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州文革往事[41-44]

tuffy05

文革往事（四十一）
　　
(2013-02-26 18:06:05)

　　我在武汉玩了十几天，也就回到黄州。这时的黄州也开始了钢新两派的派性斗争。黄州的地直总部和两个中学（黄高、战校）都是属于所谓的新派的，而县总司和黄师就是所谓的钢派了。武汉的两派在武汉不打，却插手各专县的两派武斗，一些地方的大型武斗背后都有武汉人的影子。黄冈下面各县也是按这个来分成两大派。我记得，黄冈闹的比较凶的是沿江的几个县。如广济、浠水等地。

　　广济县的民风素来剽悍，好斗。而且自古以来，宗族械斗此起彼伏，解放后也没有完全终止。文革时派性加族姓，更是把广济弄的鸡犬不宁。我父亲是63年，母亲是65年从广济调到黄州的，当时和广济原单位的人还有很多联系，听他们说起来那武斗的场面，骇人听闻。

　　据广济县史记载，1967年6月开始，广济县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进入大规模武斗阶段。两派群众组织各自组成专业武斗队伍，并从棍棒、钢钎、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武装，迅速发展为自制土炸弹、土枪土炮和土坦克，到抢夺军用物资、调集民兵武装等方式，武装各自的武斗人员。与此同时，两派群众组织开始走“红色武装割据”道路，建立各自的武斗根据地。

　　1967年7月～1968年8月，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大型武斗事件共26起。这些当地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的武斗，每场少则百余人上阵，多由3700余人上阵。双方所持武器，有多种型号的步枪、机枪、大炮、土坦克。

　　在1967年7月～1968年8月间，两派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的武斗事件中，全县共打死252人，打伤千余人。

　　广济有个朱奇武大塆，现有村民921户，4235人，除少数上门女婿和投亲靠友者外，全部姓朱，是广济最大的自然村，在全省和全国也不多见。1968年3月9日至18日，就是广济县史上的“九天十夜武斗”，在这里发生了一派武装组织围攻朱奇武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其背后是朱郭两姓的户族械斗，派性斗争和户族纠纷交织在一起，给朱奇武武斗事件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当年武斗打响之前，朱奇武村制订了族规，规定“临阵脱逃者杀无赦，投敌者诛全家”。全村人齐上阵，双方杀的天昏地暗。据说，双方参战3700余人，交火战线绵延20余里，动用枪支787支，火炮7门，坦克一辆，“文革”后有关方面调查落实，该武斗事件，计打死37人，打伤57人，烧毁仓库7栋33间，粮食69494斤，烧死耕牛3头，公私财产损失折款12838元；动用国家粮食11万斤，人民币38950元；消耗子弹360198发，手榴弹2228枚，炮弹310发。抢劫国家商店商品折款315000元，粮食25万斤，油脂190斤，布匹3600尺，银行库款20万元，粮票147000斤，油票1328斤。武斗以朱奇武村被攻破而结束。如今朱奇武人还保存有武斗遗址，供人参观，以示警示。

　　这次武斗如此惨烈，引起了全省各地的震惊，当时黄州人都不敢到广济去。武汉军区特派6090部队到广济”支左”，并由部队首长(正师级)任县革委会主任，采取果断措施．收缴武器，迅速平息了这一武斗事件。

　　浠水县城的造反派组织浠水革联是和地直总部一伙的，同属于新派。浠水革联的一号头头记得是叫黄凤娇，浠水县妇联主任，很厉害的角色，手下有几个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干部，指挥武斗那是轻车熟路。浠水的武斗主要是县城和巴河镇之间发生的。巴河镇上的巴河一司是由政治狂人王仁舟领头组织的。这两派的武斗比黄州的两派打得厉害，双方都有枪，都有复退军人介入，从浠水县城到巴河之间的广阔田野就是他们的好战场。

　　王仁舟是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文革时赫赫有名的人物。当年他是全中国闻名，毛都知道的人。作为浠水人或黄冈人，都应该了解这个人。

　　王仁舟原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1963年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据说他污蔑周恩来是中国现代的魏忠贤，还反对刘少奇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乱搞男女关系。对王仁舟，国家是没有正史来描述的，只有野史闲文传说，所以偶有传误在所难免。我写的这些仅供大家欣赏。

　　王仁舟被开除学籍后，回老家湖北浠水县巴河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在家乡农民眼中是个读书的圣人，农民兄弟并没有怎么难为他，在小队的养猪场做点力所能及的劳动，他还是那样爱看书，经常拿本书在猪场边看边照猪。有时性致来了，竟高声吟诵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相信自己总有闪光的一天的。据当地农民传说，王仁舟可以把毛选倒过来背，我们在黄州也听到这种传说，吹的神乎其神，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这个人才高八斗到是真的。

　　文革开始后，王仁舟先是静观其变，后来觉得有机会了，就揭杆而起，组织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简称巴河一司，自封一号头头。由于他在巴河的名气，一时响应者甚众，势力一天天扩大，成为巴河地区占垄断地位的群众组织，并于1967年1月夺了巴河区政府的权，成立所谓“廉价政府”。王仁舟的造反并不是和其他的造反派一样，以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为目的，而是借机来推行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所谓的“廉价政府”就是从法国巴黎公社学来的。他说，农民是社会中最低层的群体，他们占中国人口比例的大多数，他们忍受着各种压迫和剥削。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他王仁舟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巴河召开“廉价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他在成立大会上说，“1871年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廉价政府，即政府工作人员由全体公民普选，而且工资普遍不高于一般水平，政府尽量节省开支，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可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却背弃了这些公社原则，老百姓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没有选举权，干部全都由上面调派，当官的一个个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同解放前那些当官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由此我们要以巴黎公社原则建立起一个廉价政府，工作人员由老百姓自己选举，必须真正为老百姓做事，是老百姓的勤务员。”王仁舟在大会上豪迈地宣布：“二十世纪人类第一个廉价政府，在中国巴河的土地上诞生了！”

　　王仁舟夺权后，即着手进行社会改革，他自己说是社会实验。他

　　打破原先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按村组织生产单位，农民改工分制为工资制，村村兴办托儿所、幼儿园、老人院等等，还办了广播站、报社和文化馆等。他组织农民自己生产红砖，盖楼房，农民集体居住。他还提出不交公粮，不交税，只卖余粮。王仁舟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对农民命运的同情，在广大农民中引起强烈共鸣，特别是不交公粮，巴河的农民以为他是毛泽东派来进行社会实验的，对他崇拜的不得了。

　　王仁舟在巴河推行的社会实验，遭到浠水县城的“浠水革联”的激烈批评，说王仁舟是小资产阶级顽强的自我表现，他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在巴河搞反革命的独立王国。于是双方结下仇来，激烈的“文攻”，逐渐演变为残酷的武斗。从67年下半年开始，“浠水革联”先后几次派出武装人员进攻巴河一司，说要捍卫共产党用鲜血打下的人民江山。“巴河一司”也不甘示弱，抽调大量青壮劳力进行武装集训，成立强大的武装力量，模仿当年红军的“反围剿”，同“浠水革联”展开神出鬼没的武装斗争，双方死了不少人。“浠水革联”曾对王仁舟发出了“通缉令”，王仁舟在“通缉令”发出后，还好几次化妆进县城以鼓舞本组织的士气。

　　67年12月的一天，为了扩大影响，“巴河一司”把在武斗中打死的尸体抬到黄州来示威。当时，在黄州支左的部队司令部设在黄冈师范与地区防治站之间的地方，地区防治站现在叫疾控中心，在黄州中学对面。它后面以前是军分区的干休所，文革时给支左部队做司令部用，那时，我父亲在黄师也有一间住房，我们有时在黄师住。那天早上，我们走到黄师门口时，听见旁边的司令部里很多人在大声嚷嚷，于是跑去看热闹。很多农民打扮的人把支左部队的办公室围住，我从人缝中钻进去，看见地上摆着五六具尸体，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其中一个人，头部正上方被刺刀戳穿一个洞，那刺刀是方的，那洞也是方的，头脑里是空的，可能里面的脑浆全放光了。我小时候胆子很大，也不晓得害怕。在那里看了半天。只知道巴河一司的人要部队的人支持他们，要把浠水革联说成是反革命组织。部队的人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不听。下午，他们抬着尸体坐船去武汉了。那天，王仁舟肯定在这些人其中，只不过我不认识他，也不记得是什么模样了。

　　巴河一司的人在王仁舟的带领下，来到武汉，并攻占了江边不远的红旗大楼，把在里面办公的湖北日报社占领了，使其停刊一个多月。王仁舟的目的是争取武汉造反派的声援和支持。武汉的新派对王仁舟的做法很反感，在忍了多天后，新派组织力量把王仁舟赶出了武汉。据说“巴河一司”还阻截了行驶在巴河地段上的长江货船。浠水日益严重的武斗局面和治安形势，惊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武汉军区派出一个师的军队到浠水制止武斗，强行收缴双方的武器，武斗这才渐渐平息下来。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中还讲到了巴河，说“湖北浠水巴河那个地方不是打的很厉害嘛，解放军去了不是好了嘛。”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民“工资制”难以为继，各种社会福利也没有能力维持下去，王仁舟的社会实验大约进行了一年多，到69年初就没再进行下去。不过，2006年1月1日，也就是近40年后，在胡哥和温总的领导下，中国所有的农民再也不用交公粮了，王仁舟要是活到现在，也不知他是如何想的。

　　王仁舟后来的下场很惨烈。1968年7月以后，中央三令五申要造反派交枪。可王仁舟不愿意交枪，他的理论是：既然毛主席提倡全民皆兵，那没有枪叫个什么兵？他把自己的武斗组织称之为“人民武装”，用毛在抗日时期的语录来抵制交枪，毛曾经说过：“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的这番话是对国民党说的，而王仁舟把这句话做成语录胸牌，挂在每个人的胸前，来对付共产党。那怎么能成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螳臂挡车挡得住吗？69年，大军一到，用个诱捕就把王仁舟抓了，下面的农民群龙无首，只几天功夫就树倒猢狲散了。

　　王仁舟被捕后，仍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死不改悔。在全省范围内大会小会批斗几百次。他的老婆叫陈平，身材长得蛮好的，说一口浠水话，口才也不错，在县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也上台批判王仁舟，说她和王结婚，是王仁舟欺骗她，用伟人的婚姻来说服他，最后陈平和王离婚，把刚生下来的儿子送给别人抱养。后来听说又要回来自己养，如果还在的话，王仁舟的儿子也四十好几了。68年生的。王仁舟在狱中的事，有人传出来，说是他在狱中跟同室犯人宣传自己的观点，遭到同室犯人的毒打，王仁舟还要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同室犯人吃。后来他自己干脆绝食而亡。王仁舟要是不占政治的边，不被退学，按他的才华，他很可能是中国的一个的有名的外交官。可王仁舟就是王仁舟，一个黄冈浠水二十世纪的悲剧式人物。不知再过几十年，还有人记得他不。

tuffy05

文革往事（四十二）
　　
(2013-02-27 18:00:04)

　　
　　黄州的造反派都有枪了，不可能天天把枪背回家，于是就在单位建起据点。如黄州中学（战校）,黄高，黄师，农校等都有学生造反派占据靠校门边的教学楼或教室，人员晚上住在里面。在城里，有地区邮电局，就是附小对门那栋楼房，成了地直总部的据点。他们从破烂的赤卫小学搬走了。县里的造反派就占据了县医院门诊部和县新华印刷厂的临街楼房。还有城外的县机械厂也是县里的据点。宝塔上也给县化肥厂的造反派占了。
　　
　　那时，我父亲在黄师工作，母亲在地区医院工作。以前单位上分住房是要看夫妻是否在一个单位工作。这叫双职工，如果是双职工，就安排住房。如果不是，称为单职工的，不安排住房，只安排单间。因为那时住房不用自己买，都是分配的。没有那个单位愿意为其他单位的职工出房子。所以像我父母亲这种情况，就是几十年都没有分到房子。记得那时，我们在考棚街上地区医院的院子里有一间几个平方的小房子，在黄师有一间十几个平方的房子。一家六个人，分两边住。67年时是我带两个弟弟晚上睡在考棚街。每天要在地区医院买饭菜，提到黄师去吃。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每天在城墙上走来走去，也看见了黄州文革时的好多事情。
　　
　　黄州的派性非常奇怪，它是以地直单位和县直单位来划分的。县里的气势比较大，他下面还有一个团风镇呢，人数也比地直单位多。而地直单位就依靠下面县里（除黄冈县外）的力量。这样的局面持续到68年的7月。
　　
　　有了据点以后，住在里面的人总要弄出点事来。我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反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艳阳天，我到医院里去买饭。走到操场上就听见很多人说，打死人了。黄州文革以来，还没有看见过打死人。我跑到门诊部去看，死人就睡在担架上，身上的衣服上很多血迹，胸面前一个洞，一看就知道是枪打死的。听旁边的人说，原来是武汉派到黄州来支援安装化肥厂的武汉新安装的造反派被黄高的学生打死了。那天上午，武汉新安装的工人没事干，想不过从化肥厂里出来到黄高门前贴大字报，贴来贴去，可能与黄高的学生发生摩擦，武汉的人说话嘴里爱带把子，黄高的学生就不依叫，把来人痛打一顿。武汉的工人人少，吃了亏。跑回去叫了一帮人来。这时，黄高的学生，早跑到学校正对着大门的那座两层的楼房上，把枪准备好，对准学校大门，严阵以待。武汉的造反派在武汉威风惯了，哪想到黄州的人这狠，还敢打他们。一伙人来到黄高门前，黄高的广播响了，向门口的武汉工人喊话说：“门口是警戒线，如果你们敢进来，我们就开枪，”可是武汉人太狂了，对广播里说的毫不在意，仍然往里走。这时，一个胆特大的黄高学生举起手中的步枪，向走在前面的人开了一枪,就这一枪，人倒下了，这个学生是个民兵射击能手，瞄的又准，正中胸膛。武汉的人吓傻了，抬起人就往地区医院跑，再也顾不上打架了。这件事后来到了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把这个学生抓了，判了三年徒刑，也算是个了结。
　　
　　67年冬天的一天早上，我到医院去买早饭。到了医院，又听见到处在说，打死了人。跑到太平间里看了一下(那时我们胆子特大，太平间就在门诊部的傍边，一有死人就去看)，是一个中学女生。周围的人都在说，好可惜啊，小小年纪就死了。原来，这是一个武汉钢二司的红卫兵宣传队员。他们宣传队到黄冈林家大湾来演出，头天晚上演出完后，开车回武汉。那时，黄州有军用码头（实际就是汽渡），汽车可以在此过江。宣传队共两部车，从回龙开往武汉，大约晚上十点多经过黄州中学傍边的东门路口，战校的造反派晚上有岗哨，看见有车过来，老远就鸣枪警告，让停车检查，他们怕是来武斗的人。武汉的人不理战校的造反派，车子没减速，直冲过来。这边的造反派一看就来火了，几支枪对准车子“啪”，“啪”的就干上了，头一部车冲过去了，第二部车被迫停下来，结果发现是宣传队，不是来攻打战校的。这时已经晚了，坐在车驾驶室里的女生中了一枪，这个女生就是我在前文中说的，唱歌唱的很好的那个漂亮女生，那些人急忙把她送到地区医院，可惜不治身亡，等到早上我去看时，人已睡到太平间了。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就这样死了，而且还没有人能负责。文革后也没有听见黄州中学就这件事的处理情况。真是乱世啊。武汉钢二司的人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灰溜溜的回去。后来听说来报复，偷偷地把战校的一个头头绑架到武汉，关在华中师大，可能也没有怎么对付他，不久，他自己跑回来了。
　　

tuffy05

文革往事（四十三）
　　
(2013-02-28 18:21:24)

　　
　　67年8月以后，在湖北，在武汉，都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66年前已经灭迹的社会流氓又重新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獗。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流氓居多的国家，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做中国各社会阶级分析的时候，还特意提到流氓无产阶级这么一个名词。解放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整治，到66年，在老百姓的眼里，流氓已经不见了，都被消灭了。那时社会上偷东西的，抢劫的，调戏妇女的，打群架的，很少见。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就是把已经灭迹的流氓又恢复了。这个现象很奇怪。照理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政治运动，翻过来复过去，不知整了多少人，怎么就不能把流氓管住呢？电视剧《血色浪漫》里也写了北京的顽主（流氓的另一个称呼）和红卫兵打架的场面，很多人试图解释这个现象，但没有很多证据。我个人认为，一个原因是文革三年，大量的中学生不上学，不升学，不分配工作，除了少数人积极参加革命以外，很多人都在社会上混，成了流氓兴起的基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管理，象武汉8201这样的城防部队被解散了，各地的公安机关瘫痪了，使流氓活动没有人管，越来越严重起来，到后来就管不了了。那时，整个中国大地，到处都有流氓团伙，各种局子话（江湖黑话）在社会上流行，社会犯罪率高得吓人，到了晚上，很少有人敢出门。流氓在中国横行了十几年，到了1983年，邓小平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下令搞了个严打，全国一起动手，花了巨大代价，才把流氓这个现象基本压下去。当然，83年严打，也是矫枉必须过正，很多年轻人被错抓错杀错判。但是如果不实行那样的高压态势，流氓这个东西到现在还在猖獗。
　　
　　67年的下半年，随着流氓的兴起，武汉解放前的局子话开始流行起来。我二舅以前是长江上行船的水手，他告诉我，这些都是解放前的江湖黑话，现在的流氓又用它来交流。我在武汉玩的时候，就学了不少的这类局子话。
　　
　　例如，叫男生为“杆”，叫女生为“枪”，如果长得清爽，就称之为“姐”，如“姐杆”，“姐枪”。男生追女生谈朋友，叫“局枪”，也有叫“逼溜子”，女生追男生谈朋友叫“局杆”，叫脸为“麦（me）子”，叫衣服为“叶子”，叫手表为“叫”，叫香烟为“条”，要是发烟给人称之为“上条”或“撒条”，叫比自己大的男人为“拐子”，叫一个男人为“一管堂”，两个叫“两管堂”，用来计数。小偷叫“告板”，偷钱包叫“杀皮子”。等等，这么多年，好多我也忘记了。不过，有些当年的局子话还流行到今天，如“拐子”。更多的都是淹没在历史的大海里，成为我们过来人的记忆。
　　
　　67年的武汉，有一个流氓头子，手下有好多弟兄，我现在忘记他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当时，武汉市老百姓谈起他色变，街上混的伢们都以他为自豪，如果是他的队伍，出去没有人敢惹。后来，武汉军管当局把他抓了，68年开公审大会，判死刑立即执行。枪毙的这一天，武汉市到处都传说，他的弟兄要劫法场，警备区相当重视，用部队的军车，荷枪实弹押解他在武汉三镇游行，然后不知在哪里枪决了。有一个笔名叫任常的人，在他的小说《狂飙三部曲》中以这个流氓头子的原型塑造了李东生这个人物。
　　
　　68年的某一天，我在武汉的阅马场那里玩，看见一个在公交车上“杀皮子”的“告板”被群众抓住了，人们一涌而上，把他的汗衫拉上来，蒙住头，然后就是一阵乱打，打的他睡在地上叫饶。不到一分钟，打的人全跑了，“告板”自己爬起来，慢慢的把衣服弄好，走了。那时的人们见义勇为的思想比现在强多了，同时也说明那时的人们对流氓痛恨至极。现在虽然没有成群结队的流氓，但与政界、警界黑白不分的黑社会却更让人痛恨。流氓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黑社会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什么时候再来一次严打，让社会恢复本来的面目，恐怕是现代老百姓最希望看到的。
　　
　　黄州不同于武汉，黄州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在六十年代，人口才两万，只相当于武汉的一条街道。所以黄州的流氓是七八十年代才发展起来。67年，黄州的年轻人在做些什么呢？黄高、黄师、农校都有下面县里上来的学生，此时，除了当造反派头头的几个人以外，绝大多数的都跑回家里帮做农活去了，谁愿意住在城里又不上课，又要花生活费用，不如回家种田来的快活。黄州本地的学生加上中学生，小学生，全都在玩。青少年是思想、身体最活跃的社会分子，整天上学还给想着去玩，何况这时没有学上。做什么呢？各个阶层的人此时就暴露出自己的阶层本质。
　　
　　

tuffy05

文革往事（四十四）
　　
(2013-03-08 18:42:24)

　　
　　黄州那时的人群有这么几个阶层。一个是黄州的原居民，自祖上几代都在黄州居住，这样的人都住在考棚街、阮家凉亭、十八坡、沙街、青云街以及十字街等处，基本是解放前做小生意，摆摊贩的人家，解放后公私合营都成了商业服务界的人员，如百货、副食、布匹、日杂、五金、菜场、杀猪的、打铁的、剃头的、做豆腐的、照相的、木匠、泥匠、篾匠、裁缝等三教九流之辈。一个是解放后形成的干部队伍，也就是政府官员，黄州的官员有两类，一类是从北方南下的干部，以二野来的最多，因为刘邓大军47年就跑到黄冈来了，多半是山西人，史称山西派。林彪的四野解放了黄冈，但是没有留下干部，让给了二野,这些人现在都在黄州扎根了，其后代有些也在市里面做些小官。另一类是黄冈土生土长的，跟随李先念、张体学等湖北老革命打游击出来的干部，如有名的“漆家店”（文革时对漆先庭家族的称呼），这两类人都不是黄州的原居民，山西来的肯定要携子带妻，黄冈本地的多半是乡下的，要进城，于是形成了新的人群，史称三大院的，集中居住在地委三大院和县委三大院。黄州的学校、医院、剧团等文化教育单位的人员，属于知识分子阶层，来源都是大城市，本省武汉市的不少，全国各地都有。在六十年代，把湖北和广东划在中南局，于是很多广东的大学生分配工作就分到了湖北黄冈，美其名曰“互补”。这些人地区医院有，黄师有，形成了黄州的“广广”群。改革开放一起，广东比我们这里好，这些人全跑回去了，一家也没剩。还有一个阶层就是解放后，从十几个县里陆续调进黄州的人员，文革时就有，不多。从七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纪，这些人如潮水般涌进黄州，现在黄州基本上就是县里人的天下，原来的原居民销声隐迹，大城市的人再也不会分配工作到黄州，广东的人更不会跑到黄州来发展。黄州还有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民进城务工的，那时的工厂里最多的就是这些人，如长江、南湖、路口的；新河，禹王、堵城的；他们与周围乡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前，黄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阶层，就是被外国赶回来的华侨，被安置到黄州，五六十年代，由于我国奉行的是输出革命，再加上62年和印度打了一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度、印尼、泰国等都把华侨赶回来，国家在安置时，分配了好多到黄州，多半是医生、教师。那时，地区医院就有好几家这些的人家。有一个姓乔的医生，儿女都在黄州读书长大，文革时也参加了国内的造反，七十年代甚至也下放农村。对外开放后，不知是那边比这边好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他们又都会到了原来的国家去了，可能只剩下几个嫁在这边的女士，成了侨眷。
　　
　　黄州本地人家的孩子，因家庭的原因，在黄州不是上层流派，严格的说，学习成绩也只是中等，各个学校里都是这样。那时每家生养又多，五六个的是最常见的，经济上自然就紧张。所以黄州的伢们很懂得甘难辛苦，从小就过着勤劳朴素的日子。67年不上学，稍大一点的孩子，家里就想心事要他们开始挣钱。最开始上山挖城墙砖，就是这一批人带头。大的城墙砖，比现在的红砖大多了。黄州又有“乱砖砌墙墙不倒”的历史传统，所以，读初中的，读高中的，都上城墙上挖，后来连一些小学生（毕业了没地方升学），也加入了这支队伍，挖了几个月，黄州的城墙被黄州的孩子们挖光了，到了68年，黄州的城墙上再也挖不出砖了。各家各户的门前都堆着一堆砖。做房子的工头拖着板车在街上收。一车三块钱或四块钱，看质量论价。那时，一个普通的工人或店员月薪只有30元，能挖几十元钱的砖也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奇怪的是，那时的政府不管这个事，城墙上也没有那个单位管。记得，现在的胜利南村，还有赤壁桥外，那时只要想做个屋，就自己去做，没有人说你的。恐怕有些人的地基就是那时占来的，到现在就值钱了。
　　
　　挖城墙时，又发现了一种副业，就是黄州被日本人占过，有很多子弹头，子弹壳埋在地里的，尤其以地区医院后面的城墙处最多。黄州的伢们又是一拥而上，大家都去找。日本人的东西全是铜制的，不像中国人的子弹有的用铁做，一斤铜可以卖一元多钱，铝、锡、还有铁也可以卖钱。这个风气兴了一年多，连军分区打靶场也被挖遍了，直到黄州再也找不到子弹壳、子弹头才完事。小孩子最喜欢的是日本的三八大盖的子弹头和壳，很长，重称，美国的汤姆子弹就小小的一个，可见，美国人没有日本人实在。
　　
　　有些大一点的学生并不满足这些小打小闹，开始出去做工。下河挑沙，就是去做搬运，这是最简单的苦力活，只要有力气就行。黄州是水码头，江边的货船载来了各种物质，全靠码头工人用肩膀挑上坡来，那时，他们的收入是黄州最高的，劳动量也是最重的。还有部分人去做小工，就是给泥匠当下手，合灰，递砖，什么都做。黄州的建筑那时只有一个县建筑公司。很多为居民为单位做些小工程的都是附近的泥匠师傅，没有组织的，他们的小工全是熟人介绍来的，以少年居多，黄州本地人家与这些泥匠有关系，当然做小工的都是他们的孩子。我们家不是黄州本地人，与他们合不了群，但是，在他们的感染下，也多多少少也参加了一些赚钱的活动。
　　
　　三大院里面的孩子，家里背景好，经济不困难，当然不屑于去做苦力做小工。他们有他们的玩法。回老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平时上学紧张没时间，这会儿不上学了，父母就安排他们回山西，河北，东北的老家看看。卫生局有个王局长，是南下干部，他的儿子比我大一岁，经常在一起玩。他67年回山西好长时间，回来讲了一大堆外面的新鲜事，比如国家为了支援越南，从山西到广西新修一条铁路，就是后来称之为焦枝和枝柳铁路，专门用来运送武器弹药等等，给于我们没有出远门的伢们好大的吸引力。还有一些当时的军队干部的孩子，15、6岁，大不大，小不小的，在家里特别调皮，父母是管不了的。有一个军分区干部的孩子，黄州老一点的人都应该记得，和隔壁的孩子一起玩枪，枪是他父亲的，结果走火了给打死了，这个事情给两家大人造成不小的麻烦，不过那时人的觉悟高，生的又多，死了一个也就算了。这样下去也不行，他们的家长就开后门，把他们送到了部队当兵，当年15岁的兵甚至更小的都有，比如我的同学，军分区鲍主任的儿子鲍鲁燕，杨司令的儿子杨晓峰那时都不见了，我们不知他们上哪儿去了。到了69年70年，他们又回到黄州，好可笑的是，当完兵再回头来上中学，比同学高一个头，手上戴着手表上课，半点学生样子都没有，老师都不敢叫他们回答问题，随他学的怎么样没人管。上没两年，又都回部队去了。这就是那时的现象，我想应该是全国普遍的现象，因为74年造反派专门造过这方面的反，但据说是叶帅说过，又有人说是毛说过，叫做子继父业，理所当然。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开个后门当兵没有多大了不起。《血色浪漫》中对此种现象有很精彩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