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庆：40年前的所谓“破坏革命样板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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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庆

　　张春桥亲自操刀

　　1969年12月15日，复旦大学教学改革实践队(简称教改队)在上海县北桥公社灯塔大队经过一年左右的教改实践后，进入总结阶段。同时，生物系师生和北桥公社还联合办了“九二○”培训班，由一些公社和大队干部参加。“九二○”农药是一种生长激素，涂洒在作物上可以刺激农作物快速生长，因此被当作一种新产品推广，也作为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项内容。教改队与培训班同时结业，有人建议找个故事员来讲讲革命故事，借以活跃气氛。于是由参加培训班的塘湾公社一位革委会副主任联系，请来该公社共和大队的洪富江讲《智取威虎山》。灯塔大队的一些民兵也来参加，大约有两百来人。
　　带队的工宣队同志首先对教改工作作简短的总结讲话，接着便由洪富江开讲《智取威虎山》。他在开场白中也讲了这是配合宣传革命样板戏一类的话。笔者当时作为学生参加教改队，与几位负责材料工作的同学在参加开头一段会议后便到与会场一墙之隔的另一房间，继续研究工作总结。因为有扩音器，所以说书人绘声绘色的演讲和会场上不时爆发的阵阵哄笑听得清楚。未料这么一件寻常事，竟然引起了千里之外身居高位的张春桥的特别关注，被他定性为一起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典型事件。
　　原来，1969年8月14日，江青在北京与文艺界一次座谈会讲话中提出“保卫革命样板戏”的口号，说最近有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革命样板戏，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张春桥当即向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传达江青讲话精神，要他抓典型。徐景贤当时正在上海县梅陇公社蹲点，与梅陇公社毗邻的北桥公社发生的情况，通过记者的反映，很快获悉了，他要文汇报记者以简报形式报告张春桥。12月22日《文汇情况》第832期刊登了记者写的情况反映。次日，张春桥在这期简报上批示：“请(市革会)五办阅，并请上海县将情况查明，报市革会。”3天后，上海县革命委员会将《关于旧艺人洪富江借讲革命故事为名，丑化杨子荣英雄形象的情况报告》呈报市革命委员会。次日，张春桥再次要文汇报派记者将“这件事调查清楚，写一报告”，在张春桥看来，上海县的报告还没有将这件事调查清楚，他批示要将调查清楚的报告“批转各单位(包括公社、大队)”，同时要“对这些所谓艺人，特别是支持者要狠批。”
　　根据张春桥的批示，1970年1月20日，文汇报编辑部完成了《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情况调查》(以下简称《情况调查》)。《情况调查》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江青同志的精心培育下，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经过反复修改的《智取威虎山》十月演出本发表以后，全市革命人民欢欣鼓舞，掀起了学习革命样板戏，宣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但是“最近接连发现丑化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严重事件”。《情况调查》将这件事提到捍卫革命样板戏和破坏革命样板戏的阶级斗争高度，体现了张春桥的意图。张春桥亲自起草了一份文稿，1月23日，他在将文稿传送上海市革委会的同时，给徐景贤、王少庸、马天水、张敬标、张宜爱等市革会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你们多多修改，如同意，请印市革会文件，并登《支部生活》，如感到《支部生活》刊期长，同时登工人造反报如何?刊登时，可以改成编者按。”次日，张又在信后加了一句：“在发下去之前，我再看一遍清样。”
　　1970年1月25日，经张春桥起草并审定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70]5号文件发布。文件转发了文汇报编辑部的《情况调查》，印了2700份，发至上海市各级革命委员会。文件要求各级革委会的“每个委员至少都要读一遍，并且在革委会的会议上正式讨论一次，并把你们的意见报告我们”。张春桥在文件中强调：“我们所以郑重其事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不是小题大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他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写道：“亲爱的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三年多了。有些同志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歇一歇了，至少可以少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了。保卫革命样板戏，批判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那是文艺界的事，同我没有多少关系。果然是这样吗?洪富江、施春年来给我们上课了。这一堂课……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你想歇一歇，人家可不歇；你不管文艺，文艺来管你；你不批判‘四条汉子’，‘四条汉子’就跑到你家门口大肆放毒，而你居然还兴高采烈地替他叫好，这究竟算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所有的革命同志好好想一想吗?这类事，不是发生一件，也不只是上海县、金山县有，别的县也有。不只是农村有，城市也有。难道我们能够容忍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吗?”

　　所谓“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严重问题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件转发的《情况调查》，罗织了洪富江的“严重问题”：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竭力歪曲、丑化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故事员”完全不按《红旗》杂志发表的十月演出本讲述，而是编造了许多庸俗低级的情节，大肆卖弄噱头，哗众取宠。
　　故事员队伍是上海郊区在“四清”后“文革”前，根据中央关于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文化阵地的要求建立的，每个大队和有条件的生产队都有。那些故事员大都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通过审查考核、组织培训。而洪富江并不是故事员，他文化较低，年龄较大，是一个民间艺人，主要在乡村小会场说沪书。他看不到《红旗》杂志，当然不可能严格按《红旗》杂志发表的演出本讲故事。至于编造情节、卖弄噱头问题，这在说书艺人是很正常的，当然这里面有健康的也有不大健康的，洪富江讲《智取威虎山》也属这种情况。但《情况调查》却指这些为“放毒”或“破坏”。
　　例如，在描写杨子荣时，说他“肩膀阔、胸脯厚、耳朵大，生得一双虎目。”甚至把英雄杨子荣与匪首座山雕相比，说“座山雕的门槛精到九十六，杨子荣的门槛精到九十七，这叫‘棋高一着，伏(服)手伏(服)脚”。讲《打虎上山》一段，说“杨子荣跨上青鬃马，连打三鞭”，“为啥不打一鞭，不打两鞭，不打四鞭，也不打五鞭呢?……这叫拍马三!”这时引起哄堂大笑。《情况调查》认为这“尤其恶毒”，“竟敢污蔑杨子荣‘拍马三’(即‘拍马屁’)。”最后说到“活捉座山雕”，洪富江又把杨子荣说的“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篡改为“座山雕，今天叫你看看我杨子荣的厉害!”这些都被认为极力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英雄成长的作用，极力丑化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形象。
　　又如《情况调查》说洪富江“对反面人物编造许多庸俗低级的情节”：在讲“计送情报”一段时，从杨子荣担任值星官，带领一批小土匪操练说起，“杨子荣对小土匪说：看到一发绿色信号弹，就要‘向前跑’；两发绿色信号弹，就要‘加快跑’；三发绿色信号弹，一定要‘拼命跑’，并且关照不准朝后看一看。看到红色信号弹就停止前
进。”“当杨子荣连打三发信号弹，这批小土匪个个拼命穷跑，一个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当中横里断气。”“有的小土匪跑得裤带也崩断了，有的拎着裤子跑，有的裤子掉下来也只好拼命跑。”还胡说“有的小土匪跑得屎尿都拉在裤裆里了。”由于他绘声绘色，场内笑声不绝。说到“百鸡宴”一段时，先是形容土匪们狼吞虎咽的情节，最后插出一句：“一个个吃得饱透饱透，上撑喉咙，下撑臀拱(肛门)”。《情况调查》认为故事员是用这些庸俗低级的情节，“以达到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目的”。
　　最近笔者邀请原上海县文化局的几位同志在七宝镇一茶馆座谈。说起当年的事，似有隔世之感。几位老同志说，像洪富江这样说书，在那时是很正常的，即使今天明星艺人的演出中，也有噱头之类俗文化的东西。说他反党、搞破坏，是“笑里藏刀”，没有人相信，当时下面讲“洪富江触霉头”，但大家不敢说实话。
　　至于发生在金山县的“破坏”样板戏事件，原是南市区红卫曲艺队在工艺宣队领导下到金山县兴塔公社参加劳动，曲艺队的革委会委员施春年利用业余时间在所在生产队和邻近大队开讲《智取威虎山》。文汇报记者根据张春桥、徐景贤的旨意，为了说明破坏革命样板戏具有普遍性，因此也被树为反面典型“陪绑”。《情况调查》说施春年“不仅滥用低级庸俗的噱头，丑化杨子荣英雄形象，还擅自套用《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里的情节，编造了一个杨子荣《飞马比双枪》的‘故事’。……甚至把‘八大金刚’篡改为‘九大金刚”’。“大金刚对‘九金刚’杨子荣不服气，要和杨子荣‘飞马比双枪’，拉出两匹马，叫十个小土匪排成圆圈奔跑，大金刚和杨子荣骑在马上打小土匪头上的帽子……并且煞费苦心地描绘一个‘歪头’的小土匪，怎样被大金刚和‘九金刚‘吓得神魂颠倒，制造笑料。”“长达一小时的‘故事’，尽是卖弄资产阶级噱头。甚至说：‘八大金刚’枪法百发百中，杨子荣百发不中。且慢，杨子荣不是百发不中，而是打了一百零五发，中了一百零五发……完全把杨子荣说成一个满嘴黑话，匪气十足，庸俗低级的江湖侠客。”
　　《情况调查》说，值得深思的是，对于洪富江这样的明目张胆地丑化、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旧艺人，一些有关领导竞一路大开“绿灯”，尤其严重的是不少同志边听边哈哈大笑，听得出神，根本没有发现问题，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捍卫革命样板戏的斗争。连北桥公社革委会常委、革命领导干部潘昶也站着听了近二十分钟，事后记者要他谈观感，他随口说“不错啊”，结果也被点名批评(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干部，后来被迫检查自己对“阶级敌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一重大敌情也发现不了”的严重错误)。据《情况调查》反映：对施春年“严重歪曲和丑化革命样板戏”的故事，金山县兴塔公社的生产队以上干部几乎都听过，许多人赞不绝口，不少大队纷纷打电话要求公社革委会统一安排去巡回演讲。该公社五一大队组织的一次演出，社员提前收工，观众达三千多人，盛况空前。连附近公社的社员也闻讯赶来。“兴塔公社革委会的领导以及南市区红卫曲艺队的有关工宣队领导同志，都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有些还一起参加观看。”

　　由此掀起一场运动

　　张春桥抓这个典型是有深刻政治背景的。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中心是贯彻“九大”方针，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通过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理阶级队伍”，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以及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五·七”道路等，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但“九大”后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军队势力崛起。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他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政治局，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军队干部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林彪一伙在抓枪杆子的同时，还拉拢了陈伯达这个大笔杆子。张春桥、江青认为，军队势力太大，对他们是威胁。政治局内部以军委办事组和原中央文革两派斗争更加激烈，双方都在毛泽东面前告对方的状。吴法宪就向毛泽东告状：“江青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而借助“样板戏”接近江青，又借助批《海瑞罢官》接近毛泽东的张春桥，则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借题发挥，在上海掀起一场保卫革命样板戏，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运动，意在进一步巩固江青的“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地位和由他们控制的中央文革的权威，为与林彪一伙争权夺势增添筹码。
　　这场运动以大批判开路。上海当时的主要报刊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和《支部生活》在全文刊登市革会文件批转的《情况调查》后，用头版等许多版面连篇累牍组织了后续报道和大批判文章。1970年2月份文汇报有12天报纸的版面登载了有关报道和评论文章，所用通栏标题有《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批倒批臭“四条汉子”彻底摧毁文艺黑线》、《各条战线都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等。这些报道从1月份一直延续到8月份。其间，文汇报、解放日报还用连环画、水粉画、版面等艺术形式，整版连续刊登样板戏图画，并全文登载《智取威虎山》等演出本，和主要唱段选辑。从1970年开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求全市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丁厂、农村、部队、学校、街道各级领导亲自带头，层层发动，狠抓组织落实。以后又进一步向全国、全军推广。
　　样板戏本是从原先较成功的剧目修改或移植过来的，是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创造，同时又充分利用了传统京剧的长期结累。但一旦成了“样板戏”，就严格规定“不走样”，比如《红灯记》中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的面积，补在什么地方，各剧团、各剧种的铁梅必须完全一样。至于唱词念白，更规定一个词儿都不能改。上海县新泾公社有农民业余作家将《白毛女》改编成沪剧，便以“破坏革命样板戏”论处，主要改编者被判了4年徒刑。以讲故事、演戏剧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案例，全市工厂、街道和农村曾被“揪”出多起。1970年4月25日，在全市公判大会上，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静安区谈元泉组织黑剧团，破坏革命样板戏，先后流窜于本市10个区，3个县的工厂、企业、医院、学校和里弄等170多处，演唱活动280多场次，直接危害群众1.6万人次。加上“腐蚀毒害青年”、“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名，他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案中5人被判处死缓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50人被关进“学习班”交代问题。公判大会前，按张春桥“要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员”的批示，这些案例曾下发基层群众讨论。
　　洪富江成为破坏样板戏的典型后，被押到全县各乡镇和市区一些单位批斗，复旦教改队也派代表参加批判并“消毒”。这年的除夕，洪富江被批斗到深夜11点，到年初一早上6点又继续批斗。3个月内大小批斗会达200余次。批斗会上还联系他曾先后娶过三个老婆，说明他是没有改造好的旧艺人，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等等。其长子与他脱离了父子关系，当教师的女儿下放劳动，亲戚朋友断绝了来往。有关生产队、大队、公社和县革会一律写检查报告，一百多名干部受到牵连。当然比起那些因破坏革命样板戏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文革”后才得以平反昭雪的人，洪富江还是幸运的。他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1977年他得到彻底平反。这时他的生活濒临绝境，政府为其落实了政策，他担任了上海市民间艺人协会理事、上海县民间艺人协会主席，政府每月给他发津贴。当县文化局领导给洪富江送去棉被和补助金时，他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40年前的这起所谓“破坏革命样板戏”政治事件，以及由此展开的保卫革命样板戏运动，曾经声势浩大，但在40年后，当笔者询问一些同志时，大多对此已经淡忘，比较多的人对当年因“破坏革命样板戏”有人被枪毙的事依稀留有印象。查找“文革”资料大不易。而徐景贤在他的长篇“文革”回忆录中，对这件事只字不提。

《世纪》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