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大学普通教师的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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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为父亲未完成的回忆录而作

本序是为家父未完成的回忆录而作——书名不是家父起的，他未完成自己的回忆录，也未定名，便于2010年9月8日零时1分去世了，终年83岁。我按照他老人家的经历和书中的内容替他起了这一书名。

由于回忆录未能完成，家父也未留下遗言——他一直认为自己能再多活几年，所以尽管得了肺癌，但他并不以为然，还总问大夫什么时候能治好。大夫告诉他该吃吃，该喝喝，酒可以喝，烟也可以继续抽。我知大夫话中之意，而强烈的求生欲使得家父一直没能领会大夫的意思，认为自己的病没多大问题，更何况肿瘤医院里经常能遇到得了肺癌后活了五年、七年甚至十几年的患者，所以他认为自己的病是能够治好的，故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家父从被确诊肺癌到去世仅两2年左右的时间。尽管家父有学生在新闻出版署任高职——家父曾担任过北大哲学系79级的班主任——也有几个学生在出版社任高职，我自己的同学中也有不少在图书出版领域工作，当集团老总、社长、总编的就有好几位——有的还是家父的干儿子，但我决定不麻烦他们，利用网络，将其发表在我自己的博客中，也许读者还会多些。

1966年到1976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我也亲身经历了，留下许多记忆，但这些记忆从来也没有用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有些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没有淡去反而越来越深刻。所以，利用这一机会，我也正好可以将我自己的“文革”经历——实际上更多的是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写出来。对于一个年近半百的“老汉”——在我这个年龄唐太宗李世民已步入晚年，宋太祖赵匡胤业已驾崩——又是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文人，这也算是对自己的过去——主要是儿时，也包括中学、大学和参加工作之后的一些经历——有一个交待吧！

说心里话，我对“文革”的印象不算坏。因为出生于1963年底的我，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还不到3岁，尚不懂世事。而1976年“文革”被宣布结束的时候，我正在北大附小上“戴帽初中一年级”——北大附中没地方了，所以我的初一是在小学读的——还不到14岁，属“无知”少年——实际上仍属儿童。

我对“文革”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是满大街整日噪音刺耳的大喇叭广播。里面或者是个男声，或者是个女声，或者两人同时，语音高亢，情绪激昂，言辞间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战斗热情。广播的内容要么是“最高指示”，要么是中央的什么通知，要么是批判“叛徒、汉奸、工贼”刘少奇以及邓小平等“罪大恶极”的前高官们，要么就是寻找失踪的孩子，或者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我对经常寻找失踪孩子的广播记忆很深。那些大喇叭沿着马路每隔一段在大树上或电线杆子上设置一个或一对，整天响个不停，闹哄哄的——前段时间回中关村——我儿时生活的地方。我在这里生活了31年——海淀区又在街上设置喇叭了，哇啦哇啦地广播着什么，使我立刻联想到了“文革”岁月。

“大喇叭”应该是“文革”的关键词之一。

我的童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对于个人来说这一时期当属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相对于多思多虑、操劳奔命的成年人来讲，年幼无知、无忧无虑的少年儿童时代是多么地美好！——当然，我指的是我小时候的那个时代，不是指现在从上幼儿园起就不断为就学、补习、应考等烦心事而奔忙的“当代”少年儿童生活。那时候的学校，每周上5天半课，周六下午、周日放假，这1天半绝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其他几天，只要做完作业，每天从下午四五点钟到晚上八九点钟甚至更晚都是我们自己玩乐的时间——中间回家吃顿晚饭，吃完饭继续出来找小朋友玩——玩“攻城”，玩“拍烟盒”，玩“撞拐”，玩“弹球”，玩扑克，玩马赛克，玩捉迷藏，玩打纸弹枪，玩“骑马打仗”，粘季鸟（知了），逮蜻蜓，下象棋，玩军棋……我是我家前后几排平房的“孩子王”——我的年龄最大——经常是我召集一帮孩子玩得昏天黑地，大人不喊不回家。当时常跟我在一起玩的还能记起来的小朋友有：小伟——白建伟、小东——焦东（我家隔壁的邻居。她大姐焦健，比我小两岁，后来上的北大法律系，但第一年没考上，哭了很长时间。不知为什么我小时候老欺负她，总打她，其实她性格挺温和的——小孩子非理性，许多事情难以弄懂。他二姐叫焦燕，曾任北大附小红小兵大队长，很红了一阵子）、贺雷、小兵——姓马、小强——姓张……

不仅如此，“文革”的时候虽然政治上极左，但我们的心灵是非常纯洁的，那种纯洁让现在的孩子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政治上绝对相信中国共产党，无限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彼此交往中没有谁的父母是干部谁的父母是工人，谁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谁的父母是普通教师，谁家穷谁家富的“等级”差别——至少不是大多数人头脑中的所想之事；在感情上男女生之间很少有烂七八糟的事情——以后上了中学时极少数人会有感情发生——但如果被发现会被批个半死，大多数人对男女私情持封闭甚至排斥态度，甚至拒绝男女正常交往——只有班干部才会男女自如交往。高一时我班美女徐允怡——我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现在美国定居，直到2011年中学同学在北京聚会时我才第一次和她交谈。她告诉我，说她曾接到过情书——不是我写的，哈哈！——吓得差点转学……甚至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女生竟不敢在我们男生面前穿裙子——至少一二年级是这样，晚上10:00到开水房打开水的时候才敢穿，但一见到自己班男生立刻撒丫子就跑了。要知道此时已是81年、82年了，改革开放已经有几年了！当时谈恋爱的情侣在校园里几乎连手都不牵，出了校门才敢大胆些。与之相比较，现在大学生恋爱时的亲昵程度实在让人瞠目！——我在课堂上曾对学生开玩笑地说，如果有一天孔老夫子复活了，有两件事会使得老爷子瞬间又回去了：一是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就相当于毒气弹，所以他刚恢复呼吸立刻被窒息死了；再一个就是你们现在谈恋爱的方式，老爷子实在是看不下去，受不了，立刻引发心脏病，心肌梗塞而死……

我对“文革”印象不算太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家父母受冲击、被批判、被关押的时间不太长。因为号称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北大聂元梓倒台比较早，在67年、68年时可能就跌落尘埃了——为了真实反映一个小孩儿对“文革”的真实感觉，我有意没有去查证历史，仅凭记忆来写。而我父亲主要是反对聂——当初她好像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她的垮台表明家父是正确的，这样我家就比较早地从苦难中解脱了出来，因此在我懂事以后家里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动荡了。

家父之所以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带病写这部回忆录，是因为聂元梓出了本回忆录，据说内中丝毫认识不到自己的罪行——我懒得看她的回忆录！连张国焘的回忆录我都懒得看，更何况聂的！要看的好书很多，一辈子都看不完，像这类谎话连篇的回忆录最好不看——这是对张和聂的人品而言的——对他俩的人品我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另外，还据说某记者采访过聂，也有为她鸣冤叫屈的意思——现在的年轻人缺少历史感悟，知识比我们同年龄时要丰富多了，但是历史观、世界观，包括价值观、人生观，都存在残缺。而由于知识丰富，还使得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观点很难认清，即使经提醒、教导，也很难改正。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你们现在缺的不是知识，而是正确的观点；获取知识容易，确立正确的观点极难，否则那个“最牛的历史老师”就不会被封杀了——亏他也是学习历史的，到40岁了连基本的历史观还是错误的。

从宏观的历史发展来看，聂确实是受害者，这没有错，因为若毛主席不给她搭建“文革”这个大舞台，她也许会比较平静地度过此生。但要知道，“文革”期间像家父这样的受害者人数众多——小平同志曾说有1亿人受冲击，还有更多的普普通通的人只是随大溜——当时中国有7亿人口，经常喊的口号是“七亿人民七亿兵”，而像聂这样的“小爬虫”，甚至像“四人帮”那样的“大爬虫”，毕竟是少数——再加上那些所谓的“造反派”们，总共也不会有多少人。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或者说绝大数人都没有借这一“舞台”“展示”自己，偏偏就你们这些少数人“跟风”，上蹿下跳？原因何在？如果你自己没有“蠢蠢欲动”的私心，没有“跃跃欲试”的冲动，没有“浑水摸鱼”的不良企图，没有不可告人的政治投机心理，即使鬼来拉你参加，你会去吗？都把责任推给毛主席，能说得通吗？如果真能说通，那么那些参与屠杀至少600万犹太人的纳粹、党卫军和各类帮凶们也完全可以把罪责全都推给希特勒，那些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鬼子也完全可以让中国人只找天皇算账！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之一，日本人民真的没有罪责吗？那么多男男女女狂热分子追随战争发动者，难道他们都没长自己的脑袋吗？普通的日本人的确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其中有不少人也是加害者，但他们能与无辜的中国人，能与“被战争”的中国人，能与3500万死亡的中国人相提并论吗？同为“受害者”，但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吗？其内涵是相同的吗？同样的道理，家父作为受害者，与聂那个“受害者”，能混为一谈吗？不了解真相，历史观、世界观残缺的人，你可以同情她，可以说是时代害了她，她的经历是时代的悲剧，但千万别忘了她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聂原本是一个什么人，家父在回忆录中已有所揭露。像她这样的人，我在历史上见多了，她要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一个良家妇女，即使经历10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她能“上蹿下跳”1次吗？

对聂所述，家父当然很不快，便决定以自己的真实经历揭露聂的罪恶——其实他早有此意，只是一直觉得来日方长，所以没有急于动笔。家父是极认真的人，具有老一辈严谨的治学风范。他一直保留着很多当年的材料，包括自己历年以来向各部门提交的证明材料和在法庭上的证词等，在写作过程中曾找寻许多当事人进行考证——打电话、写信，请人到家里聊天、谈话……，因此回忆录中的内容都是再真实不过的。

“文革”中我没有多少痛苦经历还于，家父母被关押的时候，我不在北京。

1967年家父带我逃离北京，回到祖籍——浙江温州。为了找到家父，造反派把家母抓起来关押了60几天。后来家父被抓回，我独自留在温州亲戚家。所以，对父母被关押我没有直观的感受，更没有饿肚子、被别人当做“狗崽子”追打的经历。但家姐、家兄却受了苦。父亲逃走，母亲被抓，他俩一个10岁，一个8岁，挨饿、受虐，苦了一阵子——现在家姐在美国，家兄在我校任校党委副书记。独自留在温州亲戚家的我好像也没有整天哭闹着找爸爸妈妈——至少我不记得有。

家父带我逃回老家温州时，途中所经历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不过家父曾多次提到过一件事，就是当我们途经上海时，天色已晚，还下着大雨，他一手举伞，一手抱着我，手里还拿着提包，而我竟用手指着路边卖的红枣要吃。家父说：“天啊，今晚连住在哪里都还不知道，你还要吃红枣？！”当晚住在哪个亲戚家，我从来没问过，所以至今不知——可能不是直接的血缘亲属，也可能是家父的朋友或老乡。现在想起，真应该万分感谢人家！在那个“腥风血雨”的雨夜收留了贸然上门求住且一定是狼狈不堪的父子二人，尤其我尚不懂事，一定吵闹了人家。

这个故事家父在我小的时候多次讲起过，我一直没有什么感触，而且听多了连感觉也没有了，只当是在听别人的故事。但等我自己有了儿子后，我才突然发现家父在那个雨夜是多么地艰辛和伟大了——从我儿出生后，我多是两手抱他，因为仅用一只手抱他难以坚持多久。有了切身感受，我才真正体会到家父的伟大——他身高才1.62米，而我身高1.73米，他的体重肯定不如我，气力也肯定不如我，却抱着应该有二三十斤重的我，举着伞，还拎着提包——肯定不会是小提包，应该是比较大的旅行包——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种人造革制成的手拎的大旅行包——脚下还是湿滑的路面……两下一对比才知这个小个子男子——当时家父已40岁了，真是不容易啊！可当我主动与家父再谈起此事时，他只清淡地说：“可不是嘛，你还要枣吃……！”问他怎么能抱得动我，还拿那么多东西，他说早忘了。

中国的父母总是很伟大的，只知为子女付出，记住子女的事情，而把自己的付出全忘了。我儿刚出生时，夜里一次次爬起来给他喂奶、换尿纸的艰辛、劳累，我也早已忘掉，记住的都是这小家伙成长过程中那些幸福的、令人陶醉的事情。

家父被从温州抓走的场景，我还依稀记得。

那是在白天，我们正在我大姑妈——家父的大姐家，木板楼房的二层——温州人那时都住在木结构的楼房里——好像都是自己搭建的，但都连接在一起，有两层的、三层的、四层的，虽然一旦失火就会“火烧连营”，但南方水乡的韵味十足。我记得进了大姑妈家的大门是个举架很高的门厅，比较昏暗；过了门厅是天井，上能看见天，地上有口水井，水井口与地面平齐——我一直害怕会不小心滑进去，总是远远地绕着走；家里没有卫生间，用马桶——早上把马桶抬出来，或让人清理，或自己清理；晚上大门上门板，一块一块顺着门框的上下沟槽推向两边……。当时的温州，街巷都是曲曲弯弯的，水道纵横交错……现在的温州已经被建成了一个现代化都市，纵横的水道被填平，变成了马路；路上车水马龙，空气污染；木板房被砖瓦结构的楼房、塔楼所替代，韵味全无。

我们当时正在干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房间里突然出现了许多手拿一人左右高的棍棒、穿一身白色衣服的男子——记忆可能有误，但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的就是这样的情景。大人的表现，我一点不记得，好像都定在那里没有动。屋子里很安静，只听家父说：“我跟你们走！”我一点感觉不到紧张或恐怖的气氛。待众人走到大街上，我从窗户下望，还向家父招手说“再见”呢！听到我喊“再见”，家父和押送他的人都抬头看我——后来家父也多次说起我喊“再见”的事，意思是爸爸被抓走了，你竟一点不懂事。其实不懂事既是我的幸福，也应该是他的幸福，我要真是哭闹起来，他的心情只会更糟。

现在回想起来，家父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和自己心爱的小儿子分离，又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自己的生死未卜——文革时打死个人算不了什么，被打死只能算你倒霉。虽然这里有众多亲属，但毕竟与父母比在情感上差了一些——我儿两岁4个月的时候——2010年4月1日第一次送幼儿园，在大门口看着他被老师牵着往里走的背影，我眼泪差点没流出来：这是他自出生后第一次离开自己的亲人，要喝水怎么办，吃东西怎么办，拉屎、撒尿怎么办，看不到家人怎么办……我心里实在放心不下，尽管心里明白是为了他好，让他学规矩、学知识，学与老师、小朋友打交道、交朋友。而把他一手带大的姥姥更早已是眼泪汪汪了，不停地向幼儿园里张望，直用手擦眼睛。其实姥姥年轻的时候，她的独生女儿——我的老婆——出生才56天就被送幼儿园了，因为当时产假就怎么多。真是“隔辈儿爱”更深啊！现在，产假已经延长到4个月了——据说联合国规定产假是6个月，不知这点差距中国啥时能补上。

我与儿子分别是在“和平年代”，而且中午就接回来了——前两个星期属于“试送”。家父与我的分别是在动荡年代，生死未卜，其心情可想而知！

家父被抓走后我是怎么生活的，我基本全忘了。只依稀记得大姑妈、二姑妈还有奶奶——爷爷早已去世，我未曾与他谋面——对我很好，尤其二姑妈对我很亲。但住在谁家等具体生活细节已经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家母携家兄来到温州。后来我才知道，家父带我逃回温州后，北大西语系把家母抓了起来，关了两个月多，每天喝厕所里的生水，还被学生用手榴弹砸脑袋——家母在北大西语系做教务工作，记忆力极好。家母常提到，曾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在北大西语系读书时还是个朴素的来自山东农村的孩子，当班长，与家母联系较多，出了错经常被家母训。她能准确地说出李肇星的大部分学习成绩。毒打家母的人中，有因家贫常受父母照顾，比如周末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改善伙食的学生。

“忘恩负义”应该是“文革”的又一关键词。

家父被抓回北大后，家母就被放出来了，后来她带着家兄也来到了温州。而家姐独自留在了北京，由我四姨“照顾”……

家母、家兄来温州后，我记得我们和奶奶一起住过，后来住到了三姨——家母的三妹妹家中。家母一共兄弟姐妹9人，家母行二，是大姐，上面有个哥哥。三姨性格开朗，但脾气不好，我很怕她。当然，我也经常惹祸，挨几下揍也是应该的——有一阵幼儿园老师向我反映，说儿子不好好吃饭，总说话。我说：“和我小时候一摸一样。我估计我小时候也把我的老师给烦死了！”幼儿园老师听了直笑——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学期的评语中永远有“上课有时说话，经常做小动作”这样的“缺点”。

三姨家——其实是我姥爷、姥姥的祖屋——地方也不大，能让我们栖身的只能是一个很小的屋子，里面放一张单人床。每天晚上我们母子3个人挤在单人床上睡觉，床太小，只能两头睡，家母与家兄睡一头，我自己睡另一头。可能是天冷的季节——具体我记不得了，家母的脚经常冰凉冰凉的，于是每天晚上睡觉我都搂着家母的一双冰脚，把它们放在我的怀里取暖。这样，我从小就树立起了“孝子”的“光辉形象”，后来家母经常提到这件事。那种怀里冰冷的感觉，我现在还依稀记得，而且还形成习惯，到现在老婆、儿子手脚冰凉，我不怕他们伸到我的衣服里来取暖。

家兄当时9岁上下的样子，在温州上小学，我天天“放羊”，没人管。据说我俩能打遍三姨家门前的一条街而无敌手——这好像是我小舅说的。小舅是家母的小弟弟，对我们很好。

当年还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一天家兄正与其同学或小朋友在街上聊天——好像是在我大姑妈家门前的街上，我站在边上，脚下有一条黑狗转来转去，我淘气，趁它不注意，突然恨恨地踹过去一脚。我不知这畜生反应比人快，它在躲闪的同时，本能地一回头就在我小腿上咬了一口。当时是夏天，我穿的是短裤，有多疼我已经忘记了，但因我知道错在我，是我招它，所以忍着疼，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家兄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有一次回想起，我突然意识到：天啊！该不会被传染狂犬病吧！据说那玩意儿潜伏期最长要几十年呐！想到这儿惊出我一身冷汗。我赶紧告诉老婆，如果我得了狂犬病，那就是小时在温州被狗咬的结果，今生今世我只被狗咬过一次。

40多年过去了，我还活着……

后来我们如何从温州回到北京，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

1969年，我们全家去了建在江西鄱阳湖中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此时家父已经“解放”。记得在离开北京前我们在北大一个食堂吃饭时，家父曾指着一个角落说那就是聂元梓。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似乎看见一个人正在劳动，但是男是女并未看清，以致我很长时间不知聂是男是女。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聂元梓。在火车上，家父抽烟，不小心烫了我一下，我大哭起来，家母还狠狠地责怪了家父。那时的火车每次启动都得咣当一下，动静很大，站不稳被咣当一个跟头也并稀奇。

到了鲤鱼洲，各系都按军队编制变成了连，家父所在哲学系是7连，家母所在的西语系是9连——好像如此。家姐上小学五年级，住学校宿舍；家兄上小学三年级，跟家父住；我上学前班，住集体宿舍，全家分开。我常到家父、家兄的宿舍——那是一个大屋，大家睡通铺，一个挨一个。我跑去是偷吃东西的——那时总觉得吃不饱。家父的同事问我，你爸知道不知道你来拿吃的，我好像骗他们说“知道”。后来，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住在了一个房子里，这个家就在我们学前班宿舍后面不远。我记得家兄曾从房檐下掏出一窝刚出生的小鸟；我俩曾在房子边上挖坑，只挖两三锹深，水就渗出来了——鲤鱼洲地势低洼，四周被大堤保护着。据说鄱阳湖水面比鲤鱼洲堤坝里面的地面高很多。我们经常搞演习，演习大堤决口了往大堤上跑。一有暴风雨就得派大量的人去守堤坝，生怕决口。后来，过了不久，当我从宿舍又回到那个“家”时，发现里面住着别人，当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好跑出来，现在想起来，估计是各家轮流居住的。

在鲤鱼洲，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刚到的那天——不知为什么我是跟学前班同学们在一起，没有与家人在一起——入住一个大仓库——茅草屋顶、土坯墙，脚下好像就是土地，没垫砖——天色已晚，很累，也很饿，可是端给我们吃的却是一碗黑色的面糊糊，很苦，难以下咽，老师说是炒面。小孩是最不愿意吃苦东西的，于是老师让我们学习“红军两万五”，说红军吃草根、树皮、皮带走完了长征路，要我们发扬革命传统，一定要把这碗炒面糊糊喝下去。在那个年代，这种精神鼓励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加之肯定是饿了，所以最终我们都把这碗很苦的黑色炒面糊糊喝光了。当时我不到6岁，从此我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炒面不能吃，太苦。若干年后当我再面对炒面的时候，发现不是黑的，很香，放点糖很好吃，我觉得很奇怪。等我自己炒过几次之后——那时人们好像经常炒面吃——我才明白，原来是厨师把面给炒糊了，所以才又黑又苦。不过，长大以后，经历的事情多了，对此我表示能够理解：大队人马刚到，一切都是杂乱无序的，手忙脚乱很正常，能炒出黑糊的炒面可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第二件事是家母做“猪倌”养猪。养猪地点就在我们学前班宿舍的前面右手边，过马路——其实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到处是水坑，因此我经常能看到家母。还有一位年纪大些的爷爷也在这里干活，他好像负责养鹅之类的事情。不过，说实在，见到家母我虽然肯定会很高兴，但感觉在广阔天地里玩得更爽的我，主要精力在玩上、淘气上，如追打猪圈外游走的鹅——家母总说鹅会鵮人，鵮你的脚跟和鸡鸡，所以以后很长时间我见到鹅虽也追打，但这两个部位总会莫名地紧张，哈哈！另外，我肯定还干了好些招猫逗狗的事，无拘无束，爽得很！

家母养猪很有成就感。她负责养好几圈的猪，数量很多，一定很累，但从没听她喊过累——家母是那种一心铺在工作上的人，曾是北大多年的先进工作者。一头猪一年就可以养得很肥，杀猪的时候家母总会很难受，好像还哭过，毕竟是她一手养大的。杀猪的场面我们经常听到、看到。有时早上还没有起床，满耳全是猪的嚎叫声，因为大人们就在我们宿舍前不远的空地上烫猪毛、杀猪。在猪的嚎叫中我们还能继续睡好长时间，毕竟是贪睡的年龄！猪叫，是因为它在还没死的时候就被扔在开水锅里，被几个人按着拔毛呢！现在想，觉得很残忍，但那时候人的尊严都没有，谁还顾及猪的痛苦。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更不会想那么多。

家母心肠很慈，有一次猪打架，她到圈里去劝架，用喂食勺把猪嘴分开，没想到猪嘴一偏，顺口在家母的小腿上结结实实地咬了一下。

在猪圈的边上就是我们的厕所。记得有一次上厕所，看到一个同学拉出几条蛔虫，直直地挂在屁股下面，拉不出来，他就用手往下拽，我看不下去，赶紧跑了。这一印象至今无法磨灭。

第三件事是我曾随家父赶牛下地犁田。家父在前面牵牛，让我在牛屁股后拿个树枝赶牛。因为这牛很奇怪——这里都是水牛——走几步就停下，前面拽，它根本不理你——长大后看书上说牛鼻子嫩，穿了绳子就可以指挥它，我从来不信——我在后面抽几下屁股，它才会再走几步，所以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地里。

第四件事是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在家母9连居住的大仓库门口我非得让家母背着出行，家母当时身体不好，我坚持让她背，结果被家父结结实实地暴揍一顿。我依稀记得边上好像有家母的女同事也在劝我，但我就是不听，哭闹了很长时间。“斗争”的最后结果，是我得逞了，家母不得不背着我走了几下子。现在我儿子跟我犯拧死活说不通时，我就想：真是报应啊！！

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记忆。如老师教我们学英语，第一句话学的是“long lif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这句话我牢记至今，就是发音不准，曾被老婆笑话。至于其他的学习内容，我全忘了。教我们这些小屁孩儿的老师可都是大学老师，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们都是鼎鼎大名的。那个年代荒唐事多着呢，大学教授教小孩不算个啥！我记得我们是以10天为一学习周期，每10天休息1天。这里缺少蔬菜，吃的菜必须派人坐船到南昌去买，遇上风浪大还会翻船死人。北大似乎死过十几位或几十位，有不少是淹死的。我记得还有得急性盲肠炎死的——所以我从小吃完饭就不敢跑、不敢跳，生怕有食物跑到盲肠里去。另外，听说有人得血吸虫病——这里是血吸虫病高发区，但死没死人就不知道了。对我来说，在鲤鱼洲没菜吃倒不是件太难过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吃红糖拌米饭，虽然并不是十分好吃，但我能下咽。到现在，我爱吃白糖、红糖的习惯可能与此有关——老婆、岳母怕我吃糖吃多了将来得老年痴呆症，于是总把糖藏起来，结果搞得她们自己用的时候都找不到了，时常被我笑话。

在江西的时候，全家5口人除了我以外他们都去了井冈山。家姐是“拉练”去的——那时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从小孩到大人经常进行野外行军训练，以准备打仗，准备当美帝国主义或“苏修”入侵时人人上战场打败侵略者。据家姐说去井冈山的盘山公路非常险峻，经常能看到翻到山沟里的汽车。家父母和家兄好像是北大组织乘车去的，我因年岁小，不允许同行。多年以后，我这个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去过井冈山的人却写了一本小册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3万字，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书，写了1个月，还是在稿纸上写的——那时家里还没有计算机，写错了就得重新抄写，十分辛苦。由于没去过井冈山，所以只好到北大图书馆借了好几本相关书籍，东拼西凑，总算写完了。写这本书时我还在北京财贸学院——现改名为首都经贸大学——经研所工作，工作已经有几年，但不知该干些什么，基本上整天无所事事。我的副所长史仲文老师——刚调到经研所不久——认为我毕业于名牌大学，不该这样整天晃荡，并认定我是有才的——其实当时我对历史学缺少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更不知自己应该怎样发展。史仲文老师——他也属兔，比我整大一轮。他没上过大学，属于自学成才，看了很多书，读书量远超过常人，在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给我联系了这件事情，并请他的同学——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梁满仓老师指导我。在写作过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捷老师也指导过我——他好像与梁满仓是大学同学，负责这套小丛书——革命史小丛书的组稿，现在他已是著名党史专家，行政级别好像是局级或副局级。由于获得基本满意的评价——在写作过程中曾几次改写，后来李捷老师又让我写了一本《董必武》，还是3万字，也出版了。当时史仲文老师跟我讲，你写完这3万字，以后就能写30万字了。我一听，天啊！30万字！这怎么可能？当时对我来说这相当于天文数字，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后来史老师又带着我写了许多书，还编了好几本辞书。至今我自己独立完成的书也有了好几本，字数也有上百万了。

我是史仲文老师培养出来的，尤其是对事物的“文化感觉”更是被他一点一点熏陶出来的——这种感觉有些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

史仲文老师现在在石景山区的北方工业大学工作，我认为他至少是属于该校的“校宝”级人物。其实，我在北京财贸学院时该校还有一“宝”，叫史丰收，是个速算专家，上过中央电视台。我经常戏称，北京财贸学院有两泡“史”。他俩无疑是属于“校宝”级的人物，是一所学校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但后来全被北京财贸学院放跑了——史丰收已经去世多年了。没办法，大学都是官办的，人才不人才的对于学校领导人来说并不重要。尽管他们整天嘴里喊着要培养人才，但如何鉴别人才真不知有几人是真正知晓的？

前几年单位组织去井冈山红色旅游，高速公路一直通到山顶，以前在我记忆中山势险峻、易守难攻的景象全无。毛主席要再打游击肯定来不了这里了，最要命的是他要上趟厕所撒泡尿的话，井冈山人民每次会收他5毛钱……

1970年我们全家从江西回到了北京。在回京途中，好像是在南昌发车的时候，似乎由于车厢不够，人没上完，据说当时北大的军宣队负责人8341部队的田参谋长下令派人堵住火车不让发车，直到问题解决。8341部队后来我才知道是中央警卫团，都是毛主席身边最信得过的人。田参谋长叫啥我不知道，当时大人们都这么称呼他，人长什么样我也没见过。“文革”是“天下大乱”的时候，拦截火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回京以后我被送到北大附小上学。学刚上了两个月还没摸门儿就放假了，当时可把我高兴坏了，觉得上学一点不耽误玩。后来等到下学期用了四五个月时间才上完，我才知我来时是从学期中开始上的，我只上了一年级上学期的后半学期，所以时间才会短。上了半学期课，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得80分，算数得32分，本来没觉得什么，可班主任老师偏让每个人站起来报告自己的成绩。当其他同学自报分数时我想老师应该告诉全班我是后来的，所以分数不高，还有一门不及格，但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老师并没有加以说明，我也没想到自己说，搞得我伤心。那时的孩子脑子没有现在的孩子灵，嘴也笨。我记得班主任老师好像姓徐，是个女老师，为这事我有很长时间一直怨恨她，否则也不会把这两个分数记得这么牢。小孩子不能被伤害，否则有可能会记恨你一辈子！

我写此序的心情，既很兴奋也很悲伤。

兴奋的是，不仅能将多年的记忆文字化，而且勾起诸多童年的美好回忆，一边写一边想着经历过的事情，想着小学那些还能叫出名字或不能叫出名字、有些仅记得长相甚至长相也都忘记了的男女同学们，感觉十分美好——当然还有老师们。我的班主任老师中我还记得的有高国芳——据说当年北大招工，从中选出几位高中毕业生来当小学老师，其中就有她，人长得很漂亮，性格很开朗，当时应该有十八九岁的样子，或许我还“爱”过她呢！另外还有陈素梅老师、魏民老师，都是女老师。其他的老师有的还能记住姓，但名字真记不住了，更多的老师连印象都没有了。实在是对不起老师们！

在我的北大附小同班同学的女生中霍莹、赖琳、项言3人给我的印象最深。她们仨当年可都是我心中的“美女”。

我记忆里的霍莹，泼辣、活泼、快人快语、体育好，在班里很突出。我记得她的短跑很出色，比我跑得快多了！霍莹与我在小学同班是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时，有3年时间——我在3年级时上游泳课，生平第一次下水站不住脚差点淹死，喝了几口水，被体育老师拎着我伸出水面求救的手一把拽出来，背上岸。体育老师好像叫林国升或林国胜，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俩再没相互提起过这件事，后来他还教过我体育课。我认为他肯定是忘了，我则是孩子，当时脑子尚没有救命恩人的概念。记得当时林老师把旁边保护我们几个不会游泳的高年级同学臭骂了一顿，而我则像鱼一样躺在岸边一直张着嘴喘气，还吐出好几口酸水。回家一说，家母立即到学校让我“蹲”了一年级——我从江西回来上小学时，实际上是跳了一年级。我的年级比人家小一岁多，即使“蹲”了一年级，我的年龄在班里仍是比较小的。这一“蹲班”就与霍莹、赖琳、项言成为同班同学了。这个班男生中我还记得的主要人物有班长徐文京、体育委员岳书瑞——徐文京、岳书瑞、霍莹还是我在北大附中读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时的同班同学，而徐文京高二时又与我一起上了文科班。

霍莹家和我家都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沟东——当年有一条不规则的大沟将中关园分成沟东、沟西两部分。她家住在一公寓，楼房，我家住她家南面，平房，门牌号是230。现在的中关园与我们小时候比早已面目全非了。我家已经被拆掉了，原址上盖了楼房，她家——一公寓——还在。最近同学聚会，我就着酒劲向她表白了当年的“爱意”。霍莹还是与当年一样，热心肠，豪爽，爱张罗事，快人快语，是我们中小学同学聚会的召集人。

赖琳是我们班的女生班长，话语不多，很沉稳，学习、表现都很好，个子比我高。也许正因为不爱说话，所以全班同学都很服她——我觉得我们班所有的荣誉好像都少不了她。后来在北大附中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她又与我在一个班，就坐在我前排，但此时我被老师任命为班长，而赖琳什么也不是了——这一点曾让我兴奋了好长时间，因为它颠覆了她永远是领导，我永远是群众的历史。没办法，小孩子式的攀比心理谁都会有！

项言是个白净的女孩，很漂亮，说话有点尖刻，也是班干部，好像是上海人，后来不见了。2011年我们北大附中81届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基本上都是北大附小时就在一起的一帮人，有三四十人——我又遇到了她，问起她的经历，她告诉我她回上海读了几年书。我说怪不得我再没见过你呢。

赖琳现在不知在哪儿了。

悲伤的是，家父家母都已去世了，我自己也年近半百了。

家母是2001年8月18日去世的，终年71岁。8月18日对我来说本来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81年8月18日我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我记得是在那天的下午，我们到北大办公楼前取的通知书。老师在那里一个一个地发给我们——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在北大附中发，而让我们跑到北大办公楼前取？家母去世后，我再提8月18日时心情就极不爽了。

从81年的9月1日开始，我逐渐进入到了历史学领域。但当时对历史没有什么感觉，甚至学业完成，就如前述，毕业很长时间了，仍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按照前人的方法和思路讲述历史。我讲过“中国商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法制史”等课程。直到95年来北京交通大学从事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设了“中国历史文化概论”课程——全国高校中没有几人开设此课，才逐渐找到了一条从文化角度来思考历史的新思路，我对历史的感觉和研究才真正上了一个档次。

我能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全是因为所上的中学好。高二时，我们这个年级一共13个班，我在第十三班，是文科重点班，有53名同学，考上大学的是33人，我的考分排在第28名，总分405分——地理82分、数学77分、历史75分、政治69分、语文68分、英语67分——81年英语成绩按50%计入总分，而且高考分是四舍五入算分，我得34分。81年北京市的重点线是400分，全市上重点线的730多人，我应该是700名前后或650名前后的样子。我班学习最好的是一个女生，叫王青，住中关园沟西，长的比较漂亮，不太爱说话——好像我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学习极好，我记得她的考分是486分，北京市第6名，比我高出一门课的成绩。

初二结束的时候，分重点班，男生分数线是325分，女生的分数线是345分，我考了326分，上了重点班。当时老师、家长都说女生上了高中就不行了，但实际上我们13班的女生好几位厉害得不得了，即使有一次我数学考99分，我也只是班里第六名，因为有5个女生得100分。所以我从来不相信女生不如男生的话。

我是我班上重点线的最后一名，我后面的5名同学都上了普通学校。第28名还能上北师大，确实是学校好的缘故——那一年我班上北大的可能有10个人以上。考上北师大，对我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因为我不太爱学习，也不太会学习，更不会考试。高考前的几个月，每天学习到晚上9:00，然后一边热水泡脚，一边看小人书，看困了就睡觉，所以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不是我会排压，而是我不爱学习。报考的专业全是家父给填的，我记得重点大学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专业是中文、历史；第二志愿是人民大学，专业是历史、中文；第三志愿是北师大，专业是中文、历史；第四支援是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专业是历史，中文。第五支援没有填写，因为没的可报。普通大学报了中国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经济学院——95年与北京财贸学院合并称首都经贸大学，还有其他两所，忘了。最后一个志愿填的是北京财贸学院——85年大学毕业，我竟被分配到了财贸学院，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了10年。

我的初中一年级是在北大附小上的，叫“戴帽初一”——好像是这么写的。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时我正读“戴帽初一”——第一个教师节也不知是哪帮糊涂蛋定的，竟定在了9月9日，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帮人脑子进水了，果然后来改为9月10日了。记得那天下午下课老师不让走，说休息一会儿有事通知。我们没有意识到什么，走出教室发现隔壁五年级没有下课，全班都坐在教室里没动，他们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坐在教室前，面对学生，趴在桌子上哭，全班学生都默默地看着她。我们挺纳闷，以为她班或她自己家里出了什么事。后来想，她一定先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了。等我们回教室坐定，教室扩音器中传出低沉的声音，宣布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我记得，播音员宣布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的话音未落，整个校园瞬间就响起一片哭声。我偷眼看去，发现我们班比较调皮的学生竟哭得最伤心。我记得一个叫郑刚的同学，仰着脸，哭得泪流满面。班主任魏民老师站在教室前低头抹眼泪。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哭。我心里也不舒服，但眼泪流不出来——家母、家父去世时我也没哭，而且至今没哭过。我和老婆讲，也许有一天我会哭得死去活来的。

放学后，我去一公寓食堂买主食——一公寓是两座横向连接的楼房，中间夹着一个公共食堂——家里的晚饭由我负责买主食，天天如此。我觉得，伟大领袖去世了，人们都如此伤心，肯定连饭都吃不下了——当时的悲伤情景，看看不久前朝鲜金正日去世时朝鲜人民的样子就知道了，几乎一模一样。我觉得食堂的人肯定得比平时少，谁知人与平时一样多，挤得满满的，而且大人们脸上都不见特别悲伤了。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食堂里熟人少，人们不用惧怕在单位受指责吧！当然“民以食为天”，而且都拖家带口呢，再悲伤也不能让一家老小受饿吧！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家的气氛也比平时凝重了几分。毕竟那个年代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嘛！

在天安门广场开追悼大会的时候，我有幸作为表现较好的学生而被学校选派参加，这在当时是个荣耀——其实我在小学一直是比较调皮的，淘气的程度介于“好学生”与“坏学生”之间。徐文京、岳书瑞、霍莹、赖琳、项言他们属于好学生，我属于不好不坏，在我之“下”的同学后来基本上都没有考上大学。我记得我们北大附小的师生和北京大学的师生都站在六部口附近——在这里根本看不见天安门。我们很早就赶到现场，等了很长时间追悼会才开始。追悼会是王洪文主持的。三鞠躬时，他发令太慢——不知是不是故意的，他说：“三鞠躬！”我们立刻就鞠了一个，刚直腰，他才说：“一鞠躬。”结果我们都鞠了4个躬，不知算不算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大不敬。

关于在北大附小上学的记忆还有三件事我印象深刻。

一是上学必须穿过一条马路——就在一公寓北面，或者称后面。一公寓在中关园最北面。马路上车不多，时不时才过一辆，我们过马路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危险，甚至有时还可以在马路上玩一会儿。从没有家长带着或老师管着过马路。放学时，按照家居的方向同学们各自排成几支队伍有组织地回家——当然队伍越走人就越少，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两位成员。从我家出来到学校，走路用不了10分钟。

二是1973年林彪出事后尚未对外界公开，学校教给我们如果遇到外国人问应该怎么回答——那时“老外”在中国是稀罕物，偶尔会来学校或附近什么单位参观一下。“老外”来之前，学校都要反复强调，一不要围观，二不要主动搭讪，三要服装整洁，不要丢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格，等等。当然正式的仪式都是要组织学生手拿花束及小彩旗夹道欢迎的——那年头兴这个。我记得是校领导在广播里对全校说的这事。他说一个老外在大街上拦住了一个小孩儿，问他：“你们的林副统帅到哪里去了？”小孩儿回答：“嗝儿屁当啷大海棠了！”老外不知其所云，问翻译，翻译也一头雾水。我们听了哄堂大笑，许多老师也不明就里。其实这是当时我们小孩儿的土话，意思是“死了”，也可以简称“嗝儿屁了”。校领导的意思是这个小孩儿很机灵，他既没有说假话，也没有暴露国家机密，让我们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智慧。

三是我五年级毕业作文——我们是小学5年制，我记得好像是从我们年级之上的第二届时改的——我写的是批判邓小平的——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我把家父母被抓被批斗、我家的不幸遭遇全说成是邓小平的“滔天罪行”。由于有活生生的真实事例，又是正中“靶心”——迎合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因此老师给我一个最好的成绩“优”——这可是我自上学以来在作文成绩上得到的第一个“优”。我的作文——或者说语文，总学不好，我的同学中后来考上理工科专业的有许多人语文学得都比我强。当时可把我高兴坏了，回家告诉家父，家父一笑了之，什么话也没说。直到“四人帮”倒台，家父才告诉我，你张冠李戴了。为此，我特别感谢小平同志，是他“帮助”我得了生平第一个作文“优”。

“文革”已经过去36年了，在北大附小就学的岁月也已过去近40年了……我还记住的曾与我同班的小学同学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宋英杰、于浩波、李换（她妹妹曾在我上初二的时候被我骑车把腿骨撞裂了。在此之前李换曾被汽车撞过，骨头折了好几根，休息了很长时间，所以他父母对我很激动）、方晶（女，初二时他弟弟方磊又成为我的同班同学。方磊是83年考上北京财贸学院商业经济系的，我85年大学毕业后教他“中国商业史”。给自己的同学当老师这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但我俩在中学曾吵过架，以后就再也未说过话）、白建萍（白建伟的姐姐，小名叫小三，我家后排平房邻居，我们两家十分要好）、苏羲（女）——他们是我“蹲班”前一到三年级的同班同学——宋英杰后来也“蹲班”，又成为我三到五年级的同班同学。于浩波后来因病“蹲班”成为我戴帽初一的同班同学；刘继增、刘兵、吴隆成、韩文燕、吕东平、姬全友、崔少先、张伟、肖军、陈均宏——他们是我三到五年级的同班同学；杨彩云（绝对的美女，经常骑一辆28凤凰牌男车上学，骑车的姿势倍儿妩媚，但我从未与她说过话，因为一是不敢，二是一见到她我就口干舌燥……）、刘丰（上课打喷嚏极有特色，而且一打就是好几个，惹人发笑，老师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他有一手捏住下嘴唇吹口哨的技艺，以致下嘴唇都有些搭落下来）——他们是我“戴帽初一”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些只记住姓或外号了……

最后，感谢在北大附小曾教过我的以及没教过我的老师们！感谢我未上北大附小之前在这里工作的所有老师们！感谢自我毕业后来到北大附小工作的老师们！感谢今天正在北大附小任教、任职的全体老师们！

当然，还应感谢我的父母！

另外，感谢我的学生张俊、戴兵兵、李臻颖、张建刚、张平平。家父在撰写回忆录过程中他们帮助家父做了诸如录入、校对、打印等许多工作。还特别感谢我的学生王巍、张建刚、戴兵兵、张俊、王超、李臻颖、刘慧敏、徐帅等，他们在家父患病期间给予了各种各样形式的帮助，尤其张建刚在家父临去世前1个月辞去刚刚在兰州找到的工作来京精心照顾家父，令我非常感动。在我的同事中特别提出感谢的是孔琳，她是我的领导，是我们人文学院的党委书记，对家父始终关怀有加，也深得家父喜爱。

其他应感激人士不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感谢！！！


2012年10月26日


于北京交通大学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 ... 429741&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100153014_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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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毛泽东吹响“文革”的进军号

1966年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女）是我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宋一秀等六人也都是我哲学系的党员教师和干部。

当时，我正在门头沟区清水公社田寺大队的“四清”工作队办公室，红色电波响彻云霄，我想：北大燕园此时此刻一定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色之中了。

第二天傍晚，消息传来：6月1日当夜，中央已派出工作组进入北大，并通知凡参加农村（包括门头沟、通县、昌平、顺义等）“四清”的北大师生一律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北大参加门头沟区各人民公社“四清”工作的师生约200余人。我所在的田寺大队，位于北京市西南角百花山之麓，地点偏僻，交通不便。与我在同一工作队的，除王队长是门头沟区机关干部一人外，全都是北大人，有哲学系心理专业女教师任仁眉、地质地理系留苏回国的教师承继成、北大印刷厂干部老唐，还有地质地理系3名男女大学生。我们一走，这个工作队只剩队长一人了，还搞什么“四清”？！

6月4日，在门头沟区搞“四清”的北大师生全部回到学校。一进校门，北大往昔的平静、宽松、严肃而愉快的学府氛围已经荡然无存，一眼望去，处处是大字报与看大字报的人。

我到哲学系报了到，被分在一个教师学习小组里，十多个人在哲学楼二层一个房间内学习、讨论，上午、下午都如此，后改为半天学习讨论，半天时间到校园内看看大字报。在学习组内，气氛严肃，还较自由。当时我们都是非党教师，无事一身轻。

一、毛泽东批发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在学习组里，要阅读、学习的文件报刊资料不少，但最中之最的一份最重要的资料莫过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了，因它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正因为如此，经40余年之后的今天，这张大字报仍有必要予以全文照录于本书正文之中。全文如下：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做，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做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

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从其战略火力所向上看，还只仅限于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及北大党委正副书记，而从其战术步骤上看，大字报一开头就点出“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然后，便采取“句句逼问，逐步推进”的手段，从而断定陆平、彭珮云等所执行的“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将陆、彭等与“邓拓一伙黑帮”挂钩，以引导读者对宋、陆、彭等“到底是些什么人”的问题自己就可作出“定性”的肯定结论。

大字报通篇看不到任何论理的表述，字字句句充满着的是浓浓的火药味。

此外，大字报尚有几处存在交待不清的缺陷。如第4、5、6段，一开始便是引文，没头没脑，到底是谁说的话？是宋硕、陆平们说的，还是聂元梓们自己说的？因你聂元梓们是党员，他陆平们也是党员，让马列主义水平不够的读者朗读起来真够费劲！

比如第四段第2句引文说：“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紧接着下面又有一句显然是大字报作者说的话：“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可是这二句话中，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七个完全相同的、一模一样的汉字，作者在该段即第4段开头引文前没写“谁说”，即主语不明，那你聂元梓们这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叫读者吟咏起来怎么不费劲呢！

其实，第4段中4句引文是宋硕说的。第5段中有宋硕说的一句，陆、彭说的两句。第6段中有宋硕的两句，陆、彭说的一句，宋硕说的又一句。如果嫌费事，怕啰嗦，每段开头只须加上“你们说：”就清楚了。这样，大字报作者便可把你们意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的话，与你们自己要予以驳斥、抨击的话严格划清了界限。

像这样一篇未成“今文观止”的大字报之作，竟使聂元梓一夜之间陡然成了威震四海、名传全球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领军型大明星，这无论在当年，还是在今日，实在仍都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大问题。

当年在我们学习组里，大家读罢这张大字报，谁都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彼此都回避讨论。

二、聂元梓大字报之炮制出笼并非历史偶然

聂元梓因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而名满天下，有人说她是“政治投机”。这种说法，不管是出于蔑视还是出于妒忌，均属流于一般之论，而且说得也过于轻便了，实际上这是低估了聂元梓的政治野心及其奋搏能量。只要观察她1960年调入北大前后的历练，就可得出她是个“非寻常之辈”的论断。

（一）调入北大 小觑学府

聂元梓早年投身革命，一路拼来也不容易。建国后，全国干部第一次评级，聂元梓才29岁，竟被评定为“12级”，成了“年轻的老干部”。

50年代，她丈夫是哈尔滨市副市长，聂任市委理论处长。因丈夫有男女作风问题，聂常借上北京中宣部开会之机，一走就是半年甚至一年，以避家庭矛盾。也正因为此，聂说在哈尔滨市委的“职务提拔什么的，就没有我的份了。因为我在北京的时间多，（哈尔滨）市委的工作自然就没有办法抓，难以作出成绩”（《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P.70）。由此可见聂元梓心中有关“提拔”问题的得失考量。

聂元梓的大哥聂真是中国人民大学负责管理干部的副校长。当时人民大学经常有调干生，即从各单位选派一些年轻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到学校学习，然后重新安排工作。聂元梓1959年秋冬之间与其夫离婚，企图调到北京工作。北大校长陆平从聂真处获悉此情况，便不考虑什么调干生的问题，就直截了当地要了聂元梓来北大哲学系或经济系当领导。

就聂元梓来说，北大哲学系是个怎样的系？经济系又是个怎样的系？她根本就没有在心中掂量一下。她说：“原说是要我到哲学系去，后来经济系需要人，我就到经济系工作。我呢，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经济学，在人民大学学习过哲学，对这两个专业都有一些了解。因此，我到哪里工作，就看工作需要”（《聂元梓回忆录》，P.74）。她说得这么轻巧，似乎北大这两个系也像她在中央党校和人民大学学习时那样的调干速成班，以她这般的学历和水平就可以驾驭胜任了。可以认为，她是小看了北大的哲学系、经济系了。从根本上说，她把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太不当一回事了！

聂元梓到底文化水平如何，谁也说不准，但只要看看她在“文革”时讲话中的笑话，也可作为对她评价的参考。在她当北大校文革主任时，她常在大饭厅向全校师生员工讲话。每次讲话后，北大“三角地”便贴出不少“老佛爷笑话”的大字报，我迄今还记起二则：一则是她把“披荆斩棘（jí）”念成“披荆斩辣(là)”；二则是她把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说成是“赫鲁晓夫”。这虽然是后来“文革”中发生的笑话，但可说明当年陆平校长把她调来北大，也怨他自己是看走了眼了。

1960年6月，聂元梓调来北大任经济系副系主任，而正系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陈老此前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大商学系主任）。如此搭配的正副系主任，能是最佳“黄金搭档”吗？

（二）社教显形 卖陆求荣

1963年初春，聂元梓又被调到哲学系，担任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和陆平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是他把我调到北大的，而且一直受到重视和提拔，从系里的副主任提拔为系总支书记和学校党委委员。”“到了哲学系，又被选举为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党代会代表比人代会代表更重要。”“我的住房，陆平也给我安排得很好，是新建的（8号公寓）三居室。”“我对当下的各方面都很满意，日子比在哈尔滨好得多。”“这一段时间是我建国以后工作最顺手、心情最舒畅的时光。我对北大的工作环境很满意，对陆平也很感谢。当时，没有陆平的信任，不可能在哲学系做总支书记。”

聂元梓对陆平为何把她派到哲学系来当总支书记，也有她一段精彩的领会：“哲学系是全校的一个重点，也是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一个重点。再一点，哲学系的工作系统比较复杂，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可以直接指导，中宣部、教育部也可以直接下指示，交任务。这种情况常会不经过学校一级，一下子就插到哲学系里来。哲学系有一些人也是‘通天’人物，他们和中宣部、教育部的领导都有交往。这样，有时陆平知道，有时陆平也不是能及时知道，上面的指示就下到系里了。所以，很多的头绪，都落到系里。情况如此复杂，陆平要想掌握住哲学系，当然要派他手下的得力干部才行”（《聂元梓回忆录》，P.78）。

聂元梓既然知道陆平把她作为自己手下得力干部而加以如此重用，那么，她对陆平则又是如何“知恩图报”的呢？

1964年7月2日，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中宣部调查组10人进入北大进行调查研究，聂元梓以其“左”的“慧眼”视角向调查组描述了陆平个人的“严重”问题及“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比较严重，不讲阶级斗争……”（《聂元梓回忆录》，P.83）等问题。

同年8月底，张磐石写了一份《报告》，说：“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份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报告》声称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报告》说：“哲学系聂元梓同志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P.726）。聂元梓本人也承认张磐石称赞了她，她说，在《报告》中“还引用了我的谈话，作为重要论据”（《聂元梓回忆录》，P.83）。

张磐石写的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宣部对北大工作的重视，决定就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的试点，并拟定了一份《计划》，说“从11月起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弄清北大在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等五项任务”（《北京大学纪事》，P.729）。

于是，从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文教部门及全国高校抽调干部近二百人，组成一支强大的社教工作队，在队长张磐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北大。

工作队进入学校后，哲学系是重点，首当其冲，张磐石亲自抓，运动先从哲学系入手。在一次大会上，张磐石说：“北大有几个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又说：“哲学系正在进行的大论战，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他还再一次表扬了聂元梓（《北京大学纪事》，P.730）。

哲学系由于十多年间越来越“左”的政治思想路线所致，在党员教师和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因素，两派意见分歧很大。“张磐石把陆平找来参加会议，要他来听取群众意见。陆平一听就受不了了，头上直冒汗，手直哆嗦”（《聂元梓回忆录》，P.85）。

读者阅到此处，谁都不免会产生一个大惑不解的问题：聂元梓调来北大已有4年，与陆平的个人关系很好，她知道陆平信任她，重用她，把她看作手下一名得力干部，也可说视为“心腹亲信”，但聂元梓为什么不把自己对北大、对陆平本人的看法和意见事先找陆平本人直言进谏？再说，聂元梓又是北大党委委员，从党的组织原则上说，也可在党委会上先把问题摆一摆，然后再找陆平个别谈谈。可是她没有这样行事，却把自己一肚子的话尽情倒给了调查组长张磐石，为张磐石写《一号报告》提供“重要论据”。后至社教运动时，才叫陆平来听会，使陆平很被动，受不了，“头上直冒汗，手直哆嗦”，非常狼狈不堪。聂元梓这么做，到底是出于对陆平的某种“积怨”而恩将仇报，还是旨在“卖陆求荣”而不顾良知？

对此令人不解的疑惑，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原已作好了三条解释的准备：

1、聂元梓说：我对全校的工作“看出了一些问题，想对陆平说说，但又觉得不好讲，而且他也很忙，没有机会”（P.79）。又说：“我对学校党委的工作有了一些看法，本来想找陆平谈一谈，但我找不到适当机会”（P.79）。又说：“有时我想找陆平说一说，总是看到他很忙，一直没有适当机会”（P.81）。又说：“我对陆平的意见，应该对他本人讲，可是，我没有合适的机会”（P.82）。综上所述，聂元梓的理由是：本想找陆平谈谈，但无适当机会。

2、聂元梓说：“现在是中宣部副部长带工作组来……他们当然比我的水平高、能力强，如果把我对陆平的意见讲了，他们找陆平谈一谈，也许他就能听进去改进工作了”（P.82-83）。

聂元梓在此处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党的好女儿”，似乎她的意见通过工作组找陆平谈，比她本人先找陆平谈更能使陆平听进去，更有效地使陆平改进工作！

同时，她把陆平这位北大一校之长也当作“天真幼稚”、“头脑单纯”的白痴，似乎陆平会觉得聂元梓“背陆投张”才是他的心腹亲信，聂元梓把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浓厚，不讲阶级斗争”，“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诉之于张磐石，才是他陆平的得力干部！

更且，她尤把国人也视为“天真可蒙”的愚民呆子或弱智小儿，似乎认为她这么做才是“一颗红心向着党”！

3、聂元梓说：“显而易见，我只要继续跟着他（陆平）走，向他靠得紧一点儿，自然有很多优势……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受到重用，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当然很高兴”（P.79）。又说：“只要紧跟陆平，肯定继续受提拔受重用，而且，他对聂真已经表示过这个意思”（P.82）。

聂元梓这第三条解释，不料她自己却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她是把“想跟谁、紧靠谁——讲意见、谈看法——受提拔、受重用”联在一起考虑的。据此，她之所以宁可背弃陆平而选择紧跟张磐石，其原因所在，便迎刃而解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既说自己“只要紧跟陆平，肯定继续受提拔受重用”，那么她改道易主而紧跟张磐石，难道就马上会变得纯洁到丝毫没有与可能受提拔受重用联在一起的企盼吗？！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这么一讲，张磐石就觉得我讲得很好……在他们工作组的会议上称赞我”（P.83）。聂元梓由此开始受到称赞、赏识。后又因一张大字报而名驰四海，荣誉、声望、官衔、权力接踵而至，“红卫兵造反派领袖”、“北大校文革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直至“中共九大中央候补委员”等等。这是后话，但可作为她“卖陆求荣”、“步步高升”的佐证。

综上三条解释，前二条是她自圆其说，不足为由；第三条二句话，文意表述不完整，不合逻辑，但却泄露了她自己的“天机”。

（三）不甘失败 揭竿发难

1965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做出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3月21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对陆平说：毛主席说了，你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

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错误指导思想和错误斗争方法受到了批判。他的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被撤销，改由许立群担任。

在国际饭店召开的北大党员干部会议期间，那些紧跟张磐石走的所谓北大社教运动积极分子，被要求提高认识，与张磐石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而以聂元梓为代表，则认为：“实际上，这个会议就是要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整我们这些给校党委、给陆平工作提意见的人”（《聂元梓回忆录》，P.87）。

聂元梓不甘失败，抖擞精神，寻找“通天”渠道，让田家英转呈毛主席、刘主席一封告御状的信。信上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经过工作队动员的……都不应该受到追究，不应该挨整……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不放干什么？”（同上，P.88-89）

告了御状没有回音，聂元梓有点气馁，但反陆平之心未死。恰在此时，有两件事为她提供了再反陆平的客观条件：

一是66年《五•一六通知》的发布。

《通知》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彭真，聂元梓说：“那他对北大的态度，他所支持的陆平，肯定也是错误的了。《通知》批判彭真‘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包庇了邓拓、吴晗，在此之前的社教运动中就是包庇陆平，打击给陆平提意见的同志。……至于北大和陆平，在传达中央的这一重要文件（颜注：指《五•一六通知》）以后，并没有联系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再做出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又可以成为他们紧密追随彭真等人的确凿证明。”（《聂元梓回忆录》，P.114）

聂元梓接着说：“彭真的垮台使我看到了希望：北大的问题有希望得到澄清，在社教运动中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决。”（同上，P.115）

聂元梓说：中央文件要求“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开火，这又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同上，P.113-114）

《五•一六通知》对聂元梓来说，犹如给她注射了一枚强心针，极大地激发了她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政治欲望和野心！

二是康生妻子曹轶欧等人来北大的调查。

66年5月间，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组长的名义，带领张恩慈等人来北大“调查”，并对曹面授机宜说：“从北大点火，往上搞。”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教师，50年代他和我曾同在一个教研室，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他是本教研室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团员。他给我的印象是：读书很用功，工作很抓紧。教研室里有他一张办公桌，他几乎天天在编写自己的讲稿。凡说人论事，他的分析和看法总较“尖锐”、“深刻”，往往令人感到他似乎马列主义哲学学过了头。他的眼神，目光炯炯，但又目无余子，使人觉得此人不好相处。55年他曾任肃反小组长，57年又曾任反右小组长，组织任命与他无关，但他借此也积累了一定的如何整人的经验。社教运动中，在所谓“给北大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情况下，他怎么竟与聂元梓站在了“一条战壕”里而成了社教运动积极分子。他离开哲学系后，怎么又跟康生、曹轶欧走到了一处，当时我乍闻这消息，颇感惊讶，后再一想，又觉得不足为怪。

聂元梓与康生、曹轶欧早年就认识，这次曹来北大调查，张恩慈正好充当曹聂之间来回传话的跑腿小伙计。正是通过张恩慈的传话，聂元梓几次与曹轶欧见面，并领会曹的授意，起草反北大校党委和陆平等人的大字报，经两易其稿后，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便这样炮制出笼了。

不料，5月25日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后，引起了全校的激烈争论和思想混乱。“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辞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聂元梓等人明知他们集中攻击的“宋硕讲话”是华北局的指示，却硬说这是宋硕、陆平、彭珮云的阴谋诡计。”（《北京大学纪事》，P.755）

“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后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稿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主席。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同上，P.775）

聂元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毛泽东正是康生为她借来的“东风”，把她这张大字报吹得满天飞，吹得她红得发紫，不可一世。
综上所述，聂元梓并不是一般所谓的政治投机分子，更不是那种看中时机赌它一把的政治赌徒。她本是一个怀抱政治野心，自觉沿着“左”的政治思想路线步步紧跟的所谓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可叹的是：数年中她风头出尽，却不知“物极必反”这一古训将必在她身上得到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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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在杭州批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当夜，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研究决定，由华北局负责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约200人进驻北大。

工作组也把北大问题说得很严重，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北京大学纪事》，P.756）

6月4日，陈伯达来校看大字报，并向学生讲话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当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同上，P.756-757）
　　
6月6日上午，我正在大饭厅附近看大字报，忽然发现一群学生拥着康生走过来。我也便随在学生们身旁听康生说话。康生边走边说：“我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送给主席看，主席就批了，交给电台广播了。电台一广播，聂元梓就解放了，我也就解放了，哈哈……。”显得非常得意。这时我突然觉得很反感——一个中央领导人，一个被誉为“无产阶级理论家”的老革命，怎么会表现出如此的轻佻？！康生还接着说：“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这很好。不管他彭真也好，陆定一也好，陆平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都不可怕，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我想康生现在是个胜利者，显出十足的趾高气扬！　
北大现在是工作组的天下，但工作组毕竟初来乍到，混乱局面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稳定。况且陈伯达、康生相继来北大煽风点火，给本来就把“非理性的”狂热错当“革命性的”热情的青年学生更是火上加油，致使以陆平为首的校系两级“黑帮”被揪，被批，被斗，被辱，被打，被骂，都落到了非常狼狈不堪的境地。
　　
哲学系被定为“黑帮”的，有王庆淑（女，前系总支书记）、任宁芬（女，前系总支副书记）、冯瑞芳（女）、许政援（女）、孟昭兰（女）、徐明（女）、徐大笏（女）、辛文荣（女）、罗曼（女）、谢龙、高宝钧、杨辛、汤一介、施德福、赵光武、陈志尚、张凤波、王义近等共18人。而当时也有称“十七个半黑帮”的说法，因其中罗曼原是系办公室主任，许多工作没有她办理不行，所以她不能像大家一样被圈在一处学习文件、检查问题，办公室有事就出去，办完了就回来，进进出出，故而算“半个黑帮”。
　　
这18个人在65年国际饭店会议上，都是聂元梓的对立面，都是拥护校党委和陆平、维护原系总支和前书记王庆淑的党员教师和干部。他们之被定性为“黑帮”，无疑是聂元梓们手中的“朱笔”所勾画。所谓“黑帮”，即泛指反动集团或其成员是也。“朱笔”一勾，便成“黑帮”，难道此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谓也？！

当年，哲学系地点在南阁，“黑帮”们都被圈在南阁一层楼朝南的大阅览室里学习文件、检查问题。有一天，我们在哲学楼的教师学习组听说王庆淑、任宁芬几个“女将”被学生揪出南阁批斗，我们即一起跑到南阁路边观看。只见王庆淑等都站在南阁北大门外台阶上，每人身上都被用浆糊贴着一张写有“黑帮”二字的大字报纸，低着脑袋被一群学生在批斗，辱骂声、口号声连接不断，使人实在看不下去。把意见分歧的对立面打成“黑帮”，又将其进一步描绘成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此也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所新创的一种当代人物形象恶魔化的文化吧。

聂元梓原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此时是革命左派掌权。所以除哲学系外，原北大党委及各系党总支全部陷于瘫痪，从而，校系两级党的领导权全部由工作组取而代之。于是，最初的混乱局面才得以稳定。不料，时至6月中旬，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六·一八”事件，竟给工作组的命运带来了“灭顶之灾”！
　　
一、“六·一八”事件与工作组的命运
　　
66年6月18日上午，一些学生趁工作组干部开会之机，冲破初建的“革命秩序”，在西南校门区学生宿舍38楼等处设了所谓的“斗鬼台”，分头抓来一些系或单位的党政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严重侮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氓行为，直到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等赶到制止，才逐渐结束。……今日共有69人被抓到‘斗鬼台’等处批斗。工作组并抓出四个打人最凶和侮辱女同志的人，其中一人是校外混进来的”（《北京大学纪事》，P.758）。

翌日，工作组向中央和市委呈送了有关“六·一八”事件的《简报》。中央又将此《简报》批转全国，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6月21日，工作组又向中央和市委写了关于北大20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其中讲了“六·一八”事件的经过说：“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曹轶欧批示：“报告写得很好，在策略运用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曹轶欧6月21日”（《北京大学纪事》，P.759）。这是曹轶欧表的态。
　　
6月27日下午，陈伯达来北大看大字报，说：“‘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把这个地下司令部挖出来”（同上）。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表的态。
　　
康生则提出，要揪出这个“事件”的后台。这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表的态。
　　
不意时至7月中旬，突然上边来风转了向，说：把“六·一八”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

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大员们无一不随风改口。
　　
聂元梓也从康生处了解到上边对工作组态度的突变，于是紧跟表态，在7月19日哲学系群众大会上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一直自感颇受工作组冷遇而蛰伏哲学系办公室的聂元梓，此时马上活跃起来，眼看又要东山再起。

二、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丢人现眼

7月22日、23日，江青、陈伯达等人连着两天来到北大，撇开工作组，举行座谈会，召见聂元梓等人，煽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

江青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故作姿态，口吐谦逊之辞说：“同志们，我们是来作小学生的，跟同志们一块儿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说着说着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忘了“谦逊”，提高了音阶，说：“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儿。”

江青在北大连开两天座谈会后，估计反工作组的先锋力量已经基本形成，决定一鼓作气，乘势亮牌。7月25、26日两个晚上，在北大未名湖以东的东校门旁的东操场，召开关于“工作组”问题大辩论的万人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大师生员工及其家属，以及外校闻风而来的人。我们都自带方凳，以各系、各部门为单位，从台前自西向东排列成行，在操场上坐下。

台上坐的几乎都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大员：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等人。此外，还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等人。
　　
这个大会，名之为“辩论会”，但谁都心里明白：江青主持大会，空中悬挂着尚方宝剑，反工作组的人似乎个个训练有素，逐个上台振振有词，把工作组因“六·一八”事件而引起的问题定性为“执行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试问，在此种气势下，有谁还敢于上台进行这种所谓民主原则下的自由“辩论”，为工作组说几句实事求是的公道话？！
　　
当时，在全国瞩目的北大万人大会上，即使在形式上能展开“辩论”，其实也已是无甚意义的了，因工作组的命运已定，它只不过仅在等待判决罢了。所以，时迄40年后的今日，如果想弄清工作组当年在处理“六·一八”事件问题上的是非曲直，我认为：既无必要，也无多大意义。
　　
但北大这两晚的万人大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历史记忆的，却是江青的表演。
　　
我记得是25日的大会，江青怎么把德高望重的朱老总也请了来，安排他坐在主席台的右边一角里。江青在主持大会中间，突然走向朱老总，要请朱老总说几句话。我们坐在操场上的人从扩音器里听到朱老总说自己没有什么话要讲，再三婉言谢绝，但江青坚持请他走到台前讲话。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朱老总的讲话不太利落，话音也不甚清楚。这时我顿然明白了朱老总年已八旬，行动、说话已不如当年。江青这样做并非尊重朱老总，而是歪心要出朱老总的丑，似乎示意大家：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员现如今已是老态龙钟，颟颟顸顸了。江青如此卑劣的用意，引起我内心的极大愤懑。
　　
在第二个晚上万人大会上，江青主持大会，把对待工作组态度问题的定调提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她越讲越激动，越激动越想自由发挥。她突然联系到女儿李纳在北大历史系的事，说李纳在农村搞“四清”时，因病想请假回家，教师郝斌不批准，这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吗！接着她又把与毛岸青妻子张少华（邵华，时为北大中文系学生）的矛盾抖搂出来，越说越忘乎所以，越说越无法自控。我觉得江青这时是不是已进入角色了，入了戏了，似乎把讲台错当舞台了。听她声嘶力竭的喊说：“张少华的后台是她母亲张文秋，张文秋实际上是个政治大扒手，她把阶级斗争搞到毛主席家里来了……”江青不顾身份，歇斯底里，又哭又闹，真是丢人现眼，既令台下万人瞠目结舌，惊讶不已，同时也不得不叫人产生了对她的无比反感。
　　
大会散场后，我和妻子姜鹣鹣一到家，我便忍不住对她说：“幸亏我们俩没有去张文秋家，否则我们今晚就得跑！”姜鹣鹣说：“当时我在台下就想到了。”
　　
至于张文秋想邀请我俩去她家玩一事，原因如下：她的小女儿张少林原是西语系学生，由于身体欠佳，时常请病假。我妻子姜鹣鹣时为西语系管理教学行政工作的教务员，对少林很关怀，不仅准其病假，有时少林回校后功课落下来，她还请有关教师给少林补补课。张文秋作为家长，可能出于感动，有一天特来北大西语系要见见姜鹣鹣。在闲谈中，张文秋说起当年她和丈夫，以及毛泽民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后毛泽民和她丈夫等人被杀害的历史。后来她和其他许多同志经党组织的多方努力，才被营救出狱，等等。张文秋对姜老师表示谢意，并提出邀请姜和我俩去她家玩玩。姜不善与人交往，一再婉言谢其邀请。
　　
从此，直至1976年江青“四人帮”被打倒后，张少林来到北大中关园我家看望姜老师。当时，我们问她：“那晚江青在台上点了你姐姐的名，真让人揪心，后来你们跑到哪儿去了？”少林说：“那晚我和姐姐逃离北大，躲到董老家里了！”
　　
关于江青那晚在北大的丢人现眼，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也有一番描写，颇值得摘录一二。
　　
在其《回忆录》中，第九章第二节的标题是“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
　　
聂元梓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对江青是尊重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后来产生了怀疑。这怀疑首先还不是政治上的，是人品上的。”
　
“为什么会对江青产生怀疑呢？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几次来北大，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并且于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两天晚上召开全校万人‘辩论’大会……江青也在大会上讲话，她的讲话让我有些反感。”
　　
“这么严肃的大会，全北大上万人参加，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文化革命运动怎么搞，朝哪里发展，你倒是讲出些水平来啊！没有想到，她在会上婆婆妈妈，讲了很多她的家务事，讲她的儿媳妇张少华（韶华）怎么怎么不好，还讲到她的亲家、张少华的母亲怎么怎么不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讲这些家庭琐事干什么！我本来对江青的印象就不够好。当年在前方，听说毛主席在延安和一个电影演员结婚，大家心里就嘀嘀咕咕的，党组织专门发了通知，不许议论这事件，这才把大家的嘴给堵上了。在延安，我又听说江青对警卫员，对照顾她的‘小鬼’都那么不好，颐指气使，随意斥责，对她就更没有好感了。在北大听她胡扯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就想，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不讲，关于运动怎么发展，你也不讲，你到北大是干么来了？！这样，首先是从情绪上，我对江青就有点看法。”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的这番表述，我相信她讲的是实话，对江青是真的反感。因为，那晚在北大万人大会上，不论是反工作组的一派，还是为工作组辩护的一派，我敢说，北大两派对江青的拙劣表演，都会不由从心底产生同样的反感！但我难以想象，当时坐在台上像康生、陈伯达这一溜儿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会不会因江青之如此丢人现眼而感到自己在这个地球上也丢尽了脸面？！

江青说罢她的家庭矛盾，陈伯达即把话题扳回到工作组问题上，说：“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障碍物！”他鼓动北大师生要“搬掉这个障碍物！”
　　
至8月4日晚上，江青又来到北大主持万人大会。台上仍坐着一溜儿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被几个学生押上台前低头站着。康生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说“张承先把‘六·一八’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康生带有煽动性的讲话，致使“张承先当场被几个冲上台的中学生用皮带抽打，并被批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北京大学纪事》，P.763）。
　　
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终于夭折！
　
可是，北大的工作组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却占有份量非常之重的一章。1966年，刘少奇于6月1日当夜即派出工作组进驻北大。8月5日毛泽东主席突然拿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写道：“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大字报上说的 “在五十多天里”，应指66年6月1日起经北大“六·一八” 事件至7月20日后的天数。日期说的准确，从7月22、23日起江青就以钦差大臣身份频频在北大出现，连续数个晚上主持北大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
我于前面已经认为：当时形势已明，工作组已是“死老虎”一只，有何可辩论的？不仅在当年，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都无意义可言。可是“工作组问题”在整个十年文革中，又占有不可忽略、抹煞的首要地位，其要害问题，就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才50多天，毛泽东就掐死了它”，这是为什么？这也就是研究“工作组问题”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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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年6月1日夜，工作组进驻北大后，不日，工作组领导小组会研究确定：聂元梓为办公室主任，杨克明为副主任（《北京大学纪事》，P.757）。
　　
而聂元梓在其《回忆录》第145页上说：“有人说，我曾经被任命为张承先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但是，我自己并不知晓此事，没有人通知过我就任，我也没有参与过工作组的工作，更不知道我这‘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她并且在166页的注【2】写道：“据《北京大学纪事》，工作组办公室主任为李芳林（中央监委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任小风、刘寄久、张恩慈。”
　　
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时过40余年，对此小小的历史之“谜”，我以为也应顺手给以破解一下。
　　
查《北京大学纪事》759页：
　　
6月29日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名单（负责人）如下：
　　
领导小组组长：张承先
　　
组员：曹轶欧（女） ⅹⅹⅹ ⅹⅹⅹ ⅹⅹⅹ ⅹⅹⅹ
　　
ⅹⅹⅹ ⅹⅹⅹ ⅹⅹⅹ
　　
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主任：李芳林，副主任：任小风、刘寄久、张恩慈
　
组织组组长：ⅹⅹⅹ
　　
动态组组长（缺）
　　
领导小组办公室（二）负责人：ⅹⅹⅹ
　　
据上引史料，“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与“工作组办公室”显然不同，聂元梓岂能不明白？可是聂元梓直至2005年出版其《回忆录》时，对此仍旧耿耿于怀说：“更不知道我这‘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这是为什么？
　　
聂元梓难道真的在乎“办公室主任”这顶乌纱帽吗？！显然不是！想当年，她是中国“文革”的第一大红人，工作组只安排她为办公室主任，连工作组领导小组的成员都不是，她能咽得下这口恶气吗？！
　　
从工作组这一方来说，“工作组领导小组会”研究确定聂元梓为“工作组办公室主任”，这难道只是张承先几个人研究而定的？难道工作组没有上报过新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吗？
　　
对此，聂元梓难道就不会分析、估摸个中意味？所以聂元梓采取的态度是：没人通知我，我装不知道！
　　
一、聂元梓当上校文革筹委会主任
　　
北大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六·一八” 事件，想不到这一事件却成了倒霉的工作组被赶出北大的由头。
　　
7月22、23日以来，江青连续数日来北大召开万人大会，造声势，炒舆论，号召搬掉工作组，要聂元梓自己起来闹革命。她以“钦差”身份，迫不及待的亲自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28日，“北大革委会筹委会”果然匆促宣告成立。聂元梓自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委等多名。办公室主任李清昆（哲学系教师），副主任杨克明（大字报起草人）、夏剑豸（大字报签名人）。办公室下又设11个组，名目繁多，权力均等。“左派”都有官做，喜气洋洋；大家各得其所，弹冠相庆。
　　
（一）天上掉下馅饼 “左派”喜出望外
　
校文革筹委会既成立，聂元梓们喜事不断。
　　
1.三“左派”列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1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因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中有功，奉命列席全会。”（《北京大学纪事》P.763）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第151页上写得更有声色：“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指示要北大的革命师生列席会议。于是，我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三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问我是哪里人，问了我的经历什么的，他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毛主席还指示说，北大应该成立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我负责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工作。”
　　
2.“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称让聂元梓喜立头功
　　
国人都知道聂元梓大字报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但几乎都说不出这句话的出处。
　　
原来这个评价是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的第一句话。毛泽东主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八月五日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突然拿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是‘大字报’，其实是印成文件的形式，发给与会者。这篇文章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评价了我们的大字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且将其作为向刘少奇开火的一颗炮弹。”（P.151）
　　
聂接着说：“毛泽东主席公开讲明了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而且要带头炮打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到底刘少奇都搞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光知道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我们就得打倒刘少奇了。我不知道刘少奇到底有什么问题，应不应该打倒，可是毛主席这张大字报一公布，我们的大字报也就成为打倒刘少奇的炮弹了。”（P.152）
　　
（二）争夺聂元梓为己所用江青与康生各自表功
　
聂元梓大字报在全国一广播，聂元梓即刻成为中国第一政治大明星。而这张大字报底稿到底是谁送到杭州给毛泽东主席看的呢？康生早就公开说是他。我于第二章中曾写道：1966年6月6日上午，我随学生边走边听康生的讲话。他说：“我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送给毛主席看，主席就批了，交给电台广播了。电台一广播，聂元梓就解放了，我也就解放了，哈哈……”

至8月4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康生又一次而且是当着聂元梓的面表功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和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北京大学纪事》，P.763）
　　
聂元梓听了康生的当众表功，深知康生其实是向她示意：“他康生就是我老聂的有力靠山”！
　　
然而，颇令聂元梓深感迷惑的是：江青怎么也亲自向她表了同样的功劳呢？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次小组会议结束后，江青请她一起坐其车子去钓鱼台江青住处吃饭。吃饭时，“她说，我们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自己亲自送给毛主席看的。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住在杭州，她自己去送大字报，非常危险，还有人跟踪，是刘少奇派的人。她说，你很快就会知道关于刘少奇的一些问题，暗示会议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最后，她还对我说，以后我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或者让李纳转告她，她随时可以接见我，等等。”（P.155）
　　
“江青这样讲，意图是很明显的。她告诉我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的，为此，我应该对她感谢。而且，她还特意表示对我的关照和信任，要把我拉到她这一条线上。”（P.155）
　　
江青与康生分别向聂元梓表功，聂元梓喜在心中。她岂不知“有奶便是娘”的道理，对谁都不得罪，谁有指派，听话就是了，为这两位效劳，自己在北大不但不怕被打倒，而且眼见还会向上爬（后来不是当上了党的九大中央候补委员了吗）！
　　
（三）康生有意拔高大字报 赐名“‘北京公社’的宣言”
　　
19世纪70年代，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在巴黎建立了工人革命政府，史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3月26日巴黎进行选举，28日正式成立巴黎公社。
　　
康生素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自居，作为权威发话，把聂元梓大字报比作19世纪巴黎公社的宣言，妄称作“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不但比“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说更具体化，而且使这张大字报更上一层楼，价码更加提高，怎么不叫聂元梓们喜得合不拢嘴呢！
　　
康生这一说法的贡献，后来竟然产生了三种功能作用：
　
1．9月份，成立校文革时，聂元梓说：“北大经过‘巴黎公社式’的群众选举，我被推选为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回忆录》，P.159）。在这里，首先，所谓“巴黎公社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玩法”，谁也说不清。其次，所谓“群众选举”，当时北大实际上只是一簇所谓“革命左派”及其追随者的“群体选举”罢了。
　　
2．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北大校文革既被康生称为“北京公社”，当然其性质便属革命政权的了。后，北大反对派起来，聂元梓们也只含含糊糊称校文革是“红色政权”而已。
　　
3．10月间，北大反聂元梓校文革的“井”、“红”二大组织成立。校文革搜索枯肠，掏尽心思，终于想出了对付反对派的妙策：于11月1日，借纪念“六一”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五周月，一边召开纪念大会，抨击“井”、“红”，一边用大红纸抄写聂元梓大字报，再次贴在大饭厅原东墙处，同时在大字报之上用更加醒目大字，不仅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还紧接着写出康生所说的“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两条横幅，作为公开打击、镇压反对派的有力武器。
　　
二、聂元梓登上校文革“老佛爷”宝座
　
北大第一把手，6月1日前是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6月1日后是工作组组长张承先。
　
7月28日校文革筹委会仓促诞生，聂元梓自任主任委员。未几，校文革即取代学校党委而正式成立。中央文革扶植、造反派拥戴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牵头人聂元梓，这时，正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她不慌不忙，轻移金莲，步上莲花宝座，成了人称“老佛爷”、统治北大时达二年半之久的第一把手。
　
我常好异想天开：如果这时有个什么人对聂元梓进言：“老聂，这个宝座你坐不得，不信，你将必成为昙花一现之人无疑！”聂元梓听罢一愣，然后必定大笑不已，而且一定会斥之为庸人之谈。她必定无限感慨地想，我老聂自进北大以后，背弃党委，出卖陆平，投靠张磐石，再经国际饭店会议的磨炼，后又有康生、曹轶欧等“贵人”之助，写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名扬四海。工作组入驻北大，并没把我老聂放在眼里。如今我身为校文革主任，是手握北大“红色革命政权”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奈我何？！
　　
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辩证法的必然走势是不可能被任何人所左右的！
　　
聂元梓既篡权夺位，“北大天下我掌控，内外造反当先行”。她野心勃勃，壮志满怀，决心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显一番身手。由是，或请示于中央文革，或听命于中央文革，带领人马，进行一桩桩所谓“造反有理”的“革命”行动。殊不知，正是从此时开始，她便进一步走上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权欲熏心、主观故意的犯罪之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一）批斗陆平 影响全中国
　　
1966年6月1日夜，工作组进驻北大后，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说：“这时候，陆平的日子就很难过了。他自己受到批判，他住的院子也不安宁，有学生往里扔砖头，还有人爬墙头监视他，等等。工作组先是叫陆平劳动……陆平就在校园里拔草，结果呢，他一出来，外地和外单位到北大来看大字报的许多群众特别是一些好奇的青年学生，就去围观，还有人辱骂他，这样造成的影响很不好。看到这种情况，我当时觉得，虽然陆平犯了错误，但是在公开场合出现这种现象也是不应当的。我就给工作组提意见，不要让陆平在校园里劳动，以避免被别人围攻。后来工作组就把陆平关起来，不让他露面了。”（P.145）
　　
聂元梓在上述文字中表示了两点意思：①认为“陆平犯了错误”而已；②虽然陆平是被她老聂一张大字报打倒的，但当她看到陆平在校园里拔草，遭人辱骂、围攻之时，又不免似乎有些“恻隐”之感。
　　
可是，当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没多久，8月15日晚，聂元梓就迫不及待地以筹委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负责干部也都被揪上台陪斗。陆平和所有陪斗的人一律在脖子上挂黑牌，坐喷气式飞机，残酷批斗。
　　
十万人的大会，北大本校师生员工干部就有万人。记得那天下午，我们都在校园里集合，北京市公交车开来百多辆，大家都带着晚餐时吃喝的各种食物和白开水，按系按单位依次上车。从北大出发后，一眼望不着头的汽车长龙，一路浩浩荡荡向东开进体育场。
　　
除北大外，其他各高等院校、各部门、各单位等等，共计十万人，批斗的是北大原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一个人。其实，陆平已是“死老虎”一只，有什么可斗的？而且其他几位陪斗的，也只不过是凑凑热闹罢了。再看看今天参加批斗大会的各路革命群众，为了晚上的会，从下午就准备好晚餐吃的喝的，坐了本单位破费租用的汽车赶来。聂元梓召开这样的大会，试问，这能不说是一种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举措吗！此其一。其二，偌大的一个体育场，陆平一干人站在体育场当中，我们坐在上层观众席上，望场子上的人，谁是谁都看不清。不但如此，上台发言人的批判稿讲些什么内容，因音响设备不好也听不清楚。十万群众参加批斗会，却既听不清批斗者的发言，又看不清被批斗的谁是谁，此即当年群众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罢了！”
　　
但是，这次十万人批斗会毕竟还是开得有声有色，气势汹汹。具体道来，就是在上台批判者发言完毕后，即另有一人对着扩音器领导全场呼口号：“打倒陆平”！“陆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陆平不老实交待，就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接下来，即不断连呼：什么什么“万岁”，什么什么“万岁”！十万人齐声呼口号，通过体育场周边众多大喇叭发放出来，震耳欲聋。体育场上空露天，声冲斗牛，地动山摇，整个北京市为之震撼。
　　
这个晚上，聂元梓把十万群众拉来当呐喊军、助威军和观摩军，她自己在大会上倒出尽了风头。她面对下面站立一溜儿、低头挨批斗的原顶头上司陆平等人，虽然其讲话声色俱厉，然其内心“不亦乐乎”之那股劲儿，必是不可名状，无法自控。
　　
聂元梓为什么要开这么个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批斗会？原来事先康生给聂元梓提出关于批斗陆平的“指示”是：“斗争会要开好，对全国有影响。”此会后来果然为全市大规模批斗干部开了恶劣的先例，给全国树立了典型的样板！
　　
在这次批斗大会后，9月9日校文革成立，聂元梓为主任，孔繁（哲学系教师）为副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又是于9月20日晚全校在“五四”广场批斗陆平、彭珮云等。
　
9月22日，孔繁在《新北大》校刊上发表批判文章，标题是：《陆平黑帮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文章给北大党委定了四大“罪状”：（一）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二）陆平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三）大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四）反动堡垒的根子。
　　
此后，有一次聂元梓在校内“五四”广场批斗彭真、陆定一时，仍是揪陆平、彭珮云等上台坐“喷气式飞机”陪斗。
　　
聂元梓批斗陆平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可是她在其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又是如何自我表白的呢？读者可听听她推诿责任的两面派说法吧。
　　
她在其《回忆录》第164页上毫无顾忌的借诬蔑、诽谤周总理来说事道：“我就是没有学会周总理的那种本领，前头派人去抓你，然后把你请到家里，跟你谈心。我要是会这个就好了。包括陆平在内，我要是在斗争大会结束以后，再找他谈一谈，要他忍耐住群众的批斗，以后等待平反，就好了。我没有这种灵活性，没有这个水平啊。由于没有这样的水平和觉悟，在当时条件下也可以争取做到的事，就没有去做，事后想起来，十分内疚。”
　　
她接着说：“我也没有办法放陆平出来。把陆平关起来是工作组搞的，工作组撤离学校，各项工作都向我们交接，只有关押陆平的事没有交待。看管陆平的学生们没有领导了，就找我，我说管不了。多次找我，我坚决拒绝了。因为陆平是党中央管辖的干部，给他政治上定性为‘黑帮’、‘反党分子’等，这是党中央决定的，他到底政治上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
　　
读罢聂元梓上面所说的妙语，难道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吗？一副活脱脱的两面派嘴脸跃然纸上。她把整陆平、斗陆平的责任推脱给党中央，把关押陆平的责任推脱给工谁组，她自己的责任只是在斗争陆平后没有做到再找他谈一谈，叫他耐心等待平反而感到十分内疚而已。真是一个自己不要脸、也叫其“左派”伙计们丢尽面子的“老佛爷”！
　　
（二）上海夺权 害死常溪萍
　　
老佛爷聂元梓初登大宝，虽已以大手笔、大动作批斗了陆平，但北大天下其实并未稳定。可是她急切想报另一个仇人之仇，非得要亲往上海走一趟不可。
　　
聂元梓心中的这个仇人是谁？就是常溪萍。
　　
常溪萍原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副校长，1964-1965年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曾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当时曾坚决抵制工作队党委书记张磐石的极左做法，并向邓小平总书记写信揭发张磐石的错误，同时建议中央派人检查张在北大的工作。
　　
张磐石的错误受到批判，因而，那些紧跟张磐石走的所谓社教运动积极分子，都被要求与张磐石的错误划清界限，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聂元梓则认为，这便是变相的整他（她）们这些给校党委、给陆平提意见的人。她同时追根究源，认为“罪魁祸首”就是揭发张磐石的常溪萍。她恨死常溪萍，恨不得马上亲奔上海，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才稍消其心头恶气。
　　
1966年7月和9月，她伙同孙篷一（哲学系教师，校文革第一副主任，1983年被判有期徒刑10年）等人，两次写大字报诬陷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聂元梓将大字报交给江青，要求转到上海，在华东师大等处贴出。
　　
1966年11月16日晚，江青找聂元梓密谈，叫聂元梓到上海去一趟，说：“上海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前，陈（丕显）、曹（荻秋）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指示一贯采取抵制态度。”又说：“张春桥和陈、曹是有斗争的”，“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都是一窝黑帮”，“他们和邓小平也有联系的”（《北京大学纪事》，P.767）。
　
11月19日，聂元梓带领孙蓬一等人到达上海，住华东师大。当晚，聂元梓即召开北大派驻上海人员的会议，宣布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计划。关于对常溪萍的具体行动计划，就是把常打成“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进行批斗、迫害。聂元梓对大家说：中央文革派我来上海的目的，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组织发动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央解决上海问题作调查研究（参阅同上书，P.768）。
　　
11月21日，聂元梓带领北大30多人围攻上海市长曹荻秋，质问他为什么保常溪萍，说曹是保皇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同日，上海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开会欢迎聂元梓。聂在会上发言说：“上海市委是反动堡垒，烂掉了”，“常溪萍是大叛徒”，“曹荻秋、陈丕显是刘、邓的人，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上海市委的反，符合斗争大方向”。
　　
11月22日，聂元梓等人参加“上三司”的成立大会，会上批斗上海市领导人曹荻秋、杨西光及聂元梓要求增加的常溪萍等。大会给聂元梓、孙蓬一佩戴纪念章。聂元梓在大会上发言，基调是“打倒曹荻秋”。大会上给常溪萍脖子上挂牌子，会后又给他剃了阴阳头。
　　
11月24日，上海市群众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第一张大字报”作者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攻击曹荻秋等上海领导人。聂元梓公开宣布誓言：“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此后上海市群众才开始普遍提“打倒曹荻秋”的口号。
　
11月27日，聂元梓与张春桥密谈。聂汇报在群众大会上她提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时，张说：“对，应该这么提，是时候了”，并对批判常溪萍很满意，说：“常溪萍受曹荻秋重用”。张还说：“许多人只知道曹荻秋的问题，不知道陈丕显的问题，其实市委许多重大问题都是陈丕显决定的，上海市委的问题要摸透，必须把陈丕显的问题提出来。不要以为陈丕显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许多老革命不是也修了吗？陈丕显已经腐化了，修了。”
　　
密谈后，聂元梓把张春桥的讲话，立即向孙蓬一等作了传达。聂、孙等不但重申了“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的誓言，还提出“揭发批判曹荻秋的后台——陈丕显”的计划，同时还与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商量：如何联合起来，批判曹荻秋，造上海市委的反，以掀起批判、颠覆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新高潮（以上均参阅同上书，P.768-769）。

12月16日，聂元梓离沪回校，留下孙蓬一等人，按聂策划的要求：①继续进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造反活动；②继续批斗常溪萍。
　　
12月18日，孙蓬一在上海市文化广场“斗争常溪萍大会”上，诬陷常溪萍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在聂元梓、孙篷一的诬陷、煽动下，常溪萍遭到了多次的批判斗争和残酷折磨，在1968年5月25日终于被迫害而死。其夫人陈波浪也因此受到株连，被害致残。
　　
常溪萍被迫害致死已42年了，还活着的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显现的嘴脸是个什么模样呢？
　　
翻开该书第十章，其中第四节标题赫然写着《向常溪萍同志深刻致歉》。聂元梓说：“我到上海串联，最令我痛悔的就是参加了对常溪萍的批斗，给常溪萍同志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尽管常溪萍被迫害致死已30余年，但是，我愿意在这里真诚地表达我对他的深刻歉意，愿意作出认真忏悔。”（P.188）
　
她说：“我反对陆平，批判陆平，自然也是反常溪萍的……批斗常溪萍，我在批斗大会上发了言……说他是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这和历史上所谓向国民党当局叛变投降是两回事，因此，说我们诬陷常溪萍是‘叛徒’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常溪萍死于1967年（颜注：应是1968年），是被张春桥迫害而死，这个责任不应由我承担。”（P.190）
　　
比照1966年11月至12月间那个横行上海、不可一世的聂元梓，现在写《回忆录》的这个聂元梓，似乎判若两人。前头那个聂元梓对常溪萍恨得已至咬牙切齿，非置之死地而不可的地步，12月16日离沪返京时还交托孙篷一继续批斗常溪萍。而现在这个聂元梓竟变成了怀有一副菩萨心肠的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竟要“向常溪萍同志深刻致歉”，而且“愿意作出认真忏悔”。
　　
可是在上引《回忆录》第十章第四节中，聂元梓的自辩却不禁令人喷饭。
　
聂元梓说：
　　
1.“最令我痛悔的就是参加了对常溪萍的批斗”。她似是而非地自我辩解说：上海人召开的批斗常溪萍大会，我只是“参加了对常溪萍的批斗”而已。
　　
2.“我在批斗大会上发了言……说他是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这和历史上所谓向国民党当局叛变投降是两回事，因此，说我们诬陷常溪萍是‘叛徒’的罪名是不成立的）”。
　
在这里，想不到聂元梓的学问倒蛮大的。她对“叛徒”的经典解释，就是“向国民党当局叛变投降（者）”，除此之外，如她所说的常溪萍是“叛徒”，此“叛徒”非彼“叛徒”也，涵义不同，意思没那么严重。我揣度，聂元梓可能认为她说常溪萍是叛徒的这个“叛徒”的意思，顶多只不过义同“小家伙”、“臭小子”、“小瘪三”罢了。所以，她要翻案，认为判她说常溪萍是叛徒为“诬陷”，“罪名是不成立的”。
　
3. “常溪萍死于1967年（颜注：应是1968年），是被张春桥迫害而死，这个责任不应由我承担。”
　　
聂元梓亲奔上海先后发动华东师大造反派、其他一些大专院校造反派、“上三司”造反派、上海许多群众组织造反派、工人造反派、机关干部造反派，以及上海造反派大头目王洪文（后坐直升飞机成为中国共产党副主席）等等，连接不断召开批斗常溪萍大会。聂回京时叫孙篷一留在上海，继续斗争常溪萍。孙回京时又叫上海人自己接着斗争常溪萍，一直斗到他含冤而死为止。现在聂元梓竟厚着脸皮说“这个责任不应由我承担”，这不禁使我想起日本战犯东条英机，他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否也来华杀过一个中国人？但最终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依据上述三条，关于常溪萍被残酷批斗，被迫害致死的问题如果都与聂元梓无干，那么，试问聂元梓你有何“悔”可“痛”？有何“歉”可“致”？有何“深刻歉意”可“真诚表达”？有何“认真忏悔”可“愿意作出”？但是，你既然说“最令我痛悔”、“深刻致歉”、“真诚表达深刻歉意”、“愿意作出真诚忏悔”，那就表明你实际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做贼心虚、不打自招的思想反映！不信，你就去咨询咨询心理学家吧。
　　
（三）批判刘邓 罪戾犯天条
　　
1966年11月8日，聂元梓、孙篷一、李清昆等11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这张公开点名攻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所谓“聂元梓等人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迅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2月27日，聂元梓控制的北大红卫兵与清华大学井冈山等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1967年1月4日，聂元梓校文革联合49单位召开声讨刘、邓“反党”罪行大会，并通过《告全国人民书》说：“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派，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要把刘、邓彻底批倒、批垮、批臭”。
　　
1月5-8日，聂元梓校文革联合“北航红旗”等21个院校的造反组织走上街头，举行“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连续示威游行。
　　
2月25日，聂元梓校文革的校刊《新北大》以全部版面刊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文章。
　　
3月25日，《新北大》校刊发表“中国作协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合写的《刘少奇、邓小平是周扬文艺黑帮的后台老板》的文章。
　　
4月4日，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召开“彻底批倒、批臭刘少奇、邓小平”的万人誓师大会。孙篷一发言说，要“掀起向刘邓黑司令部猛烈开火的新高潮”，“一定要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陆定一、周扬、蒋南翔、吴子枚、宋硕、陆平、彭珮云、翦伯赞、冯定、冯友兰、朱光潜等被揪上台批斗，坐“喷气式”飞机。
　　
聂元梓及其校文革除向刘邓猛烈开火的重大行动外，还留下了批判、攻击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犯罪记录，如：
　　
66年12月29日，聂元梓校文革联合外单位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声势浩大的批斗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大会。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等人被揪上台“示众”。
　　
67年1月10日，聂元梓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批判陶铸大会”上发言。
　
67年1月20日，聂元梓在《新北大》校刊上发表署名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万岁》。该校刊同时还刊登了要“打倒篡党、篡军、篡政的阴谋家贺龙”的攻击文章。
　
67年1月23日，《新北大》校刊发表攻击朱德的文章《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

67年2月3日，聂元梓接见“作协造反团”负责人，批准决定由李清昆为负责人的“新北大公社”与之成立“联合批判班子”，以批判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为名，从而批判朱德委员长。
　
67年2月16日，“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造反团”联合炮制的《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阴谋》一文在当日出版的《新北大》刊出，同时印刷50万份向全国散发（以上均参见《北京大学纪事》）。
　　
聂元梓的造反罪行均已纪录在册，岂容抹煞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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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28日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在哲学系，既看不到“黑帮”分子，因他们仍被圈在一起学习文件写检查；也看不到“左派”要员，因他们一个顶一个，都被派上了大用场。我们这些非党群众及中间党员，仍照常分组学习文件、讨论问题、或看大字报，也忙碌得很，谁都闲不着。
　　
至8月初，我记得在学习、讨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后，系里下达一道命令，说要开展“师生结合”新举措，叫我们都到38楼哲学系学生宿舍与各年级学生结合闹革命。
　　
那天，我们这帮人便一起到38楼去，一进走廊，很巧，我即看见了五年级的女学生韩琴英（后，改名何青）。她也看到了我，便拉我和唐子杰到她的小组里去。这时五年级党支部副书记曹玉文急忙走过来，说我已被分配到别的一个小组里了，我说我就参加韩琴英这个小组吧。可能由此便埋下了曹恨我的根子——1968年7月当五年级学生孙永庆4人去浙江温州把我抓回北京时，正是曹玉文带领40余人去北京火车站兴高采烈地庆贺孙永庆等抓我归案的！
　　
我和唐子杰参加的这个小组所在的房间，就是38楼一进门的南面第二间即104室。小组里有十多个同学，其中有张志握。张志握和韩琴英两人都是中共党员，1964—65年在朝阳区双桥公社长营大队搞“四清”时，我在队部，他们在牛奶场，经常来队部开会或汇报工作，所以我们早就认识了。
　　
张志握戴黑边眼镜，显得很成熟，沉着稳健，不苟言笑，为人正直，讲究原则。他在同学之间，我总觉得他像个大哥哥一样，同学们对他都很尊重。
　　
韩琴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体育部长、主席团成员、校团委委员。她个子较高大，很像个体育部长，为人直爽，秉性刚毅，在任何压力面前决不低头，就如一个铁血青年一样。她心地善良，且又爱憎分明，以真诚、正义辨人格，看不起势力小人，也瞧不起政治墙头草。我很欢喜她的性格特征。
　　
在这个小组的同学中，还有俞启义、赵习文、张恩华、杨宗义、陈伯善、吕灶新、严文杰、黄尔瑞等。没几天我们就混熟了。
　　
一、“井冈山”、“红联军”的诞生
　　
聂元梓在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扶植下，先成立校文革筹委会，未几，9月9日即正式成立校文革。聂元梓此时一统北大，乾坤独断，但她想不到10月初竟出现了不少反对她及其校文革的组织，其中人数较多且很具代表性的，是“井冈山”和“红联军”两大组织。
　
“井冈山”的全称是“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其头头之一是地球物理系女学生魏秀芬。
　　
“红联军”的全称是“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其头头便是哲学系五年级学生张志握和俞启义，所以“红联军”的主力都在哲学系。全校约有1000多人。
　　
这两大组织的斗争纲领，一致是反对聂元梓校、系两级文革所执行的运动群众、压制群众、打击群众、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井”、“红”两组织一成立，哲学系原在38楼参加“师生结合”的教师，都即退出学生小组的活动，回到了系里。而我和唐子杰仍留在五年级，成了“红联军”成员；教师小包（化名，因以后还有两次写到他）也仍留在四年级，成了“井冈山”成员，其四年级“井冈山”的学生小头头叫胡承和。
　　
1966年10月份，北大内部围绕着支持或反对聂氏校文革的斗争形势已很明朗，即一派以“红旗兵团”等造反组织为代表，支持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另一派是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包括校系大小战斗队在内的组织，坚决反对聂元梓及其校、系文革。
　　
两派初期的斗争形式和行动，还只限于写大字报或开串联会，对校文革是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但“井”、“红”等一方的大字报或辩论发言，都能保持理性，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态度，而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等组织，辩论到后来无词以对，则常搬出一条被驳烂了的荒谬论据，说地方组织受中央领导，反对地方组织就是反对中央，于是提出了“反对校文革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聂即反动”的强盗逻辑，以此来吓唬、压制、打击对方及群众。
　　
聂元梓自己也跳出来说：“如果我代表黑线，也可以挖，倒看我这条黑线从那头来的！”（北大校文革大字报组编：《大字报选》，增刊十二之一，1966年11月28日，P.27）
　　
孙蓬一说的就更明确了：“有人说校文革聂元梓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这条路线连在哪儿，是张承先，还是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同上）
　　
聂元梓、孙蓬一的险恶用心，就是拿“聂元梓校文革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的“大板子”把这场大辩论压制了下来。
　　
在这场路线大辩论中，对立双方的势力差别悬殊。拥聂派后台硬，兵强马壮，人数众多，趾高气扬，以势压人。反聂派毕竟属被统治者，既无后台，又无靠山，虽以事实为据，以论点服人，终究未形成与对方势均力敌的阵营。何况老佛爷刚登大宝，如日中天，中央文革江青等还得靠她夺权篡国，焉能让反聂派逞能占上风！
　
两派的大辩论越来越没劲，大字报少了，串联会也开不起来了。此时北大出现了两大动向而只好哼哼“空城计”了：（1）师生外出串联已达五千以上，校内剩下仅约三四千人。（2）聂元梓奉江青之命，带领爱将孙蓬一及数十名打手杀奔上海夺权。
　
外出串联，对我来说是“文革”中的一个插曲，是一段难得的经历。11月，全校师生纷纷外出，“红联军”的两头头张志握、俞启义和张恩华等同组的六七个同学商量，要出去串联，看看外地的形势，同时极力动员我和教务员唐子杰也同他们一起走，因我们是“红联军”的一个小组整体。
　　
一路上乘火车、坐轮船等交通工具，所有的人全都免费，毋须买票。这在世界上，古今中外唯独只有当年的中国一家。哪个国家，包括那个牛皮吹得吓人、说自己富得如何身上滴油的美国，也比不上1966年下半年的中国这么慷慨大方、毫不吝啬、有肚量、有气魄！当今的中国青年人听了也许根本不相信，但当年外出的中国人事实上都已潇洒地走了一回了！

我们这帮十来个人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上车，一路直奔四川成都，住进成都大学，看看校内外的大字报，参观了武侯祠、杜甫草堂。数日后，又转道重庆，住进重庆大学，上歌乐山参观了戴公馆，仔细看了每个囚室，结合小说《红岩》所描述的，联想到当年烈士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及视死如归的狱中斗争（想不到1968年我身陷聂氏囹圄，也吃尽了苦头）。后，便坐轮船至第三个城市武汉，住进武汉大学，玩赏了武大的校园，又参观了长江大桥等处。最后，经一个月，于12月返回北大。
　　
谁都想不到，聂元梓等去上海造反夺权一个月，也于12月中旬回到学校，而且已在磨刀霍霍等待着我们的归来。

二、聂元梓实行第一次全校性的大镇压
　　
（一）批斗“井”、“红”的重要成员
　
聂元梓从上海一回到学校，在反击“十二月黑风”的口号下，就开始采取镇压“井”、“红”等反聂组织的部署和行动：
　　
首先动员其嫡系组织写大字报，向“井”、“红”发起进攻。其标题如：
　　
1、《彻底摧毁反动组织——“红联军”、“井冈山”》
　　
2、《“红联军”、“井冈山”与“虎山行”》
　
3、《迎头痛击“虎山行”反革命集团》
　　
4、《绝不允许“虎山行”攻击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
　　
5、《彻底清算北大“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
　　
等等。
　
同时传达中央文革康生和江青的表态。康生针对校内有人反对校文革、聂元梓实行高压政策的情况，说：“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江青也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北京大学纪事》，P.770）
　
有一天晚上，聂元梓在大饭厅全校大会上说：“江青同志还对我说：‘我是和你站在一起的，我是和你并肩战斗的！’”我当时站在大饭厅外面听，听后感到压力很大。
　
接着就是查封“井冈山”与“红联军”。12月24日开始至67年3月，批斗“井冈山”、“红联军”的重要成员，坐“喷气式飞机”、拧胳膊、揪头发，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
　　
哲学系4负责人被斗32人次。张志握被斗得奄奄一息，前栽后倒，二次晕死过去，但仍照样被斗下去，还骂他“装死”。张被逼得几次想自杀。
　　
俞启义被连斗9次，让他站在凳子上，要折腰150度，一连4—5小时，他稍一直腰，就被拳打脚踢，踢倒仍需站上凳子去。他被斗得全身浮肿，胳膊被扭伤，精神失常。
　　
全校被批斗255人，打成“反革命”的123人，逼疯2人，失常2人，自杀1人，自杀未遂4人。
　　
被逼自杀的，是中文系1962级女学生沈达力。她曾参加“红联军”的一个战斗队，批判聂元梓。“江青为保聂元梓，诬‘红联军’是‘反革命组织’，聂等即揪斗、围攻‘红联军’成员。沈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大帽子进行批斗。沈服毒后并投水而亡。时年22岁。”（《北京大学纪事》，P.773）
　　
（二）“井”、“红”之正确性的历史反证
　　
北大以“井”、“红”为代表的反聂组织，于1966年底至1967年3月被江青、康生所支持的聂元梓校文革残酷镇压下去了。但“井”、“红”这二大组织在北大“文革”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煞、不应忽视的，因为它们从聂氏校文革成立不久就发觉其“造反有理”的罪恶行动，及其执行的压制群众、打击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井”、“红”等被镇压迄今已43年，它们当年反对聂氏校文革是否反得对？是否正确？此问题谁也未曾涉及。
　
我手头现有1967年2月4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的《大字报选（增刊二十三）》一本，头一篇是“北京大学红卫兵‘满天红’战斗团”于1967年2月2日写的大字报，题目为《彻底摧毁反动组织——“红联军”、“井冈山”》。全文共15170字，前为“前言”，后为“结论”，正文分六部分，其第二部分标题是《二、反聂干将铁杆保皇》，内容主要是清算“井”、“红”的所谓“反革命罪行”。其实在今天看来，当年作者所罗列的，正是从历史上反证了“井”、“红”当年立场、观点及行动的正确性。
　　
现将作者当年列为“井”、“红”的所谓“反革命罪行”摘要如下：
　　
1、竭力反对“上揪下扫”，死保李雪峰、张承先
　　
十月初，大辩论开始不久，聂元梓同志提出了“上揪下扫”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个彻底革命的口号，它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然而“红联军”、“井冈山”一小撮混蛋们，他们从反动的阶级本性出发，强烈地感到这个口号是对他们生命的威胁，于是拼命反对……
　　
革命师生以“上揪下扫”为中心，在北大召开了四次万人大会，……矛头直指李雪峰、张承先……这一下可激怒了“红联军”、“井冈山”的勇士们，他们在五四操场也开了一个……大会……他们批判李雪峰的发言只用了十来分钟，而发言的绝大部分是反对聂元梓同志的，这次大会他们导演了一场假反李、真反聂的丑剧。
　　
2、吹捧李志远，为陆平翻案
　
……“红联军”、“井冈山”的参谋长跳梁小丑李志远在《两条路线与两种世界观》这张反动大字报中，一方面极力美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恬不知耻地为陆平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又疯狂攻击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然而就是这张反动的大字报，“红联军”、“井冈山”勇士们却大为赞赏，称之为“革命”的大字报……他们都想攻击聂元梓，都想替陆平黑帮翻案……
　　
3、死保邓小平，污蔑聂元梓
　　
11月8日，聂元梓等11位同志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这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一贴出就轰动全市，震动全国……“红联军”、“井冈山”的勇士们如坐针毡，蹦了起来，贴出了《质问聂元梓》、《聂元梓你想干什么？》等反动大字报，胡说什么聂元梓是“政治大扒手”、“野心家”、“阴谋家”、“要捞取政治资本”等等，各种各样的帽子，五花八门的罪名都接踵而来。他们气势汹汹地跑到常委会，责问聂元梓的“动机”和“背景”……他们为了保落水狗邓小平，是何等的卖力啊！然而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一批蠢驴。刘少奇倒了，邓小平也倒了，树倒猢狲散，“红联军”、“井冈山”也垮台了。
　
4、围攻聂元梓同志，死保上海市委
　　
11月上旬，聂元梓同志到上海……与上海革命造反派坚定地站在一起，大造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狠揪大叛徒常溪萍，这完全是一个革命行动。但“红联军”、“井冈山”的勇士们反聂心切，竟然跟踪到上海，勾结上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伙同上海的保皇势力，不惜工本，大印特印反聂传单，大肆造谣诽谤，污蔑聂元梓同志是“救世主”……大兴“赶鬼”之师，一时恶言四起，骂声满城，掀起了一股狂风恶浪，猛袭聂元梓同志。他们伙同上海保皇派砸毁了“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宣传车，抢劫了校文革驻沪联络站，他们起了上海保皇派所起不到的恶劣作用，给聂元梓同志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历史无情地宣判了“红联军”、“井冈山”……是北大最隐蔽、最危险的铁杆保皇派。
　
……
　　
“红联军”、“井冈山”中一小撮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红联军”、“井冈山”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组织。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捣毁反动组织“红联军”、“井冈山”，把它们砸个稀巴烂！坚决斗争“红联军”、“井冈山”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红联军”、“井冈山”成立于1966年10月初，直至12月底，中间因师生大量外出串联与聂元梓等人奉江青之命杀奔上海夺权致使北大成为一座“空城”的一个月时间也计算在内，总共只活动了三个月，但在反对聂元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仅从上引拥聂派大字报所罗列的4项“反革命罪行”的反证上说明，“红联军”、“井冈山”的行动，可谓成绩斐然。
　　
聂元梓从1966年12月底开始把“红联军”、“井冈山”打成反动组织，校系两级同时轮番批斗“红联军”、“井冈山”的重要成员达255人，打成反革命的123人，其中逼疯、逼死多人。聂元梓欠下北大“井”、“红”师生的此笔血债清算了吗？此属“派性”斗争的结果吗？
　
我很感谢上述“北京大学红卫兵‘满天红’战斗团”的作者写了这篇1万5千多字的大字报，43年前，正因为此作者在其大字报的第二部分集中揭示了“井”、“红”的所谓4项“反革命罪行”，今天的读者才有可能认识到作者其实当年就已为“井”、“红”作了反证：“井”、“红”的行动是正确的，“井”、“红”反对聂元梓校文革完全是对的！作者从聂元梓校文革的立场、观点上写这张大字报，他是咬牙切齿的，他的态度是“坚决斗争‘红联军’、‘井冈山’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但他绝对连作梦也想不到，他这张大字报的后果，反而为“井”、“红”提供了有利有益、毫不含糊、正确而肯定的历史论据！这教我如何不谢他？！
　　
在此，我首先要告慰当年被聂元梓及其政治杀手们迫害致死的中文系62级女学生、“红联军”成员沈达力于九泉之下：当年聂元梓们给你扣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大帽子及一切污蔑诽谤等不实之辞，早就应通通推倒！你的不白之冤早就应昭雪！历史已经证明，你作为“红联军”的成员，你当年批判、反对聂元梓的行动是对的。1983年聂元梓已被判刑，你可含笑安息了！
　　
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向当年被镇压后至“毕业分配”发放到全国各地的原“井”、“红”成员们致意，当年“井”、“红”被镇压了，你们中的重要成员及几位头头都被斗得死去活来，至离开北大时，有的人是不明不白地告别母校而去，有的人还可能是“灰溜溜”地走了。现在老朽虚度八十有三，你们可能已年逾花甲或已臻古稀之年，在此，我以为自己应有责任对你们表述三点：（1）从我上引的拥聂派大字报的反证，可见当年“井”、“红”反聂反校文革是正确的，反证比自证更有力。（2）当年，即1966年9月9日校文革成立，老佛爷大权在握，如日中天，红得发紫，不可一世，连江青、康生都在争夺她，都为她撑腰发话，其后台简直是硬的不可再硬了。但至10月初，“红联军”、“井冈山”等组织，竟然大着胆子敢于高举“反聂反校文革”的旗帜，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这是很了不起的行动，这或可说是北大“五四”运动革命传统精神在北大“文革”中的表现！（3）1967年1—3月，“井”、“红”虽被镇压了，然而其反聂反校文革的战斗精神未泯，前赴后继，“井”、“红”的反抗、战斗精神为后起者“东方红公社”及“井冈山公社”、“红旗飘”、“北京公社（零派）”和从拥聂派反出来的“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五组织所继承。此五组织后又联合而成立“井冈山兵团”，继续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至她及其所谓“红色政权”随着江青“四人帮”的垮台而覆灭。
　　
“红联军”、“井冈山”的反聂斗争应载入北大“文革”史册！
　　
（三）樊立勤支援“井”、“红”遭批斗
　　
樊立勤是北大生物系三年级学生。1966年12月底前，我不认识他，他也不知道我。
　　
据他自述，工作组撤离北大后，北大便是聂元梓的天下，他以为没有什么事了，就外出串联、游山玩水去了。其间，他回校一趟，看看没有事，就又走了，由南到北转了个够，到12月天冷了才不得不回北京。
　　
此时，聂元梓已从上海回来，正准备动手向“井”、“红”开刀，实行全校性大镇压。
　　
樊立勤一回到学校，便觉得气氛不对，但不知校内的究竟，就与同班同学谢佐平、冯德荣商量，打算在大饭厅先开个串联会，以便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
　　
开串联会的那天晚上，大饭厅来人不少，挤得满满的，有教师，有学生，而主要是学生。我见樊立勤坐在大饭厅东头的平台上，迎接着一个个上台来的拥聂派勇士们的挑战。这些人在辩论中气焰很高，说樊开这个串联会是“别有用心”，是“同情、支持反动组织‘红联军’、‘井冈山’攻击革命左派聂元梓和校文革”，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他们话带威胁，威胁不成，就耍起“打语录战”的招数以刁难樊立勤。
　
所谓“打语录战”，此乃中国“文革”所独创，就是辩论的双方各依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中各取所需，背诵一段主席语录，作为自己观点的权威论据来驳斥、压倒对方。对方如对主席语录不熟，想不出、找不出、背不出于自己有利的语录而被难住，不但丢了面子，这个辩论也就算输了。
　
拥聂派勇士们打“语录战”的本事还真不孬，没想到樊立勤的主席语录背得更是滚瓜烂熟，对方背一段，樊即背一段意思相对的语录反击之。如此一来一往，各取所需，各说其理，台下听众大多为樊立勤鼓掌喝彩。对方勇士们输了一个，又上来一个，轮番上台，与樊较量，对樊施行车轮战。此情景不由使我想起京剧《长坂坡》来，赵子龙为救阿斗，单枪匹马独闯重围，曹营大将轮番阻击赵云，围攻赵云，赵云越战越勇，杀得曹将丢盔弃甲，狼狈败退。正如《甘露寺》里乔玄乔国老所唱：“他四弟子龙常山将，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当时的场合使我触景生情，引出了长坂坡的联想，迄今印象未消。
　　
樊立勤不仅主席语录背得熟，辩论口才也不错。脑子灵敏，观点明确，发言干脆，不慌不忙，抑扬顿挫，铿锵有力，颇有舌战群儒之气概。我很欣赏他，也很佩服他。
　
这个串联会开过后，听说有不少学生教师到生物系学生宿舍找樊立勤，纷纷向他介绍聂元梓校文革已准备动手镇压“井”、“红”的情况。
　　
为了“井”、“红”的命运，有一天我通过邻居生物系教师请樊立勤来我家（中关园230号），同时，我把“红联军”哲学系学生韩琴英（女，后改名何青）和赵习文，还有西语系两位女党员教师俞芷蒨和刘帼贞也都请来。在我家，他们彼此都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似曾相识，就一起谈起如何应对聂元梓的镇压问题。
　　
大家议论了半天，认为聂元梓之所以敢于要镇压“井”、“红”，主要是由于康生的鼓动。聂元梓不是传达过康生的话吗，康生曾针对北大反聂派的言论说：“就是要使这些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康生应是罪魁祸首。最初，聂元梓是他找的，大字报是他老婆授意炮制的。当5·25大字报在北大贴出后，周总理就特别严肃地批评聂元梓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内外有别”的原则。康生慌了神，急忙叫他老婆向聂元梓要来大字报底稿，让他送杭州给毛泽东主席看。正在此时，“调查组”有人反映大字报贴出后，北大师生员工及干部反对激烈，因聂元梓此人在政治上、生活上问题很多，太臭，说起初不应该选她出来带头。康生听了，顿露凶相，气急败坏地狂叫：“是王八蛋也得支持！”
　　
康生扶植聂元梓，支持聂元梓，谁反聂元梓，他就发话打反革命。譬如，经济系有个女教师，尽管许多人对她有看法，但她反对聂元梓，康生硬说她姐弟两人是“特务”，以这个罪名就把她姐弟一起抓了。
　　
大家说来说去，形成初步意见：给康生贴大字报，不提“打倒”，先轰一轰，从而挫挫聂元梓的锐气，也可能会影响她重新考虑镇压“井”、“红”的打算和计划。至于贴康生大字报的内容要慎重考虑，反复考虑。
　　
这天，大家在我家的聚会，其结果有二：（1）大家初次认识，经过意见交流，互相了解了“兵临城下”的态度，为后来走在一起继续进行反聂活动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可靠基础。（2）我家住址因在中关园尽东头，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仅一围墙之隔，门前是一条死胡同，无行人经过，故较僻静，因而不少人都愿意到我家来谈问题。后不意被诬为“反革命黑据点”——此乃一伏笔也：1969年工军宣队将毛主席像送到我家并亲手请上墙上，犹如灿烂阳光一下子射进室内，顿使“蓬荜生辉”四字不是作为谦辞而是成为我家从此重见天日的具有政治含义的新成语。
　　
那天散会后，有一天上午樊立勤来告诉我们：听说有几个学校准备反康生，据说聂元梓也跑到清华大学向蒯大富打听了。
　　
于是，当天下午，樊立勤偕同刘帼贞、俞芷蒨、崔世远和我去清华一学生宿舍。有一位李姓男学生接待我们，他说这几天有一些学校，如农大、地院、中央党校等正准备反康生，背景不清楚，也不知哪个学校牵头。后，我们再随便聊一会儿，便告辞出来了。
　　
我们离开清华，途经北大4公寓，便上了刘帼贞家。大家最后决定给康生贴大字报，并说他们贴他们的，我们贴我们的。但写什么？对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整人害人的事，也只传闻而已，再说我们也管不着；至于当前他支持聂元梓，把反聂的群众打成反革命，把反聂的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我们如为此而直接反对他的讲话和表态，势必造成自己的被动，一定会落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
　　
樊立勤脑子灵，胸有成竹，说“抓他的封、资、修”。樊说自己知道康生的一件事，就是给画家潘天寿题词。
　　
潘天寿，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浙江宁海人。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擅长写意花鸟和山水画，能融诗、书、画、印于一炉。著有《中国绘画史》、《治印谈丛》等。
　
康生过去曾参观过潘天寿的画展，大人物参观后必留题词，曰：“画坛师首，艺苑班头”。此题词与当时美术界圈内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如今“文革”一来，潘天寿便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动画家”被打倒，其画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康生态度猝然一变，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手法，俨然一本正经的样子……
　　
听了樊立勤的点子，大家一致同意。我和俞、崔三人说先回家，吃了晚饭再来，让樊留下，与刘帼贞再慎重议一议。
　　
晚上，当我们再去刘帼贞家时，樊立勤已把大字报写好了，标题是《康生你是什么人？》，署名只“樊立勤”一人。樊说：为减少风险，以他个人名义贴出，如出事，由他一个人顶着。
　
尽管在这场大镇压中我们这几个人都未能幸免，但樊立勤作为学生能从内心说出这些话，大家都很感动。我觉得自己把他“拉”来入“围”，没有看错！
　　
反康生的大字报贴出后，全校震动。聂元梓看到樊立勤从外地回校，先是开串联会，为“井”、“红”说话，现在又贴出反康的大字报，她感到樊立勤在校内的活动对她是一大威胁，同时她又为抓住樊立勤反康生的问题而叫好，终于有理由对樊进行镇压，将樊置于死地而后快。
　　
很快，据说聂元梓拿到了康生的亲笔批示，定樊立勤为反革命份子！
　　
此时，聂元梓早已开始对“井”、“红”等反聂组织重要成员进行全校性校系两级的斗争和镇压，而对樊立勤的斗争更加残酷。班级开小型批斗会，系级开中型批斗会，校级开大型批斗会，斗争会一个接一个地三级连轴转，就是不叫你樊立勤歇一口气，直一下腰，晕倒说你装死，拉起来接着再斗。这就是世界闻名的1967年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牵头人聂元梓校文革“红色政权”统治下的“新北大”的伟大文化大革命中斗争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场景！
　　
樊立勤自己写道：
　
“这时批斗学校其他人也拉上了我。声势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是1967年3月18日。
　
全校批斗后在三十八楼、全校最有名的‘斗鬼台’上亮相。这一次人数最多，北大所有知名人物和学校一级被打倒的领导全部都到场了。
　
陆平、彭珮云、翦伯赞、冯友兰、傅鹰……一代名流全在挨斗行列之中，我叨陪末位。

我不但一下子由普通百姓、普通学生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且一下子就上了档次，成了‘校级人物’，与中央点名挂号的知名人物比肩而立。对我的斗争较这些人更加严厉和残酷，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毛泽东安排的这一现实，而我不接受。所以对我的反抗给的打击变本加厉，拳打脚踢、坐飞机、罚跪……因为我态度极为顽固不老实，所以每次都是几个人同时上手，按头、拉臂、掰手。
　
这时我身体受到了第一次最大的摧残，我右手被弄伤就是这一次。
　
但是这样的批斗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相反，越斗我越相信，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执行的是反动路线，他们越斗，我的态度越明确也越坚定。”
　　
（樊立勤著：《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繁荣出版社2007年版，上卷，P.139）
　
在北大，1967年1—3月，是聂元梓校文革进行第一次全校性的大镇压。在这次被批斗、被镇压的人中，有123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些学生、教师一经打击就一蹶不振了，或者从此沉默、销声匿迹了。但樊立勤不接受这种结果，正如他自己说的：“越斗我越相信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执行的是反动路线，他们越斗，我的态度越明确越坚定。”也正因为樊立勤的态度坚定，所以不久我们又走到一起，成立“新北大东方红公社”，继续为反对聂元梓校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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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初，哲学系五年级学生张志握、俞启义等成立了“红联军”这支反聂反校文革的校级组织。我因于8月份奉系领导者之命实行“师生结合”而参加了学生的活动，所以当“红联军”成立之际，我便自然成了它的一员，而没有跟其他教师一样退出“是非之地”，回到系里参加活动。由是，我对哲学系文革里的人和事都不了解，也不关注。

我所关注的，是西语系文革领导权的篡夺者及其压制、打击、抓斗、镇压群众的淫威和罪行，因为我妻子姜鹣鹣在西语系，而且从“文革”一开始，就不买这几个混蛋的账。　　

我妻子姜鹣鹣是西语系办公室负责系教学行政工作的教务员，非党群众。1956年7月从浙江温州市调来北大。缘由是：1955年，我在哲学系因被错定为“肃反”对象而被斗争、审查达9个月（张恩慈为肃反小组长）。 1956年初，我致党中央办公厅一封申诉报告，不久，即获平反、赔礼道歉，并将我未婚妻姜鹣鹣调来北大西语系。姜工作认真努力，1960年2月被评为“先进代表”，并在“北京大学第一届先进代表大会”上发言，标题是《我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教务员》。1960年2月17日北大《校刊》第347期刊载了她另一篇同标题的文章。　　

姜鹣鹣调来西语系后，工作积极认真，耐心细致，严格贯彻教学计划和一切规章制度，既为领导把关，又当领导参谋，深受系党政领导的信任、重视，尤其中国著名诗人、西语系主任冯至教授对姜的工作极为赞赏、关怀。姜为人严肃正直，处事公正，坚持原则，不怕权势，不怕高压。所以在“文革”中，当西语系几个靠“反动血统论”、自持“出身成份好”的家伙乘“革命造反”之机，抢班夺权，把全系群众当阿斗，姜鹣鹣能无看法吗？！能不气愤吗？！

我妻子姜鹣鹣已于2001年8月谢世。上文我将她做了扼要的简介，不然，读者必定产生疑惑：一个小小的教务员，她怎么能敢于与其当权派面对面对抗呢？

西语系文革的当权派到底是些怎样的人？

系文革主任周长贵，原系党总支委员，调干生出身，本无才无德，依持“成份好”，主管人事及档案。他的眼睛大而圆，炯炯发光，当他与人面对面谈话时，他的眼会瞪着你，目不转睛地看你，似乎要穿透你的内心活动来判断你是什么出身。

“文革”一开始，周长贵就和系里几个“出身好”的“当然革命左派”张X国、王瑾（人称刁德一）、余瑞元、李疾风、赵XX结成团伙，自称“六大金刚”（群众呼之为“六小兄弟”），跟随聂元梓这个女靠山造反，掌握了西语系大权，周当上了系文革主任，几个小兄弟当委员。周长贵们对聂元梓可谓忠心耿耿，拜倒聂的石榴裙下不闻其臭，多次在公开场合吹捧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坚定革命左派”，尤其特别吹捧江青，公开自称“江青派”，并以此自诩，作威作福，说斗谁就斗谁，说抓谁就抓谁。姜鹣鹣在其有关“文革”遗稿中写道：“我系党政领导干部、老年教授、中青年教师、职工及学生，被整、被抓、被关、被打的人数，比其他系都多得多，有的甚至被害致死、被迫自杀而亡。总支书记石幼珊同志被当作“反革命黑帮”被整被关押；系主任李赋宁教授被多次用铁棍、钢鞭毒打；总支副书记兼副系主任严宝瑜同志被整被打得落下严重气喘病；朱光潜老先生年老体衰，还被强迫去劳动；女教师郑培蒂生下孩子才56天，即被抓来关押，还强迫给她打退奶针，叫她让婴儿吃窝窝头。这种发生在西语系周长贵“六大金刚”的“红色政权”之下的罪恶事，真是令人闻所未闻的一大‘创造’。”

姜鹣鹣上文提到“有的甚至被害致死、被迫自杀而亡”的情况，在这段时期内，西语系共有2人：

①1966年7月28日载，“西语系原副教授、副系主任兼英语教研室主任吴兴华，文革初期在劳改中口渴，被西语系监改人员强迫喝污水（一说喝刷大字报的浆糊水），患急性中毒性痢疾而晕倒，毫无人性的监改大人还骂他装死，待送到校医院后，抢救不及而告死亡，时年45岁。”我听说，吴兴华英语水平很高，人称“才子”，在“文革”之期，英年被害致死，只能令人痛惜感叹，你还能判处监改者这样的恶人一命抵一命吗？！

②1966年8月26日载，“西语系二级英语女教授、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俞大絪，在‘六·一八’事件中被揪到‘斗鬼台’，强令跪下批斗，俞不堪凌辱，情绪低沉。后又被强迫辞掉保姆（俞的丈夫曾昭伦在外地也受迫害），24日又被抄家，于25日服毒，经抢救无效，在今晨零点五分去世，时年61岁。”

文中有二不清：谁强迫俞先生辞掉保姆？谁又去抄了俞先生的家？当时不是西语系文革筹委会周长贵们干的还有谁呢！

一、姜鹣鹣勇斗“六金刚”

我妻子姜鹣鹣辞世已十年，但她并未离我而去。翻开她所写的关于她受聂元梓校文革和西语系文革“六大金刚”混蛋们所迫害的材料，我泪眼模糊，悲愤填膺。从姜鹣鹣与之面对面的斗争，到重病中被拉去批斗坐喷气式，到送往医院抢救，到后来先我被关进私牢，严刑逼供，自杀未遂的幕幕情景，显现在我的面前。我不禁仰首问天：被害人“活罪”白受，害人者逍遥法外，公正何在，天理何存？！

西语系“六大金刚”及其喽啰打手们，当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及聂元梓们一垮台，自知民愤太大，纷纷逃离西语系：“周金刚”去了教务处；“张金刚”去了亚非所；“余金刚”去了生物系。“王金刚”逃得远，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不知哪位马列主义者，怀着菩萨心肠，不问王是人是狼（有人说他“是只狼”），竟瞒过人事部门收用了他！我们为对党负责，曾把王某所干罪行的材料寄给人大马列所的党组织。结果，无回音，不作为，不理睬，石沉大海。“李金刚”早已逃离北大，混进天津某单位，成了漏网之鱼；还有一名当年横行霸道于民主楼（西语系所在地）的女泼妇李XX也躲进了北大图书馆。

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些人性泯灭的“文革”产物，虽然逃离了西语系，无论在校内或校外，无论本市或外地，但他们的受害人、苦主仍都在北大，而来北大西语系采访、调查他们及其手下暴徒所犯罪恶的调查人员，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一件件揭发材料都实事求是地记录着他们的罪行孽迹，白纸黑字，尚留人间。

回溯“文革”之初，工作组刚进北大西语系，两眼一抹黑，从原系党总支里，竟看中了出身好、成份好的周长贵几个人，依靠他们，重用他们。周长贵这些人摸透了中国搞运动的老规矩，来了运动就是整一批人。1966年6月16日，周长贵就公然叫嚣：“运动要人人过关”，把矛头就指向革命群众。当天在小组会上，姜鹣鹣便提出了不同意见，周长贵等固执己见。

“六·一八”事件后，周长贵等人竟不择手段地滥用他是人事干事的职权，大整群众的黑材料，还在大饭厅前公布德四（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的档案。

到7月29日，在全系教师大会上，周长贵等又围攻公共外语教研室11人的革命大字报。当时在这个教师大会上，姜鹣鹣又面对面地向周长贵指出：应该让大家充分运用“四大武器”，不能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8月8日，周长贵等继续把斗争锋芒指向群众，特别是着重打击因揭发系里矛盾和问题最坚决最尖锐的党员女教师刘帼贞。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捏造莫须有罪名，企图把刘帼贞打成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的“叛徒”。

8月25日，在全系教师大会上，周长贵们竟又集中全力围攻、斗争刘帼贞和教师金XX。全系教师也普遍感到有压力。

姜鹣鹣对周长贵等人的如此做法，极其气愤。为此，姜鹣鹣曾天真地五次去找聂元梓，想反映西语系的情况。最后一次总算找到了，不料聂元梓一瞧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马上推理由说：“我很忙，你去找那个秘书谈谈吧！”当头给姜泼了一盆冷水。姜鹣鹣想，咱们国家领导人都是和群众心连心，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可是聂元梓才当上几天的校文革筹委会主任，为什么就这样官气十足，拒不接见群众呢？
8月29日，西语系就“8·25”事件开了一次全系师生辩论会。姜鹣鹣不顾一切，也冲上台去发言，主要谈了四点：

⑴周长贵等人策划的“8·25”的会，大方向错了，这是违反“十六条”、压制群众的会；

⑵刘帼贞不是“叛徒”，不但不是，而且在揭发系里的矛盾斗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⑶李X果（女）滥用职权，乱抛教师鲁XX的档案，又以大字报形式公布未经调查的有关XXX的所谓“男女关系”的材料，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姜鹣鹣的这次发言，得到许多教师和学生的支持，但想不到招致了周长贵等人对姜的仇恨。在大会上，周长贵和他的小兄弟王瑾亲自出马，捏造事实，肆意辱骂，对姜进行人身攻击。
　

第二天就出现了围攻姜鹣鹣的大字报，什么“正告姜鹣鹣”呀，什么“狗崽子”呀，什么“母夜叉”呀，什么“地主婆”呀等等，说不尽的脏话和恶语，数不完的谩骂和侮辱，犹如一根根大棒子劈头盖脑地打将过来，姜几乎晕倒过去。

不管“文革”怎样，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中央所订的“十六条”明明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有益的。”“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周长贵等一伙人不是自称从其娘肚子里呱呱一落地就是“当然革命左派”吗？怎么对“十六条”竟也敢于公然践踏？！但姜鹣鹣没有被压服被吓倒！

66年9月3日，在全系教职员大会上，周长贵等人为了强化他们的权力，继续把矛头指向群众，竟发出一道所谓“第二道命令”，公开点出了十几个一般教师群众的名字，说他们不积极参加运动，致使这些教师吓得犹如大祸临头，人人自危。周长贵等人对于这些不愿跟他们走、且已感到有压力的教师，采取这种既无可奈何又如此粗暴的“命令发动”的手段，大家都觉得既可笑又可恨，可笑的是他们以愚蠢为智，可恨的是他们以群众为敌。对此，在9月5日的职员小组会上，姜鹣鹣又面对面对周长贵等提出了批评意见。

西语系教师群众普遍感到压力重重，不敢说话。有的人为了自保，只能忍气吞声，唯唯诺诺，顺其所行。


9月17日，在民主楼楼道上，周长贵等人召开全系教职员大会，选举系文革主任候选人。周的“小兄弟”及其追随者们一致推选周长贵，极尽吹捧恭维之能事，而多数群众不敢说话，楼道上一时沉静。这时，姜鹣鹣站起来说：“我坚决不同意周长贵当候选人，我站在革命立场上，认为周长贵从运动开始至今一直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而且又毫无悔改之意，怎么能当西语系文革主任呢？！”

不料，这一下可触犯了周长贵这一伙天生的“当然革命左派”之淫威，他们气急败坏，暴跳如雷，马上对姜进行围攻。周的“小兄弟”、原系总支副书记张X国竟当场站出来，气势汹汹地指着姜鹣鹣破口大骂说：“你说得好听，什么‘站在革命立场上’，根本不可能！”“你是什么成份出身？你吃的是人民的肉，喝的是人民的血！”“狗崽子，骂你就骂你！”整个会场立即变成了对“敌”斗争的大会，把姜骂了个狗血喷头，臭不可闻。

姜鹣鹣这时才认识到：66年10月初，“红联军”、“井冈山”成立，其政治纲领是反对聂元梓校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长贵这伙人之所以如此，原来他们正是秉承聂元梓校文革的衣钵，执行了一条明目张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同时，姜鹣鹣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周长贵这伙人因认为自己出身“成份好”，如今“造反有理”，西语系这块天地应由他们来掌管，全系教职员工都应拥戴他们，听他们的话，跟他们走，谁对他们提意见，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反对他们。他们就会很自然而然地出于“唯成份论”之反动本性，把你搞垮搞臭。因此，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仅只提提意见是没有用的，尤其是一个人站出来说话，势单力薄，他们用手指一捏就可把你捏死。所以结论是：①团结力量，②斗争到底。

于是，姜鹣鹣和刘帼贞、俞芷倩就走到一起了。
　　
二、姜鹣鹣病中遭揪斗

在西语系，英语女教师刘帼贞、法语女教师俞芷倩，都是一般党员干部。她们自周长贵这伙“小兄弟”掌权以来，也是与他们压制群众、以持不同意见的群众为敌的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的。因而，周长贵们也恨死了她俩，不惜采取恶劣手段，千方百计地搞臭她俩，尤其卑鄙地乘聂元梓校文革成立之机，非法剥夺了她俩的选举权，力图把她俩打入敌我矛盾。如8月8日、25日，周长贵们在两次全系大会上就全力攻击刘帼贞，企图把她打成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的“叛徒”。　　

刘、俞、姜三人走到一起后，常在我家（中关园230号）分析、议论校、系的情况，依据大量的事实和自己切身体会，一致认定：校、系文革执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2月9日，她们终于组成了“‘铮铮硬骨’战斗队”，并发表了向校、系文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战斗宣言。

“‘铮铮硬骨’战斗队”问世宣言一出来，周长贵这伙“小兄弟”们惊恐万分。她们还刷出几幅大标语，如：“西语系以周长贵为首的系文革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长贵必须向全系革命师生作深刻检查！”“炮轰聂元梓，炮轰校文革！”等等。同时还在民主楼大门贴上一幅对联，上联是“民主楼不民主，反动路线明目张胆”，下联是“革命派要革命，反抗有理愈压愈硬”，横批是“针锋相对”。　

师生群众看了人人叫好，周长贵们装作视而不见。“六金刚”虽一时间威风扫地，但三女将淫威下劫数难逃！
　　
12月中旬聂元梓从上海夺权回京，24日向全校作了一次杀气腾腾的报告，发出了摧垮反聂组织、镇压反聂群众的动员令，从此北大就开始了连续三个月白色恐怖的局面。

西语系一场对姜鹣鹣和“‘铮铮硬骨’战斗队”的残酷镇压和政治迫害，就更进一步开始了。

12月24日上午，聂元梓的报告一完，原来藏头露尾的周长贵等人顿时就活跃、嚣张起来，趾高气扬，喜笑颜开。他们调动人马，集中全力要对“‘铮铮硬骨’战斗队”下毒手。他们首先对姜鹣鹣采取威逼恐吓的手段，在民主楼外墙贴出“姜鹣鹣要老实交待和反革命刘立炎的黑关系”的大幅标语，把姜的名字倒过来，还划上“X”。姜与刘立炎有什么关系？刘是学生，原患有神经不正常的病，姜是教务员，对他较同情，也较关心，他有什么想不开的，姜也耐心与他谈话，开导他，这是西语系人所共知的。可是周长贵这伙人也按照聂元梓校文革摧毁“红联军”、“井冈山”所采取的恶毒手段一样，竟如此无耻卑鄙地以莫须有罪名，硬要把刘与姜拉上关系，以此来达到摧垮“‘铮铮硬骨’战斗队”的目的。

1967年1月8日，周长贵等人在民主楼楼道里召开了全系教职员大会。余瑞元主持，说这是给工作组时期打成“反革命”的平反大会。这时，姜鹣鹣不管三七二十一气得站起来说：“你们说得好听，要给工作组时期打成‘反革命’的平反，可是为什么现在你们又要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姜鹣鹣的话未说完，以余瑞元为首，他们就马上跳起来，对姜进行围攻、谩骂，姜当场就气吐了血。

1月12日，姜鹣鹣开始发高烧。以后几天又连续吐血、发烧，从此卧床不起，连上厕所都须由我背去，我不在家，就由我女儿（时仅9岁）连背带拖去厕所。

（一）抄家　

以下摘自姜鹣鹣愤怒控诉北大校、系文革对她的迫害《何其毒也》一文遗稿：

“1967年1月27日下午，西语系文革周长贵等一撮人唆使了一批不明真相的学生同时抄了‘铮铮硬骨’全体成员刘帼贞、俞芷倩和我三人的家。”

“他们来到我家时，我正病得昏昏而睡。他们把我推醒，宣布‘铮铮硬骨’战斗队是反动组织，给我扣上‘反聂就是反革命’的罪名。我气得拼着命一挣扎从床上坐了起来，拍着床边的桌子与他们争论。一个打手指着我的鼻子说：‘聂元梓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你反对她，你就是反动，就是反革命，就是犯罪！’他们抄完了家，搬去不少书和资料，还在我家（平房）门外墙上贴了一张所谓‘通告’，捏造了几个莫须有的罪名，蛮横地宣布我为‘反革命’，并叫邻居对我家进行监督。从此，我便失去了自由。”

“‘通告’贴出以后，许多小孩围着我的三个孩子谩骂：‘你妈妈是反革命，是黑帮，你们都是小狗崽子……’把我大女儿五一（颜注：时年9岁，恢复高考第一届本科生，现定居美国）的‘红小兵’袖章撕了下来，有的小孩还打我那仅只3岁的小儿子五三（颜注：今北京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又不知哪家小子在我第二个孩子五二（颜注：时年7岁，恢复高考第一届本科生，38岁任北方交通大学副校长，现北京交大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身上扎了一刀，把上衣戳了一个大洞，幸而未曾伤及皮肉。这样骂呀！打呀！拿石头扔呀！同志们，我有何罪？我的三个孩子又有什么罪？这也都是北大校文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我的两个大孩子原来斗争性很强，这时也无法说清道理，被逼得跑回屋里，扑在我的病床上，哇、哇地大哭起来。他们不断地喊我，拉我：‘妈妈你快起来吧！快起来吧！赶快把问题搞清楚吧！’这时，我痛苦万分，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们是多么想念您呵！”

连日来，姜鹣鹣又气又闷，痛苦万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有时昏迷过去，大小便也不能自控，身体虚弱至极。

有一夜晚，约10时许，我从学校归来，我从口袋里取钥匙开门，不料门里插销闩着，门打不开。我见左窗还亮着灯，便敲玻璃窗，轻喊：“鹣，开门！鹣，开门！”因她的病床（单人床）就在窗边。我喊多次，屋里没声音，我再喊，她才醒，答应起床开门，但声音低微虚弱，像小猫的声音。我等了半天，她才从病床上慢慢起来，扶着床边窗下的书桌想移身开门。我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即意识到她摔倒在地（水泥地）了。我在窗外急得直跺脚，连喊：“鹣！鹣！”等了好半天，她才声音微弱地说：“我摔在桌边起不来了。”我说：“你起不来，我怎能进来呀？”她说：“我爬吧……”我说：“你别焦急，慢慢爬吧……”她在地上爬爬歇歇，又好半天才爬到大门边，可是趴在地上，举起右手，够不着插销。她说：“我站不起来，门打不开……”我说：“你门打不开，怎么办……你再歇一歇，一定要挣一下！”又等了半天，只听见开插销声一响，大门即开了。我推进门，只见姜鹣鹣已昏倒在地。我急忙抱起她，轻轻把她放在床上。这时，我泪如泉涌，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怎么会落到这般光景……”

我为什么一定要较详细地描述了那晚的细节和对话？目的就是说明姜鹣鹣在被周长贵们气病后身体极其虚弱的情境下，周长贵们还是派打手来我家，把她从病床上抓去批斗！

（二）揪斗

姜鹣鹣和刘帼贞、俞芷倩三人被抄家后，姜病得很厉害。刘、俞二人就跑到校、系文革去作说理斗争，同时，又在校园内到处张贴大字报，强烈抗议校、系文革任意抄家的非法行为。

这便更加惹恼了周长贵等“六大金刚”，于是丧心病狂地阴谋策划，在1967年2月7日下午召开全系大会，斗争刘帼贞和俞芷倩。就在这个斗争大会上，周长贵的死党李成才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姜鹣鹣没病装病，把她也揪来斗！”并当众念了一份从校医院搞来的假证明，说姜无病。于是一群男女（其中有死抱周长贵马蹄子的女教师刘X青）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我家。

姜鹣鹣在其《何其毒也》遗稿中说：

“这天正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即1966年12月28日），北京的天气分外寒冷。我本来躺在病床上，他们强迫我起来。我说：‘我有病，起不来！’他们二话没说，掀开盖在我身上的两条被子，使劲将我从床上一把提了起来。当时我正在发高烧，他们随手捡起我的衣服，胡乱披在我身上，把我放在自行车后架上。我像死人似的趴在车座上，迷迷糊糊，晕头转向。他们扶着我，一边推，一边骂不绝口。”

“到了第二教室楼103大教室，两个女勇士拖着我，还未踏进大教室，就听到了一片呼喊声：‘打倒姜鹣鹣！’‘砸烂姜鹣鹣的狗头！’‘姜鹣鹣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她们把我拖向台前，扒下披在我身上的棉大衣。我因已病到半死半活，根本站立不住，两边几个人撑着我。我耷拉着脑袋，披头散发，想抬一下头，都毫无力气。我只觉得天在转，地在摇，眼前一片漆黑，无力站立，几乎倒下。忽然一个人在我的腿上踢了一脚，这时会场上又高喊口号：‘打倒姜鹣鹣！’‘砸烂姜鹣鹣的狗头！’我想把头抬起来，把上身挺直一些，可是办不到。我有气无力地只吐出了几个微弱的字眼：‘砸？谁敢……砸！’”

“接着，我听出是王瑾的声音在宣布我的‘罪名’，说我是‘陆平的红人’，说我‘反对校文革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聂元梓就是反革命’等等。就在此时，不知是哪个混蛋突然高声大叫：‘姜鹣鹣不投降，也叫她‘坐飞机’！于是在一片吼叫中又冲上来几个打手，把我的胳膊用力向后拧，把我的脑袋使劲往下压。这时，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一片漆黑，整个会场都倒了过来，同时，我却听到正在‘坐飞机’的刘帼贞、俞芷倩二人一边挣扎，一边高声喊着：‘不许迫害病人！不许迫害病人！’但周长贵这伙人根本不顾我的死活，把我弄得只剩奄奄一息了！”

“周长贵们见我如此顽强，宁死不屈，再也没法斗下去了，而且整个会场也显得有点乱了起来，于是就指示几个人把我拖出会场到二教大门外，使劲扔倒在雪地上，我就昏厥了过去。”

“北风在怒吼，质问聂元梓、周长贵这类人统治的北京大学，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掌权的天下吗？！我躺在冰天雪地里，不知过了多久，慢慢苏醒过来，看见刘帼贞、俞芷倩坐在我身旁哭。俞芷倩一边哭，一边向围着我们的群众揭露西语系周长贵等人对我们的迫害；刘帼贞见我已苏醒过来，咬着牙关，边哭边走去叫三轮车。周长贵们从二教出来，见俞芷倩在向围观的人揭露他们的恶行，觉得不妙，便过来催我们走，但又虚张声势，骂我们：‘反对聂元梓的，一个也跑不掉！’‘反聂干将、反革命分子死了更好！’”

“刘帼贞叫来了三轮车，想不到刘X青还对三轮车工人说：‘这是反革命，别扶她，把她拉到家，向她多要些钱！’”

（三）抢救

“经过这场斗争会的折磨，我的病情更加恶化。我被我丈夫颜品忠和刘帼贞、俞芷倩等送往北医三院抢救，还连续发烧；经常迷迷糊糊，神经错乱；常常是被子盖在身上，还到处找寻被子；夜里发冷，便抱着热水瓶取暖；有时说胡话，事后人家告诉我，说的还是斗争会上的情景。”

“在我住院期间，哲学系也对颜品忠进行了多次审讯、威逼，于2月25、26、27日哲学系联合西语系、地质地理系等连续三天斗争颜品忠。在斗争会上，还说我没有病。他们把颜打成‘铮铮硬骨’战斗队的‘黑参谋’、‘红联军’的‘狗头军师’，骂他比‘红联军’的‘反动头目’更顽固、更反动，‘有过之无不及’，最后宣布他为‘反聂干将’、‘反革命’。哲学系这帮人自己斗了还不够味，又把颜品忠交给生物系去审斗，还嘱咐生物系，说颜‘这个人很顽固，很反动，你就得给他点厉害看看！’这些‘左派’老爷们对我夫妻俩的残酷斗争和政治迫害，以为我俩会被吓倒、被征服，虽然我们有家，还有三个孩子，但是，为了真理，家可抛，孩子没有父母也将照样长大……”

“我在医院，时刻想念毛主席。我丈夫颜品忠从家里带来了一张毛主席像贴在我床头上，他老人家给了我们斗争的力量，给了我们斗争的信心。我多次恍恍惚惚地见到了毛主席，看到了毛主席来到了我身边。有一次我看到毛主席穿着白大褂来到我床旁，我即拉着毛主席那温暖的大手不放，哭诉周长贵对我的迫害……这时护士也来和医生一起拉开我的手，才知他是医生。”

“我在北医三院住了40天，一共只吃了7斤8两粮票。出院时，仍有低烧。医生嘱咐我要控制自己，不要再受刺激，否则会加剧病情的发展。”

“周长贵们对我抄家、通告、监督、斗争、踢脚、剥夺选举权和一切政治权利，三番五次逼我写检查交待，我宁死不屈，连半个字也不写。他们眼看在政治上压不倒我，又企图从经济上来对我施加压力。他们明明知道我病得很厉害，却一口咬定说我没病，以不参加文化大革命为借口，先扣发了我的工资，到68年4月起我的工资就全部停发了。颜品忠从68年5月起也被聂元梓停发了全部工资，从此，我家就断了生活来源。”

“周长贵之流一方面无视党纪国法，同时也愚蠢到了极点。辱骂、殴打、揪踢、绑架等法西斯手段都压不垮我们，难道停发工资就能使我们屈服吗！！”


在姜鹣鹣住北医三院治病期间，我每天下午都去看望她，带东西给她，给她讲讲校内情况，同时以安慰她为主，叫她平静、安心治病。刘帼贞、俞芷倩，还有清华三个学生也时常去医院看她。

清华大学三个学生都是反蒯大富的“清华414”派的人。他们大约在67年1月初，听说北大聂元梓正在镇压反对她的人，就来北大看看情况。他们观察后，感到北大反对派处境太难，面对聂元梓老佛爷这么个庞然大物，要扳倒她谈何容易，但他们认为聂元梓执行的确是反动路线无疑。由是，他们觉得在清华反蒯没什么可搞的，还是来北大支援反聂力量有点意义。于是他们就与樊立勤及我等走到了一起，并成为亲密的战友和朋友。我们不呼其名，而昵称之曰：“耗子”（鲁百企）、“胡子”（刘家护）、“猴子”（蔡涤泉）！

他们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有胆识，有谋略，且又诚实可靠，是我们非常信赖的同志。在聂元梓校、系文革上下批斗我们的日子里，都是他们三人在我们数人之间偷偷地传递信息，安定我们的情绪，鼓励我们的勇气，坚定我们的信心！

三、哲学系斗争颜品忠

1967年1月起，聂孙校文革开始全面镇压“井”、“红”等反聂组织。在哲学系教师中，仅3人属“井”、“红”成员。2月中旬，有一天唐子杰来找我，说副系主任邓艾民劝说她，叫她“不要跟颜品忠的态度一样，系里让你检查交待，你就写个检查材料好了。”我说：“邓艾民是为你着想，我同意他说的，你就准备准备，写个检查交给系里吧。”

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哲学系在南阁阅览室召开教师大会，主持人是孙伯揆。他叫唐子杰坐在自己位子上检查交待在“红联军”里的活动。唐子杰按她所准备的书面材料泛泛而念，除了承认反聂反校文革是错误的以外，其他的都是上不了纲、上不了线的事。唐子杰检查完毕，有的人提提一些挨不着边的问题，有的人发言空“批评”一通。我从头到尾坐在靠南窗的位子上，一直抽烟，半言不发。最后，孙伯揆宣布：唐子杰的检查可以通过，明晚由XXX（小包）作检查交待。于是散会，我也默默地随着大家走出南阁，一路而归。

第二天晚上，大家都准时到达南阁开会，听取教师小包作检查交待。主持人孙伯揆叫他站在自己位子上检查。小包首先讲自己在哲学系四年级参加了“井冈山”反动组织，承认反对聂元梓校文革是一政治错误，并就此作了“深刻”的检查，自我批评一通。在内容中，也逐一交待了自己所参与的活动，如此而已。

当场，几个教师提了不少问题，他都逐一作了回答。由于时间已晚，孙伯揆宣布明晚继续开小包的检查会。

第三天晚，续昨晚之会，教师小包又作了一些补充交待，鸡毛蒜皮而已。大家有追问的，有批判的，有希望作进一步交待的等等，不一而足。约近11时，孙伯揆说：“XXX（小包）的自我检查交待通过了。现在还有一个颜品忠。颜品忠这几个晚上，只坐在那里抽烟，一言不发，态度很顽固！下次就开他的斗争会，哪天开，大家等待通知。散会！”

一路归来，心情沉重，事不可免，只能沉着应对：

①斗争会上，不学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只应以柔克刚，不可硬顶；

②有关事实过程，可细讲，以示“老实交待”；

③凡可能会被歪曲后以致被上纲上线的事或话不讲；

④凡问及他人，只讲一般来往联系，不揭发，不出卖；

⑤总之，可答则答，不可答则不答，或一问三不知；

⑥承认反对聂元梓校文革及其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决不认错，不投降！

哲学系对我开的斗争会共三次，即1967年2月25、26、27日，也就是农历1967年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我妻子姜鹣鹣先我于1967年2月7日，即农历1966年除夕前一天12月28日被斗）。“左派”们欢欢喜喜过大年，我家过的是被揪挨斗年！

（一）第一次斗争会

1967年2月25日下午5时，教师冯国瑞、陈舒永二位老兄来中关园230号通知我：“颜品忠，今晚系里要对你开斗争会”，我说：“好，时间，地点呢？”他俩说：“地点在南阁，时间7点半开始。”我说：“知道了！”

他俩走后，我即紧张地准备晚餐给3个孩子吃。我对女儿说：“今晚爸爸要去系里开会，你要照顾两个弟弟在后屋大床上睡觉，大门钥匙我带走，回来我自己开，门里插销千万不要插上，如你插上了，我回来打不开门，那就麻烦了。”

我吩咐女儿的上述这些话，实际上在前几天给唐子杰和小包开会的那三次离家时也都已说过。今天之所以把这个细节放在这一天写，一是说明冯、陈二位来通知我后的情景全过程，二是说明姜鹣鹣仍在北医三院治病，不在家。

我于晚7时半之前到达南阁，记不起是谁叫我在阅览室外先站好等一等。我估计会场里一定让大家赶快坐好，严阵以待我这个阶级敌人！

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儿，会场上就发出口号：“打倒颜品忠！”“打倒颜品忠！”我于是就在这一片“欢迎”声中被领进会场，立正站在了拥聂派的面前。我一眼扫去，今晚来人不少，挤得满满的，除了大多数是熟面孔的本系教师外，还有些是来自外系的“革命派”代表。

主持人孙伯揆绷着脸宣布斗争会开始，先讲了一通开场白，然后问谁先发言。话声刚落，想不到第一个站起来揭发的是教师小包。对于小包的首难，着实叫我大吃了一惊！我想你小子自我检查交待了两个晚上，承认参加“反动组织井冈山”、反对聂孙校文革是犯了政治错误，几乎悔悟到了声泪俱下的样子。我坐在窗边只是抽烟，对你一个屁也没放，不意今晚斗我，你倒奋勇请缨，上舞杀威棒，下扫梅花腿，几乎把我气晕了过去，脑子里只出现“……反水……倒戈……甫志高……”他揭发我在五年级与“红联军”头头张志握、俞启义等臭味相投，打成一片，是“红联军”的“狗头军师”，为“红联军”出谋划策，后来还一起外出串联了一个月……

又一个叫我想不到的是，五年级学生孔XX今晚怎么也大驾光临，与教师小包前呼后应，合力给我使“棒子”。孔XX长得五官端正，皮肤白皙，一表人材，犹如京剧小生似的，再说平日少言寡语，为人诚实，给我的印象颇佳。今晚来参加对我的斗争会，未知是不请自到，还是动员出战，不得而知。

教师小包主动请战，一马当先，其实并不令人难以理解。他在前两次会上进行自我检查交待中，已作出口头上的“悔过”，并表示了“金盘洗手”的决心，这晚在对我的斗争会上，他要在行动上当众表明他与我划清界限，以示忠心实意投入聂元梓的怀抱。

对于他们的揭发，我只回答说：我和张志握在搞“四清”时就已认识，相处也随便，他是党员，我没有给他出什么主意，其实我也没有能力给他出什么主意……这时突然有一人带头呼口号：“打倒颜品忠！”“颜品忠要老实交待！”“颜品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全场跟着呼叫，喊声震耳欲聋。

一个女的站起来揭发，我稍抬眼一看，原来是西语系的女教员刘X青，她是拍西语系文革主任周长贵的马屁拍得最令人恶心的女人。这时忽然一人大呼：“颜品忠低下你的狗头！站好点！”刘X青先向大家介绍我妻子姜鹣鹣和刘帼贞、俞芷倩三人组织“‘铮铮硬骨’战斗队”，把西语系闹得大乱，说“颜品忠就是‘铮铮硬骨’的‘黑高参’！”还说“姜鹣鹣没病装病，一直不露面……”我听她说姜鹣鹣没病装病，一股怒气涌上心头，但我还是强忍这气，不轻不重地说：“她2月7日被斗以后，就送北医三院抢救，到现在还在医院里，怎么是没病装病呢？”有人即喊：“颜品忠，你放老实点！”“打倒颜品忠！”

接着，有生物系代表要我交待与他系女教师杜XX的反革命联系。地质地理系代表要我交待与他系程XX的反革命联系。态度最恶劣的是哲学系心理专业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的主攻重点，却是要我“交待”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万XX及其夫北大经济系江XX的反革命联系。我说，他俩口子来我家问问“红联军”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情况，是我讲他俩听，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我心里也嘀咕：你是北大心理专业的，你管人家科学院心理所的事干嘛？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在此，我想让这个斗我的斗争会暂时“停格”一会儿，先插入说说这小子几天后给我贴的一张大字报：

《提供和万XX有关的一些情况》

最近，我们北大哲学系全体教师斗争了反聂干将、北大最大的反动组织“红联军”（红色造反联军简称）的狗头军师——颜品忠。颜是哲学系教员，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思想一贯反动。在北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一直站在反动立场上，污蔑和攻击哲学系的革命左派同志和革命总支。去年10月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参加了反动组织“红联军”，大肆活动，为其出谋划策，干了许多坏事，把矛头直接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旗帜——聂元梓同志，指向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下了滔天罪行！

颜品忠这个反动家伙被我们斗争了以后，不得不交待了江XX和他的爱人万XX曾登颜家门拜访……要颜系统介绍其反动观点……

……

“红联军”是北大全校性的最大的反动组织，其头目们均已被北大广大革命师生揪了出来斗倒斗垮斗臭。他们的观点都是极其反动的……我们希望心理所的革命同志也要起来批判、消毒，以便肃清其影响。

《新北大公社》哲学系教工分队

心专战斗小组1967.3.8

这张大字报全文共1100字，是当年万的女儿从科学院心理所抄来给我而留下的唯一一张大字报，珍贵至极。我只摘其与我及“红联军”有关的文字。其作者不敢写真名，其实是我系心理专业一个平日一本正经、政治运动一来“左”得“可爱”、实则令人讨厌的青年人。他写这张大字报，是借我之被批斗，作为炮弹攻击外单位的万XX，是其手伸得太长了还是别有用心，对心理所有所图谋？令人可疑。但他写的开头一大段文字，我真被感动得很想当面谢谢他，因他从反面过分提高了我反聂的声望。

现在把“停格”的镜头继放斗争会。斗争会上此时已换了另一题目，揭发我反康生。

我承认反康生，但我说，我们的行动是由聂元梓引起的。因当时有几个学校透露出了“反康”的风声，听说聂元梓便匆匆忙忙跑到清华向蒯大富打听动向。我们捉摸聂元梓的心思，她可能想抢头功。所以我们决定，不管别人，我们写我们的，但不写“打倒”，只轰他一轰，叫他明白对北大的事不要乱表态。我说，大字报只樊立勤一人签名，他不让我签，也不让其他人签。

我作了以上的“坦白交待”，可大家还是呼口号，说我不老实。因我承认反康生，但没签字，定不了“罪名”，气得他们只喊：“颜品忠要老实交待！”“颜品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时，坐在后排的XX教授气得站了起来，把手远远地指着我说：“把他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摘了，反革命分子还有什么资格挂主席像章？！”

经他这么一提议，全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空气骤然凝结，而我的心头也蹦蹦地跳得直响。我脑子像电钻一样在急速运转：如果哪个人胆敢上来动手摘，我就不客气地说：你要是摘，你就碰了主席的脸了，你就是对主席的大不敬，你就是现行反革命！

这位教授往日就以进步著称，大家心里都有数。他这么一提议，自己又不上来摘，全场百来人谁都坐着不动，时间就这样在悄悄地流逝……这时，孙伯揆可能认为这位老先生其实是给他这个主持人出了难题：摘又没人上来摘，实际上也摘不得；如果换个问题来揭发颜品忠，那么摘颜的主席像章的提议就没有实现，这也即等于灭了他孙伯揆的威风。他似乎感到左右为难，实在尴尬。没想到孙伯揆倒也聪明，不愧是教马列主义哲学的教员，能随机应变，只听他宣布：“现在时间已晚了，这个会就开到这里，明晚继续开颜品忠的斗争会。”说罢，散会。谁也不理我，我只默默地随大家走出南阁。

（二）第二次斗争会

第二天，2月26日下午，仍是冯国瑞和陈舒永二位老兄来通知：今晚继续开我的斗争会，地点、时间不变。

今晚的斗争会，仍是群情激愤，火力猛烈，要我交待攻击中央文革的问题。我说我只参加了反康生。有一人说：“你再交待如何反康生的？”我就把昨晚“老实交待”的话又重复“交待”了一遍。这老兄说：“你还是不老实，你刚才说的和昨天晚上说的不是一样的吗？”我说：“我参加反康生的全过程就是这样。”我想，反康生问题已是一个死问题，樊立勤的反康生大字报全校都知道，樊本人正在全校大小斗争会上被残酷斗争，我自己承认反康生但无签名也已是定论，多“交待”少“交待”都不影响这个问题的轻重，所以我抓住反康生问题来回重复，或添油加醋，胡扯一点细节，气得大家只一个劲地呼口号：“打倒颜品忠！”“颜品忠不老实交待，就把他打倒在地，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位老兄在喊口号之后，指着我说：“你不要以为把你打不成反革命，我们就是要把你打成反革命，打成极右派！”

后来，在反康生问题上，我再来回唠叨，大家已无兴趣，听都不爱听，又集中火力，猛攻我反江青的问题。

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在江青当上“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后不久，全国有几个人对她有好感的？但是，又有几个人敢于公开反对她的？

我对江青搞的所谓“京剧革命”，破坏中国京剧传统艺术的极“左”观点和作法及其成果“八个样板戏”，早已十分反感，66年7月22、23日以后几次来北大的拙劣表演而丢人现眼，以至保护、支持聂元梓，说自己“和聂元梓并肩战斗”、镇压“井”、“红”，使我对她是反感加烦感，再加恶感，但内心“反”而不敢露，难道斗争我的哲学系教师们谁不如此？！

在这个斗争会上，大家主攻我的反江青问题，我焉能会被轻易攻破而胡说八道，我不要命了吗？不管他们猛打猛攻，我只死死咬住一句话：“我没有反江青”！

第二次斗争会就此结束。此时已11点钟，天下大雪，我站立了三个小时，疲惫不堪，一路缓步踏雪而归。

我掏出大门钥匙，推门进家，打开电灯，回身插上大门插销。三个孩子在后屋大床上已入梦乡，我慢慢回到前屋坐在单人床上，拿出香烟，右手靠在书桌上，一边抽烟，一边沉思，回想这二晚斗争会的应对态度，预计第三次对我斗争的办法和内容。

正在我被斗后情绪低沉之际，突然有敲门之声。这时已是夜深人静，我心中异常惊怕，到底会是什么人来呢？我走近大门问：“谁？”门外这人说：“我！”我把门一打开，只见此人穿着棉猴大衣，包着脑袋，脸部又戴着大口罩，他一进门，随手把门一关，一声不响，拉着我手进入后屋，打开灯，他把口罩一拉下，原来是清华414的猴子（蔡涤泉）。他轻轻地对我说：“哲学系斗你，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去了中央文革接待站，介绍了你的情况。接待的同志说：‘颜品忠反对北大聂元梓校文革，他既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在哪里作过什么公开发言，尤其没有在本系闹过事或反对系文革，哲学系斗他，简直是胡闹，乱弹琴！’”他又说：“你不要害怕，明天再斗你，你还是要顶着。”说罢，猴子便匆匆走了。

（三）第三次斗争会

第三天，2月27日下午，照常是冯国瑞、陈舒永二人来通知我：今晚仍开会斗我。

今晚的斗争会，主题似乎是关于我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问题。可是大家又揭发不出我的“罪行”，因我在“红联军”里没写过大字报或在他人大字报签过名，又没有在哪个辩论上发过言。他们抓不住我的把柄，只一个味地说我是“红联军”的“狗头军师”啦，“高级参谋”啦，但无事实例证。

我承认反对聂元梓校文革，自聂元梓成立校文革筹委会起就开始反对。原因在于西语系，但校文革纵容西语系文革；从西语系看校文革，校系文革执行的就是一条压制群众、打击群众、以群众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提意见，就被怀疑为“别有用心”，硬被说成是“夺权”！聂元梓本人就是这么说的，校文革也是这么下定论的。

斗争会上的“革命群众”斗我，不在于要我承认反对聂元梓反对校文革而已，而主要目的在于要我承认反聂反校文革是“政治错误”！

我不硬顶，而只说“我还没想通，因我老婆被西语系斗得死去活来，现在还住在北医三院。”我心中想：姜鹣鹣被斗得这样，我会乖乖投降吗？！再则，毛主席说过：“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聂元梓镇压“井”、“红”学生，怎么还是“革命路线”？哲学系马列主义哲学的教师们怎么不看事实，睁眼说瞎话？这个斗争会上凡是站起来批判我、质问我的哲学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在胡说。他们纷纷争着说：“聂元梓同志是经过考验的、坚定的、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你反对她，就是现行反革命！”留给我印象最深、迄今未忘的是一位坐在最后排靠墙的教师XXX，他本是一个好人，胆子也小，就是平日说话、看问题，观点“左”一点。今晚他站起来气呼呼地说：“聂元梓是毛主席树立的，你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毛主席，反聂即反动”，“北大校文革是中央文革支持建立的红色革命政权，你反对校文革，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没想到我不爱听，站着闭着眼睛睡着了，后来脑袋一瞌，才惊醒了过来。78年，聂元梓被逮捕后，郭罗基主管哲学系，有一天他让我在全系教师大会上主讲自己的“文革”经历，当我讲到上述这位老兄的“精彩”发言时，我说：我不爱听，站着睡着了，其实说老实话，我被连斗三个晚上，我也太困了，所以不觉打了个瞌睡。

第三次斗争会无结果，最后以呼几个口号而告终。主持人孙伯揆宣布：“对颜品忠的斗争会连开三次，到此暂时先告一段落。颜品忠的反动立场、观点很顽固，我们还要与他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对他的斗争，是要挽救他，要他回头是岸，我们要作到仁至义尽，让他再进一步深入考虑自己的危险性，大家也可以帮助他认识自己的‘罪行’。散会！”

我对哲学系三次斗争会的看法：

①哲学系党员教师干部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形成对立的双方。“文革”开始，聂元梓们“胜利”了，除大字报7人外，后面还跟着一大串的“左派”，如孙蓬一、李清昆、孔繁、郭罗基等等；其对立面就是不用吹灰之力而被打倒的“黑帮”18人。我自66年10月起反聂，哲学系开这三次斗争会，可以说是“斗争颜品忠没商量”，因为一“颜是非党群众”，二“颜在教师中是单枪匹马、孤独一人”。斗错了没有事，斗死了不认账，何乐而不为之？！

②斗争会上，除少数虽英勇出战但对聂元梓的认识尚处于迷惑状态的人外，大部分教师实际上只是随着举手呼口号罢了，叫叫热闹而已，难道他们对聂元梓校文革没有看法吗？

③比照校级斗争会及其他系的斗争会，我认为哲学系斗我的三次斗争会，还是较“文明”的，没有按脑袋、揪头发、拧胳膊、坐飞机，拳打脚踢，只是让我立正站在“革命群众”面前低头挨斗，毕竟是学习马列、高人一筹的文明之系。

“文革”是一场劫难，但有时出现有的现象，却相当富有“戏剧性”。

哲学系教师们斗了我以后未久，不意教师内部分裂，杀出第一支队伍，名曰“‘卷巨澜’战斗队”，队长就是孙伯揆。在它发表“成立宣言”的当天，我即去南校门24楼哲学系教师宿舍找孙伯揆。我走进24楼，恰巧在楼道上见到了他。我说：“孙伯揆，我正要找你。”他吓了一跳，说：“你，你找我什么事？”我说：“你们贴出来的‘卷巨澜’宣言，我看到了，我现在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他说：“你说吧。”我说：“我反对聂元梓对不对？”他迟疑一下，说：“现在看起来是对的。”我说：“好，我问的就是这句话！”说罢，我扭头就走。

我走出24楼，同时也给孙伯揆留下了两个选择：一、应不应找我谈点什么？君子坦荡荡，或向我认错，或请我原谅，或建议我参加他的“卷巨澜”；二、如我上面说的，“斗争颜品忠没商量”，“斗错了没有事，没给你戴上‘反革命’帽子就不错了，你还要怎么的？”

后来事实证明，孙伯揆选择了后者。从那天见面后，我就再没见到他。几年后，郭罗基被邓小平同志赶出北大，赶出北京，才听说孙伯揆早已调往南京大学哲学系，就是他接收了郭罗基。

67年2月底，聂元梓正如日中天，在当时的北大形势下，孙伯揆主持斗争会斗我三晚，我谅解他，我不记恨他，因我猜想：他主持斗我，可能是奉哲学系文革之命，也是无可奈何的差事。再说，他不久也拉出“卷巨澜”教工战斗队，“反聂”不分先后，我怎不捐弃前嫌呢？！

多年来，我反倒为他难受：他主持斗我，是受命于系文革，还是请命于系文革，均无关紧要，但后来聂元梓被逮捕、判刑，我倒安然无恙，难道在孙伯揆心中，其“卷巨澜”就没有激起“掀巨澜”而反倒成了“死水一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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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初春，朔风凛冽，天寒地冻。北大燕园，一片白色恐怖，不论白天或夜晚，到处都是“打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的“革命”口号声。
　　
正是当“井”、“红”等反聂组织的主要成员在“反聂即反动”的强盗逻辑下而遭受残酷斗争、政治迫害的时候， 2月15日校文革领导下的全校性大一统的嫡系组织“新北大公社”成立了。老佛爷日理万机，在百忙中也抽身亲自驾临，代表校文革表示了最热烈的庆贺。
　　
“公社”设有总部，其主要成员有哲学系教师、七人大字报签名者夏剑豸等。
　　
“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各系各单位都要成立由“公社”统摄命名的如“新北大公社××系战斗团”，以下又成立“战斗队”、“战斗组”等，全校形成统一的组织网。这张大网笼罩了整个北京大学，人多势众，趾高气扬。它的使命和功能，就是上保老佛爷的“江山社稷”，在“造反有理”的煽动下，老佛爷指向哪里就打到那里；下压异己组织和群众，服服帖帖地甘当聂元梓、孙蓬一的帮凶，是揪斗反聂派成员，按脑袋、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残酷迫害群众的直接打手。平日里，连“逍遥派”遇见它的“战斗员”也得退避三舍，礼让八分。
　　
一、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活动
　　
在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的公开支持下，1976年1—3月，聂元梓毫不顾忌地采取铁腕手段，残酷镇压了“井”、“红”等全校大小反聂组织和群众。而当聂元梓的校、系文革及其御用“新北大公社”的各“战斗团”高唱胜利赞歌、狂饮庆功美酒之时，他们绝对料不到几股反聂的暗流已在滚滚涌动，到67年5月终于先后出现了五个反聂的组织。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最初进行的“地下”活动，是66年12月末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发出镇压“井”、“红”的动员令之后。那时，我还在38楼哲学系学生宿舍与“红联军”五年级学生们一处活动，而五年级的党支部正书记杨增子、副书记曹玉文为首的拥聂派学生已把眼睛盯住我们，监视着我们的行动。有一日下午，我在楼道上见到了韩琴英（何青），我说：“五点钟，学习讨论后，走出38楼，你跟在我后面走，从南校门出去，到中关园我家去见两个人。”韩说：“好。”
　　
5时，我离开38楼，走出南校门。韩琴英跟在我后面，保持约10米的距离，向东沿北大南墙，穿过中关村路，入中关园西南口。在这儿，我回头观察有没有“尾巴”，见韩后面无人盯梢，这才放下心来，于是经北大3公寓，向东直到中关园东头我家。这便是我们在白色恐怖下怀着恐怖心情进行的第一次“地下”活动！
　　
天啊！在中国的大地上，朗朗乾坤之下，像北大这样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里，怎么会出现解放前蒋介石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呢？！
　　
韩琴英初次来我家，经我介绍，见到了西语系刘帼贞、俞芷倩二女老师和师母姜鹣鹣。大家一见如故，亲切无间。
　　
我对韩说：现在张志握、俞啟义等已被监视，问她班里还有谁较硬较坚定？韩说：“赵习文。”我说：“明天你把他请来，大家见见面。”韩：“好吧。”
　　
樊立勤是我请之入“围”的第三人（见第四章）。
　　
以上都是聂元梓实行全面镇压开始之前的“地下”活动。在三个多月的大镇压中，樊立勤是被斗争得最残酷、次数最多、时间延续最长的一人。对他的斗争停止后，聂元梓还命“新北大公社”的“战斗员”整天监视他，吃饭陪着，上厕所跟着，睡觉伴着。
　　
此时，姜鹣鹣和刘、俞二人已于2月7日被揪斗了，我也于2月末被连续斗了三个晚上。自此，我们彼此之间就断了信息，情况不明。正在我无计可施之时，清华“414”三同学突来我家。我喜出望外，便把我们各人挨批、挨斗的情况告之，同时，请他们务必想法打听到樊立勤的情况，以告我知。
　　
约4月下旬，一天，清华“414”三同学来告我：樊立勤现住农大，是该校“东方红”支持他，并叫我明下午约刘、俞、韩、赵4人去农大×楼×室见面。我获悉此消息，高兴异常，并请三同学劳驾分头通知刘等4位。
　　
第二天，我5人各骑自行车如约抵达中国农业大学与樊立勤见面。彼此略叙各自遭遇，最后决定：成立组织，发表宣言，重整旗鼓，再战老聂！
　　
这个决定是基于对聂元梓的认识和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做出的。
　　
聂元梓会不会倒？这是再战老聂最尖锐的一个现实前提问题。
　　
聂元梓的七人大字报是毛泽东主席批发的。毛主席之所以批发这张大字报，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所需，吹响“文革”的进军号，点燃“文革”的火焰，尤其是这张大字报出自北京大学，以其位居全国名校之首的显赫声望，把北大作为突破口，作为“文革”的策源地，更可迅速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目的，即可把“文革”的火焰一下子烧遍全中国。
　
这张大字报虽说作者是七个人，但真正起草人是杨克明。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此之故，所以在大字报上签了第一名。毛主席看重的是他所需的这张大字报，但并不在乎到底谁是执笔者。聂元梓是康生、曹轶欧这对夫妻找的，并推荐给毛主席的。后来当有人说聂元梓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很臭时，康生怒气冲冲地说：“就是王八蛋，也得支持！”
　　
毛主席不知康生耍的鬼，故而批发了这张大字报，聂元梓也便自然地成了“文革”第一号大明星了。
　　
再加上江青、康生利用她，怂恿她，指挥她，鼓动她，到处夺权，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尤其支持她镇压反聂组织和学生群众，使她简直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聂元梓本来愚蠢，水平也有限，再则，她校文革里的组织结构大圈套小圈，小圈里还套着核心圈圈的一个所谓“智囊团”。人云：大智若愚，而她这个“智囊团”却是大愚若智，其实是个“愚囊团”。他们认为：聂元梓是毛主席树立的“坚定革命左派”，谁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毛主席！北大校文革是中央文革直接领导、支持的，谁反对校文革，就是反对中央文革！于是，唯有在北大，才会制造出一条既蛮横又愚蠢的所谓“反聂即反动”的强盗逻辑来！
　　
毛主席说过：“只有北洋军阀才会镇压学生。”聂元梓如此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地镇压反对她及其校文革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难道毛主席会说聂元梓校文革的镇压学生与北洋军阀的镇压学生不一样，聂元梓校文革与北洋军阀不能相提并论？！

北大反聂派不但镇压不尽，反而是“春风吹又生”。甚至其“左派”内部也是早显裂痕，一个个杀将出来。
　
校文革成立于1966年9月9日，最早公开矛盾并从10月下旬杀出来的，是校文革副主任、哲学系“左派”教师孔繁。

第二是七人大字报起草人、哲学系教师杨克明。66年10月31日校文革公布：改组《新北大》（校刊）编辑部，主编杨克明改由刘国政、陈影负责。
　　
66年12月末，聂元梓校文革开始镇压“井”、“红”等反聂组织。67年1月10日，《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李说：“江青同志说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还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文中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
　
67年1月25日、28日，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揭批孔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并组织“彻底批判孔繁、杨克明”筹委会。
　　
2月24日，《新北大》刊登校文革2月10日发出的《重要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说：“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同时将牛××、刘××、廖××、聂××赶出常委会）。
　
从“左派”内部杀出来的第三人，是哲学系教师郭罗基。67年3月3日，郭罗基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大字报揭发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聂元梓的不满。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与聂元梓、孙蓬一分裂。
　　
聂元梓在北大不得人心，失道寡助，又一意孤行，其倒台是必然的，是不依她本人及其拥戴、追随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如今，我们这些被镇压的受害者之所以能前仆后继，再战老聂，归根到底就是坚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定必在北大取得最终胜利。不仅我们已吃过被镇压苦头的反聂派深信不疑，就是未吃过苦头的反聂派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后来北大反聂人数越来越多，就是对此涉及“信心”问题的确切说明。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二、北大东方红的成立
　
(一)结集农大
　　
我们数人与樊立勤会面之后，先是约定一天或两天去农大聚会，交流校内外动态，分析形势等。后来，甚至晚上去，凌晨才回来。而彼此之间仍要保持秘密联系状态，不能公开往来，要警惕、避开“新北大公社”的“耳目”。
　
关于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因我们要成立的是个全校性的组织，不能叫什么“战斗团”、“战斗队”之类的名称。樊立勤提出：北京市造反派已开始分裂成两大派：“天派”与“地派”。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为“天派”。清华“414”、地院（地质学院）“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属“地派”，都支持我们，我们也叫“东方红”好了。大家一听，连连叫“好”。于是便取名为“新北大东方红公社”。

至于成立宣言要写些什么？怎样写？大家颇费心思。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最后定稿约4800字。
　　
樊立勤把稿子交给了农大东方红的同学代劳抄写，用的纸是写对联的大红纸。农大同学的字写的是楷书，既严正又流利，既端方又漂亮，实在认真负责。内容摘要如下：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
　
成 立 宣 言

最高指示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汹涌澎湃！
　　
……
　　
新北大，毛主席的新北大！……
　　
但是，我们十分痛心的看到：北大校文革……把新北大搞成独立王国……在校内外顽固地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就是这个校文革，竟然借镇反之机，对奋起批判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令人难以设想的政治迫害和残酷镇压，并盗用中央名义把“井冈山”、“红联军”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横加取缔。有多少革命群众被迫写了“检查”、“交代”、“请罪书”；有多少革命群众被抄了家，剥夺了自由和发言权；又有多少革命群众挨了打，挨了斗，被逼得走投无路，神经失常，甚至有的走上被迫自杀的绝路！
　　
就是这个校文革，在干部问题上继续贯彻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刻又倒打一耙，把这个罪名横加到革命小将头上！
　　
就是这个校文革，在镇压了校内反聂组织之后，又拼凑起一个……大杂烩——所谓“新北大公社”，作为自己的御用工具，而把手伸向全市……妄图夺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而独揽之，其野心可谓大矣！
　　
这样的校文革，难道还不是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吗？
　　
那些高喊着“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的人，请你们正视一下现实吧！难道历史对你们的嘲弄还不够辛辣，历史对你们的耳光打得还不够响亮吗？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北大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孙蓬一发表的两篇臭名昭著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演说……说明了北大十个月的运动里树立的……而是校文革的绝对权威！这是关键！这是要害！
　　
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北大运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向新北大的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和全市革命人民庄严宣告：“新北大东方红公社”诞生了！……我们终于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
　　
……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波澜曲折……让大帽子铺天盖地地压过来吧！让大棒子劈头劈脑地打过来吧！让咒骂声没羞没脸地飞过来吧！我们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考验出我们过得硬的革命队伍！
　　
……
　　
1967.5.17　　
　　
“东方红”的成立宣言写好了，但何时去北大贴出，不是说去就去的事,这是40多年后的当今青年人所难以想象的。主要须考虑二点：①近一二日中央有何人发话，据此来分析我们于这种形势下贴出《宣言》是否适当？②北大仍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我们选择何时去贴才少点危险性？
　　
我记得约5月14日晚，我和韩琴英、赵习文三人在农大，与樊立勤、谢佐平、冯德荣一起议论、分析近日的形势，同时坐等清华三同学和农大东方红几位同学的来报最新消息，结果，他们到来都已十二点钟了。据情况分析，似乎《宣言》还要等到明日再说。
　　
第二天，5月15日，我们去了一个晚上，据情况观察，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以安全为第一，明天仍不贴出。
　　
5月16日，我们当晚仍都去农大，经观察分析，决定明天公布《宣言》，由农大同学负责去北大贴出。
　　
事后获悉：5月17日凌晨，农大东方红有四五位同学，携带《宣言》大红纸一捆、浆糊一桶等，各骑自行车来到北大的西南校门时约4点钟，适有几个拉着三轮车来北大食堂掏泔水的农民也来叫开门。农大的同学趁门一开，便一起混了进来，到了大饭厅处，便把《宣言》贴上了东墙，也就是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张贴的位置。
　　
1967年5月17日，“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成立了！准确地说，或在北大“文革”史上具有一定历史含义上说：北大东方红是在农大诞生，在北大问世的！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的成立，其发起人应是以樊立勤为首的9个人：樊立勤、冯德荣、谢佐平、韩琴英（何青）、赵习文、俞芷倩、刘帼贞、颜品忠，还有一位地质地理系学生，是樊立勤于5月上旬同意进来的，未知何名（“东方红”宣言贴出后，此人就自动离开了）。
　　
5月17日这一天，北大真热闹，当“东方红”宣言贴出后，一经发现，人们即蜂拥而来，大饭厅东墙前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男同学甚至边看边流泪，似乎内心很激动，看样子是被镇压过的“井”、“红”成员。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学生，一边看一边骂，估计这类人必是“新北大公社”的喽啰无疑。同时贴大字报谩骂的、攻击的几乎遍及大饭厅南墙、小饭厅东墙、16楼北墙和“三角地”席棚，甚至路边、未名湖畔假石上都有标语，大骂“东方红”是“反动组织”，成立“东方红”的家伙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反革命小丑，“是阴沟里的苍蝇在嗡嗡叫”，是“井”、“红”的灵魂不散，是为“井”、“红”鸣冤叫屈的“反革命”，等等。上午，10时许，校文革在大饭厅召开全校大会，作战部长、哲学系教师李××在大会上，动员“新北大公社”战士要查出“东方红”是些什么人组织成立的？号召大家一定要与这些“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保护革命左派聂元梓，保护校文革的“红色政权”！
　　
校文革及其御用工具“新北大公社”，对“东方红”为何如此惊慌失措，除了“情况不明”，主要是在他们看来，从67年1—3月把“井”、“红”等所有反聂组织都镇压殆尽，怎么仅时过月余，便又跳出一个不怕死的“东方红”来？
　　
哲学系下午在24楼教师宿舍开会，也通知我参加。去便去，我自2月底被斗争3次后，至今未参加系里的任何活动，不知他们如何对我？今天叫我参加会，正中下怀。他们是分组开会议论有关“东方红”的问题。我参加的是24楼北面一个房间的小组，约十来个教员，每人都发言。我记得原“半个黑帮”的罗曼，可能是刚被“解放”而“结合”过来，她一开口即大骂“东方红”，说不知这些家伙是什么人，竟敢于攻击“聂元梓同志”，攻击校文革，但又不敢公开跳出来，亮出自己的名字，哪算什么英雄？其实是躲在臭阴沟里嗡嗡叫的癞苍蝇！罗曼坐在我对面发言，说“东方红”的家伙不知是些什么人时，我暗自好笑：“我就坐在你对面你都不知道，你怎么骂，我都不会恨你，也不生你的气。”最后，他们让我说说。我说我下午过来，大字报还未看到，谈不出什么来。
　　
我回到家里，把学校里一天的情况、景象详细地讲给姜鹣鹣听，也让她开心开心。
　　
晚餐后，邻居生物系女教师来我家，说学校今天出来一个“东方红”，问我是否知道是些什么人搞的？我说不知道。如此来了三次，我都推不知。有一天晚上，此教师突然气呼呼地跑来我家，责问我说：“今天我已打听到了，‘东方红’原来是樊立勤和你几个人组织的，我来问你几次，你都说自己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北大现在仍然是一片白色恐怖，我们都有纪律，对外暂不公开。”实际上，此人有反聂的激情，一遇压力就动摇，镇压“井”、“红”时，我就吃了她的亏。我不恨拥聂之人，但深恨“来回倒”的“叛变者”。哲学系就有这么几个人！
　　
（二）迁移清华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既已在北大“问世”，但我们几个发起人仍不能回校“亮相”。由于农大路远不便，所以清华“414”学生在清华园内找到了一处平房104号，供我们作“总部”驻地开始运作。
　　
“东方红”迁至清华，离北大仅一马路之隔：马路之东是清华的西墙，马路之西则便是北大的燕东园。清华西墙里面是教职工住的公寓，为了出入方便，西墙开有一门，门外不远处则是北大教职员工住的4、5、6、7公寓。
　　
我们虽已迁清华，但农大东方红仍继续给予我们以无私的援助，不仅出资出力，还代劳与一印刷厂交涉，用铅字排版，将北大东方红已贴出的大字报《成立宣言》，印刷成50公分×36公分传单式的《成立宣言》，直接在北大校园里散发。
　　
我们在清华104号平房，屋子里的桌子、椅子以及大字报纸、文房四宝等一切，清华“414”的同学都已准备就绪，真令人由衷感谢。
　
北大东方红在这里召开的第一次聚会，除我们的发起人之外，还有原“井”、“红”被批斗过的一些主要成员。
　　
彭秋和也是这天来而加入东方红的。他是地球物理系的年轻教师，此前我们都不认识。
　
开头，由樊立勤介绍东方红在农大筹备至成立的过程，在政治上、思想上认为聂元梓及其校文革执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是我们亲身所经历、所体验的。东方红从北大白色恐怖下勇敢地杀了出来，首先一个任务就是为“井”、“红”翻案，所以要求围绕镇压“井”、“红”问题写出一批大字报来，与聂孙校文革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井”、“红”旧部发言都很激动，他们想不到聂元梓校文革采取强权政治、残酷镇压之后，又出来一个与它分庭抗礼并作坚决斗争的“东方红”。
　　
我说：“东方红”实质上是“井”、“红”斗争精神的继承与延续者，“东方红”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实质上就是“井”、“红”的立场和观点……
　　
彭秋和的讲话，慷慨激昂，感情充沛，但不看场合，肆无忌惮，使我对他有所顾忌，尤其嗓门超高，无异喊叫，震耳欲聋，令人不安。
　　
自此，天天来人不少，介绍校内动态的，回忆镇压“井”、“红”情况的，交流各种看法的，分析上层信息动向及形势的，等等，还有的是来抄写大字报的，因在校内“耳目”太多。
　　
从“东方红”5月17日贴出《成立宣言》，向聂孙校文革公开亮明旗帜以后，其他一些已在暗中活动的新生的反聂组织也一个个公开站了出来：

一是“红旗飘”，5月22日成立。前身原名“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其核心组成员有法律系学生牛辉林等5人。

二是“井冈山公社”，6月4日成立。前身是被镇压了的“井冈山红卫兵”，头头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胡承和。

三是“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6月7日成立。据以地球物理系王桂琴为首的一批人公开从“新北大公社”分裂出来，成立反对聂元梓的“革命造反总部”，或称“造反团”，即后简称为“团”派的一批人。

四是“北京公社”，6月8日成立。从聂元梓“左派”团伙里分裂出来的郭罗基参加“北京公社”并在成立会上讲话。“北京公社”曾坚决支持聂元梓，参与镇压樊立勤发起的辩论会，3月份仍采取“帮助校文革整风的立场”，至6月才开始转为公开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立场。

五是“五·一六公社”，其头头是技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张景元（“五·一六公社”后并入“东方红公社”）。
　　
（三）返回燕园
　　
聂元梓恨死樊立勤，校文革视“东方红”为眼中钉、肉中刺。这并非危言耸听，至68年便见分晓（这是后话）。
　
“东方红”的《成立宣言》贴出后，曾遭到全校大字报的围剿。不料未几，“红旗飘”、“井冈山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及“五·一六公社”纷纷相继在校内亮相。老实说，这在客观上便给“东方红”大大减轻了无可讳言的压力。
　　
“北大东方红”返回北大校园，应该说：是时候了。

1.向校文革申请设立办事处
　　
要回北大，首先得有办事驻地或总部所在处。聂元梓校文革因“东方红”的头头是樊立勤，就不承认是“群众组织”，而认为是“反动组织”，决不批给办事地点。
　　
樊立勤在无可奈何之际，急中生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找人，要求支援，搞来了一顶帐篷，把它扎在大饭厅与哲学楼之间的空地上，在帐篷的布门口赫然写着“东方红公社办公室”。
　　
不想此处一下子竟爆成了一个新闻景点，每天进帐篷参观办公室的人络绎不断，有好事者还用墨笔写了对联、标语等贴在帐篷上，五彩缤纷，煞是好看。
　　
樊立勤那时其实也还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他把帐篷扎在大饭厅近旁，这里原属人来人往的热闹地带，他也想借此来出出聂元梓的丑！他还相信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
　　
据说，聂元梓急得无计可施，便跑去市革委会找谢富治，告樊立勤的刁状，说樊立勤有意出她的丑，往她脸上抹黑，也是给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抹黑，目的是要扳倒她老聂这面旗子，等等。
　　
谢富治到底比聂元梓的脑子灵光，他一面通知地院来人把帐篷拆走，一面劝说聂元梓可给“东方红”划出一间教室作办公室。后经我们与原校长办公室的人讨价还价，最终要来了“一教”（第一教室楼）二楼201阶梯大教室一间。
　　
“东方红”有了这个大教室，活动的场面就一下子都打开了：办公的、开小会的、写大字报的、油印文件资料的、接待来访的，等等，都同时在有序进行。从此，“东方红”不但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同时前来参加组织的成员也逐日增多，后达80来人。
　　
2、“五·一六公社”的头头是麻烦制造者
　　
“五·一六公社”顾名思义，即取义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通知》的内容主要是号召向党、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可见“五·一六公社”这个组织的“胃口”（使命）可谓大矣。正因为其“胃口”大，一般的正常人都消受不了，所以参加者寥寥无几，形不成“独立独行”的气候。虽然它也发表《宣言》称：要批判聂孙校文革的反动路线，为“井”、“红”翻案，但因它徒托空言，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其组织者，也即其头头，是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名叫张景元。此人在工作组时期曾成立一个“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全校瞩目。他似乎把北大的“文革”当土改了，成立“贫协”要斗地主、恶霸了，此其一；其二，说明他脑子里“唯成分论”是唯一观念，贫下中农是北大“文革”的革命主体；其三，他的“贫协”会员像西语系“六大金刚”一样，个个是北大“文革”的“当然革命左派”！由此可见，不管你认识他或不认识他，他自己就已向你自我介绍了：他是个心胸如何、权欲多大的人物了。
　　
正当我们刚在“一教”201大教室落脚，有一天张景元偕二三个人来找樊立勤谈什么事。事后，樊立勤对我们说：张景元来谈“五·一六公社”加入“东方红”的问题。我和冯德荣几个人表示不同意。我们虽不认识张景元其人，但对他的传说已有所耳闻，主要是从其成立的“贫协”一事来看其人之思想品质等。樊立勤不以为然，否定了我们的意见，同意了“五·一六公社”加入“东方红”。可是樊的说法不准，有时说“加入”，有时说“他们提出与我合并，就由我代表了”，有时说：“五·一六公社”……提出与我领导的“东方红公社”搞联合”。不论“加入”也好，“合并”也好，“联合”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樊在乎一个“我”字，而不在乎“东方红”三字。在樊立勤的思想意识中，“我”重于“东方红”，因而对张景元来谈判把“五·一六公社”与“东方红”搞到一处的原因，樊仅只以为是“五·一六公社”名气不够，影响不大，无声无息，所以张要“投靠”他，而对张的真实意图、真实目的毫不在意。终于，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就以樊立勤自己的“总结”来分析：张景元进入“东方红”以后，就表演了“三步曲”（参阅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版，上卷，P·234—235）。
　　
第一步曲：分庭抗礼
　　
樊立勤写道：“张景元虽然和我联合了，但基本上还是各行其事（颜注：“事”应“是”字），他有自己的一拨子人围着他转，我身边的人还是老样子，干自己的事。”
　
颜评曰：分庭抗礼，各自为政。“他有自己的一拨子人”，我有“我身边的人”；各有各的龙套，各跑各的圆场。一个大舞台，两位大名角，两出新戏文，两班旧人马。
　　
第二步曲：整风夺权
　　
樊立勤写道：“张景元在一段时间搞的最大的动作，就是提出‘我们要整风’。”
　　
樊说：“张景元这个人虽然知识贫乏，眼界极为短视，心胸狭隘，但是对党内整人的一套极熟，搞这个整风就是他现成‘武库’中的一招。他提出来，我也没反对，但整风会一开，我才知道是整我。不过，我也没以为然，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想到的是，原来跟他在一起活动的经济系的陈离高一下子就火了，在会上和他们大吵起来，质问他：‘你到底要干什么？现在是什么形势，你整什么风？夺什么权？这有个屁权？’这么一吵之后人都走了，就把张景元他们几个人给干凉在那里了，整风不欢而散。”
　　
颜评曰：张景元是共产党员，是“贫协”主席，是“五·一六公社”的头头。你樊立勤是非党学生群众，是“东方红公社”的头头，但却是康生批的“反革命分子”。我张景元与你老樊搞在一处，起码也得先给我当个副头头。可你老樊也想把我当作你“身边的人”、“手下的人”、“追随你的人”，岂不可笑？！此其一。
　　
其二，而真正可笑的是，张提整风，樊说：“我也没反对，但整风会一开，我才知道是整我。”张要整风，目标就是你樊立勤一人，因你是头头，除你一人之外，全体80来号人都是你“身边的人”、“手下的人”，不整你你以为还应整谁？樊说：“整风会一开，我才知道是整我。”此话岂不真正可笑？
　　
其三，张景元提出整风，他的目的就是想夺你樊立勤的领导权。他以为只要整风会一开，他一振臂高呼：“要求民主”、“反对自以为是”、“要求把‘我’字位置摆正”、“反对独断独行”，“东方红”里樊的“身边人”、“手下人”就会起义跟他张景元走，即奉他为新头领，实现领导权的和平移交！
　　
其四，陈离高是个好样的经济系学生，有一股“正义之气”，当年我对他就颇有好感。他质问张景元：“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整什么风？夺什么权？”最后说：“这有个屁权？”陈离高的“屁权”二字说得何等好啊！这时，张景元如果顿然醒悟：原来我要夺的，说到底是个“屁权”，那有什么劲？真叫丢人！
　　
第三步曲：划清界限
　　
樊立勤写道：“没想到，朱成昭（颜注：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首都“三司”的司令）的事一出来，张景元一下子来了劲，他甚至比聂元梓一帮人还卖力，除了大肆活动之外，竟然公开表态了。张景元以大字报形式发表了声明，声明主要有两点：
　　
“①他们与朱成昭没有任何关系，是樊立勤个人单独与他们联系的；
　　
“②与樊立勤划清界限。”
　　
樊说：“聂元梓的校文革很快就知道了这份声明的价值，围绕着它做了不少文章。
　　
“我身边的人清楚感到了这一点，因此十分气愤。
　　
“我与张景元没有任何关系，我更没有伤害过他，是他主动找我来联合，联合以后又是他主动生事、闹事。现在出现一点小小的风浪，他不但立刻划清界限，而且公开决裂，翻脸无情。”
　　
颜评曰：“吃一堑，长一智。”对于张景元从开头的要求“联合”至最后的公开决裂，樊立勤自己也会总结经验教训，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问题上多少也增长了一分见识。
　　
可是樊说：“我敢容李仙惠（颜注：应是李先卉），也就敢容张景元。”乍一听，似乎表明自己心胸开阔、宽容、大度、有气魄，有胆量，但：
　　
①不仅张景元不愿听，还可能激怒了李先卉。如李问：“我怎么了，用得着你老樊来‘敢容’我？！”你咋答？
　　
②把李先卉与张景元相提并论，这本意就大错特错。李先卉本来就是“东方红”的成员，“每天默默无闻一声不响地工作，很多传单文件都是她印刷的”，把她与张景元联成先后句，都用“敢容”二字来对待，似乎一视同仁，岂不令李先卉心寒？实际上是大大得罪了李先卉！
　　
③这句话之所以有失思量，考虑不周，脱口而出，令人不爽，根本原因在于：樊已习惯于把“我”字一直摆在不适当的位子上，故而不可能意识到被“敢容”的对象的内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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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章曾写道：1967年1—3月，聂元梓残酷镇压了“井”、“红”，而“当聂元梓的校、系文革及其御用工具‘新北大公社’的各‘战斗团’高唱胜利赞歌、狂饮庆功美酒之时，他们绝对料想不到几股反聂的暗流已在滚滚涌动，到67年5月终于先后出现了五个反聂的组织。”
　　
1967年5月17日，“新北大东方红公社”问世后，在20多天之间，“红旗飘”等4个组织像已排好队似的一个接一个出来亮相，发表《成立宣言》，搅得聂元梓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六神无主，乱了方寸。
　　
一、聂元梓编造谎言不脸红
　　
刚刚灭了“井”、“红”，突然又杀出五路人马，其故何在？
　　
聪明人扪心自问，愚笨者猜疑他人。
　　
聂元梓认为：此“他人”非他，乃中央文革是也。
　　
她在其《回忆录》第243页《校内群众何以分裂》一节中写道：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及其同伙谢富治等“也在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们，其中很重要的一著，就是在北大校内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扶植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势力。北大法律系的学生牛辉林在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小组织，专门搞分裂……在中央文革和‘地派’的支持下，牛辉林等的势力越搞越大，后来从地质学院回到北大，拉出一派叫‘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上摘引文，是从1967年经37年后于2004年写的谎言：
　　
（一）此时北大的五大反聂组织如果是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扶植起来的势力，那么试问：1）67年7月10日，陈伯达说：“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她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孙蓬一也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陈伯达同时对反对聂元梓的人说：“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京大学纪事》，P.778）。这该作何解释？2）67年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同上）。这又该作何解释？
　　
（二）聂元梓说：牛辉林在地院“东方红”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在中央文革和“地派”的支持下，后来从地院回到北大，拉出一派叫“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纯粹是瞎说！试看：
　
66年9月，牛辉林任“北京大学红卫兵”总负责人，人称“牛大司令”，为聂元梓手下一员爱将。66年12下旬，当聂元梓开始镇压“井”、“红”之际，牛大司令一天晚上却受聂元梓之命带领北大红卫兵奔赴她第二任丈夫家抄家。她丈夫吴慨之，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898年出生，比聂元梓大23岁，时年69岁。抄吴概之的家，也即是抄聂元梓自己的家。聂元梓之所以把这起极端机密、不能对旁人言的隐秘行动，亲自口头委托牛辉林全权去办，可见聂元梓与他的关系是何等地至深至切，此其一。其二，镇压“井”、“红”之时，牛辉林又没有受到打击或批斗，北大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白色恐怖”的感受，他为什么要躲到地院，并在其帮助下成立一个组织，后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才敢从地院回到北大。聂元梓纯在胡扯。
　
只有樊立勤和我等原“井”、“红”成员，在被聂元梓校文革残酷镇压后，才感到北大存在白色恐怖，才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在农大成立“新北大东方红公社”，后来转清华，最后回到北大。
　　
聂元梓不仅“樊冠牛戴”，还编造说这个组织受中央文革“支持”的瞎话，其目的就是埋下伏笔，说她自己早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
　　
二、五组织反聂同中有异
　　
1967年从5月中旬至6月上旬，五组织成立，并各自发表《成立宣言》。
　　
（一）一致反聂，但有异同
　　
在各《宣言》中，其“政治纲领”，反对聂孙文革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致的，但“提法”和对“反动路线”开始于何时的认识是不同的，是有差异的。
　　
“东方红”直接继承“井”、“红”的立场和观点，认为“聂元梓校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67年7月28日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如八月初的一天晚上，聂元梓在其对全校的扩播讲话中，怒气冲冲地把群众向她和校文革筹委会提的意见，都说成是“别有用心”，使人一下子就联系到57年反右运动开始前发出的信号。又如，聂元梓等“左派”在本系哲学系一下子就划拉出“黑帮”18人，若说他们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犹可，说他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黑帮”，当年我就不相信！再如，67年8月15日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了全市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北大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大会，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校党委干部陪斗，一律挂黑牌、坐喷气式，残酷批斗，为北京市大规模批斗干部开了恶劣的先例。9月5日，校文革等委会发布《十条建议》，提出批斗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专题斗”与“系统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结合；大、中、小（斗争会）相结合等。当时，师生员工中不少人就认为：所谓“人民战争”，实际上是“人海战役”，大而空；什么“校级会”、“系级会”，什么“专题会”、“系统会”，什么“斗争会”、“攻心会”，什么大、中、小斗争会，通通是形式，都是虚张声势，没事找事。就以“黑帮”陆平、“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为例，他们到底有多少“罪行”，连日整天批斗，市里斗，校内斗，各种形式的斗，群众都听烦听厌了，这哪里是群众运动？很明显是“运动群众”、“摆布群众”！群众有意见，便说是“别有用心”、“反对校文革”、“反对革命左派”！进而压制群众、打击群众、以群众为敌，以致残酷镇压群众！
　　
“井冈山公社”实际上是被镇压的“井冈山红卫兵”的复活、再生。它对聂元梓校文革执行的反动路线之提法和开始于何时的认识，仍是原“井”、“红”的立场和观点，或者说：与“东方红”一样。但其头头胡承和，由于领会过被镇压的味道，颇知安危，不冒风险，行动稳当，故原“井”、“红”的成员参加该组织的颇多。
　　
“红旗飘”对“聂元梓校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与“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接近，但何时开始执行，它认为是“从镇压‘井’、‘红’开始之时”开始。
　　
“北京公社”认为聂元梓校文革在“解放”“犯错误干部”问题上“保卫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时间从67年3月开始。
　　
“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基本上同“北京公社”的立场和观点。
　　
（二）名称顺序，多有变化
　　
五个组织，为方便称呼，都有其简称：
　　
“新北大东方红公社”简称“红”。
　　
“新北大井冈山公社”简称“井”（五组织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后，“井冈山公社”别称“小井冈山”，以示与“大井冈山”即“井冈山兵团”相区别）。
　　
“新北大红旗飘”简称“飘”。
　　
“新北大北京公社”简称“零”（“北京公社”原为化学系63年级的一组织。化学系在北大的代号为“03”，“0363”即化学系63年级之代号，简称为“0”派，即“零”派）。
　　
“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团”（“革命造反总部”原简称“造反团”，或称“团”派）。
　　
以上五组织的简称排名，有时称“飘、红、井、团、0”，有时称“井、红、团、零、飘”，等等。后以对“聂元梓校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提法的明确性、坚定性、不妥协性，以及对“反动路线”何时开始执行之认识和确定，五组织自然而然按阶梯式地从低至高排名，简称为“团、零、飘、井、红”（一年后，68年7月28夜，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讲到北大五组织时说：“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为何少了“井”，这是后话）。
　　
（三）处境不同，各有千秋
　　
“东方红”反聂的调子最高、最明确，态度也最坚决、最干脆，深得校内外反聂组织和群众的肯定，尤其以樊立勤为首的众多“东方红”主要成员都是经受了聂元梓校文革重拳打击、残酷镇压的洗礼而重新站起来再战老聂的不屈不饶之人，颇获多数反聂群众的钦佩。但，他们又都是在“反聂即反动”的法西斯逻辑下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悬而未决”之人。故而，人们都同情他们，佩服他们，但又不敢接近他们，因而无形之中似乎认为他们都是些“危险”人物，恐怕他们一旦再被镇压，自己也必受牵连，所以，大胆参加“东方红”的人并不踊跃。可是新加入“东方红”的人，犹如初生牛犊不怕虎，心中少有惧怕，也无反聂须先有保险公司给保险不被批斗那种“既忧又愁”的顾虑。其中，女同学如冯美云、李先卉、英若娴、王绵绵、席莉莉等，男同学如王传智、黄斯明、蔡华江、吴金岳等，都以加入“东方红”为自豪。
　　
“红旗飘”、“北京公社”、“造反团”的调子较温和，从“新北大公社”反戈过来的人与日俱增，这三组织的势力逐渐壮大，而其行动的方针，重点放在“解放干部”问题上。
　　
试以当年北大一些人对待五组织之态度的两个例子，说明五组织客观处境的不同：
　　
“67年6月9日，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发起连串，成立了‘六六串联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其中说：‘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纪事》，P.776）。
　　
“67年7月1日，周培源等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内称：‘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同上，P.777）。
　　
由上述可见，校文革的御用工具“新北大公社”把新“井”（井冈山公社）、“红”（东方红公社）看作老“井”（井冈山红卫兵）、“红”（红色造反联军）一样，都是聂孙校文革的死对头。而“东方红”、“井冈山”仍一如既往，继续坚持揭示、批判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放。
　　
而周培源副校长等134名干部之公开大胆向校文革宣告支持“红旗飘”等三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表明有三：
　　
（1）由于北大反聂派被镇压后再度起来斗争，而且力量日益壮大，形势渐好，压力日轻，北大原来靠边站的干部们才第一次从聂孙校文革反动路线之下大胆站出来亮明选择一方的态度，实属不容易，是五组织一致肯定和支持的行动。
　　
（2）周培源等认为“飘”、“零”、“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不等于说“东方红”、“井冈山”的大方向不是正确的。我们能给以“同情的谅解”：他们并非否定“东方红”“井冈山”之大方向，实际是避而不提“危险”的“东方红”、“井冈山”也。
　　
（3）周培源等134名干部支持“飘”、“零”、“团”的“一切革命行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犹如平安保险公司给它们签约保险不会有被聂孙校革命残酷揪斗、暴力镇压之忧了。
　　
正因为此，“飘”、“零”、“团”的日子好过多了。比如，67年7月3日，“飘”、“零”、“团”便发出《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的通告。
　　
又如，7月5日，校文革的《新北大》校刊发表《复课闹革命》的社论。7月7日，“飘”、“零”、“团”亦步亦趋也联合召开了复课闹革命的誓师动员大会（《北京大学纪事》，P.778）。
　　
再如，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反军乱军的形势加剧。聂元梓多次发表反军演说，说“现在揪军内一小撮成为运动的大方向”。“运动要深入发展，就必须从揪地方上的走资派，深入到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8月12日，牛辉林也迫不及待地在校内作“形势报告”，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也鼓吹要“揪军内一小撮”，也紧随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向各地派出联络站，与当地造反组织联合“揪军内一小撮”。在浙江温州，“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见同上书，P.779-780）。
　　
三、五组织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
　　
1967年7月31日，“新北大北京公社风雷激”等39个战斗队贴出要求《关于“团”、“零”、“飘”、“井”、“红”实现革命大联合问题的联合声明》。
　
8月1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团）、“北京公社”（零），“红旗飘”（飘）、“井冈山公社”（井）、“东方红公社”（红）五个组织在仓促中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这天在校内“五四”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称：“今天我们又大造聂元梓、孙蓬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
　　
（一）井冈山上诸头领排座次
　　
《北京大学纪事》载：
　　
1）“周培源、李醒尘出席大会并讲话。同日，周培源参加井冈山兵团。第一届总部勤务员（核心组）有周培源、侯汉清、郭罗基、牛辉林、徐运朴等11人。第一任核心组组长周培源，副组长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侯汉清（后改为牛辉林任组长）。‘清华大学井冈山’司令蒯大富等来信祝贺。‘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校内两大对立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P.780）。
　　
2）“9月1日后，侯汉清任‘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组长，牛林辉改任副组长”（P.781）。
　　
3）“11月28日，‘井冈山兵团’召开‘坚决支持革命干部孔繁、杨克明同志杀上革命第一线大会’。孔、杨在会上表态说：‘井冈山兵团’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兵团核心组组长侯汉清在会上宣布，接受孔、杨为兵团战士，并吸收到总部工作（P.782）”。
　　
因为看不到“井冈山兵团”总部勤务员的最后确定的统一名单，所以只能根据上述三条北大纪事来作参考。现总计如下：周培源、孔繁、杨克明、郭罗基、李醒尘、徐运朴、侯汉清、牛辉林、陈醒迈，共9人。
　　
上述9位本是北大“文革”名人，同时又都是校文革要员。如果把校文革比作老佛爷王朝政务机构的话，那他们则可称为“军机大臣”及“军机处行走”了，所以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为何能决然反聂而叛之，纷纷上井冈山而成为反聂组织的头领，其原因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聂元梓造反行动不轨，治理北大无道！
　　
而就他们个人来说，其具体原因肯定各异。下面可听听聂元梓的说法，只作参考，不足为据。
　　
1.关于周培源
　　
与聂元梓一样，是65年国际饭店会议时的“老左派”。聂元梓在《回忆录》第十三章中说：“周培源为什么参加‘井冈山’？他本来也是参加了校文革的工作的，一九六七年三月，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教务长崔雄昆等人一起‘亮相’，表示与旧的校党委和陆平彻底决裂，愿意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后，他们都参加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可是，周培源后来又‘反戈一击’，参加了‘井冈山’。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的推断是，在校文革工作中，他觉得我重用他不够，没有多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我太霸道了，不民主，至于具体的原因，我说不出来。……你……反对‘校文革’，反对我，这就是错误的……他们给我起了外号‘老佛爷’（这是将我比作慈禧太后），他们在大饭厅门口吊一只破鞋子，诬蔑我是‘大破鞋’，这样一群人，你周培源就跟着他们走？……你和他们在一起，你自己成了什么人？你们愿意站队站到哪里就站到哪里，让历史来证明吧。”（P.244-245）
　　
2.关于孔繁
　　
哲学系“左派”教师，66年9月9日，校文革成立，聂元梓任主任，孔繁任第一副主任。聂元梓说：“还有孔繁，原来跟我关系都挺好的（‘文革’后我们又很好）。他是哲学系的老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本来也是因为给陆平提意见受到陆平排挤的。他还跟我说过，像这样搞宗派主义、搞官僚主义的人，苏修要是打进来，一准会跟苏修跑，这是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他最初也是校文革的负责人，是副主任。他为什么也会分裂出去反对我，我觉得，他是认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还有，他被学生批斗过，他也许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学生批斗他，还把批斗会的照片贴在哲学楼前面的布告栏里。”（P.245）
　　
3.关于杨克明
　　
哲学系“左派”教师，聂元梓七人大字报的起草人。66年7月28日北大校文革筹委会成立，任办公室副主任。9月9日，校文革成立，改任《新北大》校刊编辑部主编。聂元梓说：“当‘校文革’成立的时候，我感到对杨克明不好安排，让他当副主任吧，已经有哲学系的孔繁了，让他负责校刊（北大校刊是独立的），倒是很重要的岗位，但名气不大。”（P.246）
　　
4.关于郭罗基
　　
哲学系“左派”教师。65年在国际饭店二次会议期间，曾立下悲壮誓言：“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令不知内情的人感佩得五体投地。曾是校文革中聂元梓的“智囊团”。67年3月3日郭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批评聂元梓弄虚作假，文过饰非，揭露聂元梓涂抹录音带一事，震撼校内外，引起聂元梓的极端不满，因而彻底分裂。67年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参加“北京公社”，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
　　
5.关于李醒尘
　　
哲学系“左派”教师。聂元梓七人大字报最后签名人。聂元梓在其《回忆录》第八章《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之第四节《“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中写道：“五月二十五日一早……宋一秀抄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又到住在二十四楼同一座楼下的李醒尘哪里，对他讲了大字报的内容，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在大字报上签名。李醒尘很高兴，到楼上看了大字报的内容，一口答应了”（P.118）。李醒尘没有参加大字报炮制的全过程，聂元梓问他愿不愿意签个名，李醒尘就签了最后一名。这对李醒尘来说，到底是：好事乎？坏事乎？但不管怎样，不仅在北大“文革”史上，而且在中国“文革”史上，均已载入史册！后来，不知何故，聂元梓竟辱骂他是“死去了的细胞”！李醒尘终于被逼上井冈山，并在“井冈山兵团”成立大会上热情洋溢地讲了话。
　　
6.关于徐运朴
　　
俄语系研究生。66年7月28日，校文革筹委会成立，任常委，为常委会包括主任聂元梓在内七人之一。66年9月11日，任校文革常委会委员。67年1月17日，聂元梓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授意，组成校文革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任夺权指挥部指挥。67年2月7日，校文革召开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徐运朴升为常委会副主任之一。67年3月3日，徐运朴支持郭罗基的大字报，与聂、孙分裂。
　　
7.关于侯汉清
　　
图书馆系研究生。66年10月24日，经聂元梓提名，任校文革常委会委员。67年2月7日，校文革常委会改组后，任常委。67年3月3日，支持郭罗基大字报，与聂、孙分裂。
　　
8.关于牛辉林
　　
原是“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的队长，为聂元梓的爱将。关于陈醒过：原为拥聂组织“北京公社”的头头。两位大将可看作“军机处行走”吧，当属原校文革要员。
　　
（二）欢迎诸头领，冷觑诸头领
　　
井冈山可能是风水好，原校文革诸要员纷纷上山亮相，兵团反聂群众列队夹道欢迎。场面热烈，各怀其需。
　　
需要是双方的，即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彼此需要，才能走到一起。
　　
“井冈山兵团”的反聂群众欢迎原校文革诸要员，是出于“心理需要”。因这些要员都是北大无人不知、哪个不晓的闪耀巨星，都是中央心目中所关注的北大“文革”名人。兵团群众有了这么众多的原校文革要员作为自己的头领，首先就可“壮胆”，不用担心聂元梓的残酷打击、无情镇压；其次，只要他们在成立大会上一讲话，就表明本兵团属其麾下，身价顿涨百倍；再次，证明本兵团锋芒所向，“反聂有理”。
　　
原校文革诸要员与聂元梓分裂，投奔井冈山，乃出于“气势需要”。这些名人要员与老聂分裂后，如果闭门休闲，那就什么也不是了。今荣幸坐上井冈山头领的交椅，就意味着气势犹存：抗衡老聂有“实力”，谈判联合有“本钱”。
　　
爱国不分先后，反聂也不分早迟。但当诸头领排毕座次之际，“东方红”的头头樊立勤却被排斥在外了，进不得总部。原因是，说樊立勤贴过康生的大字报，是“现行反革命”。由是，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的五个反聂组织之一的“东方红”，便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孤儿（可是，一年后的68年下半年，我被聂、孙抓去关押在私牢里，其“东方红专案组”组长数力系流氓教师陈乃斌在对我施行严刑逼供时说：“你们‘东方红’是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个组织成立‘井冈山兵团’时，他们最后是依你们‘东方红’的政治纲领、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为纲领、路线的！”这是天大的冤枉，因陈乃斌不知“井冈山兵团”的内幕。68年底，我被放出私牢，回哲学系，继续隔离审查，且隔三差五，系“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联合斗我一次。后，我被斗皮了，“革命群众”也斗烦了，可是仍照斗不误，因这时我已成了哲学系的斗争大方向了）。
　　
怪不得当年最早随晁盖上梁山的阮小二等人，认为山东郓城县押司出身的宋江，以及豹子头林冲、大刀关胜等等本来都是朝廷命官，毕竟穿皮鞋的与捕鱼光脚丫的不是一类人，这是合乎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后来，宋江带领大伙儿恳求招“安”，阮小二就没买宋江的账，改名萧恩，因而才有了京剧《打渔杀家》这出好戏。
　　
反聂要“保险”是不可能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并不给你面子。请看：67年12月14日，校文革的《新北大》校刊发表社论，大肆攻击、污蔑“井冈山兵团”，说“井冈山兵团”是孔、杨、牛、侯等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大方向完全错了的杂牌军”，是“走资派、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的庇护所”（参见《北京大学纪事》，P.783）。
　　
不久，周总理指示，要周培源下山：
　　
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出国（《北京大学纪事》，P.784）。
　　
“‘井冈山兵团’召开内部串连会，介绍李钟奇、丁国钰接见周培源，传达周总理指示的情况。他们说李钟奇讲：‘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北京大学纪事》，P.785）。
　　
于是，周培源副校长便退出了“井冈山兵团”。
　　
四、樊立勤遭受“渣滓洞”的酷刑
　　
北大五个反聂组织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后，“东方红”的头头樊立勤被排斥于总部之外，竟成了兵团局外之人，但他仍一如既往地走自己的路，在28楼牵头创办了刊物《东方红论坛》，对聂元梓校文革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这更引起聂元梓及其手下“新北大公社”的打手们对他的痛恨，同时他们也获悉他已是个“无人疼、没人爱”的孤家寡人，于是便决定首先对樊立勤下毒手。
　　
1968年3月27日，上午10时许，聂元梓、孙蓬一派其爪牙在校园里突然强行绑架抓走了樊立勤。
　　
樊立勤在其《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中写道：他们逼他承认破坏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我拒绝了他们的这些指控和诬陷。他们连续对我施以酷刑。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之外，还有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左腿，又往我右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之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
　　
“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的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上卷，P.312-313）。
　　
“他们是用麻袋把我先蒙住、盖住拉到刑讯室的。到了那里，拉下麻袋，然后给我头上蒙了两层手巾，挡住眼睛，在手巾外又绕了一二十圈绳子，他们把我从楼梯上往下踢、往下踹时，因为我的左右腿均已打断，站不起来了，他们就一层一层往下踢，这时身上已经没有麻袋了”（上卷，P.313-314）。
　　
关于樊立勤的被救，他本人这样写道：“一直到了3月29夜，聂元梓在北大挑起武斗，妄图以暴力击垮反对她的广大师生。这时主要是北大后勤的年轻工人和西语系的学生扣住了他们武斗的几十人，才把我交换出来。这时，我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不醒人事了”（同上，P.314）。
　　
上述“几十人换一条命”的说法，不足信。试问：谁来负责交换？几十个活人换一个快死之人，难道就没有一句据理说辞？樊说自己“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不醒人事”，也可能是某个人待他醒后有意向他胡诌的。
　　
根据《东方红论坛》1968年9月23日的报导说：“这些法西斯暴徒用烟头、火柴烧他的腹部，用铁钉钉碎他的膝盖骨，用钢钎钉他的十指，用虎钳夹断他的食指……逼他承认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仍然遭到樊的驳斥后，又被打得昏死过去，审讯达4天4夜，滴水粒米未进。4月1日，樊被释放，人已休克，血压脉搏全无，全身六处骨折，四肢都被打断，膝盖骨被钉碎，惨不忍睹。至今已五个多月，仍未复原，左腿已终身残废。”
　　
而依我的调查、咨询和了解，当年的事实经过如下：3月29日下午5时许，在28楼4层一房间内，韩琴英（何青）和冯美云听到“新北大公社”大喇叭广播说：“反革命分子樊立勤逃跑了”，消息震动全北大。韩琴英、冯美云，还有谢佐平、黄世强，4人一起出来寻找樊立勤，寻到女澡堂门口，见躺着一个人，正是樊立勤，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口吐白沫。谢佐平立刻把樊背起，韩、冯、黄3人扶着，直奔28楼，在过道上急忙找一些稻草铺好一席之地，让樊躺下，樊仍口吐白沫不止。这时一位老工人过来，蹲下观看樊的瞳孔已放大，脉搏全无。他说：只出气，无进气，看样子是活不成了。
　　
据上分析：“新北大公社”这些暴徒们眼看樊立勤已被折磨得将死，便从楼梯上一层一层往下踢，从44楼把他抬到了女生澡堂，扔在门口，而其大喇叭又叫嚷着说樊逃跑了。这是经过周密计划的安排，以逃避害樊致死的罪责。不言而喻，聂元梓是完全知道的。
　　
正在这时，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来北大制止武斗来了。韩琴英脑子快，一下子看到李的车，想借它一用，便把樊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首长，能否要个车把樊送医院抢救？”李钟奇便过来看一下樊，果然命在呼吸之间，便叫警卫员把车子开过来。这时，“井冈山兵团”的头领侯汉清也随之过来瞧了樊一眼。
　　
韩琴英等人把樊送到北医三院，医生先给樊拍片，看后说樊的“生命现象太弱”。查手指，见每一手指肚儿都有一针头大小的小孔在出浓，医生说：“不知是什么刑具造成的。”医生又说：“还有从指甲到第一关节，不是从指甲下，而是从指甲上方钉入竹签，这如果不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构‘渣滓洞’里专业施刑打手所为，一般人就没有这种本事，更没有这样的残忍之心。”见其手指、脚趾均呈紫黑色，膝盖骨已碎，胸部、腹部被烟头烫得密密麻麻，像蜂窝煤一样。
　　
韩琴英、冯美云几个女同学都是一边哭着，一遍办理住院手续的。挂号、伙食费等都是韩琴英缴的。韩还常从家里送来好饭好菜，有时是她弟妹送来。其他同学也有出钱的，也有提营养食品来给樊滋补身体的。
　　
樊立勤被送往北医三院抢救，我约在第二天去28楼“井冈山兵团”住的学生宿舍时才知道。我马上骑车赶到北医，樊已被救醒，但声音极其微弱。我听韩琴英等人叙述樊被施各种毒刑的残忍情形时，我泪眼模糊，愤恨至极，苍天无眼，北大遭殃！聂元梓手下竟有如此人性泯灭的家伙！“文革”的北大，竟是这些凶恶残暴的兽类横行的天下！可笑的拥聂派把聂元梓尊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焉能服人？！
　　
我回家把樊立勤被折磨的惨状告诉姜鹣鹣，姜哭了。翌日，姜鹣鹣买来鸡，烧鸡汤，由我送到医院给樊立勤喝。如此，约送了三四天。
　　
樊立勤遭受这次折磨摧残而咬紧牙根不出卖一人，不编造一事，其人格品德得到了一次升华。
　　
他在北大是反聂最坚定的人之一！
　　
他在北大是反聂最不怕死的人之一！
　　
他在北大是遭受聂元梓批斗次数最多、时间最长、方式最残暴之人！
　　
他在北大是遭受聂元梓酷刑折磨最惨不忍睹之人！
　　
他在北大是我最钦佩、最称颂的人之一！
他在北大也是博得绝大多数师生员工赞扬、佩服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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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欣慰，家父已完成的回忆录终于整理出来，并发表在我自己的博客中了——尽管家父去世已两年多才实现他公开发表的愿望，有不孝子孙之嫌，但毕竟是完成了。做总比不做要好！

很遗憾，家父的回忆录没有完成，而且肯定是永远遗憾了。后面还要写多少章，他从没跟我说过。家父写的内容很详细、很具体，应该也很准确，完全可以当作研究“文革”的史料来用，也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有关北京大学“文革”历史的珍贵资料。有朋友劝我替家父完成后半部分，但说实在话，一我缺少他那样的情感——“文革”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难忘的一段岁月，当然也给他身上留下了终生痛苦——他的腰被打坏，经常让我帮他揉揉。对于一个总是伏案工作的人来说，腰不好是非常难受的——当然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是需要腰的，腰不好甚至上厕所都会非常吃力。在家父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无论是照X光片还是照彩超，大夫看到他的片子后都非常惊异，因为家父的脊椎除了因年老而向前弯曲外，在腰部还向左弯曲。家父的牙齿也大部被打落。80年前后的时候，他一次把最后剩下的几颗牙全拔了，全部换成了假牙，他非常高兴，因为吃饭没问题了，还能啃排骨。但是临终前的几个月，由于年老致头骨萎缩，假牙戴不住了，总脱落，吃顿饭非常费劲。每次给他揉腰和后来看着他费力地吃饭，我总跟他说：“‘文革’早就结束了，可在你这儿永远都结束不了！”家父走了——家母早于他9年离世，“文革”在我家终于结束了！由于缺少家父那样情感，加之缺少家父那样的切身体验，以及对当事人缺乏了解，所以我肯定是写不好的，而且我也缺少家父那种认真钻研的劲头，最重要的是，我缺少对北大这段历史的整体把握，即使想写也写不好。我所能做的就是将家父保留的一些原始资料整理出来，然后再继续放到我的博客里，供有兴趣者研读。　　

家父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有关他和家母被打、被虐的经历，我小时候听了无数次。那时，家里一来回忆录中提到的那些“战友”，家父母就会和他们一起回顾当年的遭遇。刚开始我还像听故事一样老老实实地听着——但从未有过为他们报仇的想法，后来听多了也就麻木了，只当是在听别人家的故事。　　

从家父的回忆录中可以感受他对聂元梓一伙的愤恨——尤其是对聂元梓撒谎骗人、欺世盗名、愚弄后人非常愤怒——这也符合聂一贯的为人作风。她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实际上家父是个很随和的人，也是一个很乐观、很宽宏的人。那些曾经迫害他的人，以及曾经对他落井下石的人，后来他都能与他们心平气和地和平相处，从未想过要报复谁，或在工作中给谁制造麻烦——家父后来被同事开玩笑地起名称“德高望重”，见到他就戏称：“‘德高望重’来了！”。那些人中死在他前面的人，他基本上都去参加追悼会了，并对他们的遗体行三鞠躬礼。但家父“三鞠躬”并不是表示这些人没有历史问题，而是认为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害者。实际上家父在内心里是十分鄙视这些人的——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了教授、博导。家父一直是一个很有自己思想的人。当年也许太有自己的思想了，所以“眼睛里不揉沙子”，看不惯聂元梓等所谓的造反派们的所作所为，一定要站出来与之斗争。家母也是很温和的人，但在“文革”时也曾勇敢地站起来，而且还是那么地坚强，与我自小到大所感受的慈母形象判若两人，让非常我吃惊。

在将家父的回忆录发到我的博客之前，我也曾想过发还是不发。发，肯定会让一些人不快。家父都是真姓真名地点到这些人，很容易引发新的矛盾的；不发，家父的心血就白付出了，家父母在“文革”时所受的苦和罪也就白受了。尤为重要的是，这样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作品就被湮没了。而且发表出来，还可以告诉后人，尤其是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如何做人。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得按照家父的愿望把它公开出来。即使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看不懂，甚至有歧义、歧解，我也必须这样做。　　

“文革”最大的好处在于就目前来说它不会再发生了——尽管在局部地区还有偶现。从大历史观出发，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坏事，因为坏事是能变成好事的，比如能从中得到教训，积累经验等等。而且，物极必返。“文革”已经把中国人自己折腾到头了，中国人也折腾够了，因此接下来我们就不会再整天搞阶级斗争了，而是肯定要把全身心投入到发展经济上了，这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历史前提。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全身心发展经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是少数人，他们属于利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或兼而有之的手段率先富裕起来的人，更多的人与他们相比较在经济上差别巨大——在经济生活上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和提高的时候，当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瓶颈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文化中去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了！人类历史就是在矛盾中不断前进的，或者说就是一部发生矛盾和解决矛盾，并产生新的矛盾进而再解决的历史。

“文革”中还有一件大事，我在“代序”中忘记说了，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我之所以对这个日子牢记不忘，是因为7月26日北大附小才放暑假。刚放假两天就发生了地震——当天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家母正上厕所，地震了。我家的一块窗户玻璃比较大，有近1米见方，加之有些松动，因此当地震袭来时哗啦啦响得非常厉害，很吓人。家母从厕所里冲出来，嘴里喊着我的小名，把我从后屋床上拽了起来，我们全家都跑到了院子里。以后家人常说真是危难之中见真情啊！紧急时刻，家母只喊我的名字，显然最在意的是我这个小儿子。当年那个暑假，整个假期我们的所有玩乐活动、家里和社会上的话题全部都是以大地震为中心的。各家各户都搭建了“抗震棚”——有一阵大多数人都不住在家里了，住在各式各样的“抗震棚”里。“抗震棚”就搭建在我们生活区内被我们习惯称为“大操场”的空地上。“大操场”是两列平房之间有1/2或1/3个足球场大小的一片空场地，呈长方形，东西宽二三十米，南北长七八十米——可能不准确，因为小孩儿的眼睛看什么东西都会大一些。这里是我们儿时最主要的玩乐场所——到我上高中时，“大操场”上盖起了正式房屋，分给北大职工，这里便乱得不成样子了。刚开始的时候，“抗震棚”有塑料房顶的，有油毡房顶的，围挡也很简陋，后来都建成油毡房顶的了，四周也用上了砖头或土坯。大家住“抗震棚”这样的日子好像得有一年的样子，但冬天是怎么过的，我真记不住了。我家由于住在一排平房的最东头——也是中关园的最东头，与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围墙挨着——有10米左右的距离，院子比较大，有200平方米的样子，因此我们就在自己家院子里搭建了“抗震棚”——但也没有住太长时间，这样对外面其他“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就不是很了解了。由于住在“抗震棚”里，较之正式的家而言，距离大自然更近了一些，所以玩耍起来也更方便些——至少把小朋友召唤出来更容易一些。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地震为我们增加了玩耍的快乐，但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唐山大地震可以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人为灾害与自然灾害同时发生相提并论，都可以称得上是“天怨人怒”的结果——或许这是大自然或老天爷提醒中国人该将“文革”结束的强烈暗示。不管你信不信，76年唐山大地震，以及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还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先后离世，似乎都预示着某个重大事件必然发生的历史宿命——后来的粉碎“四人帮”、“文革”被宣布结束，以及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印证。

一个人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历史感悟增多了，对人类历史、现实及未来发展的认识就会越清晰，判断就会越准确。所以每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企业管理者，都应该好好学习学习历史，努力确立起正确的历史观。重庆前领导人出事前，我就曾多次对身边的人谈到，此人早晚完蛋。历史上凡将行事高调、唯我独尊、横行霸道、目中无人这几件事揽于一身的人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不信你找找看……　　

比起家父回忆录所述的“悲惨”遭遇，我的“代序”和“代后记”中有些地方或许过于轻松，或者过于调侃了。我想这是性格所致，也是未亲身经历痛苦缺少沉重的情感所致，但它们确实是一个少年儿童在花一样的年华的真实感受。小孩儿还是应该阳光灿烂的好！美国有部电影——名字我忘记了，讲的就是一个犹太父亲把儿子成功地隐藏在纳粹死亡集中营里，他一直欺骗儿子说这一切都是在做游戏，甚至自己被枪杀后还让孩子相信一定会见到大坦克开到跟前——最后苏联红军的坦克解放了集中营真的停在了小孩儿面前。男孩儿欣喜若狂，觉得自己的父亲真是太神奇了！我有了儿子后，一想到这部电影，眼眶就不由得湿润——父母就应该尽力给孩子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让他终身留下美好的记忆。当然，这或许不是真实的故事，但那个父亲真是太伟大了！

家父的一生是平凡的，如果有不平凡之处恐怕就是“文革”期间的经历了。但即使是对人生而言，10年“文革”也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文革”之后，家父依然是北大哲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师，一生都在从事俄文翻译工作——家父于1951年到1953年就学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参谋长、解放后曾任空军司令的刘亚楼创办的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现并入黑龙江大学外语系，1954年分配到北大哲学系。他一生都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家父好像上课不多，主要是在家伏案翻译，评的职称也是翻译系列的——正译审，不是教师系列的。从真正意义的人生而言，平凡才是金！人都是赤条条来去的，肉身的保留都是有时限的，留在世间的或许能永恒的只能是你的精神、你的文化产品——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去后便无影无踪了！希望家父的回忆录能够对后来者有用，哪怕仅对1个人有用，我想也是有意义的。


2012年10月30日

　　

于北京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