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三十五节（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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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陆洲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三十五节（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风雨八十载——冼恒汉自述》（节选）
、
    冼恒汉（１９１１－１９９２）　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师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七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
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
员。“文革”中，主政甘肃，一九七七年被免职，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
职务，一九九二年在兰州病逝。

                          十年文革（第一次整理稿）
    第一章　官罢西山
    ◇　这总是一段历史吧
    从１９３６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
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心
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
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兰州军区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
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不在我
的耳边回响。
    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
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
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
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５８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时驻
地群众生活的艰辛、６２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６６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
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叫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部愧对解
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是
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
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
”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年
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
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受
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何
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甘
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头，
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冼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在于心不安
，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且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向
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
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
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
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
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
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
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
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１９７７年６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
，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无思想准备。
    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
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６月７日、８日和９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
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
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６月７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
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
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
…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
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１９７７年６月
１６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
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６月９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
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记录，大致要点为：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
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
    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
。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
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
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
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
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
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
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我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
指示办的。）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
。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
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我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
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黎光同志来
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
的问题分开解决。（我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
、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
（我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
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
。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
”。“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
，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
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我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
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
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
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
，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我注：这些我后
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加
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
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
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
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
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
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
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
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
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
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
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
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
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
。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我注：有什么根
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
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
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
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
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
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
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
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我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
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
，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
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
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
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
想想。
    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
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我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
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
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
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
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
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
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
，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
。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
，“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我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
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
，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
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５０４厂”、“４０４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
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
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
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１９７６年
４号、５号文件精神办。（我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
“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
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
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
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
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
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
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我注：中央工作组是
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
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说句老实话，从打我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我还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批评。
对于批评的事实，平心而论，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详
述。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无中生有，而有些则纯属执行问题。我作
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个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
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
感情还是从军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
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部都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也负
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尊重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下面工
作的人，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所以看问题要历史地看、唯物地看，
不要脱离开总的前提，不然说不清问题，解决不了矛盾。
    对我作出的调动工作的处理，我是当时就表态拥护的，参加会议的各位都可以
证明。这是因为：一，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来，我和韩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
并不愉快，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和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
）。由于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兰州军区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影响到内部的工作和团结。因此，当叶剑英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时，我表
态“我调走”。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是一棒子打
死，严于批评，宽于处理，我当时是十分感动的。
    由于我当时患病，瘦的很厉害（后查是甲亢），华国锋同志问我是留下还是回
去时，我说想留下检查一下病，这样，我就住进了３０１医院，一方面看病，一方
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央的一次全会，华国锋还
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我做
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
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
且还在３０１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
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以
后的运动更是越搞越离谱，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
子也见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诉也都写了不少，都是为了一件事：协助
中央、兰州军区、甘肃省把问题搞清楚，一是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二也是解
决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些同志都比我年轻，有
的从四十几岁已经拖到了六十几岁，到现在还生活在另册中，尝遍不被信任、不能
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们党内的人为斗争何时终了？所谓的不能更改的
历史遗留结论何时甄改？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和材料，我将一些事件的发生以及过
程详细记录下来。
    ◇　一年翻了两次烧饼
    在兰州铁路局这个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我是个替罪羊。因为铁路局问题
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决策处理的，我们则是完全按他的指示执行
。现在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讲清楚。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我没有出来支左前，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锐。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为了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把裴孟飞和马继孔两个省委书记都撤职了。问题分歧
的实质是：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我出来支左以后
，省委又重蹈覆辙，支持所谓红三司一派，铁道部支持红联一派。这是由于当时党
中央、毛主席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我也就支持这一
派，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１９６８年１月省革委会成立到７５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
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
道部统管，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同袁宝华同志也说过，“九号”
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宋平同志也知道嘛。我说，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
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
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就是后来黎光同志工作组在那里出问题之后，我还说不
是因为“九号”文件，而是工作问题。我的这些意见，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宝
华同志，也说过我这个看法，宋平当时也在场。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当时铁道部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
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
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当时，我对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法
的、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部，我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
些场合，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却又碰上中央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党搞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被黎光同志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同志又来兰州解决兰
州铁路局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你整顿中搞
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而且当时我正
在北京开会，对发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我，叫我出面解决一下，我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
、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
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
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我当
时的真实思想状况。
    兰州铁路局虽然归铁道部管，但该局又在兰州地区，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形势影
响很大。这样，１９７６年２月，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我
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既没有让汇报，也没有让我们
谈意见，就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
、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
查送来，让我看，并指示让我修改。我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
有提任何意见。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我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
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
性错误，叫我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国务院联络员要我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
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关于铁路
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纪登奎同志和万里同志定的。开始他们两位
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我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
由铁道部派人。”他们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我说：“赵滔对
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
。”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们两位亲自同
赵滔同志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
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后，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这
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
来了，最后写到我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的。我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
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
委１９８２年１１月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说，这是我“
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２月中旬，我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
，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这就是“结论”上说
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
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
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所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就在１９７６年９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时，我
还请示他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
是今年２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
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
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１０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我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
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
局的案能不能翻？”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
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见注）。我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
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
，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
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我们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
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华国锋又把我叫到北
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说个老实话，在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一年两个政策，上半年这样搞，下
半年又那样搞；今年翻过来，明年翻过去，叫谁搞谁都没有办法搞。我承认，在兰
州铁路局的问题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但我们不是决策人，
而是执行人，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也是不公道
的。
    另外，铁路局在生产方面一直都是铁道部管的，如，机车车辆的大修、车皮调
动、机车用煤的分配等都归铁道部直接管理。我也常听到省计委讲，铁路局反映，
机车年久失修、机车用煤分配不足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铁路运输，而宋平同志
应该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书记。所以，把铁路的问题全部推给省上，而省上
又全部推给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
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
我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这个同志很开朗，思维敏捷、健谈，说话也很幽默。当时他讲：“铁道
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
，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
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
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
是这么回事吧？”我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
就是一贯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
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
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
了，就让省委来解决。”刘建勋同志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
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虽然是些牢骚话，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真实思想。当然，你位在省
委第一书记，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这么做，你明知是个火坑，也得去跳。
跳了，出了问题，只有把你舍去，说你另搞一套。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
，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
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委内部分工是由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分管工交工
作，因此，铁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体负责的。但由于铁路局的问题内外矛盾
比较多，牵扯到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面对这种复杂难办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过
问铁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时有意推躲，更谈不上主动去管了。有时下面向他反映铁
路局的问题，他听了既不表态，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有时需要他签字处
理的文件，他不签，要秘书送到我这里，让我先签了后他再签。甚至中央领导向他
问及兰州铁路局的情况，他也推说“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这里，把我推
到第一线。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我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
开会时我曾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当时华国锋对我说，你在甘
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
干个十年没问题。当时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
    可是没过几个月，华国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他原先的指
示和表态全盘矢口否认，硬将兰州铁路局问题一股脑全部砸到了我一人头上。把明
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事情，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
我戴上了一顶“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
，华国锋、纪登奎等多次指责我在铁路问题上“压群众，捂盖子”，我当场回答：
“捂盖子是你们指示的呀！”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注：１９７７年６月，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同志
说，冼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上
。我插了一句：“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
指示。”纪登奎发言时说：“关于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议期间说过兰州铁路
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的，并且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实上你违背
了华主席的讲话，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违反了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摘自省
委印发的记录）。
    ◇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１９７７年６月９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冼恒汉同志在
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
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
，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记
录）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肖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于
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
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３０１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
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我
一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
检查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门带书信到医院
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
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韩先楚、肖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
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
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几
十年的干部，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
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
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
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
的感觉是，似乎冼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
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司
１９６４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了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
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
，可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
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
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
迫他揭发我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卫
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
子也见不到了。“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
‘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思
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
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
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我这个
人是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
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文革是一场大洗劫嘛，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
全国性的灾难，甘肃能避免？冼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１９８１年曾发了一个（８
１）２２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
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１９７７年６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
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
整的问题。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肖华知
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
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
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
，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肖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
余秋里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
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
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
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
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
感激。
    当时，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兰州，讲得很好，说是肖华同志请我回
去最后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几年。我在北京已等了
六年了，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说个心里话，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题，早日
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
，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
    然而等待着我的是，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
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我的战士就住
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规定
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
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来，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
，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
    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我当即表示要见肖华、韩先
楚、宋平等军区和省委领导，当面问问清楚：１９７７年６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为什么军区、省委
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是另搞一套，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是否“
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肖华、韩先楚、宋平等人却回避不见，只派了一个军区
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首长没有时间，所以不见！”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见
他们当面谈，但他们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见，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始终没
有见过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
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严
厉审讯、逼供，而根本不给我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
折磨终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差点要了命。

    经过一年的治疗，到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军
区纪委给我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
肃省委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意
见的报告，让我看后提意见。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给我送来总政治部１９８２年
１２月５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
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我心脏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一系列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事先我并不知道，这等于说，不容我提任何
意见，就定性处理了。按党章第四条（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
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上
报中央。”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我当时只在那个“结论”报告上写了：“
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同意。”
    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２００元生活费、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
、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
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刮
着，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经常煤
气中毒，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年冬天到医院里去过冬。
    上述这些极不正常的作法，都是完全违背党的《准则》的。
    根据后来郑维山、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上届党委（指肖
华时期的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
突出。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未经复议，就被个人否定了。这样，有不同意
见的同志不愿意说，有的不敢说。”（上届党委）“个别领导干部，封官许愿，任
人唯亲。”对我的所谓“结论”和处理意见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的产物。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央、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组织处理”，也使我
感到不同寻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是
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大意是：中央决定，冼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
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
，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之说。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故这个“通知”　并
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吧。一直到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我出院回到家，军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通知”拿给了我。
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
    １９８４年６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冼恒汉同志的处
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
处分。这两次“通知”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的
决定，又依据什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必须严格按干部管
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并将“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
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党章还特别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
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予撤消党的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
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召开委员会全体会
议时追认”。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又是兰州军
区党委的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
话“通知”。一直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一
个正式的“结论”，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我百思
不得其解，写了无数的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材
里面去吗？

    第二章　军内“四大”
    ◇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１９６６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
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
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
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
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
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
，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
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
１９６６年８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
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马
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
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
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
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
，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
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８月下旬，甘肃
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
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
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
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
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
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１０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６、７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
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
、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冲击
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了
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
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
、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
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
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
、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
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
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
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
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
”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
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
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
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
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
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我，只是
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
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
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
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１１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
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肖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
“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
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
。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
，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肖华的指示，并在军区
机关作了动员。１１月１４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开始的军区机关
“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
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
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了
这些思想准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ＸＸ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
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
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
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ＸＸ同志站出来了。
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ＸＸ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
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
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ＸＸ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办
主任，接着王ＸＸ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
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１１月２５日、２６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
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
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
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
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ＸＸ、张ＸＸ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
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
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ＸＸ，接着是张ＸＸ、杨嘉瑞、康健民、徐
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
，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ＸＸ、张ＸＸ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
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
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
、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
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
）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
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
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
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
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
……
    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夺
权通告”。到了１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权
，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听说一派就成了“三军造反派”的组成部分，
参加搞“斗罗筹备组（处）”，揪斗罗瑞卿同志游街，绑架刘志坚同志，还搞什么
“百丑图”。这样，从军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
来，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冲击
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１９７７年６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１９７８年发了一个“四号
”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全颠倒了
是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
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我要夺谁的权呢？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
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就在机关“四大”正进行期间，全军文革小组还给各大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
队可否也一样搞“四大”（大意），要我们提意见。常委们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
除王ＸＸ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党委给全军文革小组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四
大’”的电报。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谁要“乱军”嘛。
    １９６８年７、８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五０四厂对空防御的兰州军区
空军高炮一师一名副参谋长叫潘继祖的，一天夜里，背着该师师长、政委，假借奉
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调动三个团的兵力，八十二辆大卡车，要攻打兰州军区，
扬言抓到张达志、冼恒汉可以不请示报告，就地枪决。当潘给部队动员讲话时，有
两个团的政委质问潘：“这样大的事，师长、政委怎么不来？”潘不回答。他们立
即跑步前去告诉师长阎福增，这样才把潘当场逮捕，事件才没有发生。这个事件的
主谋者潘继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党集团的吴法宪用专机押回北京，包庇下来了，
审讯结果怎样，从不告诉兰州军区。“９．１３”以后，１９７２年中央召开批林
整风汇报会，我在小组发言时又一次严肃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中央派人
审查，并将情况告诉兰州军区，以解开压在我们心中的疙瘩，可后来也没有任何下
文。１９７５年１月，十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江青窜到西北组接见西北各省的负责
同志，她突然说：“杨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汉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没有记清
那个人的名字）她又转过来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潘继祖也放了吧。”杨勇和我都
未吭声。（事实上潘继祖早已押到北京，并不在兰州）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到
底是谁在“乱军”？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２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
”。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
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ＸＸ１９３３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
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
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ＸＸ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
时肖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刘凯（已病故）。肖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
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王
ＸＸ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
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
肖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ＸＸ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肖华讲王当兰州
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肖华要
把王ＸＸ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肖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
，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
冼、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
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冼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
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
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ＸＸ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ＸＸ没有历史问题
，停职审查。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３月１５日由北京返兰，我
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
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ＸＸ和张Ｘ
Ｘ拉到海运仓。
    １９６７年４月４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
电报指示说：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
…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
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
ＸＸ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
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１９７７年６月以后，肖华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
领导大抓所谓“冼家帮”时，却把王ＸＸ定叛徒和军区“四大”以后进行机关整顿
统统推到我的头上，说成是冼恒汉和高维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维嵩同志想不通
，在１９７９年，有一次碰上肖华，就当面问他当时代表军委接见时是怎样指示的
，又是怎样亲口交代的，而且有军委的正式批复等，现在怎能说是我和冼恒汉一手
制造的呢？请你再回想一下，说句公道话。肖华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听过你的
什么汇报，也没有看到你们的什么报告，更没有说过定王ＸＸ叛徒和要你们机关进
行整顿的话！”说完拂袖而去。
    １９６７年５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
，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８月５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
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当时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区）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军队的事
情，包括整顿机关以及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我都没有具体过问。

    １９６７年军区常委在讨论所谓王、张的案子时，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兰
州军区党委书记，对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我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定案会上，我讲了一些错话，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的同
志，我再次向他们赔情道歉。
    这个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兰州军区党委１９７８年第４号文件中，给王
ＸＸ摘掉了帽子，又把“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帽子
我能接受吗？要实事求是嘛！我是军区政委，反谁的军、乱谁的军呀？我是军区党
委书记，篡谁的党、夺谁的权呀？合乎逻辑吗？
    机关“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实“支左”任务，我们成立了军区“支左”
办公室，当时军区派出了杨嘉瑞同志担任“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跟随我一起参
加对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这也就是兰州大街上出现“打倒张、冼、杨，解放
大西北！”大标语的那个时候。
    “支左”办公室成立不久，大约是５月间，我和张达志同志在参加军委召开的
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同志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
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还
要我们回来后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
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同志的具体指
示，杨嘉瑞同志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地方上又转来一个材料，陕西关中地区有人揭发他在彬县当国民党
保安中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要投奔红军的人。经过反复调查，据说有人证明有这件
事情，而杨本人却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请示我
怎么办？我当时说：“算了，再不要调查了，就是有这个事情也是个历史问题。杨
已年过七十了，你们给他谈清楚就行了。”审查人员把我这些话如实地向杨讲了，
杨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表示感谢。
    ７０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战备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当时把他也
疏散到他的原籍陕西省兴平县，没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军区政治部把他安排到
西安兴庆公园军区干休所。
    在审查杨嘉瑞同志这个问题上，我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再
次向杨嘉瑞同志赔情道谦。
    说个老实话，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当时
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
过后，我也审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这个现象在“文革”过程中和“文
革”后期，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它是我党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既
违心而又不可抗拒的产物，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诚地希望我党历
史上悲剧不再重演。

    ◇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烧到乡村，从军外烧进军内。
    奉军委命令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最先闹起来的是文工团和体工队。之后
不久，军内军外的“造反派”开始相互串联，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军区大院内大字
报铺天盖地，“打倒张、冼！”的大幅标语象一幅幅巨型挽联从办公大楼上垂悬而
下，我们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报和大标语糊了起来，只留下一个门洞进出，门上还
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怪渗人的。记得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广西老家来亲戚看我
，这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纯朴农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当时就吓得浑身哆嗦，第
二天一早吴杰便买车票打发他们走了。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监督的态
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我们
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
，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封接一
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
    运动开始以后，我的公务员以及保姆、大师傅都被造反派赶走了，家里的大孩
子们也都出去串联了，老伴吴杰是省委档案馆馆长，为保护档案，经常在馆里顾不
得回家。
    我和张达志同志的宿舍紧挨着，我的小儿子当时十二岁，我们挨斗的时候，他
便和张达志同志六岁的小女儿圆圆一同去送饭。饭是他们自己做的，常常是煮一锅
糊米饭，下面还埋着鸡蛋和未熟的绿豆。两个孩子一路走还沿途检些散落的传单，
准备留给我们回家看。可常常是饭没送进去反还让骂一顿“保皇派”被赶出来……
    那时候造反派经常去家里胡闹，有时候刚参加完批斗会回家睡下没几分钟，另
一派的又来揪斗。为多睡会儿觉，我和张达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树底下等造反
派走了后再进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树底下睡着了……
    当时，全国军队（机关）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造反派无法无天，军队指挥
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因不堪凌辱，纷纷跑到北京
回避，住在京西宾馆“避难”，还有些住进了医院，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更是带枪上
了山。
    后来，军区“四大”结束后，我们在北京开会碰到一起，许司令还对我嚷嚷：
“谁象你们一样，还老老实实等着人家斗？”吃饭时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说
我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由于各大军区“四大”期间都是文艺团体闹得最凶，因此，“四大”结束后，
由南京军区带头先解散了这些造反派的发源地。我们也步南京军区后尘，解散了军
区战斗文工团和军乐队、体工队。这些人后来听说有的转了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回
了家乡另谋出路。当年他们造反的时候还都很年轻，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他
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　毛主席说：“张、冼是老实人。”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这十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中
央召开的一些会议。有时候是中央叫去听汇报，有时候又是全国会议的西北组召集
人，因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机会也就相对多一些。
    那个时候经常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来，紧接着随后专机也就到了。中央
和军委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在京西宾馆，会议都很保密，尤其是党的全会，基本都是
会议开完后才见报见广播，在整个会议期间媒体是决不做报道的，只有“美国之音
”才在夜深人静时作一些猜测。
    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尤其是全国性的会议，低头抬头吃饭走路遇到的都是“各
路诸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亲戚在北京，由于会议一般都保密，因此有
的时候子女和亲戚来访，就安排在专门的房间里，个别时候安排不下就两家进一个
房间，我就遇到过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接见女儿。过后，大家都大
发牢骚，对此种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宾馆，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十个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饭票。那个
时候我们是吃一块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员是八毛钱一天。经常看见陈永贵、吴桂
贤、尉凤英等人和工作人员一道去吃八毛钱一天的伙食。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工
资并没有增加，国家给一些补贴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很节俭。在我们省上开会
时也一样，有些基层的干部还自带干粮呢。
    军队“四大”结束以后，毛主席决定让解放军出来“支左”。５月，毛主席接
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我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刚刚经历过“四大”
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见就是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兴
奋。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与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我和张达志同志引
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我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同
志说：“张、冼是老实人！”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热，顿时百感交集，觉
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一些接触
中，主席又几次讲过“冼恒汉是个老实人”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时，总理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已吃了安眠药，
脑子昏昏的，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便立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总理说：“那个经常
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第
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在询问完毕后，听得出总理心情很沉重
，他说：“冼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我当即表态：“总理，我不
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冼恒汉，你不要太
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西北局已名、实俱亡，各地省自为战，总
理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说句实在话，由于我在军队工作
几十年，对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因此我一再向总理
推荐李瑞山、胡继宗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总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
好多说什么，一方面觉得不能辜负主席和总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西北人民
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这付担子。

    第三章　十年“支左”
    ◇　奉命“支左”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风暴”，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文化大革
命”进入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
    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地方
上乱揪斗、乱冲闯有看法，比较反感，军队也时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当时，
八届十一中全会规定军队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的管辖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
大革命”。
    但是，当时地方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派群众夺了“走资派”的权，另一派
群众又来夺这一派的权，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指责别人是“保守派”。到处
都是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机关、抢夺“走资派”，随之而起各地出现了武斗
、流血事件……这种局势眼看着愈演愈烈。
    为收拾天下大乱的局面，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
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
的夺权斗争，而不应该充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
级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发展成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
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２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
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
一直持续到４、５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
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
    关于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
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
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
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
，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
‘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
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
。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
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
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总理的话语重心长，我和张达志本来还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总理倾诉，这一下
全化为乌有了。我们看到总理一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心情很沉重。当时国家
那么乱，中央文革小组又不断找茬子，看到总理心力交悴的样子，我们都很心疼，
当即向总理表态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争取早日稳定大西北的形势和恢复生
产。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
并派出了精兵良将。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
；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陕西省由当时的２１军军长胡炜同
志负责；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干部决定以后，再由他们分头负责组织各地的
“支左”班子，一级一级动员、开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左”人员。
    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刚从批斗会上下来，大标语上还在继续“油炸”和“火烧
”。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一道命令下来，这些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干部，顾不
得洗刷自己的委屈，连发牢骚的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从此，我们这些军队“支左”人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各大、中、小学校很快都进
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时，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
一些芒果送给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对大家鼓励很大。军宣队、工宣队总算使各地区
、各单位有了领导，较快地结束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局面。
    兰州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认为，工作
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安有专线电话，经
常可以和总理办公室通话，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总理本人的具体
指示。许多直接指导西北地区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圈阅的
。在我“支左”期间，我从未和“四人帮”有过直接联系，也不记得得到过他们的
什么指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跟随党和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几十年斗争中
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听一些根本没有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人
的瞎指挥。何况，我对这些人是有抵触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
复杂，我就是认准了只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点，我的头脑始终没有动摇过。当
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
的局限性来谈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才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决定，我是从心底
拥护的，“文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当时那个天下大乱的局势下
，让解放军来收场，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及后来的工宣队、军宣
队的派驻，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解放军
的介入，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尽管执行的是中央当时“左”的方针政策，但这是当
时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结束这场已经动用了真枪实弹的“八百诸侯，全面内战”的
手段。当然，“支左”工作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大的前提错了嘛，当然具体措
施的对否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些问题我想还是留给专门的研究人员去讨论吧。
    ◇　初识“造反派”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这
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一个
明确的定义。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
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
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兰州军区机关地处兰州，我们虽然对甘肃的运动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但对于甘
肃各派群众组织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当时我们的“支左”干部虽经过一番考察和
接触，但还是犹豫得很，实在很难下这个决心。
    当时甘肃省造反派组织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派组织由出身比较好、党团员
比较多的群众组成，他们比较遵守纪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强，被激进的造反派称之
为“保守派”，这就是“革联”。这派群众以一般干部为多；
    还有一派组织是由造反最早、斗争最坚决、运动一开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压制和
打击的铁路工人们为中心组成的“红联”。由于一开始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造反
目的明确、态度坚决。但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各种成分都有，难免鱼龙混珠，各
种违犯纪律和乱搞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红联”存在的问题，于是从中分化出另一派组织“红三司”，这个组织
大部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红联”一样，但组织成分较为单纯
，比较守纪律并拥护军队。
    三派都是群众组织，到底支谁舍谁？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
察、犹豫后，我们想摸一下中央的态度。
    由于甘肃省委在运动的一开始便是得罪了群众的，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
汪锋同志是被点了名的。因此，几派群众组织目标对准省委是比较一致的。当时，
红卫兵们闹到北京去，中央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同志还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支持了
他们。后来，在北京形成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明确表态
支持所谓红三司，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也就支持了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外的群众
组织。
    ◇　“三个文件”
    １９６７年６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
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书记胡
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
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成了解
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８月５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
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
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
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
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
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省
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
些，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
，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困了
，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
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
三司”自己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
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时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到
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
胡继宗同志，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运
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众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
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部。这个
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名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部
，没有同意一部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
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固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
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众组织在干部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
一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不是你的
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常的艰辛
，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部
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的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
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
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组织头
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
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
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干部都被本单位或社会群众组织分别关押批
斗，致使这些干部身陷囹圄并成为各派群众相互争斗的原由。针对这一混乱状况，
我们以统一监管的名义，将各派组织抓去关押审查的省厅级地方干部，全部收归“
支左办公室”统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专案组，对这些地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保
护作用。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联合
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
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的落实，促进解放干部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
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
，发展生产等三个八条规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按党的干部政策对待，反对“
挂黑牌子”、“戴高帽子”，随意罚跪捆绑，不准乱揪斗、抄家搜身；规定凡离开
工厂、学校到社会上参与活动的工人、学生一律回工厂、学校就地“斗、批、改”
，不准搞大规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禁
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
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
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重要公共建筑物都是
群众组织占据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时间大的武斗虽然没有发生，
但小的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类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
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社会秩序还
是很乱，警察不敢维持和干涉。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
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的，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对
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部，对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又不认
识，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无非就是一
个要政府，一个不要政府；一个要治，一个要乱嘛。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总
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而
努力去工作的。当然，在那样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工作，要不犯错误是很难的，这
是实际情况。
    ◇　复工复课“闹革命”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
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当时我们军区的“四大”都还没有停止，我和张达志
同志还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这个“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总理提
议，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兰州部队参加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四省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张达志同志负责军区工作，我和张
达志到北京领受了任务。当时正是天下大乱，而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任务只有靠解
放军了。但是，一堆乱麻，工作从何下手呢？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
思路。现在分析起来，历史上“大乱大治”都是发生在政权更换、改朝换代的时候
。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根本不需要通过“大乱”来
达到“大治”，否则只能乱了自己。但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已经乱到了极点，毛泽东
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让解放军出来收场，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局面，显然
，如果没有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信，没有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后来的局面是很
难设想的。
    为了稳定混乱的局势，我们首先调集部队进驻刘家峡水电站、白银公司、兰化
、兰练、兰州铁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肃的几个重要国防军工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地区，
并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消除
派性。对公检法机关、金融系统、电台、档案机要等部门实行军管。为稳定农村局
势，保证农业生产，我们的“支左”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造反派”不准到
农村串联，农民也不准进城游行等。我们还以省革筹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
名义，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的多项条款规
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并督促落实。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工
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
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１９６４年投资兴建的，工程
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
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
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
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致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１９６９年提前发电投入
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汉
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
左”干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
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
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
”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向
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
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１９７１年１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
，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１０月１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
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
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１０月１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
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
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兰
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
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
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
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供
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１９７０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
，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４０４、５０
４、８０５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
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
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们
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
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
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
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
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
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１９７０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
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了
一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
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
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
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兰
州时乘坐的敞蓬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
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备
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
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
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
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少
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日。
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
。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一
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
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
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
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
件十分艰苦。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了
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
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
心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
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了
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共产党，
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吧。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
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问
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
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
；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
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
”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
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
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经
验。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
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谓蹲点
），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
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防
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
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万
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
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
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研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
一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
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一带
，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安
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
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
，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
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
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
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
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
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
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
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１９６９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
到１９７０年达七十三亿斤，１９７５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
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
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
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
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矿
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
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
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１９７８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
：“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
，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
，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
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
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
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
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
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一
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
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
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
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
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能
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
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工
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
，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
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
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
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
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
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省
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
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些
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干
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
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
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
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
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则
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
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
肃自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
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１９７５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
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
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
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过
一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
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
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
是，把这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
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
、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
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县
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
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一
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到
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
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
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
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还
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
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
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
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
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
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
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
？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心
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线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
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亲
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
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
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
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涝
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
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还
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
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
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代
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
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
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
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一
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
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
，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
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
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
。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
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七
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１９７６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到
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与
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
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
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
，我们还提出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省
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中
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
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
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
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
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
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了
。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
的情况，１９７４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同
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问
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
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
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
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情
。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
北蕴藏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
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开
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
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
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
心。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上
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确实还是小平同志那
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
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
迹。还记得１９７４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
、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时
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和护送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
过洪水，赶往酒钢。１９７５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
，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路
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
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们
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争
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
，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些
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
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
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在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
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

    第四章　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
    ◇　“油沙豆”及其他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１９７７年６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
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冼恒汉的所
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不顾中央关
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
织罪名。
    当时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
，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
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了一大堆所谓“冼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
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上
报中央，据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
锁。对此，除了让人深感痛心之外，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政治
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对我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负责，对这些将
我置于死地的所谓“罪证”，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一、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１９７２年５、６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
。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言
后，大家建议，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
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
们传看。”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
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我。会议结束
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
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
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
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根
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
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１９７６年１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王洪文
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
只是有事到陈文生房间看见了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文生米士奇来干
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
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青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是
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
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句
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
”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
都知道，可以查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委常委会也好
，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五、同胡炜的关系。
    胡炜原是２１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１９７３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
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我同胡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和礼节性的
关系。文革期间我们每年都有几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胡炜都来看望陕西的同
志，同时也来看看我。我们在一起谈话主要是谈地方的事情，偶尔也说“四人帮”
的一些怪话。比如江青搞“江青传”、搞“四人帮”，主席批评后，王洪文、江青
想去见主席，被主席拒绝；王洪文参加军委会议，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西沙群岛战
役，上午那些人整叶副主席，下午还要叫叶副主席处理作战的事，叶副主席很苦呀
，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听后都很气愤，都表示愤慨。
    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几次电话的内容是：
    一次讲皮定均同志飞机失事遇难；
    一次问军委工作组向仲华、徐立清何日动身来兰州；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问韩先楚怎么还不回来；
    还有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中央打招呼会议后，韩先楚回兰州才半个月，
就又回北京了。韩说“３０１”让他回去，我说，我们都很忙，实在分不开身，他
身体也不算太坏嘛，怎么又走了呢？是“３０１”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忆就是这几次电话。
    以上接触我认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触和礼节性的问题，如果把同志之间正
常工作接触和纯属礼节性的来往也看成是政治问题，党内就没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炜是不是“四人帮”死党，从未见过中央的正式结论，但韩、肖在给我
的“结论”中却定性说：“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１９７７年６月９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
锋曾经问我：“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
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
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
。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这个“另有渠道”的问题，
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恼了好几年，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我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了二十几个“按
既定方针办。”但那时我认为这个指示是真的，因此，就进行了宣传。根据是：
    １９７６年８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指示
，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有一条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茅林同志（省委
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时，还特意印发了
一个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也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这
两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国内问题要注意”一条后面加：（现在只传达到这个
范围，暂不向下传达。在这之前中央也发过电报，规定只传达到军）。这个汇报提
纲当时常委每人发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可能还在，可以查，也可以
向茅林调查。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９月１６日的社论，以及９月１８日至２７
日共六期《国内内参》上大量报道这方面内容，要讲渠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是
我讲话的依据。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运仓等待解决问题时，偶然看到中央办公厅１９８１年３１
号文件，内容是批华国锋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赵紫阳同志说：“我问我的秘书，
‘按既定方针办’怎样来的？”秘书说抄来的。华接着说：“是为了同‘四人帮’
斗争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的心情骤然轻松下来，所谓“要以严肃的
态度向党交代”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历来以忠厚、老实著称的人，其实也会说假话
，并以假话陷害人。我不禁想问一声，不顾党性原则，以权压人，这是你作为一个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吗？另外，托辞用这句话同“
四人帮”作斗争，你不觉得是自己底气不足吗？
    七、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８日晚，孙殿甲同志告诉我，接北京给解放军报记者打
来电话说“四人帮”已抓起来了。我第二天（９日）上午派陈文生到总院找高副政
委来（因韩先楚不在，高是党委管党委常务工作的），说有个事要告诉他。高来后
，我照孙殿甲同我谈的内容告诉高，我又说，如果是真的，中央总要开个会吧，不
然总要发个文件吧。我们又扯了一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分析，除上海、清华
、北大可能要出一点事外，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军队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市场。后
来有人揭发说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纯属造谣。
    八、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韩先楚强
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
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
我们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韩
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当时毛主席还不无惋惜地指出：多数中
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出要在全党，
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
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主
席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
三条：１、会议暂停；２、不提揪斗；３、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回
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达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９．１３”之后发
的材料，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
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九、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至２月１７日，我在北京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２
月１８日回兰州，当天下午在省委常委（还有铁路局党委常委参加）的会上传达中
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精神时，是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这是事实，但这是
经过解决郑州、兰州铁路问题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同意的。因为郑州和兰州参加会议
的同志都问，回去传达时，如果有人问，右倾翻案是谁搞的，我们怎样回答？华国
锋说，你们可以点名，这个事不久就要公开点名了。
    十、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里有一条是：据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
名要冼恒汉到中央工作。还有马天水、王玉珍、徐景贤和刘湘屏等交代，说王洪文
给他们讲冼恒汉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实肯干等。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这怎
么能作为证据给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调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个
事，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这个事，也只是议论了一下，又没有真正调去，也算
一条罪？那么已经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该怎样说呢？另外中央还有不少老同志也说
我的好话，这又怎样解释呢？
    把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写到我的材料中，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看
问题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只承认事实，不相信那些无稽
之谈，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另外，什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刘湘屏之流，我同这些人并不熟悉，有
的还不认识，至于王洪文给他们散布冼恒汉的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己
负责，同我毫无关系，更不应该写到我的材料上，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讲到与“四人帮”勾结，什么叫勾结？勾结应该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
，你来我往，信来信往，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嘛。这些方面我都没有，怎么叫勾结呢
？至于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有什么事实呢？什么叫反党活动呢？拿《关于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能够上哪一条呢？“结论”上没有举出一个象样的
事实来。
    十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讲，我同“四人帮”并没有你来我往，信来信往，拉拉
扯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他们并不熟悉，仅有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饭
，一次是庄则栋去甘肃，这也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我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向中央讲
清楚了，何以叫“关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信任”，有什么事实
呢？他们给了我什么呢？所以说，赏识和信任我的是党，有党的信任和支持，我才
在兰州军区当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当兰州军区政委时“四人帮”们还不知道在哪
里呢？至于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
央的指示批准的。当时到北京研究班子时，我曾提议叫胡继宗搞，总理坚持要我搞
，他说，大军区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挂帅。所以，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他
们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呢。
    十一、“结论”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紧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
错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所谓“初期”是从何时算起？又到何时为止呢？如果
“初期”是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５．１６”通知算
起的话，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还在甘肃农村蹲点搞社教呢！社教搞到１０月，
然后去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北京回来后，１１月１４日军区机关“四大”开
始，一直到次年４月，这期间我失去人身自由，进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应
该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错案呢？！
    倒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被群众揪到七里河体育场
批斗（当时我在天水农村社教），后到军区总医院治疗。肖华知道后，专门给军区
司令员张达志同志打电话说：“赶快要汪锋出来，他不能住在军队医院。”张达志
同志打电话与我商量，我们都觉得不好给汪锋直接说，便拐了一个弯，通过地方的
同志给汪锋说，后汪锋搬到七局医院。
    十二、“结论”不但给我扣上“四人帮”亲信的帽子，而且还把我和“林彪反
党集团”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黄、吴、李、邱等从
来就不信任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从林彪同其死党
的谈话记录中查出，林彪说：“兰州军区连一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要派一个人
去。”结果派了ＸＸ任副司令员。这件事是纪登奎当面同高维嵩同志讲的，后中央
召开的西北四省（区）和兰州军区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纪登奎也同我说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毛主
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周总理曾当面同我们说过，各大军区向中央反
映情况的兰州军区算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来就认为，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报告情况外，不能也不应该向任何个人“通风报信”。
    另外，前面讲过的潘继祖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
因为，在文革中，江青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吴法宪是她保的，江青和吴法宪勾结是很
密切的。“四人帮”粉碎后，吴法宪交代，江青和叶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说什么你
消灭我的“敌人”，我消灭你的“敌人”。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毛主席
、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冼不可能，所以就
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冼，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
一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
。潘继祖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冼。吴法宪对潘
继祖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江青对潘继祖这个凶手一点不
恨，反而利用职权释放他。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继祖的后台就是林彪
、江青、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人
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
    十三、“结论”说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问”
的词句，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唁电是省委发的，并不是冼恒汉发的，是宣传部起草，常委讨论同意的，怎能
把这样的事挂到一个人身上呢？同时不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这样的词
句，这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倒没有，能不能说上海同江青划清界限了呢？唁电中是
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家属来慰问的，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向江青表示效忠
”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四、所谓“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冼恒汉在西北组说：‘上面有
个精神，对那些老右倾，既要选上又不能得票过多。’”的问题。
    根据我的回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代表不是编在西北组，而是同武汉军区和
湖北省以及海军的代表编为一个代表团，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团的召集人。有一天晚
上，吴法宪、郭玉峰等人确实召集了由各代表团派出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甘肃省是
胡继宗同志，兰州军区是高维嵩同志参加的。他们回来后，传达了“‘老右’既要
选上，但又不能得票过多”的话，我听后说：“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决定。”
    ◇　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开会时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晓得他
打乒乓球，是个世界冠军，名气很大。他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庄则栋当时是国家
体委主任，因为甘肃的临泽县是个体育先进县，据说受陈锡联副总理指示，来甘肃
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的。
    庄则栋到兰州时，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是宋平当时接待的
他。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
，我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我接见他一下。
    由于临泽是张掖地区的一个县，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我们安排在１９
军军部见了一面。当时庄则栋见了我后就对我讲，是受陈锡联副总理的指示来视察
体育工作的。我们在一起谈了我省体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我提出要他帮助我们在兰
州修建一个体育馆，他没有答应，说现在体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农
村去。寒暄了一番后，庄说他到宁夏时听到些反映，说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
团结，要我出面帮助解决。我说：“我不能解决，因为他是宁夏第一书记，我是甘
肃第一书记，他怎么能听我的呢？”庄说：“你是军区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他
不听呢？”我说：“那是两码事。”由于谈不拢，就不谈了，我们都出来看他打球
。因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个中午饭，他就回
临泽了。当时陪同和在场的有关同志很多。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纯礼节性的交往，并且这次见面又是宋平交待办公厅给我
的秘书打电话安排的，他不打电话，我是不会接见庄则栋的。现在宋平把事情推得
一干二净，却对我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密谈”，什么给“四人帮”的心腹提供
“炮弹”等等，可见这个人的品质。
    我和庄则栋的这次会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另外庄则栋并不只是到了
甘肃，他内蒙、宁夏、青海都去了，这件事在其他省（区）都不成为问题，惟独对
冼恒汉就是问题，这是不公正的。
    ◇　王洪文到房间来看我
    和王洪文吃过一次饭的问题，是当年做为把我定成“四人帮”亲信的“重磅炸
弹”。尽管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而且运动中我也向中央做了说明，但我还是要
把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１９７４年中央开会时，当时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看望了几个省的代表
后路过我的房间，就顺便也进来看了看我。我和王洪文并不熟，可以说连工作关系
都很少发生过，当年硬是总理做了工作我们才投了他的票，因此对这个人我一直持
保留态度，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和信任。
    王洪文来的时候，事先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正要去食堂吃饭了。他进来
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说：“我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当时开会都是凭餐券
吃饭，因为当时年继荣也在我房间，因此王洪文叫服务员将三份饭送到我的房间，
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说了几句话。饭是普通的会议份饭，很简单，吃完后我们各自
向服务员交了自己的餐券。王洪文吃过饭后就走了，继续看望其他省（区）的代表。
    至于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我记忆不深，无非是些客套话，内容也没有出格
，决不是象“结论”上硬强加的那样是“密谋”。当时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服务
员自始至终都在旁边，这些都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王洪文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是中央领导，不能说谁与他一有接触就是参与了
什么阴谋。再说我与王洪文平时工作中并没有什么来往，互相之间并不了解，他就
是有什么“企图”也不敢贸然跟我这个不摸底细的人“密谋”呀！况且我当时并看
不上他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
中央副主席，当时我们很多人思想都不通，除了周总理亲自做我们的工作外，叶剑
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什么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过江”、打过仗，是最
“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
不要脱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
    另外，对“四人帮”这几个人，我还是有戒备心的。我向中央反映我和韩先楚
的关系不好的问题时，我是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当时我是
有意把王洪文排斥在外的。
    以上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工作中发生的很平常的正常接触，但韩先楚、肖华
却硬把它作为我和“四人帮”关系的重要依据写进所谓“结论”中并据此定罪，我
认为这是手段低劣的政治陷害。如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我的炮弹将
会多的多。
    例如，１９７３年毛主席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期间，江青曾把韩先楚
请到钓鱼台的住处一起喝酒、吃饭，并一同照了像。粉碎“四人帮”之后，韩先楚
并没有向中央讲清楚。后来，中央查抄了江青的住所，韩先楚得知后怕他同江青的
合影被抄出来对他不利，很着急，便在回兰州的飞机上，向我讲了这件事。我当时
对韩讲：“你在北京开会时，这样的事为什么不给中央直接说？现在你给我说了，
让我怎么办？”韩先楚说：“你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向你说了，不也就是向党
说了吗？”
    还有韩先楚长期称病住在北京期间，曾有几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黑
了还出去打猎。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上
了探照灯。这件事韩先楚在党的会议上也从未讲过。还是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王
必成，在看到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的照片上，有王洪文打猎的汽车探
照灯，便当作“笑料”对我讲：“那个探照灯是你们的司令员送给王洪文打兔子的
礼品”，并诙谐地说：“有功劳啊！”
    １９７６年冬，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时
，李先念同志对我讲，韩先楚在武汉给他打电话，要求通过他给福建说一说，把已
被福建抓起来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放了，被他顶了回去。韩先楚已经离开福建多
年，还插手福建清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事情，那么韩先楚同志同“四人帮”的
关系又作如何解释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算作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正常交往
，而把我那几件带偶然性和礼节性的接触都算作是“参与阴谋活动”的话，那么我
们党内生活还有什么实事求是？还有什么公正而言？我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又是什么
？难道原则可以随便因人而易吗？法在哪里？理又在哪里？
    “结论”还说我：“冼恒汉免职受审查以来，对立情绪很大。”那么我反问一
句，十几年来把我当成敌人来整，申诉无人管，辩白无人理，还要我不带一点情绪
？如果这样搞的话，岂不是又回到王明路线统治全党时期的“肃反”了吗？
    ◇　赵永夫事件
    １９６７年１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
群众”的号召。１月２２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
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
“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
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
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
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２４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
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
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
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
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与
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
。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
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１月２５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
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
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
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
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
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
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
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
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
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
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了
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
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
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
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
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
副司令刘ＸＸ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困
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
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
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ＸＸ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
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２月２３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
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
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２３日下午１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
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
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１９６７
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
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
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
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
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
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
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
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２４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
将赵永夫、王文英及５５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
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
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
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
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
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
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宁
，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３月６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３
月８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
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３月２９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
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
１、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２、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
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３、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４、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
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
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
”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
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
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
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
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
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
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
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
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
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
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
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
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
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
此事不了了之。

    １９７６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
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
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
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霖
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
，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
的尊严。在１９７７年６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
，“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
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
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
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
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　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
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
。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
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
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
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
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
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
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
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
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
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
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
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
，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
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
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
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
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
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
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
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
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
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

    承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
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
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
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完
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参
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部
队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议
”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
了，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理
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
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
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肯定会讲错话的。“结论”
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查并平了反，平反文件
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００１５６５》）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勾
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通
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吧。

    ◇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
一个小头头。１９６８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

    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事
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
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有
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协
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查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军
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

    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们
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看
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
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
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自恃是
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经
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１９７０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
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
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的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
兰州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这
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查，兰州军区无法完成
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交
兰州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
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出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
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
了一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同
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
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查决定。就这样，在
以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了
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但没有发现什
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
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
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
。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本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
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
“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
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军
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
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
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
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查，并要组成“联合审查组”
，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
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查组”，因为不了解
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９．１３”事
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过
问。

    "9.13"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
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查的，这
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即
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向
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
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１１月初，军区见上
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
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
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
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
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兰
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查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到
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过底。对于“钱案
”，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行
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
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
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我们
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
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

    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肖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多，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央
的犯人被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
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肖华作总政主
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上？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
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肖华，说话办事
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们
党也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混乱，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又
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
头上，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
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
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肖华、韩先楚却将“钱案
”作为所谓“冼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
，以此来挑唆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

    ◇　是否有一个“冼家帮”？

    所谓“以冼恒汉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即“冼家帮”纯属是肖华、韩先楚
凭空捏造出来的，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还曾被冠以一个副词：“壳壳很
硬”。由于这个杜撰的“冼家帮”，使得兰州军区和西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干部被
结束了政治生命，长期不分配工作，普遍得不到信任，在年富力强的年华被剥夺了
为党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年来曾给中央及有关领导写了无数封信和申诉
材料，但都没有回音，因此，在这里我要谈谈这个问题。

    兰州军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大西北时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这些同志中有参加
长征从祖国的南方到祖国的大西北的老红军；有来自陕甘宁的刘志丹部陕北红军；
有晋察冀的抗日战士；还有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和各路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随一野的各个兵团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声中撒遍了浩瀚大西北的各个
城市、乡村、草原、荒漠、戈壁。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或继续留在部队镇守边疆，
或转业地方参加建设大西北的工作，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喜欢吃大米的、喜欢
吃馒头的，统统都毫无怨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不仅
能征善战，在建设时期也同样能吃苦耐劳，衷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这片黄土高原上
。他们都找了西北的婆姨，在西北生孩子、过日子，几十年了，把自己的青年、壮
年、老年以及子孙都无私奉献给了大西北。这些同志，构成了我们兰州军区机关和
部队以及西北地区各地方早期干部的基本队伍。

    还有比例不小的干部是解放后几十年来从全国各个地区陆续调来的同志，他们
为了党的事业，服从组织调动，来到祖国大西北这个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作出了
巨大成绩。

    无论是什么时期、什么地区来的干部，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为党工作着。我们
对这些干部也从不分彼此厚薄，在推荐选拔使用任命上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

    在我们军区领导中就有不少从其他各军区调来的干部，例如孔ＸＸ、张ＸＸ、
张Ｘ、卜ＸＸ等，我们按照总政的意见对他们均委以重任，都交给了很重要的工作
，并没有薄待他们。

    不仅是军区机关、部队，地方也如此。例如宋平同志原来在陕西长期靠边站，
不被任用，我专程到西安将他要到甘肃并重用他全面负责省生产指挥部的工作，以
后又是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省委书记等。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们的干部是做什么工作，都是经组织部门严格
考察报审和党委集体讨论研究的，很多干部过去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是
革命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什么“山头、宗派、
圈圈、摊摊”等，我们是秉公办事，五湖四海。

    根据工作的分工，无论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下级，和有的同志接触可能多一
些，但我们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这个人办事较原则，平时很少私人交往，不熟
悉我的人都说我生性孤僻，有些“怕”我。我在工作范围内没有“山头”，生活圈
子里不搞“裙带”，因此，更没有什么“帮派活动”和“私下交易”，这是我做人
的原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党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会议一
完当天就走，从不逗留，更不到任何上级和朋友家串门、应酬。我解放以后几十年
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对中央上层斗争内幕以及党内各种矛盾消息闭塞，信息知之
甚少，加之我是一个军人，从不思钻营，工作中信奉的是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以
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们的无限信任和敬仰。我作官为人，对上不给自己
找靠山，对下不给自己拉山头。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封过官许过愿
，也不记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过官和权。我一生鄙视不正之风，一生对党问心无愧
。既然不谋私利，何来“帮派”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也
是可以拍胸脯的。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单位，总是有一些干部到的早一些，有一些干部到的晚一
些，有的呆得时间长一些，有的呆得时间短一些，这是客观存在，也是历史形成的
嘛。哪个单位都是这种情况，今后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不能主观的没有根据的认为
，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的，就一定是要搞山头，搞宗派，搞帮派体系。我们一贯
认为，不管那里来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应该有彼此之分。我在兰州军区任政
委二十二年，我认为军区党委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五湖四海的，军区干部队伍
总的来说是团结统一的，没有什么山头，没有什么宗派，没有亲疏之分，也不存在
什么排外问题。

    在“结论”中给我强行划定的所谓“冼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
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加　“
支左”的人员。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而受到批
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同志和我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其中的绝大部分
我根本就不认识，更没有直接的工作交往。他们被定为“冼家帮”亲信、骨干后，
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
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
”，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例如，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
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
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同志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政委宋长庚“
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
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对于蔺进生同志和曾给我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则
更是不放过，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
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
班。

    对于划入所谓“冼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
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同志，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
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
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冼家帮”的运
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
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１９８５年含冤过
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同志，军区副司令员，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
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
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党的优秀儿子，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宝
贵财富，就因为肖华、韩先楚人为制造的“冼家帮”冤狱，使他们被打入另册，背
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战友、部下，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私利的交易，
更没有不正常的非组织结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经得起组织任何考
查的。如果一定要说“帮派”的话，那我们都属于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帮派”，
除此而外，别无他属！

    对于“结论”中几个强加于我的所谓搞“冼家帮”的“罪证”，我有必要说清
楚，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一、所谓１９７４年９月背着党委诬告韩先楚的问题。１９７４年８月中央召
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会议主要听取那些上林彪贼船的人的检讨，韩先楚是
其中之一。会议完后，我们遵照中央规定，召集军区常委及各省（区）第一书记（
或组织工作的书记）传达。讨论时张Ｘ首先发言，说韩检讨不好，到会同志也都有
这个感觉。会议完后，党办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电报，我签发了这个报告。
因为我主要是主持地方工作，报告送来我也没有问其他常委们是否都看了，只是看
报告是反映会议情况，而且是符合会议精神的，我就签发了，怎么叫诬告呢？我第
一书记不能签发报告？可以把电报同会议记录对照对照嘛。

    二、所谓背着党委在西安召集２１、４７军领导传达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
同志会议精神的问题。

    一个政委不能在下面找一些同志谈话，一找谈话就扣上“背着党委”的大帽子
，我军从来也没有这样搞过。

    我在西安找２１、４７军的同志来谈一谈，并不是开会。找他们来谈是出于这
样的愿望的，即在十次路线斗争中，２１军刘江亭、４７军刘凌等是有错误的，据
反映两军都对他们老是揪住不放，同时４７军对广州军区有很大意见，批林批孔时
，据说他们准备给广州送大字报。为此，我给他们谈这次中央召开的会议，对犯错
误的同志如何宽大，以及毛主席指示中对广州有一段话，这样纠正他们对犯错误同
志的做法，不要总揪住不放，另外，缓和４７军和广州军区的紧张关系。我的动机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而没有别的什么。

    三、１９７５年８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韩先楚和张Ｘ在各组大讲特讲
兰州军区有宗派、山头、排外，等等。他们都是党委书记和常委，但他们又不在常
委会上提出来，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讲，并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会内会外（
军区机关）反映强烈，对团结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在作总结之后，不能
不讲一点个人意见。我个人的发言，我认为是正确的，从头至尾都是讲一个团结问
题。

    四、“批林批孔”，说我把矛头指向老干部，指向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就是老
干部，老干部就是韩先楚，我们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叫矛头指
向韩？我的大字报比他多得多，怎样解释呢？在福建省、福州军区，他的大字报铺
天盖地，还上福州军区小报，那又怎样说呢？很多大字报、小字报转到兰州，我都
指示扣下，不予理睬，兰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还是将矛头指向他呢？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工
矿企业以及几个重点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
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１９６４年投资兴建的，工程
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
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
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
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致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１９６９年提前发电投入
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甘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汉
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
左”干部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
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部还发文向全国进行通报表彰，并组
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
”期间更是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向
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
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１９７１年１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
，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１０月１日不出铁，我俩从高炉上跳
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
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１０月１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
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
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兰
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
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部去参加领导，具体组
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
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国家提供
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１９７０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
，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个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４０４、５０
４、８０５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
都压得很紧，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
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后都表示对我们
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
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略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
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一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
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大力开
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
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由于军队、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１９７０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
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产品也上了
一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
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
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
肃电子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兰
州时乘坐的敞蓬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很感慨，说
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及“备战备
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
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复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
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　脱贫之水黄河来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来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
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少
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日。
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济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
。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一
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生
产，争取多打粮食摆在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第一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省革
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积，常年雨量稀少，蒸发量
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积聚雨水和雪水，条
件十分艰苦。加之多年来缺少治理资金，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历届省委都下了
大力，但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想把粮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难比较
多。但是甘肃的干部很好，能吃苦、老实、厚道，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部队参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对改变甘肃的贫困面貌信
心不足。我对他们讲，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
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肃人民种的粮，喝的是黄河的水，也算是甘肃的半个儿子了
吧？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的条件还这么差，老百姓还这么苦，我们作为共产党，
如何向人民交代？现在党要我们来做这里的工作，我们一起为甘肃人民做些事情吧
。

    甘肃发展农业，关键是水。有水就有粮，有粮老百姓就有饭吃。因此，我们提
出要改变干旱面貌，必须以“水”为大，下大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和控制水土流失问
题。省委、省革委会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点抓好“两西”（河西、
定西）建设的设想规划。要利用祁连山的水力资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
；要下大力改变定西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修造梯田，打坝填
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此，我们专门组建了“两西
”建设指挥部，选配了懂业务、有干劲的干部具体负责。

    这个设想计划上报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认为很好，又把甘肃的“两西”扩大
为包括宁夏“西海固”地区，合称为“三西”治理干旱的建设工程，由国务院有关
部门牵头，加大投资，统一实施。几年后确实见了效，也取得了治理干旱的实际经
验。

    在那几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们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
时间深入基层视察和调查研究，我们分别深入各地农村蹲点（我在最穷的通谓蹲点
），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察民情，了解情况，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群众
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提出了许多关于治山、治水、如何解决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防
渗漏、压砂保墒、如何解决种树成活率等许多实际问题，为我们决策打下了基础。

    为了增加治水经费，我多次找国家计委做工作，使计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万
元，用于打机井和建设水利设施。几年中我们全省共打机井六万多眼，使八十多万
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达到旱涝保收。

    为了充分利用黄河流经甘肃境内的地理优势，在续建好刘家峡大型水力发电站
的基础上，我们又先后兴建了兰州郊区的八盘峡水电站和地处陇南的白龙江上的文
县碧口水力发电站。

    为了解决严重干旱问题，我们请专家研讨论证指挥设计并率领群众修建了景泰
一条山、靖远、会宁、榆中桑园峡、三角城等黄河提灌工程，使几十万亩旱地变为
稳产高产的绿洲。当时，兰州几个大的中央厂矿企业都把农场建在景泰一条山一带
，有了水，那里变成了江南，这些企业也都纷纷解决了一部分农业户口的家属的安
置问题，这些家属都有种田的经验，把个一条山农场经营的有声有色，坐在火车上
经过这一带时可以观赏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兰州以北地区的干旱状况，我几次向周总理请示、向国务院报告
，建议拨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浇灌
秦王川百万亩旱地的浩大工程。为了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我几次带领工程技术人员
徒步到实地勘察，遗憾的是，当时因为经费、技术条件所限，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资源，我建议兰州发电机厂和水力涡轮厂生产中小型
为主的发电机产品。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多生产中小型机，以满足陇南、陇东和河
西地区的中小型发电提灌的需要，你们自己也解决了销路。后来，河西民乐县的两
个中型水库，安装了几台中小型发电机组，解决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
用电，群众很满意。

    经过全省干部群众几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粮食产量
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１９６９年前，全省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
到１９７０年达七十三亿斤，１９７５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
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我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我认为，我们甘肃的绝大多数领
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以及我们绝大多数的“支左”干部，工作是认真踏实的，态度
是积极努力的，并且能吃苦、廉洁自律，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
家还都没有忘记，在那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中，我们甘肃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矿
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
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干部们是在努力
地为人民工作吗？就连后来的省委书记宋平在１９７８年省党代会上也不得不承认
：“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按照肖、韩时期兰州军区党委对我的“结论”的说法，十年来我们是在搞破坏
，这就全盘否定和抹煞了我们甘肃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辛勤工作
，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几年报纸广播大会小会狂轰滥炸，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
甘肃省委也好，兰州军区也好，不工作的人没错，泡病号的人正确（说是抵制错误
路线），而大多数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却错了。我想，我们党的事业、社会的
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勤奋敬业、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实现。因此，我们还是要讲实
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看任何事物，都要
坚持这一原则。

    甘肃中西部地区生活艰苦，风沙大，沙暴一起来人和车就被裹在沙涡中，稍一
站不稳就会被刮倒，满脸满头满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张嘴就是一口沙，能见度往
往只有五、六米。一个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之间是大片的荒山秃岭，中午太阳烤
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连草都没有一颗，人走过时只有被惊动的蜥蜴在戈
壁上飞快地爬行。当时英国有个华裔女作家叫韩素音的，到我们中西部地区去搜集
素材，来过好几次。她对我讲过，她第一次来时一下飞机就发出惊呼：“这里还能
生存吗？！”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省里和县里的干部要顶风冒沙，不顾酷暑严寒坚持
深入基层，每年不少于四个月。那时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奖金，更不可能提高工
资待遇，甚至有的基层干部为了省钱都自带干粮（有些带点土豆找锅煮煮当饭吃）
，没有人说过什么，也没有人提出要调动。

    我们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的
人，他们是解放大西北时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几十年了，找了甘肃的老婆
成了家，生了娃娃，算扎下了根，就象电影上说的，成了昆仑山上一颗草，风吹不
倒，日晒不枯。这些资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还坚持在基层，很令人感动。

    文革时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体会，你在前面干事，可能就有人在后面
搞你的阶级斗争，不知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倒霉。当干部的不但捞不到半点油水，
有些需要应酬的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些县里的基层干部进城开会，为了节省
开支自己背干粮吃。那时候当干部不长工资，但事情要办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
席语录解决问题，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许多基层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当然有些
少数败类除外）。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文革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我们的基层干
部工作放不开手脚，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长期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在
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吃苦耐劳，发扬了我们党的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我们军区派出的“三支两军”干部也大都象地方干部一样，他们无论是来自什
么岗位（有些还是从原子弹发射基地来的，还有各个岗位上来的），对自己将要执
行的任务都尽职尽责。“支左”人员刚一进点时，工作难度很大，但他们坚决按照
中央文件办事，想方设法制止武斗，苦口婆心将几派群众联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则
搞“抓革命、促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学校，还是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
油田、矿井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那么乱，到处是武斗，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生闹事。甘
肃自中央“三个文件”后便逐渐走上整治，并迅速开始恢复生产。这一切，如果没
有广大的地方干部和大批“三支两军”解放军官兵们的努力工作是无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这些干部好哇，真的是很朴实，很能吃苦。

    １９７５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肃是最平静的一年，农村干劲十足，粮
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销粮、第一次摘掉要
回销粮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结论”上讲的，我们是在搞破坏，是在残酷迫害广大
干部和群众，哪里来的这个成绩呢？“结论”显然是把问题扩大化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也搞了农业学大寨，也抓了农村阶级斗争，提过
一些错误的口号，伤害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
阶级斗争扩大化，我在这个时期，无论搞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毛主
席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执行了那条极左的路线，是有错误的。但
是，把这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都看成是甘肃一个省的，并且要我来负责，我也确实
负不起这个责。另外，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无论从党性
、党纪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都只有执行，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
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谈问题。

    不能不承认，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在礼县
蹲了几天，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实
际上只有几个公社不错，就当成是全县不错，结果讲了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一
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

    在农村，农民搞一点小自由，就说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搞修正主义。实际上到
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谁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肃农业的过程中，我们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没有向中央、国
务院要过多少救济粮。当时我们的出发点是“顾全大局”“为国分忧”，想方设法
自己省内调济解决，现在反思起来，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甘肃的农业问题
是个历史难题，我们苦干了十年，问题解决了一些，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但这还
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也需要休养生机，因此适当向中央
要求一些救济是必要的。

    ◇　放不下的牵挂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乍一免职时，什么事都没有了，
后来连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个局外人，猛然间谁都不需要你了，说个心里
话，真还有点不适应。

    人不工作了，心还是放不下，毕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还真割舍不下。
天下雨了，我就高兴，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了。天旱的厉害，我就着
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来讨饭了。天天关心天气预报，天天记在台历上，这已经
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连我的儿女都说我，你又不工作了，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
？我说，习惯了。甘肃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讲，还得靠天吃饭，你不关心
天气预报怎么能行呢？

    从兰州到中川机场的几十里公路线上，沿途都是盐碱地，我们沿公路两旁种上
了树，但成活率很低，树死了，我们就组织人再种，一连种了三年。前两次我都亲
自去看过，不知这第三次树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条山黄河提灌工程我们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后，戈壁上有了水，有
了树，有了草，有了庄稼，坐火车从北线走可以看见这一片沙漠绿洲。我免职前，
省里已搞了个二期工程方案，已报请国务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级，可以说
是一个奇迹了，如果工程实现预期效果，那么腾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几十万亩的旱涝
保收稳产田了。可惜我没能亲自参加这一为甘肃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设，所幸的是，
下一届省委圆满地将这个蓝图实现了，这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来我们曾组织人勘察过，我本人也多次去看过，我们还
搞过一个方案报国务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开始抓了，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搞。
现在从报纸上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抓了，这说明我们国家经济有了实力，有能力
为老百姓办些事实了。这个工程将来完工后，肯定会为老百姓造福，是个子孙后代
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还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转，就是我们修了不少水库，但水的利用率
还有问题。你比如说修渠，甘肃的土地沙化的厉害，渠道的衬里就要有讲究，砌得
不好，水流经渠道，有相当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发了，那就很可惜。

    还有，最近我看电视，那个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就和甘肃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
好。他们浇地搞喷灌，我看这个很适合我们甘肃的情况，我们甘肃一个是缺水，一
个是土地质量不好，水浇多了还容易盐碱化，因此，应该借鉴国外的喷灌方法，搞
些长臂式的大型喷灌机，既节约了用水，又解决了土地盐碱化问题。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技术底子薄，技术人员缺乏。我们有一所农业大学
，还有一些培养农业技术员的中专，但没有经济实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待遇、房子等
具体困难，致使一部分技术人材转业、流失。要想以科技治农，就要留住农业技术
专家，改善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肃农业的工作中去
。科技治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人员就是实现这个途径的宝，所以要设法
培养并能留住。

    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秃岭，山上旱得连草都不长，建国以后，七
任县委书记都认为“通渭没治”。１９７６年，我曾去那里蹲点几个月，亲眼看到
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基层干部与
群众一起商量改变贫穷的具体措施。针对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无
雨无收成，有雨冲成沟的特点，当时我们提出了植树种草、兴修水利，发展养殖业
等十项措施，发动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为了调动广大农民治理荒山的积极性
，我们还提出谁栽树谁受益的政策。为帮助通渭县尽快脱贫，我们还组织省委、省
政府各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自身业务进行具体帮助，对口支援。

    说句心里话，解放那么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上，心中
实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责：作为党的干部怎么向当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脱离贫困，和全省广大农民一起逐步过上好日
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离开了领导岗位，事情来的很突然，对通渭的许诺很多
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一些具体帮助也没有来得及落实，更无法亲自继续带领大家实
现“治理通渭”的心愿，对不起通渭的广大父老乡亲。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会从
电视上、广播上、报纸上看到通渭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时，我会
把酒遥祝那一方质朴、敦厚的农民兄弟们的！

    甘肃的优势是重工业，能源充足，资源丰富，但交通困难，能源优势发挥不了
。另外原料与加工能力不协调，国家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经常发生原料供应不足
的情况，１９７４年我们搞过企业挖潜改造，兰化的产量翻了一番，当时康世恩同
志还在兰化、兰炼开过现场会，推广过“两兰”挖潜改造经验。但是要彻底解决问
题，除了搞企业挖潜外，兰化和兰炼以及西固热电厂应该尝试搞联合，可是这几个
厂子上级主管单位不同，归几个部管，具体问题很多，一时半时联合不起来，寄希
望于以后体制改革。

    最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继完成了，有的是我们当年没有来得及
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后来的同志们新搞的项目，总之，都是造福甘肃人民的好事情
。这些工程完成后，对甘肃的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西
北蕴藏着巨大的潜质，但她的开发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
地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从解放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西北的开
发还只是开了个头，路还要靠后来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于后人。

    近十来年都没有出门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总想到甘肃各地再走走，
看看工厂又搞了些什么改造项目，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看看水渠还漏不漏水，看
看树木成活了多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牵肠挂肚的，比自己的孩子还操
心。老伴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讲，远的去不了，就到近处看看吧。她找车陪我上
皋兰山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兰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确实还是小平同志那
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肃十年，我对甘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
的感情，有着一份割舍不掉的牵挂，因为这里毕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
迹。还记得１９７４年去酒钢解决问题，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
、队干部群众拦车劝阻不让再行，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酒钢的问题很急，所以当时
我们也顾不上什么危险，在当地老百姓的带领和护送下，和随行的几个同志硬是趟
过洪水，赶往酒钢。１９７５年我去天水视察，在翻越华家岭时，因公路积雪结冰
，汽车打滑，随时有翻下深沟的危险。在险要地段，我和随行人员都下来推车，路
过的老百姓都主动过来帮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但看到我们穿军装，推得是
军车，知道是军队的干部。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他们
的，所以他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这使我很受感动，好象又回到了战争
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中。我当时想，解放那么多年了，甘肃的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苦
，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并没有把他们从贫困中彻底解救出来，可他们见到我们这些
干部摸样的遇到困难却能不顾严寒和危险主动前来帮忙，这说明了人民对党的干部
是信任的，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一片土地尽了责任，作了努力。尽管现在
这里还很贫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但我会在有生之年时刻关心着她，祝福着她，
愿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县强。

    第四章　须要说清的一些问题

    ◇　“油沙豆”及其他

    导致我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但１９７７年６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
并没有把我和“四人帮”拉到一起，可后来事情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是肖华、韩先楚、宋平回到兰州后，便立即掀起了一场围剿冼恒汉的所
谓“人民战争”。为了把我搞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他们完全不顾中央关
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而是采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后根据需要补充搜集材料，编
织罪名。

    当时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么揭发什么，哪怕是道听途说”
，动员人们“翻箱倒柜”。在这样一种人为煽动、一哄而起的氛围下，兰州军区和
甘肃省委联合专案组给我罗列了一大堆所谓“冼恒汉投靠林彪、‘四人帮’，积极
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证据”，并且在没有和我本人见面核对及签字的情况下上
报中央，据此定罪。而正是凭着这些不实之词，给我拷上了“四人帮”代理人的枷
锁。对此，除了让人深感痛心之外，还感到迷惑：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草菅人政治
生命的做法居然还能畅通无阻？！

    为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对我自己几十年革命历史负责，对这些将
我置于死地的所谓“罪证”，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一、关于江青给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问题。

    １９７２年５、６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江青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
。有一天她发言时，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几段。她发言
后，大家建议，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印发到会的同志，以便学习。她说：“我这份是
政治局发的，将来还要收回去，印发恐怕不可能，你们要我可以让护士抄一份，你
们传看。”第二天她来开会时，将抄件交给我（我是会议召集人），我就将这份抄
件先给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后一省一省的传阅，最后交我。会议结束
后，江青也没有收回。因为不是大会秘书处发的文件，收文件的单子上没有提到这
个手抄件，所以也没有交，秘书带回来了。回兰州后我告诉秘书交党办保存。这是
作为公文处理的，并非是私人活动。

    二、关于“四届人大时，江青送油沙豆”的问题。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快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各省到秘书处领取油沙
豆种，说此豆适合干旱地区生长，经济价值也很高。我的秘书陈文生也去领了，根
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给我的。我们带回去后，交给农办要农科院试种。我还交代说，
甘肃的传统油料胡麻油不能废弃。

    三、同米士奇接触的问题。

    １９７６年１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时，王洪文
的秘书米士奇来看我的秘书陈文生。我事先并不知道他来，他也未去我的房间。我
只是有事到陈文生房间看见了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事后我问陈文生米士奇来干
什么，陈说：“他要我给他代买一些中草药。”

    四、“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乱点乱问”的情况。

    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央“反右”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擅自召开十二省（区）
负责同志会议，甘肃省也在其内。江青在会议上乱点乱问，其中也问到我。她先是
问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哇。”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所以
嘴巴没动，后来她补问：“冼恒汉，‘反右’好不好？”我说：“好嘛。”第二句
问：“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我答：“有。有一个公务员，还有一个大师傅。
”第三句问：“甘肃形势怎样？”答：“还可以。”十二省（区）的同志都在场，
都知道，可以查问。至于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我在省委常委会也好
，在其他会议也好，根本就没有传达过。

    五、同胡炜的关系。

    胡炜原是２１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１９７３年由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指
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室主任。我同胡炜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和礼节性的
关系。文革期间我们每年都有几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每次胡炜都来看望陕西的同
志，同时也来看看我。我们在一起谈话主要是谈地方的事情，偶尔也说“四人帮”
的一些怪话。比如江青搞“江青传”、搞“四人帮”，主席批评后，王洪文、江青
想去见主席，被主席拒绝；王洪文参加军委会议，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西沙群岛战
役，上午那些人整叶副主席，下午还要叫叶副主席处理作战的事，叶副主席很苦呀
，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听后都很气愤，都表示愤慨。

    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他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几次电话的内容是：

    一次讲皮定均同志飞机失事遇难；
    一次问军委工作组向仲华、徐立清何日动身来兰州；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问韩先楚怎么还不回来；
    还有一次是“四人帮”粉碎后，中央打招呼会议后，韩先楚回兰州才半个月，
就又回北京了。韩说“３０１”让他回去，我说，我们都很忙，实在分不开身，他
身体也不算太坏嘛，怎么又走了呢？是“３０１”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忆就是这几次电话。

    以上接触我认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触和礼节性的问题，如果把同志之间正
常工作接触和纯属礼节性的来往也看成是政治问题，党内就没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于胡炜是不是“四人帮”死党，从未见过中央的正式结论，但韩、肖在给我
的“结论”中却定性说：“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１９７７年６月９日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
锋曾经问我：“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
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
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
。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这个“另有渠道”的问题，
象一块千斤巨石压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恼了好几年，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我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甘肃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了二十几个“按
既定方针办。”但那时我认为这个指示是真的，因此，就进行了宣传。根据是：

    １９７６年８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指示
，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有一条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茅林同志（省委
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精神时，还特意印发了
一个书面汇报提纲，提纲中也写了“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这
两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国内问题要注意”一条后面加：（现在只传达到这个
范围，暂不向下传达。在这之前中央也发过电报，规定只传达到军）。这个汇报提
纲当时常委每人发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可能还在，可以查，也可以
向茅林调查。

    此外，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９月１６日的社论，以及９月１８日至２７
日共六期《国内内参》上大量报道这方面内容，要讲渠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是
我讲话的依据。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运仓等待解决问题时，偶然看到中央办公厅１９８１年３１
号文件，内容是批华国锋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赵紫阳同志说：“我问我的秘书，
‘按既定方针办’怎样来的？”秘书说抄来的。华接着说：“是为了同‘四人帮’
斗争的需要。”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的心情骤然轻松下来，所谓“要以严肃的
态度向党交代”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历来以忠厚、老实著称的人，其实也会说假话
，并以假话陷害人。我不禁想问一声，不顾党性原则，以权压人，这是你作为一个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吗？另外，托辞用这句话同“
四人帮”作斗争，你不觉得是自己底气不足吗？

    七、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８日晚，孙殿甲同志告诉我，接北京给解放军报记者打
来电话说“四人帮”已抓起来了。我第二天（９日）上午派陈文生到总院找高副政
委来（因韩先楚不在，高是党委管党委常务工作的），说有个事要告诉他。高来后
，我照孙殿甲同我谈的内容告诉高，我又说，如果是真的，中央总要开个会吧，不
然总要发个文件吧。我们又扯了一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分析，除上海、清华
、北大可能要出一点事外，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军队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市场。后
来有人揭发说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纯属造谣。

    八、关于所谓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起哄”的问题。这个帽子韩先楚强
加到我的头上，还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头上更合适。

    要说在庐山小组会议上起哄，在毛主席指出陈伯达错误之前，确实是有不少的
同志。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钻营的人来讲，上层斗争的内幕，
我们是不清楚的。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任国家主席，哪个不表个态拥护毛主席？韩
先楚在华东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当时毛主席还不无惋惜地指出：多数中
央委员都不懂一点唯物主义，而轻易就相信一些骗子的天才论。并指出要在全党，
首先在中央委员中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至于说我在西北组“起哄”，邓颖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组，这件事情
他们最清楚，是当时最好的见证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下午我刚到会场，毛主
席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
三条：１、会议暂停；２、不提揪斗；３、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我回
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留下。邓大姐、董老要走，我请他们留下，传达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冼恒汉带头起哄的问题。“９．１３”之后发
的材料，林彪反党集团说“西北组温度不高”，这又如何解释呢？邓大姐还健在，
可以请她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嘛。

    九、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至２月１７日，我在北京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２
月１８日回兰州，当天下午在省委常委（还有铁路局党委常委参加）的会上传达中
央解决郑州、兰州铁路局问题精神时，是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这是事实，但这是
经过解决郑州、兰州铁路问题的中央领导华国锋同意的。因为郑州和兰州参加会议
的同志都问，回去传达时，如果有人问，右倾翻案是谁搞的，我们怎样回答？华国
锋说，你们可以点名，这个事不久就要公开点名了。

    十、给我罗列的所谓“罪名”里有一条是：据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
名要冼恒汉到中央工作。还有马天水、王玉珍、徐景贤和刘湘屏等交代，说王洪文
给他们讲冼恒汉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实肯干等。这些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呢？这怎
么能作为证据给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调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个
事，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这个事，也只是议论了一下，又没有真正调去，也算
一条罪？那么已经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该怎样说呢？另外中央还有不少老同志也说
我的好话，这又怎样解释呢？

    把这些我并不知道的事写到我的材料中，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看
问题嘛。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只承认事实，不相信那些无稽
之谈，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另外，什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刘湘屏之流，我同这些人并不熟悉，有
的还不认识，至于王洪文给他们散布冼恒汉的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己
负责，同我毫无关系，更不应该写到我的材料上，作为给我定罪的依据。

    讲到与“四人帮”勾结，什么叫勾结？勾结应该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组织活动
，你来我往，信来信往，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嘛。这些方面我都没有，怎么叫勾结呢
？至于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有什么事实呢？什么叫反党活动呢？拿《关于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能够上哪一条呢？“结论”上没有举出一个象样的
事实来。

    十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讲，我同“四人帮”并没有你来我往，信来信往，拉拉
扯扯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他们并不熟悉，仅有的两次接触，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饭
，一次是庄则栋去甘肃，这也都是偶然发生的，这些我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向中央讲
清楚了，何以叫“关系密切”呢？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信任”，有什么事实
呢？他们给了我什么呢？所以说，赏识和信任我的是党，有党的信任和支持，我才
在兰州军区当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当兰州军区政委时“四人帮”们还不知道在哪
里呢？至于当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也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
央的指示批准的。当时到北京研究班子时，我曾提议叫胡继宗搞，总理坚持要我搞
，他说，大军区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挂帅。所以，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他
们那个时候还在上海呢。

    十一、“结论”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紧跟林彪、康生制造多起冤、假、
错案”的问题。我首先要问，所谓“初期”是从何时算起？又到何时为止呢？如果
“初期”是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５．１６”通知算
起的话，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还在甘肃农村蹲点搞社教呢！社教搞到１０月，
然后去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北京回来后，１１月１４日军区机关“四大”开
始，一直到次年４月，这期间我失去人身自由，进入了挨批斗的角色。受迫害的应
该是我，我又如何能去制造什么冤、假、错案呢？！

    倒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被群众揪到七里河体育场
批斗（当时我在天水农村社教），后到军区总医院治疗。肖华知道后，专门给军区
司令员张达志同志打电话说：“赶快要汪锋出来，他不能住在军队医院。”张达志
同志打电话与我商量，我们都觉得不好给汪锋直接说，便拐了一个弯，通过地方的
同志给汪锋说，后汪锋搬到七局医院。

    十二、“结论”不但给我扣上“四人帮”亲信的帽子，而且还把我和“林彪反
党集团”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实事求是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黄、吴、李、邱等从
来就不信任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曾从林彪同其死党
的谈话记录中查出，林彪说：“兰州军区连一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要派一个人
去。”结果派了ＸＸ任副司令员。这件事是纪登奎当面同高维嵩同志讲的，后中央
召开的西北四省（区）和兰州军区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纪登奎也同我说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凡属比较重大的问题，都是直接向毛主
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周总理曾当面同我们说过，各大军区向中央反
映情况的兰州军区算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来就认为，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报告情况外，不能也不应该向任何个人“通风报信”。

    另外，前面讲过的潘继祖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
因为，在文革中，江青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吴法宪是她保的，江青和吴法宪勾结是很
密切的。“四人帮”粉碎后，吴法宪交代，江青和叶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说什么你
消灭我的“敌人”，我消灭你的“敌人”。对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冼恒汉，毛主席
、周总理是有态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们想公开的撤掉张、冼不可能，所以就
通过潘继祖这样的人来制造突然事件，干掉张、冼，安插自己的亲信。当然，牺牲
一个潘继祖，他（她）们是干得出来的。

    高炮一师是属空军建制，归兰空领导和指挥，同大军区没有关系，更没有矛盾
。潘继祖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他要下这样的毒手，干掉张、冼。吴法宪对潘
继祖的所谓数年审讯，从来不给兰州军区透一点气。江青对潘继祖这个凶手一点不
恨，反而利用职权释放他。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使人怀疑潘继祖的后台就是林彪
、江青、吴法宪。而“结论”却不顾这些事实，一味将我说成是“林彪”、“四人
帮”的人，这不符合事实，也难以让人信服！

    十三、“结论”说甘肃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电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问”
的词句，从而“证明冼恒汉坚决效忠江青”。

    唁电是省委发的，并不是冼恒汉发的，是宣传部起草，常委讨论同意的，怎能
把这样的事挂到一个人身上呢？同时不少省（区）和大军区的唁电中也有这样的词
句，这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倒没有，能不能说上海同江青划清界限了呢？唁电中是
把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家属来慰问的，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向江青表示效忠
”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十四、所谓“在党的‘九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冼恒汉在西北组说：‘上面有
个精神，对那些老右倾，既要选上又不能得票过多。’”的问题。

    根据我的回忆，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代表不是编在西北组，而是同武汉军区和
湖北省以及海军的代表编为一个代表团，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团的召集人。有一天晚
上，吴法宪、郭玉峰等人确实召集了由各代表团派出的代表开了一个会，甘肃省是
胡继宗同志，兰州军区是高维嵩同志参加的。他们回来后，传达了“‘老右’既要
选上，但又不能得票过多”的话，我听后说：“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决定。”

    ◇　庄则栋河西行

    庄则栋这个人我并不熟悉，只是在北京开会时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晓得他
打乒乓球，是个世界冠军，名气很大。他来甘肃是宋平接待的。庄则栋当时是国家
体委主任，因为甘肃的临泽县是个体育先进县，据说受陈锡联副总理指示，来甘肃
调查研究体育工作并视察临泽这个体育先进县的。

    庄则栋到兰州时，我并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是宋平当时接待的
他。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视察体育工作
，我在张掖，不见不好，让我接见他一下。

    由于临泽是张掖地区的一个县，庄则栋看完临泽后就到张掖，我们安排在１９
军军部见了一面。当时庄则栋见了我后就对我讲，是受陈锡联副总理的指示来视察
体育工作的。我们在一起谈了我省体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我提出要他帮助我们在兰
州修建一个体育馆，他没有答应，说现在体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农
村去。寒暄了一番后，庄说他到宁夏时听到些反映，说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
团结，要我出面帮助解决。我说：“我不能解决，因为他是宁夏第一书记，我是甘
肃第一书记，他怎么能听我的呢？”庄说：“你是军区政委，康是副司令，怎么他
不听呢？”我说：“那是两码事。”由于谈不拢，就不谈了，我们都出来看他打球
。因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场球，吃了个中午饭，他就回
临泽了。当时陪同和在场的有关同志很多。

    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纯礼节性的交往，并且这次见面又是宋平交待办公厅给我
的秘书打电话安排的，他不打电话，我是不会接见庄则栋的。现在宋平把事情推得
一干二净，却对我无限上纲上线，说什么“密谈”，什么给“四人帮”的心腹提供
“炮弹”等等，可见这个人的品质。

    我和庄则栋的这次会见，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另外庄则栋并不只是到了
甘肃，他内蒙、宁夏、青海都去了，这件事在其他省（区）都不成为问题，惟独对
冼恒汉就是问题，这是不公正的。

    ◇　王洪文到房间来看我

    和王洪文吃过一次饭的问题，是当年做为把我定成“四人帮”亲信的“重磅炸
弹”。尽管这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而且运动中我也向中央做了说明，但我还是要
把当时的情况讲一下。

    １９７４年中央开会时，当时作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看望了几个省的代表
后路过我的房间，就顺便也进来看了看我。我和王洪文并不熟，可以说连工作关系
都很少发生过，当年硬是总理做了工作我们才投了他的票，因此对这个人我一直持
保留态度，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和信任。

    王洪文来的时候，事先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正要去食堂吃饭了。他进来
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说：“我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当时开会都是凭餐券
吃饭，因为当时年继荣也在我房间，因此王洪文叫服务员将三份饭送到我的房间，
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说了几句话。饭是普通的会议份饭，很简单，吃完后我们各自
向服务员交了自己的餐券。王洪文吃过饭后就走了，继续看望其他省（区）的代表
。

    至于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我记忆不深，无非是些客套话，内容也没有出格
，决不是象“结论”上硬强加的那样是“密谋”。当时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服务
员自始至终都在旁边，这些都是可以调查清楚的。

    王洪文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是中央领导，不能说谁与他一有接触就是参与了
什么阴谋。再说我与王洪文平时工作中并没有什么来往，互相之间并不了解，他就
是有什么“企图”也不敢贸然跟我这个不摸底细的人“密谋”呀！况且我当时并看
不上他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
中央副主席，当时我们很多人思想都不通，除了周总理亲自做我们的工作外，叶剑
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什么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过江”、打过仗，是最
“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
不要脱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

    另外，对“四人帮”这几个人，我还是有戒备心的。我向中央反映我和韩先楚
的关系不好的问题时，我是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当时我是
有意把王洪文排斥在外的。

    以上的这几件事情，都是在工作中发生的很平常的正常接触，但韩先楚、肖华
却硬把它作为我和“四人帮”关系的重要依据写进所谓“结论”中并据此定罪，我
认为这是手段低劣的政治陷害。如果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我的炮弹将
会多的多。

    例如，１９７３年毛主席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期间，江青曾把韩先楚
请到钓鱼台的住处一起喝酒、吃饭，并一同照了像。粉碎“四人帮”之后，韩先楚
并没有向中央讲清楚。后来，中央查抄了江青的住所，韩先楚得知后怕他同江青的
合影被抄出来对他不利，很着急，便在回兰州的飞机上，向我讲了这件事。我当时
对韩讲：“你在北京开会时，这样的事为什么不给中央直接说？现在你给我说了，
让我怎么办？”韩先楚说：“你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我向你说了，不也就是向党
说了吗？”

    还有韩先楚长期称病住在北京期间，曾有几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黑
了还出去打猎。为了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上
了探照灯。这件事韩先楚在党的会议上也从未讲过。还是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王
必成，在看到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的照片上，有王洪文打猎的汽车探
照灯，便当作“笑料”对我讲：“那个探照灯是你们的司令员送给王洪文打兔子的
礼品”，并诙谐地说：“有功劳啊！”

    １９７６年冬，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时
，李先念同志对我讲，韩先楚在武汉给他打电话，要求通过他给福建说一说，把已
被福建抓起来的“四人帮”骨干分子放了，被他顶了回去。韩先楚已经离开福建多
年，还插手福建清理“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事情，那么韩先楚同志同“四人帮”的
关系又作如何解释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算作是工作和生活中的正常交往
，而把我那几件带偶然性和礼节性的接触都算作是“参与阴谋活动”的话，那么我
们党内生活还有什么实事求是？还有什么公正而言？我们判断是非的依据又是什么
？难道原则可以随便因人而易吗？法在哪里？理又在哪里？

    “结论”还说我：“冼恒汉免职受审查以来，对立情绪很大。”那么我反问一
句，十几年来把我当成敌人来整，申诉无人管，辩白无人理，还要我不带一点情绪
？如果这样搞的话，岂不是又回到王明路线统治全党时期的“肃反”了吗？

    ◇　赵永夫事件

    １９６７年１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
群众”的号召。１月２２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
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
“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
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
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
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２４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
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
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
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
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与
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
。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
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１月２５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
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
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
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
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
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
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
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
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
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
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了
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
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
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
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
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
副司令刘ＸＸ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困
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
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
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ＸＸ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
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２月２３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
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
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２３日下午１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
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
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１９６７
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
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
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
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
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
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
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
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２４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
将赵永夫、王文英及５５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
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
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
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
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
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
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宁
，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３月６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３
月８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
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３月２９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
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
：

１、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２、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
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３、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４、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
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
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
”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
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
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
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
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
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
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
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
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
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
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
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
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
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
此事不了了之。

    １９７６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
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
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
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霖
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
，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
的尊严。在１９７７年６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
，“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
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
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
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
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　青铜峡事件

    关于青铜峡事件的问题，因为事情牵涉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一直不愿意在其他
场合讲。既然“结论”一再把我和康生挂在一起，我也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
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
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
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
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这是我回忆他们报告的大意，在此之前，
徐洪学同志曾电话讲过上述内容，我让他正式报告军区）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
指示，军区的工作由张达志同志主管，支左工作由我主管。
    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
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
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
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
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
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接到六十二师的详细报告
，我们对此情况还并不是十分清楚。
    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
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
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
件。
    这样，我又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由于是夜里，就通知大家到我家里集
中。会上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
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
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大意）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
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
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
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承上启下是军区的责任，至于以后部队是怎样执行的，因为有别的领导同志专
门负责，我主要精力放在甘肃地方上，没有再具体过问。
    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
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
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结论”上说，我还通过秘书和值班参谋指示六十二师前指具体怎么打，这完
全是无中生有。我历来不管这些具体事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是通过司令员、参
谋长和作战部长去办，或他们找我商量去办，我怎么可能会让秘书、参谋去指挥部
队呢？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汇报甘肃问题时，周总理主持“碰头会议
”正在接见宁夏代表团。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去的时候，接见快结束
了，总理正在讲话，我向总理报告说我来了，总理指了个座位叫我坐下。
    总理讲话后，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最后总理指示让我讲话，我推托说，总理
已经作了重要指示，我没有啥讲的。总理第二次又让我讲，我看不好再推托，即按
总理指示的精神说了几句，具体讲的啥我也记不清了。好在这次会上所有人讲的话
都录了音，凡是我讲的，我都认帐。在那个情况下，我肯定会讲错话的。“结论”
上说我是陪同康生接见宁夏代表团，这完全不是事实。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早已作了调查并平了反，平反文件
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００１５６５》）
    上述情况，我是在总理指示下，按正常工作程序办的，“结论”说我同康生勾
结制造了这个冤案，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康生当时只是代表中央给我打电话，通
知我们中央同意兰州军区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如果这就叫勾结，那也太简单化了吧。
    ◇　钱信莎事件
    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
一个小头头。１９６８年毕业分配来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市第四医院工作。
    分配来不久，总后勤部有一个叫陈昌洪的干部率领两个人，持有当时军委办事
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亲笔批示的介绍信来兰州军区，说有重
要问题要向军区主要领导当面直接汇报。因我当时地方上“支左”工作很忙，没有
时间，就由张达志司令员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樾接待，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陈昌洪在汇报中说，第四医院的钱信莎有重大问题，要求兰州军区派人派车协
助他们把钱信莎从青海抓来兰州关押。并说，案情的审查完全由他们负责，兰州军
区只负责派人看管，不能让死了、跑了，也不准问及案情。
    按照他们的要求，军区在招待所安排了他们的住宿，并立即派人派车协助他们
连夜到西宁四医院把钱信莎押解来兰州，关押在军区看守所，并抽派女同志专事看
管，由陈昌洪他们开始对钱的审讯。
    由于陈昌洪一行人在审讯过程中搞了不少逼供行为，并明显有打骂、虐待等发
生，致使钱信莎对立和抵触情绪很大。对此，看管人员向军区有关领导作了反映，
有关领导对陈昌洪等人的做法也提出过意见，请他们注意政策。但因为他们自恃是
上面派来的，对军区领导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还认为是“同情反革命”。经
过半年多审讯，陈昌洪一行回北京向军委办事组汇报。
    １９７０年初，专案人员又带着黄永胜等人的亲笔批示从北京来到兰州，要把
钱信莎案交给兰州军区负责审理，理由是“钱信莎是兰州军区的人”，但又说“钱
案”中有涉及中央领导的材料，为了保密，案情和档案材料全部带回北京，不移交
兰州军区。我们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对他们这种作法感到困惑不解，表示不愿接受这
个案件，理由是，事情发生在二医大，前段由总后专案组审查，兰州军区无法完成
这个任务，请他们向军委办事组反映这个意见。于是，他们返回北京汇报。
    再次来兰州时，他们带来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的批示件，坚决将此案移交
兰州军区，除一般性材料留下外，“核心”材料仍不移交，并且不准留下军委办事
组的所有批件。对此，军区有关负责同志产生了怀疑，觉得军委办事组可能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怕将来一旦出事说不清楚，便坚决要求他们将详细案情移交清楚，
并将军委办事组的批件留下，否则，军区坚决不接收。
    陈昌洪等专案人员见军区态度如此坚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将案件作
了一般性介绍，并将所介绍内容的有关档案材料留下，至于军委办事组批示件只同
意给留下复印件，原件仍要带回北京。
    经过反复争论和协商，军区只接受对他们所移交案情材料有关内容进行核查，
其它问题军区一概不加过问，最后的定案处理由军委办事组审查决定。就这样，在
以军委办事组名义的高压下，兰州军区不得不将“钱信莎案件”接收下来，组成了
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成克仁为组长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对移交的材料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但没有发现什
么重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到什么有关“军委领导”的问题。在讯问中军区专案组没
有发生逼供现象，这一点钱信莎本人也承认。
    几个月后，军委办事组多次催要军区上报材料，并几次电话说明军委办事组领
导同志的意见，要我们以军区党委名义，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报军委办事组
。军区党委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根本不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
子”，她虽有些错误，也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极左”的过火行为，构不成
“反革命”罪，更不能以兰州军区党委名义向上写这样的定性报告。
    军区专案组电话向军委办事组专案人员讲明兰州军区党委的意见后，军委办事
组专案人员答复：军委办事组领导不同意，坚持要按“现行反革命”定罪，并以军
区党委名义书面正式上报。在此压力下，我们无奈，只得写报告，但在报告开头明
确写上了：“按照军委办事组首长指示，将钱信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军
委办事组，是否适当，请审定批示“。这个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批复。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前几天，陈昌洪等人又突然来兰州，对军区的报告只
字未提，只说要将“钱案”收回，由他们自己负责审查，并要组成“联合审查组”
，由总政、总后、二医大、兰州军区派人参加，由总后负责。军区对他们收回“钱
案”表示欢迎，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提出不派人参加“联合审查组”，因为不了解
情况，参加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总之是想尽快摆脱此事。
    正在同总后来人协商之际，还未正式办理“钱案”移交手续，“９．１３”事
件发生，黄永胜等人也被抓起来了，北京来人匆忙返回，从此，“钱案”再无人过
问。
    "9.13"后，我们军区几个常委在一起讨论，都觉得“钱信莎案件”从始至终都
是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军委办事组名义一手操纵审查的，这
里面可能有什么阴谋，但背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现在黄永胜既然倒台了，就立即
向军委写报告，建议解除对钱信莎的关押。
    报告送上去后还未等批复，军区就先将钱信莎释放，改为办“学习班”，并向
她传达了林彪事件和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的情况，让她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委的
批示。但不知什么原因，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样，一直等到１１月初，军区见上
边迟迟没有动静，便自行决定完全恢复了钱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医院工作。
    “钱信莎事件”是“结论”硬强加给我的所谓“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
恶毒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的依据。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
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
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
    利用“钱信莎事件”硬强加于我一个“陷害”军委领导同志既叶剑英同志的罪
名，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并太不实事求是了吧。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钱案”是兰
州军区被迫接受的，并且只负责审查其中的“一般案情”部分。至于黄永胜等人到
底要搞什么名堂？要通过钱信莎整谁？他们始终未向兰州军区透过底。对于“钱案
”，我和张达志同志以及军区其他有关领导，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并千方百计进行
抵制，但无济于事，因为，作为下级的兰州军区来讲，毕竟顶不住上级用军委名义
强压下来的指示，我想，兰州军区党办和军委有关机要部门应该还保留有当时的多
次往来电话记录以及有关的上报材料和备忘录，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我们
确实谁都不知道钱信莎是叶帅亲戚这一背景，那么，被迫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把矛头
指向叶剑英元帅，这个结论未免下的太武断了吧！
    曾作过总政主任的肖华应该很清楚，我们党内斗争多，各种不同时期都有中央
的犯人被押解到基层看管，兰州军区条件艰苦，地处边疆，更是如此。这些上面来
的犯人，我们只有配合派人看管的义务，根本没有过问的权力，有很多人从来到走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肖华作总政主
任时期我们这里也来过总政的犯人，难道这也要由我们负责？都要记到我们帐上？
    “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但这并不是我造
成的，也没有兰州军区的责任。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韩先楚和肖华，说话办事
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既然“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思想已经得到统一，我们
党也结束了“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混乱，那么，利用混乱年代所造成的混乱事端又
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那岂不更是错上加错吗？
    “钱信莎事件”，不把罪责挂到林彪反党集团头上，反而挂到兰州军区和我的
头上，这岂不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了了吗？这岂不是告诉大家，林彪反党集团抓
人无罪，而我们释放了人倒有罪了？这不是等于站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立场上，帮助
黄、吴、李、邱开脱罪责吗？
    “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但是肖华、韩先楚却将“钱案
”作为所谓“冼家帮”要“阴谋陷害敬爱的叶副主席”的主要罪证写在“结论”里
，以此来挑唆激怒叶剑英元帅对我的不满。
    ◇　是否有一个“冼家帮”？
    所谓“以冼恒汉为首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即“冼家帮”纯属是肖华、韩先楚
凭空捏造出来的，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还曾被冠以一个副词：“壳壳很
硬”。由于这个杜撰的“冼家帮”，使得兰州军区和西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干部被
结束了政治生命，长期不分配工作，普遍得不到信任，在年富力强的年华被剥夺了
为党工作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多年来曾给中央及有关领导写了无数封信和申诉
材料，但都没有回音，因此，在这里我要谈谈这个问题。
    兰州军区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大西北时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这些同志中有参加
长征从祖国的南方到祖国的大西北的老红军；有来自陕甘宁的刘志丹部陕北红军；
有晋察冀的抗日战士；还有大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和各路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随一野的各个兵团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声中撒遍了浩瀚大西北的各个
城市、乡村、草原、荒漠、戈壁。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或继续留在部队镇守边疆，
或转业地方参加建设大西北的工作，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喜欢吃大米的、喜欢
吃馒头的，统统都毫无怨言“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不仅
能征善战，在建设时期也同样能吃苦耐劳，衷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这片黄土高原上
。他们都找了西北的婆姨，在西北生孩子、过日子，几十年了，把自己的青年、壮
年、老年以及子孙都无私奉献给了大西北。这些同志，构成了我们兰州军区机关和
部队以及西北地区各地方早期干部的基本队伍。
    还有比例不小的干部是解放后几十年来从全国各个地区陆续调来的同志，他们
为了党的事业，服从组织调动，来到祖国大西北这个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作出了
巨大成绩。
    无论是什么时期、什么地区来的干部，大家都团结一致努力为党工作着。我们
对这些干部也从不分彼此厚薄，在推荐选拔使用任命上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
    在我们军区领导中就有不少从其他各军区调来的干部，例如孔ＸＸ、张ＸＸ、
张Ｘ、卜ＸＸ等，我们按照总政的意见对他们均委以重任，都交给了很重要的工作
，并没有薄待他们。
    不仅是军区机关、部队，地方也如此。例如宋平同志原来在陕西长期靠边站，
不被任用，我专程到西安将他要到甘肃并重用他全面负责省生产指挥部的工作，以
后又是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省委书记等。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们的干部是做什么工作，都是经组织部门严格
考察报审和党委集体讨论研究的，很多干部过去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他们，是
革命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干部队伍没有什么“山头、宗派、
圈圈、摊摊”等，我们是秉公办事，五湖四海。
    根据工作的分工，无论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下级，和有的同志接触可能多一
些，但我们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这个人办事较原则，平时很少私人交往，不熟
悉我的人都说我生性孤僻，有些“怕”我。我在工作范围内没有“山头”，生活圈
子里不搞“裙带”，因此，更没有什么“帮派活动”和“私下交易”，这是我做人
的原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党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是会议一
完当天就走，从不逗留，更不到任何上级和朋友家串门、应酬。我解放以后几十年
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对中央上层斗争内幕以及党内各种矛盾消息闭塞，信息知之
甚少，加之我是一个军人，从不思钻营，工作中信奉的是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以
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们的无限信任和敬仰。我作官为人，对上不给自己
找靠山，对下不给自己拉山头。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封过官许过愿
，也不记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过官和权。我一生鄙视不正之风，一生对党问心无愧
。既然不谋私利，何来“帮派”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也
是可以拍胸脯的。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单位，总是有一些干部到的早一些，有一些干部到的晚一
些，有的呆得时间长一些，有的呆得时间短一些，这是客观存在，也是历史形成的
嘛。哪个单位都是这种情况，今后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不能主观的没有根据的认为
，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的，就一定是要搞山头，搞宗派，搞帮派体系。我们一贯
认为，不管那里来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应该有彼此之分。我在兰州军区任政
委二十二年，我认为军区党委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搞五湖四海的，军区干部队伍
总的来说是团结统一的，没有什么山头，没有什么宗派，没有亲疏之分，也不存在
什么排外问题。
    在“结论”中给我强行划定的所谓“冼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
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加　“
支左”的人员。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而受到批
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这些同志和我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其中的绝大部分
我根本就不认识，更没有直接的工作交往。他们被定为“冼家帮”亲信、骨干后，
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
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
”，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例如，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
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
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同志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政委宋长庚“
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
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对于蔺进生同志和曾给我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则
更是不放过，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
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
班。
    对于划入所谓“冼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
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军区副政委高维嵩同志，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
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
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冼家帮”的运
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
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１９８５年含冤过
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同志，军区副司令员，贺龙同志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
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
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党的优秀儿子，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宝
贵财富，就因为肖华、韩先楚人为制造的“冼家帮”冤狱，使他们被打入另册，背
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
    这些同志都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战友、部下，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私利的交易，
更没有不正常的非组织结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经得起组织任何考
查的。如果一定要说“帮派”的话，那我们都属于共产党、毛泽东这个“帮派”，
除此而外，别无他属！
    对于“结论”中几个强加于我的所谓搞“冼家帮”的“罪证”，我有必要说清
楚，还事物以本来面貌。
    一、所谓１９７４年９月背着党委诬告韩先楚的问题。１９７４年８月中央召
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会议主要听取那些上林彪贼船的人的检讨，韩先楚是
其中之一。会议完后，我们遵照中央规定，召集军区常委及各省（区）第一书记（
或组织工作的书记）传达。讨论时张Ｘ首先发言，说韩检讨不好，到会同志也都有
这个感觉。会议完后，党办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电报，我签发了这个报告。
因为我主要是主持地方工作，报告送来我也没有问其他常委们是否都看了，只是看
报告是反映会议情况，而且是符合会议精神的，我就签发了，怎么叫诬告呢？我第
一书记不能签发报告？可以把电报同会议记录对照对照嘛。
    二、所谓背着党委在西安召集２１、４７军领导传达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
同志会议精神的问题。
    一个政委不能在下面找一些同志谈话，一找谈话就扣上“背着党委”的大帽子
，我军从来也没有这样搞过。
    我在西安找２１、４７军的同志来谈一谈，并不是开会。找他们来谈是出于这
样的愿望的，即在十次路线斗争中，２１军刘江亭、４７军刘凌等是有错误的，据
反映两军都对他们老是揪住不放，同时４７军对广州军区有很大意见，批林批孔时
，据说他们准备给广州送大字报。为此，我给他们谈这次中央召开的会议，对犯错
误的同志如何宽大，以及毛主席指示中对广州有一段话，这样纠正他们对犯错误同
志的做法，不要总揪住不放，另外，缓和４７军和广州军区的紧张关系。我的动机
就是这样一个目的，而没有别的什么。
    三、１９７５年８月，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韩先楚和张Ｘ在各组大讲特讲
兰州军区有宗派、山头、排外，等等。他们都是党委书记和常委，但他们又不在常
委会上提出来，而是到下面大肆地讲，并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会内会外（
军区机关）反映强烈，对团结不利。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在作总结之后，不能
不讲一点个人意见。我个人的发言，我认为是正确的，从头至尾都是讲一个团结问
题。
    四、“批林批孔”，说我把矛头指向老干部，指向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就是老
干部，老干部就是韩先楚，我们就不算老干部？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就叫矛头指
向韩？我的大字报比他多得多，怎样解释呢？在福建省、福州军区，他的大字报铺
天盖地，还上福州军区小报，那又怎样说呢？很多大字报、小字报转到兰州，我都
指示扣下，不予理睬，兰州不管福州的事情，我是保他呢还是将矛头指向他呢？

第五章　矛盾由来
    ◇　来了新搭档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对全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与
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时也很受广大干部拥护、深孚众望的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同志
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同志则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中央的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和我们这些新搭档一
起分别照了像，并语重心长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与我和韩先楚
照像时，毛主席特别指着我对韩先楚说：“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
不要欺负他呀！”我们听了都哈哈一笑，认为是主席开玩笑。
    １２月，我奉命去福州亲自接韩先楚来兰州上任，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
同志曾私下对我说：“我把一个瘟神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我心想没这么
严重吧？听过后也就没有放在心上。韩先楚这个同志我不太熟悉，因为从来没有在
一起工作过。这个同志在战争年代是很有名气的，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１９５５
年授衔时被授于上将军衔。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和
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根据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
指示，执行了对福建省的“支左”任务。因此，他实际上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在握，集四个
第一于一身的“福建王”。
    兰州军区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军区，地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干部基本上都是
解放大西北时一野的同志，还有后来调入的一些干部。这些同志长期工作、生活在
西北，世面见得少，还是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显得“土”一些。我们过去
的司令员张达志同志也很“抠”，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生怕多花国家一分钱。
后来皮定均同志来了，皮司令也是这个作风。因此，到我免职的时候，我们兰州军
区已给国家节约军费将近一个亿。后来的领导盖新的司令部办公大楼用的就是这笔
钱。
    韩先楚同志调来兰州军区后，只保留了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其余的三个第
一都没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区比福建沿海环境要艰苦得多，战略地位也没有福州军
区重要，气候恶劣，部队又少，因此，他是带着一肚子牢骚来上任的。
    初到伊始，韩先楚便嫌兰州军区“土包子”，房子不好，门前的树象烈士陵园
，喝的水不卫生，宿舍里没有配备电冰箱、彩电等，弄得我们管理局的同志好一通
忙乎：把树移走；专门派几个战士每天到五泉山给司令员背泉水喝；赶紧配备电冰
箱。管理局的同志觉得光给司令员配冰箱不合适，于是，给我家也搬来了一台，我
家里从此也第一次用上了电冰箱，我记得是沈阳出的单开门的，不知是什么牌子。
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生活上的问题好
解决，工作上的分歧也随即而来了。
    这里还要讲一个历史的问题。一是韩先楚在福州“支左”时，曾支持打砸抢分
子陈佳忠，这个人搞武斗很凶，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１９７４年中央还专门为
此发了解决福建问题的第九号文件，特别指出和批评了韩先楚在福建工作时的错误
，为此，他很不满意，曾去问过李先念同志，九号文件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李
先念对他讲：“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参加了中央的讨论，也举
手赞成了的。你怀疑是‘四人帮’搞的，恐怕没有多少根据，这是个对中央的态度
问题。”把韩顶了回去。
    二是韩先楚与林彪关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了为林彪大造反革命
舆论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９．１３”以后，毛主席召开中央
会议，在会上亲自点过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错误的几个大军区领导进行检查，
韩先楚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这些，他总觉得把他这样一位历史上有战功的上将调来这个“鬼地方”当
司令员，实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韩先楚
同志调来兰州后，就以身体不适应西北地区为名，长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养，
从来没有象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扎扎实实抓过工作。实际上从１９７３年底到
１９７７年６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之前的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兰州呆的时间
还不到两年。
    当然，韩先楚同志在兰州时，也曾下过几次部队检查工作，也亲自勘察过部队
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军区广大的指战员也慕其过去战功显赫的名声，殷切希望
他能象前两任司令员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那样，对工作提出指导性宝贵意见。但韩
先楚同志却不是这样，他走到哪里，指责到哪里，这也不对，那也错误，全盘否定
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
院的绿化，全部都不对头了，全都要改过来，甚至是中央军委定下的问题，都要改
变过来，要按他的意见办才对。
    说个老实话，兰州军区自１９５５年成立以来，我和张达志、皮定均两任司令
员以及军区其他领导同志都一贯非常重视战备工作，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
、毛主席、中央军委、各总部在各个时期的作战部署和有关作战命令、指示。军委
和总参每次作战会议，我们都召开专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会上将毛主席、周总理
和各位元帅的有关作战理论、方针、原则和指示不走样的印发，组织与会同志认真
学习、讨论、领会，并结合本军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这是我们一
贯的做法。在兰州军区成立的二十几年中，我们无论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
藏民暴乱，还是在５９年平息西藏达赖喇嘛叛乱，以及１９６２年解决中印边界武
装冲突中，我们军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奖。
６０年代中苏论战激烈，兰州军区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
大后方”一变成为“反修前线”。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的防务十
分重视，赋予军区的作战和战备任务十分繁重。１９６６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
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区防御战备情况，特派周总理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
部长邱会作、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以及我和张达志同志一同视察了新疆
、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战备情况，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三大军区共同商定
了作战部署方案，报经毛主席批准实施。在以后的设防重点、部队部署、战场设置
以及国防工程施工等方面，兰州军区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烟稀少的戈
壁滩上，经过五、六年极其艰苦的工作，有的同志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花费
了国家大量的资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
的状态。
    而韩先楚同志到兰州后，只是坐飞机在空中盘旋观看了一下，便武断地指责，
这样的设防是“胡闹”，要改变原有的所有设防，并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
委明确指示：“不能改变原方案，如需作个别调整，可报意见。”韩先楚对别人的
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对总参谋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经总参同意，擅自调换设防部
队。总参得知后，对军区提出批评，韩却借“治病”外出不归，把他一手制造的矛
盾甩给别人。
    有些同志对我讲，韩先楚是上将，在福州是“四个第一”，来兰州后，三个“
第一”没有了，又在中将的领导之下，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气。对于这些同
志的提醒，我都告诉他们，不要随便揣测别人，韩司令员资格很老、水平很高、功
劳很大，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至于我在兰州军区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
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以及省革委会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个人并不想要这“
四个第一”。
    ◇　上书毛主席
    韩先楚在福建长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到兰州军区来很不习惯。对于他的一些
作法，军区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个人也觉得他有些“霸气”。但作为党委第一书
记，我的原则是大局为重，团结为上，首先要维护韩司令员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
他的意见，尽量求大同、存小异，减少分歧。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韩先楚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积极贯彻了“文革”的那一套
，给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坏也不小。他支持全国有名的打砸抢头子陈佳忠，打击
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军区一大批干部，逼死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以及在“反击右倾
翻案风”中积极批邓等，比起甘肃省和兰州军区来，他在福建的所作所为要严重得
多。福建省和福州军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反映强烈，在他调走后，给兰州军区寄
了不少小字报和揭发材料，还有人专程到兰州来反映和去北京上访。党办告诉我，
问怎么办？我说：“一律扣住，不要散发出去。福州的事情我们不管。”有意识保
护了他。
    韩先楚同志还利用各种场合无中生有地到处散布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
派”、有“圈圈”、有“摊摊”、“排挤外来干部”、“对外来干部不信任、不重
用”等。他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各种场合乱讲，结果造成干部之间的
不团结以至相互猜疑。由于兰州军区二十多年来领导班子一直比较安定团结，这种
破坏组织原则的事情军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令人感到吃惊并且反感。还例
如在有的大会上，韩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谈军区存在“山头”“宗派”
等，搞得许多基层的同志不知所措，纷纷问回去如何传达？我只好给大家解释，要
正确理解韩司令的讲话精神，给他打圆场。
    韩先楚的霸道作风还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军委和总政催
着要报，由于他长期在外地养病不归，军区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后电话或电报征求他
的意见，他又不讲，可事后却大发脾气说：“我又没有死！”等等。在韩先楚等的
干扰和发难的情况下，军区机关、部队很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和进行。军区几个原
领导也将精力放在时时、事事提防韩抓辫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和机关的几个领导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对此情形也十分为
难和焦虑。韩先楚是司令员，对他的做法我实在不好说什么，更不便出面处理。在
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于１９７５年９月向党中央、毛主席、叶、邓副主席
写信报告了韩先楚同志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军委帮助解决。
    当时毛主席看了报告后，委托叶剑英副主席解决。叶帅给我打了电话：“你的
报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军委派人去帮助处理。”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经毛主席批
准，由军委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庞大的工作组，
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来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协助解决。
    工作组来了后，找当时的军区领导和各大部主要领导逐个进行谈话，并找了一
大批二级部长和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双方认识和
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所以，直到工作组返京，都没有同军区领导坐
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进行调解，更没有明确表态，指明谁是谁非。只是说回北
京后向军委报告，听候军委指示。直到１９７７年我免职，长达近两年时间，也未
见中央军委对此有任何一点指示和说法。这样兴师动众一番，最后弄了个不了了之
。韩先楚自此后更加我行我素，不把军区任何领导放在眼里。
    ◇　“谈心会”始末
    关于谈心会的问题，我认为军区党委常委开个谈心会，完全是党内正常生活，
并且是韩先楚同志提议召开的这个会，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开的。
    １９７６年７月３０日，我从农村视察工作回来，晚上我去看郭鹏同志，郭说
韩司令身体不好，我说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韩时，韩先楚提出要召开常委
谈心会，我当时表示，现在谈恐怕时机不成熟，谈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谈不好还
会引起新的矛盾。但韩先楚态度很坚决，坚持要立即开，我也不便坚持，只好同意。
    ８月４日起至１１日，我们兰州军区党委召开了常委和军区顾问参加的谈心会
。会上，我是本着交心通气、消除误会、寻求团结的精神，讲了自己的意见，也对
韩先楚同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评。别的常委同志和顾问也都发了言，也有给
我提意见的，也有对韩先楚同志提出意见的。但韩先楚在听了大家的批评后却很不
高兴，他在会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点自我批评，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见，但会后却
到处讲说我是借谈心会故意整他。结果根本谈不拢，谈心会开了个不欢而散，反而
更加深了矛盾。
    众所周知，谈心会并不是我要召开的，当时我还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开会时
机并不成熟，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正是韩先楚自己的极力坚持才召开的，怎么
能说是我召开谈心会有意整韩先楚呢？参加谈心会的很多同志都还在，会议的记录
应该还保存在党办，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讲话呢？
    会上，有的同志还批我是在跟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甚至是四项、五项指示
为纲（都有记录在案）。我在会上对韩先楚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
别是他曾经说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排外等。他的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
而是在下面到处讲，我对他的这些说法和搞法是不满意的（对此，我还以个人名义
向毛主席、叶、邓副主席写信反映，请求中央调查解决）。
    按照中央规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把每个人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由个
人审阅后上报中央军委。可会后，韩先楚同志又迟迟不愿意上报，但同时却又违背
党的纪律，私自把党委会记录拿到北京、武汉去，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不断向军
委某些领导吹风、打“小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维嵩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
中央军委写信反映谈心会情况。他的秘书拿给我念时，我是表示同意的。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发出了一级紧急战备命令，明确要求各
级指挥员必须昼夜坚守工作岗位，以防不测。当时韩先楚正在北京。军区接到中央
电令后，我当即指示参谋长马友里同志打电话向韩报告，请他尽快返回兰州坐镇指
挥，部署军区部队的战备工作。可是韩先楚却在电话中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天不会塌下来。家里不是有那么多领导吗！为什么非要让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
请别人代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只好由当时分管作战的李书茂副司令员组
织机关作了传达部署。
    可是，１９７７年７月兰州军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会上韩先楚在总结发言中却
反咬一口说：“……尤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时，中央发出一级战备命令，他们
（指冼恒汉、高维嵩、李书茂）竟延误了几个小时不传达、不部署。”并将此事作
为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战备工作”的罪状。关于我和韩先楚之
间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开会时，也曾向当时主管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作过汇报。当
时叶帅并没有表态，只是说：“你们两个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怎
么办？”我当即表示我愿意调走，叶剑英还给我做工作说：“你在兰州时间长，情
况熟悉，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　中央派来了肖华
    １９７７年４月，中央军委突然任命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治委员。在下达任职
命令之前，军委、总政没有象通常那样给我们打招呼、通气，也没有征求过意见、
说明意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是很能引起人们猜测的。
    我本人也弄不懂上面是什么意图？我还曾经为此打电话请示过当时主持军委工
作的叶剑英元帅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问中央军委调肖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
上面有何考虑？由于他曾当过总政主任，来后位置如何摆法？得到的共同答案是：
“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肖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
什么别的考虑。至于到兰州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协
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肖华来兰州后，也多次对我讲，他是调来协助我抓好军
区部队工作的，他来第一没有带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没有什么框框，是“协助冼政
委工作的，”并说对此感到很高兴等。
    但是肖华来了以后，却并不是象他所宣称的那样，而是象一位钦差大臣。他把
架子端得很高，在并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军区的工作多方指责，并明确表
示兰州军区领导对清查“四人帮”工作很不重视，抓得很不得力。还煞有介事地说
，有人在“捂盖子、保自己”。由于他曾任过总政主任，我对他是比较尊重的，但
是他下车伊始，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兰州军区主要领导怕联系实际，怕揭深揭透等
，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并给我们的清查工作定了“框框”，“要密切结合军区实际
情况”，集中揭发军区主要领导与“四人帮”的关系。
    １９７７年４月下旬，军区召开了师及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阴谋活动罪行和“四人帮”有牵连
的人和事，以及部署对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工作。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刚刚调来还
不满半个月的肖华和韩先楚联合起来，首先转移会议方向，既不揭批“四人帮”罪
行，也不研究对团以下部队如何进行正面教育问题，而是带头对我搞突然袭击，煽
动大家集中揭发我与“四人帮”的关系。由于没有揭发出什么问题来，他们又要求
与会的每个人亮相，表明态度。当时会议上对他们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军
区副政委高维嵩，副司令员李书茂、杜绍三，军区顾问组长郭鹏，参谋长马友里，
政治部主任孙殿甲，副主任李世祥，后勤部政委齐振兴，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
王玉昆，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青海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委宋长庚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等同志，在后来的清查运动中，无一例外受到打击迫害，统
统被定为所谓“冼家帮”的主要核心或骨干、亲信，先免职后审查，有的则被关押。
    肖华这个同志原来作过总政主任，在工作上他是我的上级，我对他一直都是很
尊重的，我和他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接触，没有私人交往，更没有搀杂任何个人
恩怨在里面。对于他搞“莫须有”，一定要把我整成所谓“冼家帮”并以此为借口
整掉了一大批干部的行径，我考虑了十几年，都没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回想起我
和肖华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这个人是有些不那么光明磊落。关于在兰州军区“四
大”中他所扮演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以及先定调支持后拒不认帐并嫁祸于人的角
色，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众所周知他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
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
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
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人的“风派”本质，因此
，这也就不难解释热衷于宣传“认识英明领袖、了解英明领袖、熟悉英明领袖、忠
于英明领袖”的肖华，在华国锋下台后便又立刻抢先批判华国锋了。
    肖华的政治品质在我党几次党内斗争中都有所表现，例如，１９５７年反教条
主义，他就积极追随林彪，整了刘伯承元帅。又如，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机会主义，
他又跳出来揭发彭德怀元帅“里通外国”，在访苏期间和赫鲁晓夫私下谈话反对三
面红旗。彭老总解释说，他不懂俄文，赫鲁晓夫不懂中文，又没有翻译在场，两人
如何密谈？彭老总的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平反昭雪。１９６１年肖华又紧跟林彪，利
用“端正政治工作方向”之名，整了总政主任谭政和副主任刘志坚、甘泗淇、傅钟
等老同志。升任总政主任后，随之又整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同志。后因文革期间在
写检讨时犯生活作风错误，听说江青骂他是“花花公子”，因此，“四人帮”垮台
后肖华便又成了受江青迫害的英雄。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
华将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等找到西山叶帅的住所，专门谈了贺龙同志的问题，
说我们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给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在谈完出
去后，肖华又赶上来对我讲：“邓小平已被中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了，
你是红七军出来的，要认真回忆一下，要揭发，态度要明朗。”我当时就说：“我
在红七军是当兵嘛，知道什么？”后来回去后，无论是关于贺龙同志的问题还是邓
小平同志的问题，我们几个都达成默契，即不理睬、不揭发。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二
十多年了，时间早已还历史于其本来面貌了，当时的混乱思想也经过我们党的“三
中全会”得以彻底澄清。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并没有谁去翻箱倒
柜搬出来刻意追究，到是许多往事都已经淡忘了。然而肖华本人是否还因心虚而耿
耿于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一个挂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桂冠的人来讲，作这
样的猜测是否有些不合适？
    肖华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韩先楚一起，搜集我的材料，
给我罗列罪名，然后到中央、军委找关系吹风、打小报告，走政治后门，以达到置
我于死地的目的。打倒我，这是肖华到兰州军区来干的第一件也是他最为得意的一
件事情，事后他曾多次对人炫耀过，并且在１９８５年调离兰州军区的告别欢送会
上作为发言总结道，他来兰州军区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彻底摧毁
了冼恒汉苦心经营了二十几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同时，他还信誓旦旦：“将
来若是有人出来翻这个案，你们就直接写信给我，我为你们做主。”在甘肃省委，
宋平、冯纪新看肖华的眼色行事，提心吊胆惟恐闪失；在军区，这么大的案子只听
他一个人的，连中央具体参与此案的人都整天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想想参加革命也半个多世纪了，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也都过来了，可无论如何也
想不通的是，免职这么多年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次话！所谓的“结论”也
在没有同我本人见面核对的情况下就批了！到底是可悲？还是可叹？不是说“对人
的处理要慎重吗”？对干部“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吗？党的这些干部政策经过
肖华们的转手处理后已经在下面变味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共产党内的悲剧。（完
成于１９８７年６月）

    第六章　后记
    写完这部自述后，不觉又过了几年了。该说的话说了，心里觉得轻松不少。今
年是１９９０年，我也是８０岁的人了。常言道，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九十岁也
是常见的事，看起来这句俗语要改改了。
    这几年一些政治待遇稍稍开始解冻，恢复了党籍，可以学习一些文件，参加一
些会议，也经常被邀写一些战史、军史方面的回忆录，一些中央同志来访，年节日
来探望等。但又是几年等下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迹象。曾经有过一次，军委和
总政某首长检查工作，还专程看了我，听了我的申诉，并信誓旦旦，许愿回京后一
定立即着手复查我的问题。但一个月、二个月、半年……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
时候，等来了因为党内又一次内部斗争，而我的问题也随之搁浅的消息。
    有时心里愤然，思忖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当初十年汗水，十年操劳，十年忧
国忧民，一腔热血尽抛，到头来却被当做筹码成了某些政客间权欲斗争的牺牲品。
有时心里又坦然，扪心自问：于党于国自己是尽心尽力了的。时间过的真快，转眼
即是八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有资格闭目静思总结人生了。
    纵观一生，自我评价还算是功大于过吧。期盼中的组织上重新审查我的所谓“
结论”，看起来有生之年是等不到了，是非功过，褒贬由人吧。八十年的风风雨雨
，自认为还算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家庭、对得起后代。
    平生无甚嗜好，只是：
    最大的心愿：老天下雨，缓解旱情。
    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
    最想听的是：时事民情。
    最怀念的人：贺龙元帅。
    最想说的话：该说的都说了。
    留给老伴的话：我一生两袖清风，什么也没有留下。
    留给儿女的话：守法。
    这几年又经历了许多：“６．４”事件、苏联解体、苏共解散、改革开放－－
总的来说，有的理解有的不太理解。但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这个规律是不以任
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虽然近十年不太出门了，但从电视、收音机里看到、听到
，从家人、朋友口中听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和老百姓富裕了，这一切使我由
衷欣喜，我们革命那么多年，牺牲了那么多人，为的就是国富民强的这一天。国家
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我们无数共产党人的努力就值得。至于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
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党内腐败、违纪等现象，相信滚滚向前的历史一定会涤荡这
些污泥浊水，我坚信，明天更灿烂！（写在１９９０年１１月）

《大寨精神在武威》
    甘武著
    目录
    1 毛主席语录
    2 新的一页
    3 县委是关键
    4 大抓基层班子的建设
    5 坚持社会主义教育
    6 以大寨精神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7 向生产深度进军
    8 还要努力作战
    （ 《大寨精神在武威》， 甘武著，85页，农业出版社出版，1976年。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业学大寨
    新的一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长期处于后进状态的武威县，近几年来，迈开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新步子，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武威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北麓，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属大陆性气候，平均无霜期一百五十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一百五十毫米，年蒸发量达两千多毫米。农作物以小麦为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谷子、玉米、高粱和其他杂粮占近百分之三十。
    武威县（古称凉州）有五十四个人民公社四百三十八个生产大队，七十一万人口，可耕面积一百五十一万亩，每年播种面积一百三十多万亩，是甘肃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这里土地平坦，水利资源比较丰富，素有“银武威”之称，民间流传着“凉州不凉米粮川”的佳话。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这里阴霾四布，鬼蜮横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逼得广大劳动人民走投无路，“米粮川”里尸骨遍地，哀鸿遍野。
    解放后，武威县和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走上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农业生产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农业生产的前进步伐，一直很缓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七零年秋，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了。《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重要社论，社论说： “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这个尖锐的问题，象春天的惊雷，震动了武威县的各级干部，象战斗的号角，鼓起了武威县人民跃进的斗志，使武威县在“农业学大寨”的征途上迈出了新步伐，开创了新局面。
    五年来，中共武威县委和县革委会，带领全县人民以大寨和昔阳为榜样，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强劲东风，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出了人变、地变、产量变的崭新景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滚滚洪流，摧毁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荡涤着孔孟之道的污泥浊水，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农业学大寨的战鼓响彻全县。人民群众想得宽了，看得远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境界高了。这是五年来武威县最大的变化，也是最可喜的收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武威是全省有名的“老大难”县，阶级斗争尖锐复杂，革命和生产都上不去，有的领导干部不愿到武威县来工作。群众形容说：“领导干部难久留，怕犯错误栽跟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广大干部狠批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班子下定决心把武威建成大寨式的县。他们一反常规，走出办公室，扎根到基层，把毛泽东思想送到千家万户，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发动群众。他们和群众一起攻读马列的书，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他们和群众一起打井抗旱，抡起铁镐平整大寨田，书写“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历史新篇章。
    今天，在武威县，到处可以看到人民群众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喜人情景。各级党委层层举办的理论学习班，一期接一期，公社、大队、生产队学习理论的三级辅导网，已初步形成。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理论骨干队伍，发展到一万六千多人。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大大发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过去，有的干部嘴里喊的是大干，而实际上夹着铁锨乱转。如今，广大基层干部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五更棉衣一身霜，中午单衣一身汗”的模范行动，实打实地带头大干社会主义。新老干部都能以大寨干部为榜样，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反修防修的大事来抓。一年四季，心贴心地和群众一起劳动，在泥土中滚打，风雨中奔忙，换来了土地大变样，粮食大增产。
    全县人民从五年大干，五年大变的斗争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这是千真万确的。艰苦奋斗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成了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从干部到群众，都能舍得出大力，流大汗，以革命前辈在过去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不畏艰苦，忘我劳动，大干苦干。永昌公社马珣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背着八十多斤重的钢丝绳，连夜跑了三十多里路，赶回打井工地，棉袄磨开了花，脊背上往外浸血，仍然坚持战斗。社员们感动得淌眼泪，他却笑着说：“打井抗旱为革命，越苦越累心越甜。”和寨公社山高大队有两个女社员，她们说：“为了社会主义开凿幸福泉，再苦再累我们也要上战场！”
    她们积极克服小孩拖累等困难，参加了抗旱打井的战斗，饿了啃一块饼子，渴了喝几口开水，坚持不下火线。
    今天的武威，燃遍了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社社队队设有大批判专栏。人们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振奋。和平公社韩寨大队有个女社员叫任翠兰，从前见了人还没说话脸就红了，对集体的事情不多管，对坏人坏事不敢斗，批林批孔运动的普及、深入，使她从“男尊女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她心里渐渐装上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变成了全队出名的“管得宽”，对有损集体利益的事敢管，对错误思想敢批评，对坏人坏事敢斗争。一次她下地去干活，看见本队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提着篮子一面走路，一面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心里就犯了疑，立即追上去盘问，那个坏家伙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来，想溜走，被任翠兰一把抓住，从他的篮子里搜出了骗钱害人的罪证。不久，群众就把处处做到“三敢”的任翠兰选为妇女队长。过去心想一家一户的农民意识开始冲出了私有制观念的精神牢笼。解放前，武威县农村有句俗话：“浇水不认亲爹娘”，为了使自己家的地浇上水，那怕是自己的亲属也不能让水。那时候，因为争水，村与村、户与户常常打架斗殴。解放后，社会制度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为浇水打架闹事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几年前遇到天旱缺水情况，仍然有争水抢水的矛盾发生。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七三、一九七四两年，正当全县缺水干旱的关键时刻，已经有了机井的社队，主动把自己用汗水换来的井水送到兄弟社队，浇灌受旱的禾苗，为保证全县的丰收做出了贡献。
    武威县的广大干部和社员说：“大寨的道路，就是几亿农民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学了大寨，我们懂得了自己治山治水的战斗是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的，我们的一锄一锨都是为了完成铲除旧制度的痕迹，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就是武威县的干部和人民经过一场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得到的新认识。有了这种高度觉悟，有了这种精神境界，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
    五年来，武威的干部和人民正是用这种新的思想，去改造自然的面貌，创造社会主义农业的宏伟业绩，绘制最新最美的画图。
    先说水吧，过去，虽然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因为人们的思想被“靠天吃饭”的绳索捆得紧紧的，地下水没有开发，干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春天愁地干下不了种，夏天急没雨浇不了苗，秋天怕没水泡不了地，终年盼雨水，等山水。
    后来，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着手开发利用地下水，但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修正主义黑货，又象一块无形的磨盘石，压抑着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专家治水”的毒害下，修一条干渠，得国家投资几百万元，得三、四年时间。因而渠道失修，河水乱流，不仅地下水请不出来，连地面水也管不好。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象熊熊烈火，燃遍了武威大地；党的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扬光大，什么“靠天吃饭”“专家治水”“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等修正主义黑货，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了厉史的垃圾堆，人们学习大寨人改造山河的革命气魄，同干旱开展了斗争，靠自己的双手向地下要水。没有资金自己筹，不懂技术干中学，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四年内打成机井一千九百九十七眼，相当于前二十年打井总数的八倍。农用输电线路也由一九七零年前的一百五十公里，发展到七百八十多公里，近百分之五十的大队架起了电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社队的土地是“牛肋巴，猪耳挂”，一提平田整地，个别懦夫懒汉思想作怪的人，就摇着脑袋说：“土地一年大翻腾，庄稼十年不如人。”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老埂子上戴帽子，应付上级报数字”。
    近五年来，武威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意气风发地投入了改天换地的战斗。截至一九七四年底的四年中，新建标准条田五十四万多亩，超过了前二十年条田总数的三倍。
    喜看今日的武威面貌，日新月异，有些地方已经条田连片，“铁牛”奔驰，一眼眼机井星罗棋布，机声隆隆，一条条水渠清水长流，纵横似网，一条条大道绿树成荫，平坦宽畅。做到了田、渠、林、路，纵横相间，又平又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
    五年来，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引下，武威县的农、林、牧、副各业兴旺。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零年相比，造林面积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生猪存栏数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农副业总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社队公共积累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四，社员个人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全县拖拉机由一九七零年的一百九十台，增加到二百八十九台，排灌机械由二百八十台，增加到一千九百八十八台。扩建和兴建了一批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五小”工业，架子车、磷肥、水泥等支农产品，由过去的十五种增加到二十六种，为高速度地发展农业做出了有力地支援。
    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变，促进了粮食产量的逐年增长。一九七二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四百零三斤，比上一年猛增一百零四斤，一举上《纲要》。一九七三年遇到严重的干旱侵袭，亩产仍然达到四百二十二斤。一九七四年，又战胜旱、风、霜、雹等自然灾害，粮食亩产达到四百五十七斤，总产五亿二千万斤，创厉史最高记录。
    五年来，全县人民学习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一年更比一年多。每到秋季，武威县农村的条条大道上，车水马龙，一辆接一辆的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满载着金灿灿、红艳艳的“爱国粮”，满载着广大社员群众的心意，争先恐后地奔向粮站。许多老贫农捋着胡子，无限喜悦，无比自豪地说： “我们毛泽东时代的新农民，要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一九七二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七千八百五十六万斤。一九七三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九千三百万斤。一九七四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一亿五千万斤，比国家规定的五千二百万斤包购任务超额近两倍。四年内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相当于一九七零年全县总产量。
    五年的实践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五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武威结出丰硕成果，批林批孔运动在武威县不断赢得胜利的五年，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厉史任务在武威县逐步落实，逐步取得成效的五年。
    大寨春风吹遍武威，武威县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武威人民将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引下，挥笔描绘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画图。
    县委是关键
    一九七零年秋天，武威县作为后进县，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直接听了昔阳县学大寨的经验介绍，亲眼看了昔阳县人民发扬大寨精神，治山治水，大干社会主义农业的动人情景，震动很大：昔阳县能在短期内建成大寨式的县，武威县为什么长期处于后进状态？是武威县的自然条件不如昔阳吗？不是，武威县的条件不比昔阳差，是武威的人民群众不愿意干吗？也不是，那是为什么呢？武威县何时才能象昔阳那样建成大寨式的县？这些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武威县领导班子面前。
    长城公社的启示
    武威县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迈开新步子，是从认识了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这一点开始的。“农业学大寨，县委是关键”，这句言简意明的话，人们早就熟知了，但是，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话说起来简单，可是真正理解了，做到了并不容易。他们在斗争实践中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才加深了理解，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
    一九六八年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诞生的县革命委员会，刚一成立就着手领导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那年冬天到一九六九年春季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县革委会先后组织了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四千多人，去大寨参观学习，受到了很大教育。不少社队干部回来后，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带领群众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并且涌现出了长城公社、四坝公社四坝大队第二生产队等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是，由于县革委会在领导学大寨运动中的指导思想不明确，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仍有部分社队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冷冷清清，没有上路，还有相当多的社队学大寨没抓住根本，光学表面，图形式。在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回答《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问题时，武威县的领导班子，首先对照昔阳、大寨找差距，发动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用整风的方法揭露矛盾。在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大家向县委提出了一百多条意见：有的说，武威县委在领导学大寨中是：雷声大，雨点小，嘴上说得凶，实际干得松。有的说：县的领导学大寨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还有的一针见血地指出：县的领导是学大寨学在嘴上，行动不对号，面貌咋变了？基层干部和群众提出的这些意见说明：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尽管学大寨的会没少开，赶大寨的口号没少喊，但是，由于方向不明，决心不大，学大寨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当时，大多数领导成员认为，群众的批评敲到了锣心上，揭到了要害处，也有个别领导成员，对群众的尖锐批评接受不了。
    为了端正领导成员的思想路线，统一认识，一九七一年春天，县委在地处腾格里大沙漠前沿的长城公社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长城公社不仅是全县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也是出席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先进单位代表。解放前，这里是个“黄沙滚滚不见天，到处沙窝不见田”的穷地方，全公社一万六千多亩土地全部被沙海包围，亩产只有百十斤。解放后，依靠集体的力量，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长城公社党委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积极响应，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下，公社党委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狠抓阶级斗争，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投机倒把等瓦解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势力。对于弃农经商、副业单干等资本主义倾向，及时批，反复批，不断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向沙漠开战，同风沙搏斗，在风沙豁口上植树造林，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在前十年植树造林的基础上，把分散的林片连接成了林带，营造了两条总长六十六里的防风固沙的绿色长城，造林面积达到了三万九千多亩，锁住了“黄龙”，保护了庄田。同时每年组织大批劳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面貌大改变，使昔日沙丘横卧的碱滩，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从一九六六年以来，粮食亩产连年上《纲要》，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县委全体同志和长城公社的贫下中农一起吃忆苦饭，参加植树造林劳动，听取他们学大寨的经验介绍。
    全体县委成员看“长城”，想全县，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全县自然条件较差的长城公社，所以能在学大寨运动中取得显著成效，主要原因是公社的领导班子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满腔热情地学习大寨经验，学大寨学到了根本上。长城公社能办到的，全县为什么没有办到？长城公社学大寨的经验，为什么没有及时地在全县推开？不怪基层，不怨群众，责任完全在县委。
    长城公社的启示，使武威县委的领导成员，对昔阳县学大寨的一个重要经验“根本在路线，领导是关键”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在一个县的范围内，要把大寨经验迅速地、全面地推开，尽快地建成大寨式的县，关键在县委。只要解决好县委领导班子本身的思想路线问题，解决好县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象大寨和昔阳那样，建设一个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社会主义雄心壮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团结战斗的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就能带领全县人民加快学大寨的步伐，在短期内改变全县落后面貌。
    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
    人们说： “学大寨运动中的斗争，是随时可见，每步必有。”这话一点不假，武威县学大寨赶昔阳刚一起步，就遇到了激烈的斗争。武威县在贯彻落实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时，提出了“狠抓路线促大干，重新安排山河川，奋战三年上《纲要》，五年建成大寨县”的战斗口号。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
    这时，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攻击短期内改变面貌是‘左倾’盲干。”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领导班子内部来，县革委会领导班子内部，也出现了一场斗争，影响了班子内部的团结，使刚刚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了阻碍。面对这场斗争，县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回顾历史，分析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厉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学大寨运动的全部过程，充满了这些斗争。要抓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须首先抓好领导班子内部的路线斗争，不解决好领导班子内部的路线斗争，就无所谓团结胜利，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一句空话，正在全县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可能夭折。于是，在省、地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县革委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以“四大”为武器，揭开了领导班子内部路线斗争的盖子，分清了路线是非，在这场斗争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好人，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赢得了县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革命团结，赢得了学大寨、赶昔阳的第一个战斗的胜利。
    黄河后浪推前浪，斗争一场接一场，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又会出现。一九七一年，全县粮食减了产，在挫折和困难面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又激烈了起来，这种斗争又反映到了县委领导班子内部。减产的原因是什么？困难面前怎么办？县委内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尖锐起来。
    有的同志对粮食减产怨天尤人，认为粮食减产是干旱造成的。对武威县在几年内能不能大上快变，又产生了怀疑，说什么：有史以来，武威县的粮食产量，总是随着雨雪的多少而增减，这个“水涨船高，水低船落”的现象，一时难以改变。
    还有的同志面对困难唉声叹气，张口闭口“难啊，难”，说什么，昔阳县只有二十多万人口，而武威县是六、七十万人口的大县，人多事杂，工作难搞，长期落后，面貌难变。
    大部分同志不同意上述两种看法。粮食减产的原因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吗？同样的干旱，同样的灾害，为什么法放等公社增了产，而有些水利条件较好的社队却减了产？是“人多事杂，面貌难变”吗？为什么长期落后、情况复杂的金沙公社能在一年内面貌大变，粮食上《纲要》，而一些基础较好的社队却减产倒退呢？大量的事实说明，只要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一定会蓬勃兴起，取得成效。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党的基本路线来观察，武威县大劳力多，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人民群众热气高，干劲大，只要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全县人民象大寨、昔阳那样努力奋斗，艰苦作战，短期内完全有可能大变，昔阳县能够办得到的，武威县也一定能够办到！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实质就是县委领导班子内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他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开门整风，进行思想交锋，使大家的认识取得了统一：没有一个真正理解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县委，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伐。用党的基本路线来衡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和灾害，也不在于落后难变，关键在于一些同志头脑里的唯心史观作怪，只看到部分地区自然条件差的一面，看不到条件差是可以改变的；只看到长期落后，看不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中焕发出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注意埋头抓生产，而放松了抓阶级斗争，放松了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县委常委深入基层，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检讨工作，虚心听取贫下中农的批评，主动承担责任。这样做了之后，不仅没有使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反而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坚定了学大寨赶昔阳的信心。
    从这时起，武威县委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学大寨绝不是那样和和平平的，要挺起腰杆斗，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几年来，武威县委采取各种措施，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断地打击阶级敌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县委和区、社党委每季度召开一次阶级斗争动向分析会，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每年的春种、夏收等一些重要生产活动开始之前，全县各社、队普遍评审地、富、反、坏，并且把一些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交给广大群众进行批斗，开展对敌斗争，打击破坏活动；抓住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思潮，及时引导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开展革命大批判，
    明辨是非，提高认识，扫除思想障碍；每年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总结交流经验，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教育干部提高执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武威县委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了，认识风向辨明是非的本领也增长了。但是武威县委的同志们深深感到，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会在不同的形势下，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几年来，武威县委在工作顺利、学大寨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注意克服和批判了盲目乐观、停滞不前的骄傲自满情绪；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又及时地同畏难松劲、悲观失望的思想作斗争。这样，使县委领导成员经常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坚持不断斗争，不断前进。
    一九七四年，是武威县连续获得丰收的第三个年头，正在夺粮的关键时刻，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特别是受旱严重的黄羊区，河水比往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二，人畜饮水的涝池全部干涸，全区九万亩夏禾作物受到干旱的严重威胁。县委及时作出了抓黄羊区，促全县，抗旱夺粮保丰收的决定，提出在黄羊区开展担水点种小秋作物。这时候，社会上引起了种种议论，有人说：“天命如此，种在人，收在天么”“旱情这么严重，靠担水点种，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攻击说，担水点种是，“极左思潮”“劳民伤财”。还有个别同志，也对战胜干旱信心不足，认为“旱情重，没法抗，担水点种顶啥用？“是象大寨和昔阳那样，迎着困难前进，还是被困难吓倒，是前进，还是倒退呢？在这新的考验面前，县委领导清楚地意识到：不仅在顺利的时候学大寨，在困难和灾害严重的时候，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更要毫不动摇地学大寨，才算真学大寨。只能象昔阳人民那样，“天大旱，人大干”，战胜灾害夺丰收，决不能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大破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天命论”，大立“人定胜天”的思想，以“千里百担一亩苗”的革命精神，向灾害展开了斗争。县委领导，以及正在县上开会的各区、社领导一百多人，同城市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一起，拉着架子车，连夜到六十里外的黄羊地区送水抗旱。当时，武威城内热闹非凡，倒不是人们去看什么动人情景，而是都在议论武威县农业学大寨史上的一件新事物。人们说：“过去，我们听说过昔阳县担水抗旱的事，当时不过觉得是一种精神，今天武威也出现了这种事，觉得这不仅是一种精神，而是精神产生的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一夜，在“兰新”公路上，一支抗旱队伍在一路小跑，汗洒在路上，脚上打起了血泡，但这汗水却冲刷了“天命观”，这血泡回击了靠自然恩赐过日子的懦夫思想。在县委带领下，县级机关和厂矿企事业单位出动了三千七百多人，汽车、拖拉机、架子车、自行车等运输工具一千八百多辆，拉水送水，掀起了抗旱热潮。
    在黄羊区的谢河公社，有个只有九十多人的东沟大队第四生产队，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好庄稼，炎日晒得土地直冒青烟，有些老年人说： “要是在旧社会遇到这样的灾情，就只有逃荒要饭了。”一九二九年，旱情并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死的人不计其数，死尸无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如今，时代不同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武威人民，视“天命”如粪土，不低头，不弯腰。这个生产队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孩子，都出动了，担着桶，端着脸盆，拿着碗，一桶桶，一盆盆，一碗碗地把水送到地里，点种了八亩玉米。县委用这个队的事实来教育大家，他们把各级领导干部带到这个生产队，指着正在用珍惜的水与老天夺粮的老人和孩子们对大家说：“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行动吧，他们这种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不是正好可以用来医治我们头脑中的右倾顽症吗？
    的确，人民群众的英雄行动，难道不是已经宣告了林彪、孔老二的“天命观”破产了吗？难道不是决定了历史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吗？
    这场斗争赢得了思想上的胜利，也获得了物质上的丰收。在黄羊区抗旱斗争的推动下，全县有十八万人投入了抗旱斗争，使一九七四年的粮食总产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二年，增产五千七百多万斤，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
    五年来，武威县委就是这样，斗争一次，增添一层智慧和力量，终于斗出了学大寨、赶昔阳的新成绩。
    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
    革命化的作风，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保证，为了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武威县委把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坚持在干中指挥，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抓。
    过去有人认为：武威县的大队多，一个大队住一天，也得四百多天。有的领导以此为借口，蹲在机关忙于日常事务，靠文件指导工作，靠电话了解情况，下去之后也是转一转，看一看，象水上的葫芦沉不下去。贫下中农批评说：“只说干干干，不见领导面，武威农业要上去，县的领导得下来。”
    群众的尖锐批评，给新的县委敲起了警钟，大干大变就要舍得花力气，舍得流大汗，领导要当学大寨的火车头，同群众一起战斗，一起前进，不能站在一边指手划脚，空喊口号，一定要把脚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中，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和全县人民一起改天换地。为了迅速改变武威面貌，县委经常只留一两个常委在家主持工作，其他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吃住在社队，劳动在田间，和贫下中农同学习、同商量，抓路线教育，搞调查研究，取得指导三大革命斗争的主动权。谁都知道干旱是武威发展农业的主要威胁，而解决干旱的办法是什么？就得靠调查。新县委一成立，这个调查工作就开始了。平原地区现在状况是啥？过去状况是啥？山区又是靠什么来解决水利化？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古老的河床谷道，深山的冰川雪堆，甚至连无人烟的老林灌丛之中，县委的一些同志都分别走到了，才得出了解决武威水利问题的正确答案。当全县掀起打井、修渠等水利建设高潮以后，县委又对哪个地区可以打井，哪个地区应该修渠，以及打什么样的井，装什么样的抽水机械等问题，都作了深入地调查了解。在那些进行水利化建设的日日夜夜，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县委的同志，头顶烈日，或披着风雨，在渠道上、在井台上调查和访问。他们通过察看武威的山山水水，按土壤、水源等自然条件，把全县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制定了一个全面治理武威面貌的初步规划：山区和沿山地区，大搞梯田和台田建设，蓄水保墒，防止水土流失，一季夺高产；山水地区大搞条田建设和渠系配套，提高河水利用率，扩大灌溉面积，实行间作套种；泉水地区主要是开发利用地下水，打机井，搞深翻，大力推广带状种植，变一茬为两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武威县委在指导工作中，对涉及全县性的大问题上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也是这样做的。举个例子说吧：一九七三年六月间的一段时间里，黄羊河上游来水量达到六个秒立米，县委算了一个帐，如果按这个水量，不仅可以浇完全灌区的第一轮苗水，还可以泡两万亩干地，扩大秋禾作物。当时县委考虑到黄羊区因为干旱少种了几万亩地，现在泡些干地抢种部分秋粮，还可以弥补夏禾的不足。但是又想到，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现在上游来水六立方，以后能不能持续下去呢？心里觉得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教导，没有立刻作出决定，而是派了工作组，先到山里去勘察来水区域内的积雪。勘察结果表明：来水区域内没有积雪。于是县委就放弃了泡干地扩种的计划，指示黄羊区集中精力灌好二轮苗水。以后水量果然逐渐减少，连灌苗水都显得十分紧张了。中共武威县委就是这样，不经过自己的亲自实践和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切实可靠的依据，绝不轻易决定重大问题。
    要把改变武威面貌的蓝图变为现实，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近几年来，县委领导成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大干苦干。一九七四年秋天，在全县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中，县委常委带领机关干部，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办公，同群众一起批林批孔，参加劳动，指挥生产。一次，县委书记到韩佐公社去参加劳动，看到工地上白天红旗招展，夜里灯火一片，社员们一天三出勤，你追我赶，大干苦干，心情无比激动。他亲自提笔写了一块“武威县大河区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的牌子，挂在改土治水的现场，和群众一起大干，他不是拉架子车飞奔，就是挥动着铁锨上土。有一次，天还没有大亮，他拉着架子车同社员一块运土，帮助拉车的小张说：“你是这辆车子的司机，我就是你的助手，咱们一块儿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跑。”听了小张的话，他更加信心百倍，浑身是劲。他俩一个拉，一个推，一直干到太阳红，在吃早饭的时候，小张才知道和自己一块干活的是县委书记。他看着满脸是汗，浑身是土的县委书记，激动地说：“真没想到，我能和你在一起战斗。”县委书记高兴地说：“不，你应该想到，过去我们没有在一起劳动是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今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我们将永远战斗在一起，向共产主义迈步。”
    “永远和贫下中农战斗在一起”这句话，代表了武威县委全体成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勇往直前的心愿，他们从书记到委员，都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旧传统观念决裂，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反修防修的大事。一九七四年秋，县委提出每个干部深翻一亩地，县委常委首先做到了这一点，为广大干部树立了榜样。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革命，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他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革命胜利后，进了城，坐了机关，由于脱离了劳动，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淡薄了。文化大革命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后来进了“五七”干校，在学习和劳动中提高了路线觉悟，焕发了革命青春，使他深深认识到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危险。当他担任县委领导以后，经常告诫自己，要干着指挥，绝不能转着指挥。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血管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医生曾警告他，病情又有新的发展，不能参加劳动。但是，他全然没有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只要一有空就参加劳动。有一天，他步行了五十多里路去检查工作，当来到他蹲点的大队时，天已经黑了。他问队长：“明天干啥活？ “队长看他已经很疲劳了，就说：“明天我们放假，你就好好休息吧。”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起了床，到地里去平地，社员们上工时，他已平出了好大的一块。见到此情景，社员们说：“县委领导这么干，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县委利用开会、学习的机会，还经常组织一些集体劳动，他们在劳动中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受到了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赞扬。有一次，他们在南营公社穿城大队集体劳动，发现这个大队的改土造田进展不快，他们就和贫下中农社员一起劳动，一起谈心，了解到这个大队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差，主要是干部缺乏大干快变的思想。他们就和干部座谈，提高他们的认识，使这个大队的干部振奋了革命精神，很快就在全公社掀起了一个与河争地的高潮。
    武威县委领导成员，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自己的头脑里构筑反修防修的长城，同时也用自己带头大干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广大基层干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大抓基层班子的建设
    从全县情况来说，农业学大寨县委是关键。在基层，一个领导班子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那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能不能深入开展。双城公社中山大队，是一个地势平坦，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的好地方，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非常优越。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当时党支部的几个干部都能一心搞社会主义，他们狠抓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粮食亩产就达到了四百零八斤，实现了《纲要》规定的指标，成为全县的先进单位之一。后来，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领导班子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泛滥了起来，大搞自由种植，与种粮食争肥、争水、争劳力；社员大量外出“抓钱”，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下来。一九七年春季，县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带领县、区、社工作组，到这个大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领导班子后，新的党支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学大寨。当年粮食亩产就由上年的二百多斤上升到四百多斤。近几年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七二年过了“黄河”，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了七百三十多斤。中山大队两上一下的经验教训，使武威县委认识到：革命化的领导班子，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决定因素，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的权利，只有掌握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里，才会使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反之，如果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成员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不可能落实，农业学大寨也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要把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就必须要把每个基层党组织建设成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斗天、斗地、斗敌人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武威县委对全县基层党组织的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县的基层领导班子，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觉悟，能联系群众，有比较强烈的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但还有一些处于后进状况的班子，很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这类班子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有极少数班子中的一些领导成员被阶级敌人拉拢腐蚀，阶级阵线不清，在他们那里好人受气，坏人得志。他们不搞社会主义，专搞邪门歪道。有的领导成员，本身就热衷于搞资本主义活动，在农业生产中搞自由种植，什么利大种什么，不管国家计划；搞重副轻农，不搞农田基本建设；在生活上搞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损公肥私。在这些人掌权的地方，根本不学大寨，农业生产长期落后，年年完不成国家任务，少数人富裕，多数群众生活困难。二是主要领导成员不敢抓阶级斗争，他们的思想受孔老二“中庸之道”的毒害很深，说什么，“石头大了绕着走”“腿长廓露水，话多惹是非”。在这些人当权的单位，正气上升不起来，坏人坏事没人过问，学大寨冷冷清清。三是少数农业生产搞得较好的社队干部，产生了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的思想，觉得产量不高年年有增加，贡献不大比兄弟社队高，社员的肚子吃饱了，该歇口气了，不愿继续前进。认为学大寨，无非是把生产搞好，现在地里有看的，社员有吃的，给国家有交的，学大寨算学到了头。
    从上述分析中武威县委认为：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必须要狠抓基层，在社队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建设上下功夫。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五年来，中共武威县委在搞好自身革命化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对基层干部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提高执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武威县委从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从分析基层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发展变化中深深感到：过去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干部在路线斗争中左右摇摆，分不清路线是非，不能自觉抵制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能带领群众扎扎实实地学大寨，主要原因是头脑里缺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大寨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认识不清。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象大寨党支部那样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坚强战斗堡垒，就必须认真抓好基层干部的看书学习，加强他们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武威县委根据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看书学习有一定困难的特点，通过举办基层干部理论学习班，分期分批上党校等办法，把基层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集中起来，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进行短期培训。四年来，参加学习的仅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和革委会正副主任已达三千多人次，全县四百三十八个大队的主要负责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集中学习一次。在党校和学习班里，他们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结合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结合学大寨运动中遇到的斗争，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大家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学习，大多数的基层领导干部能够自觉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事物，处理问题。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觉悟不断提高，加强了学大寨的领导，推动了学大寨运动的步步深入。
    五年来，武威县委通过不断地抓基层干部的看书学习，大大加强了基层干部的思想建设，使广大基层干部的思想觉悟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主要表现是：
    第一，过去有些基层干部其所以不能很好的带领群众学大寨，是因为对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学大寨停留在口头上，年年喊学大寨，大寨经验学不来。通过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和总结自己在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大寨是我国农业集体化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典型。学不学大寨，学大寨学什么？这不单纯是个生产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有了这个认识后，许多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领导学大寨中就能认真地抓住方向路线问题，舍得出大力，流大汗，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面貌，能够因地制宜地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的大上快上。南安公社羊儿大队是个干旱出了名的地方，有首民谣说：
    “石头羊儿沟，鹰、雀、老鸦磕石头，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以往，这个大队的干部，胸无大志，认为羊儿大队的自然条件太差无法学大寨，常常以那首民谣作为挡箭牌，得过且过，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亩产只有二百来斤，吃了十几年供应粮。后来，大队干部分别参加了几期理论学习班，对照大寨经验，联系自己的实际，加深了对基本路线的理解，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们再也坐不住了，在一起认真地讨论，“自然条件差，能不能改变？羊儿大队还能继续落后下去吗？
    讨论的结果，统一了思想，一致认识到：越是条件差，越要学大寨，只要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大寨精神，什么样的条件都能改变。他们下定决心学大寨，革命加拚命，誓叫羊儿换新天。一九七三年夏天，他们带领群众狠批唯条件论，狠批懦夫懒汉思想，大干五十天，打成了机井八眼，改变了干旱面貌，当年粮食亩产上《纲要》。一九七四年又跨过了“黄河”。民谣也换上了新的内容：“今日羊儿沟，清水潺潺日夜流，没说三年两头旱，年年都要大丰收。“
    第二，在学大寨初期，有的基层干部只把大寨作为一个生产典型来学，只学表面，不抓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倾向不敢揭、不敢批，就生产抓生产，生产老是上不去。高坝公社高坝大队党支部书记冯海元，过去怕惹是非，不敢抓阶级斗争。第七生产队干部之间不团结，互不服气，生产处于后进状态。冯海元曾多次到这个队，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学习班上，他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等论述，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大寨是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路线斗，同资本主义斗，同旧的传统观念斗，七斗八斗，斗出来的。因此，学大寨就要坚持斗争哲学，不坚持斗争哲学，学大寨就学不好。他回到队里以后，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再次到七队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原来是阶级敌人在暗中破坏捣乱。于是，他发动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增强了革命团结，使这个队的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气象。
    第三，从一九七零年以来，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增长，
    一些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倾向，只看到斗争后取得的胜利，看不到胜利后还有斗争，只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认识不到现有的成绩，只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因而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只守旧摊摊，不想新套套。长城公社前营大队是武威县学大寨学得比较好的一个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大队党支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六九年，粮食亩产就达到了七百多斤，大大改变了历史上那种“风沙撵人走，亩产二三斗”的穷白面貌。在这种形势下，大队领导班子中的个别成员，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认为在风沙线上搞农业，亩产能够达到七百多斤，已经是骑着骆驼上沙尖－－够高的了。因此，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了一九七零年亩产过“长江”的口号。但由于思想上的自满松劲，行动上的因循守旧，结果是连续过了三个年头，还在“长江”边上徘徊。一九七二年，大队党支部的几个主要领导成员，参加了县的理论学习班后，回到队里组织开门整风，对照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总结三年过不了“长江”的教训，批判了半截子革命的思想，大家决心要象大寨的干部那样，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大队党支部进一步提高了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开办政治夜校，建立图书室。阶级斗争日日抓，基本路线天天讲，资本主义倾向不断批，反复批，大大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科学种田，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过“长江”，一九七四年又突破了千斤大关，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坚持继续革命，不断夺取高产的先进大队。
    加强基层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几年来，武威县委在对基层领导班子普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还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帮助社、队干部学习、工作，加强社、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柏树公社中畦大队，在旧社会是个穷得出了名的地方。这里的二千五百多亩耕地，绝大部分被地主富农霸占，大部分贫下中农流离失所，出外扛长工，打短工，逃荒要饭。一些老幼拖累较大，不能背井离乡的穷苦人在路旁用土块泥巴垒个窝铺居住下来，挖野菜吃草根糊口度日，因此，人们把这里叫周家窝铺。解放后，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农业生产逐年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但从全柏树公社看，仍然处于中间状态，对国家贡献不大。到这里蹲点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大队领导班子的手脚被满足于现状的思想绳索捆住了，总认为当日的周家窝铺，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不错了。粮食上了《纲要》，社员吃饱了肚子，对国家也有了点贡献，再要大发展多贡献就不那么容易了。针对这些思想，这位县委副书记和大队干部在同一盏灯下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一个炕上彻夜谈心，帮助他们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光辉论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大队党支部书记周延文说：过去我们总觉着，只要把本大队搞好，社员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心中没有大目标。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观念。一个基层党组织，只有首先把自己从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带领广大群众冲破旧的思想牢笼，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这个大队原有的干部焕发了继续革命的朝气，决心带领社员群众彻底改变中畦面貌，加快学大寨的步伐，为国家多作贡献；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批朝气蓬勃、敢打敢冲的年轻干部，充实加强了大队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各生产队也都选拔配备了年轻队长，全队的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他们自筹资金四万两千多元，经过两年的英勇奋战，打成机井八眼，平出条田一千二百多亩，初步改变了生产条件。一九七四年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七十二斤，给国家贡献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多。
    大批干部深入社队，帮助领导班子进行革命化建设，使许多基层班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能够朝气蓬勃地带领群众学大寨，而且增长了学大寨，学什么，怎么学的才干。
    清水公社王锐大队，是全县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大队，但是，长期落后，靠吃国家供应粮过日子。这条穷根到底在哪里？清源区委的负责同志带着两个干部到这个大队帮助工作，他们协助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到阶级斗争激烈，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第一生产队去，搞了四十天的开门整风。同时，在社员群众中举办了四十天的路线教育学习班，具体剖析了第一生产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原来这个队的生产队长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在阶级敌人的糖弹面前吃了败仗。一个投机倒把分子请他吃吃喝喝，还给他送了一顶帽子，他就让这个投机倒把分子领着二十五名强壮劳力出外搞副业单干，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绿灯。群众批评说：“敌人送给你的不是一顶普通帽子，那是一顶印着‘新的走资派’字样的帽子，你戴上它就会把我们领上刘少奇走的路上去，这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啊！资本主义的苦处我们尝够了；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我们走定了！”群众的批评，在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的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不专阶级敌人的政，阶级敌人就要挖社会主义墙根，不批臭资本主义，就变不了穷白面貌。从此，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和干部，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大干一年，面貌大变，粮食亩产比上一年猛增百分之七十六，摘掉了吃供应粮的帽子。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六百八十五斤，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
    做好后进队的转化工作
    通过普遍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对社、队领导班子进行帮助培养，使大部分基层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化，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还有少数社、队情况复杂，问题较多，领导班子仍然处于后进状态，还需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重点整顿。否则就会拉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后腿，影响农业发展的步伐。于是，县委下决心抓后进班子的整顿和建设，促进后进队的转化。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武威县委先后从县级机关抽调二千多名干部，由县委常委和各部门领导干部带领，用了四个冬春的时间，对十一个后进公社、一百八十二个后进大队和一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大队领导班子，分期分批进行了整顿和建设，每期三至六个月。大体分为学习文件、开门整风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在整顿前，首先进行调查研究，摸清社队领导班子的状况，做到情况明，底子清。然后认真培训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任务熟悉政策。同时，组织一定力量先行试点，总结经验，指导面上工作。
    在整顿过程中，武威县委注意贯彻了坚持正面教育，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原则，从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着手，突出进行思想整顿。他们认为：这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强，不能充分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主要是中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造成的。因此，要把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作为整顿和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个根本任务来抓。在教育过程中，采取一学、二揭、三查、四批、五总结的方法，组织干部群众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接着大揭大摆本队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使干部从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教育；启发干部自觉检查阶级立场，查不抓阶级斗争给革命和生产带来的危害；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干部群众共同对敌，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最后，帮助基层干部，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端正学大寨的方向。和寨公社山高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兆熙，过去对党的基本路线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好人好事不支持，坏人坏事不斗争，大寨经验推不开。一九七一年全大队粮食亩产只有一百八十五斤，不但对国家没有贡献，还吃了十万零九千斤回销粮。这年冬天整顿领导班子时，群众对他意见很大，公社有的干部也主张撤换。在这里蹲点的县委书记深入调查研究，同干部群众一起，对他进行历史的全面分析。大家认为徐兆熙同志出身好，根子正，对党和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工作没做好，主要是路线觉悟不高。在县委领导和群众的热情帮助下，徐兆熙从思想上深刻地进行了检查，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仍任党支部书记。县委领导同志为了帮助他，先后六次同他促膝谈心，同他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讲路线、教办法，热情支持他工作，使他很受感动。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带领群众大干苦干，一年之内，自筹资金九万八千多元，打成机井九眼。一年大干，一年大变，一九七二年粮食亩产猛增到三百七十四斤，亩产、总产都比一九七一年翻了一番。一九七三年上了《纲要》，一九七四年跨过了“黄河“。
    在组织整顿中，对于那些不能继续担任主要领导的干部，着重从思想上进行耐心细致的帮助，组织上进行调整充实，使其提高战斗力。谢河公社新路大队的原任支部书记何东先，是土改时期的老干部，在二十多年的工作和历次运动中，受过群众批判，因为路线觉悟不高，没有吸取正面经验，而是错误吸收了反面教训，工作中胆小怕事。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几个副书记、副主任也是“老好人”思想严重，他们斗阶级敌人、批资本主义不狠，干社会主义小打小闹，小手小脚。一九七三年冬，县、区、社三级党委派工作组，对这个大队班子进行了重点整顿。整顿中，一些群众主张把他们全部换下来。工作组对这个班子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何东先出身好，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作中有一定经验，只要提高路线觉悟，还可以继续当干部。副书记李伯奎在当生产队长时，敢斗敢闯，到了大队受了何东先的影响，才有些缩手缩脚了，通过教育，还是可以焕发出原有的那么一股干劲。因而不主张全部撤换。一方面组织他们批判“中庸之道”，进行开门整风；另一方面让何东先、李伯奎深入到各生产队检讨错误，处理以往积压的问题，他们在生产第一线受锻炼，受考验，同时取得群众的谅解。同意他们继续当干部。何东先本人提出自己年纪大了，要让年轻人早挑担子，早接班，他自己当个助手和参谋。工作组根据群众意见、本人建议和实际情况，调整充实了大队班子，让李伯奎担任了支部书记，又新选了一名副书记，何东先被选为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整顿和改选后的新班子，团结战斗，面貌一新，使全大队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一九七四年秋冬，大干八十天，平整标准条田六百五十亩，相当于以往平整条田总和的百分之六十五。何东先在负责大队水利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九七五年春，这个公社缺水干旱，无法下种，他和大队其他干部，带领社员们担水点种玉米一百多亩，抢种粮食二百五十多亩，超额完成了播种计划，成为全公社完成播种任务最好的一个大队。
    在组织整顿的过程中，除犯有严重错误，必须给予处分者外，对犯有一般错误，又不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了必要的撤换和调整。在撤换和调整时，认真贯彻了党的干部政策，教育他们不当干部，还要做一个好党员、好社员。红星公社华亭大队原任党支部书记梁守元，担任干部多年，工作中犯有一定的错误，工作长期落后。一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县、区、社工作组到这个大队进行组织整顿，群众意见较多，不撤换对改变这个队的落后面貌影响较大，工作组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最后在做通本人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大队支部进行了重新改选，梁守元回队去当社员。此后，有个别社员对他进行讽刺打击，大队支部发现这个问题后，专门召开社员大会，对全体社员进行了党的干部政策教育，同时鼓励梁守元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个好党员、好社员。经过一番工作后，广大社员提高了认识，梁守元也焕发了革命精神，积极帮助本生产队的干部做好工作，在集体生产劳动中，处处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一九七四年冬，又被本队社员选为生产队的副队长，去年在农业学大寨中，他和队里的其他干部团结战斗，使全队的各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经过整顿的社队，多数变化很大。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整顿的一百四十二个后进大队，到一九七三年有七十个大队上了《纲要》，十七个大队过了“黄河”，十一个公社中，一九七四年有六个上了《纲要》，两个过了“黄河”。
    坚持社会主义教育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一九七零年，武威县的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大部分社队增了产，总结丰收经验的报告，雪片似的飞到县革委会，但是也有少数社队减了产。到第二年春天，一份份要回销粮的报告送到了县委。这些减产要粮的社队里边，有相当一部分单位，处在“田心地胆”的好地方，他们为什么“端着金饭碗，伸手要饭吃”呢？武威县的负责同志迈开双脚，到基层去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个严重的问题
    清源公社的刘广大队，土地肥如油，清泉地边流，是全县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是，也是全县出了名的后进大队。一九七零年，清源公社的粮食亩产四百三十六斤，刘广大队的亩产却只有三百七十多斤。别的大队打井抗旱，锄草积肥，是一派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刘广大队的农田里，干活的人稀稀拉拉，而且大部分是妇女和老汉，生产冷冷清清。这些现象，使县、区、社派到刘广大队解剖“麻雀”的工作组同志产生了许多想法，也提出了很多疑问。当他们广泛地接触了群众，深入进行了调查研究，用党的基本路线一衡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一分析，刘广大队长期落后的“毒根”才算挖到了。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不甘心死亡，但又惧怕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不敢公开跳出来捣乱，就拚命煽动资本主义妖风：“集体生产靠不住，要想富，还得走老路”，“吃粮靠国家，挣钱自己花。”这股妖风，刮得一些富裕农民迷失了方向，放下集体生产，想方设法捞一把。第四生产队有个富裕中农一年四季为个人发家致富奔忙。春天，他从社员手里收购点菜籽儿，拿到山里去倒卖；夏天，在生产队果园里买下成百上千的果子，拉到别处换糜子，糜子拉回家碾成米再转手倒卖；秋天，进山买来活羊，杀了卖肉。社员们说他被金钱迷了心窍，是专想个人发财的“脱产”社员。而他自己却说什么：“不跑黑市，我的钱不够花。”他为了个人花好吃好，成天价盘算着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对于集体生产的好坏，全不在意。有一次，队里接到第二天要刮大风的气象预报，为了使已经成熟的粮食不受损失，决定夜里突击割麦子，他不但不支持反而说怪话。在这种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全队有三分之一的劳力出外搞单干副业。劳力外流这股风，把人心吹散了，在外的人变了心，在家的人不安心。第五生产队队长的妻子，看到出外搞副业的人买了自行车、红绒毯、条绒褂、绸子衫，也有些眼红了，成天价向男人叨叨：“看人家几个月挣成个啥样子了，你当个队长有啥出息。你就不会出去挣点钱。”日久天长，说得这位队长动了心，他甩掉了生产队长的担子，也出外搞起副业单干，在他的影响下，为个人捞一把的妖风，在全大队越刮越厉害。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人不干，不是地不长，资本主义倾向大泛滥，农业生产咋发展？”
    这一场活生生的两个阶级在思想上的争夺战，不仅使解剖 “麻雀”的县、区、社工作组同志受到了启发，也使大队领导班子经受了一场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他们在社员会上沉痛地检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走集体化的道路，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去战胜资本主义，引导群众依靠集体的力量奔社会主义阳光道，而我们却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对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熟视无睹，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助长资本主义倾向，还将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是多么危险啊！
    刘广这只 “麻雀”的病症端在了县委会上，下乡调查的其他常委也都有同样的感受，摆出了许多资本主义小车拥挤，堵塞社会主义大道畅通的现象：有的地方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的歪风邪气上升；有的地方不按国家计划办事，而搞作物自由种植，产品自由出售；有的地方不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大批人力、物力放出去 “抓钱”。还有一些盘算着个人发家致富的富裕农民公开散布：“男人出外挣钱，女人在家种田”，“集体干活养精神，自留地里下功夫”。有些干部打着“为集体”的旗号，名为集体打算，实为自己捞油水。这一系列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县委领导坐在一起，认真看书学习，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受到了启示，提高了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农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国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建立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是，代表私有制的思想残余并没有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并没有彻底铲除，农村中的一部分富裕农民，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正如列宁指出：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我们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如果让它自由泛滥，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坚决打击一小撮反对社会主义，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阶级敌人外，更重要的问题是，不断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经常“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建立一支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队伍，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是县委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措施。
    怎么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呢？刘广大队为全县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为了刹住资本主义妖风，开始时，刘广大队把外出搞副业的人每月向队里提交的副业款，由四十五元提高到五十元，又由五十元提高到六十元、七十元，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社员外流的问题。可是，事与愿违，出外搞副业单干的劳力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从一百二十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他们感到这个办法不行，又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让所有出外搞副业的人在规定时间内一律回大队，可是，人虽回到了队里，思想并没有从资本主义的道上回来。五队撂挑子不当队长出外抓钱的那个社员，回到队里没过三天，就买了一口猪，杀了卖肉。群众说，以往出外搞副业单干，还靠劳力挣钱，现在是用钱挣钱，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了。
    刘广大队党支部对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认真进行了分析，同时回顾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使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要制止资本主义倾向，要把千百年来形成的富裕农民的私有观念和固有习惯改造过来，不是靠开一两次会，或者单纯采取行政措施所能解决的，还要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采取的主要方法是：
    一、算帐对比，教育农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教育那个一年四季为个人发家致富而奔忙的富裕中农的过程中，大队党支部首先引导他回忆他所走过的路子。贫下中农帮助他算帐对比，解放后单干那几年，每年打的粮食每人平均才三百来斤，而近几年，每人每年要分的口粮就是四百多斤，并使他认识弃农经商，投机倒把的危害，发展下去，就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农村就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旧社会人剥削人的状况就会重新出现。终于使他提高了认识，表示要坚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绝不走少数人发家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的回头路。在教育五队撂挑子不干的那个队长时，引导大家摆事论理，分清是非。就拿第五生产队来说，春种后，男劳力纷纷出外，地里草没人锄、苗没人管。秋收分配时就回来了，有的人只要口粮，不交副业款，装着票票当欠款户，严重地影响了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的其他八个生产队都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唯有五队比计划产量减产三万八千多斤，拉了全大队学大寨的后腿。这样，使那个撂挑子的队长很快认识了错误，在社员会上作了沉痛地检讨。在以后的生产中他带头苦干，又被群众选为副队长。
    二、忆苦思甜，教育农民加深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伟大真理的认识。第一生产队有个贫农社员在劳力大批外流时，也积极地跑到外头搞副业单干。党支部为了教育他，在党员路线教育学习班上启发他忆苦思甜。老贫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旧社会，你家四口人，无房无地，挤在人家的一间磨房里。为了糊口度日，你四岁的妹妹卖了十五块钱，后来，仍然没法生活，你的母亲也给人家顶了债，是我们全村子贫苦弟兄挡住了‘人贩子’，你母亲才没有被买走。.毛主席教我们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你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心想着出外抓钱是走的什么路？你可不能忘了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啊！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万万走不得啊！”这些话，句句似重锤，敲中了他的心头，他思前想后，深深感到自己走错了路，决心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以后，又有人叫他出外搞副业单干，他说：“为个人打算的副业单干，是资本主义的害人坑，就是个金洞子我也不去挖了。”他积极参加集体生产，一心为公，不久就被群众选为一队的副队长。
    三、干部以身作则，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打铁先得本身硬，当干部的要以身作则，按党的原则办事，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然还怎样去教育社员。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总想在干部身上打开缺口，让干部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开放“绿灯”，发放“通行证”。农村中一些资本主义歪风刹不住，往往是干部不过硬，或者是带了不好的头。刘广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在教育社员群众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批判资本主义歪门邪道的同时，十分注意防微杜渐，努力克服干部身上小生产的思想影响，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一次，一个领着社员出外搞副业的负责人，回到队里，拿着五十二元钱，硬往党支部副书记手里塞。这位副书记问：“哪来的钱？“那个人说：“你先花吧。”副书记说：“来路不正当的钱，我连一分也不能花."那个人说：“出外的社员都挣了几个，你们干部在家也很辛苦，这是工程上节余的钱，放心花吧."说着，把钱放下就走了。副书记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糖弹面前，心明眼亮，立场坚定，立即把钱交给大队文书收了帐，并把这个问题摆在干部会上，让大家分析讨论。通过讨论，教育了干部，另一个在糖弹面前动摇不定的干部，也坚定了立场，表示要和这种打着为集体的旗号，而牟取个人私利的行为作斗争。
    四、在坚持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努力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逐步创造克服小生产者私有观念的物质条件，使广大社员群众真正认识到，集体经济是靠山。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刘广大队以大寨自力更生、苦干大干的精神，打成并配套大口机井十二眼，修建小水塘一个，保证了灌溉。同时建成标准条田一千二百亩，购置提灌和加工机械二十台（件），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粮食亩产一九七二年上《纲要》，一九七三年过“黄河”，一九七四年上升到六百八十斤，总产达到二百一十六万斤，单产、总产和对国家的贡献，都比一九六九年提高了两倍多，由一个 “三靠”出了名的老穷队，变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刘广大队的巨大变化，使武威县委领导成员进一步认识到：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想带领全县干部和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间断地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要把大寨和昔阳的经验在全县迅速推开，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让农民懂得小生产者和旧的传统观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而起来自觉地与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二、广大贫下中农是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只要县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就会逐步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固有特点，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继续前进。这几年来，武威县委坚持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使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迅速成长起来，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艰巨的历史任务
    武威县委从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总是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搞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除了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外，还必须象大寨那样，坚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引导农民同小生产的私有观念和一切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北安大队共有耕地三千一百多亩，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春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就是不打粮”的盐碱地。多少年来，“盐碱地不打粮”的结论，象一副沉重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再相信这个“结论”，提出要走铺沙压碱夺高产的路子。阶级敌人又散布说：“凡事由天定，半点不由人。”妄图焕散社员群众的革命斗志。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斗阶级敌人，同时开展了是“听天由命，做大自然的奴隶，还是人定胜天，做大自然的主人”的专题辩论。广大社员通过批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一步树立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明确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决心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把盐碱滩改造成高产稳产田。盐碱最严重的第六生产队一马当先，打响了改造盐碱地的第一炮。他们铺沙压碱，移土垫地，深翻改土，把亩产二百来斤的盐碱地建成了亩产过“黄河”的好条田。第六生产队的实践，使人们坚定了改造全大队三千一百多亩地的信心，他们一年接一年地向盐碱地开战，终于将百分之九十的盐碱地改成了春天绿汪汪，夏天金灿灿，冬天平展展的高产稳产田。
    有一个时期，北安大队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个别社员的私有心理，拚命鼓吹“空怀出门、满怀进门”等反动谬论，煽动青年人出外搞单干。这个苗头一出现，驻北安大队工作组和党支部，立即开展正面教育，在全队干部和社员中开展路线教育。社员们奋起批判“金钱万能”的剥削阶级生意经，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没落的世界观。并且进行忆苦思甜和新旧社会的对比教育，进行关于执行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对比教育。有个青年跑到外面不但没捞上一分钱，还把家里的一百多块存款花完了，他的父亲为了教育儿子，特意开了个家庭忆苦会，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旧社会，咱家穷得房无半间，地无一寸，我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吃的猪狗食，穿的破烂衣，受尽了折磨，如今，住的新房子，铺的大白毡，出门骑车子，仓里有余粮，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路，可不能忘本走资本主义的道啊一席话说得儿子口服心服。以后，这个青年人积极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还帮助别的社员安心在队里劳动。
    以往，在孔孟之道的毒害下，北安大队有的人认为“再能干的妇女也顶不上半个男子汉".因而，处处轻视妇女，大队组织平田整地专业队时，总是不让妇女参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社员们以毛主席关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教导为武器，向“男尊女卑”的陈规陋习猛烈开炮。他们以本大队妇女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种田中发挥显著作用的大量事实，说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伟大真理。进一步落实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提高了广大妇女的路线斗争觉悟，调动了她们参加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妇女们纷纷跳出家务圈子，顶烈日，冒严寒，争挑重担，抢干重活，成为改天换地，加快学大寨步伐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九七四年，组织平田整地专业队时，有五十多个女青年要报名参加，仍有个别守旧派信不过，在人背后嘀咕道：“平地是个大力气活，干不上半个月，终得退下阵来结果怎样呢？专业队的男社员干了八十天，她们也干了八十天，一个人也没更换，由于女社员的参加，平田整地专业队的总人数，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一倍，深翻的土地也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
    北安大队的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编写和宣讲《厉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话》，戮穿了“英雄创造历史”的骗人鬼话，懂得了奴隶们创造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伟大真理，同时，结合总结北安大队文化大革命前后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使干部认识了群众的力量，也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生产斗争中，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冲破了几千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不怕鬼，不信邪，困难面前不弯腰，灾害来了顶得住。一九七四年，在严重的旱、虫、涝灾一齐扑来的时候，群众并没有向老天低头，也没有被自然灾害所吓倒，而是开展了战天斗地战胜洪涝的斗争。
    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刻，他们大搞打井抗旱，工地上红旗飘飘，热气腾腾，拉绳的，抬砂的，下井的，制圈的，不分白天黑夜，顽强奋斗，新打机井五眼，保证了灌溉。盛夏，又发生了罕见的虫灾，灰叶蛾遍布田间，茁壮嫩绿的庄稼枝叶，有的被一条条虫子吃得只剩下光秆秆。全大队男女老少一齐上阵，人捉药杀，大打消灭虫害的人民战争，连续奋战了一个星期，终于歼灭了害虫，保住了田禾的正常生长。初秋，全大队五百多亩已割倒的麦田，被洪水突然淹没了，麦捆子埋在泥水里，眼看着粮食受到损失怎么办？广大干部和群众挖沟排洪，抢捞麦捆，苦战了三天三夜，战胜了洪水，保住了村庄，捞出了全部麦捆，保证了粮食增产。这一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三年净增一百一十四斤，达到七百三十八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
    县委及时总结推广了北安大队的经验。北安大队狠抓学习理论和革命大批判，狠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很快传遍全县各地，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政治夜校、图书室、业余文艺宣传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同雨后春笋，遍地涌现，茁壮成长。
    新型的农民队伍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深入，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在斗争中成长，武威县的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和平公社韩寨大队就是一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好典型。这个大队的自然条件较差。全队二千一百多亩土地，被三条满眼石头的烂河滩分隔成三千二百多块窝窝田。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这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推不开，自然条件得不到改造，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亩产一直在二百斤上下打转转，每年都是“吃粮靠国家，资金靠贷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的党支部总结了以往的沉痛教训，认真学习大寨大队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经验，坚持不懈地举办政治夜校，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调动了广大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广大社员群众，以高昂地战斗姿态修渠平地，努力改变生产基本条件，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
    一九七零年，亩产上《纲要》，首次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结束了吃回销粮的历史。一九七二年跨“黄河”，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七百零六斤，亩产和总产都比一九六九年翻了一番，对国家的贡献比一九六九年增长了二点七倍。短短几年功夫，一个贫穷落后的旧韩寨，变成了到处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新韩寨，变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韩寨大队近几年的发展变化虽快，但是，大队党支部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干部和社员，坚持破旧立新，不断前进。
    韩寨大队党支部在教育农民继续革命，不断前进中，认真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导，帮助大家破除小生产者的旧习惯，旧观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教育党员克服“半截子革命”思想，时刻记住自己是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要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第四生产队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产量一直居全大队第一名，是韩寨大队的先进队，曾多次出席过公社、区、县的先进单位代表会。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改善，这个生产队的队长觉着“革命到头”了，该歇一口气了。在他的影响下，一些社员们也产生了“安营扎寨”的思想，认为集体富了，个人家底也厚了，应当经营经营个人的“小家庭”了。一时间有的出外抓现钱，有的盘算着打新庄子盖新房，而把集体生产丢在一边。思想上一松劲，生产就栽跟头。一九七三年的产量，由原先的排头掉到了排尾。党支部抓住这件事，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大队社员开展辩论：“多年的排头为啥变成了排尾？”“是革命到头了，还是刚刚开始？”在学习和辩论中，使社员们逐步超出小生产的狭隘眼界，继续革命的觉悟迅速提高，大家说：我们的心目中不能只有自己一家一户的米箱面柜，而要时刻想着社会主义革命。那个生产队长也在社员会上说：“我在组织上入党已经好几年了，但在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还没有跳出小生产者的小圈子，在胜利面前不想再继续革命，这同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精神毫无共同之处，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是不相容的。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在半路上停下来。”从此，大家一心奔社会主义，搞集体生产，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由上一年的五百四十斤猛增到七百二十五斤，又由全大队的排尾一跃而成为排头。
    韩寨大队党支部，由于十分重视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农民的头脑，狠抓人的思想建设，使“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天地土崩瓦解了。”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扫除一新，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天天发扬光大，干部和社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革命种田，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崇高思想大大发扬。这里有一个关于下中农社员韩福自觉克服私有观念，争做共产主义新人的故事。
    韩福是队里的积肥专业队员，前几年，他为了多挣工分，把河泥掺到大粪里边，一年下来，一个人挣了八百多个劳动日，社员们有些信不过，就注意观察他拾粪特多的“诀窍“。不久，“人造大粪”的“诀窍”就被发现了，几个俏皮的青年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老资产”。这个外号一流传，韩福见了人脸红脖子粗，怪不好意思，到家里，儿子老伴埋怨他私心太重，不该欺骗集体。到了队里，社员们劝他来一次自我革命，把资产阶级的“私”字扫地出门，让无产阶级的“公”字安家落户。大队党支部也帮助他忆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苦，想解放后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好日子的甜，忆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资本主义泛滥的苦，思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集体生产大发展的甜，使他从心坎里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他说：“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家经常吃苦苦菜，喝的清米汤，有时，三四天揭不开锅，解放了，有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了咱贫下中农的幸福，我家才有吃有穿，有余有剩，还有了崭崭新的自行车，我却忘了本，干了损公肥私的事，实在不应该，今后，大伙看我的行动吧。”
    从此，他不仅脚踏实地的为多打粮食积肥，还主动参加了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登台说快板，批判资本主义，歌颂社会主义。一次，他在拾粪中拾到了一个钱包，里面装着二十七元钱，还有一些票证，立即送到派出所，很快转到了失主手里。
    韩寨大队贫下中农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给国家多作贡献，舒舒服服不行，慢慢腾腾也办不到，只有“只争朝夕”干革命，只有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拚命精神大干苦干。几年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劳动，拚命大干的一代新人茁壮成长。提起这种新人的杰出代表，韩寨大队的社员和干部，永远忘不了共青团员、第三生产队青年突击队长赵寿山同志。在大队党支部的帮助教育下，赵寿山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政治夜校和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他向大队党支部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问他：”
    “你入党为了什么？赵寿山一字一句地说：“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递上入党申请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行动实践自己的誓言。他曾两次拾到别人的钱包，都及时送交失主。一次，失主看看已经丢失的钱包里的一百多元钱和几十斤粮票，原封未动地回到自己手中，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事后，他买了好酒好烟，要酬谢拾金不昧的赵寿山。赵寿山却说：“这是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做的，谢什么。”硬是婉言谢绝了。夜里突击干活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为了农业的大上快上，在打井战斗中，他领着青年突击队员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拚上命的大干。一次他正在井下挖砂子，半个身子突然瘫痪不能动了，据检查是风湿性心脏病，可是他毫不在心，能动了就又回到井上参加战斗。他带病坚持劳动，一天也没耽误打井。一天，他正在井下汗流满面地往筐里铲砂子，鼻子里猛然淌起血来，嘴里也大口大口往外吐血。社员们把他吊出井口，用架子车送回家中。家里的人用车子拉着他看了一个时期的病，当病情稍稍好了一点，刚刚能走路时，说啥也不要家里人拉他看病了，他说：就感到难过，
    “我不能为抗旱夺粮出力，你们拉我不是更少一个劳力吗？”不久，就在他一个人挣扎着去看病的路上去世了。他去世的前三天，还挣扎着到饲养院，为队里剥麻，为运肥的大车铲粪。
    赵寿山同志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英雄事迹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学习赵寿山的好人好事处处出现，比如，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队长头天晚上计划好第二天干的活，可是等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土拉完了，粪送光了，活都干完了。队长不用打听就知道是铁姑娘队、青年突击队干的。一次浇冬水时，三十多个男女青年都要求去浇林场的地，因为林场的地是在卵石滩上担的客土新造的，渠道、土埂也是新打的，容易漏水跑水，很不好浇，大队党支部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浇水的那天正刮着西北风，天气很冷，水面上漂着一层冰渣子，青年们唱着“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心里热乎乎的，浇了一块又一块，突然，有一段渠沿被水淹塌了，青年们二话不说，纷纷跳进水中堵口子，等收拾好渠沿，大家的身上都冻起了鸡皮疙瘩，有的人身上还被冰渣子划破了。
    心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永远冲锋向前，这是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韩寨大队贫下中农逐步培养起来的战斗风格。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是第二生产队的“四大娘”。四大娘的领头人叫邓秀英，是这个队的妇女队长。她的年纪已经五十三岁，头发也花白了，可是她人老心红，斗志高昂，干起活来不示弱。平日里，男社员挑担她挑担，男社员翻地她翻地。一九七四年秋天，大队组织平田整地突击队时，邓秀英又串连了三个平均年龄四十八岁的老大娘，报名参加突击队。在场的几个青年人感到有些意外，说： “快算了吧，平了四五年地，没见过老大娘参加突击队，我们的手里稍微快一点，就把你们干的那一点代替了。”邓秀英说：“你们多干是你们的觉悟，我们参加是我们的志气，你们干劲再大，也代替不了我们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心意。再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挖一锨少一锨，拉一车少一车又有人说：
    “平田整地不比平常干活，起高垫低，挖土拉车，是一场硬仗，你们这把老骨头能顶得住吗？”邓秀英她们齐声说：“顶住顶不住咱试试看，豁出中午不歇，也要赶上你们青年。”邓秀英特意叫儿子买了一把大茶壶，每天早五更提上一壶茶，背上几个馒头，拉着车子下地，干到中午，别人回家吃饭，她们四个拾些柴禾，把茶热一下，吃些馒头接着干。小伙子一天拉运土二十方，她们一点也不差。得到了全队社员的热烈赞扬。工地宣传组特意为她们写了一首诗：“雄鸡叫，星满天，四个大娘走出庄，歌声笑语洒一路，‘咱要顶起半边天’；人老心红干劲大，继续革命的好榜样，人人夸奖‘活愚公’，四大娘越干越欢畅。”这首诗说出了全体突击队员的心里话，表达了社员们对四大娘的衷心赞扬。但是，也有个别思想守旧的人在背后风风雨雨地说：“邓秀英是个挣死鬼，儿子姑娘一大堆，何必拚死拚活不失闲”。风声传到儿子的耳朵里，儿子也怕把母亲的身体累坏，劝母亲歇几天。邓秀英对儿子说：“孩子，毛主席领导咱贫下中农翻了身，吃得饱，穿得暖，日子越过越香甜，咱可不能忘了台湾还没解放，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更不能只顾个人图清闲，享老福。要活到老，干到老，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贡献。“说得儿子连连点头。邓秀英她们四个老大娘，和突击队的全体队员一起，整整大干了两个月，平出了高标准条田六百一十亩。
    在韩寨大队，象邓秀英她们一样老当益壮的社员，还有许多。第三生产队的贫农社员吴百申，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老伴没生过孩子，以前总觉得是块心病，后来，他在党支部帮助下，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渐渐懂得了人生的目的不是生个一男半女传宗接代，而是为革命做点有益的事情。他主动要求当了队里的饲养员，腾出壮劳力干别的，他的老伴也成了队里的养猪饲养员，老俩口日夜为队里的牲畜操心。有人问他们：“你们这么老了，不当五保户，图个啥里？”他们响亮地回答：“不图名，不图利，图的是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图的是早一天进入共产主义。“
    以大寨精神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翻开武威县农业学大寨的历史，前几年慢慢腾腾，近几年快步向前，这是什么原因？中共武威县委的同志们这样说：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靠天靠地靠国家，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现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的步伐，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越走路子越宽，越走步子越大。五年来，武威县委体会到：
    抓主攻方向
    要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的步伐，就要象大寨那样，用社会主义革命，去推动改造自然的革命。大寨的山变了，地变了，产量变了，这一切变化是怎么来的，就是抓了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推动了生产，改造了山岭河川。五年来，中共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生产斗争中，学习了大寨精神，抓革命，推动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变，并按照实际情况，抓住主攻方向，制定了改土治水的规划。
    干旱，是阻碍武威县农业发展步伐的一个大敌，多年来，人们吃尽了干旱苦头，盼着早日解决水的问题，因此，县委把抓水做为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主攻方向，发出了打井抗旱的号令。这个号令靠什么去实现，当然要靠大寨精神去大干。但是又是靠什么才能促进人们大干呢？武威县委从实践中认识到，纲举才能目张，大干要靠党的基本路线，学大寨决不仅是一场改造自然的生产仗，更重要的是要打一场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政治仗。
    一九七二年，县委打井的号令一提出，有人就说：“前八年总共才打了四百三十眼井，今年一年要打一百五十眼，这不是蛮干吗？”
    阶级敌人也造谣说：“一眼井得几个月时间，花万把块钱，劳民伤财，得不偿失！”那些资本主义迷了心窍的人，也劝队干部“少找麻烦，把劲用到搞现成饭上”，有的生产队甚至退回了国家支援的打井材料。
    在这个节骨眼上，县委为了用事实教育干部和群众，打击阶级敌人，及时总结了金沙公社的经验。
    金沙公社地处西营河下游，大旱不断头，小旱年年有，连续吃了十几年回销粮。一九七零年，公社新党委成立后，提出打井抗旱，改变穷白面貌的设想。可是，有的人被懒汉懦夫世界观束缚，认为金沙公社的干旱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说啥也难变，眼望祁连山，盼等河水来的旧思想仍然很严重。公社党委书记党延生同志说： “坐等自然恩赐，与上游争水，永远也改变不了面貌，文化大革命前，我当水利干部近十年，只知道领着社员向上游争水，结果丢失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丢掉了大上快变的时间，想起来叫人痛心。主动向大自然进攻，向地下要水，才是我们金沙人民唯一的出路他亲自深入中沟大队抓典型。这个大队的三个生产队联合起来打井。动工不久，阶级敌人从阴沟里吹出了冷风：“要能在戈壁滩上打出水浇地，除非是驴的头上长出角来。“
    这股冷风吹得第一生产队的队长失去了主心骨，刚刚打了十米，不见水，他就丧失了信心，领着社员退出，不打了。党延生和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领着社员们在井台上学习《愚公移山开展辩论：“是继续打下去，还是散摊子？是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战胜困难，还是在困难面前当逃兵？是当愚公，还是当智叟。大家越学心里越亮堂，越辩心里越明确，他们说：“只要有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别说十米、二十米，就是凿穿地球也要把水打出来！我们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决不能半途而废。”党支部带领社员们从腊月干到正月，连大年初一，也吃在井台，干在井台。打到二十五米深时就见了水，一队队长又主动跑到井台检查错误，批判见困难就退缩的思想，领着社员重新投入战斗，一眼三十四米深的机井终于打成了。党延生领着公社全体干部到这个机井上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下井，学习贫下中农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尔后又在全公社推广了中沟的经验，迅速掀起了打井高潮，一年内打成机井十眼，土井六十多眼。不仅战胜了干旱威胁，也战胜了“金沙干旱难变”的错误论调。这一年全县受旱减产，他们却第一次跨上了《纲要》。
    到金沙公社取经的干部和社员，从金沙打井抗旱的斗争中，认清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改造自然中的无比威力，决心抓路线、抓革命、改造山河。从这以后，全县上下，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推广金沙公社学习大寨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的经验，狠抓阶级斗争，使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使各种错误思想，资本主义歪门邪道受到了猛烈地冲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有了很大改变。
    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县委打井抗旱的号令，变成了全县人民的大干行动。烈日炎炎的盛夏，全县各地红旗招展，井架林立，工地上人声鼎沸，气壮山河；北风呼啸的严冬，人们燃起堆堆篝火，烤消三尺冻土，日夜轮番突击；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十来岁的“红领巾”，人人为打井抗旱贡献自己的力量。许多贫下中农为了早日打成机井，为了在冬季预制高质量的钢筋混凝土井圈，主动腾出自己家里的花被子、大白毡，搭在打井工棚上遮风挡雪。许多社队的群众，为了早日改变穷白面貌，春节不休息，坚持战斗在井场。永昌公社张义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员们，在打井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井架上贴了这么一幅大红对联：“路线正确方向明，打井抗旱夺丰收”，横披是“为革命打井”。这幅对联，说出了全县人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决心改变干旱面貌的坚强信念。南安公社前进大队第一生产队，也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地方，全队只有一百来口人，原认为队小人少家底薄，没有办法打机井，他们学习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硬骨头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队小志气高，人少创大业，在绝大部分劳力出外修建水库的情况下，全队仅有六个男劳力向干旱宣战了。他们两人在井下面挖，两人在井口推绞盘，其余两人抬砂石，六颗红心志坚如钢，六双铁手苦干硬干，战胜重重困难，挖开了井，抽出了水，战胜了干旱。
    武威县人民就是靠大寨的革命精神，在短短的四年内，打成机井一千九百九十多眼，相当于一九七零年前打井总数的八倍，井灌面积由五万多亩发展到三十五万亩。
    武威县委在大抓水利建设，改变干旱面貌的同时，也把农田基本建设当成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去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也在年年喊平田整地，其实是只在那里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小田并大田，直田改横田，甚至有的还搞“应付田”。这就是群众批评为“老埂子上戴帽子，应付上级报数字，凑凑合合过日子。”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武威县学习大寨的经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啥大寨年年都在大干，年年都在大变，而武威多少年过去了，还是“唐朝的渠道宋朝的田，磨磨蹭蹭不向前？”
    为什么大寨人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而武威县干了多少年，还是“一碗豆腐，豆腐一碗”，没有进展？查来查去，就是因为大寨人有雄心壮志，站的高，看的远，把农田基本建设当成了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而武威县只瞅见了鼻子底下一点点，没有把农田基本建设当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抓，缺乏雄心壮志，缺乏远大目标。这样一比一学，武威县委领导成员顿开茅塞，大搞开了农田基本建设，象大寨那样，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速度一年比一年快。一九七三年，跳出了小打小闹的圈子，一年建成条田十九万亩，特别是一九七四年以来，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广泛展开，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使武威县又出现了一个比前三年规模更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入秋以后，丰收的粮食刚刚到手，武威县的山野河川就沸腾起来了，到处摆开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战场，到处是改土修田的大军。全县五十四个公社，四百四十个大队，社社有规划，队队有工程。那些先进的社队继续在大干，后进的奋起直追也在大干；条件好的地方继续在大干，条件不好的创造条件也在大干。有的地方前几个月还是乱石遍地，后几个月就变得条田整齐，渠道纵横，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有些社队一年搞的农田基本建设，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总数。不过一百多天时间，全县就修出条田二十四万多亩，等于解放二十四年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这样大干大闹农田基本建设的阵势，是以往任何一年也没有见过的。
    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使人们开始摆脱了小生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崭新的精神状态，以人定胜天的革命英雄气概，投入到农田基本建设中来。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干的工程，现在很快拿下来了；过去只有少数人在家门口修修补补，现在声势浩大的改土治水队伍向上千亩、上万亩的土地宣战。
    古城公社中河大队，有条两千八百多米长，二十多米宽，四米多深的路槽，把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大的一亩多，小的转不过牛身子。据老年人说，早几辈子，这里就是这个样子，没变过。前几年，群众就批评说：“咱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可种的还是小农经济的地，该向前跨几步啦。“
    但是，每年规划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中河大队的干部都要到沟边站站，荒滩上看看，可是点点人数，算算土方，心就凉了，这么大的工程那年那月才能搞成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干部、群众大批“天命论”等孔孟之道，又重新学习了大寨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到：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坚决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还是只在旧有的土地上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这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搞不搞社会主义农业的大问题。如果沿着千百年来的老路走下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大发展。他们深有感触地说：“要革这两条大沟的命，首先要革自己头脑里右倾保守思想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命，要不然，手脚给捆得死死的，怎么大干得起来？一九七四年秋天，这个大队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治沟大军，集中力量打歼灭仗。思想端正了，群众的干劲估不透，每人每天完成的土方量，由四方增加到十方，又由十方增加到十四方。正是由于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只用了两个多月，就把二百四十多米长的一段路槽两边的悬崖陡坡削平，把土垫到路槽里，平出了九十五亩好条田，山洪按照人的意志改道了，面貌变了。广场公社横沟大队七十多岁的老奶奶齐桂香，身体有病几天没出门，等病好了到村头一瞧，原来的深沟乱崖不见了，跟前是一大片平展展的条田。她激动地说：“这样的大干，没听过也没见过，这一回呀，大变样的日子算是盼来了。”正如一个普通社员齐桂香盼望的那样，武威县的农田基本建设在一年一个样地大变着。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新建条田五十六万多亩，比一九七零年前条田总数增加了三倍多。
    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要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步伐，就要象大寨那样，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去改天换地。过去武威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况，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些领导，只看到了改造山河的困难，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巨大，没有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投入到生产建设上来。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束缚群众手脚的“群众落后论”，
    “天才论”批了个人仰马翻，臭不可闻，焕发出了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往认为短时间内无法办到的事情，很快办成了。充分显示出了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威力，教育各级干部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也使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路线对了头，群众力量估不透。杂木二干渠的修建过程，就是武威县委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多快好省地大办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例证。这个渠是杂木河灌区新改建的一条卵石浆砌的高标准干渠，全长十三公里，灌溉着三个公社的六万多亩土地。开始，县水利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多年的老经验，搞了一个三年建成的施工计划，可是群众听了坚决不答应，纷纷质问：“学大寨，赶昔阳，就要加快步伐大干快上，一条渠道就化三年时间，啥时候才能发挥效益？武威县的面貌那年那月才能改变？他们打破技术人员的设想，大胆而又响亮地提出：“秋开工，春完工，夏灌水。”
    在这里负责修建工程的一位县委领导同志，被群众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所感动，他满怀信心地把群众的要求带到了县委，得到了县委的大力支持。县委指示工程处的全体工作人员，要一头扎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质量，高速度的去完成这项工程。县委的指示给广大群众鼓了气，添了劲。一九七三年八月，修建杂木二干的战斗打响了。
    但也有人摇着头说：“一年之内完工，完全不可能。”还有一些人嘴里不说，心里嘀咕，过去象这样的工程，哪一次不是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放线领工，雇请许多的技工施工，现在，不仅技术人员缺，就连有技术的工人也没几个，时间这么紧，要求这样高，能行吗？
    三个公社的三千多名修渠民工，冲破一切阻力，背着铺盖口粮，浩浩荡荡奔赴工地，以实际行动回答了摇头派和怀疑派提出的问题。他们夜以继日地大干苦干，工程进度不断加快。但是，任何工程的修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工程只完成了四公里半的时候，大地就封冻了，严寒的冬季就来临了。在这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冬季怎么灌浆呢？在这新的困难面前，各个社队的民工分头开“诸葛亮会”，提出了打破常规，冬季完成开挖支渠，砌石面和渠系建筑物的任务，开春灌浆，保证在夏灌前全线完工的施工计划，破除了冬季不能施工的老黄历。工地上红旗飘飘，热火朝天，民工们在没有完成的八公里长的干渠上，在十条支渠的工地上，摆开了战场，挥钢钎、舞镢头，战三九，斗严寒。有的风餐露宿在分水闸旁，有的在乱石河滩支起帐篷，垒起锅灶，就地吃住，就地施工。在大地冻得钢钎撬不动，镢头刨不动的情况下，他们点燃一堆堆柴火，烤消一层挖一层，就这样，硬是凭着火热的红心，在零下二十多度严寒中大干了一冬，完成了全部土石方的开挖任务。
    一九七四年的春天，工程全面铺开后，一个新的矛盾又产生了，需要大量的浆砌技术工，而当时工地上每个公社只有两三个老技工，大多数民工都是第一次参加修渠的青年小伙子，和年轻的姑娘、媳妇。这些人虽然热情高，干劲大，但还缺少实践经验。
    修建卵石浆砌渠道这活看来很简单，其实要求很严格，石头大小要均匀，砌上的石头要纵横成行，渠底的石头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渠壁要保持一定角度的斜面，这样才能减少水的冲刷，如果，砌的石头高低不平，在急流的冲刷下，只要有一个石头当了“逃兵”，就会把周围的石头全带走，把整段的渠道破坏，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
    面对这个直接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的问题，民工们信心百倍地说：“什么技术都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要在干中学，学中干。“可也有人说：“一级算，二级看，三级技工灰盘上站，学一名技工少说也得二、三年，就是培养出来，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个工地变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民工们把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天才论”、“上智下愚”等谬论抓住狠狠地批，把“技术人员放个线，施工干部转着看，民工出力干”的修正主义办水利路线抓住狠狠地斗。七斗八斗，斗出了一个新局面。
    大河公社西寨大队的女民兵王惠琴、李香兰等三个姑娘，跑到工程指挥部自动报名要求学习浆砌石技术，担任技工，抢时间完成干渠衬砌任务。他们请了一名技工师傅，三个年轻人从配灰、放线、砌石等活，一样一样地从头学起，不到半天的功夫，三个人就掌握了这几样活路的基本要领。她们回去后又发动了十六名女青年到工地上来，一边干，一边练，两三天的时间都学会了这门技术。开头的几天虽说慢一点，但她们干的活和男技工不差上下，并且一天一个样，日日在提高。工地上出现女技术工的消息，随着春风吹遍了整个工地，吹散了人们头脑中的唯心史观。县委负责同志深深感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如果不紧紧地依靠群众，就会使自己变成离开大海的一滴水，很快地干枯。他们积极地支持几个新涌现出来的女闯将，并在这段工地上及时召开了现场会，表扬这几个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号召大家学习她们勇挑革命重担敢闯敢干的精神。
    这次现场会后，许多民工都积极报名学技工，几天时间，工地上的技工由十多名发展到了四百多名。这一下，技工缺乏的难题，靠群众自己起来革命的精神解决了。昔日粗手大脚的庄稼汉，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了施工技术，变成了熟练的浆砌工。过去靠少数几个技工浆砌，一尺一寸往前挪，现在四百多土生土长的技工，全线铺开，分段作业，同时并进，工程进度发展很快，只用了十六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八公里长的干渠浆砌任务。原计划五月一日通水，在民工的英勇奋战下，四月二十五日就胜利地通水了。整个工程，从开工到建成通水只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当欢腾奔流的渠水流进盼水的麦田时，中共武威县委的领导们又一次来到了工地，这一场水利工程的战斗，又使他们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伟大真理的认识。
    群众运动，威力无穷。依靠群众，斗天天低头，斗水水按人们的意志流；不相信群众，不搞群众运动，就会一事无成。这些年来，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生产建设中，由于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就使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后建成山谷水库两座，库容两千六百多万立方米，新修和改建干支斗渠五百五十多条，长达一千三百三十多公里。新建农用输电线路六百三十公里，使近百分之五十的大队通了电，改善有效灌溉面积达五十多万亩。这些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结出的硕果。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要以大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农业步伐，就必须要以大寨为榜样，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路。提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来，要首先讲一讲广泛被人们传颂的老庄大队五迁办公室的故事，因为它代表了武威县以大寨为榜样，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的坚强意志。
    老庄大队现在办公室的房子，还是一九五七年成立高级社时盖的。窗子上至今仍然糊着几块旧报纸，唯一的变化是侧面墙上增加了一块泥抹成的黑板，黑板上端端正正写着“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八个大字。办公室里为啥泥块黑板呢？
    以往，老庄大队没有小学，孩子们都到外队去上学。一九六九年五月，在普及小学教育时，大队党支部决定在本大队办所学校，就借了社员的两间房子作为大队的临时办公室，把大队办公室用的房子里的隔墙推倒，里面的侧墙上泥抹了黑板，办起了学校。
    一年后，大队准备打机井，购来的水泥等材料没处放，干部们瞅来瞅去，又看上了大队临时办公室，因为这里地势干燥，房子也比较坚固，保管材料最合适。大队办公室又往那里搬呢？有的干部说：“干脆盖几间办公室，也是我们当干部的一点成绩”。“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冯观有听了耐心解释说：盖的再阔气，也算不了什么成绩，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才算真正的成绩。”建议把大队办公室搬进二队曾经做过油坊的两间空房子里去。有人说：“那个地方一没窗子，二没门，黑咕隆咚能办个啥公？”冯观有说：“怎么不行？我们有个地方学习、开会就行了，实际上最亮堂的办公室是在田地里。”大队干部亲自动手，给那两间房子按了个门，做起了牛肋巴窗子，又在里面盘了个土炕，大队办公室又算建起来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大队党支部考虑到二队要办村学和政治夜校，又主动提出再次移办公室。当时，又有的人说：“一千多口人的一个大队，三间房子也盖不起吗？各队凑些材料，抽几个劳力，修上几间怕啥冯观有没有同意，他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眼前最要紧的是打井抗旱夺丰收。”于是，大队革委会的牌子又挂在了大口井旁的一间用树枝柴草搭成的，存放着打井用具的草棚子门口了。这一年是个大旱年，可是由于老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一起，吃在井场，睡在井边，坚持打井抗旱，粮食平均亩产比一九七年还增长了百分之六，第一次跨上了《纲要》。
    后来，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在机井旁盖了六间简易的草棚房子，按说大队占用两间当办公室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是大队干部从生产需要出发，作出了第四次搬迁的决定。当时，又有人议论说：“困死了的兔子也有个窝，咱们一个大队连个固定的办公室也没有，县上来个领导，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象个啥？”
    冯观有还是没有同意，他仍然耐心地解释说：“领导来了要看的是我们学大寨的劲头，我们农业大上快变的面貌，绝不是看我们的办公室漂亮不漂亮。”井口新盖的六间草棚房子，两间存放着油料，两间做了面粉加工坊，两间做了醋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冯思功和老婆孩子商量后，一家人搬到了羊圈旁的一间小房子里住下，腾出了两间正房当了大队的办公室。直到一九七二年夏收后，大队修了一所学校，学生们搬进了新的教室，大队办公室才又在旧房里泥起了隔墙，搬回了原来的地方。几年来，老庄大队的办公室先后搬了五次，而把全大队的人力物力全集中在大办农业上，艰苦奋斗，大干苦干，把两千三百多亩土地全部深翻了两次，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耕地平整成了高标准条田，打了八眼大口机井。生产条件的改变，促进了粮食生产直线上升，一九七四年亩产比一九六八年增长两倍多，向国家交售粮食五十万斤，相当于一九六八年全大队的粮食总产。
    老庄大队艰苦奋斗的事迹，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洗礼的武威县人民，艰苦奋斗学大寨，加速社会主义农业建设这一崭新精神面貌的写照。
    老庄大队五迁办公室的创业精神，在全县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全县人民的心目中生根开花。双城公社徐信大队第八生产队，认真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的方针，集体经济大发展，是个粮多钱多的富队，但是仍然不忘“勤俭办社”的传家宝，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队里用的一个算盘，还是五十年代刚办初级社时买的，框子坏了，用铁丝箍着用，杆杆磨断了，珠子坏了，自己削几个木头的代替，舍不得买新的。队里用的草筐、车笆子，社员自己动手编，就连给队里的牲口钉掌，也怕花钱多，派几个小伙子学来技术，泥起烘炉自己钉，真是一分钱掰成两瓣花。他们就是这么一分一厘的节约，一分一厘的积累，为队里的机械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几年来，他们没有向国家贷款，全靠自己的资金，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柴油机、磨面粉碎机等提灌和加工机械十多台，做到了“三不欠”。清水公社王胜大队，原来等、靠、要思想严重，不愿打井，国家给了三千斤补助粮，五千元投资款，结果粮吃了，钱花了，一眼井也没打成。一遇干旱，就派出“代表”，背上干粮，蹲在县水利局要河水，亩产只有二百来斤。近几年来，没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一斤粮的补助，凭着集体的力量，凭着群众的双手，打成机井十二眼，粮食产量步步高，一九七四年，亩产达到了六百六十多斤。
    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鼓舞下，武威县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大干快变的先进单位，同时，造就了许许多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带头人。古城公社二坝大队上唐生产队的副队长唐子文，就是这许多先进人物中的一个。
    上唐生产队地处祁连山下，一个个陡坝乱崖把全队的三百多亩耕地分割成斜七扭八的四百多块牛蹄窝窝。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一连吃了国家十几年回销粮。过去，有人曾断言：上唐是木板上砸钉子，没法变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大寨人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吹进了上唐贫下中农的心坎里，他们横下一条心，三两年内要让上唐变样，正值隆冬季节，他们向一块叫中段子的地块开战了。地冻得足足有三尺深，刨一镐头只留个白印印，挖一铁锨只掉点土渣渣，工程进度太慢，大伙围在一起开了个“诸葛亮会”，想出了象开小煤窑那样，先掏上几个洞子，把里面没冻的土挖出来，来年开春地解冻了再平高处的好主意。他们抱来麦草，在一人多深的高埂子下，燃起大火，烤消了冻土，挖开了两米多高、三米多宽的三个洞口，兵分三路，向里掘进。洞子越深，里面越黑，他们就在洞壁上铲下一个个土台子，点上墨水瓶做的小油灯，红灯苗闪闪发亮，大家越干越欢，副队长唐子文一直战斗在洞子最深处，他那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指头伸不展了，虎口震裂了，鲜血染红了锨把，贫下中农心痛地说：“老唐，歇一会儿吧。”
    他直起腰，果断地说：“咱上唐的穷面貌十几年没变，就是不知为啥种田，没有出大力干，想起来叫人痛心难过，现在，别说是出大力，流大汗，就是献出这把骨头，也要叫上唐大变快变！”一次，鹅毛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积雪把大地盖的严严实实。第二天早上雪刚停，唐子文拿起扫帚，从村口通往中段子扫开了一条路，扛起铁锨上了地。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呼啦一声拥到了中段子。大家说： “这才象个艰苦奋斗的样子。“
    唐子文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不时发作，疼痛难忍，他咬着牙，挺着腰板子。一天，就在他猛力地往下挖的时候， “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接连又是几口，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栽倒，身旁的社员们连忙把他扶住背回了家。第二日，天刚亮，唐子文挣扎着翻身起来，吃了点药，把一片膏药剪成二、三十个小块，贴住手上还在渗血的裂口，又扛着铁锨来到工地上，看到这种情景，不少社员感动地流下了泪。
    上唐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为了刨掉穷根，为了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都象唐子文一样，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拚上命地打了一场又一场攻坚仗，三年时间，把四百八十多块陡坡地翻了几个过，移动了多少土方，投入了多少劳动力，已经算不清了。平出的五十一块平展展的条田，配上那笔直的水渠，蔽日的林带，织绵一般地放射着“艰苦奋斗”的耀眼光彩；那一年比一年高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多的贡献，显示着大干快变的光辉成果。
    几年来，武威县就是这样，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寨精神，迅速地改变着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全县各社队仅用于打井和配套的自筹资金就占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七十；用大寨精神，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夺得了粮食三年上《纲要》的成果。
    向生产深度进军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武威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经常注意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解决农业生产斗争中的新矛盾。
    攻破秋禾低产关
    一九七二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四百零三斤，第一次跨上了《纲要》。粮食上《纲要》以后，还能不能再前进呢？厉史上农业生产好一年坏一年的情景，会不会再现呢？在这些新的矛盾面前，武威县委对全县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为四百六十三斤，而秋禾作物亩产才只有二百九十九斤，成为农业生产上的“拉腿田”。能不能改变秋禾作物低产的状况，成了粮食亩产能不能大幅度增产的重要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威县委从总结生产经验入手，在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找答案。
    高坝公社红崖大队第十生产队，一九七一年种了一百二十五亩秋禾。这一年因为天气大旱，给作物生长带来了不利因素。在困难面前，他们不低头，不后退，天大旱，人大干，既重视夏粮作物，又重视秋田管理，精耕细作，增施肥料，为夺取粮食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年，全队秋禾平均亩产达到五百零五斤，比夏禾亩产量还高出一百四十八斤。清源区六个公社，从领导到社员，层层重视秋禾作物的播种、管理，积极推广良种，狠抓秋禾作物的施肥、锄草等薄弱环节。一九七二年，全区二万多亩秋禾作物平均亩产四百二十九斤，一跃跨过了《纲要》。
    许多事实充分说明，秋禾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天生的低产作物。”它的低产，是因为人们只重视夏禾作物，对秋禾轻视而造成的。因此，一九七三年春天，在秋禾作物播种前，武威县委向全县发出了“狠抓薄弱环节，努力攻破秋禾低产关”的口号。问题一提出，各种思潮又出来表演了。
    有人说：“秋禾作物产量低，这是武威县农业生产上多年的老问题，个别的高产典型说明不了全局。秋禾要高产，只有慢慢来。”持这种说法的人，他们的论点是：从历史上看“三秋不如一夏”。还有的人说：“过去，全县亩产才二百来斤，现在上了《纲要》，就很不错了，再能高到哪里去？”他们认为，粮食亩产每年增加三、四十斤是个规律，再多了不可能，持这种论调的人，总认为别人是在“冒进”。
    生产斗争的实践证明，粮食亩产可以大幅度增产，秋禾作物也可以高产，而那些习惯于按常规走路的人，却口口声声在非难。为什么生产每向前跨进一步，每新提出一项增产措施时，就会遇到重重思想阻碍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武威县委的同志们，通过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认识论的斗争，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千百年来，从孔老二到林彪，一切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他们总是极力散布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天命观”等毒素，这是思想领域里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论斗争的总根子。如果不从这个高度去观察、了解、分析生产斗争中的两种思想，就抓不住问题的实质，也就无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随着县委认识的加深，在全县范围内，结合生产斗争实际，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了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向广大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种田的活动，进一步挖掉了秋禾低产的思想根子。南安公社北安大队，过去在反动的“天命观”的毒害下，办什么事情阻力都很大。一些人只认为“谷子天生就是低产的”，所以，白水（不施肥）下种，另眼看待，谷子亩产只有二百来斤。提出攻破秋禾低产关时，有人竟然说什么“凡事由天定，半点不由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重新认识谷子低产的问题，并进行了“是听天由命做大自然的奴隶，还是人定胜天，做大自然的主人”的专题辩论，发动群众，对主观唯心主义展开了批判。在学习和批判中，群众说：“林彪和孔老二散布的‘天命论，是他们妄图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是套在我们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我们要让批林批孔的烈火，烧毁林彪一伙复辟、倒退的迷梦，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第七生产队在狠批“天命观”的同时，联系实际，批判了“谷子生来就低产”的形而上学观点。不信天，不信神，不信鬼，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大搞平田整地，铺沙压碱，改良土壤，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狠抓谷子增产的关键措施，夺得了谷子大丰收。一九七四年，全队谷子平均亩产达到八百三十五斤，一举跨过了“长江”。
    为了迅速改变全县秋禾作物的低产面貌，武威县委在重视解决思想认识的同时，也注意解决了促使秋禾作物增产的一些关键性措施。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先后召开了几次秋禾高产社、队座谈会，交流了情况，认真总结了各种类型地区的典型经验，专门研究了如何种好管好大秋作物，加速秋禾增产的具体办法。并根据秋禾高产社、队的成功经验，要求全县各社、队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实现秋禾作物良种化，广开肥源，消灭白籽下种，改进过去对秋禾作物不施肥的落后习惯，从深翻改土倒茬、整地、种子、肥料、管理等方面实行了全面改革，迎来了秋禾作物大面积的丰收。一九七三年，全县三十万亩秋禾作物，亩产平均达到了三百七十九斤，比一九七二年每亩增长八十斤，一九七四年又提高到四百零三斤。秋禾亩产也一季上了《纲要》，并涌现出了一批秋禾作物一季过“黄河”跨“长江”的先进社队。
    种植方法上的革命
    在突破秋禾低产关的过程中，经过了一场创新与守旧的思想斗争；在实现耕作制度改革方面，也同样经历了一场维持现状还是继续前进的严重思想斗争，这场斗争至今还在进行。
    一九七三年十月，武威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认真总结了农业学大寨以来，特别是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两年，实现粮食上《纲要》的经验，在研究制订一九七四年农业生产计划时，武威县委根据外地和本县一些高产社、队的典型经验，针对武威县无霜期短，复种作物不易成熟的特点，他们提出改革耕作方法，大搞间作套种，带状种植，变一熟为两熟三熟为内容的耕作制度革命，用新的耕作方法，促进粮食生产的大上快上，争取为国家做出新贡献的要求。这个方案一提出，就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一阵争论。
    有的人对一茬变两茬持反对意见，说什么“一地不能出二宝，出了二宝就不好。”
    有的人对带状种植持怀疑态度，他们说：“这样的种法，前人没有搞过，过去没有见过，现在这样搞，能行吗?"
    大多数同志认为，上述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些思想的出现，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旧习惯势力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守旧思想的表现。是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还是按常规走路，守旧摊摊？这是农业生产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生产上的守旧，是政治上右倾的表现，要前进，就要同守旧的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不革掉生产上因循守旧思想的命，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就不可能树立，带状种植，变一熟为两熟，这一新生事物就不能成长。
    事实胜于雄辩。武威县委在解决耕作制度改革中的思想阻力时，也和解决其他方面的思想问题一样，不是简单的说一阵，批一次就了事，总是要拿出大量的事实，用事实说话，用典型引路。
    金羊公社海上大队，从一九七一年起，认真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积极改革耕作制度，推广间作套种，带状种植，变一茬为两茬，探索夺取粮食高产的途径。第一年，他们推广间作套种和带状种植一百二十七亩，当时主要是玉米、洋芋“秋带状”，因为没有经验，遭到了晚霜的侵袭，大部分苗子被杀死了，在遭灾后经过发动群众补救，亩产只达到六百八十多斤，虽然高于秋禾亩产，但仍然低于一季小麦的产量。这种情况下，部分群众的思想有了动摇，阶级敌人也乘机出来造谣破坏，一些干部产生了“怕”字。面临着挫折，这个大队党支部并没有退缩。他们一方面认真总结带状种植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及时地在群众中展开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针对那种认为“人活百岁少，地产千斤难”和“带状种植没条件，间作套种太麻烦，复种作物不保险”等懦夫懒汉思想，分期分批举办干部、党团员、社员群众学习班。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使干部、社员认识到：只有通过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人们才能正确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第一年没经验，产量不够高，但在认识高产规律方面却增加了知识，只要继续搞下去，就会创造出新成果。认识提高后，又接着试验。一九七二年，他们针对上年带状种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改进了耕作方法，加强了作物生长期的田间管理。秋收后，间作套种的作物，在一九七一年的基础上，亩产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单产达到八百五十斤。第三生产队播种的十亩带状田，平均亩产达到了一千一百七十九斤，比单种的小麦高出二百七十多斤。带状田大幅度增产的事实，进一步开阔了社员的眼界，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此后，间作、复种、带状种植在这个大队逐年扩大，产量大幅度增长。一九七四年，这个大队播种带状田四百五十亩，占了全大队粮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平均亩产一千二百九十五斤，随着带状面积的扩大，全大队所有粮食亩产都闯过了千斤大关，达到一千一百六十三斤。在播种的带状田中，有十五亩单产达到了一千六百零三斤，为更进一步夺高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海上大队大搞耕作制度改革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武威县委的重视。武威县委认为：海上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大搞农业科学实验，不断探索夺取农业高产的途径，说明了这个党支部的路线觉悟高，他们的行动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具体体现。为了取得科学种田的第一手材料，他们经常派人去这个大队，帮助党支部开展工作，组织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指导科学实验，共同总结科研经验，及时向全县传播，对推动全县耕作制度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抓好耕作制度改革这场革命，一九七三年粮食收打结束后，武威县委还召开了海上等三十二个粮食亩产跨“长江”超千斤的大队和生产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总结了他们改革耕作制度中的斗争和经验。会后，县委又把其中十二个单位的代表组成两个组，分别到各公社去传经送宝。武威县委还用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根据全县不同类型的地区，选出一百五十个大队，作为全县改革耕作制度的试点，及时召开了这些大队的负责人和驻队干部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了改革耕作制度的问题，落实了任务，制定了措施。
    抓与不抓大不一样。经过认真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又采取了扎扎实实地步骤，带来了耕作制度改革上的新飞跃。一九七三年，在全县大部分地方，人们还不理解带状种植是什么，只有少数社、队种了几百亩地的带状种植试验田，大部分人持着一种观望态度。但是，一九七四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干部到社员，社社队队，思想大解放，眼界大开阔，积极支持新生事物，大搞耕作制度的革命，带状种植一下子就猛增到四万二千多亩。一九七三年，全县小麦田里套种黄豆还只有六千亩，一九七四年就上升到了十万多亩。
    耕作制度的大改革，带来了粮食生产的大增产。中坝公社头沟大队，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一举跨“长江”的事实，就是大力推广耕作制度改革而结出的一个硕果。这个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一亩粮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学大寨，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步子总是迈的不大。为了迅速改变不能大上快上的局面，这个大队党支部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干部、社员去海上大队参观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大家议论说：“一亩带状田收一千多斤粮，听了感动，看了更激动，海上大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并为我们闯出了科学种田夺高产的一条新路。海上大队就在我们的邻近，人家带状田夺高产，我们为什么推不开，说来说去，不是我们大队条件差，而是我们的路线觉悟没有人家高，学大寨的劲头没有人家大，科学种田的措施没有人家扎实。”认识提高了，头沟大队的干部、社员一方面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一方面认真大搞耕作制度的改革，积极推广带状种植和间作套种，在一年之内，就使农业生产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大队二千零七十七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到了八百三十六斤，比一九七三年净增一百三十五斤。
    近两年来，武威县的带状田发展很快，效果也越来越显著，一个大搞带状种植，促进粮食大幅度增产的群众运动，已在武威全县蓬勃兴起。一九七五年，全县各种形式的带状田发展到十九万七千多亩。种植方法也由往年的大带田为主，发展为增产潜力更大，效果更为显著的小带田。有二尺五的小麦玉米等距带；有小麦二尺五，玉米一尺五的宽窄带。种植作物除小麦玉米带外，还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带等等，一般长势很好。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为改革耕作制度，夺取高产再高产广开了门路，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几年来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使武威县委的领导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深深意识到：改革耕作制度，大搞带状种植，间作套种，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场革命。现在认识到的东西和正在作的工作，还只是一个开始，这场革命是无止境的，在实践的过程中又会发现新的更高产的因素，因此，要在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引下，抓革命，促生产，经常不断地学习唯物辩证法，向广大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不断扫除唯心主义的毒素，同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决裂，把改革耕作制度的斗争逐步引向深入，促使新生事物的不断成长，昂首挺胸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做出新的贡献。
    还要努力作战
    四年来，武威县委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县人民坚持学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武威县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武威县委的同志们并不满足于已得的成绩。他们认为：变化还只是初步的，成绩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这几年对国家的贡献虽然逐年有所增加，离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相比，还很不适应。因此，在今后的岁月里，还要努力作战，大步前进。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武威县委正在制定一个长远的规划：这个规划拟定，武威县委要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带领全县人民学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狠抓阶级斗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里，不断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努力造成一个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引向更深入的发展。
    在抓好政治思想建设的同时，要把广大农民群众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地引导到农业生产建设中来，进一步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充分挖掘地力，利用水利资源，改变生产条件，掌握生产的主动权。总结经验，深入发动群众，把农业生产上耕作技术的革命进行到底，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努力，争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 《大寨精神在武威》， 甘武著，85页，农业出版社出版，1976年。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2008年6月3日初稿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３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总政的《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

　　《处理意见》称：“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