫我一定要给你送西瓜。你的表扬使我在队里的威信提高了，我也高兴，十分感谢你！”　　
开荒容易种瓜难。湖山老百姓从来没有如此大面积地开荒种瓜，到底西瓜要怎么种，该怎么管，应注意什么病虫害……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开荒种瓜”战役的成与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经了解，锦山供销社的黄永乐及其徒弟梁亚宽（现任海南省西瓜协会会长）在这方面很有技术。尽管老黄曾是右派分子，我还是打消顾虑，专程请他带着徒弟亚宽到湖山来指导种瓜。几千亩荒地开垦出来以后，为了学懂种植西瓜技术，我们决定召开专门的“种植西瓜技术现场会”。那是在湖塘坡上，由全社大、小队干部，全体工作队队员，全社党团员都参加的现场示范会。在现场，先在开垦出来的地上犁出一条沟，然后由老黄和亚宽沿着那条沟将西瓜种子左一粒右一粒的呈三角形状地播放下去，并且一边下种子，一边讲技术。我记得他俩特别讲“三角形状”下种子与土地、水分、阳光的关系，有利于西瓜成长的道理。他俩示范演示完后，我就让每个大队抽出一个干部在现场操作，这样大家加深印象，很快就学懂了。各自回去种下西瓜以后，到田间管理阶段，我们又召开“西瓜田间管理现场会”，再次请老黄和亚宽亲临指导。湖山人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学，一亩一亩地种，一天一天地管，经过3个多月的功夫，湖山西瓜大丰收。收获的第一天，湖山一个小公社就出口西瓜210吨。过了几天，我在全社三级干部会上我宣读香港来的电报：“湖山公社的西瓜质量最好，含糖量最高。”会场骤然沸腾，掌声经久不息，看着全社干部高兴的样子，我心里也乐开了花。福坡村的村民们说：“我们村家家户户的新房子都是用西瓜垒起来的。”正是这个西瓜为湖山人民打了一场翻身仗，湖山人均年收入一下子由46元升到98元，这真是奇迹！　　
一座桥梁受益一方百姓。1976年春季的一天，我带着公社干部和大队党支书骑单车检查生产。当检查到湖山大队时，发现湖塘村附近的坡地上，有一排整整齐齐的坟墓。我觉得奇怪，便问所在湖山大队党支书韩方准：“为什么那几座坟墓像排着队整整齐齐的？”老韩一下含着眼泪向我诉说：“那几位都是生产队干部，不久前他们到湖山镇买肥料时，同乘着一个小木排渡过东山河，小木排翻了，他们一起被淹死，一块埋在那个地方，真可怜啊……”说着想着，老韩突然哽咽说不下去了。一时我心如刀割，难受不堪，这一幕我久久不能忘怀，心里想：老百姓真苦啊！那天检查生产完了以后，我让老韩带我到那几位生产队干部被淹死的东山河去察看，只见河水滔滔，令人心寒。我问老韩：“现在对岸几个村的老百姓来湖山镇怎么走？”老韩回答：“还是走老路，河水涨时仍然要乘着小木排过河，干部到公社开会，老百姓到湖山赶集都一样。老百姓卖大量的西瓜也要绕个大弯才能拉到湖山镇收购。”我说：“万一碰到类似情况怎么办？”老韩说：“那也没办法，除非修建一条滚水坝、一座桥梁。因为下游是文昌县最大的湖山水库，我们不能全部截留它的水。”我说：“那可以啊，滚水坝和桥梁要怎么建？”老韩说：“建一座桥梁从东到西一直横贯东山河是不可能的，那太长了，做不到，只能修一条大坝，然后在其中一段修一个滚水坝，在滚水坝上面建一座桥梁。这样，一方面解决交通问题，一方面又保持湖山水库的水流量，同时截留一部分水灌溉湖山公社几千亩农田。”老韩的一番话提醒了我，联想起那几个被水淹死的生产队干部，当天夜里我彻夜难眠。第二天我带着公社党委一班人、公社水利干部陈秋武和湖山大队党支书老韩再看东山河，我们边看边议，公社水利干部老陈说：“这里可以建设一个东山滚水坝工程，滚水坝上面建一座桥，由一条大土坝、一个滚水坝、一座桥梁三个部分组成”。党支书老韩说：“这可不是小工程啊！”负责水利工作的公社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潘于冠说：“工程虽大但对老百姓的受益也大啊！”公社另一位领导说：“这个道理没错，但要靠我们湖山一个小公社的力量是不可能拿下这个工程的。因为大跃进时期县里规划的湖山水库大坝原址就在这个位置，那可是要从全县抽调力量来干的。后来不知何故县里将大坝移到下游现在的位置。”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不停，最后我说：“为湖山人民着想，这个工程一定要下决心干。到底怎么干？什么时候开始干？要干多久？首先，负责水利工作的老潘、老陈你们俩抓紧跟县水电局联系，了解工程设计、施工等技术方面的事情，同时，其他同志都带着问题再到群众中去走访一下，看看群众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召开常委会讨论决定。”　　
几天以后，我召开公社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东山滚水坝工程建设工作。会议由公社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全体公社干部和各大队党支书、大队长参加。会议上，负责水利工作的老陈首先汇报与县水电局联系的情况。老陈说：对于东山滚水坝工程，县水电局的态度一是大力支持，二是十分担心。支持的理由是该工程建成后既能灌溉湖山几千亩农田又能解决湖山一方交通问题，有利于发展生产，县水电局可以派出技术人员负责工程设计，指导工程施工；担心的理由是湖山一个小公社吃不下这个大工程，很不容易，由于各种农活和农业季节的要求，该水利工程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否则将会打乱公社的全盘工作，影响其他正常农活。老陈汇报以后，与会人员纷纷发表意见，大家的意见集中为二条：一是东山滚水坝建成既有利于灌溉农田，也有利于老百姓交通和发展生产，方便老百姓生活，这是湖山人民盼望已久的大好事；二是东山滚水坝虽说是一个工程，其实是三个工程：既要修一条大土坝，又要建一个滚水坝，还要建一座大桥梁，其工作量太大，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一个小公社实在拿不下。有的人还说，大跃进的当年县里决定建的属于全县最大的湖山水库，原计划其大坝原址就在现在我们要建的东山滚水坝之处，听说当时要从全县各公社调动1万多名强劳力，干一个月以上才能完成，可我们湖山公社总人口都不够1万人，怎么敢干这么大的工程？我想大伙的意见，其实都有道理，既看到工程建成给湖山人民带来的好处，也看到工程本身的工作量，同时看到小公社干大工程的难度，这正是唯物主义的态度。那么，作为“班长”的我，该怎么决策？在会议小结时，我说：“首先，在会议上，我看到大家都在热烈发言，这个“热烈”表现出一种负责的精神，我很高兴；其次，围绕着东山滚水坝建设工程，结合湖山公社的实际情况，大家既看到好处，又看到难度，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很难得，我很佩服。”我边讲话，边观察会场，发现与会的同志个个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讲话，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消息似的。此时此景，我倍感责任重大，更看到希望在身。我信心百倍地对大家说：“我们既要坚持唯物论，又要讲究辩证法。我们公社虽小，但是全县能抽出1万个劳动力，我们也能抽出7000人，人家日干8个钟头，我们可以日干它16个钟头，人家鼓出9分干劲，我们可以鼓足10分，人家的人日填土量是9分，我们可以拿下10分。这样的话，既加长工作时间，又鼓足工作干劲，再加快工作速度，这样就能发挥我们的大优势——湖山人的拼命精神。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大优势克服那个小公社的小劣势，通过我们的努力完全可以将劣势变为优势。我到湖山公社一年多，始终没有忘记湖山人穷志不穷的特大优势，更何况东山滚水坝对湖山人民是大有好处的，是全社人民众望所在。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带领湖山人民，奋战一个月，拿下东山滚水坝！”说罢，会场骤然掌声大起，大家信心百倍，连连说：“干，下决心干！”于是，我让分管水利工作的公社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潘于冠作该工程的具体工作部署，并由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林尤通提出具体要求，最后，各大队党支书纷纷表示态度：上下一条心，革命加拼命，坚决打胜东山滚水坝攻坚战。　　
会后，全体公社干部留下，就东山滚水坝的工程设计、工地施工、工地宣传、劳力组织、任务分解、后勤准备等工作，由林尤通副书记一一作出工作分工，提出责任要求。眼看着领到任务的同志，个个都满怀信心，我的勇气更足了。　　
开工那天，5点半钟我就起床，不到6点钟我和林尤通副书记、潘玉冠副主任和陈秋武等同志就赶到工地。此时，湖清大队党支书韩升畴、湖山大队党支书韩方淮、监山大队党支书吴发、溪尾大队党支书韩仲光、湖代大队党支书云维良、乐安大队大队长吕诗强、大队干部林尤刚等人已分别带着他们的水利大军集中在工地上了，同时其他大队的党支书、大队长也都带着他们的水利大军陆陆续续赶到工地。一会儿，整个工地便人山人海，大家挑着土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这开头的第一幕告诉我：群众就是力量，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从6点钟开始，工地广播站就播放着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接着，公社妇女干事林一春从工地广播站发出标准的文昌话：“英雄的水利战士，你们辛苦了！公社党委欢迎你们，东山滚水坝欢迎你们！湖山的大干快上靠着你们，湖山必上，人民必胜！”工地正中两侧横竖着两条大标语：“二个六点半，中午不休息，晚上加一班”、“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坚决打胜攻坚战”。醒目的大标语、振奋人心的广播声，一排排你追我赶的挑土队伍，在烈日之下，勾画出一幅“湖山学大寨”的动人图画。它告诉我们：大寨人在艰苦奋斗，湖山人在改天换地。　　
天要改，地要换，靠的就是一个“干”字。干还得有人领头，在工地上，开工的头一天我就挑起扁担跟老百姓一起挑土。当年我才20来岁，并且是从农村一步一步地干出来，所以我挑起土来跟老百姓一样，挑得重，跑得快，内心还感到很愉快。不久，我发现工地上有人不仅挑2簸箕土，还有挑4簸箕土的。我不服输，也挑起4簸箕土，还要边挑边跑步前进，肩上的扁担一下显得沉沉重重，可我还是满身大汗地跑着、追着、拼着，突然扁担断了，工地上立即传开：“杨书记把扁担都挑断了！”显然，这对大伙是无形的鼓舞，是无声的命令。后来我妈知道我的扁担被挑断了，因为工地距公社办公、住地不远，我妈亲自给我送来一条结实的扁担。在工地上，母亲看着儿子跟老百姓在一起干得热火朝天，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不断地给我鼓劲。看着母子俩在工地上交接扁担的镜头，旁边的老百姓说：“这样的书记，这样的母亲，难找啊！”我心里想：母亲是农民，我也是从农民过来的，我们跟老百姓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们是心连着心的。确实，我们家跟湖山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30多年来，年年都有湖山人到翁田看望我年迈的母亲，年年我跟湖山人都有聚会，这些年来，一些不知情的人常常问我：“你是湖山人吗？”我只好笑着说：“湖山是我第二故乡。”　　
那天，我跟湖山人在工地上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有人向我报告：书记，麻烦了，天气预报明天要下雨，3天后有大暴雨！眼看大坝很快就要合拢，滚水坝正在紧张地收尾，万一洪水一冲，我们就前功尽弃。那可是劳民伤财啊，怎么办？我立即在工地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那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湖山卫生院院长、琼崖纵队老战士韩昌丰的一番话：“为了防洪保坝，我拼老命也要拼出去，抗美援朝时我家里能捐的东西都捐出来了，今天，只要防洪需要，我可以回家把所有的门板全部拆出来，送到工地搞防洪！”韩老一番话多么鼓舞人心！各大队党支书纷纷表示：“我们保证，从现在起人停工地不停，苦干三天三夜，冒风冒雨拼着老命也要攻下大坝合龙关，坚决保住大坝！”天啊，湖山人原来就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正是靠着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苦战三昼夜，工地上一秒钟都没停过。大伙在一起冒着大风大雨，争分夺秒，拼命抢险，用冲天的干劲战胜了暴风雨，夺取大坝合龙攻坚战的全胜。　　
当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矛盾是：滚水坝和大桥梁需要大量的水泥、石头、碎石，尤其是大量的石头、碎石全部都要从几十公里远的三江农场那边运过来，时间紧，路程远，运输工具更缺，一时急得大伙团团转。这时，我想出一个好办法：调动关系，急中求援。我第一个向海南区党委常委于明打电话求援，接到电话后，他立即通知我们附近的罗豆农场向我们派来汽车和大型拖拉机赶到三江帮我们运石头。同时我立即派出公社武装部长韩焕丰赶到附近的驻军海军4411部队农场、陆军海南军区独立团求援，我还亲自打电话找附近的岛东林场场长陈家全，请求紧急支援。结果，不到半天的功夫，海军、陆军、农垦农场、岛东林场等单位的汽车、拖拉机飞驰而至，顿时，工地广播站里喊个不停：“感谢人民解放军！感谢罗豆农场！感谢岛东农林场！感谢你们雪中送炭，感谢你们紧急支援！”这是什么？这是军民一家亲，这是祖国大家庭的力量，这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传统！终于，靠着湖山人民的拼命精神，靠着八方支援的巨大力量，我们胜利了！结果，我们只用14个昼夜，就圆满地完成整个东山滚水坝的大工程建设，这简直是奇迹！　　
一所“学校”培育一代新人。湖山的年轻人都说：湖山公社是一所干部学校。我在湖山工作三年，亲眼目睹着湖山一代青年在实践和学习中茁壮成长。记得当年在我身边的一批湖山青年人，有的20岁左右就当上大队党支书、大队长，有的甚至不满18岁就入党，一入党就当上大队领导。后来，他们有些在文昌市委、文昌市政府当领导，有些在海口市、海南省机关当领导，有的在大、中专学校当领导，有的在媒体界当记者、编辑，有的在企业界当老总、老板，有的在泰国、美国、澳大利亚“闯世界”。令我欣慰的是，30年以来，这批“湖山青年人”像当年在湖山一样，一直在与我不断地交流情感，交流思想，交流工作，我们还常常聚在一起叙旧，一起回忆着那次西瓜种植，那场东山滚水坝会战，那段热火朝天的岁月。这一代湖山青年人，正是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岁月里，在那个改天换地的实践中，施展才华，锻炼成长。他们说：湖山公社就像一所干部学校，我们当年都在这所学校里勤奋学习，都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等生。　　
不拘一格用人才。湖山学大寨连续三年增产、增收、增分、增贡献，并且年年增幅在全县名列前茅，靠的正是湖山一批生龙活虎的带头人，湖山的天靠他们带头改，湖山的地靠他们带头换，湖山人的致富路靠他们带头闯。实践告诉我：一个地区的面貌要改变，带头人的发现、培养和发挥是关键。新公社成立不久，我们发现一个老大难单位：监山大队。本来该大队自然条件不错，有一个叫罗蛮洋的大田洋，土质较好，水利又有保证，为何该大队生产老上不去？在调查了解这个大队的时候，发现原大队领导班子不团结，一把手思想右倾保守，工作作风不踏实，这是该大队生产上不去的的主要原因。找到病根就要动手术，可是动手术是需要勇气和技术的。勇气来自何方？勇气来自正确的思想方法：是保留一个占着粪坑不拉屎的人，让监山人继续穷下去，还是要选择一个理想的带头人，将监山人带上去，改天换地，带头致富？结论只有一个：以监山老百姓的利益为唯一出发点。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要换人。为了换上理想的带头人。我跟蹲点在监山大队的县派来的工作组长林讨凤同志，用一周时间走访了该大队各小队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大伙一致向我们推荐3个人选：监山村的吴发和乐安村的林尤岗、吕诗强。同时建议将该大队分成两个大队，因该大队太大不好管，并且从自然条件看，也刚好是两大块，划分以后有利于发展生产。带着以上群众的推荐和建议，我专门召开公社党委常委会，专题研究“监山问题”。会上，党委一班人的意见有三条：一是该大队领导班子非调整不可；二是该大队太大，根据自然条件，建议将其划分为两个大队有道理，建议意见可取；三是新的班子人选要慎重考虑。这个“慎重考虑”之中大有文章，文章的主题在于：年轻人行不行？群众推荐的三个年轻人：　　
吴发，回乡知青，文化程度高中。在学校是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优秀，回乡两年工作很有起色，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当时只是团员，虽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尚未参加党组织，年龄也不到20岁。　　
吕诗强，回乡知青，文化程度高中，读中学时学习成绩很优秀，连年当学生干部，回乡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也只是团员，虽然他一回乡就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可当时尚未入党，并且年龄还不到18岁。　　
林尤岗是退伍兵，共产党员，很能干，没问题。　　
就在吴和吕的身上，公社党委一班人讨论再三：一种意见认为，他们俩太嫩了，又不是共产党员，恐怕不行；一种意见认为，他俩虽然年轻，但是干劲大，热气旺，责任心又强，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把他们推上领导岗位，我们再带一带，问题不大，至于入党，因为他俩都已经递交入党申请书，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我们再考察一下，如果够条件，就可以吸收入党嘛。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候，我毅然表态：吴发、吕诗强两位年轻人的表现大家都谈得很清楚了，都认为他俩表现很理想，是好苗子，这就行了。至于“太嫩”，不是他俩自身的过错，是爹娘生他们慢一点的缘故。当年林彪23岁能当军长，他们18、20岁为何不能当一个小小生产大队的领导？当年是战争的第一线，如今也是大干快上的第一线。火线上最能识别人，老百姓的眼光最亮。我的一番讲话终于统一了公社党委一班人的思想。会后的一周内，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将原监山大队划为监山大队和乐安大队，同时吸收吴发、吕诗强入党，并组建监山大队、乐安大队新班子，吴发当监山大队党支书，吕诗强当乐安大队大队长，林尤岗当乐安大队资料员（大队在职干部）。新的班子产生后，新的带头人将两个新大队很快就带上路。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他们带着老百姓整治荒坡、改造农田、建设水利，样样走在全社前头，一年多的功夫，两个大队面貌焕然一新。　　
在“戏台”上教 “唱戏”。将年轻“演员”推上“戏台”以后，我的第一招是教他们学“唱戏”。有些“演员”在“唱戏”时，没中心、无条理、缺表情，“台下”观众听得糊里糊涂，没兴趣，甚至打瞌睡，听完后效果不好，回去后无从操作。针对这种情况，我便将我在当“政治学徒”时学到的“唱戏”技巧教给他们，要求他们在布置工作时，只要讲明三点就够了：一是做什么？二是为什么要做？三是怎么做？最后顶多提醒执行过程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就得了。其实我在每次布置工作时都是这样的，他们都看在眼里。这样一来，由于我的言传身教，久而久之，在湖山公社，各大、小队的基层干部逐渐地都学会唱这一出戏，“观众”都爱听，效果也很好。　　
在“唱戏”中讲“台风”。在每一次召开“工作汇报会”时，事先我都有“约法三章”：定要点、定时间、少废话。在汇报时，各位的汇报要点都明确，时间都把握好，废话更少。久而久之，在“约法三章”的引导下，我们的会风也变好，大伙讲话很干脆，很明了。最后，我将每一次的工作，小结出几个特点，提出下步工作的几点明确要求，大家回去以后，也好贯彻、落实。如此一次一次地、一级一级地传下去，湖山“戏台”的“台风”一天天地好起来。　　
在比较中树学风。每一次汇报会议以后，我都将他们各自的工作汇报和工作情况一一对比，既比出先进，也比出差距。经过反复的一比再比，实际上是无形的一逼再逼，将他们逼上“比学赶帮”的梁山，逼上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逼着他们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在一次又一次的言传身教中，将他们一步又一步地逼上路，逼上“梁山”，逼出理论结合实际的好学风，逼出湖山一批大有作为的基层干部，也带出湖山一批大有作为的好青年。　　
小题大做抓作风。湖清大队原先是一个后进单位，经党支部改选后，朝气蓬勃的、不满20岁的韩升畴当上大队党支书。记得有一次，召开全社三级干部现场会时，小韩迟到3分钟，我当着全社三级干部的面，狠狠地批他一顿。我批了整整3分钟，整得他脸红一阵又一阵，一时简直无地自容。我是故意小题大做，将“3分钟”的小事，当作纪律作风的大事，对全社干部进行一次活生生的纪律作风教育。从那以后，我们召开干部会议很少有人迟到，这一招效果很好。　　
同床共枕“耳边风”。会后，我一个人骑单车到他家。他知道我要在他家过夜，便专门准备一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有点花露水味。晚上他十分热情地把我带到那个房间，说：“书记，今晚你就住这个房间吧！”我说：“不行，我要跟你同床共枕，要给你吹吹耳边风！”这一说真让他左右为难。我说：“晚上我要跟你谈心，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怎么谈？”他说：“你不嫌我脏吗？”我说：“我跟你一样，我也曾是农民，我的家跟你家也一样，都是穷人家，我跟你一样都是年轻人，有什么好客气？”当晚我终于说服了他，真的跟他同床共枕。同在一个房间，同睡一张床，我俩贴近了。他开始向我说心里话：“书记啊，你这么年轻就当上公社书记了，又能干，又能说，大伙很佩服你，你是怎么奋斗出来的，可以告诉我吗？”我说：“你我都是青年人，都是穷人。年轻人想进步，离不开学习，穷人要翻身离不开奋斗。肯学习，敢奋斗就有前途！”那天晚上，我还将自己从小刻苦读书，立志发愤图强的一些故事讲给他听，推心置腹地引导他。他十分感动，决心要立志做人，要打两个翻身仗：他负责的大队要打翻身仗，他本人也要打翻身仗。结果不出所料，他当大队党支书一年以后，该大队很快就摘掉“后进”帽子，粮食增产幅度全社第一，大队面貌迅速改变。后来他考上广东省交通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再读大学专科、本科，先后读了几个专业，他知识面很广，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他先后在省政府机关当处长、在海南远东公司当老总、在海南省中旅社当财务部长等，现任海南省农垦总局办公室主任，工作很出色。不久前在海口的湖山人聚会时，当年的基层干部都说：“我们有今天，全是杨书记带出来的！”　　
为民着想挡歪风。我调到湖山公社当书记不久就迎来当年的元宵节。在那个大干快上的年代，节日不放假，湖山公社的老百姓们在田洋上搞农田基本建设。湖清大队罗湖村一位生产队老会计叫芦昌业，老伴刚去世，他一个男的带着5个小孩，因为要做饭给小孩吃而上工地迟到7分钟，在该大队蹲点的一位公社领导因此要叫他游7个田洋做检讨，接受批斗。他不服，挑着行李和饭锅到公社办公室要“找杨书记说理”。我与办公室主任老何刚出办公室要下乡时碰到他，他气冲冲地问：“杨书记在哪里？我要找他，我要去坐牢了。”我问：“你是哪个村的？你犯什么罪要去坐牢？”“不跟你说，谁都是假的，我要找杨书记！”老何指着我说：“这位就是杨书记，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吧！”他将缘由一一诉说以后，我想，不问青红皂白地乱批乱斗，实属歪风，非挡不可。于是，我劝他回去带好小孩过好元宵，同时搞好队里工作。他说：“我不回去了，张主任要斗我，要抓我游田洋！”我说：“我会通知张主任，叫他不要斗你，更不会抓你游田洋。”这样他才回去，那场戏算卸幕。内部的歪风挡之不难，可是，那年县里刮起那股强歪风就让我感到十分棘手。县委领导将农民在干旱地上播种的“节子种”宣布为“国民党种”，强令各公社都要将农民播种的成片的“节子种”禾苗全部“犁掉”。对此我不忍心，因此迟迟不动手。后来有人告到县领导那里，领导一再强令“非犁掉不可”，并说：“谁不‘国民党种’就消灭谁！”我只好一边传达领导指示，一边暗示大家“要想方设法”将其犁掉。那次三级干部会议以后，湖青大队党支书韩升畴跑到我宿舍门口，当面请示“到底怎么办啊？”我说：“我不是让你‘想方设想’吗？这还不明白？”小韩脑子也很灵，经我这一提醒，他回去就在成片的“节子种”禾苗周围犁了一大圈，中间还犁了个“十”字。这不就犁了吗？这个“想方设法”的结果可保住了老百姓的肚子。其实那样的干旱地只能因地制宜地种上“节子种”， 硬是要在上面种上当时推广的“科六”良种，可能是颗粒不收。那种“一刀切”的瞎指挥是害死人的。以上内外挡歪风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地在全社成为美谈，湖山各大、小队的干部都从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都明白既要大批大斗、大干快上，更要讲人性、讲人情、讲民生的道理，所以在那个大批大斗的年代，在各大、小队干部的把握下，湖山公社从未发生过一起打人、伤人、逼人、伤害百姓的出格事。湖山老百姓对此一直念念不忘，于是我跟湖山人结下不解之缘。　　
湖山民众夸赞说，湖山公社这一届基层干部真棒：　　
乐安大队的大队长吕诗强、大队干部林尤岗，在90年代同时进入文昌市同一届领导班子。大队长吕诗强被推荐上文昌师范读书，毕业后分配到罗峰中学当团委书记。他边工作边读书，后来考上华南师大，毕业后再工作再读书，进步很快。他先后在铺前、文城公社当党委书记，在文昌县东郊开发区当主任。大队干部林尤岗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当国家干部后，他考上海南省委党校读书，毕业后先后当文教公社党委书记、文昌县清澜开发区主任。很凑巧的是，90年代在文昌市同一届领导班子选举中，吕诗强、林尤岗同时被选中，吕诗强当选文昌市委常委，林尤岗当选文昌市副市长。同在一个大队的同一届二位大队干部，若干年后同时进入同一个市的同一届领导班子，这是少有的。　　
监山大队党支书吴发当上海南大学农学院党总支书记、海南省农业技术学校校长、海南省供销社主任。吴发当上大队党支书以后，边实践，边学习，考上海南省农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坚持学而不止，后来他又考上海南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再留校任教，不久他当上海大农学院党总支书记，后来被调任海南省农校校长、海南省供销社主任。　　
花园大队党支书韩学元当上副检察长、反贫局局长。韩学元不满18岁就入党，并当上大队党支书，后来他考上文昌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文昌检察院工作，他坚持边工作，边读书，再考上中国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现任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他主持的反贪局近日荣获全国“优秀反贪污贿赂局”称号，他本人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反贪污贿赂局局长”。这个“双科”优秀，实在不容易，真为湖山人争气。　　
湖心大队党支书云逢志当上老总。不满20岁当湖心大队党支书的云逢志，年纪轻，干劲大，勇气足，他带领湖心人改天换地，成绩突出，深受群众欢迎。后来他到香港“闯世界”，现任海南壹号公馆总经理。他经营有方，公馆生意兴隆。　　
茶园大队党支书谢盛雄、良家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韩少珍后来都当上公社党委领导。茶园大队妇女主任韩娟当上海南省人民医院主　任　医师。韩娟高中毕业回乡后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并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被推荐上海南医专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当医生，她一边工作，一边虚心向老专家学习，医术提高很快，医德也很好，是一名深受欢迎的主　任　医师。福坡大队妇女主任韩祝琴，高中毕业后，17岁当大队妇女主任，她后来考上广东银校，毕业后在三亚市工商银行工作，不久当上财务科长。该行行长陆圣存说：“韩祝琴当财务科长是最出色的，她的业务工作全行出名！”溪尾大队会计韩冠甫，后来到泰国拼搏。他在泰国办的新中南旅行社，很有名气，很受欢迎。在泰国的老乡们都说：“韩老板大有作为，大有希望！”　　
溪尾大队党支书韩仲光、湖代大队党支书云维良，20岁左右被推上大队党支书的岗位。从1975年至今，他俩39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为民谋利，干干净净地为民办事，深受群众欢迎，其连选连任，届数之多，任期之长，实为罕见。　　
特殊魅力吸引着好学的人群。在湖山三年的日子里，也许因为我年轻，也许因为我性格活跃，平易近人，也许像人们所云的“特殊魅力”所致，我的身边常常聚集着一批年轻人。在我的宿舍，在我的办公室，在我的身边，一伙年轻人常在一起，或者讨论工作，或者谈心聊天，或者交流思想。他们常说，杨书记工作时严肃认真，平时平易近人，从我的身上闻不出“官腔味”，看不见“官架子”，所以大家相处和睦。借这个机会，我一边在不断地向他们学习，学他们的长处；一边在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倾听湖山群众的各种呼声，获取湖山乡村的各种信息。借这个机会，我一边在不断地发现湖山人才，一边在不断地引导着他们，引导他们读书、学习、工作、创业，引导他们立志做人，引导他们跟上时代步伐。　　
常在我身边的不满18岁就入党并参加县路教工作队的韩成定，路教工作结束后就当上公社办公室主任，后调到海南省政府机关负责一个处的工作，现在重庆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老总，工作很出色。从湖山到重庆，几十年来，他与我一直亲如兄弟，他家与我家也亲如一家。　　
常在我身边的兄弟俩吴坤民、吴坤雄，自学毅力很强，有见识，有志气。我很佩服吴家哥弟俩，哥弟俩也很喜欢我，我们简直像三兄弟一样，常在我家一起吃便饭，一块吃西瓜，一边谈心，一边共勉，过着很有意义的生活。吴坤民才念初中，可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当年他只用几天时间就编写一个歌剧《一车西瓜》，由湖山公社文艺宣传队在县里表演获奖。后来吴坤民不断地自学，不断地写作，其报道、文章不断地见报、出版，后来他被海南省电视台录用当记者、编辑。吴坤雄以知青身份参加工作后，一直学而不止，后来他考上广东省政法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政法部门工作。参加工作后，他还继续攻读大学本科，攻读研究生，攻读博士。他现任海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在创建“国际旅游岛”的战略策划中，他的独到见解令人佩服。吴坤雄却常常虚心地说：“我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号召能力，都是杨书记给的。”　　
公社“农建营”的青年陈家会，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长相可爱，常常笑容可掬，并且干活也积极，平时较活跃。公社“农建营”的水利工作结束后，有一次他上门找我说，想外出做生意，并听说我跟通什市驻军132师炮团参谋长陈英是至交，想让我帮忙写个信，通过陈英帮他在通什做买卖水牛的生意。我的特点是能帮则帮，我帮了他的忙，陈英也帮了他的忙，我们帮他跨上生意路的第一步。现在他是海南省很有名气、很有实力的大老板，是海南省商会（工商联）副会长、省政协委员。不久前的一天，我们在一起喝椰子水时，他对省政府老秘书长陆军说：“我们湖山人是不会忘记杨书记的，他既讲原则，又讲人情，在湖山培养出一批很有作为的好青年，至今人们都叫他‘杨伯乐’。”　　
看着湖山年轻的一代在茁壮成长，有人说湖山风水好，我更觉得湖山人志气大，上进心强，肯读书，有理想，有抱负！　　
三年湖山生活令我终生难忘。我永远忘不了与我并肩战斗的林尤通、潘于冠、韩焕丰、张德伟、梁安瑞、林先灼、陈秋武、林一春等同事，永远忘不了与我患难与共的好邻居庆准四公、爱莲四婆，永远忘不了在我病休时与我形影不离的陈焕东、符于明、韩国强，永远忘不了我的好房东良叶阿婆、梅堆哥乐等湖山乡亲父老，在这里请让我借此机会再向湖山人民问一声好！　　

第十三章  国母教诲   铭记心中　　
人们都说文昌是国母之乡，一个县出三个国母：宋庆龄、宋美龄和谢飞。　　
谢大姐是文昌县湖山公社茶园村人，在那个穷乡僻壤里，她度过自己的童年。1924年，谢大姐考取了由北平、南京革命者在海南开办的进步学校——海南公学，读五年级，第一次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心里埋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种子。1926年，13岁的谢大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学校里，谢大姐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决心为革命献出个人的一切。　　
后来，谢大姐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央红军30名长征女战士之一。解放后，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当上中国政法干部学院副院长、中国公安大学副校长、国家公安部巡视员等职务，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和政法公安教育专家。　　
“文革”期间，因为她曾是刘少奇同志的夫人而拒不检举揭发刘少奇，身陷囹圄，被关了整整5年，饱受牢狱之灾。她痛苦过，但无怨无悔，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我的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　　
1976年夏天，被解放出来的谢大姐怀着浓厚的故乡之情，高兴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时我正好在谢大姐的家乡文昌县湖山公社当党委书记，虽然没有接到县里的接待通知，但我想，一位长征老干部回来，无论如何都要热情接待，我同时布置公社公安员认真做好保卫工作。谢大姐那次回来，在我们公社住了三天，那是多么难得啊！那三天，我自始至终陪伴在谢大姐身旁；那三天，令我终身难忘！　　
头一天，谢大姐回到自己的家乡茶园村，全村男女老少都像一家人一样围着谢大姐，谢大姐慈母般地一一向乡亲父老问寒问暖。当谢大姐问到乡亲们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时，乡亲们说一个劳动日才值一毛多钱。　　
谢大姐当即转过脸向着我说：“杨书记啊，我这个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我们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可解放都那么多年了，乡亲们生活还比较困难，我的心不安啊！”　　
这是多么语重深长的一句话，她鞭策着我，激励着我。我深知自己身上的重担，我只有带领乡亲们改变湖山的贫穷面貌，才对得起湖山的老百姓，才对得起我们的革命先辈。　　
我对谢大姐说：“您的教诲我明白，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请您放心，我一定会跟乡亲们一道用大干快上的精神改变家乡的穷面貌！”　　
谢大姐脸上露出笑容，亲切地对我说：“年轻人大有作为，我相信你，一定能改变湖山的贫穷面貌！”　　
第二天，正是湖山的“市日”（农村老百姓赶集的日子）。一大早，老百姓三五成群地挑着担子，到湖山镇赶集。我陪谢大姐一起，看湖山热热闹闹的市容，看熙熙攘攘的人流，感受农村那热火朝天的生活场面。谢大姐看着百货商店里的布匹行，正想买一些棉布送给乡亲，可是，她却没有布票。谢大姐为难地对我说：“杨书记啊，我真想买一些棉布送给乡亲，可又没有那么多布票，真麻烦！”此时此景让我难为情，我赶紧叫公社干部们想办法帮这个忙。不一会功夫，大家你一尺我一寸的，凑一些布票，既是帮谢大姐的忙，也是帮湖山乡亲的忙。谁知，谢大姐买完棉布以后，还特别买2件小孩衣服，特地送给我那两个小孩。阔别家乡几十年的谢大姐，如今重返故里，乡土人情味还那么浓，实在令人感激！从谢大姐的乡土人情味中，我似乎闻到当年老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我仿佛看到党群关系的老传统，我正在感受着谢大姐的言传身教。　　
第三天，我陪着谢大姐视察家乡的山山水水。那天陪着谢大姐的，还有少年时期在家乡一起闹革命的二位女同志，一位叫林若媛，一位叫陈珠。她们三人，一边走着，一边回想少年时期在家乡参加革命的情景。记得，看到一棵大树时，她们三位对当年在树上放哨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回忆不止。谢大姐一边看着家乡的风景，一边想着家乡的老百姓，她总是对公社党委寄予很大的期望。她说：“杨书记啊，我这个穷家乡怎样才能改变面貌呢？”　　
我回答说：“湖山确实是地瘦人穷，但是只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面貌是可以改变的！”　　
她高兴地说：“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这就对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我接着说：“湖山坡地多，我们发动乡亲大种西瓜，光这一项，人均年收入就增收了一倍，从46元到98元。”　　
这时候，谢大姐笑了：“我也听乡亲们说近两年湖山西瓜出名了，收入增加了，这说明你们抓准了。”　　
接着，谢大姐说：“搞农业，水利是命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乡的水利情况很不好，现在怎么样啦？”　　
我回答说：“水利还没有过关，如果能在湖山水库上游，建个滚水坝，拦住一些水，就可以灌溉湖山几千亩农田。”　　
听说这个情况后，谢大姐好像看到什么宝贝似的，一下打断我的话头，激动地说：“杨书记，如果能增加灌溉几千亩农田，这可是件大好事啊！赶紧带领乡亲们干啊，你这一任书记能为老百姓办好这件大事，湖山乡亲会感谢你一辈子！”　　
谢大姐真是时时处处都挂着乡亲，想着老百姓，只要提到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她都会抓住不放。正是在谢大姐的谆谆教诲之下，不久我们全社出动，苦战14昼夜，建起了东山滚水坝，为湖山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记得谢大姐回北京以后，还亲手写一封信特别感谢我，感谢我对她的盛情接待，感谢我为乡亲们办好事，并鼓励我要一如既往地为民办实事，为民做好事。　　

“决不能让‘黄赌毒’卷土重来”　　
    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以后，1989年夏天，谢大姐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又一次踏上祖国宝岛的大地。这个宝岛，是谢大姐难忘的地方，她曾在宝岛上生长、读书、闹革命。　　
当年我已调离湖山，调离糖厂，调到广东海南检察分院工作。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到谢大姐住处拜访她老人家。一看见我，她十分高兴，立马站起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此时此刻，国母的热情像一股暖流，使我浑身感到温暖，感到亲切。看着眼前这位慈祥的国母，我高兴，我感激，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　　
经一番寒暄以后，我向谢大姐汇报离别十几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以后，家乡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同时谈到改革开放以后，门窗户打开了，也飞进来一些苍蝇、蚊子的事情……　　
记得，当我谈到改革开放，家乡蒸蒸日上的情景时，谢大姐十分高兴，她满脸堆笑。看着她满面笑容的样子，顿时，我似乎感觉到她年轻了几十岁，十分可亲可爱。谢大姐是那样的平易近人，我也就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我就有啥说啥。　　
当我说到海南建省以后，内地也来了一批“黄色娘子军”时，谢大姐莫名其妙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海南有红色娘子军，那些都是巾帼英雄，个个都是好样的，那是我们海南妇女的骄傲。你说的‘黄色娘子军’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说：“‘黄色娘子军’是人们对那些出卖色相的女子的蔑称，这在海南已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尤其在海口宾馆，情况太严重了，人们都说，那里是一个‘大鸡场’。”　　
“有那么严重吗？什么时候带我去看一看，明天行吗？”　　
第二天早上，我陪谢大姐一块，到海口宾馆西餐厅喝茶，只见西餐厅里一片热闹，坐得满满的，我们也找个位置坐下。此时，有人在茶座上坐着，也有人在不停地走动着。我指着那些转来转去的姑娘，对谢大姐说：“那些都是妓女。”　　
“不可能吧，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的，有这么嚣张吗？”　　
“是够嚣张的，只要招呼一下，马上就会过来。”　　
此时刚好二位姑娘迎面而来，我随意用手招呼一下，一位姑娘便很快地坐在我们旁边。　　
我问：“你是哪里人？”　　
“贵州的！”　　
“来海南做什么生意？”　　
“你叫我过来，还不知道做什么生意？”　　
“什么价格？”　　
“打一炮500元，过一夜1000元，一起到三亚，过一夜1200元。”　　
“那你住几号房？”　　
“我不住海口宾馆，因为房满了，我住建国旅店401房。”　　
“那你先回去吧！”　　
“我要回去等多久，你要抓紧啊。我们的生意很好的，时间就是金钱，你懂吗？”说完，我让她走了。　　
听着那一段段的对话，看着那一幕幕的表演，谢大姐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十分愤怒。　　
她说：“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原来还都是真的。改革开放，哪能这样改这样放呢？这不是改革开放，这是卷土重来。祖国一解放，毛主席、共产党就带着全国人民将‘黄赌毒’扫除干净了，怎么今天又浮起来了？决不能让‘黄赌毒’卷土重来，那是祸国殃民的！小杨啊，建议你写一份报告，如实地向上级反映，好让各级党委都认真抓一下，不能让其放任自流。”　　
此事传开以后，不久，海南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加大打击力度，清扫“黄赌毒”。逐渐地，海口的“黄色污染”一天一天地被消除，海口的天空变得明朗了。　　
目睹着国母爱憎分明的性格，她为家乡的改革开放而感到欢喜，为卷土重来的“苍蝇、蚊子”感到担心、愤怒。国母的爱憎分明，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诲。　　

“创办‘外来工之家’是一件大好事！”　　
     谢大姐远在北京，却对自己的乡亲，对海南岛念念不忘。不仅如此，她对在海南的外地人，尤其对那些外来民工，那些弱势群体，更是寄予极大的同情。在谢大姐的身上，我闻到浓浓的人情味。　　
我调到海口市新华区（现龙华区）政法委工作不久，那是1998年夏天，谢大姐又一次回到海南，我再次登门拜访。记得，在我汇报新华区创办“外来工之家”一事时，谢大姐一边笑眯眯地听着，一边不停地发问：“海口的外来工多吗？”　　
“不少，占本地人三分之一。”　　
“你那个区有多少？”　　
“有十几万！”　　
“那些外来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比较困难。”　　
“哪些方面较困难？”　　
“主要是居住问题、就业问题，还有维权问题。”　　
“他们离乡背井，来到海南谋生，也为我们家乡建设作出贡献，我们本地人应该帮他们的忙，帮他们排忧解难啊！”　　
“是的，我们正在创办的‘外来工之家’，正是帮外来工排忧解难的，帮他们解决居住、就业和维权方面的困难。”　　
“我是第一次听到‘外来工之家’这个名称。创办‘外来工之家’是一件大好事，是创新之举，太好了！你们办在哪个地方，能带我去看一看吗？”　　
“谢大姐能抽空亲临‘外来工之家’观察指导，我们太高兴了！”　　
“那现在就去吧，雷厉风行嘛。听到这样的好事，我更高兴！”　　
此刻，我看一下手表，才十点一刻。陪着谢大姐，从省公安厅驻地到市博爱路76号大院的“外来工之家”博爱花卉广场，才花10多分钟。在“外来工之家”门口，谢大姐抬起头，一边看着“外来工之家”的招牌，一边念着“外来工之家”五个大字，高兴地对我说：“‘外来工之家’这个创意好啊！”谢大姐还十分风趣地说：“小杨啊，咱们文昌老家的华侨，当年初到东南亚一带，不都是外来工吗？他们是多么的需要当地老百姓的帮忙！你这件事做对了，那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啊！”接着，谢大姐深入到“外来工之家”各家各户，一一看望来自祖国各地的外来工。看着外来工办起的一排排的花店，看着外来工们一张张的笑脸，听着外来工们一声声的感谢声，谢大姐很开心，很高兴，脸上露出一丝丝笑容。　　
不久，午饭时间已到，我对谢大姐说：“十二点钟到了，请您到酒店用餐！”　　
“到什么酒店，‘外来工之家’这里不是有个饭店吗？就在这里吃饭好了！”　　
天啊，怎么能让国母在“外来工之家”的鸡饭店吃饭？这怎么也说不去啊？我再三劝谢大姐：“这里的饭可能您吃不惯，还是到酒店去吧！”　　
“怎么不惯，外来工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外来工能习惯，我为什么不习惯？”虽然谢大姐是笑着对我说的，我知道她不是在责怪我，但是，我也知道，谢大姐的决心是下定了，我想改也改不了，只好顺着她。结果那顿午饭，我是陪着谢大姐在“外来工之家”饭店吃的。　　
饭桌上，谢大姐跟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对话。那时，她的心情特别好，她讲的道理很透彻，给我的启发、教育很大。谢大姐真的是站得高，看得远，她说：“‘外来工’这三个字不是很简单的，那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是一个弱势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个群体会随着不断壮大。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处于弱势的、不断壮大的群体，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不能不关心他们，更不能随意排斥他们。这个群体与世间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二重性，搞得好，它会成为建设的动力；搞得不好，它会给社会带来麻烦，甚至会影响稳定。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我希望你们，要以人为本，要站在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高度，继续将这件大事做好，要坚持做到底，要为全国做出表率！”　　
谢大姐的谆谆教诲，进一步打开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的觉悟，让我进一步懂得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　　
谢大姐对理论研究工作很关心。有一次，我们召开新华区治安综治理论研讨会，她十分热情地接受我们的邀请，专程从北京赶到海口，亲临会议，予以指导。有一次，我到北京，到公安大学谢大姐家里，专门汇报关于编写《新华治安综治之路》一书的情况，谢大姐用了整整半天的时间，一边认真地听着我的汇报，一边具体地提出她的指导意见。结果，我主编的《新华治安综治之路》问世以后，深受好评。　　
如今住在北京的谢大姐年事已高，已90多岁，远在家乡的我衷心祝愿谢大姐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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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人生路——从红卫兵司令一路走来（续：附录）

龙 华 创 新　　
　 　
1997年，中国司法部预防犯罪与劳动改造研究所将我主编的《新华治安综治之路》一书赠送给前来考察治安的美国预防犯罪研究所专家。后来美国专家来函表示：《新华治安综治之路》具有中国特色，很有研究价值。此事是中国司法部预防犯罪与劳动改造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冯树梁向我专函告知的。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式的治安引起国际关注。　　
在龙华治安途中，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中探索，在探索中工作，不断地将复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引向规范化：在综治工作机构设置之初，我们科学地设置综治工作机构“一室五部”，“五部”即基层基础工作部、治安责任制监督部、小区联防工作部、联防大队部、内务部；在夯实治安基层基础的过程中，我们率先创建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在实施领导治安责任制的过程中，我们率先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审制度；在复杂的社区治安管理中，我们率先创建社区“654”创新达标系统工程；在陌生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我们率先创建流人管理“121”系统工程；在难度很大的戒毒工作中，我们率先创建戒毒“742”系统工程；在队伍管理工作中，我们率先创建队伍“511”星级系统工程。　　
治安综治几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是这样创新的：　　
　 　
治安综合工作机构创新　　
有一次苏州市综治办主任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老杨啊，我听中央综治办的同志说：全国最大的治安综治办公室在海口市新华区，你们那个‘一室五部’太棒了！”　　
其实，我到新华区综治办上任之时，连我在内，区政法委、综治办总共才3个人。3个人，要挑起一个省会市中心城区的治安重担，实在困难，而新华区又刚成立不久，想向区组织、人事部门伸手要人也很难。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面对十分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面对“打击、防范、管理、教育、建设、改造”的六大治安综治任务，我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千头万绪之中，我想，要完成六项工作任务，就必须设置相应的工作机构，不管怎么说，没有相应的工作机构，没有相应的工作人员，那个多项的、繁重的工作任务，是很难完成的，更不用说出色完成了。而我生来的性格是，对于工作任务，不仅要一般完成，而且要出色完成。怎么办？我想，面对困难，既要有胆子，也要有点子。于是，我在新华区综治办公室里头，大胆地在工作机构设置方面创新，在其中设置：内务部、基层基础工作部、治安责任制监督部、治安联防大队部、小区联防工作部，即“一室五部”。每个部设置工作人员3—5人。可是，这么多工作人员从哪里来？想来想去，我想到我们下属的治安联防大队，那里的几百位年轻人，都是吃财政饭的，其中有不少大、中专程度的队员，还有学过法律专业的，让他们去巡逻站岗固然必要，但若按才录用，抽调其中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到办公室，安排在其中一个部门，更有锻炼意义。于是，我便从联防队员中抽调18人，加上3名国家干部，共21人，按工作所需，结合个人特长，合理地将其充实到“一室五部”的治安综治工作机构之中。在里头，我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多管齐下，全面开花，工作局面很快就打开，并且一路开拓创新，大伙越干越起劲，工作越来越出色。　　
我们那个“一室五部”的机构、职责是这样的：　　
　 　
（一）办公室的职责及任务　　
海口市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是海口市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办事处机构。主要职责及任务是：　　
1、根据区委、区政府和省、市综治办及区综治委的部署，研究提出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具体计划、方案和重要措施，并负责实施。　　
2、掌握乡、街道、各部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委员会反映。　　
3、积极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和调查研究，推动各单位、各部门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4、总结交流经验，鼓励先进，推动后进。　　
5、负责区综治委的日常工作，办理省、市综治办和区综治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6、负责对全区群防群治队伍的建设、管理、协调。　　
（二）内务部工作职责　　
1、本部是负责区综治办的内部日常事务的部门，并负责完成综治办交办的各项任务。　　
2、传达组织学习中央、省、市、区等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文件、指示和会议精神，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指导、协调、检查、督促。　　
3、注意信息收集，综合分析，向办公室提出执行各种政策的意见、可行方案，提供必要的依据，供办公室决策。　　
4、做好办公室的文件材料的归档管理和文秘工作。　　
5、管理市、区政府下拨的治安联防经费、联防队员的工资等财务工作。　　
6、负责做好来访接待和会议筹备工作。　　
7、同办公室其他各部经常联系，疏通关系。　　
8、组织筛选各类有价值的材料向省、市有关部门报送。　　
（三）基层基础工作部工作职责　　
1、本工作部是区综治办指导我区基层基础建设的专门部门。　　
2、围绕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榜样，找出问题，查出漏洞，现场指导。　　
3、围绕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即建立一个党支部领导的三会（村<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三组（流动人口管理小组、帮教小组和文化活动小组）、一队（治安联防小队）、一警（管段民警）配套组织，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4、在全区总结推广基层基础建设的先进经验。　　
5、帮助基层组织抓好“13311”人员培训，提高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　　
6、检查、指导基层组织人员落实各自的治安责任制。　　
（四）治安责任制监督部工作职责　　
1、治安责任制监督部是区综治委具体抓社会治安责任制（治安领导责任制、治安目标管理责任制、治安岗位责任制）的部门。必须当好区综治委的参谋，并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区综治办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2、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央五部委《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决定》，落实区委《关于推行领导治安责任制的决定》及省、市、区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件精神。　　
3、检查、督促辖区乡、街道、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及主要领导亲自组织，分管领导真抓实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情况。　　
4、及时总结、推广乡、街道、各部门、各单位及主管领导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先进经验。　　
5、依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和综治“654”标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调查、监督各单位所签订《责任书》条款落实，提请综治委执行奖惩。切实加强社会“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建设。上报辖区各部门、各单位及主管领导抓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执行“一票否决权制”的规定。　　
6、按照区委《关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有功人员的奖励办法》，及时核审呈报奖励，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精神。　　
（五）治安联防大队部工作职责　　
1、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是在海口市五级治安联防网络的总体部署下，在区委、区政府、区综治委直接领导下，在区公安机关直接指导下的一支维护社会治安的群防群治队伍。　　
2、大队部按照“511”星级系统工程的内容，切实加强对联防队伍的管理，全面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3、根据形势需要，在公安机关的具体指导下，对我区治安联防队伍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4、对各中队巡逻执勤工作进行检查督促、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协调处理。　　
5、负责检查各中队组织学习会、生活会的落实情况。　　
6、负责对全辖区的联防队员及保安人员的队容风纪、违纪行为进行纠正监督，兑现奖惩。　　
（六）小区治安联防工作部工作职责　　
1、根据辖区实际，提出组建治安联防小区的规划和工作意见，供委员会决策。　　
2、根据委员会的工作部署，组织人员深入基层，组建（或协助乡、街道组建）治安联防小区。　　
3、指导各治安联防小区提高其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的管理水平，重点落实单位自防和小区联防。　　
4、负责检查、指导各治安联防小区的日常业务。　　
5、不断总结推广小区治安联防和安全文明小区的经验。　　
　 　
                                                       （新华区综治办）　　
　 　
可以说，多年以来，凡是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人，都会知道，基层治安基础建设工作十分重要，都会懂得，抓治安综合治理必须首先抓好基层治安基础建设。可是，怎么建设？这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记得，在1996年全国“严打”斗争中，中央有一个红头文件，其中特别要求基层治安基础建设必须配套。围绕着“配套”二字，我思考再三。一个星期天，我约区综治办两位副主任与我一起，到宝华酒店西餐厅，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那篇“配套”的文章。我们三位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你谈居委会，我说治保会，还有调解会，尤其强调那个基层党支部。结果，我们三人将那篇“配套”的文章写成：基层“1·8”配套系统工程，即1个基层党支部，加上8个基层治安组织：居（村）委会、治保会、调解会、文化工作小组、流动人口管理小组、青少年帮教小组、一支联防小队、一个管段民警。　　
那年，刚好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胜俊同志到海口视察“严打”斗争。在市里的汇报会上，我将那个基层“1·8”配套系统工程作了汇报。王胜俊同志听了以后，颇感兴趣。他说：“老杨啊，你设计那个‘1·8’工程好啊，是不是南方人都喜欢那个‘8’字啊，‘要发’是吗？为了便于归类，便于建设，可否将其改为：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这样的话，一个党支部、三个会、三个组、一个队、一个警，也顺啊。”我说：“好，这个工程就按首长的指示命名吧！”这样，全国第一个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在海口新华区问世了。后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曹志同志亲临新华区视察时，也对该系统工程做出充分的肯定，并向全国通报推广。　　
那篇文章，我是这样写的：　　
　 　
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　　
基层基础建设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怎样才能有效加强治安基层基础建设，更好地发挥社区各个细胞积极参与，齐抓共管，搞好综治工作？这是我们每个综治工作者乃至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和新华区的实际，就基层“　13311”　配套系统工程建设的有关问题展开思考。　　
（一）基层组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地位、现状及其原因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打好基础是关键。这其中的道理非常明了，又非常深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亦然。因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这12个字几乎包含了大部分的社会治安管理活动，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实行专门队伍和群众防范相结合，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在基层做群众的工作，在基层带领群众去完成各项任务。否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只能是一句空话。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良好的社会环境来自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基层基础建设。　　
海南建省之初，我们海口市从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海南行政区首府，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的省会城市。随着海南特别是海口经济热潮的冲击，随着十万人才过海峡，随着省会人、财、物的加速流动，海口一下子沸腾起来，一夜之间就出现许多陌生的面孔。我们新华区是海口市的“腹地”，几乎在海口开发热浪的漩涡中心。大开发、大建设的热潮，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给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我们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给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治安基层基础的一些薄弱环节也暴露出来了。　　
当时，新华区的基层组织建设现状不容乐观：一是基层组织不健全、不配套，在43个居委会中，没有一个设立党支部，有的空缺治保会主任，有的空缺调解会主任，按照当时健全“一部三会”（党支部，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的要求差距就很大；二是基层干部整体素质偏低，在118名居委会干部中，年龄最大的67岁，平均49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8%，在184名居民小组长中，年龄最大的85岁，平均69岁，文盲占65%。这些基层的同志，尽管他们责任心很强，工作肯出力，但终因年龄过大，文化水平偏低，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工作起来确实是力不从心。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然而，以下三个原因应是主要的：　　
1、领导认识不到位。有些党政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性，没有树立起“万丈高楼必须依靠坚固的基础支撑”的观念，没有意识到基层基础建设与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息息相关，没有把基层基础建设真正摆上工作议程去研究和解决。会上讲的多，会后抓的少；一般要求多，解决实际问题少。其结果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2、干部报酬不到位。基层的同志工作很辛苦，繁琐受气，但由于集体经济滞后，地方财政也无力拨款补助，造成基层干部报酬过低，有的甚至不能兑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积极性。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宁愿搞个体也不愿从事基层组织工作。　　
3、组织设置不到位。建省之前，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基层长期只设置“一部三会”。但是，建省之后，我们面对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层组织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量都明显增加了，轻微违法青少年的帮教工作、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工作等，都需要我们基层组织很好地去联系和动员群众抓落实。而我们基层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配套组织，对工作的全面开展不利。　　
（二）基层“　13311”　配套系统工程的内容、实施及其作用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1996年上半年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省综治委、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在“严打”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的意见》，提出了以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建设为载体，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新思路。这就是：在基层建立一个党支部领导下的居（村）委会、治保会、调解会、流动人口管理小组、青少年帮教小组、文化活动小组、治安联防队、管段民警的“一部三会三组一队一警”配套组织。在基层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下，“三会”、“三组”、“一队”、“一警”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各负其责。　　
本工程建设坚持以党支部为核心，是因为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属基层战斗堡垒。“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其核心力量是党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体现的。事业需要群众，群众需要党。只有坚强的党才能将群众带动。群众带动起来，事业才能成功。我国13亿人口，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光靠党中央、靠各级党委去直接带动群众是不现实的，必须还要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建立在基层的党支部，与党所代表的人民群众及其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直接的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靠党支部带领人民群众去贯彻落实；党的伟大事业，靠党支部带领群众去完成。同样，当前人民群众所渴望解决的社会治安问题，必须依靠基层党支部发动人民群众去解决。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人民群众就发动得广泛、充分，齐抓共管的局面就能形成，社会治安就会好转。现在我们区已派出13名国家干部到居委会，组织了13个基层联合党支部。这些党支部在基层发挥了核心堡垒作用。　　
居（村）委会在党组织与居民群众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负责辖区的日常行政事务，治保会负责治安保卫和组织辖区的群防群治工作，调解会负责民间调解工作，流动人口管理小组负责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帮助教育工作，文化活动小组负责组织群众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治安联防队具体负责辖区的安全防范工作，管段民警负责段片的治安管理工作。　　
在实施“　13311”　工程建设中，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对“三会”组成人员进行全面调整充实。区委先后从区、街道机关抽调650人次组成工作组，下到基层帮助整顿，好的留任，差的辞退，超龄体弱的居委会专职干部按职工待遇办理退休，新上任的除依法选举外，还向社会公开招聘。这其中，共辞退了不称职者36人，办理退休1人，充实进来166人，“三会”组织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各居（村）委会干部由原来的2—3人增加到4—5人，治保会和调解会的干部分别从原来的1人兼职增加到1人兼职2人专职。同时，认真搞好“三组一队一警”的配套充实。全区招聘治安积极分子110人，建立57个流动人口管理小组；成立了有169人参加的57个帮教小组；542人组成57个文化活动小组；增加312名联防队员，动员956名居民义务参加治安巡逻；各公安派出所给每个居委会都配备了1—3名管段民警。　　
“13311”配套系统工程的实施，使各个基层组织任务明确，职责具体，有人管事，能办好事。新华街道几年来一直注重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在全区率先推行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建设，所辖11个居委会全部实现基层基础建设规范化，85%的居委会实现治安“四无”目标，居民安居乐业，经济日益增长。玉沙村原来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党支书符茂宣带领新班子大胆探讨，找出了出租屋管理混乱的根源，严格执行“谁出租谁负责”的规定，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扭转了治安管理被动的局面。整顿后的滨海新村联防小队，在抓好队伍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发动18位离退休干部、老工人参加治安巡逻，保持了辖区治安秩序持续稳定，该居委会被评为全国模范居委会。西门外文化活动小组通过活动吸引群众，既参加文化活动，也参加治安巡逻，使义务巡逻人数由7人增加到28人。义兴调解会主任候绮兰带领调解会12名骨干苦口婆心，不辞辛苦做好法制宣传和调解工作，基本上做到群众纠纷调解不出居委会，有效地化解了不少民间矛盾。　　
（三）问题与对策　　
近几年来，新华区委、区政府及各街道工委、办事处在加强治安基层基础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3311”　配套系统工程建设得到不断的完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基层干部素质尚待提高。组织健全了，干部配上了，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干部的整体素质还不够高。表现在：原任的同志工作热情高，和群众关系较融洽，利于开展工作，但文化水平较低，因循守旧，缺乏开拓精神，有些很难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中“领头雁”的重任；新上任的一些同志实际工作经验缺乏，做群众工作缺乏技巧，工作起来往往碰钉子，产生消极情绪。　　
2、一些基层组织的硬件建设不够。原来的57个居（村）委会，尚有2个办公场所长期无法解决，今年又增设10个居（村）委会，仍然是办公场所没有着落，连一个固定的办公场地也没有，实在不好开展工作。　　
3、大多数基层组织经济实力薄弱。由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居（村）委会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基本的活动经费都很难解决。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素质。更充分发挥各级党校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文化业务培训，使广大基层干部既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有能力做好本职工作。　　
二是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各级政府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基层特别是十分困难的基层组织解决办公场所问题，使基层保证最起码有一个为群众办事的工作环境。如电信部门最近就为我区34个居委会以优惠价格安装上办公电话。政府以及各个部门若都能这样支持基层，帮助解决基层困难，对进一步完善“13311”配套系统工程建设必将起推动作用。　　
三是扶持基层组织发展集体经济。政府要在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给基层组织以帮助、扶持，使他们能产生“造血”功能，促进集体经济良性循环。　　
四是加强管理。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对基层组织工作加强指导，要尽可能量化、细化工作指标，形成制度，坚持考核，表彰先进等，以此推动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认真履行职责，创先争优，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任务在基层得到全面落实，推动全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跨步向前。　　
（作者：杨来清  此文为1997年9月海南省综治工作理论研讨会发言材料）　　
　 　
1997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曹志在视察新华区治安综治工作时，对我们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曹副委员长回到北京以后，我们收到一份检查报告，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海口市新华区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中实施“　13311”　配套系统工程，即建立以党支部为核心的三会（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三组（流动人口管理小组、帮教小组、文化活动小组）、一队（治安联防队）、一警（管段民警）的基层组织网络，很多地方居[村]委会党支部、团支部、妇代会、民兵营、调解会等基层组织健全。　　
——摘自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1997年6月26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汇报第四期《对海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检查报告》　　
　 　
社区治安基础建设创新　　
打完治安基层基础建设的战役以后，我很快又将眼光投向社区治安基础建设方面。社区是由各个单位组成的，社区治安基础，是由社区各个单位构成的。中央那两个《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的红头文件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齐抓共管”，文件还特别强调社区各个单位要“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　　
中央的红头文件算不算指路明灯，这里暂且不作比喻，但是，它确实将我引导到社区的单位之中。于是，我便开始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入到社区党政机关的保卫部门、社区宾馆酒店的保安部门，登门社区有关公司的老总办公室，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召开座谈会，进行个别访谈。在这个过程中，我既是新华区治安综治部门的领导，也是社区治安综治大学中一名学生。在多次的对话、请教、探讨之中，我了解不少社区治安综治的情况，学会许多关于社区治安综治的知识，明白许多社区治安综治的道理。我决心将社区各单位的治安工作抓深、抓细、抓实，让治安综治各项措施落实到社区各个单位、各个人头、各个部位。为此，我将社区各单位领导的治安责任一一量化，对其履行治安义务的结果，逐项量化打分，输入新华区综治电脑系统。这样，一打开电脑，对社区各单位领导抓治安的表现，我便一目了然。这样，该表扬，该批评，该奖励，该惩罚，该上报，该通报，我都有数有据。这样，我们区的治安综治工作，就不是空洞无物、笼笼统统的，而是有骨有肉，有声有色。这样治安综治工作就搞活了，齐抓共管的局面就自然打开。　　
那个治安责任量化的系统工程，我是这样设计的：　　
　 　
社区“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　　
社区细胞“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是我们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围绕着“量化治安领导责任制”的课题，探索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举措。其内容是：按照“六有”要求，即有领导、有治安防范力量、有实施方案、有健全的责任制、有严格的奖惩办法、有明显效果；做好“五自”工作，即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矛盾自己化解，漏洞自己堵塞；实现“四无”目标，即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案件，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　　
认真抓好本系统工程建设，能够更好地量化、落实治安领导责任制，充实辖区单位的创安达标活动，促进社会细胞建设。在这里，我们将辖区的每一个单位视为本社会的一个细胞。如果把每一个细胞都保养好、建设好，整个社会就会健康、稳定，社会建设就会成功。社区细胞的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要克服不少困难，解决不少矛盾。其中，治安领导责任制落实与否应该是主要矛盾，因为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并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抓住了，就是抓住龙头，就能抓纲带目，就会建出好的细胞，进而造出好的社区。　　
“654”是治安领导责任制的量化，是辖区单位创安达标活动的载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告诉我们，治安领导责任制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龙头。只有抓住龙头，才能带动全面，促进全局，纲举目张。治安领导责任制这个龙头不应该是抽象、空洞的，而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应该是有质有量、富有内容的。为了明确治安领导责任制，并进一步具体地将其落实，就必须将其量化。在实行治安领导责任制的实践中，我们将其量化为“654”。其中，“六有”是基本要求，“五自”是关键措施，“四无”是实现目标。任何一个单位，只有按照“六有”要求，抓好综治基础，同时结合实际，做好“五自”工作，其中“四无”目标才会实现，单位治安形势才会好，单位领导才算称职，才是负责任。反之，单位治安形势就会差，单位领导就不算称职，就是不负责任。以上15项内容，我们再量化打分，合计为100分。每年年初检查，年终审查，并将其年审得分结果输入治安综治年审电脑管理系统。这样，各位领导实行期限治安责任制的结果就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我们同时将各单位的年审结果向其主管机关，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并且在该单位公诸于众。这就不但量化了治安领导责任制，并且强化了治安领导责任制的监督机制。　　
这样，各单位的创安达标活动就有载体、有内容、有形式，就会更加活跃。社区细胞建设就会更扎实、更牢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向实处落实就不难，社会治安就会日益好转。　　
“654”是本系统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硬件与软件的结合体。众所周知，搞任何一项建设都有一定的内容，有硬件与软件。在本项工程建设中，“654”就是内容，其中既有硬件，也有软件。比如有领导、有治安防范力量，这就是硬件，是基础，而“五自”显然是软件，是活的。在建设过程，硬件与软件互相依赖，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当然，其中是否有领导是关键，这是第一要件。因为有了强的领导，就会有强的队伍，有健全的责任制，有严格的奖惩办法，并且会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及时地、全面地、妥善地做好单位的“五自”工作，这样，单位的“四无”目标也就不难实现。海南省农垦金龙物资实业公司是最好的典范。该公司总经理陈育雄在工作实践中，确实是两手都在抓，并且两手都很硬。由于他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在该单位本项工程建设中，光治安责任制这个软件，就建得特别的成功，别出一格。该单位除总公司与下属分公司、单位与员工分别签订了治安责任制31份和954份以外，连单位的综合大楼都一幢一幢地设上“幢长”，“幢长”同样与单位签订“幢长治安责任书”，这样长期在该单位形成了“层层有人负责，事事有人管理，处处有人防范”的良好局面。所以几年来，该公司年年实现“四无”目标，并且经济、治安齐头并进，单位员工十分满意，该单位曾被评为区、市、省和全国治安先进单位。　　
在本系统工程建设中，专业队伍和规章制度是保证。专业队伍就是“施工队”，有工程师、有技术员、有施工员；规章制度就是规矩，有方圆、有框架、有设计图。各单位的综治干部、保卫干部、经济警察、保安人员，是本系统工程建设在该单位的“施工队”各单位因地制宜地制订的各项综治方案、治安责任制等等，是本系统工程建设在该单位的规章制度。在本系统工程建设中，队伍与制度同时为建设所需，两者缺一不可。光有制度没有队伍，制度将成为一纸空文，无济于事。为建出高质量的工程，就必须有高水平、高质量的施工队，有政治合格、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队伍，同时要有切实可行的、科学的规章制度。由此可见，要建好工程，首先要建好队伍，订好制度。要建好队伍，就必须把好“四关”：进入关、培训关、考核关、监督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四性”：针对性、全面性、科学性、可行性。海南省航运总公司的队伍和制度都建得很理想，所以该单位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区“654”系统工程建设的示范单位。比如他们的法制教育就既有针对性、及时性，又有超前性。他们将家长对子女的“棒子教育”变成法制教育，他们的体会是“早打预防针”就会“少打救心针”。他们不仅管好自己单位人，连外来人员都管好了。他们对外来人员的教育也是教之以法，动之以情，引之以理。有一次，4位年轻姑娘被案犯从湖南拐骗来海南“红城湖”发廊当“接客”女郎，半夜逃脱出来，向新港派出所求救。派出所干警解囊相助，凑了近400多元给她们当路费，让她们平安踏上回家的归途。被救姑娘感激不已。　　
实践证明，“654”是治安领导责任制的镜子，是创安达标活动的载体，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体，是理想的工程。建好它，社会就有希望，落实它，治安就会好转。（杨来清）　　
　 　
联防队伍建设创新　　
我曾在星级酒店当过领导，如今在我的脑海中，对“星级”二字，印象颇深。记得，在我考虑联队队伍建设时，我想，如果能用“星级”的标准来建设队伍，那该多形象，多美好啊！　　
酒店那个星级，那个三星、四星、五星，都有统一的、具体的标准，有硬件方面、软件方面的不同类型的标准。酒店硬件、软件两个方面的标准，综合起来，并且用分数量化，综合计算，就能准确评定各个酒店的星级档次。酒店的星级标准，其硬件、软件，是根据酒店的功能、特点，量化而制定。那么，联防队伍、联防队员的星级标准，我看同样也可以根据联防队的功能、特点，量化而制定。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大胆地尝试、创新。　　
那个队伍建设的星级系统工程，我是这样设计的：　　
　 　
队伍建设“511”星级系统工程　　
“511”星级系统工程建设，是我们在队伍建设、治安防范的实践中，围绕着“规范化、科学化”的课题，探索出的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举措。其内容为：开展5项活动，建设一支队伍，达到一个目标。5项活动是：读书学习、斗坏人坏事、做好人好事、治安防范、扎根联防。队伍建设标准是：政治合格、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工程建设目标是：筑造一堵人民联防的铜墙铁壁。在本系统中，我们将5项活动形象地规范为5个星，即读、斗、做、防、扎，并将其量化合计为100分（读20分、斗35分、做15分、防15分、扎15分。同时，将治安联防队员工资的浮动部分全部与“五星”得分紧紧挂钩，月月统计、评分、兑现。目前，一个“争当‘五星’队员，争创‘五星’队伍”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5项活动、一支队伍、一个目标，三者何以形成系统？这是由队伍的性质、工作任务、工作目标决定的。治安联防队，是在党政领导下，在公安机关指导下，由综治办直接管理的一支维护社会治安的生力军。治安联防队员站在打击、防范的第一线。严峻的治安形势和繁重的治安任务，在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都给队伍提出严格的要求。为了完成治安防范的繁重任务，他们必须不断地学习，刻苦地改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昼夜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为民斗坏人，为民做好事，与民共防范，方能实现其“保一方平安”的工作目标。实践告诉我们，孤军防范无济于事。只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人民的联防，队伍才有力量，防范才有成效。这就要求治安联防队必须将自身建设成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由此可见，5项活动、一支队伍、一个目标三者的内在联系性及其系统性。5项活动贯穿于整个系统工程建设的全过程，队伍建设、铜墙铁壁寓于其中。活动开展得活跃，队伍建设得成功，铜墙铁壁就筑造得坚硬，治安形势就好转。　　
“511”星级系统工程建设，“五管”齐下，关键在队伍建设。既然是建设，就必须讲究科学。我认为，从提高队员整体素质出发，结合岗位责任，联系队员思想、工作实际，围绕“五星”，量化打分，兑现奖惩，比学赶帮，这是队伍建设的科学方法。其中，提倡读书学习、坚持改造世界观是前提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队伍的思想素质，才能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才合格。要求斗坏人坏事，提倡做好人好事，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对坏人坏事斗得越猛，好人好事做得越多，人民群众越满意。治安防范与扎根联防，前者是任务、目的，后者是手段。只有深入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更有效地组织群众，搞好治安防范。实践告诉我们，“五管”齐下，能造就一支政治合格、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队伍。以上5项，紧紧相连，缺一不可。它充分反映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队伍建设与工作任务的统一，治安联防队伍与人民群众的统一。如此统一，队伍就有威信，战斗就有力量，工作就有希望。5年来，我区治安联防大队在“严打”中成长，在防范中建设，在锻炼中成熟。被省综治委授予“海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公民”光荣称号并被评为全国治安先进分子的王余期，五年间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89名，在追捕逃犯的战斗中身中两弹仍坚持战斗；被省综治委授予“海南省维护社会治安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并被评为全国治安先进分子的王亚弟，在与重大盗窃犯搏斗时，被歹徒刺中5刀，仍坚持搏斗，擒获歹徒；被省综治委授予“海南省维护社会治安先进分子”光荣称号的梁家孝，在与歹徒搏斗时，被刀刺中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仍坚持擒获罪犯；海口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人民学习的占进雄，1996年一人就抓获犯罪分子59人，他曾从5米高的天桥上飞跳而下，在天桥底下擒获一名抢劫犯，被群众称为“当代武松”。5年来，我区治安联防大队广大指战员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中，英勇奋战，顽强拼搏，用自己的血汗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共接到举报刑事案件1912起，抓获1609人，抓获率为84.2%；接到举报治安案件3403起，协查3329起，协查率为97.8%；共抓获违法犯罪人员9553人，缴获军用手枪16支和一批具有杀伤力的土造手枪，缴获赃物折款人民币659.69万元。　　
为了保证“511”星级系统工程实施的质量，首先必须有合格的“施工队长”。在这里，“施工队长”是关键。因为实施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有整体性、计划性、严密性。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不能充当“施工队长”。“施工队长”必须首先要做到：政治合格、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同时，必须具备科学头脑，善于计划、分工，懂得安排，并且必须从读、斗、做、防、扎五个方面样样带头示范，处处起表率作用。我区治安联防大队，设有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小队长。他们均为大大小小的“施工队队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分别带着一支队伍，管着一块辖区，负责着队伍建设和社区建设。两项建设，队伍是关键。队伍建设，队长是关键。所谓关键，指的是主要矛盾之所在，是龙头，是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就要求我们在工程建设中首先要选准“施工队长”，选准带头人。要在实践中培养提高“施工队长”，在质量上关心带头人的成长。只有这样才能造就高水平的“施工队”，建出高质量的工程，筑成牢固的铁壁钢墙。　　
铜墙铁壁的筑造，关键在一个“扎”字，扎而实之。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在严峻的治安形势面前，在复杂的治安防范工作中，重温毛主席的教导，倍感亲切。这谆谆教导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人民群众起来之日，才是铜墙铁壁筑成之时。要让人民群众起来，就必须去发动，去组织。光发动一个不行，两个也不行，要广泛，要充分，要人人动手，齐抓共管，要布下天罗地网，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那么群众靠谁去发动？显然，治安联防队员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因为治安联防是人民群众的联防，联防队员来自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最接近群众，人民联防爱人民。这应该是治安联防的一大优势，但是，从近几年的治安联防工作看，我们的薄弱环节在于“联”的功夫下得不够，根扎得不深、不广，孤军防范多，专群结合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本工程建设中，要突出一个“扎”字，要扎根联防。我们首先将辖区的各个片段的居民住户和辖区单位底数摸清。在此基础上，让联防队员搞“四包”：包片、包段、包住户、包单位；抓“五自”：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矛盾自己化解，漏洞自己堵塞；求“四无”：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案件，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以上“一扎”、“四包”、“五自”、“四无”正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筑造人民联防铜墙铁壁的好办法。滨海新村治安联防小队6位队员，按该自然村将其划为6个治安责任片，每人包管一片（居民住户80—100户及村辖单位一批）。对片中居民住户，再按集中连接的原则将其划分为若干个居民组。分别设有片长、组长，并发动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充当片长、组长。村辖单位则分别设有保安部长、保安队长、保安组长。常年由包片的一个联防队员带领着片长、组长、队长，再带领着广大居民群众，搞治安防范。这样，联防队员一个人就变成3个人、5个人，甚至更多人。这样，一个群防群治、齐抓共管的局面自然形成。5年来，该村治安管理状况呈现这样一个过程：混乱——治理——建设——上台阶。该村治安联防小队年年被评为治安先进队，一个联防队员被评为全国治安先进分子，居委会被评为全国模范居委会。现在，该村居民家家安居乐业，治安形势一片大好。这样做的结果：治安联防就有基础，有依靠，有力量，治安防范就有科学性，有系统性，有群众性，治安形势就会日益好转。（杨来清）　　
　 　
关于队伍建设“511”星级系统工程建设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加强队伍建设实施“511”星级工程，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针，围绕“511”星级工程建设各项内容，实行星级得分与浮动工资挂钩的办法，通过5项活动，建好一支队伍，达到一个目标。　　
二、建设内容　　
“511”星级工程建设的内容：读书学习、斗坏人坏事、做好人好事、治安防范、扎根联防；建设一支政治合格、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治安联防队伍；达到一个目标：铸造人民联防的铜墙铁壁。　　
三、评分标准　　
1.读书学习（“读”星20分）：　　
学习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政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毛泽东8篇重要著作，即《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关于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自由主义》。学习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业务学习要学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知识、治安联防知识、擒拿格斗技能。要坚持学习制度，每周二下午为中队学习时间，周四下午为民主生活会时间。在学习中，要联系实际，采取边学、边议、边对照的办法，总结工作中的正反经验，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同时坚持每月写一篇学习体会，每月进行一次业务考核。　　
①每月写一篇心得体会：写者得6分，不写者扣6分。　　
②每月进行一次综治业务知识考核（大队或中队出题），60分以上者得5分，不及格者扣5分。　　
③每月学习4次（要有记录）：全参加者得4分，缺一次者扣1分。　　
④每月召开一次生活民主会：参加者得5分，无故缺席者扣5分。　　
2.斗坏人坏事（“斗”星25分）：　　
联防队员要以英雄为榜样，学英雄，当英雄，爱岗敬业，爱憎分明，勇于与违法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①抓获一个教育放行人员：得5分　　
②抓获一个罚款处理人员：得15分　　
③抓获一个治安拘留人员：得20分　　
④抓获一个刑事拘留人员：得25分　　
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必须及时送往派出所处理，中队应根据派出所定性并经证实予以计分。　　
3.治安防范（“防”星25分）：　　
治安防范工作是联防队伍的首要任务。联防队员在各自所负责的段、片上要采取多种防范措施，做到全面防范和重点治理相结合，治标和治本相结合，始终坚持以防为主、重在治本的方针。　　
①所在的段、片当月未发案者计满25分。　　
②所在的段、片当月若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则扣5分。　　
③所在的段、片当月若发生一起重大治安案件则扣5分。　　
④所在的段、片当月若发生一起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则扣5分。　　
4.扎根联防（“扎”星20分）：　　
扎根联防是一项面向群众、面向基层的实际工作，是筑造人民联防铜墙铁壁的主要手段。联防队员一方面在街巷巡逻，一方面还要扎根到辖区各单位和居民中去，采取定人、定时、定段、定片的方法，将扎根联防任务落实到人，配合派出所、居委会、辖区单位，主动了解基层单位的综治工作情况，通过感情、思想交流，为辖区单位排忧解难，帮助其堵塞治安漏洞，化解治安矛盾，推动社区细胞“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的全面实施。　　
①深入基层和挂钩单位，掌握辖区基本情况，登记造册，逐日工作有记录者得4分。　　
②实行包片、包段、包住户、包单位的方法，及时掌握辖区治安动态，对治安苗头、治安漏洞及时处理者得4分。　　
③对挂钩单位治安基础建设实现“654”规范者得12分。　　
5.做好人好事（“做”星10分）：　　
做好人好事是“讲文明、树新风”的表现，也是队伍建设的需要。对辖区的五保户、困难户要经常利用节假日上门嘘寒问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①在队伍内部做一件好事者得5分。　　
②在队伍外面做一件好事者得5分。　　
③当月一件好事都不做者扣5分。　　
四、组织领导与实施要求：　　
这项工作由大队政委、中队教导直接负责，大队政治干事、中队内勤具体实施。各中队的责任人（中队长）要在5项活动中处处起表率作用。对五星治动的基本情况及典型事例每月以书面向大队汇报一次；中队每月评出五星级队员，大队每月评出星级活动先进中队，并设流动红旗。　　
为改变“干好干差一个样”的局面，工资待遇实行固定工资与浮动工资相结合、浮动工资与星级得分相挂钩的原则，将星级得分和浮动工资紧紧挂钩。　　
负责中队内勤和收取治安费的队员，可视其具体工种，参照本方案相应规定，由中队灵活掌握。（区综治办）　　
　 　
开展“5项”活动  建设“五星”队伍　　
中山治安联防中队　　
　 　
我们中队去年来认真实施“511”星级系统工程，开展“读、斗、做、防、扎”5项活动，促进了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我们的体会是：　　
读书，对于联防队员更为必要　　
读书学习既学文化，又学政治，是提高队伍素质的重要途径。我们中队共有联防队员24名，大部分文化水平偏低，由于工作任务重，过去很难顾及读书学习。因此，开展读书活动，对于联防队员来说，显得更加重要。开展“5项活动”以来，我们每周都举行一次学习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法制法规，同时结合实际实习占进雄同志的事迹。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我们要求每个联防人员都认真写好心得体会，不仅提高了队员的理论水平，而且提高了写作能力。　　
斗坏人坏事，联防队员的重要职责　　
维护社会治安是联防队员的本职工作。一个合格的联防队员，最起码的条件就是要敢于与坏人坏事做斗争。因此，我们把斗坏人坏事以及抓获的质量当作衡量队员政绩的主要标准，极大地调动了联防队员的抓获积极性。今年来，我们中队共抓获多种违法犯罪分子107人，缴获了一大批赃款赃物。例如，我们仅用6个小时就破获了一宗在博爱旅社盗窃台商钱物的重大盗窃案。今年年初，几位联防队员选择博爱南路65号二楼隐藏观察此多发案地段的动向，发现一劫贼抢夺一名行人BP机后往小巷里逃遁。为了赢得时间，分队长吴清界一纵身从4米多高的二楼上跳下，队员蒙永华、王乙坤等也一个个随着跳下，及时将案犯抓获。在场的群众看见这个场面都惊呆了，他们称赞我们的联防队员个个都是英雄。　　
做好人好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要求联防队员在斗坏人坏事的同时，要积极服务社会，为人民做好人好事。做好人好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的重要途径。在开展“5项”活动过程中，我们将这方面当作一个重要内容来抓，使队员变成自觉行动。中山辖区内有11名五保户，我们经常派员上门问寒问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家住中山路63号的五保户邱碧锦，已经86岁了，行走都十分困难，平时，我们队员经常上门帮助他做点家务，每逢节日，买点礼品上门慰问，使他老人家感动得流下眼泪。第一分队队长吴清界路过文明西路时，看见一青年骑车撞倒一老妇后企图逃脱，他喝令青年止步，扶起老人，同那青年一起将老人送到博爱门诊部治疗，他还从自己腰包里掏出300元垫付了医疗费，守候照顾老人直到其家属来了才离去。　　
治安防范，联防队伍的首要任务　　
中山辖区属闹市区，治安情况复杂，因此，我们把治安防范工作当作重要任务来抓。为了搞好治安联范工作，我们除辖区各单位充分发动群众，沟通信息，与他们携手联防，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强我们队伍自身的管理，严格纪律，加强巡逻，打击现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防范，堵塞治安漏洞。例如我们在博爱旅社抓获了一宗重大盗窃案后，便与该旅社一起找漏洞，研究防范措施，使这个旅社的治安情况出现好转。　　
扎根联防，共营队伍根基　　
治安联防是一种艰苦且带有危险性的工作，因此，在队伍中开展“扎根联防”活动不失为一项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在“扎根”活动中，一方面，我们对队员进行爱岗敬业教育，使队员们在待遇低，要求高的环境下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实行各分队对辖区分片负责，深入各单位，扎根到基层，与有关单位搞好关系，携手搞好联防。例如，我们的队员扎根海南机械厂后，得知该厂有20多万元铺面租金没有收回，经我们多方努力，帮助他们收回了拖欠多年的租金，使厂方非常感动。　　
                                                 （1997年4月）　　
　 　
　 　
联 防 新 曲　　
——海口市新华区联防队“511”星级工程建设小记　　
　 　
海口市新华区治安联防队是一支维护社会治安的生力军。他们中，曾涌现出一批像王亚弟、王余朝勇斗歹徒，身负重伤不退却，被授予“全国综治先进分子”称号和被誉为“当代武松”，授予首届“海南省杰出青年卫士”称号的占进雄等先进典型。自1996年底，该区综治办组织和实施综治队伍“511”星级系统工程建设以来，全区治安联防队伍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治安联防队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维护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前记者采访了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队长范高武、副大队长符致利。他们告诉记者，新华区综治队伍“511”星级系统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为：开展读书学习、斗坏人坏事、做好人好事、治安联防、扎根联防5项活动，建设一支政治合格、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综治队伍，达到筑造人民联防的铜墙铁壁的目的。　　
（一）　　
新华区治安联防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业务水平有高有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各不一样。实施“　511”　星级系统工程后，各中队认真组织队员学习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并在学习中紧密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各中队都规定了每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时间，要求队员在学习中积极开展讨论。围绕为什么要当治安联防队员，怎样当好治安联防队员进行分组讨论、写心得、表决心、出墙报，使队员在思想上形成共识。　　
（二）　　
新华区位于海口市区中心，商业网点集中，公共场所多，治安问题较为复杂。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通过全面防范和重点治理、治本和治标、公开巡逻和便衣守候、专项斗争与工作任务四结合，配合派出所、警务区、居委会、单位保安进行重点治理，促进了辖区治安秩序明显好转。滨海中队队员白支强抓拿两名窃贼时，被窃贼用砖头砸伤头部，鲜血直流，仍坚持将窃贼抓获；队员王儒山协助龙昆北派出所抓获犯罪嫌疑人时，在犯罪嫌疑人住处搜出仿造“六四”式手枪一支，子弹3发，又协助破获一宗持枪抢劫绑架犯罪团伙案。分队长庄全贵带领队员白支强、张亚华巡逻在中航大厦，他们抓获了行凶打伤两名女子的犯罪嫌疑人时欲向联防队行贿2000元，被断然拒绝。大同中队队员阮波、曾祯飞等深夜巡逻抓获一名抢劫嫌疑犯时，受到5名嫌疑犯同伙的围攻，被木棍击伤多处，仍忍痛把歹徒扭送到派出所。中山中队分队长吴清界，队员蒙永华、王乙坤、吴仲开在博爱南一居民楼二楼守候时，从　4米　多高的楼上跳下，及时抓获一名抢BB机的犯罪嫌疑人。三分队长沈纪秋下班经过解放电影院时，偶然听到一青年在电话里用黑话交易毒品，立即打传呼通知刚下班的队员，抓获两名毒贩。海垦秀英村治安联防队　5月17日　抓获一持枪歹徒，缴获“六四”式手枪一支，子弹5发，　8月16日　又抓获持枪歹徒一名，缴获外国产军用手枪一支，子弹2发，并协助公安机关摧毁犯罪团伙2个，抓获团伙成员5名，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三）　　
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成立6年来，在联防上狠下功夫。他们为群众做好事，与群众心连心，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新局面。大队还将各中队队员分成若干小组，包片、包段、包住户、包单位、包治安责任，每人发一个登记本，每天登记各组做好人好事和扎根的进展情况。他们与居（村）委会、辖区单位结对联防，实行分片、分段的管理方法；进行联网联防，将辖区单位的保安部门纳入各中队下属的一个分队，由中队统一指挥、调度和管理，各单位的保安员在中队备案，登记造册，每月召集辖区单位保安负责人会议，汇报本单位的治安状况，共同研究辖区的治安联防工作，并将情况编写成简报，反馈给各单位，有效地促进了各单位的治安联防工作。各中队制定了《队员守则》、《学习制度》、《考勤制度》、《办公室值班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贯彻落实这些制度，联防队首先从骨干抓起，给每个队员评星级，并将每个队员的得星结果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挂钩。各中队队员主动到辖区单位了解综治情况，逐家逐户调查摸底。　　
新华区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是新华区治安联防队伍“511”星级系统工程建设的设计者、组织者。采访结束时，他告诉记者，久经血与火洗礼的新华区治安联防队伍，将在科学的管理中，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与群众相结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为民斗坏人，为民做好事，与民共防范，将治安联防建设成一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真正筑起一堵人民联防的铜墙铁壁。（记者：肖雄）　　
                      　　
（摘自：《海南法制报》，1997年9月7日）　　
　 　
流动人口管理创新　　
流动人口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管理，因为它面对着的是社会的动态，其管理对象多为弱势群体，属动态中的弱势。这篇管理的文章，充满辩证法。因为其中既要管理，又要服务，还要扶持，更要保护，同时又要提升，几种管理手段之间，相互依存，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几种手段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之中。　　
实践告诉我，要写好这一篇特殊的、陌生的文章，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必须始终体现管理中的人性化，必须在各个细节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只有这样，才能将被管理者也变为管理者，变为建设动力，变为新的新华人。只有这样，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才会逐渐化解。只有这样，社会才会逐步走向稳定和谐。　　
这一篇管理的文章，其实是一个社会管理的系统工程。那个社会管理的系统工程，我是这样设计的：　　
　 　
流人管理“121”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引起全国人口大流动，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引来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十分陌生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刻不容缓地向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课题：流动人口管理。　　
“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这是流动人口管理的总方针，其总目标显然是要达到社会稳定。这充分体现了流动人口管理中的科学管理观，其中之关键是管理与服务的辩证关系，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辩证关系，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才能取得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最佳效果。　　
本着科学的管理观，我们在管理中实践，在服务中探索，总结出流动人口管理“121”系统工程：努力为流动人口营造一个好环境——“外来工之家”；着力为流动人口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居住与就业；全力走出流动人口管理的一条新路子——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教育与保障相结合、综合治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其中“一个好环境”是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两个基本问题”为管理者所必须面对，“一条新路子”属开拓创新之举。这是人性化的流动人口管理之路。　　
海南建省之初，“十万人才过琼州”。因为治安管理一时跟不上，海口治安形势骤然严峻，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成倍增长，管理者一下子将治安眼光投向外来人，于是三天两头地组织全区、全市性的“治安大行动”，将“外来人”当作“行动”对象，将出租屋、“盲流窝”当作“行动”重点，不分昼夜地清查、收容、遣送，结果是一边遣送一边返还，一边收容一边反抗，一边清查一边对立，这样，案件照样压之不下，治安形势仍然不得好转。其根本原因在于片面认识外来人，缺乏人性化管理。　　
1997年，我们开始更新思想观念，响亮地提出“您为特区贡献，特区为您服务”的口号，在海口市博爱南路76号大院，创办全国第一家“外来工之家”。我们利用一块几千平米的闲置地和一幢闲置宿舍大楼，一下子解决几百名外来工的居住和就业问题。外来工们在这里安居乐业了，不少人还发财致富了。外来工们都说：“如果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外来工之家’，该多好啊！”这样，“负担”变为“动力”，“问题”化为“经验”，“行动”对象成为特区建设者，这一块和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牵手了，阴天变晴了，多好啊！　　
尝到甜头以后，新（龙）华区的“外来工之家”犹如雨后春笋，接踵而生，继“外来工之家”博爱花卉广场之后，接着又建了“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外来工之家”滨濂再生资源回收城，各镇、街也办起“外来工之家”回收站、“外来工之家”农贸市场、“外来工之家”一条街、“外来工之村”等等。继而广之，大大小小的出租屋也充满“外来工之家”的味道，房东和外来人亲如一家。和睦相处，一片欢天喜地，多好啊！　　
在此基础上，龙华区有关部门在“外来工之家”专门为外来工设置10个外来工服务中心，成立“外来工管理协会”，为外来工提供居住、就业、培训、维权等服务，以“外来工之家”为平台，实现服务外来工，保障外来工，提升外来工的宗旨。从1997年开始，“外来工之家”与政府有关部门联手，先后培训外来工15860人；介绍外来工就业8935人；查处拖欠外来工工资案件680宗，结案625宗，为4060名外来工讨回工资款405万多元；为外来工办理诉讼、非诉讼代理法律援助案件40多宗，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在实施“流人管理‘121’系统工程”的过程中，外来人高兴地变成新龙华人了，龙华辖区的发案率也逐渐地下降了，龙华区的治安形势在悄悄地好转，龙华区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区了。　　
在实施“流人管理‘121’系统工程”的过程中，一个崭新的社会企业——“外来工之家”，在龙华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外来工之家”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服务外来民工，扶持弱势群体为宗旨。相信它会像祖国大地上美丽的鲜花，将越开越多，越开越美。（杨来清）　　
　 　
帮教戒毒工作创新　　
众所周知，对吸毒青少年的帮教、挽救工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一项难度最大、时间最长、最富有反复性的工作。这项工作，比打攻坚战还难，比打持久战还久。当年抗日，虽然十分艰苦，尽管付出很大代价，可是花了8年，终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而当今，对于戒毒，对于那种卷土重来的毒品危害，我们花了10多年时间，也付出不少代价，但是至今毒品危害却在社会上反反复复，消之不灭。显然，其中之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有明的，也有暗的；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有境内的，也有境外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批吸毒青少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是可帮可教的。为了对吸毒青少年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民族负责，我们务必在“帮教”二字上大做文章。　　
这一篇“帮教”的文章，正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调动千军万马，要讲究战略和战术，要有狠心，还要懂得关爱，要有韧劲，还要有耐性，有时要来硬的，要强制，有时却要来软的，要苦口婆心。　　
那个帮教戒毒的社会系统工程，我是这样设计的：　　
　 　
帮教戒毒“742”系统工程　　
毒品危害直接威胁着我国青少年一代，这是近些年卷土重来的民族的大敌。吸毒者危害自我，危害家庭，危害社会，危害民族。其危害之大，不堪设想，众所周知。可是，戒毒又十分艰难，染上毒品者，深有“戒毒难，难以上青天”的感觉。于是，戒毒工作成为我们的一场“攻坚战”，同时又是持久战。要打好攻坚战，就必须有队伍，有目标，有策略。要打好持久战，就必须有耐心，有毅力，要有“毒之不除，战斗不止”的决心。在复杂的戒毒工作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一个规范化的工程：戒毒“742”系统工程。　　
“戒毒‘742’系统工程”指的是：组织7支帮教队伍，抓住4个关健环节，建立戒毒追踪反馈两条龙体系7支帮教队伍是：家长帮教队伍、村（居）帮教队伍、镇（街）帮教队伍、青年帮教队伍、妇女帮教队伍、解放军帮教队伍、戒毒所帮教队伍。4个关键环节是：认识、沟通、帮教、脱毒。对吸毒人的正确认识是帮教的前提；与吸毒人的思想沟通是帮教的基础；反复耐心的帮教是促其戒毒的手段；促其成功脱毒是帮教的最终目的。戒毒追踪反馈两条龙体系是：戒毒所——镇（街）——村（居）——家庭。吸毒人从戒毒所阶段性戒毒成功之后，一边将其本人及其档案，向其所在镇（街）、村（居）、家庭逐级登记移交；一边将其本人离开戒毒所后的表现，从其家庭、村（居）、镇（街）到戒毒所定期逐级反馈。将跟踪与反馈始终紧密结合，让“两条龙”坚持不懈地工作。　　
本系统工程的好处在于：有人帮、善于帮、持久帮、帮出效果。帮教戒毒工作的第一要素是要有帮教人，有帮教队伍。只有落实帮教人，形成帮教队伍，才能实施帮教戒毒工程，否则，一切都是空话。那么，帮教人在哪里？实践告诉我们，帮教人在戒毒所，在吸毒人家里，在社会上，在政府中。这些人靠我们去发动、组织、培训。有了一支高度负责的、强有力的、能打持久战的帮教队伍，我们就有把握了。本系统工程所指的7支帮教队伍正是我们精心组织的队伍。有了队伍，还得有“武器”才能打仗，这就是“善于帮”的问题。帮教队伍必须始终抓住“4个关键环节”才称得上“善于帮”，对帮教对象的辩证认识是帮教的前提。吸毒人既是违法人，又是受害人。其吸毒行为固然违法，但他被毒品危害了，同时也是受害人。所以，对他们不能鄙视，不能爱骂就骂，爱打就打。有一次，在戒毒所里发现一位看守的联防队员动手打戒毒所里的自愿戒毒人，我立即处分他，令他当天调离戒毒所，此举感动了戒毒所里的自愿戒毒人，他们的自愿戒毒决心增强了。与吸毒人的思想沟通是帮教的基础。吸毒人也是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他们只是一时失足而导致之。我们千万不能鄙视他们，相反的必须关心、帮助他们，要用行动感化他们。有一个叫亚武的吸毒人，在戒毒所里，我经常找他谈心，对他嘘寒问暖，与他聊家常，在跟他建立感情以后，不断地启发、引导他往增强戒毒意志方面努力。受到感化以后，他痛下决心，利用坚强的意志，坚决戒毒，还将戒毒所里一些我们所得不到的情况随时向我们报告。经三个月的自愿戒毒成功以后，为防止反复，我让他参加联防队员，在打击“两抢”的战斗中，他屡屡立功，后来，又在打击贩毒的战斗中，再次立功，他曾为追抓毒贩而摔车负伤，负伤后他仍坚持追抓到底。他的转变令人震惊。这正是思想沟通之后所收到的良好效果。有了队伍，光会打仗还不够，还得学会打持久战。这是因为，吸毒——戒毒——再吸毒的反复性很大，必须不断地跟踪，及时地反馈，持久地帮教，才能巩固戒毒成果，这正是本程之“两条龙”的持久战役。可见，实施本系统工程有利于打好戒毒攻坚战和持久战。　　
实践告诉我们，戒毒帮教工作十分艰难，特别复杂。如果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是抓不出效果的，只有坚持实施戒毒“742”系统工程，才能打开齐抓共管的帮教工作局面，采用科学的、人性化的帮教方法，坚持不懈地开展帮教工作，从而收到良好的戒毒效果。（杨来清）　　
　 　
　 　
治安领导责任制年审工作创新　　
按照中央《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那两个红头文件的规定，治安领导责任制是整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龙头。这个龙头指的是主要矛盾，只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那么，怎么抓龙头呢？这又是一篇难书难写的关键性的文章。　　
记得，在我们多次的治安工作会议上，只要有区里领导来参加，不管是什么领导，也不管哪位领导实际履行自己应尽的治安义务如何，主持会议的人，都会习惯地、公式化地用上一句很动听的话：“对于我们这次会议，领导高度重视……”其实，对于如此千篇一律的话，我实在感到没意思。我曾在办公室对同事们说：“什么高度重视，低度重视的，这本身就是领导义不容辞的责任嘛，书记、区长不是本区治安的第一责任人吗？难道参加一次会议就‘高度’了？难道在会上‘指示’几句就‘重视’了？天底下有那么简单的事？”我并非不尊重领导，我指的是，有些领导真的是对自己那个“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并不完全明白，他以为出席一两次治安会议，在会上八股式地做一些“指示”，就算对治安工作“高度重视”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记得，当年我们区委陈有善书记，是骑着单车，带着我们到当年全市流动人口最多的滨海新村，开展“流动人口管理专题”调查研究的。然后，我们在滨海新村办全市第一个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试点，后来，市里在滨海新村召开全市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现场会。后来，我们的“外来工之家”成为全国品牌。像这样的第一把手、第一责任人，他们深知自己肩上那个“第一责任”，他们既能统筹全局，又会抓住重点，还经常深入基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调查研究，做出工作决策，这才是真的“高度”呢！　　
那么，领导之中，到底谁“高度”，谁“低度”？该用哪把尺来量，这就需要经过年度审查，要拿出具体数据。经过年度审查，拿出有数有据的结果，才能量出哪个“高度”和“低度”，才能看出各位领导的负责程度，也才能拉开距离，看看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哪位先进，哪位后进，这样才能掀起比学赶帮的热潮，才能推动工作。　　
为此，我专门设计这样一个治安综治工作年审制度：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审制度　　
治安综治工作年审制度是我们在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的实践中，围绕着“齐抓共管”的课题，探索出的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举措。其内容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按照中央五部委《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由区综治办按年度对本辖区党政军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执行当年治安责任制的事实、过程及其效果进行全面的审查、审核、审定，同时依照“654”（“六有”：有领导、有实施方案、有健全的责任制、有治安防范力量、有严格的奖惩办法、有明显效果；“五自”：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矛盾自己化解、漏洞自己堵塞；“四无”：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问题、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标准，量化打分，做出年审结论，输入区综治年审电脑管理系统，并且将其年审结果逐级向受审单位的主管机关报送，把它当做考核干部当年政绩主要依据之一的一项规章制度。　　
社会治安，顾名思义，只有动员全社会综而治之，方能实现其久而安之。那么，何以实现全社会综而治之？其核心是：“谁主管谁负责”。这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原则。　　
众所周知，大社会由小细胞组成。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单位均为大社会中的小细胞。如果各个细胞都富有极强的生命力，整个大社会的肌体自然会健康无恙。显然，负责者强，其主管单位必安，反之者弱，其主管单位必差。海南农垦金龙物资实业总公司，在总经理陈育雄的带领下，一班人团结战斗，并且层层负责，从总公司到车间、班组，直至各家各户都层层签订治安责任状，连各幢宿舍大楼都设“幢长负责制”，真正做到“层层有人抓，处处有人管，时时有人治”。大家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局面。该单位连续13年未发案。相反，海南省物资局，由于领导不负责，队伍管不好，才发生单位保安员内外勾结盗窃本单位“3.0”皇冠轿车的重大案件，造成重大损失。1994年该单位实行治安一票否决制度，单位一把手被处分。在实践中，我觉得危险的是：干好干差一个样。应该说：“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是各位领导的一种政治责任。　　
去年，我区对辖区单位1996年度治安综治工作实行治安综治年审制度，效果明显。其做法是：建立治安综治年审工作机构，并组成专门队伍，由区五部委局及公、检、法、司派员组成；制订治安综治年审方案；召开治安综治年审工作动员大会，由辖区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规定治安综治年审程序：单位自审，公安派出所审查，乡、街综治办年审核，区综治办审定；年审之中，受审单位自我总结，并逐级与公安派出所，乡、街综治办，区综治办直接对话；年审结果量化、打分、上卡，并输入治安综治电脑管理系统；将年审结果报送其主管机关，并公诸于众。其特点是：量化单位领导治安责任；规范治安综治年审程序；综治初查与综治年审相结合；综治年审结果量化打分，输入电脑，规范综治责任管理。其结果是：单位主管者知其治安责任及其执行结果；政府管理者对管理对象心中有数；监督机关主动参与治安综治监督，监督机构强化；单位主管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对其干部考核、使用有事实根据，减少盲目性；单位群众对其领导执行治安责任，监督有据；综治部门审出经验，查出问题，探出路子。干好干差就不一样了。同时，整个社会，各个单位，上下左右，方方面面，主动参与，齐抓共管，社会治安自然好转。去年是我区治安综治年审制度试行的第一年，我们对辖区内保列管的404个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进行治安综治年审，其中优秀单位（90—100分）83个，达标单位（70—89分）216个，基本达标单位（60—69分）99个，不合格单位（60分以下）6个，平均分数78.5分。现其结果已全部输入电脑，并通报表扬82个单位，通知整改26个单位，一票否决4个单位。全区普遍反映效果良好。1996年我区刑事案件发案与上年持平，破案率提高10个百分点，其中重特大案件发案率下降5%，破案率提高9.7个百分点。内保单位连续3年实现“四无”率达95%以上。全区治安稳定，经济繁荣。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错综复杂的工作中，我们将紧紧围绕着治安领导责任制的龙头，不断坚持治安综治年审制度，靠制度，抓龙头，保平安，创文明。　　
                       （作者：杨来清  原载　1997年3月20日　《海南特区报》）　　
　 　
小区治安联防工作创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面对整个社会，面对广大辖区，这里有一个纵向与横向的观察点：纵向方面，我们自上而下，层层抓领导；横向方面，我们将整个辖区切为块块，块块抓落实。那个“块块”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区，一个块或者一个片，我们称之为一个小区。以一个小区为一个治安块或者治安片，在其中发动群众，整合资源，组织联防队伍，开展治安联防，将本小区治安搞好。这样，各个小区治安搞好了，整个辖区的治安不就都好了吗？　　
在小区治安联防的专项工作中，我曾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小区治安联防之我见》。该文刊登在省综治办的《简报》上，时任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的杜青林同志，曾为该篇文章、该项专项工作专门批示，予以肯定，然后，全省在新华区专门召开一个“小区治安联防工作现场会”，特别在全省推广小区治安联防工作。　　
其批示、文章和工作是这样的：　　
海口市新华区建立治安联防小区的经验宝贵，值得推广。希望巩固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注意研究解决新问题，不断总结新经验。　　
                         　　
小区治安联防之我见　　
　 　
近期来，我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精神，建立治安联防小区，健全群防群治机制，取得初步的成效。本文仅就建立治安联防小区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做法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小区治安联防的涵义和职能　　
从我区的实践来看，小区治安联防是指将市区的治安重点地带划成若干个治安小区，由政府出面主持，小区内一家单位牵头，多家单位集资，建立治安联防机构，组织联防队伍，齐抓共管，联合防范的一种治安管理的新模式。其职能主要是通过自防和联防，群防群治，联防共治，确保一方平安。　　
二、建立小区治安联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呼唤着新的社会治安管理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特区省会海口市经济迅速发展，市区建设日新月异，对社会治安管理也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新建筑多，容易产生治安死角。在我区范围内的经济开发区竞相发展，不断拓宽，原有的治安体系难以及时覆盖新建筑区域。二是人员流动量大，其中无职业人员占不小的比例，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三是多元的经济结构并存，许多单位（企业）刚刚成立，无治安保卫机构和队伍。四是治安防治不能形成整体网络，有治安人员的单位也只是自扫门前雪。五是传统的按行政系统直线操作的层层上传下达的社会治安管理体制难以覆盖多元的复杂的社会层面，往往工作不到位，治安效果差。这种“社会百家经营，治安一家管理”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建立治安联防小区，健全群防群治、联防共治的治安机制是现阶段城市治安管理的迫切需要。　　
建立治安联防小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可行的。一是多元化经济成分迅速发展，各种企业和社会其他组织及团体，迫切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即愿意又可以拿出钱来加强治安工作；二是待业青年的存在成为扩充治安队伍的后备军，治安队伍的扩大又增加社会青年的就业的机会；三是政府需要依靠社会力量，通过群防群治，加强治安管理，改善治安环境，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建立小区治安联防这种新的治安管理模式，有力地调动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治安联防的积极性，调动社会力量，群策群力抓治安，既增强了联防力量，又减轻公安机关的负担，是切实可行的。　　
三、组织小区治安联防的措施和成效　　
1.建立小区治安联防领导机构和队伍。其领导机构为“新华区治安联防指挥部××小区分部委员会”（简称“小分委”）。小分委接受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区治安联防指挥部的领导和指挥。小分委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出面主持，由小区内的牵头单位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小区各单位派员参加。小区指挥分部设立一支治安联防中队，并将小区范围内各单位的群防群治队伍（保安队、护院队、护厂队等）统一组织，编成若干小队，纳入政府管理轨道。在小区内既定点设岗，又机动巡逻，组成严密的治安联防网络。　　
2.集资解决治安联防经费。小区治安联防经费按“自愿、受益、适度，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由小区各成员单位共同筹集。小分委办公场所一般由小区牵头单位安排或协商解决。　　
3.招收培训治安联防队员。队员来源于小区内有关单位的推荐，不足部分由我区治安联防大队派出补足。队员由区治安联防指挥部负责培训，经考核合格方能上岗。　　
4.制定小区治安联防制度，实行目标责任管理，落实各单位的“六有”、“五自”，实现“四无”。“六有”即有领导，有实施方案，有健全的责任制，有治安防范力量，有严明的奖惩办法，有明显的效果；“五自”即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矛盾自己化解，漏洞自己堵塞；“四无”即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问题，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　　
5.检查评比，奖惩分明。我区每年进行一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评比，对主动参与治安联防、积极履行治安义务、发案不断下降的小区，小区内单位及其领导、干部群众，由区里给予表彰奖励；对不尽义务，不关心治安联防工作，发案频繁的单位及其领导，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指正，直至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到目前为止，我区已建立11个治安联防小区。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取得可喜的成效。主要是：　　
一是发案率显著下降，一旦发案，及时破获。我区所辖的金融贸易区，面积4.1平方公里，现有国内外企业150多家。建立治安联防小区以前，即1991年1月至10月共发生刑事案件92宗，1991年9月17日成立治安联防小区以后，1992年同期仅发生刑事案件9宗（且被联防队员直接抓获7宗），发案率下降了90.2%。　　
二是改善了投资环境。金融贸易区成立治安联防小区前，一到夜里10点钟，“的士”司机都不敢载客进来。实行小区治安联防后，这里生意兴隆，下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众多商贾和“的士”司机还聚在这里吃夜宵，企业家都夸这里治安联防做得好。　　
三是“四无”单位显著增加。原先，金融贸易区内各单位在施工伊始，没有起围墙，建材乱堆放，防范制度不健全，以致发案频繁，90%以上单位都有案件发生。1992年以来，指挥分部协助各单位认真落实防范措施，虽然新单位大量增加，全年仍有92%的单位达到“四无”标准。　　
四是小区民事调解工作及时有效。金融贸易区工地多，包工头与包工头之间、民工与民工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金贸区指挥分部注意及时抓好民事调解工作，将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许多险些酿成重大流血事件的纠纷都得到成功调解。1991年金贸区发生纠纷28起，调解成功20起；1992年发生纠纷14起，全部调解成功。1992年与1991年对比，发生纠纷次数下降50%，调解成功率上升28%。　　
  联防小区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顺势而生的治安管理方面的新生事物。在前进的道路上，她将不断地迎接新的考验，经受新的风雨。同时，她会不断地吸收新的营养，健康茁壮地成长。　　
　 　
（作者：杨来清  原载1993年《海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动态》）　　
　 　
“严打”整治工作创新　　
　 　
    在行的人都知道，“严打”整治工作，已经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家常便饭，我们年年在打，年年在整，年年在治。那么，打、整、治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应该怎么样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又是一篇新的文章。记得，在1996年的“严打”斗争中，结合多年的“严打”斗争实践，经总结，我将该篇文章定题为“一打三结合”。　　
海口市综治委、海南省综治办曾将我们的“一打三结合”的文章专题发表，专门推广，时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的王胜俊同志，在前来海南、海口视察工作时，对我们在严打斗争中坚持“一打三结合”的做法，有过专门指示，予以充分肯定。　　
对此，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胜俊在视察时对我们的“一打三结合”做法的指示：　　
新华区在严打工作中“一打三结合”的做法好，新华区用“13311”工程把基层基础打牢、“654”工程把社区建设好、“511”工程把队伍建设好，这个思路对。（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胜俊来海口视察工作时，针对新华区综治工作的一段讲话）　　
　 　
　 　
新华区在“严打”斗争中坚持“一打三结合”　　
促进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全面落实　　
　 　
打击罪犯，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在当前开展的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中，如何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更好地把“打击、防范、管理、教育、建设、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各项综合治理措施的全面落实，新华区“一打三结合”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所谓“一打三结合”，即“打”与“抓”相结合，“打”与“治”相结合，“打”与“建”相结合。具体如下：　　
一、“打”与“抓”相结合，即把“严打”斗争与抓领导责任制的落实相结合，紧紧抓住落实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这个龙头，以其带动“严打”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其他综合措施的全面落实。1996年4月下旬，新华区从有关部门、单位抽调100多人，组成领导治安责任制百人检查监督工作队，分为18个工作组，分别下到6个乡、街道，对乡、街道、居（村）委会及驻区单位开展领导治安责任制专项检查。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区委专门成立以一名副书记和3名常委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的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专门办公室负责具体指导、协调工作，同时制定专项检查方案。工作队开展检查前，用2天时间集中培训，专门学习中央[1991]、[1992]2个七号文件和中央五部委《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并制定出工作制度，每周五下午专项汇报。一个月来，共检查340多个单位。在检查中，被检查单位都是由主要领导亲自汇报本单位落实领导治安责任制和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检查组同志通过听取工作汇报，对被检查单位落实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措施逐项认真检查，帮助单位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研究措施。通过检查，发现了一批好的典型，如港澳海景湾酒店总经理为了在同行中赢得竞争的主动权，提出“酒店员工个个都是保安员”的口号，创出治安工作齐抓共管的好经验，该区正在推广。区委、区政府通过检查评比，通报表场一批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措施落实的先进单位和敢抓敢管工作的领导，同时对问题较多的25个单位发出了整改通知书，组织有关人员到工作措施不落实、治安较混乱的市糖奶厂召开综治整改现场会，发动工人帮助厂领导搞整改。他们认真学习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省农垦一供的经验，制定和完善各项工作措施，使该厂的工作有了很大改观。据反映，这次检查，震动之大，影响之广，效果之好，是前所未有的。被检查单位纷纷要求区综治委要经常组织这样的检查，以促进其综治工作。区综治办的干部说：“这次专项检查，抓住两头，找到经验，查出问题，工作抓到点子，探出路子，也锻炼了自己。”　　
二、“打”与“治”相结合，即在“严打”的同时抓好重点整治工作。他们认真分析全区的治安形势，确定了流动人口管理秩序乱的6个居（村）委会、内部治安秩序乱的3个单位和街道社会治安秩序乱的11条路段为重点整治部位。他们派出由“严打”工作队员、机关干部和公安干警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各个部位，针对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分别采取不同手段开展重点整治工作。如驻玉沙村工作组针对出租屋主只管收钱、不抓管理的现状，采取现场培训、重罚重治的方法，召开全村公开处理大会，当场对7家不办出租许可证、不落实“谁出租谁负责”责任制而导致发生治安问题的出租屋主及有关暂住人员宣布处理，依法从重处罚，最重的罚1.5万元。公开处理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短短2天，400多名屋主和暂住人员纷纷到派出所排队补办证件，屋主纷纷要求将住客登记造册，将住客管起来。对发生“两抢”（抢劫、抢夺）案件多的路段，则采取公开巡逻与便衣守候相结合的方法，打击现行犯罪活动，震慑罪犯，增强群众安全感。目前，这个区还针对罪犯的年龄特点，对16岁至35岁的居（村）民登记排查，从中确定重点对象，建档立卡，分类排查，使整治工作不断深入。　　
三、“打”与“建”相结合，即在“严打”斗争中，抓好“基层配套系统工程”和“社区细胞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两项建设，并建立治安责任制监督机制。　　
“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指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配套建设，即一个党支部领导下的三会（居<村>委会、治保会、调解会）、三组（流动人口管理小组、青少年帮教小组、文化活动小组）、一队（联防队）、一警（管段民警），在“严打”中，区委领导亲自抓基层基础建设，将任务具体分解到组织、民政、司法等部门和乡党委、街道工委，要求在这次“严打”期内全部完成“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目前，这个区从机关选派13名优秀青年干部到基层担任党支部书记，任职期间全部享受科级待遇。这个举措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使党支部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带动了广大群众组织的建设。如得胜沙居委会将治安责任落实到每位干部身上，“严打”期间无重大案件发生；西门外居委会老人之家组织退休老人义务巡逻；关庙文化室将参加民间文化活动所得报酬赠给居委会作治安经费。　　
每个单位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为了搞好各个单位的治安，创造小气候，进而形成大气候，最后达到长治久安，新华区着手建设“社会细胞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这个区要求每个单位在综治方面要做到“六有”（有领导、有防范力量、有治安责任制、有实施方案、有奖惩办法、有明显效果）、“五自”（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矛盾自己化解、漏洞自己堵塞）、“四无”（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案件、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他们以开展654创安达标活动为载体，通过“检、审、评、报”，保证各项指标的落实。“检”即每年年头、年中、年尾组织三次检查；“审”即在将行政区域内所有单位综治情况全部一一建档，实行规范化电脑管理的基础上，每年年终时对每个单位进行年审；“评”即对检查结果进行评价，逐项打分；“报”即通报，对治安好单位通报表场，对治安差单位通报批评，并发给整改通知书，问题严重的实行“一票否决”。　　
为保证以上两大系统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新华区还建立了治安责任制监督机制。他们在区综治办内设立治安责任制监督部和小区治安联防工作部，分别负责治安责任制的监督执行和综治信息的收集和宣传。治安责任制监督部设监督网，有监督员、助理监督员、书记员，其中一部分由区综治办干部担任，一部分从政法干部和基层综治干部中聘任。小区治安联防工作部设联络、宣传网，有联络员、辅导员、宣传员，这些人员中除区综治干部外，还在区综治委成员单位和辖区行政事业单位及大中型企业中指定、聘任，确保其广泛性和权威性。　　
新华区狠抓“一打三结合”，不仅推动了“严打”斗争扎扎实实地开展，也促进了综合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　　
                           （原载省综治办《海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动态》）　　
　 　
　 　
学术论文　　
　 　
服务外来民工  构建和谐社会　　
　 　
——外来工管理“海口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杨 来 清　　
　 　
【摘要】在流动人口管理的实践中，我们探索出外来工管理“海口模式”：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三结合”管理模式的宗旨是“服务外来工、保障外来工、提升外来工”，特点是“政府主导，协会牵头，社会参与，统一管理”。　　
【关键词】海口模式   外来工　　
　 　
近几年来，在流动人口管理的实践中，我们探索出外来工管理“海口模式”：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三结合”管理模式的宗旨是“服务外来工、保障外来工、提升外来工”，特点是“政府主导，协会牵头，社会参与，统一管理”。它始创于1996年全国第一个“外来工之家”——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博爱花卉广场，2003年在全国社会治安防范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获得肯定与推广，2004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香港刊物《成功领导人》称之“中国首创，情系黎民”。 　　
外来工管理“海口模式”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创新思路，由原来的整治当头，转为以人为善，从“外来工之家”提升到外来工管理协会，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推进政府改革及公共治理转型，显示其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可见，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积极稳妥地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 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正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政策精神建立并实践的。　　
一、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的历史沿革　　
海口市龙华区是1991年成立的县级区（时为新华区），当年流动人口近10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3，流动人口管理一度成为区委、区政府十分犯难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一对从北方来海口打工的恋人，在滨海大道劫杀了一名的士司机，抢走人民币163元。捕获到他们时，赶到现场的市委领导问他们为什么要杀人？令人震惊的回答是“我们到海口，没处住，没活干，没饭吃!”这一典型案例，引起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1996年，龙华区研究制定了《流动人口管理方案》，对流动人口管理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本着“强化服务促管理、安居乐业稳人心”的创新思路，率先在全国创建了第一个“外来工之家”，解决外来工居住、就业两大难题。　　
这个“外来工之家”是龙华区按照“政府主导、部门牵头、社会参与、统一管理”的思路，为了给外来工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租用市区博爱南路未开发的4000平方米空地及8000平方米的一幢旧楼房，由区委政法委干部职工和几十名联防队员筹款10多万元，搭建起212个摊位和20间简易铺面，利用旧楼房的16套小房间改建为宿舍，提供给300多名特别困难的外来工居住并从事花卉批发生意，从而形成第一个“外来工之家”——博爱花卉广场。之后几年间相继成立4个“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滨濂再生资源回收城、新义龙农贸市场、正义路回收站，共解决5000多名外来工的居住和就业问题。　　
为向5个“外来工之家”提供全方位服务，龙华区专门设立有关流动人口的就业指导、法律援助、劳动权益保护、计划生育服务、卫生医疗服务、青少年活动服务、流动党员活动服务、妇女儿童服务、子女教育服务、文体服务等10个中心服务窗口。　　
外来工管理“海口模式”的特色是在“外来工之家”的基础上，以“外来工之家”作为依托，并突破“外来工之家”的局限，将其提升为外来工管理组织，不断向外来工发展与城市建设有序结合的道路迈进。为了克服各自独立的“外来工之家”在继续发展中遇到的条件限制、服务人群范围有限以及各家之间的协调、管理与今后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龙华区依法创建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可以说协会的创办过程比较顺畅，属政府主导，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协会实行会员代表大会制，理事会为执行机构，由来自广东、新疆、内蒙、甘肃、河南、海南和香港的外来工企业家等组成，下设办公室、维权部、培训部、宣传部、会员部、经济部和财会部。为提高协会治理水平，聘请了清华大学、海南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4位教授和省、市、区三级政府有关官员为协会顾问团成员。这标志着“外来工之家”迈上新台阶，实现龙华区外来工管理的转型，搭建了高等院校、地方政府与外来工之间的桥梁。首先，通过扶助外来工，协助政府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稳定社会秩序；其次，借助政府的力量为外来工提供多种政策性优惠，规范管理秩序，维护外来工合法权益，更好地为外来工服务，促进外来工全面发展；第三，借助专家学者力量，把外来工维权服务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课题向国家基金会和省社科联提出立项申请，促进外来工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协会在发展过程遇到的主要困难有两个：一是第二个“外来工之家”（金贸汽车城）的产权问题引起的办“家”地址和协会办公场所的困难；二是协会与政府脱钩引起的资金困难。第二个“外来工之家”所使用的“烂尾楼”及周边闲置地，是市政府于2002年3月15日依法公告将其产权无偿收回，于2002年4月15日以33号批文批准龙华区无偿使用创建“外来工之家”的，当时，市长现场办公会议决定使用至2008年。我们好不容易组织联防队员清理，并多方筹资搞好“三通一平”的基础设施，还引来123家经营者、2000多名外来工，“家”办得红红火火，省、市、区三级领导都莅临视察，还召开全省现场会，领导给予充分肯定。然而，2003年下半年，由于种种原因，原产权人将该“烂尾楼”转让，新业主强行进驻，经过多方斡旋仍无济于事，第二个“外来工之家”被迫解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外来工管理“海口模式”，继续管好、办好“外来工之家”，新义龙后路农贸市场“外来工之家”就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一个模式，采取不同方式兴办的。至于协会办公场所，是区委书记让一家老板阶段性为我们赞助解决的。在协会与政府脱钩时，资金方面的困难确实成问题，我们一时可使用资金仅靠当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5万元奖金及一些会员费维持。不久，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及时向我们推荐援助项目，推荐我们申请中欧人权对话框架下的小型项目，获取欧盟援助部分资金，从2005年起实施有关外来工维权服务项目，才得以暂时缓解资金困难之紧。今后，对于资金困难，我们将采取两个办法解决：一是努力提高协会公信度，设法整合社会资源，积极争取社会的参与、赞助；二是继续实践协会的公益性宗旨，不断开展各种服务活动，争取公益性组织的支持、援助。　　
二、围绕和谐社会目标，热心服务外来民工　　
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成立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多次受到中央和省、市、区有关部门及领导的充分肯定，得到省内外媒体广泛宣传报道，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多家媒体认为，外来工管理“海口模式”是一座“好桥梁”，是一条“好纽带”，既有利于管理与服务，又有利于沟通与和谐，更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突出贡献。其成效：　　
一是有利于解决外来工居住就业难题，切实扶持弱势群体。人员流动与转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安家立业”，根本问题是提高素质，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几年来，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在5个“外来工之家”安顿了5000多人居住及就业，先后介绍9000多名外来工务工，并成立外来工培训中心，不断地举办外来工法律培训班和外来工技能培训班。截至目前，先后共培训外来工及其子女2万多人。四川籍外来工黄德和，刚到海口时在博爱路租一个2.5平方米的铺面，白天做生意，晚上住人，生活过得十分艰辛。后来在“外来工之家”——博爱花卉广场就业后，在“家”的扶助关怀下，他的生意从小到大，越做越旺，如今已租了1200平方米的铺面，把全家8口人都从四川接到海口，还办起了一个小型工厂，实现了由“打工仔”到“小老板”的跨越。他说：“‘外来工之家’是外来工发展致富的引路人！”　　
二是有利于引导外来工融入城市社会，促进外来工与社会共进。我国国情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城市孤立的现代化，城里人单独的现代化，更应该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同时应该注意到城市与农村、城里人与乡下人联手共建的现代化。然而，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面临着一个明显的“距离”：由种种原因造成的外来工与城市社会的距离。这个“距离”实际上是一个障碍，它阻拦着外来工融入城市社会，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2003年，广东曾发生一起因湖北籍外来工孙志刚不随身带暂住证，而被公安、收容部门审查、收容以致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典型案例。这说明外来工融入城市社会何其艰难。因此，我们有责任创造条件缩短“距离”，有义务搬掉“拦路障”。“拦路障”搬掉了，一方面，城市得到数量充足、工价低廉、富于吃苦耐劳精神的劳动力供给，支持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并凭借改革开放政策和以劳动力为主的资源优势，吸引国际资本、技术，使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里就业增加了收入，学到了技术，掌握了信息，将挣到的资金回家乡创办自己的企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推动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由此可见，缩短“距离”，搬掉“拦路障”，让外来工融入城市社会，有利于城里人与乡下人联手共建现代化。 “外来工之家”创建的当年，就在海口新港码头挂起“外来工就业指导中心”的牌子。该中心对引导刚上岛的外来工融入宝岛、融入城市社会起了很好的作用。来自甘肃的外来工陈和生对此深有感受，他是一位拉二胡的流浪艺人，上岛时已身无分文，饿得面黄肌瘦。“外来工之家”为他买了棉被，安排好食宿，并积极为他联系工作，最终在一家餐馆帮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为表谢意，他特地送来一面绣着“为外来工造福”的锦旗。他激动地说：“‘外来工之家’是外来工的活雷锋！”　　
在创造条件让外来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同时，我们还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让外来工在城里站得住脚。为此，我们积极组织外来工就业、创业经验交流活动。成千上万的外来工以不同的籍贯、在不同的时间、带着不同的技能来到龙华区，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产生不同的效果。为了让外来工之间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经验，共同致富，协会主动将他们组织起来，召开就业、创业经验交流会，让16位成功人士在大会上介绍各自就业、创业经验。这些外来工，来自不同省、市，从事不同行业，有男有女，有甜酸苦辣，有顺境和逆境的考验，有意志的磨练和智慧的勃发。与会外来工听完他们的经验介绍之后，主动寻找自身的创业差距，认真对照摸索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经验交流，对提升外来工、促进外来工与社会共进大有益处。川岛饭店经理外来妹李琼妹说：“外来工管理协会是提升外来工品质的大学校！”　　
三是有利于协助政府加强对外来工的管理，促进协会职能发挥与自身建设。作为社会组成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肢体”。如何发挥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关键在于它如何实践其公益性的宗旨，充当好政府与民间组织服务对象之间的纽带与桥梁。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是为了解决流动人口管理问题，于2003年由区政府牵头成立，2004年区委、区政府决定由外来工管理协会管理“外来工之家”，并由海口市政府推荐参加“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而获奖。这个外来工管理模式一直得到省、市、区三级政府的肯定和支持，2004年7月协会逐步与政府脱钩。协会按照“服务、保障、提升外来工”的宗旨，采取“以人为本，分类指导，协调服务，互动共进”的管理方法，即：除了把5个“外来工之家”纳入日常管理范畴，还把协会总部工作人员分成7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城区片7个街（镇），并与街（镇）工作人员和居（村）委会联络员实行分片包干，同时组织海南大学法学院56名学生志愿者一起深入居（村）委会，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培训、法律援助个案活动。协会会员部还从中发展个人会员2029人，团体会员29个。对5家“外来工之家”的管理工作由协会经济部具体负责，基本做到每周一汇报，每月一小结，主动协调，积极引导，热情服务。2003年“外来工之家”第三家（滨濂再生资源回收城），曾因用地问题与海南中湘公司发生纠纷。按照区委书记指示，协会经济部耐心引导该家“外来工之家”，在使用现有闲置地的同时，主动制订《部分移动方案》，同时在该块地的接壤处与海南医药公司扩租土地，随时准备部分移动。后来因为“中湘”提起诉讼，协会经济部、维权部专门研究该诉讼案件，维权部部长张月娟主动与律师一起参与诉讼，结果胜诉。该“家”依法继续运转，“家”里的外来工继续经营，不断致富。外来工们感谢道：“协会对‘外来工之家’的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了！”　　
四是有利于外来工普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人员的流动、转移，促进了社会转化与发展，但在其流动、转移过程中却遇到不少问题和难题，最大的问题是遇到不公平待遇。要解决他们的困境，除了国家立法，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权益的保护力度外，还必须增强外来工的法律意识，对其进行普法教育。为使普法教育在广度与深度上取得实效，今年协会与区司法局联手实施龙华区外来工“321”普法工程，即从外来工中培养300名普法骨干，每位普法骨干发展20名普法伙伴，每位普法伙伴普及10名普法对象。本普法工程由协会培训部负责组织实施，以龙华区城区片7个街（镇）基层干部和60名户籍协管员为组织工作队伍，以协会培训部和维权部工作人员、城区片7个街（镇）司法所的司法干部和海大法学院56名志愿者为辅导工作队伍，以外来工为普法对象，采取“重点培训，逐层普及”的办法，重点解决外来工普法这一薄弱环节，不断增强外来工的法律意识。通过本工程的实施，龙华区外来工在普法方面受益人达66300名，占全区现有流动人口90%。从事回收行业的湖北籍外来工胡先登说：“协会派员上门给我们普法，使我们懂得在外打工既要学会挣钱，更要学会法律，这样挣钱才有保障。”今年上半年，我们共开展了49场外来工法律宣传咨询活动，举办了25期外来工法律培训班，向外来工发放法律宣传资料147150份，在普法方面直接、间接受益外来工达5万多人；同时，接受外来工法律咨询4575人，维权引导100多人次，受理、移送外来工上门求助案件17起，97人。海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通报称：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做了一件“对政府、对群众、对社会十分有益的工作”。　　
五是有利于维护外来工合法权益，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使每个人都能立足社会，发挥所长，每个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和谐共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得以缓解，防止社会失衡。只有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当前，在公民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外来工群体。由于种种原因，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不法侵害，往往由此引起社会的不稳定。针对这个问题，几年来，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共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查处拖欠外来工工资案件近700宗，结案640宗，为4060名外来工讨回工资款405万元。仅今年上半年，协会就与政府有关部门联手，督促15家用人单位为249名外来工补签劳动合同，为512名外来工追回拖欠工资23.37万元，为外来工提供法律援助55宗，挽回经济损失200多万元。今年，协会组织海南大学法学院56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进行外来工维权志愿者服务活动，有效地维护外来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四川籍外来工冯太坤等70多人在海口市昌炜花园建筑工地务工后，因包工头与建筑公司存在复杂的债务关系，虽然手持结算单，仍无法领到工钱。因此他们不断组织上访，甚至聚众“打砸抢”，有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对社会稳定带来不良影响。今年3月7日，协会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出维权部工作人员前往调解，积极引导他们通过法律途径索取工钱，告诫他们千万不能鲁莽行事，给社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经过协会工作人员和海南大学志愿者耐心细致地讲解法律知识，他们最终同意由协会指派的志愿者海南大学法学院学生陈吉波等帮助他们向法院起诉，目前此案正在法院审理之中。这样，协会就将外来工理性地从“上访路”引向“诉讼路”，将外来工的“聚众打砸抢”行动变为法律诉讼行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龙华区刑事案件中流动人口作案比率从1997年的80%下降到2004年的62.5%。今年龙华区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外来工管理协会会长也曾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三、面对现实，展望未来　　
当前，如何促进人员自由流动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培训，是落实中央“三农”政策的需要，也是加快城市化进程需要迫切研究解决的问题。营造良好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发挥社会公益性团体作用，建立外来工劳动权益保障机制，使外来工和市民享有平等待遇，已是促进人员流动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当务之急。应在加强就业培训、发挥信息服务功能，加快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统筹城乡就业的管理体制，为外来工提供社会保障和良好的生活环境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　　
作为服务外来工的公益性社团组织，虽然我们在探索外来工管理“海口模式”方面进行了几年实践，取得一些可借鉴经验，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还不少，主要表现在政策倾斜度不够，协会资金不足，影响力不大，工作开展确有一定难度。我们将继续争取政府主导支持，在社会有关组织的协助下，努力克服各种资源短缺的困难，一如既往地发挥爱心与公德心，竭尽社会责任，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绵薄之力，把“服务、保障、提升外来工”的公益事业坚持下去，力求取得更大成效。　　
　 　
    （作者单位：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摘自《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　　
　 　
　 　
　 　
调研报告　　
　 　
龙华区“外来工之家”荣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最高奖——优胜奖之后，于2004年4月、5月、10月，清华大学专家、学者贾西津一行四人，曾先后三次亲临“外来工之家”开展个案调研。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贾西津博士曾撰写以下专题调研报告。①　　
　 　
从管理到自治　　
——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 的模式创新[1]　　
贾西津　　
　 　
在人员流动越来越自由的中国社会，城乡割据所造成的体制性落差，无疑成为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方向。由此产生的“外来工浪潮”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地给各级政府在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挑战。2001年国家计委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十五”期间，国家将采取多项措施，取消各种限制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政策规定，逐步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意味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在走向更加开放。在户籍制度及相应的教育、社会保障等体制还没有完全消除身份角色差异的情况下，“外来工”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他们参与到社会生活，成为城市建设的主体之一；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也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课题。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的“外来工之家”，自1997年第一“家”创立，就本着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社会需要外来工发挥作用，外来工需要社会的扶持。要解决外来工在城市生活中带来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消除其后顾之忧；外来工在城市中面临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居住、就业问题。基于这一思路，海口市龙华区政府在外来工管理中探索出“政府牵头，企业出资，分类建设，统一管理”的模式，不同类型的“外来工之家”逐步建立，并于2003年以“外来工之家”为依托，成立“外来工管理协会”，走上外来工自我管理、维权服务的自治管理模式，向外来工发展与城市建设有序结合的道路迈进。　　
一 背景与源起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测，2000年全国迁移人口超过1.25亿，其中省内迁移的9146万人口中，52%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跨省迁移的3314万人口中，78%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由此推算，大约73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打工[2]。这一群体被称作“农民工”、“打工者”，后来逐渐被“外来工”所取代，作为更中性含义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简称。但是外来工在进入城市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多方面的：对于城市而言，需要在变化的人员结构中考虑公共设施压力、有限资源的使用、社会安全、城市环境等问题；对于外来工而言，要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空间，面对生活来源、衣食住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了城市中的一个“弱势群体”。那么，城市对于外来工是鄙视还是欢迎？对其中产生的问题是压制还是解决？对其弱势地位是回避还是正视？能否逐渐营造人口自由流动的环境，使外来工也变成主人翁？使他们也由穷变富，由弱变强，实现与城市的共同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海口市龙华区在外来工管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创新。
海南省1988年建省，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省。随之而来的是外来工的大量涌入，据海南省人才劳动力市场有关部门统计，海南省2001年的外来人口数已经由建省前的4000人增加到55万多人，约占海南人口总数的7%。他们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市，以男性居多，年龄主要集中在20—36岁，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初中以下占到大多数。海口市是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地区，约有外来人口18万人，占全省总数的32.7%。其中龙华区作为海口市的中心城区，是市党政机关所在地，是海口市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外来人口的集中地，该区总人口只有23万，却有着近10万的流动人口，其中1/2左右为外来工。　　
外来工主要引发了三大问题：第一，治安。在海口市龙华区破获的刑事犯罪案件中，80%属于外来工作案。第二，卫生。外来工常常违章搭建、滞留街头，成为游民化群体。第三，计生。据统计，龙华区的违法计生者80％为外来工。而在外来工管理问题上，政府一度采取的“查、管、卡、抓、送”等方式，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这一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90年代中期，龙华区政府开始思考新的解决思路。　　
经过统计调研，以及走访了棚窝区居住的上百位外来工，倾听他们的诉求和心声之后，龙华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归结出外来工的根本困境所在：这些外来工主要从事于劳动强度大、待遇低的行业，如建筑、种养、服务、装修、废品收购等，并且无业人员也占到相当大比例。他们的居住主要分布在出租屋、棚户区和住宅小区，三者的分布比例大约在4﹕4﹕2，个别甚至露宿街头，无固定居所，相当一部分外来工在海南省有过被收容和遣送的经历。从他们的基本生存状况看，首要面临的困境就是居住和就业两大难题，“没住处、没活干、没饭吃”，成为最普遍、简单和直接的违法犯罪动因。除此之外，他们的劳动权益、基本社会保障、遭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等问题也严重影响着这个群体的行为。　　
基于上述认识，龙华区推出了“121”工程，创办“外来工之家”，推行新型外来工管理模式。“121”系统工程即：政府为外来工营造一个生存发展的环境——“外来工之家”；重点为外来工解决两大难题——居住与就业；从中探索出一条流动人口管理的新路子——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综合治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管理模式。“121”工程体现了政府在外来工管理上的一个新思路，即：以扶助外来工解决外来工问题；以服务外来工落实外来工管理。这个思路使外来工发展和城市建设一致起来。　　
具体如何工作？从解决外来工居住、就业等问题为切入点，结合海南省1992年房地产整顿后留下大量未竣工楼盘工程（俗称“烂尾楼”、“半拉子楼”）的特殊情况，“外来工之家”应运而生。第一家“外来工之家”即1996年在区委、区政府支持下，由区政法委落实创办的“博爱花卉广场”。　　
在海口市商业区博爱南路76号，原是一块被一家企业购买但多年没有开发的空地（约4000平方米）和一幢旧楼房（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杂草丛生，老鼠横行，治安、卫生混乱。1996年11月，在新华区（龙华区旧称）政法委副书记杨来清的带动下，政法委广大干部职工和联防队员数10人共同凑起10多万元钱，对该片地盘经过平整、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之后，搭建起212个摊位和20间简易铺面，挂牌“外来工之家”，出租给外来工统一进行花卉批发生意，并将旧楼房中的16套小房间改建为宿舍，供外来工居住、使用。　　
“博爱花卉广场”与一般的租赁市场所不同的是：第一，设立目的特别针对外来工群体，以解决其基本生存为目标；第二，低廉的租赁价格，由于利用了“烂尾楼”，“外来工之家”的住房和铺面租金仅为市面价格的几分之一，为租不起普通摊位的外来工提供了经营的空间；第三，融店铺、宿舍为一体，以期同时解决外来工居住、就业这两大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第四，政府的优惠、支持和多方面的配套服务，“外来工之家”中不仅设立了就业指导中心、外来工待工广场、信息中心、文化服务部等部门组成的外来工服务中心，还组建了由一批素质较高的联防队员组成的外来工保护队，使得这里的社会治安全面改善。“外来工之家”在服务外来工的同时，也积极配合有关政府部门做好外来工管理工作，如在管理中实行“三证六统一”等[3]。　　
第一家“外来工之家”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外来工前来安家就业，前后共解决386位外来工的居住和就业问题，目前已成为海南省全省最大的绢花市场。　　
二 发展与模式　　
（一）“外来工之家”模式成型　　
从“博爱花卉广场”创立至今，“外来工之家”已经逐渐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2002年第二家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第三家“滨濂再生资源回收城”相继成立，2004年以来采取不直接参与经营的方式逐步将“外来工之家”模式变通后融入到龙华区的18个农贸市场之中，推动“外来工之家”的“联网”工作。发展至今，“外来工之家”管理模式正在不同领域逐步推广开来，并明确出“政府牵头，企业出资，分类建设，统一管理”的模式。　　
“政府牵头”是这一模式最大的特色，主要指“外来工之家”管理模式的政府主导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外来工之家”管理模式是政府启动的，是政府在外来工管理工作中的一个创新。它从最早的思路形成，到创立、运作过程，都直接作为海口市龙华区政法委的治安综治工作的一部分，并在海口市龙华区委、区政府的批准和支持下开展起来。　　
第二，“外来工之家”在设立意图上主要体现了政府对外来工的管理职能。这些“家”尽管以经营实体的方式出现，它们的目标与责任却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企业，而是负有一定的政府管理职能。这突出体现在：它们的创立和运营获得了闲置土地使用等的政府支持，在出租价格上则给予外来工极大的优惠；作为租赁经营实体，它们却不仅需要提供经营摊位，而且有责任考虑外来工的居住、安全、权益保护、福利保障、文化、计生等各方面事务，是一种全方位的整体管理，实现政府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职责。第二家——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外来工之家”成立之后，龙华区流动人口管理中心的牌子也挂到了“外来工之家”，更加体现出政府通过“外来工之家”管理流动人口的功能。　　
第三，政府在“外来工之家”中扮演着支持和引导的角色。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资源上，“外来工之家”设立所利用的土地都是政府代为处置工程安排使用的地盘[4]， 在第二家“外来工之家”中政府还投入50万元的资金，用于戒毒中心和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人员上，“外来工之家”由龙华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杨来清统一协调，各个“家”内还都有区联防队员、户籍协管员等进行管理、服务；在政策上，除了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外来工就业、居住的机会外，政府在诸多方面都为“外来工之家”提供了优惠政策和配套服务，一项广受外来工称颂的举措是“部门罚款，政府买单”，即区政府向“外来工之家”内的外来工企业发放“海口市龙华区企业税外负担登记卡”，凡遇到政府各部门的不合理收费，企业不需要交钱，而只需要出示、填写在此卡上，由企业法人代表签字后交龙华区投资服务中心，区政府承诺每月月底由区政府与处罚单位统一结清。自然，此举一出，乱收费现象在“外来工之家”几乎销声匿迹。此外，政府还在外来工之家设立专门的办公窗口，第一家“外来工之家”创立就配套设立了就业指导中心、外来工保护队等相关服务机构，第二家“金贸汽修城”成立后，10个服务中心同时在“外来工之家”的办公地点挂牌，包括流动人口就业指导中心、流动人口法律援助中心、流动人口劳动权益保护中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流动人口卫生医疗服务中心、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服务中心、流动人口文体活动服务中心、流动人口青少年活动服务中心、弱势群体服务中心、贫困居民服务中心，有目的、有规划地配套设立起了十个政府的服务窗口，政府各部门上门办公，为外来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第二家“外来工之家”还设立起流动党员工作委员会和流动团员工作委员会，将党团建设深入外来工之中；在态度上，各级政府的不同部门均对“外来工之家”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大力的支持，不仅龙华区的区委、区政府及各有关管理部门将“外来工之家”作为流动人口管理的一大特色模式，市级、省级的有关党政领导也对此予以关注，并多次来“外来工之家”视察或现场办公，中央政法委、综治办、国务院体改办等领导还专门来视察此模式，综治办系统内并将这一模式在2003年的全国社会治安防范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充分肯定和推广。　　
“企业出资”，主要指“外来工之家”结合了企业经营的方式，“以企养家”。每一个“家”的建立都首先基于一个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公司，为外来工提供居住、就业场所，在此之上实现对外来工的全面管理和服务。在政府指导之下，“外来工之家”管理模式采取了“三化”的形式：首先，经营方式企业化，即通过企业化运作以实现“外来工之家”的自我供给、良性循环；其次，办家形式庭院化，即“外来工之家”的选址一般是选择一些“烂尾”楼房及其庭院和周边区域，建成商住兼用的小区；其三，发展方向社会化，即发动社会各界，挖掘企业潜力，发挥镇、街道、居（村）委会中社会组织的力量，因地制宜，分类兴办。　　
“外来工之家”的企业化运作模式是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化运作，一方面，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家”的整个经营运作由企业承担；另一方面，企业享受政府提供的土地、人员支持等优惠，也必须先行出资做好“三通一平”（即通电、通水、通路和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按照政府的要求实行对外来工优先、价格优惠和全面服务[5]。由于“烂尾”工程使用的临时性，为外来工服务的导向，以及先期对基础设施等的大量资金投入，很难吸引到企业注入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几家“外来工之家”的创立，都是经过政府的动员，或者发动个人集资、入股建立的。“外来工之家”的这种企业化运作模式可以看作是一种限制性营利、兼具社会效应的运营形式。　　
“分类建设，统一管理”，主要指“外来工之家”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在业务类型、涉及经济领域上各不相同，每个“家”都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实体，但所有的“家”又都要按照一定的设立要求和管理模式建设，协调统一，共同实现对外来工管理和服务的功能。第一家“外来工之家”是花卉市场，是在考察了当地店铺分布、业务情况之后，决定统一做绢花、塑料花的零售和批发店面，先后建起212个摊位，26个商业店铺，提供给300多名外来工安家和就业。第二家是汽修城，占地6万多平方米，还有一幢总面积2.4万平方米的“烂尾楼”，主要考虑到附近是政府拆迁的几十家汽修行的相对集中区，为其提供规范的运营场所。汽修城包括汽车维修一条街、汽车配件一条街、汽车美容一条街以及商业街、美食街和农贸市场等相关街道和可同时容纳1000辆大中型货车停放的大型停车场，共吸收外来工企业120多家，解决2000多名外来工的居住、就业问题，成为一个辐射省内外的货运物流市场。第三家是再生资源回收城，占地110亩，分为收购区、加工区、办公区、居住区和活动区5个大区域，主要集中经营废品回收，拓展再生资源回收业，现已成为全省最大的再生资源回收区域，容纳2000多名外来工居住、就业[6]，并探索出一条现代都市再生资源回收工作的新路子。更多家的农贸市场系列正在建设过程中，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外来工之家”还在考虑将此模式改进、推广入建筑行业等流动性强的外来工群体之中。2002年6月，在龙华区政府的号召下，各镇（街道）、各村（居）委会也因地制宜地开始兴办起“外来工之家” 、“外来工之村”、“外来工之园”、“外来工就业一条街”等，使“外来工之家”逐步向社会化、多元化发展。这些不同的经营场所，在“外来工之家”的统一管理模式下，已经逐渐形成为外来工服务的可扩展性环境，显示了城市与外来工的新型关系和融管理于服务的新型管理思路。　　
（二）向自治迈进——外来工管理协会成立　　
   “外来工之家”为外来工提供了居住、就业的渠道，在各个“家”内的外来工管理和社会治安等管理工作也收效显著。但是，各自独立的“外来工之家”模式在继续发展中也遇到了新的困境：第一，开展条件限制。以企业出资办实体、政府引导服务为主的“外来工之家”，要想为外来工提供低廉、高质的服务，必须借助政府代为处置的“烂尾楼”这一特殊条件，使得其开展地域、模式推广等受到限制，同时对这些楼盘的使用也存在不稳定性，也使得“外来工之家”的举办模式等受到限制。第二，服务人群范围有限。以举办实体集中解决外来工居住、就业的管理模式，能够涵盖的就业领域和外来工群体均比较有限，比如在建筑工人、家政服务等群体中，就很难通过固定的场所设立“外来工之家”，而这批工作流动性较强的外来工在工作保障、权益维护等方面，往往更需要得到帮助；另外，“外来工之家”只能为进“家”的外来工提供服务，但海口市近20万外来工，单龙华区内也有7万多，不可能全部以“家”的方式集中管理起来，随着“外来工之家”的声名远播，海口市以外，甚至省外的外来工也纷纷找上门来，请求援助，那么，对于“家”外的外来工，又如何为他们服务？政府如何管理？这是一个挑战。第三，不同“家”之间的协调问题。从目前已经建立起的三个“外来工之家”看，政府的服务窗口只能设在一家，很多职能、人员也不可能配置到每一家，随着以后建家数量的增多，协调、服务职能的落实等，必然受到很大限制，难以做到统一、有效，这对不同“家”之间的协调和功能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四，为外来工单独建立社区的思路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需要反思。随着城市发展，外来人口管理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使其融入城市之中，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公平发展，如何建立“外来工之家”与更广泛的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这些问题均促使龙华区政府在“外来工之家”管理模式上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为实现对已有不同“外来工之家”之间的统一协调，以及加强对“家”之外的外来工的服务和整体管理，就需要把“家”的模式扩展为更广泛的外来工的组织。2003年，龙华区政法委决定为外来工组建自己的组织——外来工协会，更大发挥外来工自身的积极性，在外来工与政府之间搭建更开放的桥梁。2002年底，外来工协会筹备小组向海口市民政局递交了《关于成立龙华区外来工协会的申请》，至2003年下旬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但是由于中央有关规定禁止特定群体（包括打工者）成立协会[7]，经过慎重考虑和对具体情况的分析，决定改名为“外来工管理协会”。2003年9月，“外来工之家”再次递交了《关于“龙华区外来工协会”有关名称、章程更改的报告》，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正式获准成立。这也是全国第一家外来工自己的组织。　　
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这样做出了自身的定位：“为了强化流动人口管理，促进外来工之间的交流与联系，维护外来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外来工经济的发展，更好地为外来工服务，特成立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　　
“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是龙华区广大外来工自愿结成的群众团体。其业务主管单位为龙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该协会一切活动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公德，提倡精神文明，自觉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和监督。”　　
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外来工之家”模式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外来工之家”到外来工管理协会，实现了龙华区外来工管理中四个方面的转型：　　
第一，从经营实体服务到社会团体治理的转型。“外来工之家”的基础是经营店位租赁的企业，在政府优惠和指导下为外来工提供低廉的居住、就业机会，尽管该类企业属于限制性营利，但作为企业，它从机制上仍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外来工管理协会则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属于一种非营利组织，以社会功能为主导，通过非营利的运作机制（详述见下），可以更专业化地为外来工提供服务，推进社会发展。　　
第二，从基本扶助到全面发展的转型。“外来工之家”以解决外来工的最基本需求——居住、就业为核心目的，相应地配以政府其他的服务和管理，可以看作是政府对外来工提供的一种基本扶助；外来工管理协会则以外来工的需求为导向，面向外来工的经济发展、权益、交流、管理等各方面的需要，全面地为外来工服务。　　
第三，从特殊关怀到制度化运作的转型。“外来工之家”是政府针对主要问题、社区情况等，一一选定建设领域、兴办场所、面向对象，分别设立起来的，尽管这一模式可以被不断复制，更广泛推广，但它仍然只能是针对某一特定行业、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殊关怀，受益者基本局限于最终得以入驻“家”中外来工；外来工管理协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实行会员制，任何适合条件的外来工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不受行业领域、居住区域、受益人数等等的限制，大大突破“外来工之家”的服务范围和服务能力制约，形成一种为外来工服务的制度化运行机制。　　
第四，从政府管理到外来工自治的转型。如前面分析过，“外来工之家”是政府动员的、主要实现政府对外来工管理功能的、政府主导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外来工管理协会虽然也是政府发起创立的，为更好实现对外来工服务、管理的组织形式，但它作为民间组织建立起来，从组织形式、人员构成、运作机制、宗旨功能等各方面，都具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可以逐步转化为“外来工自己的组织”。如果说“外来工之家”是政府管理外来工的模式创新，那么外来工管理协会的创立，则是政府从统一管理社会转向协调社会自治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的尝试，是实现外来工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举措。这也是外来工管理协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外来工管理协会是一个会员制的社会团体，其会长为原龙华区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除此之外，协会的所有成员，包括8名副会长，全部是外来工。协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经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共16名，包括会长1名、副会长8名、理事6名，以及秘书长1名，除会长代表政府方面对外来工进行管理之外，其余全部人士都是外来工代表及相关人士。协会的运作机构是在理事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六部一中心”，即权益维护部、会员工作部、就业培训部、信息交流部、经济发展部、宣传联络部以及求助中心。为便于深入外来工群体开展工作，协会以街道（镇）为单位成立分会，居（村）委会为单位成立联络站，建成外来工管理协会的组织网络。目前已在全区7个街道发展了街道分会，设立联络站53个，在全区范围内围绕协会工作总体目标形成了一个外来工组织和管理网络。　　
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的会员包括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两种类型，个人会员以龙华区的外来工为主，团体会员则主要是龙华区的外来工企业和团体，其中各家“外来工之家”均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协会。协会创立以后很快就发展起第一批个人会员1235人，团体会员29个，并开设了协会自己的网站[8]。目前协会总共有11名工作人员，其中除了2人是兼职外其余全为专职。协会的运营经费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最主要的是团体和个人会员缴纳的会费，其次是一些团体会员的自愿捐赠。　　
外来工管理协会成立以后，以“联合和发展”为主题，以“保障、提升和发展外来工”为目标，按照“扩大影响、壮大协会、强化服务、繁荣经济”的思路开展各项工作。包括继续通过兴办“外来工之家”帮助外来工解决居住和就业；为外来工提供就业帮助、技能培训、法律援助、权益保护、子女入学、代办证件等多种服务；组织外来工企业和团体开展商业信息、科技成果、技能技术的交流，促进外来工企业的发展；兴办文体设施，采用多种形式丰富外来工的文体生活等。协会自身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建立网络联结，大力发展会员，加强外来工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外来工管理协会是“外来工之家”管理模式的提升，它与“外来工之家”之间的关系是互补互促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外来工管理协会对“外来工之家”具有统一协调管理的功能，协会是在“外来工之家”的基础上建立和组织起来的，尤其以最初的3家“外来工之家”为依托和载体，“外来工之家”作为外来工管理协会团体会员的一种，向协会缴纳会费，协会则代政府统一协调、监督、管理各个不同的“外来工之家”，并将“外来工之家”模式继续推广、发展；第二，外来工管理协会与“外来工之家”具有相对独立性，“外来工之家”最初是由政府牵头创办的，外来工管理协会建立以后，政府对“外来工之家”的相关协调功能相应转移到协会统一行使，协会与“外来工之家”确立了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同时协会作为社会团体，与“外来工之家”又是平等的独立法人、各自具有独立性，这种关系更有利于该模式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并为进一步的推广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外来工管理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外来工管理协会依然是政府指导下对外来工进行服务和管理的组织。首先，从章程和宗旨上，协会体现了“强化流动人口管理”和“为外来工服务”的双重功能；其次，从人员安排上，协会的会长由原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担任，他在协会成立之后已经从第一线退居下来，但仍然在政法委任职，专门分工负责协调“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的工作，承担有服务外来工和协助政府管理外来人口的双重身份；再次，从人事和资源上，协会还享有龙华区政府的部分财政支持，包括会长的全部工资、福利保障，调派到协会工作的户籍协管员、联防队员的工资等；最后，从工作关系上，协会一开始就与政府的机构设置和功能定位有着相当的对应性，特别是与政府的10个服务中心功能匹配、共同开展工作，近期才逐渐走上独立开展特色工作的道路。另一方面，协会不同于政府的职能部门，它是以龙华区综治委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在海口市民政局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间组织。龙华区综治委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对协会的工作具有指导、监督、要求其按照章程开展工作的职能[9]，但是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协会具有独立自主地决策、治理、开展活动的权限，是社会自治的组织。政府指导与相对独立相结合的机制，使外来工管理协会在构筑“外来工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实现政府与民间组织良好合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　　
外来工管理协会的成立，很快显示出与原来的“外来工之家”不同的力量和作用，各方面工作初见成效，得到了会员的积极拥护和踊跃参与，也获得了海南省、海口市和龙华区政府的肯定与支持。第一，外来工联网工作迅速推进。在金宇街道进行试点后，协会制定出一套发展会员的工作方法，通过在街道（镇）建分会、动员居（村）委会深入社区，以及多种方式的宣传形式，在龙华区建起外来工联系网络。第二，为外来工维权的力度和广度增加。协会专门成立了维权部，聘请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员负责，并越来越将维权工作放在协会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协会在第一次会员大会之后就向会员单位发放了86份维权调查表，征询维权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至2004年底，协会已先后接到会员维权方面的投诉76宗，处理41宗，包括外来工个人力量争取数年未决的事项，侵权事件以拖欠工资、伤残责任等为主，协会的介入有力促成了问题的解决。第三，丰富服务内容，建设为外来工全面服务的家园。协会成立以后，除了原有的“外来工之家”的工作和加大了维权力度外，还在积极探索更广泛领域和更丰富内容的外来工服务模式，在经济、政治、权益、文化等多方面推进外来工的全面发展。这些构想和举措包括：建设外来工维权志愿者队伍；成立专门的外来工艺术团，丰富外来工文化生活；设立“外来工活动日”，开展法律咨询、文艺演出以及“十佳打工女性”、“优秀外来工”等评奖活动；在电台、报纸等媒体开设专门的外来工节目，更好为外来工提供招聘、交友等信息；争取政府扶持，开设外来工便民服务大厅，提供职业介绍和培训、代写文书、法律援助等服务；推荐外来工出席、列席人大和政协两会；与市、区公安部门合作，通过集体对话的方式商讨解决外来工的户籍及子女教育问题等等。　　
作为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外来工自治性组织，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的建立，不仅将该区外来工管理模式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为全国流动人口管理乃至政府与其他特定的弱势群体的关系构建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三 创新与绩效　　
（一）外来工管理的“海口模式”　　
总结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的创新模式，它是以对外来工维权、服务为着眼点，从解决外来工进城基本困境——居住、就业入手，通过“政府牵头、企业出资、分类建设、统一管理”的“外来工之家”模式，生长出外来工自治管理的外来工管理协会，从而构建起政府与外来工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建设外来工与城市之间的新型关系，进而推进从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我们可以将这种创新称为外来工管理的“海口模式”。　　
外来工管理的“海口模式”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6年至2001年“外来工之家”的初探阶段。1996年11月第一家“外来工之家”——博爱花卉广场创立，标志着政府对外来工的管理思路从“管制”向“服务”转变的尝试。这一阶段主要在探索如何兴办“外来工之家”，解决外来工居住与就业难题。　　
第二阶段是2002年至2003年，“外来工之家”模式成型阶段。2002年4月第二家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创立，它是迄今最大的一家“外来工之家”，也是功能最多元、模式最完整的一家，它的创立及其后几家“外来工之家”的相继建立，标志着“外来工之家”作为一种外来工管理模式的发展成熟。这一阶段的突出创新一是“外来工之家”作为一种管理模式被总结和提升，二是政府10个服务中心在“外来工之家”挂牌，全方位地为外来工开展服务。　　
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今，打造外来工管理的“海口模式”。2003年9月，外来工管理协会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海口市龙华区在外来工管理上从政府管理向外来工自治的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具体而言，外来工管理的“海口模式”的创新可以概括为四个“一”，即：　　
一个思路——“三个结合”的新思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海口市龙华区政府针对外来工进城对于城市以及自身带来的问题，提出“121系统工程”，即：政府为外来工营造一个优良的生存发展环境，重点为他们解决居住和就业两个难题，从中探索出一条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主要使着眼点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转向积极扶持进城的外来工，以“保障外来工、提升外来工和发展外来工”为导向，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外来工由“盲流”变为城市“主人”，由城市边缘群体转化为主流群体；教育与保护相结合，主要强化了对外来工权益的认识和切实的保护措施，在尊重和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再开展对他们自身素质提高的教育和管理，达到外来工与城市的共同全面发展，而不仅将其视为实现城市目标的劳动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主要力图实现治安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指导下限制性营利的实体、规范的市场秩序的构建，推动外来工经济的发展，使综合治理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市场经济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　　
一个模式——“政府牵头，企业筹措，分类建设，统一管理”的“外来工之家”管理模式。即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协调和规划，发动企业或私人入股投资基础设施、兴办各种服务实体，按照不同的功能建设不同类型的“外来工之家”，并通过外来工管理协会实现对“外来工之家”的统一管理。　　
一个组织——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2003年成立的外来工管理协会作为广大外来工自愿结成的联合性群众组织，是经市民政局批准、由龙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管的社团组织。它的成立，使得已具有8年基础的“外来工之家”模式得以进一步提升和升华。协会兼具管理、服务的双重职能，一方面通过扶助外来工稳定社会秩序，协助政府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借助政府的力量为外来工这一弱势群体提供政策优惠，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地为广大外来工服务，促进外来工的全面发展。外来工管理协会虽然成立只有一年多，它所具有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它使得外来工的自治管理走上常规化、制度化和专业化的道路。　　
一个转型——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型。“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表征，它在政府的方向把握和总体引导之下，充分发挥了社会各层次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外来工自身的力量，有序地实现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社会自治模式的过渡，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换的新形势，体现了公民自治参与的社会发展趋势。外来工管理的“海口模式”不仅是外来工管理模式的创新，也为政府改革和公共治理转型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实例。　　
（二）绩效　　
“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成立以来，对于外来工、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绩效。　　
第一，外来工受益。首先在居住就业方面，在外来工管理协会的协调下，形成了区、街道（镇）、居（村）委会三级“外来工之家”网络，建成三个全省规模最大的特色行业核心区：博爱花卉市场、金贸汽车维修城和滨濂再生资源回收城，至2004年，“外来工之家”和协会先后介绍8935名外来工就业，其中在“外来工之家”安排就业的就近5000人；其次在外来工自我发展方面，“外来工之家”和协会前后培训外来工18860人，并在其子女教育、卫生保障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帮助外来打工者及其家庭融入城市生活；最后在外来工权益保护方面，“外来工之家”和协会发挥了独有的重要作用，它们与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协作，查处拖欠外来工工资案件680宗，结案625宗，为4060名外来工讨回工资款405万元，同时还为外来工提供法律援助38宗，通过这种方式为外来工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外来工的权益保护，这是“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工作的一个重点领域。权益的维护体现在多方面，维权中心受理的外来工求助较多的是企业拖欠工资、伤残保障问题等；除此之外，外来工在以往的经营中，人生地不熟，常常可能面临着地痞、流氓的敲诈，“外来工之家”为外来工建立起就业、居住的小区，有统一的人员负责小区的安全、巡视，完全杜绝了这些现象，保护了外来工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维权也同样针对到政府行为，外来工以往被视为城市问题源，受到歧视，居住的棚户随时被拆、被铲，他们在没有站稳的情况下就常常遭到驱赶、遣返，废品收购行业更是如此，每年都被拆、赶好几次，政府各部门在管理、执法中还存在一些乱罚款、执法手段不文明等问题，“外来工之家”作为外来工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按照有关规范、程序设立小区，保障了外来工工作、生活环境的稳定性，“部门开单，政府买单”的做法，更有效改善了外来工的经营环境，使他们逐渐稳定、发展，融入城市之中。　　
第二，社会受益。“外来工之家”从解决外来工的居住、就业问题入手，使流动人口人有所事、居有定所，大大稳定了人心，使有关地区治安状况改善明显。几家“外来工之家”建立的原址，都是废弃、荒凉、案件多发地带，抢劫犯罪频繁，恶性案件多发，到了晚间人们都不敢经过。同时，原有的废品收购、汽车维修等行业相对集中区，也是卫生、治安等问题严重的领域。经过“外来工之家”的组建、开发、统一规划和管理，当地社会治安显著好转，抢劫案件明显减少，“外来工之家”5000多名外来工群体内无一起恶性事件发生，整个“外来工之家”秩序井然。据统计，龙华区的刑事案件中流动人口作案比例也由1996年的80％下降到62.5％，外来人口与城市协调、有序发展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　　
第三，政府受益。随着人口流动日渐频繁，流动人口管理成为普遍困扰各地政府的一件事情。工作涉及对流动人口的情况掌握、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安全、城市环境、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过去采取的“查、管、卡、抓、送”，只能应急、治标，长久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不安定。外来工管理的“海口模式”创立了人性化管理的方法，提出“大治安、大防范”的科学防范观，以“强化服务促管理，安居乐业稳人心”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解决外来工问题稳定人心，政府通过优质服务促进管理，可以说是一条社会治安“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途径。外来工的困境解决了，群体自然安定了，大大减轻了政府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负担。
四 意义与前景　　
（一）经验　　
“外来工之家”管理的“海口模式”以其新型的思路和良好的绩效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它获得了城市有序建设、政府管理成本减低、企业规范经营、外来工得到保护与发展等多方共赢的社会效益，并成功实现从政府管制到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转型，为解决农村中的“三农”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社会转型中的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合作等问题，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经验。　　
“海口模式”创新的核心意义在于更新了观念，在外来工管理中转“堵”为“疏”，变“管制”为“治理”，政府以服务促管理，以管理求稳定，探索和开辟出扶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发展的路子。“海口模式”的实践证实了，以外来工为本，以服务、维权实现管理、稳定的道路是有效的；建立外来工的自治组织，通过自治管理实现多元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是可行的。从“海口模式”的经验中，我们认识到，有三个关键因素对这一模式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管理部门的理念。政府只有从理念高度上认识到外来工在人格和基本权利上的平等地位，尊重他们，信任他们，给予他们公民待遇，才能在工作中真正体现对外来工的服务和扶助；而只有这一工作得以切实落实，外来工才能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建设的积极力量。从“海口模式”的实践中看，外来工对城市管理构成的问题，有相当程度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0]， 当他们的居住、就业和权益维护等问题得到解决以后，他们更多会安心工作、遵守规范，治安、管理等社会效益自然得到实现。　　
第二，政府“引导、支持、信任”的适当角色定位。“海口模式”得以成功实践，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一模式由政府“牵头”创立，由于有政府的协调，企业化运作的“外来工之家”、外来工志愿联合、自己组织起来的协会，都得以大胆尝试，并成功在政府与外来工中间构建起沟通的桥梁；其次，无论从资源、人员，还是政策、精神等方面，“海口模式”都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政府在“外来工之家”设立的10个服务中心窗口，它们对“外来工之家”和协会的功能发挥起到很大作用；再次，政府对“外来工之家”和协会的组织运作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外来工之家”的企业化运作和外来工管理协会作为社会团体，只是在基本目标上按照章程承诺与政府外来工管理目标相协调一致，它们的决策、运营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保障了企业和民间组织机制的发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很清楚地对自身做出在发展中的过渡性定位，从而发挥了外来工群体中潜在的巨大能量，提高了他们的生存和参与能力，促进了长远目标的实现。　　
第三，有专职和具有专业知识、敬业精神的负责人。在“海口模式”中，外来工管理协会会长，也是原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自始至终负责这一管理模式的创新工作，他在政府内部的良好关系、充分的法律知识和对外来工与外来工事业的热爱，在许多困境面前推动了工作得以继续开展。整个领导班子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也是该模式在海口市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　　
（二）问题　　
“海口模式”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意义，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揭示出一些问题，是其后模式发展完善及推广借鉴值得注意的。　　
第一，“外来工之家”的企业化运作问题。“外来工之家”是作为一种经济实体进行运作的，其中有两方面的做法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方面，它借助了海南特殊的条件——政府对“烂尾”工程的代为处置权。按照规定，政府只能代为转让产权或者现状安排使用，“外来工之家”的建设采取了后一种——现状安排使用的办法，则从法律上涉及政府与“外来工之家”之间的租赁关系、租赁收益归属关系、使用期限和权限问题、与产权者可能的关系等等。“外来工之家”在设立之初难以理清诸多法律关系，为其后的运营带来隐患。2003年12月，第二家“外来工之家”所在地便发生产权纠纷事件，给“外来工之家”带来很大冲击，至今未完全协调妥善。另一方面，“外来工之家”不是一个以营利为导向的机构，企业化运作必然存在投资成本收益、营利与服务目的等之间的冲突，在吸引投资人、运作、管理、监督等步骤上均存在缺陷，也为企业的不规范运作留下隐患。“外来工之家”自身也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待进一步改进，包括着重协会的“虚体”作用淡化经营色彩；结合现有市场、经营区进行开发，以非经营式方式介入；公开招标，规范运作过程和监督机制等。总之，对于政府与企业化运营之间的关系，最关键的是明确政府与企业各自的角色、职责，以政府购买而不是行政派遣的形式实现企业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其中，政府对于企业的要求和优惠，应当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通过规范的程序，明确企业责任，通过政府购买获得企业的公共服务。　　
第二，政府行为的可持续性和制度化问题。政府在各个方面上的支持对于“海口模式”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能否将政府的支持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外来工之家”、外来工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沟通平台，使得政府的承诺具有持续性，不依靠负责人的重视程度而转变，并给予投资者可预期的有效保障，是下一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第二家“外来工之家”在上述产权纠纷事件中，便出现对安排使用期限不同的说法，由于缺乏有效证明，给“外来工之家”造成很大被动局面，外来投资者的预期回报没有实现，为他们带来损失，并影响了“外来工之家”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对于政府引导的模式而言，政府行为更需要法制化、规范化，才能使模式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第三，集中社区管理对外来工与城市的关系影响问题。“外来工之家”为外来工建立了城市中的一个个小独立社区，为外来工营造了一个“家”的良好氛围，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开放和外来工自身能力的提升，最后的目标是要形成一个自由流动、每个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协调发展的社会。集中化生活、工作的外来工小区，也必将逐步打破。当然这一状态的实现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一定条件、一定领域为外来工单独设立小区是有效和需要的，但也应当注意，更多发挥外来工管理协会的作用，使得“外来工之家”不仅设立在固定地域的群体里，而成为更广大外来工的共同家园。　　
（三）前景　　
外来工管理“海口模式”的创新可谓经历了重重困难，从“外来工之家”的土地利用、投资开发，到协会的法律地位、资金、人员，每一步创新都面临着风险、艰难、冲击，“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的创办者们也都抱定不惧困难、推进改革的意志，团结协作，使得“海口模式”走到了今天。从诸多报道来看，在户籍制度改革和人口流动管理模式变革的近年间，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均出现了类似的一些创新改革思路，或者改革的尝试[11]，但均因各种阻力停留在某个阶段或根本中断了。“海口模式”发展至今，尽管也出现了各种问题，甚至第二家“外来工之家”几近瓦解，但是由于外来工管理协会的确立，使得这一模式得以制度化，得以延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外来工管理协会愈渐意识到独立的民间组织在外来工管理和权益维护中的重要性，更加走上民间化、自治化的道路。2004年底，外来工管理协会作为民间组织，成功申请到欧盟资助的外来工维权项目，准备在海口市龙华区建立外来工维权网络，新一轮的创新正在开始，但这次已经更多走在了民间组织自治创新的轨道上。“海口模式”成功开拓了外来工自治的发展途径，是其创新中的最大贡献。　　
结语　　
海口市以“外来工之家”为基础确立起来的外来人口管理的“海口模式”，创出了融生活就业、维权服务为一体，促自治组织与政府管理秩序相一致，使外来人口接纳与城市发展互相促进的新型管理模式，为解决外来人口维权、发展和城市化秩序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那就是：解决外来工基本困境，在适当引导下发展外来工自我组织，将获得多方受益的共同发展。　　
这一创新经验不仅可以具体借鉴于流动人口管理的制度创新，也对其他弱势群体的管理与发展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方向：弱势群体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可能恰是社会忽视了他们的必要生存空间的问题，进一步的管制和限制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反而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政府采取开放、平等、信任的姿态，以服务、扶持、保护的态度对待他们，合理地引导其自我组织、理性维权、自治管理、全面发展，才是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理性途径。这也需要政府自身从管理主体到公共治理协调者的角色转变。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媒 体 报 道　　
　 　
记得，在我光环缭乱之时，媒体曾有过这样的报道：　　
　 　
综治工作的“垦荒牛”　　
——记海口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　　
　 　
海口市新华区是海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先进区。省、市每次表彰奖励，新华区综治办都榜上有名，省、市各种报刊、动态经常推出新华区综合治理工作的高招和新举措。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新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有关，他被誉为综治工作的“垦荒牛”。　　
　 　
“担子再重也要打开综合治理局面”　　
新华区是1991年5月才挂牌成立的市辖县级区，百业待兴，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迫切需要安定的治安环境。如何拓开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局面，这副沉重的担子，首先摆到了区综治办的同志面前。　　
当时综治办只有3名干部，办公条件相当简陋，全区6个乡、街道综治办人员、机构、经费落实不到15%，综治组织任务的难度很大。面对这种情况，杨来清说：“党把担子交给我们，就是再重也要打开新华区综合治理局面。”　　
他带着2名干部深入基层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及时向区委、区综治委提出了“抓好三项基本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五级治安联防网络建设），夯实基础，打开局面”的工作思路。区委、区综治委不仅给予肯定，而且以此为一个基础建设战役，仅用一个月就建立三级综治领导机构54个、成员174人和办事机构54个、成员62人。　　
为使各项工作忙而不乱，走上规范化轨道，老杨根据综治工作的具体任务大胆设置，报请区委同意，在区综治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5个部：治安责任制监督部、基层基础工作部、小区治安联防工作部、治安联防大队部和内务部。各部门在综治办领导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使全区综治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老杨还亲手起草、制订了21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制度，经区委、区综治委讨论决定后付诸实施。　　
在此基础上，杨来清协助综治委领导在全辖区部署了五级治安联防网络，逐级建立了指挥系统，并设岗布兵，使辖区形成严密的治安联防网络。在设岗布兵的工作中，杨来清亲自带综治办的同志，跑遍全区6个乡、街的几十个重点部位，倾听当地群众意见，提出3个设岗的原则：案件多发之地，案犯常逃之路，四通八达之交叉点。这样，新华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局面真正打开了，并于当年取得明显效果。1991年全区发案率下降了13%，破案率上升了14.9%。然而，老杨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这只是开了一个好头，今后的路还很长。　　
杨来清反复强调：各级群防群治组织，关键是要真正发挥作用，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向全区推广。城西乡打击犯罪有成效，他召开现场会；滨海新村居委会落实“谁出租谁负责”的出租屋治安管理模式，他把全区乡、街道、居（村）委会干部拉去学习；盐灶居委会治安联防小队形成打击、防范、管理于一体的队伍，他要求全区各居（村）委会效仿；新华街道办事处推行家庭、居民向派出所签订家庭治安管理承包合同的办法，他及时推广到全区，如今已作为全区综合治理工作的内容。　　
　 　
“干综合治理工作就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　　
随着海南大特区的开发建设，综治工作不断遇到新课题、新难点。作为区综治委领导的参谋和助手，5年多来杨来清在实践中认真地观察、研究，以他固有的开拓精神不断探索综合治理工作的新路子。他经常对政法委、综治办的同志说：我们干综合治理工作就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只有这样工作才能年年上新的台阶。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基层基础建设方面，他推行两个系统工程。一个是面向街道、农村的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即建立一个党支部领导下的三会（居<村委>会、治保会、调解会）、三组（流动人口管理小组、帮教小组、文化活动小组）、一队（联防小队）、一警（管段民警）；另一个是面向内部单位的社区“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即以开展创安达标活动为载体，要求辖区各单位在综治工作中按照“六有”要求（有领导、有实施方案、有健全的责任制、有治安防范力量、有严格的奖惩办法、有明显的效果），做好“五自”工作（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矛盾自己化解、漏洞自己堵塞），达到“四无”标准（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问题、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杨来清自始至终抓好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使两个系统工程顺利实施，为综治工作打下了基础，规范了制度，量化了责任，不断收到治本的效果。该区内部单位“四无”率连续三年均达到95%以上。　　
海南建省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而一些新单位、新公司只重经济不抓治安，防范漏洞大、问题多，对此，杨来清提出了“小区治安联防”的管理新模式。即将市区的治安重点地带划成若干个治安小区，由政府出面主持，小区内一家单位牵头，多家单位出钱出人，建立治安联防机构，联合机构，保小区一方平安。新华区共建立15个治安联防小区，联防队员250多人。他们通过小区各单位的“内防、外联”，有力地遏制了犯罪活动。海南省专门在新华区召开全省城市小区治安联防现场会，使这一做法在全省落地开花。　　
为将辖区各单位综治工作纳入常规管理，确保无遗漏，老杨从各行业管理中得到启发，对辖区单位实行“综治电脑年审卡”制度。他争取区委、区政府拨款20万元建起综治电脑管理系统，对辖区各单位、各部门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建档发卡，每个单位的电脑磁卡储存着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和法制教育、民事纠纷以及发、破案等综治工作记录，年终各单位持卡到区综治办审查，区综治办在审查后将结果通报给其上级主管部门。这样，既保证在空间和时间上将单位管住，又调动了单位党政一把手抓综治工作的积极性。　　
为了提高综治干部队伍和联防队伍的素质，老杨在培训方式上也频出新招。一方面是组织函授学习。他亲自与海南电大联系，分期送综治干部和联防队员参加法律大专二年制函授。首期86人在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后，经过考试已获得大专结业证书。另一方面是平时形成学习制度。老杨要求区、乡（街）两级综治办和联防队制订、落实学习制度，每周二、五两个下午办一期业务轮训班，每年全面培训一次，大大提高了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5年来，新华区治安联防队伍共接到群众举报的刑事案件1921宗，其中1609宗案件的案犯被直接抓获，抓获率为84.2%；接到举报的治安案件3403起，协查3329起，协查率为97.8%；抓获违法犯罪分子9553人，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659万元，并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先进个人。1993年省综治委给全省5名同志授予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荣誉称号，该区联防队员占3名；1994年至1996年海口市出席省见义勇为表彰大会的33名先进个人，该区联防队员占16名。　　
杨来清在做好各项工作安排部署的同时，喜欢事必躬亲，经常与干警、联防队员一起战斗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与各种犯罪现象较量。新华区的重点治乱、连片治理工作，他没有一次不参加。1992年金贸开发区治安形势恶化，不法之徒肆无忌惮地盗窃、抢劫、伤害来海南的投资者，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杨来清对此十分气愤，决心狠狠打击罪犯的嚣张气焰。他迅速带领政法委、综治办的工作人员和联防队员29人，到金贸开发区进行重点整治，依靠市开发建设总公司管理处和当地干部群众成立金贸小区治安联防指挥部，组织治安联防队，设立3个治安岗亭，实行24小时巡逻。经过一年的整治，金贸小区发案率下降91%，1993年被评为海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有一次，老杨在治安巡逻路过滨海新村时，一家台资企业、新村冰室的老板拦车求助说，有10多名烂仔经常到店里勒索钱财，现在正在店里打闹，请帮助制止。老杨一边打电话调兵，一边带着司机冲进去，当场抓了6名烂仔，扭送派出所。　　
杨来清同志担任新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以来，由于工作一年比一年有新起色、新进展，多次受到上级的肯定和表彰，两次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分子，五次被评为海口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分子，还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分子。　　
　 　
                              （原载于1996年第12期《长安》杂志；　　
通讯员：海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 蔡于云）　　
　 　
　 　
综治工作的“点子大王”　　
——记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分子杨来清　　
　 　
近年来，海口市新华区社会治安从乱到治，每次省、市表彰新华区都榜上有名。每当谈起这些成绩，人们都称赞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功不可没。　　
杨来清1991年6月调入新华区从事政法工作。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老杨带着2名干部深入基层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及时提出了“抓好三项基本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五级治安联防网络建设），夯实基础，打开局面”的工作思路，并当做一个战役来打，仅用一个月功夫就建立起三级综治领导机构54个，成员62人。在此基础上，老杨还积极协助区综治委领导在全辖区建立起五级治安联防网络。　　
综治工作的重点是“治本”。据此，杨来清向区综治委提出了实施两个系统工程的建设。一是面向街道、农村基层实施“13311”配套系统工程，即建立一个党支部领导下的三会（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三组（流动人口管理小组、帮教小组、文化活动小组）、一队（联防小队）、一警（管段民警）；二是面向内部单位实施“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即按照“六有”要求（有领导、有实施方案、有健全的责任制、有治安防范力量、有严格的奖惩办法、有明显的效果），做好“五自”工作（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矛盾自己化解、漏洞自己堵塞），达到“四无”标准（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问题、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老杨自始至终抓好协调和监督工作，使两个系统工程得以顺利实施。该区内部单位“四无”率连续三年均达到95%以上。　　
针对海南建省后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老杨提出了“小区治安联防”的管理新模式。目前新华区共建立15个治安联防小区，联防队员250多人。他们通过小区各单位的“内防、外联”，有力地遏制了犯罪活动。省综治委总结推广了他们的这一做法与经验。老杨还出面多方筹集资金20万元建起综治电脑管理系统，在全省率先推进综治电脑年审卡制度。　　
杨来清一心扑在综治工作上，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两次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分子，五次被评为海口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分子，还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分子。　　
　 　
（原载于1997年2月3日的《海南日报》，记者：陈绵福）　　
　 　
　 　
　 　
杨来清点子新　　
　 　
新华区政法委副书记兼区综治办主任杨来清，日前获得了国家人事部、中央综治委授予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称号。　　
新华区联防队建队5年来，杨来清不断使出“新点子”，使新华区长治久安，受到群众的好评。　　
去年下半年，老杨面对即将到来的年终检查突然“烦”了起来。5年来，年年检查，“谁主管谁负责”谁都说，“齐抓共管”谁都写，谁干得最好却很难说得清。于是，他从其他行业的电脑管理系统中获得启发，大胆地使出新点子——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电脑年审制度，将“干好”“干坏”量化打分，对各辖区工作情况进行建档打分，年终持卡年审。去年，他们对辖区404个单位进行电脑年审，优秀的83个，达标的216个，基本达标的99个，不合格的6个，全区的平均分数为78.5分，谁干得好谁干得差一目了然。　　
去年，杨来清还推出治安工作基层基础建设的系统工程、社会治安达标系统工程、队伍建设系统工程等，使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　　
　 　
                         （摘自《海口晚报》，记者：王伟  　1997年3月11日　）　　
　 　
　 　
杨来清的一天　　
李汉仁摄影报道　　
椰城群英谱　　
杨来清是海口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区综治委副主任兼综治办主任。在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他努力推进基层配套工程建设、社会创安达标工程建设等等，使新华区社会治安不断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1997年，杨来清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①早上，是杨来清最轻松的时候。2月27日，像往常一样，杨来清早早起床，一根烟、一杯茶，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开始了他的一天。　　
②8点40分，杨来清来到办公室，查看电脑里各辖区的社会综合治理情况后，布置当天的工作。9点30分，他到治安联防大队检查工作。　　
③杨来清没有午休习惯，午饭后，他到居民区聊天，听听群众对治安问题的意见建议。　　
④14点30分，他转到椰林小区中队，查看队员们执勤情况。晚上10点，忙碌了一天的杨来清又开始伏案撰写关于综合治理的论文。　　
　 　
                                  （摘自《海口晚报》，　1998年3月19日　）　　
　 　
　 　
一个政法委书记的“外来工”情缘　　
　 　
其实，杨来清在海南乃至全国“综治”系统，已是大名鼎鼎。　　
这位海口市新华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兼综治委副主任的中年人，是地地道道的海南人。虽官位不高，却在这个岗位上干了近11年，先后创建出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观念与经验，被中央有关部门称为综治工作的“垦荒牛”。　　
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全国首创的“外来工之家”，为外来人口就业、安居提供了一个平台，开创了综治工作的新视野，引来了许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也获得了许多外来人员的称赞与感激。从四川来的黄德和及其妹，5年前，漂泊到海口，举目无亲，租间小棚，既是“铺面”，又是“仓库”，也是“卧室”。兄妹俩，起早摸黑、风吹雨淋，很是辛苦且担惊受怕，又难赚钱。是杨来清的“外来工之家”为他们提供了低廉的铺面和住房，开设了海口市第一家绢花铺子。短短几年，这个“绢花”铺子，便引来了“百花齐放”，成为海南著名“绢花”市场。已成为“大户”的黄德和把一家八口接到海口安居。逢人便夸：“多亏了杨书记，才有了我和我全家的好日子。”　　
杨来清自在海口闹市中挂起了“外来工之家”的牌子后，不仅为外来工开辟了一个“绢花”批发市场，而且，又在曾是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盖起一座在海南乃至全国最大的“外来工之家”，即新华区金贸汽车维修城。　　
杨来清对记者说：许多外来工背井离乡来海南大特区，无论是打工，还是创业都是为了海南的发展。我们的城市，流淌着他们的汗水与青春，可是有些部门在对待外来工的问题上有偏见、有歧视，对外来工的管理上，采取“查、管、卡、抓、送”等简单方式，不仅大大挫伤了外来工的积极性，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治安问题。　　
如何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市场结合起来，对外来工实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教育与保护相结合，杨来清想到了办“外来工之家”。　　
几年的实践，也充分证明杨来清思路的正确性。　　
一个政法委书记，不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看着报纸、喝着茶聊聊天，却整天在外来工中跑来跑去，为那些弱势群体在这个城市的天空中撑起一个生存发展的“家”。　　
杨来清的“外来工”情结，不仅缘于自己出生农村，深知这个社会中平民百姓的甘苦；而且，缘于一名党员干部，在其位为百姓谋其利的一份良知与责任。　　
倘若，海南乃至全国在其位的政法综治部门领导，都有杨来清的这份“外来工”情结，那么，我们投资环境就会多一份温暖、多一份友爱、多一份真情……　　
　 　
                                   （摘自《长安之路在海南》，2002年10月）　　
                                      　　
　 　
为外来工撑起一方天　　
　 　
海南省唯一的一个绢花、塑料花集贸市场，是“五一”长假期间海口市最热闹的场所之一。这个在荒草地上建起来的“外来工之家”，不到4年竟发展成了海南省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市场，这是当初的创办者们也没有料到的。　　
记者漫步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花海里，目睹着购销两旺的红火场面，“观摩”了一些业主摆着全套家电的家，很难想象3年多前这里一片老鼠横行的荒草地，更难想象这些业主当年离乡背井赤手空拳来到这座城市，求职无门、饥寒交迫时的“盲流”样儿。　　
“要不是政府派杨主任办起了‘外来工之家’，为我们外来工撑起一方天，我们恐怕难得有今天。”现已拥有3个摊位的业主黄德和这样开始了他的介绍。5年前，他们兄妹二人从四川农村来到海口，租了一个2.5平方米的小板棚，既是“铺面”又是“仓库”，夜晚席地而睡又是“卧室”，天天吃煮白菜，下雨了就洗“淋浴”。后来，是“外来工之家”为他们提供了租价低廉的铺面和住房，兄妹俩在这里摆开了海口市第一个绢花铺，今天已“一花引来百花开”，这兄妹俩已成了海南这个新兴市场的“大户”，还把一家8口人都从老家接来定居了。　　
黄德和说的“杨主任”是海口市新华区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1997年年中，他在老城的棚窝区走访了80多个外来工的“家”，接触了从研究生到农村流浪汉各个层次的人。一个新的思路渐渐形成：把外来工一概看成“盲流”是认识上的误区，对外来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服务的重点一是引导求职，二是帮助安居。政府只有提供热情的服务，才能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变社会治安中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既稳定社会秩序，又为大特区的建设吸引到更多的优质劳务。　　
1997年11月，海口市博爱南路一块被一家企业买走但多年没有开发的土地上，一人高的荒草被铲平，搭起了一排排铺面和简易住房，27日，正式挂牌成立了新华区“外来工之家”。“外来工之家”的投资者就是新华区政府的干部职工和几百名联防队员，你五百他一千地凑了14万元，杨来清一个人出了3万元。“当时冒着极大的风险啊，谁知道搞得好搞不好？万一收不回来也只好当作扔到水里了。”杨来清对记者说。　　
“外来工之家”低廉的租金以及“您为特区贡献，特区为您服务”的鲜明口号，很快吸引了300多名外来工前来安家。当年春节这里摆开了212个摊位，“外来工之家”从厂家直接组织糖果等货源，按出厂价交外来工代销。新华区原区长谢文明大年夜来到这里，和外来工们一起包饺子吃火锅过年。　　
“外来工之家”还为外来工提供法律援助，帮助解决劳务纠纷，维护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张建红等12名民工被澄迈县一老板招工至老城镇做工，该老板在工程结束后不但拒发工资，还纠集当地烂仔扣下他们的身份证。张建红等回海口向“外来工之家”求助，“外来工之家”即派人多次赴澄迈交涉，终于为民工讨回了工资和身份证。成立至今，“外来工之家”出面交涉、排解此类劳务纠纷达几十起。　　
“外来工之家”还是民工的“服务队”。甘肃一个拉二胡的流浪艺人陈和生找到“外来工之家”时已身无分文，饿得面露菜色。“外来工之家”为他买了棉被、床，安排住宿，并积极为他联系到龙昆南路火锅大排档卖艺。据“外来工之家”的负责人刘鹏介绍，3年多来，“外来工之家”已义务帮助400多名外来民工走上工作岗位，钟点工更是不计其数。　　
从办五花八门的杂货店、茶园、酒店，到发展成现在海南省唯一一个辐射全省的绢花、塑料花批发市场，“外来工之家”一直在不倦地探索一条“治安综合治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外来工实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新路子。有情操作、低偿服务，这一革新举措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 摘自：《光明日报》，记者：攀云芳、丁炳昌，　2001年5月28日　）　　
　 　
真名士  自风流　　
——记海口市龙华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杨来清　　
　 　
星星太挤时，我去做月亮　　
在海南，提起杨来清，恐怕是科级干部任职最久而知名度和威信又是最非同凡响的一位了。　　
若干年前，有人曾断言这是一位天生的领袖人物，前途不可限量。如今，在敬畏之余却不免替他扼腕叹息时，杨来清却稳稳当当坐在龙华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的椅子上微笑如初：星星太挤，我来做月亮。　　
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学识告诉我们，星星大都很大很亮，有的甚至于超过太阳，但老百姓仰望天空时，它们是那样遥远而神秘，闪闪烁烁吐着冷漠之光，而月亮尽管只是太阳系的一颗行星，但它皎洁平和，为暗夜投映光明，福泽人间。　　
入夜，南国椰岛如一美丽的少女，风情万种，但美丽的地方并非永远上演着美丽的故事。　　
1993年2月，中央在海口召开“扫黄打非”会议，由综治办牵头，分十几个组行动。当检查到明月楼时，从最里面的包厢施施然走出一人：“你们是哪里的？拿证件来看。”工作人员递上证件，对方看了一眼，随即“啪”地扔到地上。“你是哪里的？请出示证件。”工作人员说。对方拔枪挥舞道：“老子是××（执法部门）主任。”“你是主任，更不该带头呀！”对方理屈词穷，动手殴手工作人员。杨来清（时任新华区综治办主任）闻讯赶去时，那名工作人员被关到最里面的包厢在写检讨，不许他出来。当警备司令部的人将他营救出来时，满头满脸都是血。杨来清发怒了：什么年代了，事情居然颠倒到如此地步！某执法部门的领导赶紧过来调解：“老杨，我们内部处理好不好？”杨来清回答：“可以，但一定要处理！”此事被称为“　211”　事件（那位干部当时正在享受“三陪”服务）。第二天杨来清将此事捅到“内参”见了报，很明显，这已构成了妨碍执行公务罪。省委、市委领导阅后均在上面批了字：执法犯法，该当何罪。大家静待事态发展，一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没有动静。杨来清坚持不懈，一直控告。有一天省信访办某主任对他说：“别告了，老杨，你要倒霉的，他舅舅是一执法部门的领导。”“他舅舅怎么样？我又没告他舅舅嘛！”在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下，嚣张一时的那位主任终于受到撤职处分并调离执法机关。　　
不畏强权，不愿放下人的尊严，敢拼敢斗敢负责是他性格的写照。　　
一天夜间，杨来清接到一位香港人的电话：“不好了，有两队执法单位的人在东方娱乐城打起来了。”他赶到现场，一了解情况后，不禁摇头：原来双方同点一首《中国人》，放歌时为抢麦克风而发生了争执。其中一位在座者了解他的身份后轻蔑地说道：“小小的政法委副书记算什么？我是正处级。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领导的公子，这是××领导的小孩。”杨来清火了：“我最讨厌拿什么小孩中孩大孩来吓人，我只管这里发生的事实和法律法规。”对方不屑一顾：“好，你管吧，我看你怎么管？”杨来清说：“首先，这件事后果不严重，无人伤亡，其次都是本系统人出了洋相，我来调解，也建议你们大家多做自我批评。”……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但喜剧的背后是无言的悲哀。　　
杨来清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认为党内的腐败分子比烂仔还坏，因为他们有职位有权力，不仅不造福于民，还为作恶谋私大开方便之门，比烂仔的危害更大。对秉性正直的他来说，眼里揉不得沙子。　　
苏东坡小妾朝云曾说过：“大学士装着一肚子不合时宜。”世界之推崇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不遗余力讴歌的也是一种“不媚俗”的精神，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天下的仕途中人来说，不合流俗的甘苦有谁知道个中滋味？　　
　 　
位卑未敢忘忧国　　
初见杨来清，心存畏惧，他身材颀长、颧骨高耸、相貌清奇，颇似一位高深莫测的武功大师，但一戴上眼镜，又显得无比斯文。更令人钦佩的是他的谈吐，汪洋恣肆，一泻千里，起承转合，抑扬有致。据说开小会他基本不看讲稿，极富感染力的发言常令与会者精神一振，耳目一新。他对数字的运用很精确：综治办的机构一室五部，五级治安防联网络，“13311”配套系统工程，“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队伍“511”星级系统工程等。真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不采访不知道龙华区综合治理的工作可以搞得如此别开生面、自成体系！　　
众所周知，公检法司，各司其职，综治办是一个很有弹性的机构，完全可以蜻蜓点水，逍遥度日，杨来清也未尝不可混水摸鱼、下下海炒炒股什么的。但他拒绝了种种诱惑，全身心都投入到综治办的工作中。天道酬勤，再加上他卓越的才干，时至今日，经他一手设置创办的综合治理机构得心应手、运转有序，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综治电脑年审卡”制度即将各单位综治工作纳入常规管理，又充分调动了单位党政一把手抓综治工作的积极性。杨来清提出的“小区治安联防”管理新模式在全省落地开花，五级治安联防网络严密布置于案件多发之地、案犯常逃之路、四通八达交叉点，使该区单位“四无”率连续三年达到95%以上。用派出所所长的话来说，他们每年破的案80%都是战斗在第一线的联防队员扭送归案的。与此同时，该区几年来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先进个人。联防队员占进雄一人从5米高天桥上飞跃而下擒获抢劫犯，在市民中传为“当代武松”。梁家孝被刀刺中腹部，肠子流出仍拼命抓获罪犯；王余朝在追捕逃犯时身中两弹；王亚弟与重大盗窃犯搏斗，被刺中五刀，仍坚持擒歹徒……　　
就这样，杨来清把平凡的岁月踩出了如诗如歌的步履，把一个别人看来形同虚设的机构变成了一道为百姓谋利益、保平安的综治铁壁，甚至连店家停电这样的事人们都找上门来。当我们问他如此苦干的动力从何而来时，他严肃地回答：我身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责任。　　
也许是个性，也许是生命，杨来清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并带有一种“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的豪气。达到兼济天下是他一生的理想。被他耳闻目睹的不平之事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会挺身而出，全力以赴。小到踢老太太的香蕉摊，大到杀人抢劫，他都绝不会袖手旁观。他对自己看得很轻：别看我长得瘦，但我不怕死。他对责任看得很重：我负责一个辖区，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和辖区的同志们，也对得起我这份收入。　　
　 　
岁月是一首永恒的歌　　
回首往昔，杨来清是无悔的，在命运赋予的每一方空间，他都淋漓尽致地挥洒出了骄人的业绩：中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大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路蟾宫折桂，甚至率队去帮忙修水库，流动红旗都不流动，停驻在了他们那里。上山下乡时担任生产队长、乡党委书记，率领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脱贫致富，深受拥戴，名重一时。担任检察官后又先后成功主办了解放以来海南最大的玩忽职守责任事故案和当时最大的贪污受贿案，闻名于全省政法战线。担任龙华区（原新华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以来，这里的综治工作很快便呈现出一片繁花似锦的势态。个人多次受省、市表彰，还分别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分子以及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在有些人看来，他始终以英雄的姿态无愧地生活，他的光芒是富有穿透力和延伸性的，比起那些身居高位、无所建树而又作威作福的党内败类来说，他职位的含金量是不可比拟的。　　
他说，人活着应当有所追求，要在献身的过程中体现生命的意义。　　
是啊，人只要奉献自己的价值便是一种快乐，而这种快乐便是生活的答案。因为心灵深处的自由和安宁绝非名利能交换。　　
奥修说得好，花散发香味是它的本性。对杨来清来说：岁月是一首永恒的歌。走进时光的深处，有着灵魂始终如一的吟唱。　　
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是真名士，自风流。　　
　 　
                                            撰稿/高丽  李守荣　　
                                （ 摘自《海南侨报》， 　2002年12月13日　）　　
　 　
关爱平民令人感动，海南“外来工之家”为民办大事　　
　 　
媒体近日的连续报道，来自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的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映，许多人打电话或写信给媒体和杨来清，称媒体的报道及时感人。一位外来工在给杨来清的信中写道：“你创办的海口‘外来工之家’，是干了一件大事。你关爱平民的情感，令我感动。”　　
据《海南特区法制报》（记者于崇龙、见习记者林余王景）报道：外来工章改洪在写给杨来清的信中说，7月29日我在《海南特区法制报》上看到你的事迹，你真行，官不在大，而在于干实事、有意义。“外来工之家”是经营性组织，又是服务性组织，要有更多人参与，才能发展。而海南很多打工者还不知道“外来工之家”，有的本可得到“外来工之家”帮助的或依附创业的，都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章改洪请杨来清帮点忙：“外来工之家”能不能为他寻找一点创业资金，联系一个业务场所，以便开展业务。　　
　 　
（摘自：“人民网海南视窗”，编辑：思牧，2003年08月07日）　　
　 　
海口：外来民工与“外来工之家”的难舍情缘　　
　 　
为5000多名外来工安“家”之难，难得杨来清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费尽了心；而要管好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由弱势群体组成的特殊的“家”，更是难上加难。作为“家长”的杨来清对其中的苦辣酸甜，真是一言难尽。值得欣慰的是，他这个“家长”得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认可、信任和拥护。记者在“外来工之家”采访时，听到的是众口一词的夸赞：杨书记想我们外来工之所想，急我们外来工之所急，帮我们外来工之所难，这样的好干部，真是我们外来工的贴心人呀。　　
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温暖如家　　
在第二家“外来工之家”，一幅醒目的对联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扶持弱势群体，服务流动人口。杨来清等“外来工之家”的管理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充分认识到外来工是个弱势群体，他们离乡背井外出谋生，难免需要帮助，需要各种服务，于是既抓管理，又抓服务，使外来工感到这里就是他们温暖的家。　　
据杨来清介绍，“外来工之家”一是以低廉的租金吸引人。租金低廉是“外来工之家”最大的特色，是“外来工之家”最大的吸引力所在。与外界相比，“外来工之家”的住房和铺面的租金便宜得多，月租不到10元/平方米，就能租到卫生舒适的套房；月租400元左右就能租到20平方米左右的铺面。过去，很多外来工居无定所，甚至露宿街头，就是因为租金太贵，租不起房子。现在有了“外来工之家”，租金便宜，非常迎合外来工群体的口胃，因而大大吸引了外来工入住和租用铺面经营生意。　　
二是以优良的服务留住人。去年三月，第二家“外来工之家”成立后，为了给外来工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服务，区综治委各成员单位在这里挂牌设立了10个“服务中心”，即流动人口就业指导中心、流动人口法律援助中心、劳动权益保护中心、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子女教育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服务中心、文化活动服务中心、弱势群体服务中心和特困居民服务中心。这些服务机构从不同的方面运作，形成了一个联动高效的服务网络，将“外来工之家”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实体，全方位地为外来工提供服务。　　
对此，来自甘肃的民工陈和生有最深切的感受。他是一位拉二胡的流浪艺人，他找到“外来工之家”时已身无分文，饿得面黄肌瘦。“外来工之家”为他买了棉被，安排好食宿，并积极为他联系工作，最终在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为表谢意，他特地送来一面写着“为外来工造福”的锦旗。　　
负责“外来工之家”卫生清洁的陶叔说起“外来工之家”，说起杨来清这个恩人，话头是刹也刹不住的。陶叔说，他来自河南，在家时办了一个小磨麻油厂，后来厂破产了，家也散了，他带着一岁半的儿子漂泊到了海南，十几年来他啥苦都吃了，啥罪都受了，到处漂泊，居无定所，念初中的孩子先后转了6所学校。听说龙华区有这么个“外来工之家”就慕名寻来了。杨来清见他带着个孩子就说多难呀，于是免费给他们提供了免费家，父子俩在异地他乡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之后，杨来清还想方设法解决了他孩子的上学问题。更让陶叔感动不已的是今年春节前腊月二十八，杨来清专门来看他们父子，并送上200元钱；到正月初二又专程来给陶叔拜年。说到这，陶叔的眼睛湿润了。他说，杨副书记要操持这么个大“家”好几千号人的事，居然能想到他这个清洁工，真是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他的感受。能遇到杨来清这么好的干部，是他一生的运气，工作再苦、再累、再脏他都毫无怨言。“咱是外来工，咱在这安家落户，心里不知有多踏实。”陶叔十几年来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安居乐业的幸福滋味。　　
在“外来工之家”做瓜果蔬菜运输生意的　房　女士说起杨来清，也是赞不绝口。她说，现在是运输淡季，本想回老家看孩子，但“外来工之家”拴住了她，等把生意做大后，再把孩子接来。她说，如果没有杨来清，没有“外来工之家”，她早就打道回府了。当初杨书记看出她对在海南做生意的信心动摇后，三番五次劝说她，帮她分析海南发展前景，给她们提供最优惠的政策，使她坚定了留下来的信心。而多少次的对话交流中，她并不知道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人就是杨来清副书记，是这个“家”的“家长”。　　
还有“外来工之家”的联防队员李存武，他在法制教育中心戒毒后，杨来清一直跟踪帮教，并把他招收为“外来工之家”的联防队员。为报这“知遇之恩”，李存武在这个岗位上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对此，李存武说，他能从一个吸毒10年的“瘾君子”转变为维护治安的联防队员，杨来清功不可没，一是他平等待人，从不歧视自己；二是他循循善诱，给了自己做人的自尊与自信，也给了自己自强自立的机遇和平台。“外来工之家”成了他心灵的家园。　　
杨来清就是这样关心、善待“外来工之家”的每一个人，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平等相待、以礼相处，让这些无什么社会地位、备受社会歧视的外来工在“家”中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与人格的尊严，真正与这个“家”融为了一体。　　
“外来工之家”的第三个特色就是以规模效益鼓舞人。由于大批人员在“外来工之家”集中居住，一起经营生意，人口集中，成行成市，产生了规模效应，做起生意来就容易赚钱。不少人开初入住“外来工之家”时一无所有，经营了两年后，现在成为了小老板。很多公司和业主看准了“外来工之家”的规模效益，相争在金贸汽车维修城投资办厂，投资搞基础设施，投资搞各种类型的“一条街”建设。由于根据不同地域兴办不同类型的“外来工之家”，这样经营项目突出，规模庞大，也能产生不同的规模效益。如第一家“外来工之家”开设花卉广场，第二家“外来工之家”兴建当时全省最大的汽车维修城；第三家“外来工之家”着力经营再生资源回收，规模效应打响了品牌，吸引了更多投资者的目光。　　
教育与保护相结合放心安家　　
“外来工之家”不仅给众多的外来工创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园，给漂泊无定的流动人口提供了许多帮助和关怀，给立志创业的外来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还成为了外来工这个弱势群体的坚强后盾，成为了外来工在特区创业发展的“保护伞”。当一些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工钱被雇主无端克扣、拖欠或拒付，甚至工伤致残也无人理睬等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外来工之家”，找“家长”杨来清。每每这时，杨来清便义不容辞地揽起这依法维权的事。　　
如第一个“外来工之家”刚成立不久，就遇到了几起民工维权方面的典型事例：张建红等12名民工被澄迈县一位老板招工至老城镇做工，该老板在工程结束后不但拒发工资，还纠集当地烂仔扣下他们的身份证。张建红等回海口向“外来工之家”求助，“外来工之家”即派人多次赴澄迈交涉，终于为民工讨回了工资和身份证。　　
海口一家汽修厂以优厚条件为诱饵骗8名民工为其打工，却在试用期内借故将他们辞退并拒发工资，“外来工之家”获悉后出面交涉，迫使该厂发放民工工资。　　
这些事件虽得到妥善解决，但却引起了杨来清的更多思考：民工合法权益被侵犯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果“外来工之家”能主动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教育和保护相结合，那么很多治安事件都会在萌芽之初被化解、消除，社会也就会多一些安全和稳定。基于这样的考虑，杨来清在第二个“外来工之家”成立伊始就挂出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中心自成立以来，已先后接待了76位来访者，办理了诉讼、非诉讼代理案件41宗，挽回经济损失12万余元，有效维护了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例如，湖北籍外来工何守海在装修房屋时，不慎被电到，摔伤左脚足骨，在海南骨科医院治疗花了3400元的治疗费。杨老板只支付1800元之后就不肯再支付任何费用。何守海将此事投诉到“外来工之家”流动人口法律援助中心后，中心工作人员多次进行调解，终于达成协议。近日中心工作人员跟踪服务，获悉何已按协议拿到了2700元医疗费。　　
来自陕西的民工白振飞在工地上给蔡老板搬水泥时被压伤，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为压缩性骨折，先后花去医疗费2000元。在与老板协调不了的情况下，便找到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经过多次调解，蔡老板终于答应在支付2000元医疗费的基础上，再补偿2000元给白振飞，使此事得到圆满解决。　　
其他如借款不还、拖欠工资等等纠纷，在“外来工之家”总能得到妥善解决。“外来工之家”5年来将教育与保护结合起来，强化了外来工的维权职能，先后查处拖欠外来工工资案件680宗，结案625宗，为4060名外来工讨回工资3000多万元；成功地解决了40多宗劳资纠纷，挽回外来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外来工的合法权益。　　
此外，让“外来工之家”的投资者最为拍手称快的要数龙华区委、区政府提出的“部门罚款、政府买单”的办法，这“尚方宝剑”使他们在这里投资的信心更足了。用美食店一经理的话说，是“赶也赶不走了”。　　
原来，第二家“外来工之家”创办后，汽车维修一条街、汽车配件一条街、汽车美容一条街、商业美食一条街等等也应运而生，但一些部门乱收款、乱罚款现象也有所抬头。杨来清将这一情况向区领导汇报后，区领导拍案而起，作出“部门罚款，政府买单”的决定。这决定既遏制了部门乱收乱罚现象，也无形中规范了投资者的经营活动。据悉，时至今日，政府尚未买过一份“单”。　　
综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一心为家　　
在“外来工之家”采访时，记者发现这里的一些铺面，与海口市内一些铺面不同的是居然都没有防盗防偷的安全卷闸门。记者好奇地走进龙华鸡饭店询问，饭店的郭老板乐呵呵地说：“外来工之家的治安好，卷闸门就显多余了。”　　
郭老板是下岗职业，在海口海甸岛开鸡饭店也有一些时日，去年听说“外来工之家”租金低廉就来看看，但看到这里地处偏僻，人气也不旺就一直未下决心。今年三四月再过来一看，发现不到半年这里大变了样，一下热闹了起来，人气旺了，周围商家店铺也多了，于是下决心把店迁了过来。装修的时候，他按惯例把卷闸门安上了，杨来清看到后，就建议他卸下来，说既花钱又麻烦，既挡光线还影响美观。郭老板哪能放心？偷偷观察了两天，亲眼见“外来工之家”的联防队员24小时全天候巡逻，工作认真负责又随叫随到，他终于决定卸掉卷闸门，如今店开了一个多月，他天天高枕无忧，从不担心安全问题。郭老板总结说，在这里开店，就看中这人气旺、治安好，政策条件优惠。　　
店开顺了，心情好了，总想找机会请杨来清这位“家长”吃顿饭表表谢意，但郭老板至今未能如愿：杨来清从他开张到现在，没有白吃过一顿饭，白喝过一口水。郭老板心存感激地说，他这是在体谅我这个下岗职工的难处啊。　　
洪庄海鲜城的王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里人气旺、价位低、环境好，杨副书记经常来嘘寒问暖。前两天刮台风，杨副书记冒着风雨过来，一家一户地看有没有被水淹了没有，下水道店主自己还没通，“外来工之家”的工作人员就全疏通好了，根本不用操心。关键一点是在这儿开店，没有那么多部门的人来收这费那费，罚这款那款，这是非常难得的。　　
是的，“外来工之家”充实治安联防警力，加强巡逻保卫，保障了外来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外来工也把这个大“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涌现出了外来工与联防队员联手擒歹徒的感人事迹。　　
去年6月15日凌晨，“外来工之家”先后发生两起盗窃案。3时30分许，林某等两名歹徒潜入已经试业的某汽修厂，盗窃汽车空调配件，被正在巡逻的联防队员万里鹏发现，遂喝令制止并奋力追赶。外来工柯进昌听到“抓歹徒”的喊声，奋不顾身从二楼上往下跳，追赶歹徒。陈育发、周运桂、罗丁脱、罗盛余等8名外来工也纷纷投入“战斗”，最后将歹徒擒获。4时30分许，王某等二人趁着夜色潜入工地偷煤气瓶，也被人赃俱获。　　
当时新华区委书记、区长获悉这一情况后，当天上午赶到“外来工之家”，了解案情，看望见义勇为的外来工。区综治办决定授予9名外来工“见义勇为奖”，奖200—500元不等的奖金。上午10时30分，新华区启动特制程序为见义勇为外来工颁发了证书和奖金。从抓获最后一名歹徒到颁发奖金，只有短短6个小时。这一举措，又大大激发了外来工见义勇为、维护治安的积极性。“外来工之家”如今已构筑起了群防群治的铜墙铁壁。很多外来工都说：“住在‘外来工之家’，很有安全感。”　　
但是，杨来清不满足于单纯就社会治安抓社会治安。他说，如果治安工作缺少供血机制，各项工作就缺乏力度。他又提出了把社会治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路子，将社会治安与市场经济密切挂钩。于是在抓社会治安的同时，积极兴办“外来工之家”这些经济实体，管理方式向企业型转化，有机地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一方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为其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供营养和水分，使其有人管事、有钱办事。　　
“您为特区贡献，特区为您服务”，在这“贡献”与“服务”中，外来工与“外来工之家”结下了互为依存的关系，也与杨来清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缘。在这个大“家”里，外来工们愉快地生活着、工作着、创造着、奉献着，为大特区建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应该给“外来工之家”记上一功，也应该给“外来工之家”的“家长”记上一功。（记者刘颖丁汀）　　
　　 　　
（摘自《海南特区法制报》，2003年7月29日）　　
　 　
　 　
海口市“外来工之家”:真情擎起新生活的希望　　
　 　
社会治安不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在于吸毒人群，由于他们对毒品的需求而引发的盗窃、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不仅危害家庭，而且导致整个社会治安不稳定。但是要想戒掉毒瘾，又谈何容易？扼制毒品，首先要让吸毒人员戒掉毒瘾。　　
据《海南特区法制报》（记者丁汀、刘颖）报道：说起戒毒，不能不想到海口龙华区法制教育中心；说起戒毒，不能不提起“外来工之家”的“家长”杨来清管理的这个自愿戒毒所。　　
白手起家办戒毒所　　
建设一个戒毒所对于龙华区综治委来说既是一个新事物，又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为碰到“一无场，二无资金，三无经验，四无管理队伍”等难题。　　
经过多方考虑，这些难不倒“外来工之家”的人，难不倒杨来清。他们决定在“外来工之家”的二楼空余空间创办法制教育中心，“外来工之家”与法制教育中心从此血肉相连了。从此，杨来清的担子也重了，场地“外来工之家”割让出来了，那么运作的资金问题又让他头痛：虽然当时龙华区政府已将50万元戒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但资金一时不到位。杨来清没有一点犹豫，立即将“外来工之家”账户上资金全部拿出来购施工材料。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加上时间紧迫，负责筹建工作的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杨来清带领干部和联防队员日以继夜地工作，想尽了各种办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当时面临的是双重的工作任务：既要高速度建设戒毒所，又要抓紧接收戒毒学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区委政法委的同志兵分两路：一方面发动基层干部向每家每户发放《自愿戒毒宣传单》，做好吸毒人员的收戒工作；另一方面坚守施工现场加快戒毒所建设。为了赶工程进度，杨来清与其他人员几天几夜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甚至忙得几天都没洗过澡。经过3个多星期的努力，一间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的法制教育中心正式建成，于2002年6月18日开始投入使用。　　
不久，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王富玉到法制教育中心视察时，对不到一个月时间建立起法制教育中心自愿戒毒所十分惊奇，他连连点头，赞不绝口：“想不到，真的想不到，新华区搞得这么快！”他指着戒毒所转身对在场的人称赞道：“这就是‘新华速度’！”　　
注重管理队伍建设　　
为了使管理人员安心工作，杨来清十分注重管理队伍的思想建设。每逢星期一，他都要参加管理人员例会，组织大家学习理论、交流思想、汇报工作以及研究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此外，要求管理人员还坚持写工作日记、学习体会以及工作总结与计划等，逐步建设一支学习型队伍。　　
杜清是区检察院政工科干部，他被抽调到戒毒所参加管理后，认真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他经常深入到学员中间，与学员促膝谈心，采取多种形式做帮教工作，深受学员欢迎。去年九月，他因工作需要离开戒毒所时，很多学员都联名写信要求他留下，在为他送行时都流下了依恋的眼泪。杜清虽然离开了戒毒所，但他时刻牵挂着那些曾帮教过的戒毒学员。他手中经常拿着33位已回归社会的学员电话号码，与他们联系，密切注视这些学员的情况，并写了《帮教日记》。杨来清及时抓住杜清这个先进典型，要求在管教队伍中宣传学习，大大地促进了管理队伍的革命化建设。　　
为了学习各地的管理经验，杨来清组织管理人员到三亚等地学习取经，学会了从如何建立档案到如何对学员编班、帮教以及各项规章制定等管理办法。　　
杨来清看着戒毒所环境不断改善，觉得还不够，他想把戒毒所建得再大些。于是，他想出了很多办法。　　
由于戒毒所的规模不断扩大，设施不断完善，学员和家长都感到非常满意。许多家长都乐意将子女送来这里戒毒，戒毒学员都说这里是戒毒的理想场地。学员小郑出所以后，十分留恋这里的生活，他说：“所里环境好、伙食好、管教好，又经常有各种文艺演出，我真舍不得离开。”一位香港女同胞参观后激动地说：“你们的戒毒所办得比香港还好。你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真是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所谓“742接荐帮帮教系统工程”，即“组织七支帮教队伍，抓住四个关键环节，建立两条龙接荐教监督体系”。实施“742接茬帮教系统工程”，极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去那种“单一帮教”的做法，从而达到了“多种渠道抓帮教，多种形式搞帮教”的效果。　　
身先士卒帮教学员　　
戒毒所刚接收学员时，由于管理混乱，加上有些同志对戒毒学员认识不足，出现了鄙视学员甚至出现个别管理人员打骂学员现象，激起学员的不满。杨来清及时抓住这件事，组织管教人员进行讨论，使大家对吸毒群体有了新的认识。为了转变大家的观念，杨来清身先士卒，深入到学员中与学员交朋友，与学员谈心沟通，还经常在三更半夜到戒毒所看望学员，对学员嘘暖问寒，使学员深受感动。人们说他工作起来敢做、敢说、敢管、敢想。　　
李存武1999年吸上毒品，从此好好的一个家就毁了，他曾到三亚、屯昌戒过毒，先后戒毒10多次，钱花了不少，但毒瘾没有戒掉，之后又吸上了。但是，自从他来到法制教育中心，他的一生被改变了。　　
在这里，管教干部与学员平等相处，不分上下，这让李存武感到惊喜。一天，来了一个和蔼的长者，他先问大家是否住得惯，有什么要求尽可以提，要多娱乐，尽量放松自己。他要求管教人员多与戒毒学员聊天谈心，不要板起面孔训斥。之后，问医生大家心理状态如何，问厨师大家吃得香不香。阿武不知这位嘘寒问暖的人是谁，向旁人一打听，方知是龙华区委政法委常委副书记杨来清。尤其让阿武感动的是，杨副书记看到他萎靡不振的样子，拿烟给他抽，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么大个子的青年仔吸毒吸得瘦瘦黄黄的，垮了身体多可惜。戒吧，为了你自己，也为了这个朋友。”　　
还有戒毒所的管教干部杜清，抓住阿武的心理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他从阿武有较强的荣誉感和受尊重感作为切入点，给他以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质朴的阿武将心比心，深感到不戒掉毒瘾对不住自己，对不住家庭和社会，也对不住帮教他的副书记、杜清这些好人。于是他痛下决心，彻底戒毒。他不但自己坚定信心，还鼓励同班的其他戒毒学员争创“文明班”。就这样，阿武经过三个月的矫治，戒掉了毒瘾，于2002年9月13日离开了戒毒所。　　
让阿武料想不到的是，回到家没几天，杜清打电话来了。杜清在电话中提醒他，鼓励他，春节还特意来阿武家中拜年。杜清说：“阿武你看，人变了，家旺了，多好，多不容易呀，要坚持下去。”杨来清副书记每次开会、办事路过阿武家时，也总是要去看一下，让阿武十分感动。　　
2003年，“外来工之家”招联防队员，杜清向杨来清推荐李存武，杨副书记一口答应。李存武高兴极了，从未想过自己从一个吸毒仔当上了联防队员。　　
没有教育中心就没有今天　　
当记者在“外来工之家”采访时，一个个头瘦瘦小小的男子穿着一身新衣找上门来了。他手上提着几袋水果，说是来看望杨副书记。据了解，这个瘦瘦的男子叫阿汪，吸毒有10年了，他成为法制教育中心的学员后，一直得到杨来清的关怀，使他决心戒掉了毒品。如今他出来后，又在杨来清的关照下，在“外来工之家”的场地里做起水果生意，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说，杨副书记太好了，他对每个学员真是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可亲，没有一点书记的架子。　　
25岁的　王　小姐，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有6年的吸毒史。她是在同学的引诱之下吸毒。后来在秀英戒毒，但那里条件、环境十分差，还有体罚，不交钱的学员吃的是水泡饭。后来在电视上看到龙华区有个法制教育中心，便来到这里。　王　小姐说：“杨副书记这个人特别好，对待每个学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努力去戒毒，从去年8月到“外来工之家”后，戒了两个月就戒了。”在这里，每个人的人格受到尊重，还请老师为学员讲课，这让学员感到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戒毒所，在哪里都很难找到。　王　小姐说，没有法制教育中心，就没有她的今天。如今戒了毒的她，几天后将到上海去工作了。　　
法制教育中心在不断摸索中形成自己管理的特色：管理军事化、教育学校化、治疗医院化、康复生产化。以情暖化每个人，激励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到大家庭的温暖，这就是杨来清管理的这个充满真情的戒毒教育基地。　　
　 　
（摘自“人民网海南视窗”编辑：思 牧，2003年07月31日）　　
　 　
　 　
海南省各市县干部到海口“外来工之家”参观　　
　 　
　 　
　11月13日　下午，全省市县（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培训学员到海口龙华区“外来工之家”、海口火车站等地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图为省委政法委政治处杜一戎处长给学员介绍海口龙华区“外来工之家”的发展情况。　　
　 　
（摘自《海南特区法制报》，2003年11月14日，记者田园报道） 　　
　 　
后  记　　
　 　
著书立说本属文人之举，也是无数普通人所向往的。将一生的经历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对世人和后代，都是一种传承形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财富。　　
2007年10月，办理退休手续以后，乘港澳游之机，我顺道去深圳，特地拜访好友陆宇众——当年海南侨中学生会副主席、“校文革”副主任、海口兵副司令。谈笑之中，宇众对我说：“二公，你是我们‘老三届’的传奇人物，退休后你还享受‘国家特殊贡献待遇’。我看你应将自己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性格以及特殊的经验教训，写成一本书，也当做一笔特殊的财富，继续奉献于社会，借鉴于世人，启迪于后代。这样，你这个‘公’才当之无愧！”因为这个缘由，在余热尚存之时，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　　
著书立说显然不是我的内行，所以每写完一章，我都会打印出若干份，送给与本章内容有共同经历或密切关系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征求意见。我的这些同学、同事和朋友，大部分是与我一样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对我书中所写的那些事情都有着切身的经历和深刻的感受，因此，他们都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认真审阅，有的在书稿的空白处写下发自内心的评语，有的在字里行间写下精辟独到的眉批，有的看完书稿后睡不着觉而急不可待地约我彻夜长谈。他们说：“这本书写出一代人的经历，发出时代的声音；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思想和感情。”有这样的评价，我感到十分欣慰。　　
这本书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一直有这样一大批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在关心、鼓励和支持着我，他们为本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无私的帮助。因为人数众多，在这里只能列举其中的代表：陆军、杨冠雄、吴坤雄、陈勇、蔡葳、陆圣存、林尤俊、吕诗强、韩升畴、韩学元、韩东川、林尤通、陈焕东、符于明、韩庆准、王开华、倪家壮、叶世江、杨平、王伟、郑兴美、周福林、许文雄、姚连茂、李白云、陆宇众、陈英、刘惠敏、符悦龙、王千惠、张月娟……另外，海南省委政法委、海口市委政法委、龙华区委政法委前后任的有关领导和同事都为本书提出过许多宝贵建议。在本书付印之际，让我对我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名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贾西津一直为本书跟踪修改，安徽省江淮乡村建设研究院82岁高龄的院长、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辛秋水教授在精心修改本书的同时，还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并郑重题词，这是三位著名学者对我的特别厚爱，让我受宠若惊。在这里，我谨对三位老师致以深深谢忱！ 　　
这本书倾注了我不少心血，它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尽管我是用整个身心来写作，但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常常会有距离，加上本人在主题提炼、全书布局、谴词造句和表情达意等方面的水平有限，因此，片面、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作 者　　
                                                  　2008年10月1日　　　

[1] 本报告经过2004年4月、5月、10月三次到海南省海口市的调研完成。中央编译局陈家刚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刘培峰、研究生孙春苗、MPA研究生张允共同参与了调研。感谢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协会会长、原龙华区政法委副书记杨来清对调研自始至终的开放姿态、大力配合和支持，感谢海南省省委副书记、海口市市委书记王富玉书记对该项目的关怀，以及海口市政府朱东海副秘书长、海口市“三制”改革办公室卢智斌副主任的关心和支持，另外要感谢海口市和龙华区相关党政部门诸多领导接受了访谈，以及外来工之家各位同志给予的热情接待和合作。
[2] 蔡昉主编，《200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即民工身份证、暂住证、劳务证齐全，收费中收费名称、收费对象和标准、收据、收费单位、收费许可证、缴费登记手册统一。
[4] 对于海南的大量“烂尾”工程，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6月颁布了《关于加快处置海南经济特区停建工程的决定》，规定对这些土地可以经过一定程序审核后，由政府代为处置，其中第八条规定：“代为处置可以采取代为转让，代为租赁的方式。”
[5] 在低廉的价格和服务优势的情况下，诸多相关人员都愿意进入“外来工之家”，例如在汽修城的进驻单位选择中，就采取了招标的形式，能够进入该城的汽修企业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企业职工中外来工人数的比例。
[6] 海口市从事废品回收的共1万余人，几乎全部由外来工组成。
[7] 199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要严格控制业务宽泛、不易界定的民间组织，禁止设立气功功法类、特定群体(退伍军人、下岗待业人员、打工者等)类、宗族类和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民间组织以及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的民间组织”。
[8] 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网址为：www.wailaigong.net.cn
[9] 　1998年10月25日　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规定：“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者备案；（二）对社会团体实施年度检查；（三）对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负责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二）监督、指导社会团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三）负责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初审；（四）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五）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
[10] 有这样一个例子，1994年元旦，一对从北京郊区到海南打工的恋人，在身无分文、露宿三夜之后，杀死一名出租车司机，抢劫160元钱。对于杀人动机，他们直接回答：“没处住、没活干、没饭吃”。这个事件也是促成“外来工之家”思路形成的一个诱因。
　 　
[11] 例如浙江瑞安市曾经尝试成立外来工自治组织，政府牵头，各部门配合，外来工积极性也很高，但是由于不符合“特定群体不能成立社团”的规定，很快被上级民政部门取缔。《南方周末》对此有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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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人生路--从红卫兵司令一路走来(续一)

步步艰辛（下篇）　　
——从公社党委书记到区综治办主任　　
　 　
历史性的“十年”，戏剧般地逝去。在之后的日子里，在新的历史长河中，在“新潮”之下，那些“十年”中的活跃分子，有些被“新潮”淹没，有些止步不前，也有些在默默地沉思着，却有更多的人，在改换思维方式，企图寻求新的途径，重新投身于新的时代。显然，其中的“改换”、“寻求”、“重新”，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像我这样，当年当过“红卫兵司令”的人，要让“新的时代”接纳，要想在“新的时代”中“继续活跃”，其过程是十分艰辛的……　　
　 　
　 　
　 　
第 一 章  祸从天降  扑朔迷离　　
正当我们湖山公社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却于1976年9月9日逝世。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随之宣告结束。　　
其实，在中国，在那个年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已是家常便饭，所以，“动乱”的开始和结束都属正常。说白了，就是今天你输我赢，明天我输你赢，斗来斗去，最终还是老百姓受苦、受气。显然，要从根本上解决你争我斗的社会现象，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必须下功夫改造“土壤”，必须实现民主、法制。　　
出乎意料的是，“动乱”结束以后，有人竟乘机将“动乱”的责任，“按其所需”地、及时地、慷慨地送给那些当年幼稚无知的学生娃。官场上的这一幕，令我哭笑不得。　　
　1978年1月8日　晚上，县领导集体找我谈话，内容是关于我的“三种人”问题。　　
那位主要领导先来个开场白：“有人揭发你的“三种人”问题，今天县委常委集体找你谈话，希望你将当年的问题如实说清楚。”接着，主管政法工作的县委常委打开案卷，宣布关于我的“三种人”的几个问题，然后由县委各位领导轮流向我发问。　　
问：“文革”中你当过造反派头头吗？　　
答：1966年9月21日，由海口市委主持召开海口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成立大会，我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海口市红卫兵司令。我当时经市文革小组的批准，带领海南侨中115名红卫兵代表上北京，准备参加国庆庆典，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问：你为什么当红卫兵司令？　　
答：因为我曾当海南侨中校团委副书记、校学生会主席，在学生当中有较高的威望。在海口地区，侨中的“文革”运动起步较早，市委工作队进驻侨中后，我被推举为侨中文革委员会主任。接着，在海口市委文革小组主持下，我又当选为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革委员会主任。由于有这样的背景，我才会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推选为海口市红卫兵司令。　　
问：你在“文革”中干过什么坏事？迫害过多少老干部？　　
答：“文革”是举国上下，男女老少都参加的，如果 “文革”本身是一件错事，我跟你们一样，既然都参加了，大家都在一起干过那件错事。至于迫害老干部的问题，你们也许都知道，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我一直被“造反派”骂作海南最大的“铁杆保皇派”、“保皇司令”。我带领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顶住骂名，顶住压力，在杨泽江、于光、孙克杰等老干部遭受“造反派”迫害的危急关头将他们抢了过来，送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这是迫害老干部吗？因为我们多次保护老干部，使那些“造反派”恼羞成怒，连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都被砸了，这是当时在海口甚至海南，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问：你这是什么态度？怎么将我们和你连在一起？还要摆功？　　
答：不是我故意要将我和你们连在一起，而是当年你们和我一样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也一起高呼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响亮口号。在那样的口号下，我们自然连在一起，难道你们在座的各位当时已经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吗？至于说到摆功，我不敢，但我敢摆事实！事实是我在当年顶着很大的压力，保护过不少老干部。不信的话，我可以列出名单，你们派人去取证。　　
问：这么说来，你不是“三种人”了？　　
答：我不懂什么叫“三种人”，请你们先把概念讲清楚。　　
问：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告诉你：第一种是跟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第二种是打砸抢的；第三种是突击提干，坐直升飞机升官的。　　
答：第一，当年我跟你们一样，是紧跟着毛主席、党中央闹革命的，我始终都按照《十六条》来指导我们的行动。第二，在“文革”中，我在思想上，始终都反对打砸抢；在行动上，我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一个人，我带领的海口市红卫兵也从未故意打伤、打死过一个人，而且，我还制止过多起打砸抢事件。第三，我响应毛主席号召，1968年底回文昌老家，当了整整两年农民，靠挣工分吃饭。后来，村民推举我当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在生产队、大队干部的任上，我办过很多实事。1970年10月，县委挑选我为“政治学徒”，作为后备干部来培养，其间我参加了3个大队的斗批改工作，4个水库的大会战，在实践中学习当干部的必备知识。1973年5月，经海南区党委组织部批准，县委提拔我为县团委书记，接着又任命我为文教公社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1974年11月，经海南区党委组织部批准，县委任命我为新成立的湖山公社党委书记兼公社革委会主任。我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也是各级党组织一步一步地将我培养、提拔起来的。这是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十分清楚的，这也叫做坐“直升机”吗？　　
问：你为什么老是把你和我们连在一起？你不要嘴巴硬，你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吗？　　
答：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请你们直说吧。　　
问：你要不要老实交代？　　
答：请问，你们今天是“谈话”，还是“审问”？　　
问：你为什么坚持这样的态度？这是要吃亏的。你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有人揭发广东省那两个“三种人”刘健发、梁秀珍（当年均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来文昌跟你接过头，你还不老实交代？　　
答：他们什么时候来过文昌？是因什么事情来文昌？我怎样和他们接头？可以告诉我吗？　　
问：他们两个曾借考察工作来过文昌，我们县委领导接待过他们，我还陪他俩到文昌糖厂、文昌化肥厂去过，你不知道吗？　　
答：谢谢你告诉我，我现在知道了。　　
问：既然你现在知道了，你就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今天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么一回事：一要讲政策。据我所知，在清查“三种人”的政策中，当年的中学生不在其列；二要讲证据。给任何一个人定性都是十分严肃的问题，离开证据，凭想当然，或者捕风捉影去给人定性，是会出现冤假错案的。比如广东那两个“三种人”来文昌与我接头的问题，其实纯属无中生有，你们却在那里捕风捉影。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当时他俩是因为工作来过文昌，如果我真的接待过他俩，尽管我和他俩都曾当过群众组织头头，那也不见得我因此就能定为“三种人”，对吗？更何况我从未在文昌见过他俩。如果真是那样推理的话，倒是某些县领导真的在文昌接待过他俩，还陪着他俩到这到那，也免不了陪着他俩吃喝吧。那么，陪着他俩的县领导到底是什么人？我倒怀疑这里有人在贼喊捉贼。三要讲唯物辩证法。看一个人是不是‘三种人’，不能只凭他头顶上的那顶“桂冠”，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所作所为，这就叫做唯物；根据他的所作所为，历史地、深入地、辩证地、客观地、综合地分析，这才是辩证法。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这一说，谈话会场一下冷场，当晚谈话只好草草收场。　　
很凑巧的是，几年以后，我在海南检察分院工作期间，一次我从检察院下班，骑着单车到海口华侨大厦门口时，竟碰上了当年与我谈话时喊得最凶的那位县委领导。看见我时，他赶忙停下单车，十分热情地喊我：“杨书记，杨书记，有件事想请您帮忙一下！”我也停下单车，十分诚恳地问他：“书记，您怎么会有事让我帮忙？别开玩笑吧！”此时面对着面，他十分难堪地向我诉求道：“听说您跟李检察长关系很好，李检察长是区党委清查‘三种人’办公室负责人，现在他又是海南检察分院检察长，他在掌握着我的命运啊！求您帮我说说情，让他千万别逮捕我！”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有那么严重的事吗？”接着他十分可怜地说：“我已被定性为‘三种人’，被撤掉党内外一切职务，公职方面属开除留用，每月只发给我60元工资供生活费用。”听着他的一番诉说，想起当年跟我谈话的那一幕，一时真的令我哭笑不得。原来“文革”时他在某公社当过造反派头头，主持杀过人，虽然被杀的是“五类分子”，但“五类分子”也是人，是不能想杀就杀的。面对这位“贼喊捉贼”的老领导，我只好劝他正确对待了事。　　
想起来，中国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把人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今天你是人，也许明天变成鬼，说不一定后天又变成人了，真是好玩又好笑。可是，“运动”落到我的身上，却让我难受几十年。虽然自从那次关于“三种人”的谈话草草收场以后，几十年来，再也没有任何组织、任何领导跟我谈过“三种人”问题。我也深知，我根本没有资格当上“三种人”，但是，我却一直默默地、无辜地享受着那个“三种人”的特殊待遇。　　
　 　
第 二 章  糖厂悲欢  逆水行舟　　
因为享受着“三种人”待遇，1978年1月15日，我被调离湖山公社书记岗位，调整到文昌潭牛糖厂，任厂革委会副主任。记得当时县委书记找我谈话时是这样说的：“组织上为了照顾你，决定将你安排到潭牛糖厂。虽然当革委会副主任，但糖厂是县的部委办级机构，糖厂的主任由县农办副主任兼任，你的正科级待遇不变，跟公社党委书记一样，你就算当厂长了。”　　
文昌潭牛糖厂坐落在离文城不远的琼文公路东侧，交通非常方便。琼文公路东边属于平原地带，路边矗立着一座拔地而起的青山岭。糖厂大门正对着公路，四周是宽广辽阔的田野和坡地，让人看着心情感到十分舒坦。厂区的道路两旁都种了高大挺拔的椰子树和鲜艳的花草，整个糖厂都被拥抱在椰树和鲜花之中，很有生活的情调。文昌这地方，因为文化积淀深厚，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工厂，人们总喜欢在居住的地方栽种椰树和花草，绿化环境，美化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相得益彰。　　
文昌潭牛糖厂连我在内一共有5个革委会正副主任，只有一位姓张的副主任是科班出身，熟悉业务，其余的都是从各单位调整过来的科级干部，有的是年龄偏大了，暮气太重，干劲不足；有的是性格太犟，脾气太倔，不能事事都唯县委的指令是从；有的是工作中有所过失，难于挽回威信——都是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　　
这样看来，组织上对我的那个“照顾”好像有点残酷无情。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那个“调动”有点“流放”的味道。但这种味道我闻过了，所以对我来说刺激不大。　　
我刚到糖厂那会儿，很多干部、职工也都自然而然地把我当成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于是，有些人在背后也打算将我对号入座。可无论他们怎么打听来打听去也打听不出我的什么问题来，无法将我对号入座，反而听到的都是我在湖山带领社员艰苦奋斗、脱贫致富、努力工作、关心群众的事迹，以及我在学生年代的光荣历史。再加上我一到糖厂，就深入到干部、职工当中，与他们拉家常，聊天，听他们讲家长里短，所以干部、职工经常有事没事都爱上我家里串门，而且来去自如。有的职工说，到二公家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方便和随便，根本没有一点拘束感。干部、职工知道我的遭遇后，不但没有因为怕受牵连而疏远我，而是千方百计地安慰我、亲近我，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很多的关怀，使我感动不已。我是个性情中人，我想：不管组织上怎样“照顾”我，就冲着糖厂广大职工对我的这份热情，我都没有理由不好好地干。于是，我一如既往，马力十足，惯力不止，仍然像在湖山当书记那样，一股脑儿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深入到工人中间，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那些受委屈的事。我觉得将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做出色，自身也是一种享受。说来也奇怪，在一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当做一个事业，全心全意地投进去的时候，那些个人的恩怨得失，总是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被置之度外。这也是这些年来，我虽然遭遇过多次打击和挫折，但我始终都没有垮下来，仍然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心中总是充满着光明和希望的缘由。　　
糖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企业管理，对于我，更是一门全新的课程。我只能虚心地当“小学生”，白天在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处理糖厂的日常事务；剩下的时间，就变成“小学生”：有时我约厂干部到外边，边散步边谈心，有时我到厂工人宿舍，在房间，在厨房，边聊家常，边请教。由于我态度诚恳，又没有一点官架子，干部、职工都乐于和我交心，说心里话。没过多久，我就基本上懂得了糖厂各个车间的生产流程，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能，看到了糖厂当前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知道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了解了他们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建议。　　
人们把制糖业比喻为甜蜜的事业，认为在糖厂工作就像泡在蜜缸里，连呼吸到的空气都带有甜滋滋的味道。但潭牛糖厂的现状就不那么甜蜜了，其实，在那里我尝尽了甜酸苦辣。　　
潭牛糖厂是国家计委立项的、刚建立起来的新厂。本来发展蔗糖产业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壮大县经济，实现财政增长，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可是在文昌，在建设糖厂的同时，却没有及时抓好甘蔗基地的建设，没有抓好甘蔗的种植工作，因此糖厂的生产便走进了死胡同。当时，令人焦急的问题是榨季太短，一年开榨时间不够一个月，经济效益差，职工收入低，思想比较涣散。而在这诸多问题当中，原料不足、榨季太短是最主要的矛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榨季短的直接原因是作为糖厂主要生产原料的甘蔗远远供不应求，糖厂长期吃不饱。人家比我们小的县，一个县两、三个同样等级的糖厂都有得吃，而我们一个大县，却让一个糖厂常年吃不饱，实在说不过去。　　
文昌县气候温暖，多雨、湿润，适宜种植甘蔗。在糖厂附近的潭牛、东路、新桥等公社的农民，他们祖辈都有种植甘蔗的习惯。如果能在全县适宜种植甘蔗的地区，积极发动社员种植甘蔗，为糖厂准备充足的原料，促进制糖业的发展，让其又反过来带动甘蔗种植，帮助农民增收，最终促进全县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糖厂日子自然会好起来，这将是一种多好的良性循环啊！这种良性循环的突破口就在于甘蔗的种植。　　
理清了工作思路以后，在厂领导办会议上，我主动提出由我负责抓糖厂的原料供应问题。会后，我便开始行动了。首先，我组织了潭牛糖厂甘蔗基地开垦工作队，在糖厂生产淡季的时间，带领上百名干部、工人，深入到潭牛、东路、新桥等公社，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大量种植甘蔗，同时安排厂农务股干部，长期轮流蹲点农村，落实甘蔗种植面积，帮助农民解决好甘蔗种植、砍伐、运输等一系列环节。这样，农民种植甘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农民纷纷种上了甘蔗，为糖厂源源不断地提供、补充原料，糖厂的日子也开始好过起来，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发动农民种植甘蔗，开发糖厂原料基础，这一步路子，我们走对了，取得了双赢的效果。种植甘蔗的农民都说：这批种植的甘蔗，每一根都是二头甜，既有利于糖厂，也有益于农民。像这种“二头甜”的甘蔗，我们以后还要继续种下去。　　
糖厂找到了填肚子的好路子，生产逐渐上去了，经济效益也开始好转，工资也能按时发放，广大干部、职工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干部、职工都说：“二公来了，咱们厂有希望了。”　　
那年，正遇上全国性的工资调整。按文件规定：这次只给40%的人员调整工资。具体做法是，一般干部和职工，以各股室、各车间为单位，自下而上提名、评议，各股室、车间综合群众意见，上报厂调整工资领导小组，张榜公布，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再自上而下，将第一榜名单下发到各股室、车间进行复评，第二次上报，厂里进行第二轮审批，公布第二榜名单。接下来，各股室、车间对第二榜名单，进行再次评议，第三次上报，厂里做最后的审批，公布第三榜。经过三次上上下下的评议、审批，才做最后决定。　　
糖厂5位领导班子成员的工资调资，也全部以厂里各股（室）、各车间为单位，自下而上提名，经过三上三下的评议、审批。不同的是，审批的机构是县革委会。　　
第一次对领导成员提名、评议的结果：全厂各股室、车间的干部、职工一致评议杨来清晋升一级工资，并在厂里张榜公布。厂调整工资领导小组将评议结果上报县里审批，县里的批复是：不同意。要求厂里再次自下而上评议。第二次评议结果与第一次一样，全厂10个股室、车间还是一致同意杨来清升级，同样在厂里张榜公布。像这样全部股室、车间都一致提名的，只有杨来清一人。厂里第二次将名单上报县里，县领导回复的意见还是：不同意。接下来便有县委某领导打电话与厂里个别领导通气、打招呼，说县里不同意糖厂前两次上报的那份名单的真正原因，是不同意杨来清，只要把杨来清换下来，县里马上就批。县里这一招无疑给厂调资领导小组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大家都知道，以杨来清的工作及其与群众的关系和在群众中的威望，就是再提10次名，评议10次，也还是同意杨来清升级。但是，只要上报的名单上有杨来清，县里就不批，真不知如何是好？调资小组只好将厂里的情况如实地向县某领导汇报，要想换掉杨来清可能不那么容易，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于是县里某领导要求他们到群众中打招呼，做工作，说这是县里的意思。无奈之下，厂调资小组只好分别到干部、职工中做工作，“传达”县里某领导的意思，希望大家在第三榜时不要再提杨来清的名，以便使调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县委某领导”的算盘还是打错了。虽然经过调资小组做了工作，打过招呼，可第三次自下而上提名时，10个股室、车间还是和前两次一样，一致评议杨来清升一级工资。厂调资小组在十分无奈之下，只好第三次将名单上报，并且再次向县里说明情况，希望同意杨来清升级。　　
谁知，“县里”的态度是：你硬我更硬，看谁硬过谁？最终，将 “杨来清”的名字划掉。这便是这次调资的最后结果。　　
此时，厂调资小组成员、政工股股长符国校好心劝我：“二公，你的工资一个月才42.5元，在厂领导成员中是最低的，甚至比一些老职工还低得多，这回厂里干部、职工都一而再而三地将你评上去，这正是你晋升工资的一个好机会。目前看来，关键问题在县里。我看你就服一次软，亲自到县里去找那位领导，求个情吧。”我说：“老符同志，我感谢你，我也不是不想要这一级工资，可是，明知我有理，为何我还要乞求呢？难道一级工资比一个人的人格还重要吗？那样的事情，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老符说：“你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啊！真是条硬汉，我算服了你！”　　
这消息在厂里传开了，厂里的干部、职工，议论纷纷，我母亲也为这件事感到愤愤不平，可是，她怕我受不了这种打击，自己却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反倒过来安慰我说：“阿清啊，咱家祖祖辈辈都没有一个人领过国家干部工资，如今你能领到国家干部工资就很不错了。只要你的工作对得起你那份干部工资，当妈的就放心了。至于有人想打击你，妈相信你能顶得住。”　　
母亲的一席话，让我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对这件事，我想得很开，也看得很透。我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这样的事，既有失，也有得；既是坏事，也是好事。　　
从表面上看，我理应提升一级工资，结果却没有被批准，因此在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一定的混乱：好像我有什么“重大”问题似的，为什么“县里”三番五次要把我拉下来？这是我所失去的。从本质上看，我的名字被“县里”三番五次拉下来，而且在调资小组向群众打招呼、做工作以后，广大干部职工仍然毫无顾忌地提我的名，再次坚持评议我提升一级工资，这是一种多大的信任和支持啊！我虽然失去了一级工资，但我得到的是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么一对比，我得到的远远要比失去的多得多。当领导的，有什么能比得上得到广大干部和职工的信任和支持更宝贵的呢？在这次调整工资的过程中，我虽然没有得到升级，但是让我看到了我在广大群众中的位置，看到了群众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感受到我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情感，我知足了。　　
从这件事中，我同时也看到了国营单位的特殊、当代官场的复杂、仕途上的艰难险阻。我似乎感觉到，我开始享受“三种人”待遇了。但，群众心中有我，我心中有群众，即使是逆水行舟，我也会一如既往……　　
　 　
第 三 章  检察生涯  彰显刚毅　　
一天，在海南区党委一位老领导调离海南时，在海口机场，与前来送行的几位区党委老领导在一起，谈起我，觉得我在遭遇不公正的待遇，认为应该改变一下我的工作环境，便决定将我调往刚刚恢复的海南检察分院工作。于是，1979年10月15日，我便到海南检察分院报到了。记得当日我是分院第21位报到的检察官。从此，身上穿着检察官制服，头上戴着庄严的国徽，我又来劲了。　　
　 　
主办要案　　
在开始一个月的“两法”（《刑法》、《刑诉法》）学习班里，在学习结束时，我考获两个满分：《刑法》100分；《刑诉法》100分。在新的岗位上，我一如既往地、认认真真地工作。我曾成功主办过时为海南解放以来最大、最难的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案（海南外贸土产仓库重大责任事故案），也曾成功地出庭公诉时为海南解放以来最大、最难的，轰动一时的贪污受贿二审抗拆案（定安县物资局长冯孟安贪污受贿案）。　　
海南外贸土产仓库重大责任事故案，是因为该公司领导不落实市公安局消防部门《关于必须立即停止在木棉仓库内弹棉加工的通知》，让工人继续在木棉仓库内弹棉加工，并违规操作发生火花，引起火灾，造成重大损失（价值人民币24万元）。　　
接到侦查任务以后，我在想，一把火烧掉几个仓库，造成重大损失，这样的案件，要从何查起？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步入这个侦查行列，新手要查大案，又是案件主办人，一时感到压力很大。可是，压力再大也不能打退堂鼓啊！我再往另一个方向想，又觉得这正是领导的信任，是领导看得起，所以，我暗下决心：此案的侦查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侦查工作一开始，我就跟办案人员一起研究侦查方向，讨论侦查方法，制订侦查方案。我始终抓住那个因果关系，从“果”开始，往“因”方面追查，显然，仓库被烧，是为“果”，那么，造成这个“果”的“因”又在哪里？这个“因”的文章就复杂了：它不是简单的一因一果，而是复杂的多因一果，并且，其多因之间，链条似的紧紧相连，很难截然分开，一一清算。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沿着公安消防《关于必须立即停止在木棉仓库内弹棉加工”的通知》，一环紧扣一环地开展追查，从该公司文件签收记录本上查到该《通知》的签收人，接着，从签收人那里开始，进一步追查该《通知》的递送流向——从办公室到保卫股，从保卫股到公司领导，从公司领导到木棉仓库。按正常的程序，该《通知》理应按照以上三个流段运行，可是，事实上，该《通知》只是从办公室流到保卫股再流到公司领导那里就止步不前了，它并没有流到木棉仓库。这就意味着公安消防部门的《通知》没有得到落实。事实是，该公司在收到《通知》以后，其木棉仓库里的弹棉机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弹棉加工，加上那天下午上班的工人李金妹，因开机前不检查机器，未及时发现上一班的工人丢在弹棉机滑轮带上的一把剪刀，在李金妹开动弹棉机时，那把剪刀连同棉花一并被卷进去，在弹棉之中发生火花，木棉被燃烧，酿成火灾，连烧几个木棉仓库，造成重大损失。　　
事实查明以后，分清责任又成为一大难题。这场火灾是多个原因造成的结果，而责任之中，有直接责任、间接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领导责任、一般责任。简单地说，在仓库发生火灾，仓库领导有责任，从部门职能分析，公司里头发生火灾，保卫部门有责任；从领导角度看，公司仓库发生火灾，造成重大损失，公司领导应负责任。以上分析，都各有道理。但是，从办案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既不能那样笼统，又不能那样简单，必须严格地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必须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从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出发，准确地分清责任。经反复分析，我们认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原因为工人李金妹的违规操作，而接到《通知》不报告、不讨论、不采取积极行动，不落实《通知》要求的公司分管仓库领导陈小莉应负领导责任。所以必须依法追究李金妹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同时依法追究陈小莉的玩忽职守罪。　　
但是追究领导责任却难度很大。一方面，其主要被告人陈小莉的胞兄时任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属海口市赫赫有名的、关系广泛的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对于玩忽职守问题，按照惯例，历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到最后一般是检讨了事，顶多党纪、政纪处分，很少有追究法律责任的。本案被告人的特殊关系及其定性难题搅在一起，形成极大的阻力，加上当时我又是办案新手，而被告人陈小莉在我当公社书记时，曾陪海南外贸局局长亲临我所在公社支持我们创建过外贸出口基地，因此，这其中还有个感情问题。以上种种因素给办案带来了大量困难。办案期间，海南检察分院检察长曾邀请海南纪检、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业务领导，先后召开13次会议，专题讨论该案被告人陈小莉的罪与非罪以及如何定性等问题。会议上有人认为：既然是重大责任事故案，追究直接责任人就行了，公司领导在党政方面作处理也未必不可；有人认为对违规操作的直接责任人固然要追究，但对玩忽职守的领导也不能放过，问题是要找出因果关系。我认为：该案所造成的重大损失的结果，是由工人违规操作的行为以及领导玩忽职守的不作为共同造成的结果，属二因一果，其二因缺一不可。故本案既要追究违规操作人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也要追究负有责任而不履行义务的有关领导的玩忽职守罪。海南中院吴乾煌庭长说：“看完卷案后，我感觉到本案办案人虽属新手，但其询问过程，思路清晰，步步深入，并能始终紧扣案情关键，而且有关证据收集齐全，其定性意见也有足够的事实、法律依据，我完全同意本案主办人杨来清对本案被告人的定性意见。”因为吴法官是50年代西南政法学院的法律专业本科生，是很有名气的法官，所以，他的意见举足轻重。尽管这样，由于种种原因，该案还要反反复复地经过13次讨论。最后，在检察院的专案讨论会上，李炳发检察长决然依法表态：“不管多大的官来找我们，不管干扰人是谁，也要依法办案。我完全同意主办人杨来清的定性意见，将该案两个被告人一并向法院起诉！”这样，该案才冲破阻力，成功结案，经移交起诉后，由海口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陈小莉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李金妹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广东海南检察分院恢复以后，直接受理、自己侦查的第一起大案、要案、难案，案件的成功办理，对于检察院，对于我，对于全体办案人员，都是极大的鼓舞，对于打开玩忽职守罪的侦查局面，是一个难得的、良好的开端。这样，在新的起点上，我又挺进了一步。　　
走过一步又一步，一步比一步更艰难。没过多久，海南检察分院又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由定安县检察长亲自出庭公诉的“安定县物资局局长冯孟安贪污、受贿案”，经一审开庭，被告人冯孟安被判无罪释放。定安县检察院向海南检察分院报告以后，海南检察分院领导，分院检委会对该案再三讨论，最后对该案依法做出抗诉决定，俨然向海南中级法院发出对该案的抗诉决定书。不久海南中院决定对该案的二审开庭审判。显然，海南检察分院务必派出公诉检察官，出庭公诉，参加二审庭审。因为这是一起抗诉案，是一碗夹生饭，案情特殊，被告的身份特殊，二审难度大，所以海南中院指定一名业务熟悉、经验丰富的老庭长出任审判长。那么，海南检察分院怎么办？谁知，分院领导经再三讨论，最后决定：由杨来清出庭，代表海南检察分院对该案提起公诉。　　
对于这样的决定，我是怎么也想不到的，因为院里明明有一个起诉部门，而我身居自侦部门，业务不对口，再说，我从来都没出过庭，没有提起过公诉，怎能在抗诉的二审法庭上出庭公诉？院领导找我谈话时说：“小杨，你不要怕嘛，在文革大辩论中，在海口、在海南，你都是公认的、大名的铁嘴，你怕啥？”我说：“文革大辩论，是派性活动，而面对这一场，是司法行为；文革大辩论，我代表的是一帮一派，而面对这一场，我代表的是国家；文革大辩论，运用的是毛主席语录，而面对这一场，运用的是国家法律，这怎么能比呢？”领导说：“不管怎么说，在当年的大辩论之中，你是打下基础了，只要再下一点功夫，你是会胜任，会打胜仗的！”终于，在领导的再三鼓励之下，我勇敢地挑起担子，并将领导的信任化为动力，苦下功夫，抵消压力，投入战斗。　　
该案属贫污受贿案，其中之行贿人为一包工头，其供词前后反复不一，让案子变得十分复杂。为了啃下这块“骨头”，接到该案的那段日子，我每天提早起床，天天手端《刑法》、《刑诉法》，一学再学，一读再读，有关条款我全给背熟。对案件卷宗，我是一翻再翻，一阅再阅。有几个夜晚，我是泡着花旗参，一再提神，通宵达旦地翻阅卷宗，连哪个情节在卷宗第几页我都一一熟悉。在掌握有关法律、熟悉案情以后，我认真地、细致地开展补充侦查，从被告人到证人，从基本案情到详细情节，我都全部摸清。这样，我既有把握，又有信心。但是面临开庭时，我要面对的压力却很大：一是该庭地点定在南航司令部大礼堂，这是海南解放以来公开审判开得最大的一个庭，当时海南的海、陆、空三军转业干部几千人参加，其中有连排级干部，也有师团级干部；二是广东省纪检会、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派员亲临开庭现场，视察开庭；三是被告人的委托律师是当年海南最有名气的、连辩连胜的两位大律师。加上本人刚调到检察院不久，连出庭公诉的小场面都从未见过。客观压力加上主观压力，真是压力重重。此时，我反复地回想当年“大辩论”的情景，虽然内容、形式完全不同，但是我的“自信”却不变，加上我的功夫也用尽，所以，出庭之时，我满怀信心，应付自如。我身着庄严的检察官制服，头戴佩有国徽的检察官帽，俨然代表国家向法庭严肃地提起公诉。在庭审中，我的公诉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条文运用适当准确，句句掷地有声。我一边慷慨激昂地陈词，一边目视被告人。看着他做贼心虚、理屈词穷的狼狈相，我心里在想：今天非让这个贪官接受严惩不可。可是，辩护律师却在法庭上死死抓住我的所谓“非法拘传证人”的问题：认为我对“证人”采取强制措施即上手铐，是违法的，违法取证，于法无效。我信心百倍地予以反驳：一、拘传是《刑诉法》明文规定的侦查阶段所能采取的五个侦查手段之一；二、该“证人”既是“证人”，同时是“行贿人”，是犯罪嫌疑人；三、《刑诉法》所规定的拘传之“拘”字，显然带有强制性，你们如果有字典可以翻开看一看。这样一驳，辩护律师无言以答。主审法官完全同意我的公诉意见，认为，该案侦查手段合法，所收集证据，于法有效，抗诉有理。结果该案抗诉胜诉，被告人被判处贪污受贿罪。　　
本案的抗诉胜诉，在海南司法界曾轰动一时，因此，刚恢复不久的检察机关，在人们的心目中，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当然，作为办案人，我也在其中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对检察工作的兴趣越来越浓……　　
　 　
四晋不批　　
我主办大案要案，出庭公诉抗诉难案，案案办得成功，效果很好。《海南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都曾专题报道过我的办案事迹。在检察院的日子里，我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成功地办理案件，于是，我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院里曾无记名投票推荐接班人，在100多位检察官中，只有两个人票数过半，我的票数居第一名。院里的前后任领导，都一直在培养着我，关心着我。可想不到的是，我的不懈努力却换来一个“四晋不批”的结果。海南检察分院曾多次上报提拔我，其结果却是：第一次上报不批，第二次再报再不批，第三次再报再不批，第四次再报再不批。10年期间，一连上报4次，一而再再而四地上报，迎来的是一而再再而四地“不批”。院里的同志纷纷为我鸣不平，连海南政法大院的同志都为此事议论纷纷。有一次在区党委小卖部旁边碰到海南中院的吴乾煌庭长，他笑着对我说：“老杨啊，听说你是4次提拔连报连不批，你却是一直办案连办连不停，连我们法院的同志都说这可能是海南第一例，真奇怪！”我也笑着说：“谢谢吴庭长的关心，其实说怪也不怪，可能是因为当年我当过红卫兵司令的缘故吧，也许我在享受着‘三种人’待遇！”　　
说来也怪，没过多久，我的话在一位大领导那里得到了验证。有一天晚饭后，我刚好散步在政法大院大门口，碰上离休了的海南政法委老领导也在散步。他很热情地请我一块到他家聊聊。一坐下来，他十分坦诚地说：“小杨啊，关于你提拔的事，在我手上就卡了4次，因为当时政法各单位提拔干部都要先报政法委审查后再报组织部。关于你提拔的事，检察院多次报到政法委。虽然你的工作很好，能力很强，成绩也显著，群众基础也很好，但是，你当过红卫兵司令，你的名太大了，真不好办，我们也不好往组织部报，我们确实感到很为难啊！”我笑着说：“老领导啊，其实我的名大都是跟着共产党、毛主席的结果。读书时，在小学我当少先队大队长，在中学、大学我当学生会主席，我出名；‘文革’中，当红卫兵司令、铁杆保皇，我出名；上山下乡两年，我两次出席过广东省的先进代表大会，当过小队、大队干部，公社书记，我出名；在检察院，我办大案、要案、难案，又出名，媒体有关单位大篇幅专题报道，我再出名。我这样多次地出名，名就大个不停，难道名大也是罪过吗？”老领导说：“这些你怎么不早来跟我说呢？”天啊，“这些”为什么要由我来说呢？那还要组织干嘛？那个所谓的“组织审查”就表面地审查我那个“大名”了事，多省事啊！　　
　 　
第 四 章  校园风波  波及前程　　
1984年，春末夏初。党政机关里刮起一股“文凭风”，那股风将我送到广东电大干修班的考前复习班。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复习，最后经严格考试，50%的学员被电大干修班录取，我为其中之一。从此，我进入二年制的全脱产读书阶段，由检察官变成了大学生。　　
在广东电大干修班，我读的是行政管理专业。据校领导说，我们将要学习的17门课程，是胡耀邦总书记亲自点定的。　　
广东电大干修班行政管理专业，设在海口白水塘原海南干部学校，由该校负责干修班的全部管理工作。海南干校位于贯通海南南北交通三大动脉的海榆中线公路海口段，离秀英往南两、三公里。因为那里原本就是一所学校，远离闹市，安静幽雅，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学校设有三个班，每班设党支部、班委会，学校有学生会。刚入学时，我被安排在一班。因为我朋友多电话多，一班距离校办公室较远，靠别人传电话很不方便，而当时也没有手机。所以，在我的请求下，校方同意将我调整到三班。开学不久，我当选为三班党支部书记，校学生会副主席。　　
记得开学典礼那天，海南区党委、组织部和广东电大等领导，亲临开学典礼大会，有的动员，有的指示，整个开学典礼大会开得十分隆重。学员们都深受鼓舞，因为领导们都说我们是“第三梯队的接班人”，都寄很大希望于我们。当然，这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进步”机会。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有了机会不一定就能成功，同样的机会，对于不同的人，其结果可能完全相反。有些人，会把握，会利用，因而得到很多很大的收获；而有些人，对那些千年不遇的机会却不以为然，既不会珍惜，也不会把握；更有甚者，还反其道而行之，碰了一鼻子灰，惹来一身祸。其实，机会是一把双刃剑，能帮助你走向胜利，也有可能会使你受到伤害。我正是一个很不会把握机会，与大好的机会对着干的人，在机会面前得到的不是好处，而是伤害。因此，人们都说我是“最大最大的傻瓜”！　　
在电大读书的时候，我曾经遇到过一次很好的“进步”机会。我单位一位领导的“女朋友”刚好和我在同一个班里，那位领导知道我是三班的党支部书记，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曾多次托人给我打招呼，要照顾一下他的那位“朋友”，特别是要在政治上多多帮助她进步。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就是要在电大读书期间，帮助她解决“组织问题”。那时人们都把谈恋爱、结婚称为解决“个人问题”，而把入党称为解决“组织问题”。领导还暗示：只要我帮了他这个大忙，他也会帮我一个大忙。我心里很明白，他要帮我的这个大忙指的是“提拔”、“晋升”。　　
电大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都是各单位各部门的“后备”人才，都有着很强的后劲和宽广的前途。在电大学习，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大家都想利用这两年学习的大好时机结朋交友，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夯实自己的社会基础，以便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得到来自各方面的及时的帮助。因此，在电大读书期间，同学们相处都很好，关系都很融洽，能帮助别人的都会尽力去帮。按理说，领导托我照顾他的那个“她”，也在情理之中。况且，我作为班的党支部书记，帮助班上的同学在政治上进步，介绍政治上成熟的同学入党也是我的本分工作。　　
可那个她有点特别。也许是散漫惯了，她上课爱来不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学习不当回事，在校园里很难看到她的人影。学习成绩经常排在班上第一名，当然是从后面算起。她好像自恃有当官的做后台，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平时很放肆，很不检点。太多正统的同学对这位“特殊”女人平时的吞吐举止，都看不惯。大家私下里都在议论，男同学说：说她漂亮吧？一没有擦肩而过时让人纷纷回头的魔鬼身段，二没有看过一眼就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天使脸蛋。说她高贵吧？一来无论是言语、举止、眼神、做派都十分庸俗低级，二来在待人接物，社交往来方面更是一点礼仪规矩都不懂，就算穿金戴银也像不了贵妃。女同学说：一个刁蛮女人的身后，肯定靠着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这种女人其实没有什么本事，顶多也就是狐假虎威而已。　　
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有位领导也特意找我商量过好几回。领导说：“我知道你是个热心人，帮过很多人的忙，这次你就帮帮她吧。”　　
我说：“其他的不说，她平时纪律太散漫了，太典型了，就算是开支部大会也很难通过啊！这个忙确实太难帮了。”　　
领导说：“她的情况我也清楚，要是按党员的标准严格衡量，她肯定不够格。不过这个人有一定的来头，再说，当今是改革开放，咱们各方面的观点都得更新，而且她也是干修班的（第三梯队）的学员，你们第一批不是要发展好几个学员入党吗？那就顺便将她也一起安排进去！表决前，我们再做一点工作就行了嘛。”　　
遵照领导的指示，带着“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她塞进我班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行列，共8人，一起讨论表决。结果连她在内，8位一并通过，当然她的票数最少，不过也算过半。所以，8位一并按程序送至海南机关党委，等待审批。谁知，审批回来只有7位，她的入党不被批准。我想，她的“被通过”和“不被批准”，都是正常的，因为此事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有些人在无限度地“更新观念”，也有些人在拼命地坚持原则，这是当今社会产生的一对新的矛盾。　　
两年的大学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可想不到的事情，却在留校的最后一天发生了。那是在大家离开学校前的当天，大伙都毕业了，各自都在收拾行李，不少小车也来到学校，准备接学员离校回家，校饭堂的“加菜”也差不多准备好了。　　
下午，突然间，我班的学员陈少林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学校通知三班党支部全体党员召开紧急会议，你要参加吗？”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震惊，说：“不会吧？怎么召开三班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连我这个三班党支部书记都不知道？”　　
“真的，我接到通知了，听说是要讨论通过一位女人的入党问题。怎么，你没接到通知吗？”陈同学满脸的疑惑。　　
“我是党员，现在还是三班党支书，原本这样的会议应该有我来召集，由我来主持召开，怎么能背着党支书就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这个会我当然要参加，我想看看他们究竟搞的什么名堂？”我斩钉截铁地说。　　
在我的预感中，这是一次会议，也是一场风波，更是一个挑战。于是，我让陈少林帮我到校小卖部，买来了包好香烟，带着香烟，提着口杯，我漫不经心地往三班教室走去。　　
一路上，我想，关于那位女人的入党问题，第一次我已经作出让步了，也碰钉了，这次可能领导估计再叫我让步是不可能的了，干脆利用大家将要离校的最后一天，故意避开我，突击解决她的入党问题。　　
其实对我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机会。我可以假装不知道这回事，不去参加会议，躲开这个难题，至少不会得罪单位领导和校领导，以免影响自己的前途。但我做不到，我想领导这样做，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并且是在拿“党章”开玩笑，对此，我是如鲠在喉，一刻钟也忍受不了。　　
当我走进三班教室时，只见讲台上坐着校长等领导，三班的党员同学也陆陆续续地走进教室。整个教室，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几分钟后，领导登台讲话：“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大家都毕业了，就要离校了，饭堂的‘加菜’也在等着你们。今天，我们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召开三班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内容是，讨论通过一位女同学的入党问题，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出乎意料的一幕拉开了，领导话音刚落，稳稳地坐在学生座位上的我，立即庄严而镇定地举起左手，显然在请求发言。此时，只见领导脸色突变，他没有料到我会出现在会场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自知理亏，只好在台上故装镇定，一时显得气势汹汹。可是，凶也好，装也罢，而对我的举手，他怎么也回避不了，他似乎在那里支支吾吾的，不知想说啥，也不知该说啥才是……　　
座位上的我，一边举着手，一边盯着讲台上的他。他站在那里，好像让我发言也不是，不准我发言更不对。时间却在紧张的气氛中，一分一秒地追赶着，紧逼着。我一看手表，好像3分钟将近，我毅然站立起来，严肃地走向讲台，并且十分礼貌地说一声：“领导，对不起，此时此刻，这个位置是我的，请您让开，好不好？”　　
“怎么回事？你要发言，就在你的座位上讲，干嘛跑到台上来了？”　　
“道理很简单，因为您刚才宣布的是召开三班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您是老革命，老党员，老领导，不会没有学过《党章》吧，《党章》明文规定：支部党员大会，由党支部书记召集、主持。那么，我这个三班党支部书记，既没有免，也没有撤，我本人，既不外出，更没有见上帝，怎么突然间，您这个大领导降为三班党支部书记，取代我了？有文件吗？”　　
因为太理亏了，尽管他本来很能说会道，可此时，啥也说不出来，只是气鼓鼓死占着那个“重要位置”不动。　　
我本想用手将他挪开，让他腾出那个“重要位置”。可是，心里又想，不知他老人家身体怎样，有否高血压，搞不好怕出事，我也只好与他并列在那个“重要位置”那里。其实，一个学生与一位校长并而列之，也实在是冒天之大不韪。不过，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校长所暴露出的“无知”、“独裁”，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令人费解。　　
更令人想像不到的是，此时，那位眼看“党员”就要到手的女同学，突然间，大哭大喊大叫起来，据说是大腿一时紧张而抽筋了，旁边的女同学也急忙给她按摩不止。　　
一时间，三班教室里，台上一幕，台下又一幕，一幕比一幕离奇。可是，就在这种离奇的气氛中，“奇迹”出现了：在领导的强行表决仪式中，一些同学“响应”地举了手。就这样，她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入党了！　　
我的天啊！此类事，如果发生在那个年代，还不足为奇，可它却偏偏发生在1986年秋季……　　
想不到的是，那个校园的余波更可怕——那一幕戏还没完没了地演到海南检察分院。这或许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特别离谱的一件怪事：因为我不同意一位女同学入党，就要接受组织处分。1986年秋季，我从电大毕业回到海南检察分院后不久的一天，院××处领导突然来到我所在的法纪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老杨，这是××××会的‘红头文件’，你要深刻检讨，接受处分！”我将该“红头文件”扫了一眼，随即发现两个十分离谱的问题：一是该文件虽属“红头”，但其落款却是××××会××处向外发送的，其行文、发文离谱；二是该文对我的“处分意见”，其理由是我不同意那位女同学入党，其依据的事实是我“捏造事实”：该班学员55人，那位女同学的总分为名列第37名，杨却说她倒数第一名，这显然是捏造事实。　　
心中有数以后我就向那位领导说：“让我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范围做检讨吧，请你马上打电话到××××会领导，通知海南机关三大院全体党员到区党委大礼堂，我立马检讨。”　　
“你怎么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还不好吗？以最快速度、最大范围做检讨还不行吗？”　　
“你捏造事实卡人入党还要嘴巴硬！”　　
“请问你，我捏造什么事实，请问你学过算术吗？”　　
“什么意思？”　　
“你懂‘并列’两个字吗？我告诉你：我班学员55人是事实，那位女同学的总分顺数第37名也是事实，但同时她倒数第一名同样是事实。”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因为在总分排列中，第9名、第13名、第18名有几位同学总分并列。你明白吗？”　　
拿我没办法以后，那位领导拍桌子了，可是他拍我也拍，拍完桌子后，我请他坐下，并从抽屉里拿出《党章》和《党的政治生活准则》递给他，请他好好学习。他怒气冲冲，骂个不停，我忍痛带笑，笑个不止。此时院里许多同志都围到我们办公室看热闹，苏检察长知道后，马上从楼上办公室下到我们处办公室前面来，问明真相以后，指着那位领导说：“不同意一个人入党就要处分人，这是哪个党的党章、党纪？你给我回去，别闹了！”显然，这场闹剧是经过“高级导演”精心策划的，可是，闹剧却在检察官的一片掌声中唱反了，那些“高级导演”枉费心机了。一时检察官们议论纷纷：“一个身为检察官的共产党员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都那么难，何况平民百姓？”“真正应该受到处分的是那些利用职权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人！”　　
闹剧谢幕不久，观众自行散场，检察大院一时处于平静之中。可是，我的耳边不时地回荡着那个骂声、拍桌子声、笑声；我的脑海里在不时地浮现着那个电大、××会、××院；我的内心在反反复复地想着那个党纪、国法、纪律检查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我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那个党员的基本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我清楚地看见那个权威的机关，一些手中有权的官员，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践踏党纪、国法，在大庭广众之中，明目张胆地侵犯党员、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不知道，那些监督他人的人，在其自身违法乱纪时，该负何种责任，该不该追究，由谁去追究，怎么追究？我也不知道，当年在利用职权，合谋陷害他人的人，后来是被批评、被追究了，还是被提拔、被重用了？我只懂得，如果那种人，非但不被批评，不被追究，反而被提拔、被重用，那么，那出闹剧也就演变为悲剧了，简直可悲至极！　　
记得懂事以后，我看过好多戏剧，有歌剧、舞剧，悲剧、喜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舞剧《白毛女》。因为剧中将那种富人吃穷人、强者欺弱者的社会现象，表演得活灵活现，揭露得淋漓尽致，因为剧中前面的悲剧变为后面的喜剧，最终好人扬眉吐气，坏人威风扫地！长大以后，我也常常在看“戏”，后来甚至在边“演戏”，边“看戏”。在戏台上看“戏”，看得更清楚，连一些“演员”是怎么“化妆”的，我都看见了。我看见他在费尽心机，用尽功夫，精心策划，化得很美，装得很像，也演得很到位：该点头时则点头，该哈腰时就哈腰，该下跪时立马下跪……他终于以假象获得成功，青云直上。但可悲的是，“成功”之后，在一片掌声中，他忘乎所以了。他当场抛掉“戏袍”，当众卸妆。于是，在观众面前，他原形毕露。观众们说：“原来他那个官是买来的”，“其实他是混进来的，”“他本不是人民公务员，他是一个贪官污吏”！这显然是悲剧。我觉得比悲剧更可悲的是恶剧，眼前的一些“戏台”上，一些大大小小的《白毛女》重演了，一些地方（像黑矿山）的“黄世仁”亮相了，“喜儿”又哭了。此时，观众们期盼着“大春”，期盼着强有力的好人，期盼着受欺的弱者尽快得救。观众们恨不得将那些吃人肉、吸人血的，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千刀万剐！观众们希望悲剧变为喜剧，希望社会走向公平正义。　　
一遍又一遍地看戏，我越看越清楚，一次又一次地深思，我越想越明白：看得见的“黄世仁”固然可怕，但化了妆的“黄世仁”更险恶，尤其令人担心的正是生长“黄世仁”的那块土壤。　　
　 　
第 五 章  宾馆闯祸  是非颠倒　　
在海南省会海口市两条最繁华的马路——海府路与海秀路的交接处，矗立着一幢白玉般晶莹剔透的建筑，它就是被称为“绿岛白宫”的海口宾馆。那是海南建省之初一座年轻的星级宾馆。宾馆正对面是海口名山胜景之一的大英山公园，东北面是水波潋滟的东、西两湖。大英山公园以“一园、二湖、三庵、四庙、五井、六村、七桥、八路”的葱绿苍翠的自然景观和深厚久远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海口人休闲、娱乐、健身、交友的好地方。大英山与海口宾馆遥相呼应，组成了海口人气最旺的黄金地段。　　
建省之初，十万人才过海峡，海口宾馆成了闯海人聚集的地方。九层高楼的海口宾馆客房里住宿着来自国内外的高官富贾，名人雅士。宾馆大堂从早到晚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客房则要提前好几天才能预订到。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宾馆前面的广场却是另一番景象：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密集的空气中充斥着一阵阵胭脂水粉的香气。不少来自内陆各省、市的年轻漂亮姑娘们组成了一支支人数众多，很有战斗力的“黄色娘子军”。她们涂脂抹粉，身着低胸薄裙，打扮得花枝招展，风情万种，招揽生意。难怪有个泰国华侨在海口宾馆住过一夜以后深有感慨地说：想不到海口宾馆比泰国还要开放得多，宾馆前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鸡场”。　　
宾馆内外的热热闹闹，给管理带来极大压力，老总感到难于招架。宾馆凉总经理不久前在一个公社当书记，当乡官那是驾轻就熟，当老总可就不那么顺手了。我与凉总是老相识了，当年我曾在与那个公社毗邻的湖山公社任书记，与凉总同朝为官。湖山和锦山公社是相邻的两个公社，我们经常并肩战斗，可谓知根知底，我调到海口工作后，我们还一直保持来往。　　
当年的宾馆，几乎天天出事，情急之下凉总马上想到了我，知道我在海口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与我掏心掏肺地交谈，请求我能过去协助他工作。在凉总的穷追不舍之下，我答应到海口宾馆工作。我之所以答应去，其实是冲着海口宾馆面临的巨大压力，冲着海口宾馆的许许多多难题，因为我天生就是个喜欢迎接挑战的人。1989年12月26日，我被调任海口宾馆总经理室经理，不久，又当选为宾馆党总支书记，兼任总经理室经理。　　
新的岗位，给我带来新的课题：酒店管理。新的课题逼着我寻找新的老师，开始新的学习，好在宾馆中层管理人员有不少旅专毕业的大专程度的酒店管理人员，他们在宾馆开业之前还专门到广州白天鹅宾馆学习了三个月。这一批中层管理人员正是我最好的、最近的老师。我老老实实地拜他们为师，认认真真地学着他们借给我的“酒店管理”教材，细心地摸索着本宾馆的“管理实际”：从硬件到软件，从领导层到各部门，从客户到员工，从前台到客房，从餐厅到后厨，从宾馆大堂到前面的停车场。刚到宾馆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天天在“啃”着两根骨头：管理知识与管理实际。“啃”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也慢慢地看见宾馆管理方面的一些漏洞，以及一些宾馆员工，在自身素质方面的一些欠缺之处。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观察、实践和思考，我开始慢慢地理出了一些头绪，梳理出我的工作思路。作为总经理室经理，我结合实际，亲手起草了30多项宾馆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以堵塞管理方面的漏洞，规范宾馆方方面面的管理。作为党总支书记，除了协助总经理工作以外，我还具体分工人事和保卫方面的工作。因此，我着重抓好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爱岗敬业教育、规范管理教育以及培养企业的独特文化。　　
一天夜晚，零时已过，我还高枕在床上，想着宾馆的管理，想着宾馆的员工，想着各个岗位的工作，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干脆就不睡了，我一人悄悄地爬起来，趁着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到宾馆的各个岗位巡视一翻，想看看这夜幕之下各岗位在岗员工的工作情况和精神面貌。从客房主楼开始，我挨着楼层往上走，每到一层，我都停下来看一看，还顺便向当班的员工了解、咨询一些情况。记得上到六楼时，我只是打开电梯大门，看见岗上员工精神状态很好，便关上电梯继续往上走。想不到，当我上到八楼时，当班的员工便彬彬有理地对我盘问开了。因为我刚调到宾馆不久，不少员工还不认识我，经解释后才消除了误会。其实，在我经过六楼时，当班的员工就发现有人停在电梯里一段时间，但是不出来。已是下半夜了，一个陌生人，不明不白地，停了电梯又不出来，于是他们警觉了，便主动打电话到七楼、八楼，让在岗员工留意此人，于是才出现了八楼的那一幕。联想到当时宾馆的治安状况不是太好，面对眼前的这一幕，我十分感谢叫人盘查我的那位员工。第二天上班时，我与总经理室的同事们一起商量后，决定通报表扬那位有高度警惕性和责任心的员工，并给予100元的奖励。　　
可是，令我难以想象的事情却随之而来，发出奖励后不够半个钟头，当我路过宾馆前台时，发现在“接待台”岗位上的服务员，是伏在案前睡着上班的。大白天在大堂之中，在最显目的位置，竟出现如此洋相，太不像话了。　　
我立即喊醒她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管什么名字？干什么？”　　
“你怎么可以上班睡觉？”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昨晚上没睡好觉。”　　
“你经理是谁？”　　
“我不知道！”　　
如此现象，与我的特有性格在相撞之中，立即擦出火花。我立即让旁边的服务员帮我将客房部经理请来，当即宣布将该员工开除。　　
消息传开以后，一方面，管理层的职员拍手叫好，其他员工也深受教育，可是，另一方面，却招来一场风波。　　
总经理知情后立即找我，说：“老杨啊，这样不行啊！”　　
“怎么不行？”　　
“你知道她是谁吗？”　　
“难道她有什么特别的吗？”　　
“她是黄丰暴副省长的亲戚，你知道吗？”　　
“领导的亲戚就可以上班时间睡大觉？领导的亲戚就可以不执行宾馆的规章制度吗？”　　
“我们是国营单位，上面有好几个婆婆管着呢。哪一个都可以对你指手画脚，我这个总经理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你知道吗？这里的利害关系不能不考虑啊！”　　
“要关系，不要制度，这个宾馆还怎么管？这样吧，你叫司机过来，我现在就到省府去，向领导如实汇报！”　　
“不行！”　　
“怎么又不行？有责任我负嘛！”　　
凉总还是死死拖住我，不让我向领导直接汇报。后来有人告诉，那位违规的服务员，不是黄丰暴副省长的亲戚，而是宾馆老总的亲戚。我的天啊！一个好端端的宾馆，却塞进一大堆“这个亲戚”、“那个亲戚”，而且“亲戚们”又多不自觉，宾馆能管好吗？　　
这是我在海口宾馆经历的第一场风波。　　
虽说是老总的亲戚犯了事，但这件事很典型，我在做了一些退让以后（暂时做留用处理），决定抓住这件事在员工中进行一次深刻的职业规范教育。在征得老总的同意后，我以这件事作为切入点，结合上次我在八楼被盘问的事情，一正，一反，两个典型，在员工队伍中进行一次爱岗敬业的自我教育。通过这次教育，宾馆的正气新风逐渐树立起来了，歪风邪气压下去了。海口宾馆出现了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没过多久，一个更大的、更特殊的、来自远方的“亲戚”出现了，宾馆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波。　　
一天，老总紧张兮兮地找到我说：“麻烦大了，洪花要正式调入我们宾馆了。”　　
“有什么麻烦的，她调进来又能怎么样？难道还要翻了天不成？”　　
“老杨啊！你是有所不知，那个她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一进来，整个宾馆就要乱套了！”　　
“怎么会呢？”　　
“你可不知道啊，她现在只是临时聘任的，就闹得不可开交，可以冒用我的名义叫员工开总统房，并且将房间搞得乱七八槽的。若让她正式调进来，她胆子就更大了，麻烦也就更多了。”　　
“如果是这样，宾馆不同意她调入不就得了。”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她的来头可大了。听说有几个大领导都为她的调动批了条子，谁敢顶着不办？搞不好会丢乌纱帽的。”　　
看到老总十分为难的样子，我安慰他说：“要不这样吧，我们俩演一出“双簧”，你唱红脸，我唱白脸，你当好人，坏人由我来做。我是党总支书记，管干部、管人事嘛！我出面顶。”商量完以后，我即到省人劳厅查看该职员的人事档案：文化程度——初中，职业——炊事员……看完以后，我马上找人劳厅领导，明确表示态度。　　
领导说：“老杨啊，这个人的商调，我劝你千万别顶住不办啊！实话告诉你，我们也认为她不够条件调进。因为省里有明文规定：当做人才调进海南的，必须是大专以上的国家干部。但是，有大领导批示，要让她调进来，我们也顶不住了。你还是三思而行吧！”　　
“我不管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我只管这个规定那个条件，我看太离谱了。”　　
“那你就看着办吧！”　　
从省人劳厅回到宾馆后，我让宾馆秘书立即通知那位想商调入海口宾馆的洪花到我办公室来。看样子，这位‘人才’确有几分姿色，怪不得有几个大领导要帮她的忙。　　
我不愠不火地发问：“是你要商调到我们宾馆吗？”　　
“是啊！”她好像很自信的样子。　　
“请问你什么文化程度？”　　
“大学！”她回答很干脆。　　
“专科还是本科？”　　
“当然是本科！”　　
“你学的什么专业？”　　
“外语！”　　
“哪个国家的语言，是英语、法语，还是俄语？”　　
“俄语！”她连想都没想，张口就来。　　
她怎么也想不到的一幕出现在面前：我在一张纸上写上俄文“Русский Язык”（俄语），让她念。她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回过神来，装出一副十分认真的样子，看来看去，却怎么也念不出来。　　
“久了，忘了！”她显得很尴尬。　　
“我的天啊，怎么俄语专业的本科生，连‘俄语’这个单词也不会念？”　　
“不过我学过两个专业呢！”她很能随机应变。　　
“还学过什么专业？”　　
“法律专业！”　　
“也是本科吗？”　　
“是啊！”她一点都没有害怕。　　
“那么，请问，犯罪构成的四大要素是什么？”　　
“杨书记啊，求你别为难我好吗？久了，忘了！”　　
“怎么啦？读法律专业的本科生，连犯罪构成四大要素都不懂？读俄语专业的本科生，连‘俄语’那个单词都不会念？依我看，你的大学生可能是假的吧？” 　　
我的话点到了她的痛处，她恼羞成怒，一下子拍着桌子，怒气冲冲地说：“我告诉你，调不进海口宾馆，我不姓洪！”　　
“那我也要告诉你，你能调进海口宾馆，我不姓杨！”　　
出乎意料的是，不久，一位大领导下了这样一个批条：将海口宾馆那位党总支书记搬出海口宾馆，并将洪花同志调进来。这样一来，最终还是那个假大学生赢了，我真的输了，可幸的是，她至今还不逼我改姓，我还是姓杨。　　
宾馆的风波，一波又一波，波波向我逼近。在一次领班以上管理人员的大会上，一位大领导向大会郑重宣布：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门调查组，专查杨来清。组长由××旅游山庄抽调来的总经理黄支担任。据说组员由几十人组成。三个月过后，专门调查结束。一天，我接到通知：下午三点准时到成领导办公室，领导要找你专门谈话。　　
在领导办公室，在一片阴阴森森的气氛中，正与邪、强与弱、恶与善的较量开始：　　
“我们对你的调查基本结束，领导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今天找你谈话，你必须端正态度，改正错误。”　　
“请问，我的错误是什么？”　　
“你连自己的错误都不清楚吗？”　　
“你们不是组织几十人，查了几个月吗？既然调查结束了，为何不将调查结果、处理意见直说？”　　
“经调查，你的最大错误是公然抵制领导，无理刁难人事调动。经研究决定：你必须在三个月内联系调动单位，调离海口宾馆。”　　
“我认为，对洪花的商调问题，我不是‘无理刁难’，而是照章办事。因为省里有明文规定：作为人才调进海南的，必须是大专以上的国家干部。经查档案，洪花同志，既不是大专程度，也并非国家干部。在其人事档案上的记录是：文化程度初中，职业炊事员。在其临时被聘任在本宾馆工作期间，工作表现又不好，她完全不符合调进条件。”　　
“你知道，有领导批示，要将她调进来吗？你懂不懂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　　
“我只管她本人的条件，不管那个莫明其妙的领导批示。难道上级的批示，明显错误，下级也要无条件地服从吗？如果你现在叫我去杀人，我也要去吗？”　　
“听说你这个人很傲慢，嘴巴很硬，我看一点也不错。你真的要顶着领导干吗？”　　
“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傲慢，我是在维护、执行省里的规定，怎么能说傲慢呢？其实，那些竟敢公然违背省里明文规定的领导，才是傲慢！我也不是嘴巴硬，确切地说，应该是坚持原则，理直气壮！至于三个月期限的调离决定，更是强权夺理，荒唐至极！因为那样的决定，既无事实根据，更无法律依据，简直是无法无天！”　　
“你真的要顶到底，碰到底吗？你到底调离不调离？”　　
“告诉你，像我这样的条件，在海口联系调动单位，别说三个月，只要三分钟就够了。其实，海南煤气发展总公司早已安排好我的办公室了，让我当总经理助理，不信你问潘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你们在强权夺理，无理将我赶走，这样我偏不走，看你们怎么样？”　　
“不走就停发工资！”　　
“你敢？你凭什么？”　　
“你走着瞧吧！”　　
那天的谈话，不欢而散。　　
没过几天，领导真的说到做到，海口宾馆总经理也坚决执行上级批示，宣布停发杨来清工资。我的“铁饭碗”被打破了。当时，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天天要吃饭，还要供小孩上大学。在检察院工作期间，我妈告诉我，她到市场买菜，是等到市场散了，剩下便宜的菜，她才买回来，我们一家当时是这样过日子的。如今怎么办？我默默地承受着，忍耐着。　　
一时，那个被打破的“铁饭碗”化为一面洁白的镜子，它映照着我周边的每一个人：有人用安慰的目光看着我，眼光中充满同情；也有人一看见我，就赶紧避开，生怕我跟他打招呼，会受到牵连。我记得，这种人是我在位时，赞歌喝得最响的；还有人，在背地里暗暗鼓掌，因为他与她“胜利了”。但是，这种人，再怎么乐，也只能在“暗地里”，再怎么说，也不敢公开面对我，因为他与她都自知理亏，也都了解我的脾气。　　
我的“铁饭碗”被砸的消息传到香港以后，一位当年是我的红卫兵，如今是香港商人的杨安宁先生，很快地就派人将我接到海口戏院二楼招待所，那是他办的海南加欢艺术公司的办公室。当时他租用整个二层楼，他让我在那里避难，还让我在避难中帮他的忙，让我当总经理。我不答应，我说：“艺术我不在行，帮不了忙。”他说：“今天不在行，明天会精通，我知道你是聪明人。反正不能浪费你这个人才！”我想，我的“铁饭碗”被打破了，我虽当过十年检察官，之前还当过公社书记、工厂厂长，但家里确实一点积蓄也没有，眼下一家人，总得过日子吧。于是，打那以后，我一边端着“洋饭碗”，一边还念念不忘那个“铁饭碗”。　　
因为我天生的“不服输”，所以，在海口戏院的日子里，我又导演了新的一幕：一天，我向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各位领导写信论理。因为当时没有打字机，而我的字又写得不好，我只好请海南检察分院一位书法较好的老同事小叶帮我抄，抄好以后就复印，复印好以后，就让一位原在海口宾馆当过部门经理的小陈与我一起，连夜登门于各位省领导之家。在领导面前，我都一一如实汇报真情，提出本人请求。不少省领导，对此事感到震惊，并深表同情。对着个别领导，我甚至扬言：此事若海南不解决，我就上北京，我就不信有人能一手遮天。　　
没想到，这一招很快奏效。一天，海南省纪检会派员到海口宾馆，主持召开一个同样是领班以上管理人员参加的，却是不同内容的大会，宣布：依法恢复并补发杨来清同志工资。　　
尽管如此，我这条船毕竟在那个茫茫大海中碰过礁了，我想还是靠岸点吧。于是，我想方设法往“岸”上爬。想想当年，从海里爬上岸也真不容易，因为，想不到的是，有一只很大的手在岸边拼命地拦着……　　
1991年5月，我向海口市新华区委呈送商调函，想调到新组建的新华区工作。消息传开后，出乎意料地碰到一位曾经对我很好的领导，他先后4次亲自给该区区委书记打电话，反反复复地强调我是“三种人”，并以领导的身份再三责成区委书记决不能接收我。不过，后来我还是被该区接收了。　　
我这一次商调引起官场表演了相反的两幕：　　
助力的一幕：海南检察分院检察长李炳发、副检察长沈权深，先后到海口市委找市委副书记陈斌、海口市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委梁华忠；海口市委离休老书记周训堂，亲笔写信给时任海口市委书记的老部下陈玉益；振东区原副区长王和强亲自上门找新华区委书记陈善良。以上助力，由不少处级、厅级领导合力而成。　　
阻力的一幕：由曾经对我很好的我原单位的一个副职领导，而后来很快爬到高位的那位高官独演。那位高官确实原来一直对我很好，这是全单位人人皆知的。只怪我在读大学干修班时当上一个班的党支部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我死死坚持原则，不同意那位高官的女朋友入党而导致后来的结果。其实，他那位女朋友不符合入党条件，不过，如果为了拍马屁，我倒可以出卖原则，利用小小的职权，将其拉入党，但是这一点我可真的做不到，因此就招来后面的麻烦，招来我商调途中的4次关于“三种人”的责成电话。新华区委常委对我的商调问题也几经讨论却迟迟定之不下。幸亏区委书记陈有善同志十分了解我，他既讲政策，又讲原则，尤以廉洁出名，否则的话，对于那位手握检察大权的高官，是谁也不敢抵制的。恰恰相反，那种颠倒黑白的阻力在陈书记那里却毅然决然地变为动力：“发出调令，将杨来清调进来！”我终生难忘陈书记，衷心感谢许许多多领导干部对我的关怀，我也十分感谢那位高官的“跟踪帮忙”！　　
　 　
第 六 章  走进新华  重整旗鼓　　
海南建省之初，海口市从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海南行政区首府，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的省会城市。随着海南特别是海口经济热潮的冲击，随着十万人才过海峡，随着省会人、财、物的加速流动，海口一下子沸腾起来，成了开发热浪的漩涡，一夜之间就出现许多陌生的面孔。大开发、大建设的热潮，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给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我们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给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　　
海口市新华区是1991年5月才挂牌成立的市辖县级区，是大特区年轻省会的中心城区，是海口市党政首脑机关所在地。（2003年改为龙华区）海口最繁华的街道、地段几乎都在新华辖区内。在这里，商贸活跃、交通发达、信息网点密集，是海口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新华区濒临海洋，属热带岛屿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日照充足，雨量丰沛，绿树婆娑，百花争艳，椰风海韵，风光旖旎。因海口市素有“椰城”之称，所以新华区享有“椰海明珠”之美誉。　　
因为是新成立的区，百业待兴，所以迫切需要一个和谐安定的治安环境。由于是新成立的区，又处于闹市区，人口流动量大，治安形势相当严峻。　　
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又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加以认真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我于1991年6月13日调入新华区，曾担任新华区政法委副书记、区综治委副主任兼综治办主任。当时的区综治委是以区长为领导，由区委、区政府各重要部门为委员单位的委员制领导机构，下设综治办公室作为它的具体办事机关。担任综治办主任，就意味着要具体去处理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事情。我十分清楚这副担子的分量，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地将担子挑起来，把工作做好。　　
新华区地处海口市中心，面积51.3平方公里，总人口4.3万人。全区下设5个街道，一个乡，共41个居委会，16个村委会。　　
1991年5月新华区组建后，区委面临的情况，一方面是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当地居民群众提心吊胆，外来投资者谈虎色变，严重影响经济建设；一方面是各级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一片空白，群防群治队伍零零散散，综合治理局面一时打不开。　　
新华区组建之初，一方面，大特区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带领群众挑着重担快步走；一方面，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需要我们带领群众加快步伐综合治理。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建设需要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只能来自于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面对新组建的县级区，新的治安形势，新的综治工作，为了打开新的工作局面，我向区委建议“两步走”：第一步是紧紧围绕“三项基本建设”，夯实基础，即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治安联防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建设；第二步是结合实际，总结经验，树立榜样，并发挥榜样的无穷力量，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向新的台阶。　　
区领导及时采纳了我的建议，区委成立不久便组织我区三套领导班子成员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1991]两个7号文件，并围绕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从何起步？”的问题展开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万丈高楼平地起，打好基础是关键。应立即抓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以及以治安联防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建设。区领导指示我专门负责“三项建设”的工作。　　
我们首先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组织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决定》中规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的六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根据《决定》的精神，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区委书记明确指出：必须突击一个月，全部建立、健全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三级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各级领导要亲自挂帅，各级办事机构要有专人抓。在一个月里，我们先后召开了两次街道办事处（乡）主任（乡长）和派出所所长会议，专题布置。限期落实组织建设工作。这样，按照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年规划》的要求，我们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级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在一个月内就100%完成了组建任务。全区三级领导机构共64个，174人，其中区综合治理委员会25人，街道、乡综合治理委员会6个，共计24人，居（村）委会领导小组125人，办事机构共57个，62人。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一次会议后，新华办事处按照会议精神，及时对6个居委会、治保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得胜沙居委会治保主任张诗荣，上任后就摸清本居委会的情况，并亲自画出街道简图，专门了解全居委会的住户、单位情况、制出表格，搞户口登记，使之一目了然。还制订了治安工作制度，每月召开两次会议研究治安工作，并亲自带队巡逻。他上任以来，该居委会从未发案，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滨海新村、得胜沙、竹林、龙华、龙昆上村等一批居委会在基层基础建设中，都以新的姿态投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断地促进社会治安的好转。总之，以上领导机构和办理机构，在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不断地发挥着领导、指挥和协调作用。　　
接着我着手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往往处在忙忙乱乱之中。为了使复杂的工作忙而不乱，逐步走上轨道，并使之制度化，根据区委的决定，我区第二次综合治理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制度建设的工作。会上，区委书记明确指出：组织建设搞好了，有组织、有人员，下一步工作怎么抓？区委认为，区综治委必须着手抓制度建设，包括居民公约、学习制度、例会制度、岗位责任制、奖惩制度、工作职责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逐步走上法制轨道，健康发展。会后我带着一个专门小组，一边深入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调查研究，一边召开各种座谈会。花了两个月的功夫，我起草《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例会制度》、《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报告制度》、《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职责》、《新华区治安联防岗位责任制》、《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奖惩制度》、《新华区暂住人员登记制度》、《新华区出租房屋申报、登记制度》等十一个规章制度。以上规章制度经区综治委通过后，将之订成小册子，发至各办事处（乡）、居（村）委会、派出所和联防队员人手一册，一边学习，一边落实。这样便逐步地将我区复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引向制度化。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在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我带着综治办一帮人，马不停蹄地抓好以治安联防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工程建设。社会治安的涉及面很广，涉及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工作对象更为复杂，其治理手段，有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还有思想教育、组织管理等，所以，要促进社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就必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的建设。　　
在海口市《五级治安联防网络》的总体部署下，我及时制订了《新华区四级治安联防网络实施方案》，经区综治委通过以后，分步实施：　　
第一步：整顿、充实、扩大和培训治安联防队伍。我区原有治安联防中队3支（新华、大同、滨海）22人，现已扩大到8支（其中新华48人、大同42人、滨海60人、海垦30人、城西30人、中山30人、金贸区中队10人、区直属机动中队18人）共268人、对原治安联防队伍，我们以中队为单位用2天时间进行整顿，每人写一份小结，然后大家评议。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辞退了个别组织纪律差的队员。新队员由居委会推荐，办事处（乡）和派出所审查，送区综治办审批。队员上岗前，我们用4天时间对全体联防队员进行了政治思想和业务培训。书记、区长作了重要讲话，分别向全体队员提出严格要求，同时，由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忠和我以及区公安分局刑警队蔡笃强队长分别给全体队员上了《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现场保护常识》等辅导课，还请两位老联防队员给新队员介绍经验。这次培训班使队员们普遍受到一次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了光荣感和责任感，提高了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勇气。　　
第二步：深入基层，走上街道，因地制宜，选点设岗。如何选点设岗？我定了三条原则：四通八达之交叉点、案件多发之处，案犯常逃之路。我们集中半个月时间，深入到6个办事处（乡），亲临有关街道、地段，逐街、逐段地定下43个岗、亭。各治安岗亭与当地居委会相结合，实行“四定”：即定点设岗、定段联防、定人、定时巡逻执勤。一天晚上，在解放西路与竹林路之交叉点，一位港商被抢内装人民币11万元的手提箱，在岗上的新华中队联防队员将该抢劫犯抓个正着。接到归还手提箱的港商连声赞叹：“万分感谢，万分感！真是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些治安岗、亭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盐灶市场的小贩说：“以前这个市场上，扒手、小偷、烂仔一伙一伙地活动，我们摆卖的东西，你们爱吃就吃，爱拿就拿，从不给钱。现在政府在这里设治安岗，天天有人执勤、巡逻，现在，昔日那些坏蛋不见了，我们放心多了，政府做这件事真好！”　　
第三步：对我区四级治安联防网络的指挥系统、兵力部署和各级网络的职责、任务，我们进行了组织安排。在海口市《五级治安联防网络》的总体部署下，我们层层组织：　　
二级：指挥系统为区综治委、区公安分局、区治安联防队指挥部，领导成员共11人；兵力部署，区派出联防大队机动中队18人和区公安分局刑警队21人，共39人。这一级既负责全区联防工作（三级——五级）的指挥、协调，并负责第二级巡逻执勤，同时检查各治安执勤情况。　　
三级：指挥系统为各街道（乡）综治委、辖区公安派出所和各治安联防指挥所，成员共42人；兵力部署，联防中队6支，共240人，派出所干警70人，卫生警11人，共321人。这一级对第三、四级联防网络负责指挥、检查、协调，并负责第三级巡逻执勤。　　
四级：指挥系统为各居（村）委会综治工作小组（治保会），成员共144人；兵力部署，巡逻小队30支，188人，联防小组89个，194人，调解会57个，235人，以上“队、组、会”共526人。这一级对各自的巡逻小队、联防小组、调解会负责指挥、协调，并负责第四级执勤巡逻，同时负责调解民间矛盾。　　
五级：指挥系统为区公安分局内保科和治安科。内保科负责指挥、协调辖区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联防工作；治安科负责指挥、协调各宾馆、旅店等服务行业、文化市场和特种行业的治安联防工作。内保科5人，治安科7人，共12人。兵力部署，由辖区各单位的护院队、护厂队、护校队、保安队组成。内保科5人，治安科7人，共12人。兵力部署，由辖区各单位的护院队、护厂队、护校队、保安队组成，共1522人。这一级主要负责本单位的治安工作，维护秩序安定，保护国家财产、个人合法财产和干部、师生、职工、顾客的人身安全。　　
区治安联防大队的领导体制是：大队、中队、小队（2—3个岗为一小队）、小组（一个岗为一小组）、领班（每岗3班倒，一班2人中设一个领班），分别设正、副大队长、正、副中队长、小队长、组长、领班。　　
建区一年中，我们的治安联防大队直接接到群众举报刑事案件114宗，抓获99宗，抓获率为86.9%；接到举报治安案件341起，协查337起，协查率为98.8%。抓获违法、犯罪分子1292人（其中抢劫、抢夺119人，盗窃211人，扒窃60人，诈骗22人，打架斗殴152人，赌博272人，卖淫嫖娼97人，其他359人），协助公安分局遣送盲流5455人。缴获赃款人民币59156元，港币9950元，银行信用卡港币6000元，外币100元。缴获轿车、摩托车、电视机等赃物一大批，折款人民币290270元。开展专项斗争以来，缴获各种黑枪9支（其中军用手枪3支）、子弹25发，手雷1枚，凶器一批，抓获外地流窜的杀人在逃犯2名。建区一年，联防战果累累，联防队员们，一直在用生命和鲜血为椰城保驾护航。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抓好三项基本建设，夯实基础以后，经过一段实践，我们顺利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总结经验，树立榜样，推广典型方面。根据区委的决定，区综治委第三次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将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上新的台阶”的问题。会上，我及时地提出建议：要将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上新的台阶，必须要有榜样带头，有典型开路。区委领导对我的建议高度重视，并指示，区综治委要认真总结经验，培养典型，树立榜样，不断推广。根据区委的指示，区综治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上我建议从三个方面树立榜样：一是经过重点治理，治出典型，树立榜样；二是经过总结经验，发现典型，树立榜样；三是经过战斗考验，打出典型，树立榜样。然后发挥榜样的无穷力量，将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上新的台阶。我的建议再次被领导肯定。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1991]7号文件的精神，遵照上级综治委的指示，我们在出租屋多、暂住人员多、公司多、发案多、治安混乱的“四多一乱”的滨海新村进行重点治理。滨海新村是我市有名的治安老大难地区，区综治委先后派出两次重点治理工作队，由我带队，两进滨海新村。重点治理工作队进村前，区委书记陈有善亲自主持工作队会议，提出具体要求。重点治理工作队，一次进新村，整顿基层组织，建好“三会一队”；二次进新村，整顿出租屋管理，打开齐抓共管新局面。经过重点治理的滨海新村面貌焕然一新：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的成员，该免的免掉了，该调整的调整了，该充实的充实了，治安联防小队也扩大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出台了，对众多的出租屋我们心中有数了。大量的暂住人员参与治安管理了，离退休老人也发动起来了，齐抓共管的局面形成了。因此，滨海新村的发案率是：1991年比1990年下降50%，1992年上半年比1991年上半年再下降39%。广大居民群众和暂住人员说：“重点治理，终于将新村治好了，我们放心了！”就这样经过重点治理，我们在全区树立了滨海新村居委会的榜样，市、区都在新村主持召开现场会。滨海新村居委会被评为区、市和省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这是第四级治安联防线上的榜样。　　
在第五级治安联防线上，我发现海口金贸区管理处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特别重视，工作十分主动，治安形势好转很快，就及时向区委报告。区委刘副书记指示区综治办要深入该单位认真总结经验，并不断引导、提高。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忠同志与我十进金贸区，总结出该管理处“内防、外联一起抓，治安形势大好转”的经验。该经验在区、市和省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上得到肯定和推广。金贸区管理处被评为区、市和省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选进单位。省农垦第一物资供销公司层层落实治安管理目标责任制，39年无治安灾害事故，从1990年以来一直保持“四无”（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案件、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连年被评为区、市和省农垦系统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这是第五级治安联防线上的榜样。　　
第三级的治安联防线上，经过总结经验，我们树产了“加强自身管理，增强队伍素质”的新华中队为榜 样，号召全区各中队向新华联防中队学习，认真抓好队伍管理。　　
战斗在社会治安第一线的广大治安联防队员，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的感人事迹很多。区委领导每逢到医院看望与歹徒搏斗、身负重伤的队员时，都及时指示区综治办要认真总结、大力宣传经过战斗考验而产生出来的治安联防队员好榜样。遵照区委领导的指示，在我区治安联防队员中，我们树立的榜样有：“身负五刀不退却，生擒罪犯立新功”的滨海新村治安联防小队队长王亚弟；“见义勇为、为保护外国游客身负枪伤志不移”的机动中队队员陈亚海；“赤手空拳缴获罪犯黑枪”的城西联防中队队员黎华耀；“身中两弹志更坚”的新华区联防中队队员王余期。以上光辉榜样，区委主持全区大会，大力表彰，区综治办通过《简报》大力宣扬。《海口晚报》、海口电视台、《海南日报》也大力宣扬。这样，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我区治安联防大队的比学赶帮超活动，内容更丰富，效果更好。　　
以上榜样，有三级治安联防线上的联队中队，四级治安联防线上的基层居委会，五级治安联防线上的内保单位，还有群防群治队伍中的先进队员。其经验有打击、防范、管理、建设、教育等各个方面，其先进事迹十分动人。我们充分运用各种典型经验，采用大会表彰、召开现场会、组织参观、简报宣传等多种形式，大力发挥榜样的无穷力量，逐步地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能力。在建区一年来的“严打”斗争中，我们区摧毁犯罪团伙112个，成员331人，其中盗窃团伙53个，破获涉枪案件15宗，内有涉枪团伙9个，缴获各类黑枪102支，其中军用枪32支，子弹808发。一年以来，我们区共抓获违法、犯罪分子2429人，罚款1115115元，追赃总值2373929元。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也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接下来，我又一头扎到基层当中，将基层的各种各样的治安综治经验不断总结、推广。在调查中，我发现城西乡在打击犯罪活动中工作卓有成效，我便帮助他们总结出“村自为战”的经验，向全区推广；我发现滨海新村居委会总结出的“谁出租谁负责”的出租屋治安管理模式，效果显著，便立即在该居委会召开全区流动人口管理现场办公会，把全区乡、街道、居（村）委会的治安干部召集到现场来学习、取经；我发现盐灶居委会治安联防小队形成“打击、防范、管理一体化”的经验很好，很快地就在全区推广；新华街道办事处推行家庭向派出所签订“家庭治安承包合同”的办法很有新意，我将其及时地推广到全区。各个基层，各种各样的经验和做法，在总结交流中不断交叉推广，成为全区综合治理工作的生动内容，真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后来的漫长的治安征途中，我还在不断地冒风险，破阻力，不断地开拓创新。　　
　 　
第 七 章  铁碗碰硬  矢志不移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在不断组织“严打”斗争的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在《决定》的指引下，全国开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治安工作面对社会。当今社会，一些有钱、有势、有后台的人喜欢仗势欺人，敢于违法乱纪。每每遇到这样的现象，我总是在想：面对横行霸道的行为，如果我胆怯了，我退却了，那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失职，而且我也将失去尊严和人格，人民的利益将会受到侵害。我深知对于一位政法委领导来说，对违法犯罪的纵容、包庇或者退却、屈服，就是对法律的亵渎，对人民的犯罪。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以权压人的人，看不惯那些仗势欺人的人，看不惯那些明知故犯却死也不肯认错的人，看不惯社会上种种的丑恶现象，这是我为人处世的基座。　　
治安以“治”字当头，务必敢于碰硬，方能治出成效。硬者，或源于社会，或源于官场。其中，源于官场之硬者，其硬度更强，碰之更难，因为他既有权又有势。而碰硬人倘若也在官场之中，那就难上加难，因为他头戴“乌纱帽”，手捧“铁饭碗”，动辄“乌纱帽”会丢，“铁饭碗”会破。我在海口宾馆当党总支书记时，曾因坚持原则，依法碰硬，而无辜地被摘掉“乌纱帽”，砸破“铁饭碗”。尽管后来补发工资，我爬上“岸”了，但是，那个硬度、难度，那个碰硬的后果，我终生难忘。在龙华辖区，在治安途中，碰到的“硬骨头”更多、更硬，我是一意孤行，坚持碰硬，一直在“啃骨头”的风险中，扫歪风，治邪气，破阻力，抓治安。　　
这里顺便讲一讲几个碰硬的故事：　　
（一）碰到一位正在享受“三陪”的、动枪吓人、动手打人的某执法部门领导……　　
我看，当今社会比较硬的东西是法，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强制者硬也。还有一样比较硬的东西是权，因为有权则有势、有力。而执法机关的掌权人，手中既有权，又仗着法，可谓硬上加硬，硬度更强。　　
90年代初，一天晚上，在明月楼歌舞厅享受“三陪”的那位领导，因为是执法机关的当官者，他手中既有权，又有法，身上还带着手枪，那不停地骂人的嘴巴还不时地吐出浓浓的酒气。凑巧的是，新华区“扫黄检查组”此时突然出现在明月楼歌舞厅。正在那位领导身边提供“三陪”服务的小姐，因为耳朵较灵，便及时地对那位领导说：“不好了，扫黄检查组来了！”“怕什么？你知道老子是干什么的吗？老子官比他们大！”说罢便冲出包厢，面对扫黄队队员发问：“你们想干什么？”“我们是新华区扫黄检查组的，来检查！”“检查个屁，你有证件吗？”韩小畴当即向他出示证件，他接到证件，连看也不看，一下就抛在地上。“你们给我滚，告诉你：老子是领导！”此时，旁边的扫黄队员用对讲机将情况向新华区扫黄指挥部紧急报告。还没等我赶到现场，我的司机李忠持看情况紧急，便抢先赶到。他本来要将目睹到的现场准确地向我报告，但看见那位领导欺人太甚，忍不住问一声：“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关你什么事，你给我滚！”年轻气旺的小李怎么能乖乖听话？他更咽不下这口气，回道：“如果我不滚，你又怎么样？”那位领导一下拔出手枪，指着李忠持：“你滚不滚？”“我就不滚！”那位领导一下揪着小李的衣襟，不停地拳打脚踢，旁边的扫黄队员拦也拦不住，一时小李被打得遍体鳞伤，满脸是血。更荒唐的是，小李被打伤以后，那位领导还将他强拘于一个包厢，叫舞厅服务员拿纸笔给他，让他写检讨。我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情景是：几百个人围在明月楼歌舞厅大堂前，听着那位领导厚颜无耻地在做“报告”：“老子是××单位领导，在越南打过仗，这脚上还有伤疤，我怕你们吗？你们叫新华公安分局局长来！叫海口市公安局局长来！”听着，看着，被激怒了的群众一次又一次地冲向前面，人群中有人在喊：“这简直是流氓！哪里像××厅的？欺人太甚了，打死他！”尽管歌舞厅的保安员一拦再拦，在场群众还是一冲再冲，场面一触即发，搞不好很快就要伤人，甚至死人。这时，我急忙冲到那位领导跟前，向着在场群众大声说：“我是新华区政法委副书记，是来处理这个事的，你们安静点，请相信我，我会处理好！”在我的一再劝说之下，当场的群众慢慢安静下来，安静以后，我再劝大家解散。群众解散以后，看到被关在包厢里的满脸、满身都是血的司机小李，我忍着眼泪叫同事们将小李送到医院。当我回过头来找那位领导时，市、区公安局领导也赶到现场，市公安局领导说：“老杨啊，这个事由我们内部处理吧，好吗？”“好，但是非处理不可！”当晚的那出戏到此草草谢幕。　　
第二天，我将该事在新华社《海南内参》上及时曝光。省委、市委多位领导在《海南内参》上纷纷批示：“执法犯法，必须严肃追究！”“知法犯法，该当何罪？”接着省委领导指示，由省、市两级政法委组成专案调查组，由专人负责专案调查。专案人员冲破重重阻力调查取证，在证据确凿充分以后，将专案办结，并依法提出严肃的处理意见。可是，意见归意见，处理归处理，此事一拖再拖，久久不见处理结果。　　
面对此状，我一告再告，斗争不止。也许那位领导认为只要将我摆平，就会没事。所以，有一天，不知受谁的旨意，海南省××办公室一位厅级领导亲临新华区政法委办公室，一边将他写的两本书送给我，一边劝我：“老杨啊，明月楼歌舞厅那个事，我看你别再告了吧，那位领导的关系很硬，你知道吗？那位领导还说，如果你还要抓住他不放，他就要通过关系弄你的‘三种人’问题，你知道吗？那样你就被动了。”我说：“此事得分开讲才清楚，一是他公然执法犯法，后果那么严重，影响那么恶劣，至今却迟迟不做处理，今天还要吓唬我，我是吓不倒的，请你转告他；二是我的所谓‘三种人’问题。我最清楚我，我知道我到底是‘三种人’还是‘六种人’，用不着他关心，此事也请你转告他。”　　
不久，“长征途中女英雄”、国家公安部巡视员谢飞大姐回海南，我向谢大姐详细诉说了明月楼歌舞厅的事。听罢，谢大姐十分愤怒地说：“这么严重的问题，真的处理不了？他后台再硬也硬不过法律！请你将材料交给我，如果真的海南不做处理，我找最高领导！”　　
终于，过了一年以后，那位领导被党纪、政纪处分，并调离××机关。　　
我想，一个国家公务员，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执法机关领导干部，为了一个小姐，居然能够拿着抢，对着党的纪律，对着国家的法律，对着平民百姓。真不知道他手中的权、手中的枪是谁给的？更不明白那些手握大权的人，凭什么将那个权、那支枪轻而易举地交给他。　　
（二）碰到一位在歌舞厅跟公安干警打架的庭长……　　
90年代初，一个炎热的夏天，海口的夜晚热气煞人。一天夜间，海口东方娱乐城歌舞厅里，一反常态，一片乌烟瘴气。已是下半夜一点多钟，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杨书记，我是东方娱乐城歌舞厅肖总（香港老板）。我们这里出事了！法官跟警官在我们歌舞厅打群架，请您过来帮处理一下吧！”竟然发生这样的事，简直丢人！　　
我火速赶到该歌舞厅，看到的第一幕是：两手插着腰站在歌舞厅门口的派出所领导。看见我来，他第一句话就说：“杨书记，我要宣布封掉这个歌舞厅！”“发生什么事了？”“法院的跟公安的在舞池里打架了！”“那是我们系统的人在公众场合出洋相了，怎么因此而封人家歌舞厅？”“谁主管谁负责不是吗？”“那么如果有人在你那个派出所打架，把派出所也封掉行吗？”“那你说怎么处理？”“先摸清情况再说。”　　
我看到的第二幕是：舞池里气冲冲的两伙人。一伙是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防暴队队员与一些公安干警；另一伙据说是××院的庭长及其朋友。我当即命令：“防暴队的立即撤离！”防暴队的队员们一下子全部撤出以后，我先到那位庭长那边开始询问：“我是新华区政法委的，请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有证件吗？”我将工作证递给那位庭长，他一看，说一声：“小政法委副书记，算啥？我是××院庭长，正处级，你管得着吗？”话没落地，我的工作证已被他抛到角落里。接着他向我出示一个名片：××院××庭长（正处级）。“今天我这个正科级就要管你这个正处级！”“你胆子好大啊，你凭什么管我？”“我凭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决定》管你！社会治安属地管理，你懂吗？”“那你就管吧，我看今天你怎么管？我还要告诉你，我的这位朋友是××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小孩，那位朋友是××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小孩……”“告诉你，我这个人是不管大孩中孩小孩的！”“那你管什么？”“我管今晚在这里发生的斗殴事实以及处理这个问题的有关法律，我只管这两样！”“你想怎么处理？”“今晚在舞厅里你们和公安的打架了，在大庭广众之中出了大洋相，但是后果并非十分严重，既无重伤，也无轻伤，构不成刑事案件，只能按照《民法通则》调解处理。处理之前，你们要各自多作自我检讨……”“你是哪里人？”“我是哪里人跟处理问题有关吗？我是本地人，怎么啦？”“你们也懂法律吗？”这一句带有讽刺和侮辱的话，一下子激起我身边那些联防队员的极大愤怒，他们忍无可忍，冲上去，揪住那位庭长，一个巴掌一个耳光地揍个不停，“你简直是个流氓，哪像个法官？你如此强权夺理，欺人太甚，饶不了你！”他被揍得呱呱叫，无奈之下，终于开口称“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叫他们别打我吧！”几分钟之前他的那股威风劲和此时此刻的狼狈相交织在一起，让我一时哭笑不得。此时也让我解解恨，但动手打人总是不应该的，我叫弟兄们不要再打他了。“但你要老实一点，请你先到那个角落将我的工作证捡回来，擦干净，送还给我，同时要赔礼道歉，深刻检讨，最后请你将陈木冲院长的手机和家里电话告诉我，我要让你的领导将你领回去，免得一路上不安全！”这一招使那位威风一时、目空一切的庭长满身冒汗，他自知理亏，连连认错，检讨，道歉。想不到，对那些蛮不讲理、死不讲法的人，有时这一招还真管用。原来，他们俩伙人是在同点一首歌“中国人”，同抢一个麦克风，因而引起一场打架斗殴的。那天夜里，我这一碰，把钢盔、冲锋枪碰跑了，把这个“小孩”、那个“小孩”碰乖了，最后把大庭长也碰醒了。　　
一个人民法官，一个人民警察，居然在公众场合，如此“执政为民”，简直不可思议！　　
（三）碰到一位竟敢敲诈政法委的所长和一位不讲法律的局长……　　
1996年，我们在全国率先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电脑年审制度：将新华辖区各单位当年履行其治安责任的结果一一量化打分，全部输入电脑，逐个审查。因为要从区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公、检、法、司等部门抽人参与，要加班加点，同时要印发有关综治年审的大批资料，需要一笔资金，而财政一时负责不了，我们只好决定向辖区各综治年审单位各收取一点经费。在此之前，我特地向市委政法委、市物价局领导请示，取得同意以后，便开始实施。　　
可是，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有一天，区综治办副主任李美健给我电话：“市××所一位所长到我们办公室，来势很凶，说我们乱收费，要罚款。”“此事是经向该局领导请示，同意后才收费的，没问题，别紧张！”“可他在我们办公室，态度很强硬，再三扬言要罚款，怎么办？”“你请他到外边吃顿饭，通融一下吧！”没过几天，所长又登门“关照”，说“非罚不可”！小李再次电话报告。我说：“吃饭满足不了，你就带他去唱歌吧，看他还要怎么样？”一个晚上，小李从包厢出来电告：“他要我们给他一万元就没事。”“你给他说我们手头很紧，四五千行不行？”那位所长拿走5000元后居然再次光临，小李再次向我报告。如此疯狂我是忍无可忍了。我让小李买来一个小录音机，带在身上，再跟他讨价还价，并一一录上。第二天，我将录音开给他的局长听，局长向我当场表示：“我一定狠狠批评、教育他，一定叫他吐出来！他的问题，让我们内部处理好吗？”“既然你们几位正、副领导都下决心要教育他，挽救他，那也好，因为惩罚毕竟不是目的，能将他教育好就好！”那位所长很快地向我们全部退款，并在局里深刻检讨，表示一定接受处分。此事告一段落。　　
过几天，我们在区法院会议室召开区综治委全委会，本是研究年终治安总结评比工作。谁知，会前一位领导突然向我发问：“老杨啊，听说有人宰政法委了，是吗？”“是的，有一个××所的所长宰我们！”“那你为什么不将他逮起来？”我招手让那位领导离开会议圆桌，到旁边去将情况一一向他报告，想不到他听不进去，没听我说完，他就大发雷霆。回到座位后，他一边站着，一边手插着腰指向我，气势汹汹地说：“你不逮他，我就逮你！”“就是要逮的话，也不能说逮就逮，还得按程序办，更不可能由我来逮吧！”“我问你：逮不逮？你不逮他，我就逮你！”“我看你还是学一学法律再来放屁吧！”看着我们两位在会场上吵得脸红耳赤，在座的其他领导只好协调了事：“你们俩别吵了，言归正传，开会吧！”　　
几天之内，碰到这个所长，又碰到那个局长，真麻烦。一边是那位所长赤裸裸地在向我们敲诈勒索，不过我仅用一个小小录音机就将他碰倒了。一边是那位硬梆梆的局长，也许他想让我背上“行贿”罪名，竟然公开扬言要逮我，好在我还当过10年检察官，学过一些法律，接触过一些案子，辨别过多起“罪与非罪”的行为，否则，在威风凛凛、气势汹汹的领导面前，我真的要双腿发抖。其实，我不但不发抖，我的内心在笑，笑他当官不懂法，执法不讲法。我的嘴巴在碰，碰他这位狂妄无知、不讲法、不讲理的领导，碰得他咬牙切齿，手舞足踏。我想，这样一碰，将领导的官腔碰掉，让他清醒，叫他冷静，虽然一时难受，但对他的明天，也许会有好处，起码，这一碰会引起他的反思。　　
一个是所长，一个是局长。这个“长”，那个“长”，我看应该为民而“长”，为国而长，依法行“长”才对。这样的“长”，才“长”得有意义，这样的“长”，才受人民欢迎。　　
（四）碰到几位乱抓外来工、乱抓外来工程师的执法官员……　　
90年代初，因为海南刚建省办大特区，一时“10万人才过琼崖”，祖国大特区省会城市海口一下沸腾万丈，所有酒店、招待所全住满外来人，连马路上都住人。海口治安形势骤然严峻，盗窃、“两抢”、杀人，案件连发不断。公安部门立即将治安眼光投向外来人，于是，三天两头组织一次“大清查行动”，清查出租屋，清查“盲流窝”，检查暂住证，无证者一律收容遣送。　　
一个“大行动”的晚上，我连碰两个十分难堪的镜头：一是在滨海新村十字路口的马路上跪着一位外来妹，旁边停着一辆警车，站着几位警察和联防队员。我马上叫那位外来妹站起来，问她怎么回事？她哭着诉说：“我是今天才从北京来的，就住在滨海新村一位女朋友租住的出租屋里，刚才我到海甸岛一家歌舞厅唱歌，回来时碰到你们搞‘大行动’，检查暂住证，因为我无暂住证要被收容遣送。我从海甸岛回到此地，一路碰到几处设卡，我已跪求几次，再三说明，才回到这里。现在他们又要抓我收容遣送。我让他们跟我一起到我附近的住处检查我的身份证及当天的飞机票，他们不肯，我只好跪下来求饶。”我问旁边的警察和联防队员：“是这样的情况吗？”“是又怎么样？反正没有暂住证就得收容遣送！”“你们以为将人收容遣送很过瘾吗？如果是你们，当天到北京，当天就可以办到暂住证吗？再说，此地距离她住处很近，你们不可以去看一看她的身份证和飞机票吗？”“你是干啥的？你想管闲事？”“我是新华区政法委副书记，我管的不是闲事，我管的是人权！我严正告诉你们：不准乱抓人！”结果，那位外来妹被救了，他们也走了。我想，难道外来人就不是人，能这样对待吗？　　
接着，我回到设在海口灯光球场的海口市扫黄指挥部，在大铁门前碰到第二个镜头：4位（3男1女）白发苍苍的工程师与林立高科长在争吵。　　
“我们是工程师，是来支援海南大广坝工程建设的，我们昨天到海口，明天要到大广坝，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到这里？”　　
“你没有暂住证就抓！”　　
“我们给证件你看好吗？我是高级工程师，他还是共产党员。”　　
“我不管这些，我只管暂住证！”　　
我的天啊，那还是一位正科级的老公安呢，怎么这样处事？我走向那位科长面前，很有礼貌地对他说：“林立高科长，放他们几个回去吧！”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来支援海南建设的！”　　
“你知道他们没有暂住证吗？没有暂住证的一律收容遣送！这是规定。”　　
“你总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吧！”　　
“什么具体不具体，你别管！”　　
“我看这事我非管不可！”　　
“为什么？”　　
“因为你不讲法，不讲理，不听劝说，还要耍威风，简直在糊弄人，这是不允许的！”　　
“你不允许，我允许！想放人找我领导吧！”　　
“我告诉你，真的找你领导的话，非批评你不可！市委、市局、分局领导都在里面，咱们一起去找吧！”　　
“那你说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的，立即放人！有责任我负！不放人，破坏大特区投资环境的罪名由你担当！”　　
这一说，他才支支吾吾地说：“放就放吧，反正有责任你负！”　　
结果，那4位老工程师被放了出来，他们向我道谢再三，我却向他们道歉不停。我想，碰上这类只会装腔作势而不懂具体处事的执法官员，真让人难受！　　
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工作方法都不懂，我真不知道他那个官是怎么当的。我想，要当“老板”，就得有“本钱”，那个“本钱”就是能力。那个能力，应该是执政为民的本事，而不是吹牛拍马的技巧，更不是花钱买官的交易力。　　
（五）碰到用脚执法的几位年轻人和一个动拳要钱的“的士”司机……　　
在官场上碰硬，在机关中碰硬，在社会上也会碰到“硬”的。当今社会，一些年轻人，戴上大盖帽，穿上制服，满街执法，很是威风的，好吓人。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手中有“权”，眼里却无“法”。而手中无“权”的一些“的士”司机，他却手中有“拳头”，也够吓人的，此类人要碰一碰也很不容易。　　
1996年秋季的一天，真是倒霉的一天。这一天，爱管“闲事”的我，碰上惊险的两幕：　　
第一幕：一天早上9时许，我一个人站在大同路海南交际处门口等车，突然听到交际处大院里一位老太婆在呱呱叫，她边叫边骂：“你们是日本鬼子吗？你们是国民党兵吗？”我走过去一看，只见几个身着制服的青年仔一边用脚不断地踢着那位阿婆箩筐里的香蕉、苹果，一边与那位阿婆激烈地吵骂。一会儿，香蕉、苹果被踢得满地皆是，阿婆却跪着，哭着，喊着……简直惨不忍睹。我走向前问几个小青年：“如果这位阿婆是你的婆婆，你们会这样吗？”“关你什么事？”“看着阿婆在哭，在叫，我感到很可怜啊！”“可怜个屁，你不知道她违章、违法吗？”“违章、违法你们就可以用脚踢吗？难道那些香蕉、苹果也违章违法了？再说，这又不是在大马路上，而是在大院里卖水果。退一步，即使是阿婆错了，你们也不能用脚踢啊！”“我们在执法，与你无关！”“谁教你们用脚执法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想干什么？”“我是在乡下当小学教师的，但我看不惯你们的行为！”“她妈的，你这个“先生国”（小教师）竟敢干涉我们执法，告诉你，再多嘴，揍你！”“请问，我又犯哪一条啦，为何连我也要揍？”“你再说……”话没落地，几个小青年气势汹汹地向我冲来，动手就要打。我急忙往后退一步，立即拔出手枪，喝道：“住手！警告你们，你们欺人惯了，今天碰鬼了。你们全部给我站住！”终究还是东风压倒西风了，他们一个个老老实实地给我站住了。“你们领过工资没有？知道你们的工资是老百姓给的吗？老百姓给你们喂饱了，喝够了，今日就来欺负老百姓了，你们的良心给狗吃了吗？是谁教你们如此用脚执法的，还要动拳打旁人。告诉你们，我是新华区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现在我命令你们：一、将被你们踢掉的香蕉、苹果一个一个地捡起来，一个不缺地放回阿婆的箩筐里；二、老老实实地向阿婆赔礼道歉；三、将你们的规定、章法一条一条地向阿婆宣传，耐心地做好阿婆的思想工作。”看着他们一一照办以后，我才放心的走了。　　
第二幕开始：因为那天我的工作车外出了，我从大同路的海南交际处“打的”往省委门口的海南宾馆，欲与旧城改造指挥部的人谈事（当时我被抽调在旧城改造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因为刚刚管了“闲事”误了时间，心里很焦急，在“的士”车上，我一路不说话。不知不觉地到了海南宾馆，“的士”司机说：“到了，付钱啊！”“多少钱？”“40元！”“啊，不会吧？”“赶快付钱下车，别啰嗦！”刚刚一肚子气还没消，此时又碰鬼，今天真倒霉。“你这不是宰人吗？据我所知这一小段路程，顶多10元，你干嘛不打表呢？”“你是干啥的，给不给钱？”“我是当教师的，钱肯定要给，但我不可能给40块钱！”“你这个‘先生国’（小教师）怎么嘴巴这么硬？”“那就让我先记下你的车牌号再给钱吧！”说着我便下车，往他那辆“的士”车前面站着，一边记着出租车牌号，一边正准备掏钱付款。突然间，那位“的士”司机气冲冲地跳下车，一开拳就要往我脸上揍来。此时，只见从宾馆大堂门口冲出一个人来，飞快地揪着那位“的士”司机，说：“你想打人？”“他坐车不给钱，还要记我车牌号，我打他跟你什么关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像个坐车不给钱的人吗？我告诉你，他是新华区政法委副书记！他是专治歪风邪气的。我看你今天是‘歪’了、‘邪’了，否则不会这样！今天你胆敢再动手，老子饶不了你！”听着，“的士”司机脸色苍白，连连认错：“不要钱了，不要钱！”我还是付给他10块钱，同时教训一顿便将他放行了。“的士”车开走后，我问那位“飞”来的“武士”：“请问您是哪个单位的？谢谢您了！”“我是您的兵啊，几十年不见了，杨司令您忘记我了？我叫亚标，现在国税大厦当保安部长，有时间请您到我们那里喝茶！”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我想今天一个上午，碰到几位“用脚执法”的青年仔，又碰上一位“用拳头要钱”的“的士”司机，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也都是人啊，怎么变成冷血动物了？可见人是要教育的，要教育、教育、再教育！　　
面对当今的社会风气，我念念不忘毛泽东主席的谆谆教导：“思想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看，那条“生命线”，比什么都宝贵！失去那条“生命线”，我的社会也会失去生命。　　
（六）碰到从北京带着“尚方宝剑”来的调查组……　　
2003年下半年，我被“划线离岗”，但余热尚存，还想为社会做点公益事，于是在海口市民政局依法注册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旨在服务外来民工，扶持弱势群体。具体做法是为外来工无偿提供维权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该协会经国家外交部批准，由欧盟出资援助，于2005年元月开始，我们在龙华辖区实施外来工维权行动。我们组织海大法学院56名大学志愿者，与市、区司法部门联手，深入外来工聚集地，宣传法律，辅导法律，提供法律咨询，提供法律辩护等等。其间，我们先后接受维权咨询人数7469人（男4126人，女3343人）；受理个案14人（男11人，女3人）；代理维权诉讼169人（男104人，女65人）；维权引导2073人（男1292人，女781人）；直接服务外来工32681人（男18816人，女13865人）。我们的无偿服务，令外来工拍手叫好。　　
我们这些具体的、生动的、实实在在的维权行动，实际上正以铁一般的事实，雄辩地驳斥那些诬蔑“中国不讲人权”的人，给那些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于是，媒体各界，从《海口晚报》、《海南日报》，甚至《人民日报》，都纷纷报道。应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　　
可是，如此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却引来莫名其妙的异议。我们正在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从北京到龙华，自上而下地一级又一级的“领导批示”，一时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很快地来了一个带着有色眼镜的调查组，还写了一份所谓的《调查报告》，说我们的行动侵犯了××组织的权利。其实，因为那是带着有色眼镜写的，所以，“报告”既不客观，也不公正，更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难道能说，我去帮忙人家救火，就侵犯消防队的权利？！ 　　
面对自上而下的一个个领导的一大堆“批示”，我想起陈云同志的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句话，虽然只有九个字，它却给我九牛二虎之力。它给我方法，给我信心，给我勇气。　　
不久，听说，受上级领导机关委托的海南××部门，要派出调查组，亲临协会，开展调查。协会不少同志听到消息，顿感紧张，看着一张张受委屈的脸，我只好安慰大家：“我从事政法工作多年，我知道政法干警历来办事，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又看社会效果，所以，这回能有特殊的调查组来调查，应该是一件大好事，你们干嘛愁眉苦脸的？”我的一番话，给各位的脸上送去一丝笑容。　　
一天早上九点许，我正在协会办公室，与工作人员们一起议论着个别官员对我们行动的那个“莫名其妙”的非议事时，在我们大家都十分想不通时，突然接到电话：　　
“我们是海南××厅的，你在哪？”　　
“我在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办公室，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们要找你，调查一些事。”　　
“请问你们在哪里，要我去哪里？”　　
“我们在宝华酒店西餐厅。”　　
“我开车接你们到我办公室，好吗？”　　
“好啊，请马上过来！”　　
挂上电话，我即开车直奔宝华酒店，到西餐厅。看见我区工会主席正在喝茶，便上去打招呼，吴主席向我介绍2位同志，我就将他俩接到我们办公室，不久，从别处再来2位同志，一共4位，在我们办公室，向我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开展详细的调查工作。在他们说明来意以后，我开始认真地、如实地、详细地汇报。我汇报的全部内容集中为：三个合法，三个有利，三个满意。详细如下：　　
　 　
三个合法　　
一、项目实施主体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合法。　2002年12月28日　，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筹备小组按社团登记程序，经龙华区综治委同意，向海口市民政局申请注册登记。　2003年8月18日　，按市民政局市民发[2003]83号文件批复，协会筹备小组召开会员大会（应到人数60人，实到人数58人），通过协会章程，选举协会理事会。同年8月28日，协会筹备小组先后向区综治委、市民政局报送《成立登记申请书》。　2003年8月29日　，经市民政局依法注册登记，同时给“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发放《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为了项目启动，我们首先组建项目执行小组和执行小组顾问团，确定合作伙伴和协同单位，组建7个基层维权（培训）工作室，组建海南大学法学院维权志愿者服务队。　　
项目执行小组：　　
组  长：杨来清（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会长）　　
副组长：贾西津（女）（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博士、副研究员）　　
姜  丹（女）（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外贸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千惠（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副会长）　　
程英歌（海口市劳动监察大队龙华区中队中队长）　　
成  员：朱允和（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秘书长）　　
蔡  葳（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许录夫（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张月娟（女）（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维权部部长）　　
        张彩玉（女）（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李昌郁（海大法学院团委书记）　　
高秋萍（女）（海口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莫旺良（海口龙华法律援助处科员）　　
        吴连存（龙华区工会主席）　　
        吴  强（龙华区团委书记）　　
        徐应新（龙华区妇联主席）　　
项目执行小组顾问团：　　
团  长：王  名（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团长：朱东海（海口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博士）　　
张  劲（海口市龙华区副区长）　　
成  员：姚定楷（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副教授）　　
王崇敏（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海南省律师协会理事）　　
卢智斌（海口市“三制”办副主任）　　
董  蓓（女）（海口市“三制”办组长）　　
林尤俊（海口市公安局警官、作家）　　
吕邵双（女）（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作伙伴：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海南省律师协会。　　
协同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口市法律援助中心、龙华区法律援助中心、龙华区工会、龙华区团委、龙华区妇联、龙华区劳动监察中队、龙华区“外来工之家”第一、二、三、四、五家。　　
合作伙伴主要任务是配合执行小组制订维权行动计划方案并组织实施。协同单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维权队伍开展维权（培训）活动。顾问团的主要任务是对执行小组进行理论和政策法律上的指导并对维权项目开展科学调研活动，把握维权方向。　　
二、项目来源合法。项目申请背影及其推荐情况：2004年3月，由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各界政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答辩、评奖活动在北京举行，海口市政府 “外来工之家项目”代表团（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东海为团长、龙华区政府副区长张劲为副团长）赴京参加答辩、评奖。经全国专家委员会的答辩、评审，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外来工管理协会）荣获最高奖——“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　　
同年4、5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贾西津等4人亲临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外来工管理协会）开展个案调研，对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外来工管理协会）在为外来工服务和维权方面的创新行为和显著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作专题调研报告。　　
同年6月，欧盟欧洲委员会（欧盟）在北京召开维权小型项目介绍会。　贾西津　博士等学者参加该会议，认为海口市龙华外来工管理协会在为外来工维权方面，有工作基础，具备申请条件，于是向我会介绍该项目申请程序和要求,同时向欧盟积极推荐。　　
同年7月，按该项目《申请指南》的程序和要求，我会积极筹备，主动申请。　　
项目申请内容及其申请程序：按照欧盟的《2004年项目申请指南》规定：“2004年，欧洲委员会欢迎和下列优先领域有关的项目意向书，它们是同等的级别：1、促进和保护工人的权利，包括外来务工人员；2、促进艾滋病携带者/艾滋病患者的权利，并尽力减少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及间接补艾滋病影响的人们所受到的歧视；3、促进弱势群体的受教育的机会；4、促进被拘禁者的人权及提高警察和执法人员的人权意识”。　　
同年7月，由当年海口市政府“外来工之家项目”赴京答辩代表团成员共同参加的“项目申请讨论会”上，按其《申请指南》要求，共同议定向欧盟申请：“中国海南外来工维权行动项目”。　　
同年11月19日，由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将该项目申请的有关情况，向海南省外事办公室书面报告《关于维权小型项目向欧洲委员会申请赠款的有关情况报告》。经省外事办向国家外交部书面报告并经核准后，同年12月，省外事办国际交流处黄秀香处长向我会来电告知：“已经国家外交部核准，协会可以签订项目援助合同”。　　
同年12月27日，在欧盟项目发展部法人代表签字（2004年12月22日）的项目《援助合同》上，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法人代表正式签字，即日起，该项目《援助合同》依法生效。　　
三、项目实施行为合法。项目主要活动有：1、开展外来工教育培训活动，对龙华区的广大外来工全面普法；2、在龙华辖区建立外来工维权活动交流区，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活动； 3、开展外来工维权志愿工作者草根组织行为（由海大法学院组织56名大学生组成），主动送法上门，因地制宜开展普法教育；4、建立“外来工维权网站”，交流外来工维权信息、维权经验；5、举办“外来工维权论坛”，组织专家、学者围绕“外来工维权理论和实践”课题深入探讨。　　
项目资金开支合法：欧盟援助的资金6万欧元，于今年3月已到位4.8万欧元。按《援助合同》约定，该笔援助资金始终由审计部门监督使用，专门用于为外来工维权提供服务。主要用于发放海大法学院56位项目志愿者的交通、用餐补助（每人20元/日），《外来工维权宣传资料》、《外来工维权手册》等印刷经费、协会维权工作人员（12人）发放工资，以及外来工维权日活动、外来工维权论坛活动和出书费用。该笔经费严格按照财会制度，每笔费用开支都由协会财务部具体操作，经协会法人代表“一支笔”批准使用。　　
9个月的实践证明，项目全部实施过程以及项目资金的每笔开支，无一违法违纪。　　
　 　
三个有利　　
一、有利于对外来工普法。项目实施过程，特别实施“龙华区外来工321普法工程”，即在龙华辖区外来工中专门培训300名普法骨干，每个普法骨干发展20名普法伙伴，每个普法伙伴再普及10名普法对象。在实施本工程过程，经过34场外来工法律培训，62场外来工法律宣传活动，向外来工发放15.28万份法律宣传资料，使龙华辖区外来工66300人（占全区外来工90%）普遍接受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面积的、生动的法律教育。　　
二、有利于为外来工提供维权服务。在项目实施过程，我们专门开展“外来工维权服务网络”活动，由项目执行小组宣传部具体负责实施。充分利用2003年已创建的外来工管理协会网站（名称：外来工之家；网址：www.wailaigong.net.cn）组建“外来工维权服务网站”。开设首页、认识协会、协会新闻、外来工维权行动、外来工新闻、就业指南、法律法规、外来工维权论坛、联系我们等9个栏目。已登记展示协会新闻173条；外来工维权行动信息150条；外来工新闻109条；就业指南105条；国家、海南省、海口市有关法律法规10多条；外来工维权论坛分设法规论坛和会员论坛，访客多人，初步统计网站访客2000多人，在诸多信息中，有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相关网络的联系与交流的信息，有外来工的反映与呼声，有本项目活动情况介绍等。网站设专人管理，保持正常运作。还设立外来工维权热线，电话号码：96955925。有专人负责接听解答，对有关外来工维权服务知识的咨询、问答、讲解、个案分析与对话互动等。实行昼夜24小时提供维权求助服务，项目执行小组总部安排人员轮流值班，负责接听维权服务求助电话，接待上门求助人员，认真受理求助案子，想方设法为求助的外来工提供维权服务。共接听求助电话198人次，受理上门求助事项55宗。同时制作《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维权服务示意图》，发放给龙华辖区外来工，以方便其开展维权活动。其间，我们给外来工提供的维权服务有：接受维权咨询人数7469人（男4126人，女3343人）；受理个案14人（男11人，女3人）；代理维权诉讼169人（男104人，女65人）；维权引导2073人（男1292人，女781人）；直接服务外来工32681人（男18816人，女13865人）。　　
我们组织的7个维权工作组在开展法律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热情地开展维权个案服务活动。有一位因为工伤需要索赔的外来工找到大同街道办维权小组的志愿者龚波同学，请求帮助维权。项目志愿者、海大法学院学生龚波几次利用课余时间主动找这个外来工了解情况，还亲自到出事现场进行实地勘察。经充分了解情况后，龚波同学决定直接代理帮助这位外来工进行索赔诉讼。虽然被告人请了海口一位有名的职业律师代理诉讼，但龚波同学毫不畏缩，大胆地与被告律师对簿公堂，义正辞严地为外来工讨公道，结果胜诉，成功地维护了外来工的合法权益。他的维权服务行为令在场的许多外来工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向他表示感谢。连被告人的律师都说：“龚波真不错，很有前途！”　　
三、有利于调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只有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社会才能和谐，只有社会矛盾得到妥善调解，社会才能稳定。为更好地调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项目实施过程，我们组织海南大学法学院56名大学生，组成6个“社会矛盾排查调解小组”，深入龙华辖区城区片6个镇、街中的67个村、居委会以及近20个建筑工地，开展社会矛盾调研、排查工作。发现海口市昌炜花园建筑工地有一起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较突出的案例：四川籍外来工冯太坤等70多人在海口市昌炜花园建筑工地务工后，因包工头与建筑公司存在复杂的债务关系，虽然手持结算单，仍无法领到工钱。因此他们不断组织上访，甚至聚众“打砸抢”，有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对社会稳定带来不良影响。今年3月7日，协会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出维权部工作人员前往调解，积极引导他们通过法律途径索取工钱，告诫他们千万不能鲁莽行事，给社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经过协会工作人员和海南大学志愿者耐心细致地讲解法律知识，他们最终同意由协会指派的志愿者海南大学法学院学生陈吉波等帮助他们向法院起诉，目前此案正在法院审理之中。这样，协会就将外来工理性地从“上访路”引向“诉讼路”，将外来工的“聚众打砸抢”行动变为法律诉讼行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龙华区刑事案件中流动人口作案比率从1997年的80%下降到2004年的62.5%。今年龙华区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三个满意　　
一、外来工满意。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黄桂林在本项目启动后，亲自走访外来工后在《海南内参》上发表文章说：在海口市东湖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广西籍外来工周晓清说，开展“外来工维权行动”肯定好啊！像他就有过多次干过工后拿不到工资的经历。有几次因为数额不大，只有一两个月的工资，劳动监察部门又不太愿意管，自己只好认倒霉。如果有专门的外来工维权组织替外来工维权，我们外来工肯定高兴呀！　　
同在海口市东湖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俞丰明、黄尚金等几位外来工也说，只要有组织愿意帮助我们外来工讨要拖欠的工钱，我们按一定比例付给报酬都行，总比要不回来强啊！对于在海口已经启动的“外来工维权行动”，他们表示十分欢迎。　　
二、社会满意。海南大学教授詹长智说，外来工维权是近两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件事情，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一般群众，都在关注外来工的权益保障问题。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与欧盟联合启动“外来工维权行动”，是一件好事。他说，当从有关媒体上看到这一消息时，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外来人群生存状况的社会学者，感到十分欣慰。　　
詹长智认为，“外来工维权行动”不管是什么组织开展的，也不管这一组织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在中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政府相关部门就应当持开放的态度，支持和推动“外来工维权行动”的开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转型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薛克俭说，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与欧盟联合启动“外来工维权行动”，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应当给予支持和肯定。在我国一直来都是积极鼓励建立各种互组类组织的，至于开展维权活动和建立维权类组织，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事情。虽然有人认为这有一定的敏感性，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无论是外来工，还是其他人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将成为一种常态。　　
2004年曾3次到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调研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协会调研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与欧盟联合启动“外来工维权动”，是一个创新之举，政府部门应当采取开放、平等、信任的姿态，以服务、扶持、保护的态度对待，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和帮助。　　
该援助项目成交以后，协会即向区、市、省有关部门及领导书面报告：《关于在海口市龙华区实施中国海南外来工维权行动项目的报告》。接到报告后，省综治委还专门为该项目发出一期简报“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实施中国海南外来工维权行动”（《海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动态》—05年第3期），称“这是对政府，对群众，对社会都十分有益的工作”。《海口晚报》、《海南日报》、《人民日报》还连续对该项目专题报道。实践过程，我们深深体会，通过项目实施，对龙华区广大外来工普遍进行一次普及法律教育，增强外来工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对调解相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确实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欧盟项目考察组满意。本项目实施过程，欧盟项目考察组曾二次亲临考察。2005年3月10日下午，亲临考察时，欧盟项目官员康雅文十分高兴地说：“项目执行人员短短2个月的工作，远远超出我们意料之外，你们的工作太好了！”在第二次考察时，昨天康雅文女土在协会办公室座谈上说：“我们开展了很有意义的活动，我觉得项目执行得很好，9个月了，项目仍顺利进行，很好！”　　
果然不出所料，调查组的同志，经认真调查研究，并经如实汇报以后，向我们的反馈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令人满意的。　　
时隔一月，于2005年5月中旬，一个更大的调研组又从北京来了，他们是受××院委托的、由××部牵头的、由18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他们从省里、市里到区里层层开会调研，最后亲临我们办公室，又是座谈了解，又是详细翻阅资料；又是记录，又是拍照，十分认真、仔细。结果，在调研结束碰头会上，国家调研组与省民政厅统一了三条：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其组织产生合法，经海口市民政局按程序合法登记注册；其维权项目资金来源合法，经国家外交部批准；其维权服务行为合法，始终未发生一起违法、违纪行为。这个调研结论是省里一位厅级领导告知于我的。　　
以上所碰，绝非偶然，也不仅是某个张三或李四，而是一种人为的社会现象，是党内的一股歪风，社会上的一股邪气。歪风与邪气，合成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它来自于某些手中有权甚至有枪，而心中却没有党纪国法的领导人，来自于某些身着执法制服，而心中却没有老百姓的年轻人，来自于社会上某些只管赚钱而缺乏教育的不法之徒。那些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其能量很大，影响很坏，危害不小。那些人，正是造成社会不公平、不稳定、不和谐的人。那些人，是最令老百姓厌恶的人。其实，社会风气都是人为的，那些人的行为，正是造成社会风气不好的直接原因，所以，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就必须造就良好的社会人，人是社会的决定因素，其中领导是关键。　　
如果我们的领导人，都像当年的县委书记焦裕禄那样，如果我们的公民，都像当年的战士雷锋那样，那么，当今的社会风气，自然也会像当年那样，令人满意。有人开玩笑说：“雷锋出国了，社会风气不好了！”其实，如果社会需要，我们可以将“雷锋叔叔”请回来，如果那里的国民舍不得让他走，我们也可以自己再培养出新的、活的，甚至更多的“雷锋”，这正是当今老百姓的心愿。今年汶川的抗震救灾斗争，在全国涌现出千百万个“活雷锋”，让老百姓再次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希望。　　
　 　
第 八 章  联防新曲  唱响椰城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艰巨的工作，繁重的任务，复杂的环境，对队伍建设提出严格的要求。我们区政法委、综治办的国家干部，从3人至10人，我们直接指挥的联防队伍有300多人。10位国家干部、300多名联防队员，我们统称为治安综治队伍。这是一支在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下，由政法委、综治办直接管理的，长期从事社会治安工作的治安综治队伍。这几百号人的组织管理、业务培训、思想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有组织，才能管理，要进行培训，才懂得业务，要开展思想教育，队伍才能过得硬。　　
为了严密组织系统，结合行政辖区，我们将全区的联防队伍，设立为大队、中队、分队、小队。区设大队，乡镇设中队，片段设分队，一个治安岗设一个小队。大队设大队长、政委，由部队转业的正营职干部范高武任当大队长，由我和其他两位副书记分别任正、副政委，乡镇的中队，设一名中队长，并由治安专职副主任当教导员。另外，4个直辖小区中队，各设一名中队长，其教导员分别由区政法委、综治办派出的国家干部担任。如此设置的领导体系，显然是为了思想政治和治安业务双管齐下，既管思想，又抓业务，对队伍的总体要求是：又红又专。“红”指的是思想要过硬，“专”指的是业务要过硬。有两个过得硬的拳头，队伍就特别能战斗。　　
设想是美好的，可现实却令我头痛。刚组织起来的联防队伍，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思想素质、业务素质也不高，组织纪律较散漫，不知要在熔炉里熔多久才能成熟。有一次，我们在海口戏院召开全区联防队员大会，会议期间，有一位联防队员居然将他的脚翘起来，挂在前座的椅背上，好像那样坐就很舒服。坐在会议主席台上的我，一看到那个镜头就火冒三丈，当场就宣布将那位队员开除出队。有一次，在清查“暂住证”的大行动中，有一位队员，发现一个时称“盲流”的外来人骑着单车过来，当即上去“搜查暂住证”，结果将人家身上的45元钱“搜查”去喝酒了。听到此事，我又火冒三丈，当即召开小队长以上骨干会议，责成大队长将那位队员带到会场，当场宣布开除，当即将他的领章、帽徽摘下，并派两名队员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罚。像这样的队伍，在管理、教育、建设的过程中，我真的下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支队伍，多来自农村，年纪较轻，文化程度较低，接受正统教育较少。他们多以出门谋生为主要动机，而联防队的生活待遇很低，当时每人每月工资才300元。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又很复杂，有些人“天天过年，夜夜上歌舞厅”，而联防队员每月却拿着300元工资，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在治安第一线拼搏，在那里保驾护航。看在眼里，憋在心头，队员心里很不平衡。长期处于“不平衡”的心态，如若思想教育再跟不上，稍微碰到“机会”，有人就会犯错误。所以思想教育那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　　
我想，在队伍建设中，教育人是头等大事，而在教育人的过程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头等大事。于是，我以区委政法委的名义，向全区综治干部、联防队伍，发出一个“红头文件”：关于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决定。决定运用一年时间，组织全区综治干部、联防队伍，认真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11篇著作；决定：由政法委、综治办干部分别负责11篇著作的逐篇辅导，其中，我负责辅导《矛盾论》、《实践论》；要求：每位干部、每个队员都要写学习心得体会，每个中队都要逐篇组织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同时制订学习、辅导计划。那一年，我们完全按照学习计划，完成学习任务；那一年，是难得的一年，是触及灵魂的一年，是武装思想的一年；那一年以后，干部、队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队伍战斗力越来越强，模范、标兵层出不穷。海口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李新富曾说：“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我想，“能分辩是与非”应是对队伍的基本要求，而法律才是分辨是非的真正标准，于是，我决定将全体联防队员，分期分批送到海南电大法律系学习法律。其学费负担一分为三：区、乡镇、本人各付1/3。每次在电大老师上法律课时，我都亲临课堂，我发现队员们听课很专心，记录很认真，问答很活跃，那样的场面，给我极大的欣慰。联防队员符传民说：“学习法律对我们的一生都有好处！”有一次全省综治工作年终检查时，万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华忠很感激地说：“将联防队员送上大学学习法律，我看这是全省第一例，可能也是全国第一例。这一举确实令我佩服，实在好！”我想，一支队伍的好与坏，其战斗力的强与弱，其责任，不在于某个队员，而在于队伍的领头人。　　
作为队伍的领头人，除了对队员严格要求以外，我始终把他们当兄弟看待。一年冬季的一天，在查岗时，我眼看着队员们，在严冬之下，在大雨之中，坚守岗位，巡逻站岗。一些队员被雨淋湿了，牙齿在打架，身子在发抖，咬紧牙关，还在巡逻执勤。看在眼里，一时我心酸了，眼泪流了，可我不想让队员看见，我马上调转车头，到一个老板办公室，将以上状况向老板述说，请求老板给队员赞助棉大衣。那位许老板也真是好心肠，听我这一说，他马上表态：“我赞助！”第二天一早，我就派员到海南军区后勤部，给队员每人买回一件军式棉大衣和一件新款雨衣，将这些发给队员的时候，他们个个兴高采烈，感激不已，纷纷表态决心时刻坚守岗位，昼夜保驾护航！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可队员们只得到这点点滴滴，就心满意足了。我想，我们的队员多好啊！新华中队一位队员身中2弹还坚持战斗；城西中队一位队员被歹徒刺到肠子都流出来了，还坚持搏斗，最终将歹徒擒获，那天在医院看望那位队员，我又流眼泪了，同时也看到另一个病房，被拷在病床上的那个歹徒，我真恨不得一枪将他当场干掉；新华中队一位队员，一次不在上班时间，他走在解放西路的天桥上，突然发现天桥下面有歹徒抢劫，他奋不顾身地从5米高的天桥上飞跃而下，当场将抢劫歹徒擒获，可他受伤了，到医院看望他时，我的眼泪又流了。其实，那不是眼泪，而是浓浓的兄弟情。如今退下以后，每每看到在街上巡逻站岗的队员，我的内心都感到十分亲切，我在暗暗地为他们祈祷，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为了不断地提高队员的“文武素质”，在“武”方面，每年我们都从军区或武警那里请来教官，给队员脱产训练一个月；在“文”方面，除了经常组织学习以外，我们每年都自下而上地让每位队员“登台报告”，总结自我，锻炼提高。为了丰富队员的文体生活，我们常常组织联欢、比赛，一边增强其集体荣誉感，一边丰富其精神食粮。为了将队伍引向正轨，我们制订了12项管理制度。为了实现队伍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我还设计实施了一个队伍建设“511”系统工程。为了保证队员的生活待遇，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政府打报告，请求提高待遇，后来队员工资从每人每月300元增加到600元了，慢慢地，政府也给队员们买了几项保险。队员的行动感动着政府，政府的关怀鼓舞着队员。　　
10多年来，这支队伍，在风里雨里，在熔炉中，在课堂上，在治安第一线，一步一步地走上轨道，走向成熟，他们在高唱着一支新华治安的联防新曲，这一曲唱响椰城。1992年中央综治委表彰首批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海南省受表彰的有3个单位、3名个人，其中新华区1个单位、2名个人，占全省总数的一半。那2名个人，正是新华区联防队“身中5刀不退却，坚持战斗擒歹徒”的队员王亚弟、“身中2弹不下火线”的队员王余期。如今，海口人都知道：龙华联防队真棒！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在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人会上的讲话　　
新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杨来清　　
　 　
同志们：　　
今天是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成立5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五年前的今天，在市、区党政领导的关怀下，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诞生了！　　
回顾我区联防队伍5年的光辉历程，我们信心十足，豪情满怀。有一首歌这么唱道：我们的队伍向太阳。5年来，我区联防队伍正是在金光灿烂的大道上厉兵秣马、英勇奋战，不断地走向成熟，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深受群众欢迎的队伍。　　
一、这是一支不断走向成熟的队伍　　
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是一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走向成熟的队伍。　　
首先，管理体制在不断完善。联防队伍是新形势下的产物，队伍成立之初，归属问题不大明确。是归党政部门直接领导，还是归公安机关直接指挥？是以条为主，还是以块为主？这些问题不解决，造成操作过程矛盾甚多。我们通过不断实践，不断探索，终于确定了管理体制：联防队由党委、政府组织领导，公安机关业务指导，综合治理办公室直接管理；条块结合，以条为主，下管一级。其机构：大队（二级）——中队（三级）——分队（小区）——小队（四级）。　　
其次，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我们是在大量队员无固定集体住所、无固定食堂、待遇低、工作苦、危险性大、兵力部署广的情况下，不断地探索管理路子的。　　
我们的管理原则是：依法治队，“活”在其中。遵循这个原则，管理制度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并且不断地引向规范化。至今为止，我们已经制订了《新华区治安联防岗位责任制》、《新华区治安联防大队学习、生活制度》等12项规章制度。例如新华中队5年来坚持两个雷打不动：每周末半天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每月领工资日组织生活会雷打不动。该中队对犯罪分子的人均抓获率一直名列全大队前茅，最近被评为全区标兵联防中队。　　
我们的具体作法是：坚持“三会”（学习会、汇报会、生活会），砸烂“三铁”（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突出一个“活”字。滨海新村小队根据该村自然环境，将其分为6片，6个队员每人包管一片，只要是由于防范方面的原因而引起发案的，每发一案就扣队员20元。在队伍调度方面，我们结合防范和“严打”的需要，在公安机关的具体化指导下，针对不同时期犯罪分子作案的不同特点，从时间和空间上，坚持“动静结合，点面兼顾”的原则，采取“定点设岗、定段联防、定人、定时巡逻执勤”的“四定”方法，进行防范和打击。联防大队一成立，区公安分局王局长就带着区综治办几位同志，用半个月的时间，深入到辖区各乡、办事处选点设岗。选点设岗的原则是：一、案件多发之地。二、案犯常逃之路。三、四通八达之交叉点。根据这3条原则，我们在新华辖区设下40个治安岗亭。犹如天罗地网覆盖着新华辖区。盐灶市场的小贩们曾说过：“过去这里小偷多，有时要我们的东西吃也不给钱。自从政府在这里设了治安岗后，那些坏家伙再也不敢来欺侮我们了。”1992年7月4日夜间。2名歹徒在解放西路抢夺一位港商的手提包，被发现后，他们慌不择路，逃窜入永兴小街，正好落入新华街道办事处永兴岗地段，被联防队员抓获。1991年冬季一天夜晚，一名贩卖枪支的歹徒，在海口公园被警察检查发现，他拨腿就跑，结果跑到大同里，同样落网，又是被联防队员抓获并缴获5·9式手枪一支。同年一天夜里，一伙持枪歹徒坐“的士”车到坡博村作案，被坡博治安岗的联防队员擒拿，并缴获6·4式手枪一支。犯罪分子终未能逃脱治安联防的天罗地网。　　
我们的体会是：在科学的管理体制下，坚持规范化的管理制度，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法，就会带出好队伍，激发战斗力。　　
再次，队员素质在不断提高。我们除了抓联防队伍的正常学习外，还选派队员到海南电大函授两年法律专业，现已有86人领取了结业证书，大大地提高了联防队伍的整体素质。队员们既敢打，又会防，还善管。盐灶小队的队员还兼流动人口协管员，对辖区流动人口的管理做到“四知”，即：知来源、身份、住处和职业。几年来，该居委会实现“四无”：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案件、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　　
二、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5年来，联防队伍在斗争中英勇奋战，以自己的血和汗创造了辉煌。据统计，5年共接到群众举报的刑事案件1912起，抓获1609起，抓获率为84.2%；接到举报的治安案件3403起，协查3329起，协查率为97.8%；抓获违法、犯罪分子9553人，并缴获赃物折合人民币659.69万元。　　
5年来，我们的联防大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被省综治委授予“海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公民”光荣称号并被评为全国治安先进分子的王余期同志，在追捕逃犯的搏斗中身中2弹，仍然意志坚强，坚持当好联防队员。5年间，他亲手抓获189名违法犯罪分子；被省综治委授予“海南省维护社会治安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并被评为全国治安先进分子的王亚弟同志，在与重大盗窃犯搏斗时，身伤5刀，浑身是血，仍然坚持擒获歹徒，直至昏倒在地。他同样坚持当好联防队员，留医出院后再立新功；被省综治委授予“海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务为先进分子”光荣称号的梁家孝同志，在与歹徒搏斗时，被刀刺腹部，肠都流出来了，仍然坚持擒抓罪犯。他留医出院后，照样当护村队队员，继续坚持战斗。后来他应征入伍，当上了人民解放军。被评为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分子的陈亚海同志，他在下班后途经别的辖区时发现歹徒抢劫一位外商金项链，他丢下自行车，奋不顾身地与歹徒搏斗，被歹徒打中一枪，当场昏倒。留医出院后，他仍然坚持当好联防队员，为大特区保驾护航。5年来，我区联防队员从犯罪分子手中缴获军用手枪16支，同时缴获一批具有杀伤力的土造手枪。此外，我们队员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罪犯的枪口下缴获被盗摩托车。为了追赶歹徒，队员占进雄本月25日曾从5米高的天桥上飞跳下去，压在歹徒身上，将歹徒擒获。在场群众称之为“当代武松”。联防队员吴国硕曾经被群众称之为“擒贼大王”、“抓扒高手”。最近，占进雄、吴国硕被评为全区标兵联防队员。　　
三、这是一支深受群众欢迎的队伍　　
广大联防队员在治安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危险性很大、待遇很低的情况下，坚守岗位，顶风冒险，为的是什么？队员们回答得好：“治安联防为人民，巡逻站岗保特区。”有一天夜里，滨海新村联防小队抓到一名盗窃犯，有人便用报纸包着几千元上门行贿，说“只要放人，我们包你们到高级酒店吃喝玩乐，享受3个月”。面对诸多诱惑，联防队员毫不动心，坚持将罪犯扭送到滨海派出所处理。最近，该小队被评为全区标兵联防小队。正是由于联防员坚定不移地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们想的不是金钱而是人民，他们图的不是个人的安逸而是社会的稳定。因此，这支队伍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得到各部门、各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为了不辜负各级党政部门、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期望，目前这支队伍正在不断地进行自身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训练，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地在辖区各单位扎根联防，不断地发展壮大。　　
（1996年9月29日）　　
　 　
　 　
　 　
第 九 章  建家立业  开拓创新　　
改革开放，引起全国人口大流动；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引来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一个特殊的人群，十分陌生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刻不容缓地向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课题：流动人口管理。带着这个新课题，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其间，也走过不少弯路，付出过不少代价，慢慢地，在茫茫大海中，开辟出一条新的航道——创办“外来工之家”， 尝试当代社会企业。　　
海南建省之初，“十万人才过琼崖”。因为治安管理工作一时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海口治安现状骤然严峻，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成倍增长，管理者一下子将治安重点投向那些市民们习惯称之为“盲流”的外来人口。于是，三天两头地组织全区性、全市性的“清查大行动”，将“外来人口”当做“打击”对象，不分昼夜地对出租屋、“盲流窝”当做清查重点，对证件不齐的外来人口进行收容、遣送。但事与愿违，其结果是一边遣送，一边返还；一边收容，一边反抗；一边清查，一边对立。这样，在“反抗”和“对立”的情绪中，发案率仍然居高不下，治安形势日益严峻。　　
1994年元旦前夕，一对从北京郊区来海南打工的恋人，上岛后身上只剩下10多元钱，直到晚上9点多钟两人才合吃了一份盒饭。当天夜里，只好在海口南大桥下和衣而眠。第二天，他们走遍了小半个海口，还是找不到工作，只能一人吃了一个馒头充饥。第三天，他们又苦苦地找了一天，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已经没有钱买吃的了，只好忍饥挨饿地度过了第三个夜晚。第四天凌晨，这对恋人合谋杀死了一名的士司机，从死者身上搜出了162.3元钱后，在逃往大海中被公安干警抓获。海南省委一位副书记赶到凶杀现场，问戴着手铐的这对恋人：“为什么杀人？！”男的说：“没工干，没饭吃。”女的补充道：“没地儿住，没法儿活！”　　
当场，我听到新华公安分局王昌忠局长向在场的领导们汇报说：“近几年来，在我们区破获的刑事犯罪案件中，绝大部分属于流动人口作案。”　　
当天夜里，王局长的一番话，滨海大道上的那起凶杀案，在我的脑海中反反复复出现，久久不能消失。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外来人口频频作案？那对戴着手铐的恋人的场景总是在我眼前闪现，我很不愿意相信这对看似文弱书生模样的恋人会杀人。他们真的下得了手？从后来的审讯中得知，他们没有前科，是初犯，杀人的动机确实因为没饭吃，活不下去，事后也后悔不已。我很难理解，这对恋人怎么能够对一个与自己无冤无仇的陌生人下手？人，其实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名著里对于人性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一个人有时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推他一把，他会直坠下深渊，拉他一把，他就能获得新生。那对年轻的恋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在他们即将绝望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他们是不会坠下深渊的，他们的灵魂也不会被罪恶严重侵蚀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丧失殆尽。那么，谁来伸出这只手？　　
我想，这个答案，只能到外来人口中去寻找。于是，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主动上门出租屋，深入“盲流村”，走访了80多户出租屋，50多个“肓流村。” 接触了从东北到西南，从沿海到内地，从两湖到两广，从鄂豫皖到陕甘宁，从闽浙苏到云贵川的外来人口；拜访了从学富五车的研究生到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从拖家带口的妇女到身强力壮的男儿，从风风火火的江湖大汉到腼腆害羞的娇小村姑，从十几岁的娃娃到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等各个层次、各种年龄、各个地域、各种心态的人群；与他们谈心、唠嗑、拉家常、摆龙门阵，倾听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声。　　
人口的流动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经济高速发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着大批的人来海南求职发展。无论是一尺尺电缆光纤的延伸，还是一幢幢高楼大厦的崛起；无论是漫山遍野的瓜果飘香，还是城市容颜的梳妆打扮，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洒下外来民工们的汗水。　　
大批的外来人口是冲着大特区来的。他们想：这里应该有大把的就业机会，可以靠自己的辛苦挣很多很多的钱；在这里他们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在老家，虽然生活安稳，可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想要脱贫致富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无论怎么赶，他们都不愿意离开，好不容易来了趟大特区，怎么能两手空空就走了？回了老家，哪有脸面见江东父老？　　
社会上一些人把外来人口看成“盲流”，让他们内心感到一阵阵的酸楚，这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如果我们的同志也这样看待他们，这不仅是认识上一个很大的误区，也说明我们与劳动人民在感情上已拉开了很长的距离。　　
外来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低层群体，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的，他们在城市中是一个弱势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处于一种很不利的状况之中：其物质生活处于贫困水平，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他们大多居住在狭小、简易、肮脏的自建的窝棚里，甚至露宿街头或天桥底下，无家可归而成为实质性的游民；工作上，他们的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从事的多是城里人不愿做的劳动强度大、就业环境差或是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而且工资经常被拖欠或拒发；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他们也处于弱势地位，遭受个别执法人员粗暴对待也是司空见惯的，还有可能受到当地居民的歧视和排斥。外来民工的大量聚集，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集中性和群体性，这使得他们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可能会很强烈，因而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因素和潜伏的危机。居住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业形势的严峻和相应的制度建设的滞后，是造成民工犯罪突出的重要客观因素。有些部门对外来工有偏见，以为外来工中包含着不少社会治安问题的隐患而在管理上采取“查、管、卡、抓、送”等简单方式，不仅大大挫伤了外来工的积极性，同时也激化了矛盾而引发了许多社会治安问题。人口流动尤其是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作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解决好这一难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否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就可能遭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得不到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　　
新的思路渐渐形成：把外来工一概看成“盲流”是认识上的误区，对外来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服务，应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服务的重点，一是引导求职，二是帮助安居。政府只有提供热情的服务，才能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变社会治安中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既稳定社会秩序，又为大特区的建设吸引到更多的优质劳务。　　
1997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我为外来工、为弱势群体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区委、区政府通过区综治委关于创建“外来工之家”的方案以后，我们在治安联防大队下属成立一个新云公司，我们政法委10多位干部和几百名联防队员，你500他1000地凑了14万元，在海口博爱花卉广场上创办全国第一家“外来工之家”。　　
我知道创新总是要碰到阻力，要付出代价的。但我却万万没有想到，在“办家”的第一天，碰到一个蛮不讲理的泼妇，继而又碰到一个不讲法律的“大老板”。1997年入冬的一天，在博爱南路76号大院，在新云公司与海南湖园公司签完租赁协议，将该大院及一幢职工宿舍楼依法租下以后，在那块地和那幢楼的使用权，依法转移到新云公司以后，在区政法委、综治办、联防队、新云公司开始动工“办家”之时，一个“泼妇”不明不白地跑过来大喊大闹，硬是叫我们要将其中的一半无偿地划给她的那个基层组织，唯一理由是他们原来已经占用一部分。占用也有理，无偿划分也有理，简直荒唐至极！因为是开工第一天，我们很紧张地在开会、在工作，实在没空理她，她却一闹再闹，甚至一再冲进我们的临时办公室。因为她闹得太凶，直接干扰我们的工作秩序，在一再劝说不听的情况下，一位联防队员将她推出临时办公室。此时，她乘机大耍赖皮，跑到博爱路大马路上躺着，大喊大叫说那位联防队员调戏她，很快地，几个“大老板”赶过来处理。那几位“大老板”也够负责的，飞速赶到现场。　　
一位先发问：“为什么调戏妇女？”　　
“谁调戏妇女？哪位妇女被调戏了？”　　
“不调戏人家为什么跑到马路上躺了？”　　
“难道躺在马路上的女人都是被调戏过的吗？你不懂调查取证，起码当官要明理嘛。这个小小院子有100多人在做工，有很多国家干部、联防队员在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能干出那种事吗？那个泼妇简直在耍无赖。”一番对话以后，“调戏”的问题无人再提。　　
可是，更出乎意料的问题，却由最大的“老板”提出来了：“老杨，你们跟基层组织签个协议，将一半地划分给她。”　　
“那块地和那幢楼虽属该基层组织辖区，但其所有权、使用权并非属于那个基层组织，她是没资格在处分该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协议上签字的！”　　
“要支持基层工作嘛，我叫你签你就签！”　　
“签了也依法无效！”　　
“大老板”往桌子一拍：“什么有效无效，我不管！我问你签不签？”　　
“不能签！”　　
“为什么？”　　
“我说过了签了无效！”　　
“我说有效就有效！”　　
“不是官大就有效的，就是你签也无效！”　　
“啊，我签也无效？”　　
“是的，就是市委蔡书记，连省委杜书记签都一律无效！”　　
“啊，人家说你这个人狂妄，真的是一点没错！你够狂妄的了，怎么能说这个话，连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签都无效？”　　
“这不叫狂妄，这叫依法办事！”　　
“老板”边发火，边拍桌子，我也边拍桌子，边回答，在一片“拍桌子”的吵吵闹闹中，大家不欢而散。因为办公桌是铁皮制的，回到家以后，我才发现我的右手掌黑了一块，我用驱风油擦了好几天，才慢慢地好了起来。手掌虽好了，可伤痕难忘。　　
尽管如此阻力重重，我们还是硬着头皮，顶着阻力，排除干扰，以惊人的速度将“外来工之家”办好。在水、电设施配全以后，“外来工之家”以最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外来工居住、就业。　　
在这里，外来工可以用每平方米月租不到10元的价格租住到卫生舒适的套房，月租400元左右就能租到20平方米左右的铺面。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大批外来工前来“外来工之家”居住和创业。经过几年的发展，这个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好，成为海南唯一一个销售绢花等装饰品的专业市场。　　
我亲眼看见一位四川籍外来工王德和含着眼泪说：“要是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外来工之家’，该多好啊！”当年春节，区委书记、区长还亲自到“外来工之家”给外来工拜年，与外来工一起包饺子。当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在黄金时段特别报道新华区“外来工之家”。春节过后，区长谢文明高兴地说：“老杨啊，你干得好，为外来工着想，为新华区争光了！”　　
我想，当年为了创建“外来工之家”，我碰了一下，虽然碰上了“大老板”，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碰的结果，却碰出中国第一家“外来工之家”——值得！　　
　1998年1月23日　，《海南日报》发表短评，题为：“应给‘外来工之家’记一功”。指出：不论是光纤电缆的延伸，还是高楼的崛起，不论是瓜果的丰收，还是城市的靓丽，无不洒下民工辛劳的汗水。他们为特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合法权益也理当受到尊重和保护。“您为特区贡献，特区为您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应给“外来工之家”记上一功。希望各有关部门能进一步提高认识，把维护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同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2001年5月28日　，《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题为：“为外来工撑起一方天”。指出：从办五花八门的杂货店、茶园、酒店，到发展成现在海南省唯一一个辐射全省的绢花、塑料花批花市场，“外来工之家”一直在不倦地探索一条“治安综合治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外来工实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新路子。有情操作、低偿服务，这一革新举措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外来工之家”的种子在新（龙）华区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过程中，不少好心人不断地为它浇水、施肥。新来的区委书记赵忠社，一边亲临“外来工之家”，到外来工各家各户嘘寒问暖，征求意见，一边亲自带着我步行到“高隆购物中心”周边一片芒草、泥泞之中，详细考察、详谈设想，要再办“外来工之家”。　　
在海口电力村后面，在比人还高得多的芒草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幢半拉子楼，楼的周边全是芒草、淤泥。一些吸毒仔常常躲在芒草中吸毒、抢夺、抢劫，此地发生过杀人碎尸案、绑架案，“两抢”更是多发案件。这是一块原本十分恐怖的地方。区领导许云、张甲天、王周兴、符树标、王详正、韩孟英、吴永坤等，不分白天夜晚，常常在百忙中抽空亲临指导，计划在这里创办一家更大规模的“外来工之家”。　　
　2002年4月15日　，经龙华区人民政府向海口市人民政府直接申请获准后，龙华区政府无偿使用芒草中那幢名叫高隆购物中心的半拉子楼及周边闲置地，创建龙华区“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　　
按区委、区政府的决定，我带着区政法委一班人，和联防队员，昼夜奋战，整治“高隆”，建设基础，招商引资，设立中心，服务外来工。不到半年功夫，路通了，电通了，水通了，土地整平了，人旺了，“高隆”焕然一新，前后判若两样天地。“高隆”主楼内外，人进人出，一派兴旺……　　
龙华区“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占地近百亩。主楼一楼几千平米为外来工居住区，主楼二楼为“外来工之家”物业办公室，还有区委、区政府10个有关部门在“外来工之家”设置的专为外来工提供政务服务的10个服务中心。同时设有龙华区自愿戒毒所（亦称法制教育中心）。主楼二楼、一楼还分别设有歌舞厅（亦称文化娱乐中心）。主楼周边有汽修厂、商店、饭店、理发店、美容院等123家，还设有外来工农贸市场。这样，大概解决2000多名外来工的居住、就业问题。　　
龙华区“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主楼二楼正中横挂着八个大字：龙华区“外来工之家”。主楼一楼楼梯右侧，并列着龙华区10个服务外来工的招牌。这样，“外来工之家”上规模，上档次，成品牌了。一时，岛内外参观团、考察团，纷至沓来，简直应接不暇。省、市领导也一次又一次地、一批又一批地前来考察、指导。　　
2002年《海南人大》第9期中一篇题为《撑起一片蓝天——海口市新华区“外来工之家”纪事》的文章指出：新华区在全省第一个设立“外来工之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创举。中央综治办领导到“外来工之家”视察时赞扬说：“新华区的做法为全国作出了表率。”日前，国务院体改办的领导视察后也评价说：“你们是全国第一家，简直是太棒了！”。　　
　2003年8月7日　，《人民网海南视窗》题为：“关爱平民令人感动，海南外来工之家”为民办大事”的文章指出：媒体近日的连续报道，来自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的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打电话或写信给媒体和杨来清，称媒体的报道及时感人。一位外来工在给杨来清的信中写道：“你创办的海口‘外来工之家’，是干了一件大事。你关爱平民的情感，令我感动。”　　
2003年11月，在香港刊物《成功领导人》总第29期中一篇题为《中国首创  情系黎民——海南有个“外来工之家” 》的文章报道：　2003年7月21日　，省委书记、省长汪啸风到“外来工之家”视察时，指着十个“服务中心”的牌子高兴地说：“好，好，这中心，那中心，我看都是为民服务中心。”　　
2004年，清华大学专家学者前后两次亲临“外来工之家”开展个案调研，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贾西津写了专题调研报告《从管理到自治——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这家”的模式创新》。　　
从那以后，在龙华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外来工之家”在龙华区一家又一家地建立起来：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外来工之家滨濂再生资源回收城、外来工之家大同废品收购站、外来工之家义龙后农贸市场等等，简直像雨后春笋，真令人欢迎鼓舞。岛内外有关媒体单位，也在跟踪报道，大力推广。　　
出乎意料的是，在一次“指导”中出事了。情况是这样的：有两位领导，曾先后两次前来“考察指导”，其主要目的是考察在“外来工之家”里的自愿戒毒所（法制教育中心）。两位领导对该戒毒所很满意，当然对“外来工之家”也十分满意。不知怎的，“满意”之后，他俩却出了一个令人不满意的主意：将“龙华区外来工之家”改名为“龙华区法制教育中心”。　　
这个主意，当做“领导指示”，成为一个难题，摆在我的眼前。好端端的一个“外来工之家”，还是全国第一家，并享誉于岛内外，外来工们更欣赏，为何要将她改掉呢？我实在不明白，于是就拖着不改。这一拖便惹事了。　　
一天早上，与往常一样，我一早就到“外来工之家”上班，想不到两位领导来得更早，他俩正站在“外来工之家”门口等着我，并且神态都不太对头，个个都显得紧张。　　
我想，肯定出什么事了。　　
果然不出所料，两位领导神情紧张地对我说：“老杨啊，不好了，昨晚上级领导找我们俩到领导办公室严肃批评了。”　　
“批评什么了，我们做错啥啦？”　　
“领导叫将‘外来工之家’的名改掉，你为什么不改呢？”　　
“原来是这回事，我看这是一桩怪事。我认为改的前提是错，要错才能改，不错怎么改呢？难道1+2=3，偏要将其改为1+2=4吗？请问‘外来工之家’的名字错在哪里？我看此名改之不得！”　　
“老杨啊，不要为难我们了，还是按上级领导的指示办吧！”　　
我深知这两位领导无论对我的工作，还是对“外来工之家”的成长都十分支持，今天却碰到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怎么办呢？这倒是为难我了。这回要再碰的话，就不止是碰区领导了，显然是直接碰上级的大官了。说心里话，碰大官我倒不怕，我又不是没碰过，我担心的是为难区里那两位无辜的好领导。　　
不久，区里那位对我的工作一直十分支持的我的直接领导知情以后，更是在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这就难上加难了，结果我只好跟这位直接领导想出个折中的办法：在“外来工之家”主楼侧边再竖挂一个比“外来工之家”更长的招牌——“海口市龙华区法制教育中心”，其上头仍然是横的“龙华区外来工之家”。以此折中的办法应付一下，看怎么样。　　
说来也怪，没过几天，市政府老大、老二紧接着前来“外来工之家”考察指导。这回的考察指导真像下了一场及时雨，让“外来工之家”的名更正，花更红，草更绿。市政府的老大、老二，虽非同日同时而来，但其认识却如出一辙，同唱一个调：“‘外来工之家’这个名字好，这个创意好，太好了！”如此不约而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在我们这里，好像谁官大谁说了算吧，于是，“外来工之家”还是“外来工之家”，“外来工之家”既不需要改名，也不需要变姓了，我那个1+2仍然等于3了，区领导的脸上也露出微笑。　　
我想，这回我也间接地碰了一下，对方是两个大官，虽然这次碰不出火花，但却碰出一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最高奖项：“龙华区外来工之家”于2004年3月24日在北京获奖。　　
　 　
第 十 章  一波三折  峰回路转　　
　2004年3月24日　，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在北京揭晓，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荣获最高奖——优胜奖。　　
在北京的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有谁会看到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所走过的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又有谁会想到我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为此挥洒的汗水和辛劳，为此遭受的偏见和委屈，第一家“博爱花卉市场”就曾经因为亏损几乎关门。　　
这里原来是一块被湖园公司购买但多年未开发的约4000多平方米的空地，此外还有一幢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的四层楼房可租赁利用。　　
起初我们在这里开了一家饭店，一家茶店，特意安排外来工在那里打工。但生意冷淡，顾客稀少，最终连买厨房设备的钱都没赚回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宁可自己亏本，在饭馆工作的外来工的工资我们都保证按时发放，从来没有拖欠过。不久便停业另寻出路。　　
临近年关的时候，“外来工之家”在大院里建起了200多个年货销售摊位让外来工投入营业。我通过朋友找人从厂家赊账，把组织来的年货按出厂价交给外来工销售，但一些外来工不善经营，生意做砸了，连本钱都陪了进去，结果亏损全挂在“外来工之家” 的账上。那一段时间，我天天都要接待上门要账的债主，人们背地里都叫我“欠账书记”。我为外来工排忧解难而欠账，我不觉得理亏，也不感到脸红。但欠账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欠账还钱，天经地义。我与“外来工之家”的管理人员想方设法，凑钱还债，我们甚至把自家的钱都拿来垫上。债主也看出我们的诚意，也答应我们慢慢还，没催得那么紧，我才算松了一口气。当“外来工之家”经营有了起色，经过二、三年的时间，我们最终把欠账也还清了。　　
就在另寻出路的过程中，大家注意到，在“外来工之家”中有一家经营绢花、塑料花的零售店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于是我们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后，决定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将博爱路第一家“外来工之家”定位为“花卉广场”，统一经营绢花、塑料花，做起批发兼零售的生意。这一正确的决策，使“外来工之家”起死回生，生意逐渐红火起来，继而蒸蒸日上，成了整个海南省最大的“博爱花卉广场”。不少外来工在“外来工之家”由打工仔变成小老板。1997年，黄德和兄妹从四川来到海口租了一个2.5平方米的小板棚，既当“铺面”又作“仓库”，夜晚席地而卧，白天汗流满面，遇到刮风下雨天，日子就更糟糕了。他俩兄妹向我反应了情况，我立即在“外来工之家”为他们提供了租价低廉的铺面和住房，兄妹俩在这里摆开了海口市第一个绢花铺。如今的这兄妹俩已成为了这个新兴市场的“大户”。去年冬天，他们把一家8口人都从老家接来“外来工之家”定居了，黄德和已由当年的打工仔变成了已拥有4个摊位的老板。　　
第三家“滨濂再生资源回收城”也曾因为“脏、乱、差”的原因差一点被有关部门勒令关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在想方设法，积极应对，认真检查自身的不足，决定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组织外来工对场地进行整改，改造排污水沟，平整路面，规范回收物质的堆放，经常性地进行环境卫生的监督检查，基本改变了“脏、乱、差”的状况。我们还大量的种树，绿化美化环境。在做好整改工作，改造好环境的基础上，我们努力与有关部门疏通关系，向他们宣传外来工创业的艰难，外来工对社会的贡献，“外来工之家”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真情和执着终于感动了有关部门，他们改变主意，第三家“外来工之家”好不容易被保了下来。　　
第二家“金贸汽修城”的运气可就没那么好了，他们遭遇到的是灭顶之灾。2003年底，一场几乎毁灭性的灾难正在一步一步地向“金贸汽修城“紧逼过来。　　
2002年4月15日，市政府的批文下达以后，“龙华区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用不到半年功夫，路通了，电通了，水通了，土地整平了，人旺了。原本几乎淹没在荒草之中的半拉子工程“高隆”焕然一新，前后判若两重天地。“高隆”主楼内外，人进人出，一派兴旺……“外来工之家”又出名了，此处房地产起价了，“高隆”肥了。　　
“金贸汽修城”的生意兴隆，给城中的外来工业主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也让城外一些人看红了眼睛，流了口水。　　
“高隆”这块肥肉被北京来的富商闻到了香味，为了在此处分割图利，他们死盯着这座原来的烂尾楼打起了如意算盘，在上面做足了文章。他们匆忙策谋成立了××公司，还扬言该公司是××部属下公司。　　
　2003年12月10日　，金贸汽修城突然来了十几个××公司的人，他们在汽修城到处张贴《公告》，强令“外来工之家”各经营客户10日内“全部撤离”。原因是汽修城目前使用的高隆购物中心产权已由原产权人转让给了该公司。××公司还向“外来工之家”经营户出示一份所谓的“法律文书”，一时间整个汽修城人心惶惶，纷纷跑到“外来工之家”报告此事。　　
我们马上把所发生的情况及时向区政府作了汇报，区政府也迅速向市政府递交了《关于保留“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的请示》。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分别上门找汽修城各业主做好安抚工作，要求他们继续经营，相信市政府会出面圆满解决此事。　　
　12月20日　，××公司限定的期限在观望中转眼就过去了，市政府的人还没有来，而××公司的人却准时出现在汽修城，这回他们挨家挨户送达书面《通知》，宣布所有金贸汽修城经营单位及居住人员均为“非法占有者”，10日内若尚未能自动清理的所有物品将视为无主之物一律清理。　　
　12月22日　起，××公司开始每天派人到“外来工之家”散发传单，强令外来工全部搬家，还派人无理驱赶被政府请来的外来商人，外来民工。　　
众所周知，“外来工之家”是由市政府批准，由区政府主持，由区政法委具体实施的，直接服务外来工的社会企业。可是“××公司”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竟在“外来工之家”范围之内到处张贴公告，散发传单，驱赶外来工。此时外来工们在问：“如今公理何在？”　　
　12月24日　，××公司派员强行进入汽修城开始实地测量。一看到来者不善，汽修城的业主们开始坐不住了，不少人停止进货，打算另寻出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边要求所有经营户按兵不动，一边请求政府派人到汽修城现场办公，解决问题。可此时政府迟迟没有动静，我们不得不与××公司直接交涉。　　
我们向××公司出示市政府批准龙华区政府利用高隆购物中心及周围闲置地办“外来工之家”的有关批件。该公司老总张风称他们对高隆购物中心及拥有合法产权，态度相当蛮横，对我们出示的有关批件不屑一顾。我们知道社会上有过不讲理的，可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双方第一次正面的交涉不欢而散。　　
　12月25日　一大早，××公司看到汽修城没有动静，以为我们胆怯了，便大摇大摆地开来大型挖土机，在“外来工之家”正门前挖了一条　29米　长的深沟，组织几十人开始修建围墙。他们公然强行动土，企图强占“外来工之家”。　　
早上，联防队范大队长十分紧张地向我电话报告：不知什么人，一大早开来一部很大的推土机，在“外来工之家”正门前推土，跟着推土机来挖土的有几个是劳改犯，我们认识的。　　
我立即赶到现场，命令范大队长：一、马上将推土机钥匙扣下，不许他们再动土；二、请那伙人的头头上“外来工之家”办公室，我在等着他们。　　
不久，××公司那个当头的带着七八个人上“外来工之家”办公室，个个牛鼻哄哄的，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大喊大叫：“哪个是姓杨的？”　　
“请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不卑不亢地发问。　　
“马上给省公安厅打电话，叫厅长过来，将姓杨的逮起来！”　　
“你看错人了吧，我这个姓杨的绝不是你们这伙法盲所能吓倒的！你们如果再不自报单位，并且继续如此狂妄，继续破坏我们的工作秩序，我倒要派兵将你扭送到公安机关了，知道吗？”　　
“我们是××公司的，是××部的下属公司，你知道吗？这幢楼我们已经买下了，你知道吗？”　　
“这是海口市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批准我们使用的，你知道吗？是市长现场办公会议决定用到2008年的，你知道吗？”　　
“什么市政府？我告诉你，改朝换代了！”　　
“怎么啦，国民党反动派昨天夜里上岸了吗？”　　
坐在旁边的一位操海南国语的据说是某银行的处长，见势不妙，狐假虎威，突然拍起桌子，乱骂一通。　　
“我警告你这位不伦不类的东西，你胆敢再拍桌子，扰乱我办公秩序，我立马将你捆起来，扭送到派出所！”　　
他一下子被我吓乖了，屁也不敢放了。　　
“你们不是要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吗？不是要叫厅长立即来逮我吗？怎么电话打那么久，怎么厅长还不来？再不来的话，我可要将你们扭送到公安机关了，知道吗？告诉你们：我说话是算数的！”　　
那帮来势汹汹的法盲，终于理屈词穷地溜走了。这出戏草草收场。　　
×××公司的人走后，我在第一时间向市、区维稳办紧急报告，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及时批示：要维护“外来工之家”的品牌！区长陈一华旗帜鲜明地表态：“外来工之家”是市、区政府打造的品牌，是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我们还要将它办成花园式的，决不允许任何人强占！　　
我想，碰一下那些只会发横财而不懂国家法律的法盲老总，也略有体会：不清不白的环境产生不伦不类的怪物，说不正常也正常。　　
《公告》驱赶，外来工们却赶之不走，强行动土，“外来工之家”也强占不下。接着，就强筑围墙。一波又一波，一浪高于一浪。　　
经过一个上午的唇枪舌剑，我感到浑身酸痛，心中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疲惫感。　　
当天下午，我从疲惫中振作起来，组织人员起草了一份数千字的“外来工之家”投资者联名投诉××公司的《投诉督办书》上交给龙华区政府。《投诉督办书》指出：如果“外来工之家”此时被非法扼杀，居住在这里的2000多名外来工如何安置？在“外来工之家”经营的120多家商家所引发的矛盾纠纷如何处置？建设“外来工之家”至今尚拖欠的用于基础建设的企业投资款、垫资款以及施工队的上百万的工程款将如何偿还？另外，“外来工之家”还承担了区政府在此设立的自愿戒毒所上百名戒毒人员将如何安置？　　
同日，我们还向龙华区委递交了《关于龙华区“外来工之家”面临生存威胁的紧急报告》，区委以龙华区维稳办公室的名义按特急文件上报了海口市委维稳办公室。　　
不久，我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公司确实里应外合地弄到高隆购物中心的“合法产权”。可我也清清楚楚地知道：市政府关于撤销“高隆购物中心”原产权人产权证的《公告》根本没有公开收回；原高隆购物中心尚欠龙华区政府的征地款，以及施工队3000多万的工程款至今还未偿还。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在这种状况下，高隆购物中心为什么就被糊里糊涂地转卖给了××公司？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猫腻，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　　
为了让人们明白事情的原委，我不得不花一些笔墨叙述一下高隆购物中心事件的前前后后。　　
高隆购物中心是一幢闲置10多年的烂尾楼。2002年3月15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在《海口晚报》、《海南日报》登出《公告》：将“高隆购物中心”依法收归国有，撤销原产权人的产权证。　　
　2002年4月15日　，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府函【2002】33号文批准龙华区人民政府，利用“高隆购物中心”（半拉子工程）及周边闲置地，创建“龙华区外来工之家”。同月，由吴副市长主持，市长现场办公会议决定：“龙华区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所用楼、地，无偿使用期至2008年。　　
　2002年12月30日　，“外来工之家”路通、水通、电通，土地全部平整完毕。　　
2003年元月1日开始：龙华区委、区政府有关部门为外来工提供服务的10个“服务中心”，在“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相继挂牌办公，123家大大小小的“外来工之家”接踵进驻经营，总投资994万元（人民币），2000多名外来工先后到“外来工之家”居住、就业……　　
经市政府红头文件批准，并经市长现场办公会议决定：“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可无偿使用至2008年的高隆购物中心及其周边闲置地，在其“三通一平”以后，在总投资上千万元的“外来工之家”才正式经营半年多，就被 “出卖了”：被已经由市政府公告，撤销其原产权证的原产权人，将产权已经不属于他的“高隆购物中心”卖给××公司。一夜之后，××公司将“高隆”转手倒卖给另一家房地产公司，获利1650万元。　　
为了将该房地产顺利出手，××公司目无市、区政府，公然仗势欺弱，横行霸道：公开张贴《公告》，驱赶外来工。　　
　12月30日　，市委书记对“外来工之家”作了如下批示：“请市处置办协调处理，要支持龙华区的工作。”　　
市处置办按市委的指示安排协调会，我们准时出席，可××公司却不肯露面，市处置办的调解无果而终。　　
事情就这样无休止地被拖延了下来，可是，越拖越令大家紧张，越拖业主们越觉得没希望。失望之余纷纷开始寻找出路。我组织协会的同志，动员所有力量，尽最大努力做好“外来工之家”的稳定工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2004年1月3日　，“外来工之家”向金贸汽修城各商家、各厂家、各住户发布了公开告示，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排除干扰，坚定不移地办好“外来工之家”。　　
　1月14日　，龙华区政法委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了名为《代为处置的停缓建工程岂能随意转让》的报告。　　
　1月16日　，外来工管理协会向海口市政府递交了《关于停止××公司对高隆购物中心土地使用权的建议》。　　
　1月23日　，市委、市政府又组织几个政府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协调，龙华区政府称将出面将高隆购物中心买下来，继续办“外来工之家”。　　
由于高隆购物中心牵扯到数家单位与市政府之间复杂的产权关系和多方利益，虽然区政府在此事上给予了“外来工之家”和“外来工管理协会”以支持，声明要购买高隆中心产权，用其办“外来工之家”；但市、区政府出面将金贸汽修城的产权买下来的承诺迟迟没有兑现，“外来工之家”只能在与××公司的僵持与对峙中期待着问题的早日解决。　　
在“外来工之家”不断受到干扰和冲击的日子里，我与创建外来工之家汽修城时的老领导，也不断地在回顾当时创业的艰难情景，迫切地喝望“外来工之家”的品牌能够保留，希望外来工们的利益千万不要受到损害。　　
　3月24 　日，“外来工之家”作为海口市政府创新项目，在北京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最高奖——优胜奖。这一喜讯大大鼓舞了“外来工之家”的所有人员，大家似乎看到了希望。　　
可谁也没想到，距此不到4个月时间的7月13日，“外来工之家”差一点发生一场严重的流血事件。　　
当天，××公司公然到社会上搜罗上百名烂仔，个个头戴安全帽，并动用几架推土机，还车运武斗工具，大动干戈，强筑围墙。　　
此时此景，我只感形势空前严峻，眼看流血事件即将发生，我暗自决心：越是严峻越要镇定，“外来工之家”一定要设法保住！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充满火药味的举动，我们毫不示弱，我立即安排“外来工之家”的管理人员，组织全体业主赶到施工现场，一边讲理，一边阻止。一时，双方在对峙中不断出现了互相漫骂和挑衅的举动，械斗一触即发。　　
情况万分紧急，如果由此引发械斗，造成流血伤人或死人事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难辞其咎暂且不说，这将对广大外来工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我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啊！　　
于是，我一边派员立马向公安机关报告案情，一边组织力量，自卫保“家”。面对上百名烂仔，我也组织上百名外来工，他们戴着绿色安全帽，我们载上红色安全帽，他们车运武斗工具，我们手持“治安棍”。他们在烂仔的护卫下，边犁地，边挖土，边筑墙。正在他们得意洋洋之时，只听见一声 “冲啊”，顿时，上百名外来工猛虎般冲下去。接着，“不许动土！”“立即停工！”的一片高喊声，震天动地，烂仔们一下愣住了，一时不知所措。双方人员随之进入口角之中，争论不休。　　
为了防止意外事情发生，“外来工之家”的管理人员手拉手，肩并肩，在对峙的双方之间筑起一道人墙，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公司花钱雇来的人员一看这阵势，立马给镇住了，他们只不过是拿了人家的钱，替人家办事，也犯不着拿自己的命去换那几个钱。　　
此时，公安干警、联防大队、城管、司法局的人也赶到了，双方都各自撤兵，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恶性事件总算被制止了。经再三劝解，双方撤兵，××公司强筑围墙的行动被迫流产。　　
后来，由于复杂的原因，外来工的民意终被强奸。　　
“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所用之楼、地，虽然该幢楼已被市政府公告依法无偿收回，虽然市长现场办公会议决定，我们无偿使用6年，虽然外来工刚刚投入上千万元建设，但是，从开工到运转，才一年多，该幢楼，就由已被《公告》撤销原产权证的原产权人，将其强硬出卖，一夜之间，该幢楼又被一卖再卖。结果，有人发财，有人跳楼，有人得意，有人流泪……　　
不过，在此之前创建的“外来工之家”，以及在此之后续建的“外来工之家”，仍然一如既往地服务着外来民工，扶持着弱势群体。　　
龙华区“外来工之家”自成立起，就引起了各级政府领导和媒体的关注，“博爱花卉广场”、“金贸汽修城”、“滨濂回收城”三个“外来工之家”分别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特色行业核心区。在这里居住和就业的5000多名外来工，无一人游手好闲，无一人违法犯罪，整个“外来工之家”秩序井然。除了提供外来工的居住和就业以外，区委、区团委还在这里成立了临时党、团组织，并以此为基地，将龙华区外来工中的1900名流动党员组织了起来，同时还建立了区党政领导与外来工联席会议制度。“政府牵头，社会筹措，分类建设，统一管理”的“外来工之家”模式得到广泛推广。“外来工之家”正义收购站、“外来工之家”义龙金贸市场、“外来工之家”钢筋销售一条街，……各种各样的“外来工之家”在龙华区相继建立。连各家各户的出租屋也能闻到“外来工之家”的服务味道，外来人在这里成了“新龙华人”。　　
尽管我们经受过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的波折，但每当看到“外来工之家”的服务意识，在龙华人的心眼中一天一天地增强。对于创办“外来工之家”，我自始至终都无怨无悔。　　
　 　
第十一章  光环缭乱  人生有幸　　
我以敢于碰硬的革命气概，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规范化的科学态度，在龙华辖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治安之路，不断地改变着龙华区严峻的治安形势，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龙华区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我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海口市综治委对我的先进事迹是这样报告的：　　
　 　
关于推荐杨来清同志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的报告　　
　 　
勤耕不辍  开拓不已　　
——杨来清同志先进事迹　　
海口市新华区是海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先进区。1992年中央综治委表彰首批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海南省受表彰的有3个单位、3名个人，其中有新华区1个单位、2名个人，占全省总数的一半。海南省每年组织综合治理检查验收，新华区都是达标区。省综治委每次表彰的先进单位名单中都有新华区和新华区综治办。每当提起这些，人们都会想起这个人——新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杨来清。有人称他为“垦荒牛”，有人称他为“综治设计师”，还有人说他“敢想、敢说、敢做、敢斗”。　　
　 　
殚精竭虑  打开新华区综合治理局面　　
杨来清同志原是海南检察分院的检察官，在检察战线上战斗了10年。1991年6月调入新华区后，他主动要求组织安排他到自己热爱、也是最艰苦的政法口工作。　　
新华区是1991年5月才挂牌成立的市辖县级区，百业待兴，却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迫切需要的是安定的治安环境。如何拓开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局面，这副沉重的担子，首先摆到了区综治办的同志面前。当时该办公室虽然只有3名干部，办公条件也相当简陋，但杨来清同志满腔工作热情，带着2名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深入基层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及时地向区综治委提出了“抓好三项基本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五级治安联防网络建设），打好基础，打开局面”的工作思路。区综治委对此给予肯定，并当做一个基础建设战役来打，仅用一个月功夫就建立三级综治领导机构54个，174人，办事机构54个，62人。接着，他亲手起草、制定了21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制度，经综治委讨论确定，付诸实施。在此基础上，杨来清协助区综治委领导在全辖区部署了五级治安联防网络，逐级组织了指挥系统，规定了各级的职责与任务，并设岗布兵，使辖区形成严密的治安联防网络。在设岗布兵的工作中，杨来清亲自带着综治办的同志，疏通全区6个乡、街，几十个重点部位，倾听当地群众意见，提出设岗布兵三条原则：案件多发之地，案犯常逃之路，四通八达之交叉点。以上意见及时被区综治委肯定。实施的当年在岗上就缴获歹徒军用手枪3支，群众评价很好。这样，新华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局面真正打开了，并于当年取得明显效果。1991年全区发案率下降了13%，破案率上升了14.9%。　　
　 　
勇于开拓  六项“首创”现辉煌　　
称杨来清为综合治理工作的“设计师”一点都不过分。随着大特区的开发建设，综治工作不断遇到新课题、新难点。作为区综治委领导的参谋和助手，5年多来，他在实践中认真地观察、研究，以他固有的开拓精神不断设计出新路子。上级有关领导评价说，新华区综合治理工作有6项在海口市及至海南省系属“首创”，这都是杨来清同志在探索中主动地提出，区委、区政府、区综治委逐项采纳后认真地实施，并在实践中充分得到体现的。这六项“首创”是：　　
——在综治委机构设置方面，设立“一室五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千头万绪，为使各项工作忙而不乱，走上规范化轨道，杨来清根据综治工作的具体任务，报请区委同意，在综治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五个部：内务部、治安联防大队部、治安责任制监督部、基层基础工作部、小区治安联防工作部。各部门在综治委领导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使全区综治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如治安责任制监督部在对“领导治安责任制”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落实情况的监督中，发挥了专门机关的作用，在92年对海南省建设银行实行“一票否决”前，监督部负责调查事实，写出报告；否决后专门实行跟踪指导，使省建行很快扭转落后面貌，第二年被评为全省综治先进单位。　　
——在基层基础建设方面，实施两个系统工程。杨来清同志认识到，综治工作的重点是“治本”，只有抓好基层基础建设，落实各项综治措施，才能做到长治久安。他向区综治委提出了实施两个系统工程的建设，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一个是面向街道、农村的基层“13311”配套系统工程，指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配套建设，即建立一个党支部领导下的三会（村<居>委会、治保会、调解会）、三组（流动人口管理小组、帮教小组、文化活动小组）、一队（联队小队）、一警（管段民警）；另一个是面向内部单位的社区“654”创安达标系统工程，即以开展创安达标活动为载体，要求辖区各单位在综治工作中按照“六有”要求（有领导、有实施、有方案、有健全的责任制、有治安防范力量、有严格的奖惩办法、有明显的效果），做好“五自”工作（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守好自己的物、矛盾自己化解、漏洞自己堵塞），达到“四无”标准（无重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问题、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违法犯罪人员）。杨来清认真协助区综治委领导，自始至终抓好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使两个系统工作顺利实施。两个系统工程为综治工作打下了基础，规范了制度，量化了责任，不断收到治本的效果。该区内部单位“四无”率连续三年均达到95%以上。在今年全省“严打”表彰大会上，杨来清作题为《实施两个系统工程，夯实治安基层基础》的经验介绍，连同他写的《谈谈流动人口的现状与管理》，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在全省推广。　　
——在五级治安联防网络建设方面，创立“小区治安联防”。针对海南建省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一些新单位、新公司只重经济不抓治安，防范漏洞大、问题多的局面，杨来清同志提出了“小区治安联防”的管理新模式。在其撰写的《小区治安联防之我见》一文中，他将小区治安联防定义为：将市区的治安重点地带划成若干个治安小区，由政府出面主持，小区内一家单位牵头，多家单位出钱出人，建立治安联防机构，联合防范，保小区一方平安。新华区共建立15个治安联防小区，联防队员250多人。他们通过小区各单位的“内防、外联”，有效地遏制了犯罪活动。海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青林在《小区治安联防之我见》一文上批示：“新华区建立治安联防小区的经验宝贵，值得推广……”省委、省政府在新华辖区召开全省城市小区治安联防现场会，使小区治安联防在全省落地开花。杨来清将自己的见解和新华区的经验材料汇编成《小区治安联防》一书，全国各地政法考察团纷纷索要学习。　　
——在综治的管理制度方面，实施“综治电脑年审卡”制度。为将辖区各单位综治工作纳入常规管理，确保无遗漏，杨来清同志从各行业管理中得到启发，建议区综治委对辖区单位实行“综治电脑年审卡”制度。这是在对各单位综治工作全面检查的基础上，给每个单位建档发卡，每个单位的电脑磁卡里储存着单位的基本情况和法制教育、民事纠纷、发破案等综治工作记录，年终各单位持卡到区综治办审查，区综治办在审查后将结果通报给其上级主管部门。目前，新华区投入20万元人民币的新华区综治电脑管理系统已投入使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既保证在空间和时间上将单位管住，又调动了单位党政一把手抓综治工作的积极性。　　
——在提高综治队伍素质方面，培训方式出新招。一方面是组织函授学习。杨来清亲自与海南电大联系，分期送综治干部和联防队员参加大专法律二年制函授。首期86人在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后，经过考试已获得大专结业证书。另一方面是平时形成学习制度。杨来清同志要求区、乡（街）两级综治办和联防队制订、落实学习制度，每周二、五两个下午为学习时间，每周三晚上为民主生活会时间；每季度办一期业务轮训班，每年全面培训一次。几年来各级综治干部、联防队员监督学习制度，系统地学习了《毛选》、《邓选》、综治业务知识，大大提高了政法素质和业务素质，队伍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增强。5年来该区治安联防队员共接到群众举报的刑事案件1912宗，直接抓获案犯的1609宗，抓获率为84.2%；接到举报的治安案件3403起，协查3329起，协查率为97.8%；抓获违法犯罪分子9553人，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660万元。同时，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先进个人，1993年省综治委给全省5名同志授予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荣誉称号，该区联防队员占3名；1994年至1996年海口市出席全省见义勇为表彰大会的33名先进个人，该区联防队员占16名。　　
——在综治宣传方面，创办《新华治安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实行齐抓共管。但在现实中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综合治理，不知有综治机构。杨来清同志迫切地感到应有一份面向全社会的综治专门报纸。于是他征求领导意见后，四处奔波寻找办报资金。最后，区综治办主办的《新华治安报》终于顺利面世。由于这份报纸切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并免费邮递发行，读者面广，很快受到辖区各界的关注。一家公司经理说：“综治工作如何抓，《新华治安报》是导向！”　　
　 　
敢于斗争  严于律己　　
杨来清常对综治办的同志说：“搞综治工作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私无畏！”做为一名政法部门的负责人，对社会腐败现象和不法行为，他恨之入骨，敢于斗争。在1993年2月份的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到歌舞厅包厢里享受三陪小姐服务的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刘某，无理阻挠新华区“扫黄打非”工作，并持枪威胁、蛮横殴打和非法拘禁“扫黄打非”工作人员。杨来清闻讯立即赶到现场挺身而出，坚决地制止了刘某的恶行。但刘某执迷不悟，拒不认错，在重重阻力下，杨来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市、向省、向中央控告不已，斗争不止，直至使嚣张一时的刘某受到撤职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　　
杨来清同志一身正气，更能严于律己。在区综治委领导的支持下，他投射在新华区综治事业中。他经常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像上足发条的钟表，投入紧张工作。三更半夜才回家，没时间帮爱人做些家务。办公室经费不足，他教育干部要“扳着指头过日子，少花钱多办事”。在一次购买小汽车时，有朋友对他说：“小车本价20万元，加再上2万，回扣给你。”他不但不加2万，不要回扣，反而讨价少付1万元。他无暇关心自己，却无微不至地关心办公室干部和治安联防队员。他经常走上街头看望执勤的联防队员，嘘寒问暖。要是逢年过节还要带点礼物送去。有一次，他发现队员们都不着雨衣冒雨巡逻，他心疼得掉泪，千方百计弄来一万多块钱，给每个队员发一件雨衣。　　
鉴于杨来清同志在推动新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荣誉。他两次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分子、全省“严打”斗争先进分子，五次被评为海口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分子，还被评为海口市优秀党员、海口市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分子。　　
杨来清同志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广阔天地中，一如既往，辛勤地耕耘着。　　
　 　
                                    海口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会员　　
                                        一九九六年十　一月七日　　　
　 　
记得，在我光环缭乱之时，在我的工资待遇方面却有一个“五级归零”的故事：　　
我的这一生曾经享受过许许多多正面的、反面的、这样那样的、莫明其妙的待遇。在享受“三种人”待遇、“大名”待遇之后，在工资晋升方面又享受一个“顶级”待遇。　　
1991年6月，我调到海口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工作，任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直至2003年11月，因年龄之故，我离开领导岗位。其间的13年，按《国家公务员考核制度》的考核程序，我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年年都被区委通报表扬，按国家和省人劳部门的有关文件规定：连续3年，年终考核优秀者晋升一级工资。实际上我不止4个连续3年，年终考核为优秀公务员。按其规定，理应晋升工资4级。再加上其间，也就是1993年，因我工作政绩特别显著，海口市人民政府给我“特别贡献奖”，奖励工资一级。以上4次晋级和1次“特别奖励”，共计5级工资，却一级都得不到兑现，其结果只等于零。有人曾为此事撰文《35+13+5=0——一个省部级劳模的不公平待遇》。该文的意思是：该人正科级连续35年，公务员年终考核优秀连续13年，晋升及奖励工资共计5级，其实一级都得不到兑现，结果等于零。　　
区人劳部门对我的工资问题，也一直深表同情。但其答复是：按有关规定，你的正科级工资，早已到“顶级”，无法再晋升，除非你被提拔。　　
说到“提拔”，记得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在一些领导那里，提拔，提拔，是先提后拔，你提我拔，不提不拔。那个意思我明白，可是，那一门“提”的课程，我从未学过，所以，在那个“提”的考场上，我总是被打“零”分，在那个“提”的赛场上，我老是在起跑点上原地踏步，我算认了。还有一位朋友这样批评我：你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我看连那个简单的“官场九字经”你都学不懂：“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难怪你原地踏步35年。这位朋友的批评，他的意思我也明白，可是，那九个字我很难做到，因为它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就算性格决定命运吧，我也认了。　　
尽管如此，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工资不升奋斗不停，职务不提创新不止。因为我喜欢做事，不喜欢计较，在我的考虑顺序中，职务、工资与事业相比，事业永远属于第一位，事业大于一切。我觉得，与其花时间去计较这样那样，用精力去纠缠这个那个，不如把时间和精力多花在事业上。我觉得，事业上的每一个成就，无论大与小，对于我，都是极大的安慰。我觉得，我是社会的一员，我应该对社会有所付出，这样才对得起社会，同时，也对得起自己。　　
记得，在我退休之时，组织部门还特别让我填一份《退休干部享受特殊贡献待遇审批表》，在该份表的特殊贡献事迹栏目中，我是这样如实地填写的：　　
在文昌县：我创办“五·七”青年学校、“五·七”青年农场，成绩突出，于1969、1970年先后出席广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广东省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海南检察分院：我主办当时属海南解放以来最大的“冯孟安贫污受贿案”、最大的“海南外贸土产仓库重大责任事故案”，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龙华区：我创新“基层13311系统工程”建设，曾被全国人大治安综治检查团、全国综治委治安综治检查团多次通报表彰。创办全国第一家“外来工之家”，曾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最高奖——优胜奖。曾连续13年全票通过“优秀公务员”，曾多次被评为区、市、省治安综治先进工作者、“严打”斗争积极分子以及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曾多次被评为区、市、省“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区、市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工作者、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在龙华区工作期间我先后40次分别被评为区、市、省及全国各种先进工作者）。　　
退休以后，经组织批准，我高兴地享受着“特殊贡献待遇”。我想，在这特殊一代中，我还能享受“特殊待遇”，真幸运。　　
　 　
第十二章  闲人不闲   夕阳正好　　
在创办全国第一家“外来工之家”的基础上，退居二线以后，我再创办全国第一个“外来工管理协会”——“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　　
“外来工管理协会”的产生是十分艰难的。在这之前，我曾在全国创建第一家“外来工之家”，如今，又要在全国创建第一个“外来工管理协会”，这两个“第一”，作为新生事物，都是难产的。第一个难产，前有所述，这里不再重复。可第二个难产，比第一个难产更难，简直是难上加难。甚至产出来的第二天，差一点被捏死，因为将其改名，才幸存下来。不过，只活了2岁，又不明不白地消逝了。　　
记得，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们按照市民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依法完成了所有程序，经合法登记以后，《“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协会”成立大会》即将召开，为表示隆重吧，我便请前请区三套班子有关领导、市和省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协会成立大会。所请到的各级有关领导都全部答应依时出席协会成立大会。可是，当我请到××厅领导时，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均表示：如果在海口，一定出席协会成立大会。但他俩均出差在外地，不能参加协会庆祝大会。因此领导指示我与文军处长联系，让他参加协会成立大会。我按该厅领导提供的手机电话，接通文军处长时，却碰到一鼻子灰。　　
“你们成立‘外来工协会’，为什么不向我们呈报？”　　
“按法定程序，我们已向市民政局报了，并被批准！”　　
“我明天没有时间参加你们的会议，你们不能召开庆祝大会！”　　
“你没时间参加，你就不来嘛，干吗说我们不能召开庆祝大会？”　　
“你们的协会，是不合法的！”　　
“我们按法定程序呈报，市民政局依法给我们登记注册，怎么不合法呢？”　　
“我说不合法，就不合法！”　　
说完，他将电话挂了，我一时感到很无奈，也很恼火。　　
第二天，按预定，我照样主持召开协会成立大会，区领导以及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照样出席会议。万万想不到的是，在庆祝大会即将召开的前几分钟，市××局林山科长急急忙忙地赶到会议现场找我，他紧张兮兮地对我说：“不好了，省××厅来了个‘急件’，不准召开庆祝大会，不准成立‘外来工协会’！”我说：“这样吧，你送达的急件，我看了，你传达的指示，我也接到了，你的任务完成了，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回去了。”将那位科长打发走以后，我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庆祝大会照开，新闻报道照报，该做的工作我照做。　　
这样，“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协会”，终于在难产之中产出来了，外来工们纷纷为此拍手叫好。　　
可是，这个婴儿才哇哇两声，就差点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协会成立不到一周时间，便接到省××厅发来的第二个“急件”：撤销“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协会”。一时，我左右为难，我想，一级批准，一级撤销，在同一部门中，撤销者为上级，批准者为下级，显然是上级说了算。　　
面临协会被撤销的紧急关头，我主动找市××局领导。领导对我说：“省厅有一位副厅长和那位处长亲自带‘急件’到市里来找我们，要我们一定要宣布撤销‘龙华区外来工协会’，并说这是按中央文件精神决定的。”我说：“那个中央文件我详细看过，里头确实有不准成立‘退伍兵’、‘下岗工人’等组织的字眼，但是，我认为，学习中央文件要学透其精神实质，不能光看一二个字眼，该文件的精神实质是维护社会稳定，而我们成立这个协会，为外来工提供服务，扶持弱势群体，调解社会矛盾，正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成立协会的做法与中央那个文件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我这一说，市××局的领导也深表同感，于是，我和市××局领导共同商量出一个应对办法：将“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协会”改名为：“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这样，那个婴儿被改名以后，继续活下来了。　　
以上创新旨在扶持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这本是一片好心，然而，好心做好事难度却好大啊。　　
经国家外交部批准，由欧盟出资援助，于2005年元月开始，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在龙华辖区实施外来工维权行动。我们组织海大法学院56名大学志愿者，与市、区司法部门联手，深入外来工聚集地，宣传法律，辅导法律，提供法律咨询，提供法律辩护等等。其间，我们先后接受维权咨询人数7469人（男4126人，女3343人）；受理个案14人（男11人，女3人）；代理维权诉讼169人（男104人，女65人）；维权引导2073人（男1292人，女781人）。直接服务外来工32681人（男18816人，女13865人）。　　
我们的无偿服务，令外来工拍手叫好。我们的维权服务，促进着社会稳定和谐。　　
外来工谢遐兴在美兰机场干活时摔伤了腰部，医疗鉴定为伤残，但雇主海南农垦建筑公司的工伤赔偿纠纷迟迟未决，谢遐兴分文不得。知情后，我们马上派出维权服务行动志愿者海大法学院学生龚波，支持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无偿当其代理人，为其诉讼。面对对方有名律师，龚波毫不畏惧，认真对簿公堂，结果诉讼款为60多万元的工伤赔偿案件得到胜诉。外来工们非常感动，泣不成声，流着泪说：“你们太好了，虽然不收我一分钱，我总想买件东西答谢龚波同学以表心意”。　　
四川籍外来工冯太坤等76人在海口市昌炜花园建筑工地务工后，因包工头与建筑公司存在复杂的债务关系，虽然手持结算单，仍无法领到工钱。因此不断组织上访，甚至聚众“打砸抢”，有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今年3月7日，我们立即派出维权部工作人员前往调解，并让海南大学志愿者向他们耐心讲解有关法律知识。最后他们同意由海大志愿者陈吉波同学帮助他们向法院起诉，使他们理性地从“上访路”转向法律途径，将其“打砸抢”行为变为法律诉讼行为。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不明不白地突然来了一个调查组，还弄出一份《调查报告》，说我们的维权行动，侵犯了××组织的权利。一时间，上下官员批示不止，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紧接着，受上级委托的海南××部门，又派出调查组，亲临协会，开展调查。有幸的是，这个调查组的同志，经认真调查研究，经如实汇报以后，向我们的反馈，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令人满意的。　　
时隔一月，于2005年5月中旬，一个更大的调研组又从北京来了，在区里的座谈会上，调查组的负责同志说，他们是受××院委托的、由××部牵头的、由18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他们从省里、市里到区里层层开会调研，最后亲临实地，到我们办公室，又是座谈了解，又详细翻阅资料，又记录，又拍照，十分认真、过细。结果，在调研结束碰头会上，国家调研组与省民政厅统一了三条：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管理协会，其组织产生合法，经海口市民政局按程序合法登记注册；其维权项目资金来源合法，经国家外交部批准；其维权服务行为合法，始终未发生一起违法、违纪行为。这个调研结论是一位厅级领导告知于我的。　　
刚刚离岗的我，闲人不闲，乘着大好夕阳，正想发挥余热，为和谐社会发一点光，却连连碰上三个那么大的调研组，真够呛！我想，我这一辈子，从小碰到大，从下碰到上，从岗上碰到岗下，从年轻碰到年老，非但不被碰碎，反而身经百战，越碰越硬了，我真幸运！　　
2007年10月，在我这里，那个“离岗休息”，变为“正式退休”。尽管组织上一再照顾，在我55岁时就叫我“离岗休息”，到了60岁，就让我“依法退休”。但是，我总是休之不了。不知怎的，我怎么也不知老，也许人老心不老吧，所以，在那个“海口恩基欧信息服务中心”法人代表的岗位上，我又以当代社会企业为平台，一如既往地为社会奉献，为弱势群体做事，为和谐稳定奔波。　　
正式退休以后，对于每一位干部、官员，尤其对其心态，都将迎来一场新的考验。在我这里，因为我的朋友很多，所以活动空间很大；因为我想做的事很多，所以时间总不够用；因为我的兴趣很广泛，所以从不感到寂寞、无聊。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生活，可以到处旅游，可以到河边、海边钓鱼，也可以夜以继日地与朋友打牌，更有时间回老家陪年迈的双亲，献点孝心，以弥补过去的不足。可是，静下心以后，细心地观察社会，心里却感到不安，因为当今社会的“两极现象”清清楚楚地摆在我眼前：有些人几乎是“天天过年”，吃喝玩乐，歌舞升平；有些人却“天天发愁”，愁着一家人的温饱，愁着小孩的学费，愁着老年人的医疗费。同样是人，有些人天天却乐得忘乎所以，有些人却天天愁得不可开交。眼看着这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做为一个“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一位尚能做事的国家公务员，我闲不住了。我想，我也曾经是穷苦人家，眼下的弱势群体，与我的昨天是一样的，他们需要帮忙，需要扶持，需要有人为其排忧解难。想到这些，我又将自己的身心投到弱势群体那边去了。　　
记得，为了扶持弱势群体，在岗之时，我曾创建一些“外来工之家”，深受外来工欢迎。离岗之后，退休之时，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家”。我总觉得那个“家”里的外来民工，还需要有人继续帮忙。一天，我到外来工之家滨濂再生资源回收城，到各家各户访问、谈心，各家各户的外来民工们向我发出一个共同的心声：“杨书记啊，您帮我们解决居住、就业问题，大伙都非常感激，万分感谢您！可是眼下听说您退下了，不知还能不能再帮我们解决这里的污水问题，那个臭水沟里的味道可难闻了！”听着外来工的呼声，看着眼前的臭水沟，闻着那股酸臭味道，一时，我的心也变酸了，我难过，我内疚，我觉得对不起这些外来工，我决心一定要再帮这个忙。可是，哪来的资金？至少也得几万元人民币啊。想来想去，总想不出办法，最后，我斗胆想到外国去了。我想，当年我不是曾经向欧盟申请资金援助，帮我们为外来工提供维权服务吗？如今我同样可以申请外援，为外来工解决污水污染问题。于是，我向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申请澳币1万元，实施“外来工之家”这个污水处理项目，外来工们再一次感谢我。　　
记得，项目俊工以后，我们向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项目竣工报告》里是这样写的：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　　
贵馆直接援助的中国海南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第三家）污水处理项目于2007年5月30日已全部竣工，现予书面报告：　　
一、项目实施时间。本项目是海口恩基欧信息服务中心于2006年 12 月 28 日申请，经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审批通过，并于2007年2月27日汇10000.00澳元（人民币：60089.00元）到户。资金到户后，我们立即讨论确定施工方案，组织施工队伍，于2007年3月10日签订施工合同书。2007年3月11日项目启动，2007年5月30日竣工，全工程总共施工70天。　　
二、完成工程量。本项目总共建造排水沟500米。其中：明沟320米，暗沟 180米。　　
三、投入资金。全部工程投入资金人民币80958.56元，其中贵使馆直接援助10000.00澳大利亚元（计人民币60089.00元），地方出资人民币20869.56元。　　
四、项目效果。本项目施工后，在这里居住的拾荒者2000多人及周边居民生存环境大为改善。“外来工之家”（第三家）环境发生根本改变，污水全部排放，雨天来的雨水也能及时地排放，再也不出现积水现象，方便了外来工出入行走，更有利于外来工及周边人群的健康，外来工拍手感谢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关爱（具体效果见前后对比照片）。　　
五、情况说明。本项目排水沟施工与原设计排水走向做了改变。原因是市政府新建的海濂路排水高程提高了1.2米，按现场地标高度无法向市政水沟排向，现排水改向于市临时建设的排水系统。　　
现工程已竣工，恳请贵单位派员前来检查验收。　　
此致　　
　 　
                                         海口恩基欧信息服务中心　　
                                             2007年6月6日　　
　 　
退休以后，因为有的是时间，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闲暇之时，我喜欢让镇里领导带我到农村去逛一逛。有一天，城西镇领导带我到该镇薜村和坡训村逛时，发现那两个村，连公厕都没有一个。村民们说，我们当然也想能建个公厕，特别是在村民常常集中活动的场所，比如文化室旁、戏台边，若能建个公厕，该多好！可是建一个公厕，也得两、三万元，我们建不起啊。我问镇领导：“你们镇里可以支援一下吗？”回答是：“镇里没有那笔预算，支援不了！”眼前碰到的又是老百姓的难题，怎么办？也许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是从农民过来的，所以，对农村、对农民，我有特殊感情，今天碰到这个事，我非解决不可。于是，我又向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提出《城西农村环保公厕项目》的申请。很快地，项目申请获准，我又带着“海口恩基欧信息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前往那两个村与村干部和村民们一起，实地商量定点，具体制作施工方案，就地组织施工人员，仅用3个月的时间，那两个村的环保公厕就顺利竣工。看着刚刚建起的环保公厕，村民们太高兴了，我的心里也乐滋滋的。　　
记得，两个环保公厕竣工之后，我们向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项目竣工报告》是这样写的：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　　
贵馆直接援助的中国海南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农村环保公项目于2008年5月30日已全部竣工，现予书面报告：　　
一、项目实施时间。本项目是海口恩基欧信息服务中心于2007年 11 月 2日申请，经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审批通过，并于2008年2月29日汇10000.00澳元（人民币：64633.00元）到户。资金到户后，我们立即派员前往城西镇坡训村和薛村，与村干部、村民一起，实地实点，制作方案。接着，组织施工队伍，并于2008年4月15日签订《施工合同书》。2008年4月16日项目启动，2008年5月30日竣工，全工程总共施工45天。　　
二、完成工程量。本项目建造2座农村环保公厕，总共建造面积为49㎡，其中：城西镇大样村委会坡训村24.5㎡，城西镇薛村村民委会24.5㎡。　　
三、投入资金。全部工程投入资金人民币83585.74元，其中贵使馆直接援助10000.00澳大利亚元（计人民币64633.00元），地方出资人民币18952.74元。　　
四、项目效果。项目竣工以后，坡训村、薛村环保状况得到好转，坡训村1530人，薛村2865人，共计4395人受益。　　
现工程已竣工，恳请贵单位派员前来检查验收。　　
此致　　
　 　
                                                海口恩基欧信息服务中心　　
                                                   2008年6月15日　　
　 　
退了以后，因为是社会的需要，目前我还身兼数职：海口市琼台（港澳）贸促会副会长、海南省人才研究会（社会团体）副会长、海口恩基欧信息服务中心主任（社会企业、法人代表）、文昌市龟山福利会会长（社会团体、法人代表）。在以上岗位上，虽然没有工资，也没有补贴，但我仍然在一如既往地工作。　　
我这一辈子，虽然从未惊天动地，可是，一路上坎坎坷坷也实在不少。那个糖厂，提升工资的“三报告吹”；那个检察院，提升职务的“四晋不批”；那个龙华区，工资晋升、奖励的“五级归零”；那个海口宾馆，甚至连“铁饭碗”都被砸碎……所有这些，对于我，显然是不公平的。不过，在那个环境中，我发现还存有不小的工作空间，以及很大的开拓领域，于是，我在不断地寻找着那个空间，尽力地施展，努力地工作，大胆地开拓创新。我想，人生在世，能为社会，为老百姓做好一件又一件事，哪怕是点点滴滴，老百姓都不会忘记，社会都会有公论。这些，正是我付出的回报。我不断地向社会付出，不停地收到社会的回报，心里就持久地得到平衡，身心就健康，人生就有意义。　　
如今我刚过6旬，我与特殊的一代人一样，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度过特殊的几十年。也许往后的日子还很长。不过，不管它是长还是短，是明还是暗，是顺还是逆，我都将一如既往……

阿陀

这篇很有价值！
如果各地的刘司令，朱司令和马司令都出来遛达遛达，广东这个场子就热络了！
海口方面已答应我，希望今年能有机会在海南开一次两大派历史座谈会，当面见见杨司令。
陀

tuffy05

阿陀兄夏天会去海南吗？

阿陀

如果可能！

叶曙明

文革期间海南岛死人在广东算是比较多的一个地区，1968年军队去铲除派性据点，旗派不肯撤退，与军队发生冲突，死了一些人。

阿陀

78年在乐东县调查琼崖纵队史：

县招待所食堂门口，遇到七八个搭肩而来的瞎眼老太太，问知，她们的儿子都是在68年军队扫荡时被打死了。据说老区的村庄，日本人都攻不下，他们攻下，把人绑在吉普车后拖死。老人要求落实政策——政府把死者的后代由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吃“国家粮”，以免饿死。

又遇一铁姑娘模样女子，当地人说，此人大扫荡时亲自用冲锋枪打死老革命老两口，求饶都不动心。现落实政策，她正从县妇女主任的位置调动它地。

此二印象颇深。

海南镇压的材料是郑庆和交上中央的吗？如何可找到此人？

bluesky

"1973年底，听说四届人大要召开，我们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连同郑庆和、陈赞明写的海南岛东方县、儋县等地在“文革”中大规模屠杀群众的调查材料，以及一篇由我个人署名的《九个问题》一文，通过一个铁路工人寄出给毛泽东和全国人大。结果，还没送到就被扣住了，这些文章被定为“反动油印品”。是不是那么“反动”？我们决定：直接诉诸人民群众。" 《南方都市报》采访李正天

tuffy05

”在广州光塔路68号陈赞明家，郑庆和等人正在日以继夜地整理他们调查到的林彪、黄永胜一伙在海南岛东方县、儋县屠杀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打算将整理好的材料上送中央。我和郭鸿志也去过光塔路，老郭说：“中央文革”小组在江青、康生他们的把持下，与林彪一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告状就告大状，要直接捅到毛主席、周总理那里。”而且要直接上书中央，对导致林彪一伙社会法西斯专政的内在原因是由于“人民的命运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法制保障”造成的。由我执笔，郭志鸿、李秀芳、郑庆和、陈赞明集体讨论通过了《九个问题》一文，随同陈、郑整理的东方县、儋县等调查报告，在光塔路68号和一帮朋友反复讨论流传，打算托人带上北京。“   http://www.blogchina.com/200809116022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