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锡刚：1966年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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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郭沫若

冯锡刚

按：正如本文作者所说：“郭沫若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郭沫若的三十年（1918—1948）》），说“巨大”，因其在中国当代史上“文坛泰斗”、“史界班头”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与地位；说“复杂”，因其长期引起争议，亦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众多作家、学者都被批判、打倒，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产党员作家、学者还被最高领袖干脆诬之为“国民党”的时候，郭沫若却能屹立不倒甚至在创作和发表园地“独领风骚”，此中值得研究的课题甚多。本文截取郭沫若在文革第一年的人生片断，以一个大时代为背景，以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风云和人物关系为经纬，用冷静的笔触再现了这一“复杂的存在”。

本文作者冯锡刚，1948年出生于上海，1961年9月入中学即开始阅读郭沫若作品。1968年12月到上海市郊农场务农。1978年9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教学，并业余研究郭沫若，写作并出版有“郭沫若三部曲”：《郭沫若的晚年岁月（1966-1978）》（2004.6）、《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2005.8）、《郭沫若的三十年（1918-1948）》（2011.1），均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一

1966年，人民共和国史上特殊的年头。
“山雨欲来风满楼”，神州大地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许多知名的文化人从文坛销声匿迹，能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字，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运。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依然有着这般幸运。
京城全国三大报刊之一的《光明日报》(另两家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元旦这天的文艺副刊“东风”专版上，以醒目的位置刊登郭沫若的组诗《大寨行》，标题以手迹套红印制，颇引人注目。
组诗共18首，压轴为《颂大寨》，这大概就是组诗命名的由来吧。1977年3月，“由作者重新校阅过”而出版的《沫若诗词选》，选入其中9首，并在《大寨行》标题下加写一则小序，倒是交代了由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往山西参观农村社教工作。归途于十二月七日，参观大寨。先后成诗十六首，辑为《大寨行》。
显然，16首系18首之误。令人不解的是，1984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5卷，既末说明小序中的“先后成诗十六首”之误，又“将《大寨行》中未收入《沫若诗词选》的八首诗附录如下”。这无疑误导读者以为组诗共17首。有意无意之中，《重到晋祠》被删芟了。郭沫若“重新校阅”这组作品时，已是86岁的老人，且沉疴在体，勉为其难。其实比较而言，这首被删芟的七律，在全部18首作品中多少还是有点诗意的：
康公左手书奇字，照眼红墙绕晋祠。
周柏低头迎旧识，铁人举手索新诗。
欲流荇菜情难已，惊见睡莲花未衰。
悬瓮山头松失翠，顿憎旱魃费鞭笞。
颔联以“迎旧识”勾出诗人1959年初游晋祠时的情景。诗人曾以“隋槐周柏矜高古”的诗句吟咏，今日重见而以“低头迎旧识”入诗，乃不失情趣。颈联最富诗人本色，“欲流荇菜”语出《诗经•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脍炙人口的爱情诗篇。在一个以谈爱情而为之色变的年头，郭沫若竟仍有这般雅致，颇出人意表。或许这一半是诗人的情不自禁，一半是借助旧体诗词用典的“障眼”。总之，仅就这一联也要说高出组诗的所有作品。尾联倘能与初游晋祠时“悬瓮山泉流玉磐，飞梁荇菜布葱珩”对读的话，当不难体会诗人因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产生的殷忧。这样一首在那时节难得的好诗，就因为“康公左手书奇字”而被逐出“全集”之外了。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郭沫若以称赞康生的书法入篇，对于理解斯人斯时的心境倒也不失为一份有意味的材料。康生工篆书，喜以“康生左手”落款而自诩。不管这个政治人物在现代史上留下多少劣迹，他在书法和文物鉴赏方面确是颇有造诣的。在这些方面，郭沫若与康生有着许多共同语言。诗总不免带有艺术的夸张，“奇字”云云似乎不必过于认真看待。但是，以郭沫若的审慎，颂扬一位在世的政要，又确乎不同寻常。这年6、7月间，郭沫若以《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等文刊发于《光明日报》，从而引发出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争鸣。说是“学术争鸣”，但了解内情的人明白，郭沫若的见解得到高层领导人的支持(或许正是从高层领导人的评论中得到启发和鼓舞，才敢于发起这场“帖学革命”)，康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细读郭文，见堂而皇之地引用康生提供的五条史料作为论据，如此借重一位在世的政要以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确是异乎寻常。敏感的文化人早看出，自六十年代初以来，因着领袖的信用，康生俨然成为文化界权倾一时的人物。郭沫若当然比一般的文化人更了解这些底里。因此，无论从私交还是公务，郭沫若之乐于称扬康生（但大体上仅限于书法），是不为无故的了。
这首纪游诗的写作日期未能标出，据推测，多半是在参观社教工作之后的归途中所作，时间当在12月上旬。
《大寨行》中这样不直接关涉政治的诗篇可说绝无仅有。这是一组不折不扣的政治宣传诗。郭沫若以74岁高龄，冒着朔方严寒，不辞千里之遥从京都赴晋南参观社教，实在是一种政治表态。
社教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简称，肇始于1963年夏《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经1964年秋《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简称“四清”。自此，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分歧日渐加深，终于在1965年春在党内高层公开化。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新论点，断然批驳刘少奇的“四清和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的观点，指令陈伯达起草，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毛在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正是1965年的那一刻，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漫长的革命》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958年向外间宣布“重新入党”的郭沫若，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党内的地位还及不上周扬，迹近民主人士。因此他不可能了解中共中央高层的这些政治分歧。但是几十年政治斗争炼就的敏锐，使郭沫若不会不明白这场运动的重要性。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作为直属国务院的一个单列机构，组成工作队，在山西南部的运城地区参加社教。按常规来看，这类事务由党组系统筹划安排。党组书记张劲夫（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出于对郭沫若的尊重，也会向他征求意见，通报有关情况，但并不需要他直接参与其事。尽管如此，郭沫若以紧跟形势的心态，赴运城地区考察社教工作。
大寨精神卷巨澜，戡天战地万锄酣。
沧桑今见凭贫协 尧舜由来出晋南。
热汗何愁长不雨，女儿焉肯亚于男。
哑姑敢斗蚩尤倒，能使盐泉水变甘。
这首题为《访运城》的七律了无诗意，只是借助声韵对仗的技巧，堆砌一些政治宣传的辞藻，表达类同标语口号般的内容。郭沫若贵为人大副委员长，进入国家领导人之行列，因而无从与当地人民公社社员实行“三同”（即社教工作队成员必须遵循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之条规），但从留下的照片中，还能见到郭沫若在棉田与装束臃肿的老妪同摘棉花的情景，只是陪同人员多多，也只能是“聊表心意”；更具宣传意味的是，郭沫若居然与耄耋老者同桌共餐，只是无法看清设在院落中的餐桌上的食品和菜肴，但郭沫若手捧大碗满脸堆笑的神情是十分真诚的。
郭沫若在运城地区考察时间甚长，近半月之久。《沫若诗词选》所不选的篇目，大体上是这一时期走访考察之作。原王庄系中科院社教工作队驻地，故《访原王庄》中有“科研队伍入原王，人换金身地换装”之咏。但“科研队伍”并非科研而是社教：“贯彻三同真药石，争成五好得津梁。”毛泽东早在年前就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故林彪治军的“五好战士”亦推及地方。诗人所到之处，除此而外，大约便是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在《访贾家庄》中有“万年青社贾家庄，大寨精神善发扬”的歌颂，在《访西元》中有“岂止晋南夺冠冕，须知天下胜唐虞”的赞美，在访问地属杨谈的界村后，诗人以“生平经见未曾见，印象难忘永不忘。大寨杨谈随处是，战天斗地力无量”再加鼓吹。总之，这些诗作无一例外，如出一辙。在告别中国科学院社教工作队时，郭沫若作离别诗一首：
支援农业实为纲，基础强时堂殿强。
反美反修根本策，活学活用精神粮。
学来大寨研科技，策进中关固国防。
王杰雷锋将辈出，翻身世界敢担当。
说不上有什么诗意，不过稍可留意的是，诗人的思路毕竟未能紧跟到体会最高领袖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高度，只是惯常地认为社教旨在发展经济，促进科研。
从诗人留下的一些手迹看，郭沫若是在12月初踏上归途的。4日这天，接连参观访问了闻名中外的汾酒产地汾阳杏花村和文水云周西村刘胡兰纪念馆。
李白斗酒诗百篇。郭沫若在他的自传中也有好几处写到自己的海量。酒可能是诗的催化剂。郭沫若饶有兴致地参观杏花村酿制汾酒的流程，自然也乐于在品尝佳酿的氛围中酝酿诗意。才思敏捷的诗人当场题赠七律一首：
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来别有天。
白玉含香甜蜜蜜，红霞成阵软绵绵。
折冲樽俎传千里，缔结盟书定万年。
相共举杯酹汾水，化为霖雨润林田。
虽然也难说有多少诗意，但比较那些走村访界的“一片农村锦绣图，毛诗毛选是犁锄”来，总要好读些。
杏花村是一个富有诗意的酒乡，豪饮善诗如郭沫若也只是以旧体诗写出形式是诗而实际并无多少诗意的应景之作。
归途北上，就到了刘胡兰纪念馆。依地理位置，郭沫若不访同在文水的史传武则天出生地，恐怕主要还因学术观点所致。他在1960年创作历史剧《武则天》的同时，作过详细的考证，认定武则天出生于四川广元。如此就不难理解何以不访文水则天庙，而于风声更紧的次年4月欣然参观广元皇泽寺。
作为革命家的郭沫若，对刘胡兰这位15岁的革命烈士至为钦佩。1959年8月，在刘胡兰雕像落成时，郭沫若写过一首白话诗《刘胡兰赞》，全篇四节，最后一节是：“十五岁的青春是万古长青，/五星红旗上有着你的血痕，/你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次年7月还为她书写碑文。时隔5年，纵然心境大异，但凭吊和讴歌这位得到毛泽东崇高评价的英烈，应是毫无滞碍的。依然是七律一首：
英姿飒爽气轩昂，立地顶天溢耿光。
北斗七星同不没，春秋十六寿无疆。
九州万国佳儿女，海角天涯献瓣香。
何幸驱车来文水，虔诚扫墓更升堂。
旧体诗词的严谨格律，造成一种形式美，但比较起来，还是那首白话诗在表情达意上更深挚些。
5、6两日，郭沫若重游晋祠，留下最富诗意后来却又颇多忌讳的《重到晋祠》；还兴致勃勃去太原西南40公里的天龙寺石窟参观，访问太原乳牛场；在参观大寨展览馆后，为之题写匾额，并当场题诗，落款日期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
大寨人人是愚公，神州争效此雄风。
百年基业防旱涝，千米山头待柏松。
勤奋力将全国学，虚心赢得普天同。
为防自满寻差距，绝不因循步自封。
1965年的“学大寨”还没有后来那些太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色彩。郭沫若在上年底举行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听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吉，强调的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寨展览馆突出的也正是这一点。看着许多实物和照片，郭沫若对大寨的认识较之听报告和看文件更具体和直观，从而激发起实地考察的兴致。6日夜宿阳泉，7日竟然在上午7时抵达大寨，真是其心切而其志虔。握着满是老茧的手，望着饱经风霜的脸，郭沫若更登上虎头山眺望一块块人造小平原，不能不为这些当代愚公开山造田的坚韧所震撼。临别之际，写出山西之行唯一的一首五古（其余17首均为七律）：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
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
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当然也还是一首标准的政治宣传诗，只是不拘严谨的格律，反倒具有一种质朴的特色。诗人对此诗似乎亦颇自赏，屡屡书为条幅以应友人的求索。
在1964年之后的数年间，毛泽东提出“新三面红旗”（即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为全国各界树立楷模。郭沫若以《大寨行》为组诗冠名，不但因内中不少篇章揄扬大寨，即就切合时宜而言，也是最为醒豁的。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曾对他的诗友说：他的父亲就是装饰这个社会的最大的文化屏风。（《沉沦的圣殿》第2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以逢年过节总要在一些中央级的报刊上发表歌功颂德、紧跟形势的诗文来看，这一取譬还真形象而恺切。
1966年的春节来得格外早，元月20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墨迹，配发的是郭沫若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与往年不同的是，同时还刊登了毛泽东1965年夏重上井冈山的大幅照片。更异于往昔的是，全国各报均在头版转载，连郭沫若的释文亦有多家报刊转载。这也正是一年间所发生的潜在然而又是深刻的变化之一。郭沫若在个人崇拜的时代潮流涌来时，只能说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半是对毛泽东的真诚拥戴，半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罢。释文已从两年前的一千五百字上下的随感发展到六七千字的大块文章。这固然与词的容量有别相关，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写作的心态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能说这篇大块文章一无足观：引用自己当年的文字，以比照词作者的审美意趣，确是信手拈来而开阖自如；又引恩格斯的“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好些”的论断，来分析词作的意蕴，在那样一个以谈艺术技巧为忌讳的年头，总也还是给读者一点意外的惊喜和新鲜感。只是这些片段无法改变贯穿全篇的十分强烈的政治说教。在释文的结尾部分，郭沫若特意引用词作者青年时代说过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将现实的政治诉求发挥到极致：为革命而“好战”，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好战”，为打倒全世界的共同敌人、解放全人类而“好战”，为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征服宇宙而“好战”。并声言：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国的青年们，都应该从这里享受到无穷的快乐。
郭沫若确乎依然文坛泰斗。在1966年1月，又是由18首旧体诗组成的《大寨行》，又是六七千字的阐释毛泽东诗词的大块文章，谁人还能享有如此荣耀和权威呢？
如果说这些供公开发表的诗文所表达的无疑是合时宜的情趣，那么另有一些并不准备公诸于世的文字，透露出的又是怎样的心境呢？
要说因缘时会的“迎春曲”，1966年元旦这一天还真有一首题画诗（《郭沫若题画诗存》12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海棠果子大丰收，颗颗连珠烈火流。
好似银河变钢水，令人红到心里头。
画系邵宇所作。郭沫若为其作题诗，几年间已有多次。既是为他人之作题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公开。对照画面，一、二句虽无多少韵外之致，但还算切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第三句，“钢水”云云完全破坏了原本就韵致平平的意境。
这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尽管并不典型。在诗人后来所写的一些作品中，既有难得的情韵，却又为惯常的平庸所戕害。作于2月6日的《水调歌头•题卧蕉图》正是这种矛盾复合体的一个更其鲜明的写照。

二

郭沫若女儿郭平英主编的《郭沫若题画诗存》未收入《题卧蕉图》。据她介绍，这大概是一幅石刻的拓片。因为没有确据，尚难论断。今后如能找到这幅画，或许对郭沫若的题诗可以有更切实的体会。
调寄《水调歌头》的《题卧蕉图》全篇如下：
妙作饶风趣，上有七言诗。
画就袁安高卧，蕉叶甚纷披。
借问缘何卧处，不见银床玉枕，
只见碧蓑衣？
谁解此深意？请问岭头枝。

严冬尽，寒流退，朔风微。
阳春脚健，已伴梅花赋早归。
况有熔炉烈火，钢水奔腾迸射，
寰宇尽朝晖。
成阵红霞舞，迫令雪山颓。
可惜不见画幅，故无从了解题在画上的七言诗。以郭沫若的辩识力，当不难解题诗之意，由此亦可作为理解郭沫若题诗的一个比照。好在郭词上阕是对画面的概述，故大致可以推想出画面的情景。“妙作饶风趣”当指画幅而不是指七言诗。何以“饶风趣”，想来是一反袁安在史传中的形象。《后汉书•袁安传》李贤注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后以成语“袁安卧雪”谓文士宁可困守寒门，不愿乞求于人的气节。故笔者颇怀疑《卧蕉图》出自古人之手，很可能是今人之作。这种好作翻案文章，或谓一反前人之意，也许是推陈出新的一种时尚罢。郭沫若在尚处寒冻中的北国二月，读此画而触发诗意，显然是对画作翻新的欣赏。读到“阳春脚健，已伴梅花赋早归”的诗句时，当不难明白其立意多半还是出自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虽不能说是自出机杼，总还能由画面生发开去，抒情写意，产生蕴借。但自“况有熔炉烈火”以下，实在是大煞风景，破坏了作品的谐协，如此急切地充当时代的传声筒。
郭沫若多年来一直处在这种矛盾之中，偶有诗意袭来时，也往往要为庸常的标语口号所戕害。
1966年的早春，对于每一个有着平常的政治知觉的文化人来说，几乎无一不惴惴不安。郭沫若恐怕更其如此。元月下旬，身为院长的郭沫若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写了一封异乎寻常的辞职信（《郭沫若书信集（下）》314页）：
劲夫同志：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郭沫若当然意识到，中科院院长相当于国务院的一个部长，在政治生活中并无退休制度的现实体制下，提出辞职实际上是投石问路。提出辞职本身也可以被人视为对现实政治的消极或不合作，故“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的表白，确实颇费苦心，实堪玩味。开国之初，郭沫若在出任副总理（当时仅4名，后则逐渐增多，至1965年的三届人大竟多达16名）的同时，还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科院院长。这样的一身而兼三任，陈云之外无第二人，这充分说明中共对他的信任。虽然后来的安排，在人们的印象中郭沫若迹近民主人士，但中科院其时包括社会科学各门类，在特别看重意识形态的六十年代，郭沫若一直任此职，至少表明在政治上的不见疑。须知也是开国之初一直出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与郭沫若颇为相似，也是迹近民主人士），则在三届人大改任完全是统战性质的政协副主席。当年出任文化部长之初，沈以有碍创作为由婉拒，周恩来则推心置腹地劝慰：这一部门改由他人出任部长，我们还不放心。这些话是否会向郭沫若说及，当然无从考核，但即便如此，敏感如郭沫若者是不会不体察到的。刚刚以院长的名义赴山西运城考察中科院工作队在农村开展社教工作的情况，何以又写出这封辞职信呢？其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是批判《海瑞罢官》对他形成的压力。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揭开文革的序幕。风头正逐渐健劲的《解放军报》很快即予全文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判定此剧“是一株大毒草”。对于姚文的深文周纳，由彭真主持的“中央五人小组”虽以不予置理的方式加以抵制，但终究顶不住毛泽东的直接干预，在坚持19天之后，不得不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相继予以全文转载，而且编者按也不能不顺应大气候，引用毛泽东的“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斗争”的语录。
如果说这些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公开点名的还只是吴晗，那么在一些内部刊物中涉及到的文史界的知名人物就不少了。郭沫若既是文坛泰斗又兼史界班头，目标自然更大。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的《情况简编》，都反映一些人主张批判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在这些人的眼中，凡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都在批判之列（毛泽东自1963年下半年起就开始点名批判文化部和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其罪名也就是舞台上净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并挖苦文化部可以改名为“才子佳人部”）。郭沫若这两个历史剧的主人公恰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时节文史界到了风声鹤唳的境地，凡与海瑞沾边的，不由分说打入另册。1961年2月，郭沫若游海南岛，访海口市郊的海瑞墓，作七古一首，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
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
刚亦不吐柔不茹，布衣粗食敦鲠骨。
这些褒扬海瑞的诗句所涉及的史迹，除“平冤狱”未及外，几乎全都是姚文元所大加挞伐的。郭诗的发表与《海瑞罢官》剧本的公开发表几乎同时。在一些人的眼中，倘不是南北遥相呼应，至少也反映出一种社会思潮。更厉害的是，有人还从1963年出版的诗集《东风集》中翻检出郭沫若作于1960年2月的《看川剧〈大红袍〉》：
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己爱民藐锯刀。
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
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
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
诗人还特意在题下加了一个详细的注释：
《大红袍》即《海瑞传》。海瑞号刚峰先生。明史传称海瑞主张恢复井田制，不得已则当限田，再不得已亦当均税。此人在当时颇得民心，可见是有来由的。剧名《大红袍》初不知其用意，剧中嘉靖皇帝突然逝世后，海瑞从狱中赦出，被升官并赐著大红袍，或即取名于此。
剧本虽然并非出自诗人的手笔，但揄扬有加的七律还是成为入罪的证据。更要命的是这个详细的题注，无法以艺术的夸张来辩护。
这两份内部材料，以郭沫若的政治地位，无疑均能见到。由此而产生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尽管在当月的14日还勤勤恳恳地撰写诠释毛泽东诗词的大块文章，但惶惑的心境自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是日甚一日。辞职的念头早已萌生，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依据，是郭沫若1965年12月22日致陈明远的信，其中有这样两节（《郭沫若书信集（下）》）：
来信看到。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着疲倦。
国家对我的待遇过于丰厚。前年搬家，住到这样大的地方，占了这么多的房子，心里确实非常不安。晚年只想找个小小的清静的角落，安下心来好好读些书，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度此余生。
虽然据以刊行的只是收信人的抄件而非写信人的原件，但笔者以为是真实的。
郭沫若情绪低落，在中科院的春节团拜会上，甚至不愿意上主席台。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常委团拜会上，郭沫若亦复如此。春节过后一周，郭沫若踌躇再三，终于写出这封辞职信。
张劲夫接到这封辞职信后，惊讶之余，深感问题严重，即向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主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汇报。1月31日，张劲夫登门看望，征求郭沫若对中科院工作的意见。郭表示，提出辞职非关中科院工作，而是因为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问题亦很多，一旦盖子揭开，继续担当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张劲夫当即明确表态：你的问题与吴晗等人的问题根本性质不同。郭稍感心安并顺势表白：吴是借古讽今，我是借古颂今，如《武则天》中的裴炎，我是影射彭德怀的。郭还将新近写的文稿《批判<海瑞罢官>与思想改造》拿给张劲夫看，以明心迹。张劲夫慰勉有加，希望郭沫若一如既往，继续关心中科院工作。
郭沫若此举当然不是神经过敏。据当年参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材料准备工作的龚育之回忆，他们在为起草这个文件所准备的七个材料中，其中一件就是郭沫若的辞职信，以及摘编的《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上引两首关于海瑞的诗也一并列入，作为附件上送。在2月初写出的“二月提纲”初稿中有关于郭沫若和范文澜的文字。在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这样才删去了有关郭、范的文字。（《我所亲历过的政治运动》29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966年的早春二月，对郭沫若来说，确实寒气逼人。在写出辞职信之后不满一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刚刚出版的《文学评论》所发表的《评〈谢瑶环〉》。文章出自中国科学院下属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之手。他是一位作家和学者，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郭沫若了解当年毛泽东指定此人主编《不怕鬼的故事》，并亲自审阅和修改由他撰写的该书序言，足见对他的倚重。以其在文学评论界的地位，郭沫若自然明白这篇批判文章的份量。
田汉的《谢瑶环》与郭沫若的《武则天》实在有着不解之缘，郭沫若与田汉则有肱股之情。
1960年1月，郭沫若挟年前创作《蔡文姬》的余兴，继替曹操翻案之后，又创作出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翻案的《武则天》。剧本在同年5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争议。田汉坦率地表示，此剧对武则天傅粉过份了。陈毅在1961年3月召开的紫光阁戏曲座谈会上，以老朋友的身份，批评此剧将武则天写得太好了，不像是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倒有点像现代政治家，认为这是“笔下超生”。周恩来也有类似的看法。好在彼此肝胆相照，郭沫若并未感到有什么压力，而是坚持认为：“我是着重写了武则天的中年时代,即她一生中最光彩的一段。”他对该剧导演焦菊隐所阐发的“《武则天》是全力表现盛唐气象”（《郭沫若书信集（下）》）一说表示首肯。郭沫若后来在观看此剧演出后，写了一首七律来表示自己的艺术初衷:
金轮千载受奇呵，翻案何妨傅粉多。
宋璟姚崇蒙哺育，开元天宝沐恩波。
声威远届波斯国，文教遥敷吐火罗。
毕竟无书逾尽信，丹青原胜素山河。
显然是出于不同的旨趣，田汉向郭沫若表示：你既已写了这部反映武则天中年时代的戏，倘有可能，我准备写出她的后期悲剧，批评她晚年的过失。这样一来，连同田汉四十年代写的反映武则天早期的一个本子，构成为“武则天三部曲”。郭沫若完全赞成挚友的创作计划。他俩之间，恰如郭沫若所说“亲如手足”。郭沫若虽然对田汉的批评不以为然,但还是翘首企盼挚友的新篇。
1961年下半年，田汉以陕西碗碗腔《女巡按》为底本，改编成京剧《谢瑶环》。这个改编本并非剧种的简单移植，而是再创作。首先是对武则天的评价，由原作的“骂”改为“肯定武则天”，但对她作“一定批评”；其次，由喜剧结尾改为悲剧结局（谢瑶环由原先的与恋人大团圆而改为被权奸迫害致死）。田汉强调，“这样处理，教育意义较为深刻”。显然，作者是要通过对武则天晚年的某种批评，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思考某些历史教训。一个是要“表现盛唐气象”，一个是以“载舟之水也覆舟”（《谢瑶环》中的唱词）为诫，反映出两位剧坛大家的不同旨趣。
这篇刊载在《人民日报》上的《评〈谢瑶环〉》，将田汉的剧本与《海瑞罢官》、《李慧娘》并列为三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该文着重批判田汉通过剧本所表现的“为民请命”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来提倡和实行所谓‘为民请命’，是彻头彻尾反动的，是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汉以“拼将颈血斗权奸，弱女居然战士颜”的艺术刻划使谢瑶环成为“为民请命”的艺术形象。这里显然有作者的人格追求。对此，郭沫若是深切理解的。早在1920年结识之初，彼此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写出了不少富有战斗性的剧作来，田汉更成为三十年代我国左翼革命戏剧的奠基者。1947年3月，郭沫若在祝田汉50生辰的贺诗中有“命为生民立”的诗句，称道田汉“为民请命之意亦未衰竭”。开国以后，这种气概在两人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郭沫若在1951年5月展开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先后作过两次公开检讨。这对他在此后文化界的历次批判运动中的作派，影响甚大。与郭沫若的风格不同，田汉在1956年经实地调查后，写出《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两篇触及时弊、颇多锋芒的文章，并刊登在由自己主持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戏剧报》上。田汉以全国剧协主席兼党组书记的身份，写出这样的“为民请命”的文章，使人颇感意外，自然也因作者的身份而产生很大的影响。写这样的文章不但要有识见，更需要勇气。当然，也要为之付出代价。1957年反右运动中，要不是周扬等人的保护，田汉必遭厄运。
对于文艺界的左倾思潮，郭沫若和田汉都有本能的反感，但在六十年代初纠左的过程中，两人作派不同。田汉在1962年3月召开的广州会议上点名批评上海“把历史题材放下搞现代剧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等于是摸了柯庆施的老虎屁股。这位后来标新立异提出“大写十三年”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而获领袖青睐，颇得风气之先。1964年春，又指使张春桥在华东地区话剧汇演中对田汉施以公开打击。郭沫若在私下里虽也指斥“一些所谓的文艺界头面人物，带头败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名誉，把现实主义丑化为板起面孔说教，把浪漫主义丑化为空洞的豪言壮语”（《郭沫若书信集（下）》），但在公开的场合，则仅就艺术技巧等方面的问题发表意见。
性格即命运。田汉“为民请命之意亦未衰竭”，《谢瑶环》的创作是性格的使然。对此，郭沫若不无忧虑地对他的弟子说：像田汉这样“为民请命”是要倒霉的，甚至会有杀身之祸。真是不幸而言中，田汉就首先被拿来开刀祭旗了。1964年7月，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期间作报告，不但将《谢瑶环》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且居心险恶地“追根溯源”，诬陷田汉1935年被捕后在南京监狱中自首变节。从此，田汉的政治生命结束，郭沫若再也无法同这位情同手足的挚友相晤畅叙了。
在经过一年多的沉寂之后，田汉被点名示众，这不能不令郭沫若有物伤其类之感。《评〈谢瑶环〉》在批判“为民请命”的同时，一开头就罗列“美化武则天及其亲信”的罪状。如果说“为民请命”与郭沫若尚无干系的话，那么“美化”云云对郭沫若来说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郭沫若明白，要论“美化帝王将相”，《谢瑶环》较之《武则天》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对他来说，这还不是偶一为之，实是一以贯之，《蔡文姬》不是开宗明义要“替曹操翻案”吗？甚至在剧中写出了“曹丞相是天下人的太阳”这样的颂辞来。那些批判《谢瑶环》的判状移诸《武则天》、《蔡文姬》是毫不费力的。如果有谁再要追溯历史，指白为黑地倒腾出1928年流亡日本的那段鲜为人知其真相的曲折经历，不是已经有田汉的不白之冤在前了吗？郭沫若满怀悲愤地对其弟子说：现在有许多人造我的谣，我也会被批判的。
生存环境是如此险恶，批判田汉的逼拶锋芒真使郭沫若寝食难安。一个创作出《获虎之夜》、《丽人行》、《关汉卿》等诸多传世之作的杰出戏剧家，一个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数十年的战士，一个唱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时代歌手，竟然落得如此下场。郭沫若不能不为这位有着四十余年深情厚谊的挚友而深深哀痛，也不能不为凶吉未卜的前程而自感煎熬。
在这寒意逼人的早春二月，在这无所适从、心情抑郁的时刻，郭沫若翻检旧日所作书画，对这样一副联语生发感触：
偶地安居满庭芳草
观化知命数点梅花
吟味再三，补写了这样一段跋语：
此联乃一九五○年所书，联语系应求者所示写就，未付，上联偶字疑是遇字之误。
这幅略带禅味的联语在书写的当年未付求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误“遇”为“偶”，就联语的词意而言自然有难解之处。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观化知命”的意味与五十年代之初的氛围不相谐协。尽管联语“系应求者所示写就”，但书者毕竟是满怀政治热情为新中国文教科技事业而殚精竭虑的国家领导人（时任副总理）。整整16年过去了，郭沫若凝视当年所书写的这副联语，真是感慨系之。跋语本身似乎只在说明书写的缘起，但联系到与建国之初迥然不同的处境，是可以略略窥探郭沫若的复杂心境的。
但郭沫若毕竟是郭沫若。就在这充满肃杀之气的1966年3月，郭沫若将1965年夏季访问江西所作诗词书毕，并写了后记（《井冈山巡礼》30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右诗二十九首，未能一气写完。访南昌一首写出后，搁置甚久。盖以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曾赴山西运城等地参观社教工作，十二月八日夜始返京，故致延搁。今日乘兴将后八首书毕。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沫若记
郭沫若将29首诗词冠以《井冈山巡礼》之名，而这次江西之行正是因毛泽东的亲自提议才得以成行。这组诗词，歌颂毛泽东的比比皆是，开篇《访瑞金叶坪》结句即为“高举红旗毛泽东”，于此可见一斑。1966年元旦，诗人将此诗书为条幅。郭沫若对毛泽东怀有的知遇之感，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未曾稍减。作为一个有着数十年“革命春秋”的战士，他对毛泽东有着忠贞不二的信念。
一方面是对现实的惶惑，一方面是对毛泽东的崇拜。这就是内心充满矛盾的郭沫若。

三

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郭沫若还未从对田汉的挞伐中透过气，发自另一方向的猛然一击又使这位古稀老人瞠目结舌。
恰好相隔一个月，3月24日，戚本禹等人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发表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如果说《文学评论》还只是学术性的刊物，那么《红旗》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其权威性就不待言说了。戚本禹的这篇“檄文”确有来头。也是这本杂志，在1965年第13期上刊登过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久，毛泽东在与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的谈话中称赞“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同时略表遗憾：“缺点是没有点名。”因此这一回就干脆在标题上直点其名了。
对戚本禹其人，郭沫若虽不熟悉，但也不陌生。这位中南海里的信访办工作人员，近年来以能得风气之先而在史学界“崭露头角”。郭沫若清楚地记得3年前的8月间，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学术研究专栏发表《评李秀成自述》所引发的一场风波。关于《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以及对其人其作的评价，史学界是一直有争议的。这原本是一个学术问题。郭沫若在1960年为《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作序，不但肯定了这份自述的真实性，并且对李秀成有很高的评价。他还以两首七绝来表示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肯定：
悞民当日叹无涯，含笑归阴恨也赊。
遗诲谆谆防鬼反，英雄碧血洒黄沙。

八日羁囚奋笔诛，满篇血泪跃玑珠。
奴才自昔横于主，毁了忠王更毁书。
戚本禹的文章则将这个学术问题升格为政治原则，点名攻击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美化叛徒”。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发出通知，指出戚文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科学上是站不脚的。郭沫若所熟识的翦伯赞，邓拓等史学界著名人士均打算撰文参与争鸣，批评戚本禹的霸道学风。郭沫若在内心里当然也完全不赞同戚文的持论和学术作风，但还是持较为超脱的态度。
这场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争鸣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到了1964年8月，戚本禹卷土重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文章不但以无庸置疑的措辞断言李秀成是“一个在革命危急关头，经不起考验，背叛了自己祖国和自己阶级的懦夫”，是“一个变节分子”，更为险恶的是，文章强烈责问“某些学者和文艺家”何以“大肆宣扬李秀成投降变节”？谴责他们这样做是“美化敌人和丑化革命”。显然，态度之蛮横较之一年前变本加厉。这已经不但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且在字里行间包藏着强烈的现实指向了。
这一年间的变化不小，郭沫若作为文联主席和史界班头早已承受双重压力。田汉蒙受着“自首变节”的恶名，已从文坛消失；罗尔纲则因“美化叛徒”而遭到孤立。这期间辗转传出据说是毛泽东对戚文所作的肯定性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更使郭沫若惊怵的是，最高层对瞿秋白牺牲前在国民党监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有了新的评判。毛泽东指示，以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这样一比照，戚本禹的文章确是“古为今用”。这一来，郭沫若对戚本禹这位“新秀”多少怀有“后生可畏”的复杂心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又是得风气之先，文中虽未点任何一位史界权威的名，但锋芒所向一望而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个个在劫难逃。
继吴晗之后，翦伯赞成为史学界又一位遭到公开点名批判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戚本禹给翦伯赞发表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两篇文章《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连扣上六顶帽子：反对阶级斗争观点、污蔑农民革命、歌颂帝王将相、宣扬“让步政策”、反对“以论带史”、反对“古为今用”。郭沫若完全清楚，被戚本禹诬指为“资产阶级史学纲领”的这两篇文章，是翦伯赞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五十年代后期史学界错误倾向的一种反拨，不但有求实的理论见地，而且有不随时尚的争鸣勇气。郭沫若自己在1959年3月以答《新建设》编辑部问的形式，发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持论固不及翦文犀利，论述范围也有所不同，但在主观上也是力图以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来阐述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要论戚本禹扣的六顶帽子，郭沫若大多戴得上。不过他很明白，这原本不是什么学术批判。戚本禹的断章取义、倒白为黑、深文周纳甚至无中生有，较之三年前更加有恃无恐。毛泽东在1964年9月对彭真等人的谈话中，在提到应保护郭沫若、茅盾、范文澜时，还特意加上翦伯赞。彭真刚出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毛泽东的这番指示显然是要主持学术界批判运动的中央领导人明确政策界限。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郭沫若不惟为翦伯赞抱屈，更有自危的悚惧。善于得风气之先的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抛出这篇杀气腾腾的“檄文”，无疑是体现了“新精神”。
事实正是如此，令人惊骇的“新精神”很快从南方传来京都。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措词断言：以前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要问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吴晗、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对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进行切实的批判。（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1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说吴晗和翦伯赞“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这真使郭沫若瞠目结舌。与吴晗，虽然未有很深的交往，但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从事文化工作中，有过书信往来，感觉到这是一位敢于“牺牲生命以争取德先生之胜利”的“远识之士”，是同一营垒之中的战友。开国以后，吴晗加入中共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由学者而为社会活动家，彼此有更多共同语言了。在《武则天》发表整整两年之后，为正式出版单行本，郭沫若特意将两年间经多次修改的打印本寄给吴晗，并函请“务必不客气地提出意见，以便修改定稿”。郭沫若对这位斗士型的学者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指斥吴晗“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真令郭沫若不可思议。
比较起来，郭沫若与翦伯赞的交往要深得多，称得上是史学界情谊最为深挚的友人了。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庆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即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翦伯赞结识。现存郭沫若致翦伯赞书信，最早一函写于1942年2月17日，劈头一句便是“日前莅城讲学，穷搜博览，析缕规宏，听者无不佩服，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他在同年11月的信中更是推崇备至：“你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件大事，为兄贺，亦为国人贺。”两人不只在学术上切磋相知，在争民主的时代激流中亦引为同道。1948年11月，两人奉中共中央之召，自香港乘船北上。到大连后，郭赴沈阳，翦去石家庄。诗人即以五律“送别伯赞兄”：
又是别中别，转觉更依依。
中原树桃李，木铎振旌旗。
瞬见干戈定，还看槌铨挥。
天涯原咫尺，北砚共良时。
此诗抒发了两位同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文化战士在历史新纪元行将到来之际的豪情，传达出临别依依的深情。
开国之后，郭沫若与翦伯赞同在京都，过从亲密，大到公务筹划，学术切磋，小到嘘寒问暖，诗词互赠。1955年冬，郭沫若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翦伯赞为成员之一。历时近一月的访问，两人朝夕相处，情谊更添一重。郭沫若为翦伯赞书写的《游别府》条幅，记载了同游别府时“一浴宵增暖，三巡春满怀”的共同感受。1963年春天，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去翦家拜年，见客厅北壁空空如也，于是兴致勃勃地说：我给你写首诗，把这里补起来。郭沫若行书别具一格，求者多矣。但像这样不拘形迹主动写赠，可谓少见。于是当场铺纸研墨，笔走龙蛇般地书写那首名传一时、以“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开篇的《满江红》。这年3月，两人同去南宁参加广西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会后同游柳侯祠观赏石刻，共赴兴安参观秦始皇时代开凿的灵渠，兴会淋漓，颇多吟哦。返京后翦伯赞将此行所作录请郭沫若修改。郭沫若当仁不让，表现出老战友的亲密无间。郭沫若将“雄才千古说秦皇”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始皇’扣合起来了。”郭沫若在自己的纪游诗中则有“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的吟咏，恰与翦伯赞声气相应。
这样一位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一贯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却被扣上“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罪名，郭沫若怎不为之心寒！
好在毛泽东对郭沫若还是明令保护，但总还要作一点自我批评。郭沫若的耿耿丹忠，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更何况他在文坛和史界有着无人可以比匹的声望。毛泽东很需要这样一位既有声望又能紧跟的大师级人物，以体现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政策的英明伟大。因而不但不会接受他的辞呈，而且还将在某些场合借重他的声望。
郭沫若感戴之余，心情豁然开朗。读读他4月间为夫人于立群两幅画所作的题画诗，即可见其一斑。
题《牵牛花》（《郭沫若题画诗存》130页）：
一轮红日出东方，齐吹军号声琅琅。
驱除暮气迎朝气，覆地翻天倒海洋。
这位75岁的诗翁，借着牵牛花的寓意，要表明的是“焕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朝气”的心迹。
题《葫芦与瓜》（《郭沫若题画诗存》132页）：
不劳而食人人耻，场圃辛勤学种瓜。
换来粱粟麦黍稷，变就油盐酱醋茶。
对体力劳动过分揄扬的同时，正是对脑力劳动（其实也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贬损，这在当时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观点。诗人要表明的不外乎是对“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的服膺。
就在吟哦这两首题画诗的次日，4月14日，郭沫若抓住了可遇而不可求的“表心态”的机缘。
这一天，郭沫若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新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
石西民的报告根据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总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描述“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形势”，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强调“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警告“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郭沫若不再是如坐针毡，虽是即席发言，却是酝酿已久。郭沫若的发言由两部分组成，先是自我检讨：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好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文史方面，近来在报纸上开展着深入的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我是联系到自我改造来看的，并不是隔岸观火。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批评，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的“命”上来。我不是在此随便说的，的确是这样，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
当然，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已经二十几年了，我读过多少遍，有的时候也能拿到口头上讲，要为工农兵服务啦，要向工农兵学习啦，但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口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纸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没有切实地做到，没有实践，没有真正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
惭愧得很。毛主席二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要我们为工农兵服务。今天不是我们在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工农兵在为我们服务了。现在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写的东西比我们好。特别是我们拿笔杆子的人，搞文艺、搞历史、搞哲学的人，必须要深入地反省。我自己感到很难受，实在没有改造好。
要说检讨，郭沫若并非破天荒头一遭。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发动对《武训传》批判时，两个月里，郭沫若就先后两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文字，承认自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痛切地表示：“下定决心加以痛改”。检讨的同时，对江青主持撰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作了高度评价，颂扬它“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从此，郭沫若在历次文化批判运动中，惟恐紧跟不及。孰料，星移斗转，15年之后竟又要作检讨。
郭沫若的这番检讨，最遭后人诟议的是“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虽然事实上郭沫若并未烧掉过自己的任何一部著作，但这种极端的自我否定对正在急剧膨胀的文化虚无主义，确是有力的现身说法。四个月之后，神州大地处处焚书扬灰。虽说不必将这番检讨归咎为焚书的“舆论准备”（事实上郭沫若不可能有如此神威），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它确实在为虚无主义思潮推波助澜。
如果说自我检讨是“破旧”，那么颂扬工农兵便是“立新”：
报告里讲到的《欧阳海之歌》，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小说。作者金敬迈同志当了好几年兵，现在还在广东部队文工团里工作。因为他当了多少年的兵，所以他才能写出《欧阳海之歌》来。这本书，我看是非读不可，今天在座的，无论那一位能够想办法找到一本《欧阳海之歌》，我推荐各位好好地读它一遍。他真把欧阳海写活了，把毛主席的思想写活了。欧阳海同志是一九六三年牺牲的。他把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止，所有的党的方针、政策，把主席的思想，差不多都容纳在这一部长篇小说里面。看来，今天所谓专业文艺家，事实上是写不出来的。他是真正在部队里滚了一身血迹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艺作品。所以，兵在为我们服务了，不是我们在为工农兵服务。
报告里提到大型泥塑《收租院》，是雕塑的革命化，现在还在美术馆展览。我自己看了三遍。那是很感动人的，有好多观众看了流眼泪，因为他们联想到自己的历史，触动了阶级感情。的确是好，那是我们四川大邑刘家的故事。据说在大邑原来的作品有一百四十六个人物，我们这里只有六十几个，只表现了一部分，已经很感动人了。已经有好几十万群众去看了，现在五月份的门票都卖光了。在座各位如果还没有去看的话，我看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必须去看，也使我们自己受一次教育。前几天有一个日本代表团，他们是搞文艺的代表团，我同他们见面的时候，代表团的团长就讲，我们到中国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看了《收租院》，收获很大。搞《收租院》的一部分四川工人来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他们在展览馆的后房里面工作，我去看了，他们就是用稻草做骨头，把稻草切成一寸长的样子，用泥巴和在里面，然后敷上去。材料是很便宜的。我看泥塑的味道再好也没有，比石膏像，比大理石像，比汉白玉雕像都感动人。特别是用泥巴来塑农民，用不着滚一身泥巴，它就是一身泥巴。《收租院》的确是很好的杰作，是雕塑的革命化。它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把主席思想掌握了，活用了主席的思想。活学活用，用在雕塑上来，便收到了划时代的成果。所以《收租院》一来，使得我们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开渠同志，还有好些人，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他们都同工人一道工作，仿塑了六十几尊现在陈列的人物。这是工人在为我们服务了，工人教育了我们。
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工人、农民比我们学得好得多。我去年去山西，听到周明山同志（他是农民）讲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那真是生动活拨。他现在是绛县县委书记，他也是人大代表。
郭沫若不但是为文的高手，也是演说的行家，硬是从年前考察山西社教时的活动中凑齐了工农兵三个方面的事例，虽然这位农民讲哲学实在是勉强得很。在这样破立结合、正反对比地表达之后，郭沫若以更加恳切而仍不失诗人夸张的语言结束了即席发言：
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是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
我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光明日报》1966年4月28日）
同为副委员长的康生，不失时机地让秘书长连贯当日就将记录稿送请郭沫若过目核定，然后禀报在杭州的毛泽东。4月28日，《光明日报》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题，全文刊登这篇发言。5月初，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报均予全文转载。检讨虽然有失尊严，却也并非人人都有这种幸运。
郭沫若依然保持着文坛泰斗的形象。似乎是要加深国人的这种印象，4月20日，仍是《光明日报》，在第二版通栏转载《文艺报》第4期刊登的《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郭沫若答〈文艺报〉编者问》。
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于1965年岁末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郭沫若题写书名。《人民日报》于1966年1月上旬选载若干章节，并加编者按大力推荐。在这样的情势下，这位74岁的古稀老人，早在5年前就感叹“我近来眼睛花了，在灯下看小字可吃力了”，更在致张劲夫的辞职信中以“近来视力也很衰退”作为辞职的一个借口，却居然能在政务之暇，将这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口气读完”，真是不可思议。
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在奉命批判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之后正当无所适从之际，也就十分自然地辟出“《欧阳海之歌》的成就和意义”的专栏。郭沫若以《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为题，以答《文艺报》编者问的形式写了一篇五千余字的大块文章。以这样的篇幅来评论一部文学作品，不但在建国以来作者所有的文字中少见，即令在作者的整个写作生涯中也是不多见的。
郭沫若的大块文章，分析小说中的欧阳海这个英雄人物“是时代的力量、党的力量、毛泽东思想的力量”哺育而成；又分析平凡和伟大的关系，告诫“我们有些青年同志不甘于从事平凡的工作，幻想一跃而成为英雄，那是不切实际的”。最根本的是，郭沫若将这个形象归结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字当头、活字作准的好样板”，因此，这部小说“就成为我们的活生生的教材”。小说（以及一切形式的文艺作品）以“政治教材”而推崇，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臧否准绳。既然已将“文以载道”的传统功利观念强调到“政治标准第一”的境地，郭沫若以“政治教材”来评判这部作品也便是时代风气的使然了。
郭沫若就《欧阳海之歌》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意义作了阐述。他认同陈毅的评价并进一步强调：“不仅是解放以来，而且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部最好的作品，是划时代的作品。”郭沫若作了这样的比较：“古今中外的名著，我读过一些，这些名著毕竟是过去的东西了，同我们的思想感情距离太远。……解放后有些长篇小说我也读过，但是像《欧阳海之歌》这样，真正把我征服了的，还是第一次。”郭沫若没有透露他所阅读的“古今中外的名著”究竟是哪一些，但从另外一些文字中不难推测，是包括了《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一些作品的。郭沫若以为《欧阳海之歌》可以“将它们战而胜之，取而代之”。这样的比较和评价强烈地表露出作者那种全盘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
郭沫若以更多的篇幅论述作品成功的原因以及“对当前文艺创作者有些什么启示”。分析作品之所以成功，郭沫若的结论是“作者努力做到了‘三过硬’”，而“‘三过硬’的核心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过硬”。所谓“三过硬”，那是林彪1964年5月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标新立异之说，指的是“思想过硬、生活过硬、技术过硬”；同时提出的还有“三结合”（领导、群众和作者三结合）。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林彪的这类标新立异之说逐渐成为一种时髦，郭沫若以对作品的评论来认同并且宣传这种新理论。他断言：“今天不仅是‘写工农兵’的时代，而且是‘工农兵写’的时代了”。这新观点事实上受之于毛泽东的启迪。1964年岁末，毛泽东在与陈永贵、邢燕子等工农模范人物的谈话中提出“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的奇异设想。对知识分子的极度失望和贬斥，对工农群众的不切实际的倚重乃至拔高，足以见出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的心态。郭沫若对毛泽东五体投地，又深怀知识分子的“原罪感”，那么再一次充当“党喇叭”就是情理之中的选择了。
前人有“开谈不讲《红楼梦》，虽读诗书亦枉然”的艳说，而1966年暮春时节的中国文坛，确有“开谈不讲《欧阳海》，虽读诗书亦枉然”的势头。郭沫若的这篇评论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郭沫若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在香港期间，评论过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解放区作家与作品。郭沫若热诚地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推荐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小说和诗歌，推荐脍炙人口的歌剧《白毛女》和当时并无声望的年轻作家创作的《新儿女英雄传》。倏忽之间，二十年过去了，文坛呈现的是一派凋零的景象。大破的同时必然需要大立。江青在她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在抡起斧子大砍大杀五四以来新文学实绩的同时，大肆吹嘘“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所出现的“新的形势”，除了标榜“革命现代京剧”等后来称之为“样板戏”的几部作品及泥塑《收租院》而外，别无长物，以至于只能穷极无聊地吹嘘“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势下，大张旗鼓地宣传《欧阳海之歌》确是出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政治需要。
尽管都是对政治的一种阐释，平心而论，《欧阳海之歌》的艺术感染力较之同时期问世的《艳阳天》要差得远，但是前者更贴近现实政治，更合乎“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需要，红火与冷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一面是痛切表示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一面是夸大其辞地鼓吹一部艺术平庸的“政治教材”。这在郭沫若，大概是一而二、二而一罢。

四

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暮春时节，正当世人为郭沫若的检讨惊讶不已之时，这位文坛泰斗已经来到巴山蜀水之间。他曾于1939年7月为父奔丧回过故乡乐山沙湾，从此暌违故乡整整27年。开国以后，作为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过四川，都是行色匆匆，仅在成都或重庆小住，未能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郭沫若不曾料到，在这样敏感的时分，竟实现了盼望多年的巴蜀之行。虽说不上衣锦还乡，但也决不是“告老还乡”。
4月19日，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和幼子建英，在秘书的陪同下，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乘坐专列抵达川北重镇广元，开始了长达半月的巴蜀行。
自京都乘火车入四川，广元乃必经之地。不过郭沫若游广元，显然是对武则天这位历史人物情有独钟，广元有武则天的祀庙皇泽寺，郭沫若瞩意的正是此处。在历史剧《武则天》发表一年之后，1961年5月，他专门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考证文章《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他的根据除了李商隐的诗篇，再有就是广元的文物和民间传说。皇泽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便是“广元的文物”中最重要的实证了。
皇泽寺位于嘉陵江西岸，距广元城仅一公里，背依遍植苍松的鸟龙山，面对浩荡奔腾的嘉陵江。这座依山傍水的古建筑以九宫十八殿，一百零八间构成，确是气势不凡。郭沫若一行在当地负责人陪同下，饶有兴味地踏进“则天殿”，俯视着玻璃柜内陈列的自1960年以来他为广元写的条幅、碑文以及《武则天》剧照、手稿等物品。郭沫若是制联的高手和书法名家，皇泽寺也有他撰写的楹联：
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芳流剑阁光被利州
作为一个学者，谁人不希望自己的学术观点为世人所接受呢！在瞻仰武则天石刻真容时，郭沫若对陪同人员兴致勃勃地讲了一则有关武则天的神奇传说——武则天的母亲，在唐武德七年五月端阳乘龙舟时，因江中乌龙腾空而怀孕。次年正月分娩时，空中忽降彩凤，环绕武宅一周而去。武则天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当地人们据传建了这座寺庙，取“皇恩普泽”之意，故名皇泽寺。
也是兴之所致，郭沫若并不忌讳这传说大有封建迷信的“毒素”，况且史学界正值多事之秋。郭沫若刚刚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发言检讨：“文史方面,……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批评，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的‘命’上来。”但在内心深处要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与艺术情趣又谈何容易！
郭沫若咏皇泽寺一诗是在参观的第二天下午书写的（《郭沫若的婚恋与交游》228页）：
广元皇泽寺，石窟溯隋唐。
媲美同伊阙，鬼斧似云岗。
三省四通地，千秋一女皇。
铁轨连西北，车轮日夜忙。
一句“千秋一女皇”适足表示诗人也还是要“美化帝王将相”。
当日车抵剑门，在游览之后应县委的求索，郭沫若题赠五律一首（《郭沫若书法集》180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
剑门天失险，如砥坦途通。
秦道栈无迹，汉砖土欲融。
群峰齿尽黑，万砾色皆红。
主席思潮壮，人民天下雄。
也许为的是要“卒章显志”，尾联实在是突兀。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由颈联的“万砾色皆红”，而联想到红色的毛泽东思想，联想到红色的人民江山。此红而彼红，真有些类同条件反射。
抵达成都后，原计划赴阔别27年之久的故乡乐山沙湾，西南局和省委负责人觉得老人携家小回川一次不容易，建议多呆一段时间，不妨先去地处川西南的攀枝花等地参观访问，待返回成都过了五一节之后再去沙湾。郭沫若接受了这个安排。
4月22日，郭沫若开始了赴渡口（即攀枝花）的漫长行程，为着一睹“收租院”的实景，特地取道成都西南50公里的大邑。
年来重提阶级斗争，“收租院”成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教育场所。应运而生的则是泥塑收租院群像。
郭沫若曾面对人大常委会衮衮诸公，不厌其详地讲述泥塑《收租院》的制作过程、轰动效应以及自己连看三遍的深刻感受，并赋诗一首：
收租院里三次来，怒彻心脾恨满怀。
观众如潮门外涌，五洲震荡激风雷。
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专程去大邑寻访收租院原址了。
郭沫若一行来到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认真听取讲解员讲解，仔细参观庄园的各个部分，对陈列着的一百多具泥塑更是反复端详。郭沫若还特意来到一具表现反抗情绪的老农塑像旁，让随行者摄影留念（左图）。
参观之余，照例要写诗，因赋《水调歌头》一阕，前有小序云：“收租院泥塑表现四川大邑土豪刘文彩恶迹，所塑人像一百一十四尊。部分复制品在北京展出，轰动一时。咸赞为雕塑革命化。”
一见收租院，怒火迸双眸。
大邑地方军阀，暴发一家刘。
地狱水牢连比，短剑长刀无数，
随意断人头。
苦海贫农血，白骨霸天楼。

飞轮转，弹鞭动，火上油。
荒淫无耻，佛号金钟伴玉瓯。
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吓死，
万众竞来游。
百十四尊像，海样见深仇。
其实，以他的丰富阅历，对旧中国的了解比常人要深刻得多。但在当时情势下，仍不能不虔诚地接受“阶级教育”。
郭沫若此行的重点在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出于备战的考虑，将四川等地作为战略后方，对工业布局作了相应的部署。毛泽东对西南三线建设极为关注，曾表示哪怕是骑着毛驴也要去看一看。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党中央极为重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等领导人相继视察。这一次郭沫若恰好与主管经委工作的薄一波副总理一起前往视察。
开国以来，薄一波一直是主管经济的陈云的主要助手，是中共有数的经济专家。近年间陈云养病，薄一波便和计委主任李富春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工作主持人。郭沫若与之同行，自然大有裨益。对于三线建设的进展，虽然还未目睹，却已从薄一波要言不烦的介绍中耳闻，颇为感奋，于是在23日赋《水调歌头》一阕，歌咏西南建设：
建设飞腾进，改换旧时容。
四处翻江倒海，火热斗争中。
途想长征路上，二万五千余里，
豪迈有遗踪。
形势殊今昔，革命壮心同。

成渝竣，宝成继，滇黔通。
堑山堙谷，铁轨连穿万叠峰。
怒激风雷云水，驱除熊罴虎豹。
赤帜漫天红。
扫尽雪山雪，遍地新愚公。
由大邑南下，经雅安，汉源直抵川西南重镇西昌，路上整整跑了两天。在观邛海登泸山小憩之后，25日继续南下，向红军长征途经因召开过重要会议而闻名的会理进发。
在盘绕绵延的山道中，郭沫若回想起五年前，由重庆经三峡出川而拟李白《蜀道难》之体，反其意吟成《蜀道奇》。诗中对蜀中建设作了热情的歌颂。他虽多次出入蜀地，但“往返均乘飞机”，而吟《蜀道奇》则在出川之舟中，故于蜀道本身较少感受。这一次在横跨几乎半个四川的绵延山道中，是真切感受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所发生的巨大变迁。沿途的景观引发了诗人的兴会，随后掏出一张香烟盒纸写起诗来，依然是一首《水调歌头》：
晨自泸山发，飞驰峡道中。
忽见霸王鞭者，耸立一丛丛。
车辆穿梭织锦，尘榖轻飏上树。
公路宛如龙。
仿佛琼州岛，赤日照当空。

蕉叶茂，桉树密，挺深棕。
甸沙关上漫饮，清茶沐凯风。
欲往攀枝花去，只为迟来一日，
不见木棉红。
别有奇花放，钢都基建雄。
自入川以来，郭沫若所到之处，颇富题咏，比较起来还是这篇有点情趣，也能见出艺术构思。当天中午抵达会理。稍稍休憩后，应县委的求索，郭沫若将此词书成横幅，钤印以作纪念。
26日上午，郭沫若和薄一波自会理向西，跨越雅砻江抵达慕名已久的攀枝花钢铁厂建设基地。
京都已充满肃杀之气，而深谷荒岭中的工地则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像。郭沫若发自内心地希望积贫积弱的祖国早日富强。看到工人们尤其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埋头苦干的情景，视察处于草创阶段的艰苦的生活设施，诗人深深为工人阶级高昂的斗志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还饶有兴趣地向青年工人讨教经改进后的放墨线的技能，显示出这位已经75岁高龄的老人的热忱。他和薄一波听取基地负责人的介绍，对攀钢的规模、工程的进展、发展的远景有了详尽的了解。如果说薄一波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重在指导的话，那么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则在深受鼓舞之余，须得一展歌喉了，仍用《水调歌头》，连赋二阕（《郭沫若书法集》184—185页）：
（一）
火热斗争地，青春献国家。
多少英雄儿女，培植大红花。
来自五湖四海，奠定三通一住，
振奋乐天涯。
誓夺煤和铁，虎口拔银牙。

镇渡口，扛宝鼎，控金沙。
战天斗地，两论三篇入月槎。
昨日荒江空谷，今夕万家灯电，
伸手把云拿。
三五完成后，钢产甲中华。
（二）
骇死美洲虎，恨僵北极熊。
万事此间齐备，而且有东风。
铁岭煤山对立，电力水泥并举，
统一斗争中。
云浪金沙暖，飞翔东方龙。

闹革命，凭自立，靠三棚。
垒墙干打，已教水电路三通。
主席思想挂帅，物质精神互变，
满望新愚公。
钢水奔流日，映天盖地红。
诗意当然说不上，但总是表达了诗人参观这个三线建设中最重大工程后的感受，有标语口号式的套话，也有若干真切的感情抒发。
在攀枝花参观了两天，28日返回会理途中又去力马河镍矿参观。上午10时，郭沫若一行来到冶炼厂，因系临时决定，故厂部未作欢迎的准备。正因此，反倒增添了生动的插曲。
郭沫若乘坐的黑色轿车直抵镍锭库旁，下车后他亲切地向一位正在垒镍锭的青年工人打招呼，并询问这里是什么车间，生产情况如何。郭沫若和于立群的服饰、气质，加以难得一见的黑色轿车，引起不少工人的好奇，大家围拢来打量这两位不速之客。
突然，一个外号叫“业余诗人”的青工挤上前来问道：“您是郭老吧？”
郭沫若微笑颔首：“你的眼力不错啊，我是郭沫若。”并回头指着于立群向工人们作了介绍。
工人们骤然见到这位名传遐迩的文坛泰斗兼国务活动家，立即欢呼雀跃，纷纷同郭沫若夫妇握手致意。淳朴的工人最关心的是：“您从北京来，经常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吗？”郭沫若一边亲切地握手，一边热情地回答大家的问话。
临上车时，那位“业余诗人”不失本色地请求：“郭老，您是当代的大诗人大书法家，我们难得见到您，千万要给我们题诗留念呀！”郭沫若为能在这偏远的厂矿遇见知音而格外高兴，笑着说：“好，我到你们矿部去写。”
在矿党委办公室，郭沫若同薄一波、吕东（时任冶金部长）一起听取汇报。嗣后，郭沫若当场挥毫。也是为着给工人们留下满意的条幅，于立群见矿部准备的墨、纸、笔较为粗糙，于是让随员去汽车上取来了专备的文房四宝。郭沫若凝思片刻，口占《水调歌头》一阕。词的上片是根据矿党委的汇报对该矿的描述，下片是对“工友殷勤问，主席可康强”的回答（《郭沫若的婚恋与交游》231页）：
精神旺，体力健，工作忙。
万机一日，伟大红旗照八荒。
宵旰关心建设，抗美反修援越，
掌握斗争纲。
领导全区宇，五洲共颂扬。
书毕，郭沫若抑扬顿挫地轻声吟哦一遍，然后郑重其事地钤印。他是想到了那位“业余诗人”神情恳切而令他感动的请求吧。
回到成都，已经是4月的最后一天了。5月1日。郭沫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与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委的负责人一起参加节日游园活动。当天，他还应《解放军报》之约，写题为《赵小寿之歌》的自由诗（赵小寿是在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当局掀起的反华排华浪潮中进行了英勇斗争后归来的我使馆工作人员），其中有这样几句（《解放军报》1966年5月8日）：
你们是赤手空拳，没有武装。
但你们具有着最有威力的精神原子弹，
马列主义的顶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精神原子弹”和“顶峰”都是林彪为鼓吹个人崇拜而首创的语言。《解放军报》在这大风暴降临的前夜，正不遗余力地鼓吹林彪的“高举”和“紧跟”。郭沫若当然明白自批判《海瑞罢官》以来《解放军报》所扮演的角色，故沿用这类词语恐怕是检讨之后的必然选择。
写这类诗，说不上有创作的愉悦，但第二天就要重返阔别27年的绥山沫水，老人心头的激情想来应是难以平复的吧。
然而天不从人愿。当天夜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急电，要郭沫若于5月3日返回北京参加4日举行的重要会议。
郭沫若不能不改变行程。好在还有一天的余闲，5月2日，郭沫若前往武侯祠游览，重温半个世纪前游览时留下的“肃穆”的感受。
武侯祠是一座君臣合祀的特殊建筑群，分为刘备殿、诸葛亮殿和刘备墓三大部分。大门上高悬“汉昭烈庙”的金字匾额，却以武侯祠名世。郭沫若一一参观这几个部分。他对刘备并无多大好感，曾在1961年9月所作《再出夔门》的组诗中，以“天子苟雄猜，安能无后顾。君臣同鱼水，后主逾先主”的诗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察见常人所少有的新意。对诸葛亮则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在《蜀道奇》一诗中以“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的诗句加以颂扬。也是在《再出夔门》的组诗中，郭沫若特意在“前后两出师，表文耀千古”的诗句下加一详注：
诸葛亮《后出师表》为《三国志•诸葛亮传》所未收，仅见注引《汉晋春秋》，并言“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学者疑为伪托。表文中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句，久已脍炙人口，并有教育作用，屏弃似觉可惜。
如同《满江红•怒发冲冠》，虽疑为伪托，而后人仍乐于记在岳飞的名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似乎也只有诸葛亮才能说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感人至深的话来，他的行状事迹也正是这名言最好的注脚。郭沫若作此注当不在考证，而忻慕之意溢于行间。
连结刘备殿和诸葛亮殿的过厅两侧，悬挂着郭沫若1964年春为南阳诸葛亮隆中故里撰写的联语：
志见出师表
好为梁父吟
与此同时，郭沫若还有一则别开生面的题词：
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令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咏，亦不逊于陶令也。
以陶渊明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自然是对陶令武略的高度夸张，更是对武侯文才的极力褒扬。在郭沫若心目中，诸葛亮几乎成为至善至美的完人，无论是道德文章还是文治武功。1946年5月行将离渝赴沪时，曾为亲友题词：“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此诸葛武侯语，宜终身守之。”看来诸葛亮是郭沫若人格修养和事业建树的一个楷模。
参观之余，郭沫若为“成都武侯祠文物陈列室”书写了笔体苍劲雄健的横额。至于题词或题诗，以郭沫若的敏捷才思自是了无碍难，只是1966年的暮春时节文史界满是肃杀之气，如何褒贬刘备、诸葛亮君臣，确是颇费踌躇。六十年代初发出的“君臣同鱼水，后主逾先主”的感慨自是极不合时宜了。当年几乎是郭沫若为隆中故里撰联题词的同时，陈毅于出访亚非欧14国的间隙回成都休憩，春节这天游武侯祠，论古说今，乘兴挥毫题词，扬诸葛而抑刘备。不料相隔数日后，以修改题词为由，陈毅派人取走题词，从此黄鹤杳然。幸好当时武侯祠工作人员将题词全文抄录，不然将无以揣想取走题词之缘由。题词的后半部分是：“人们敬慕孔明反胜昭烈，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千秋公论，不随时俯仰。其余若人不能自立，欲依附光泽以自显者，其速朽必矣！”
以郭沫若的明敏，留下的是一首全不关涉对历史人物臧否的《西江月》：
暂憩武侯祠畔，黄花白蝶满园。
当年军阀闹频繁，而今换了人间。

昨日才过五一，游人万万千千。
赤巾系颈多少年，期成红色接班。
这是郭沫若此次巴蜀行留下的最后一首诗词。如同整个游历期间所写其他作品，多半是趋时的标语口号，极少能抒发诗人内心的真切感受。尽管如此，这些文字也可以让后人看到这位诗人的一个侧面。

五

郭沫若奉中共中央办公厅电召返京，为的是列席将于5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和列席这次会议的，总共才七十余人，仅中国科学院就有3人，他们是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张劲夫，中科院下属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范文澜，中科院院长、中共党员郭沫若。
了解中共党史的都明白，扩大会议的出席对象有相当的灵活性。张、范、郭三人得能与会，除了表明中科院因包含哲学社会科学各部门而显示其独特的重要性外，毛泽东在2月间指示“保护郭老、范老”也是重要原因。更进一步分析，张、范均系中央候补委员，参加或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多少有所凭藉，而迹近民主人士的郭沫若得能与会，表明毛泽东颇欲借重其在文化界的名望，以张大文化革命的声势。
会议的议程和将要通过的文件，均由毛泽东审定，但他本人却并不与会，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持。这种安排颇与12年前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相似。那次全会揭露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风声鹤唳的氛围中召开，将会有什么举措呢？
会议先由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传达毛泽东有关指示和介绍有关情况。
也就在郭沫若诗吟“康公左手书奇字”的那一刻起，康生已成为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特殊角色，担当起类似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之间的联络员这样的要职。康生向与会者传达毛泽东自1965年下半年以来的多次谈话和指示。这种口头传达因缺乏文字的凭藉，常有某种不确定性（内中不免夹杂传达者的理解和发挥）。康生给人以口含天宪的威严。令郭沫若震惊的是，康生在讲话中竟对朱德出言不逊，影射他爱养兰花是玩物丧志、低级趣味，奚落他未能看懂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著作，甚至嘲骂他的诗是茅厕中写出来的。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竟敢当众辱骂和贬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真是匪夷所思。但是无人敢加质问，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时候，又有谁敢担保内中不含毛泽东的意向呢？
郭沫若对朱德素向敬重，一直为四川人中出了这样一位人民军队的总司令而骄傲。但是开国以来的变迁也愈来愈使郭沫若的内心充满惶惑。朱德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代会上改任人大委员长，固然与年事已高有关，但谁又能否认人大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给人以“贤者在位”的印象呢？郭沫若自己早在1954年9月召开的首届人代会上由原先的副总理改任副委员长，已领略到“能者在职”的角色转换后的某种失落感——“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觉得空虚得很”（《郭沫若书信集（下）》314页）。但更令人困惑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朱德因同情彭德怀而不得不检讨，检讨书作为党内文件逐级下达。以郭沫若这样的政治地位，不会不与闻。林彪在接替彭德怀之初，竟诬蔑朱德“有个人野心”，“实际上连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而这正是毛泽东倚重林彪的重要时刻。郭沫若依然敬重朱德，但作为历经革命春秋、洞察政治风云的社会活动家，在事关“大节”之处，则十分审慎。1965年7月，郭沫若游井冈山，作七律《黄洋界》一首，内中有这样的诗句：“雄关如铁旌旗壮，小径挑粮领袖忙。五里横排遗檞树，千秋蔽芾胜甘棠。”谁人不知“朱德的扁担”这一妇孺皆知的传说？为防读者“误解”，作者特加如下注释：“黄洋界上旧有小路，曰五里横排。路旁有檞树一棵，毛主席当年挑粮上山时，曾在此树下歇肩。”郭沫若深知，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倘读者“误解”为歌颂朱德，将是何等不合时宜乃至犯忌。
“歌颂”纵然不宜，但耳闻康生的恶语，则是郭沫若怎么也不会想到的。这大半年来的政治情势实在是变化莫测，田汉、吴晗、翦伯赞，都还只是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声势之猛烈，绝非仅此而已。
张春桥介绍批判《海瑞罢官》的由来，由吴晗而及“三家村”，由“三家村”而及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郭沫若与张春桥没有任何交往，但与“三家村”的头号人物邓拓倒不无过从。会议进行到一周的时候，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全文经毛泽东审定，标题出自毛之手笔），并动用空军将这天的《解放日报》直送会场，人手一份。这种安排似乎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做出。
陈伯达介绍经由毛泽东多次修改、增写的关于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踌躇满志的陈伯达说来还是郭沫若的同事——从五十年代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于这位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写出过《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等近现代史著作的中共有数的笔杆子，郭沫若当然是十分尊重的，明白自己虽为院长，但在政治上必须听从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副院长的领导。自“反修”以来，陈伯达虽不像康生那样出头露面，但日见被倚重。196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1965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两个有大影响的文件，均出自陈伯达之手。
在听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的传达和情况介绍之后，即进行分组讨论，并对会议将要通过的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提出修改意见。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氛围中，谁人能够或是敢于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不同意见来？郭沫若除了领会和紧跟，不可能有别的表示。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在对这个文件将付诸表决时的讲话中却涉及郭沫若。陈伯达在综合介绍各组讨论情况时，说到有的同志如郭沫若，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引号等等。但实际交付表决时只字未改，连一个标点都未动。刘少奇虽为主持人，但实际上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些重大决策例如这个文件的起草和修改也并未参与，颇有被摒于事外的感觉。他针对郭沫若提出修改意见完全不予置理这一情况，说了一番颇带火气的话：“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中华儿女》集粹本84页，1995年增刊）
文件通过的这天是5月16日，又是以通知的形式，于是后来被称之为“五一六通知”，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月16日遂成为文革正式开张的界标。毛泽东加写的两段话成为整个文件的点睛之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对于这场名为文化而实为政治清洗的“大革命”，郭沫若自然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一类。不过郭沫若也明白，正是因为自己迹近民主人士的角色，不致成为运动的锋芒和矛头所向。这也正是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郭沫若此时的心境，较之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自然要好得多。写些应景的诗文，固然驾轻就熟，却也并非真性情所在。5月18日所写的《西安碑林•序》还是多少显示学者的本色。
《西安碑林》乃日本一出版社出版的西安碑林石刻选印本。郭沫若的这篇序文即应其请求所作。序文约千五百字，在概述了西安碑林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之后，作者从三个方面概述其文化史价值：
以史料而言，如“唐开成石经”集儒家经典之大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述到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历史。“汉曹全碑”涉及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的事迹。“大顺永昌元年碑”留下李自成革命胜利时的物价。
以书法而言，中国书法发展的轨迹于此可以考见，就中唐代胜迹特多。如欧阳询书“皇甫诞碑”，颜真卿书“多宝塔感应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等，在旧时代长期奉为书法的楷模。
以雕刻艺术而言，如霍去病墓石刻之雄浑，昭陵六骏之豪放，永泰公主墓刻之隽永，以及丰碑巨碣的整个造型和碑首、碑侧、碑趺等之大量雕饰，既往往具有高度的美术价值，又可借以考核古代风物。近来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特别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深入研究，正方兴未艾。
郭沫若在强调雕刻艺术的重要价值时，似乎也难免时尚的左右，而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实多少影响到学术判断的公正性。
前人对于古代文物，多留心于文字书法，而忽视雕饰造型，这是一种偏向。盖以文字书法处于上层统治阶级之手，故被重视，而雕饰造型出于工匠之手，故特遭轻视。在今天看来，价值要发生倒逆了。花纹的雕刻，型式的裁成，正表现着历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即以书法而论，俗语云“七分是刻，三分是书”。可见名人书法实因匠人刀笔而增妍，这是人所共喻的。
再者，古代文物在旧时代虽亦颇被尊重，但于保护上都十分疏忽。因而在自然损蚀之外，更每遭严重的人为破坏。就碑林而言，昭陵六骏即为盗窃古物者所破碎以便运走，其中二骏已被盗运至美国，幸存四骏乃由碎块所复原，见之殊令人触目惊心，不胜发指。
但这样的人为破坏，解放以来已一去不复返了。碑林不仅有了新的增殖，新的安排，即摹拓方法亦有了新的改进。不仅碑林如此，全国有价值之古物无不受到加意保护，而杜绝了破坏盗窃之祸患。应该说，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人民不仅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掌握了古代文物的命运了。
在对文物保护作简要回顾和瞻望时，郭沫若做梦都未曾料到，即将掀起的“破四旧”之狂潮，将给他一生珍爱的古代文物带来亘古未有的劫难。
郭沫若在序文的结尾回顾中日文化交流，并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对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憧憬。
日本各界人士之所以重视西安碑林，盖有情谊上的历史渊源。西安与日本文化有密切关系。日本遣唐使与留学僧多集中此地，真备、玄肪、空海、橘秀才等之所旧游也。故碑林所关不限于学术文化之交流，更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之友好情谊不同寻常。讲谈社之印行是书，盖亦寓有深意。久埋于地下的莲子，虽历经千年以上，但生命不灭，一与阳光和雨露接触，便将重开出芬芳灿烂的莲花。
这篇后来收入《郭沫若学术文化随笔》一书的序文，其写作的特殊背景表明，这种写作行为本身较之内容更有价值。
郭沫若内心真正向往的，还是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和平发展。但是严峻的现实一再打破这些美好的愿望。也就在写出《西安碑林•序》的同一天，郭沫若听到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令人惊心动魄而又目迷神眩的长篇讲话。
林彪讲话一开始就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名，并骇人听闻地提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他在透露“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之后，强调“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接着以古今中外的事件，大谈“政变经”，从周朝的楚成王、吕不韦，一直诉说到民国的袁世凯、蒋介石。郭沫若对这些史料是最熟悉不过了，但是经林彪这样集中地渲染，却是闻所未闻。林彪警告：“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纵然有着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历，一旦与现实结合，郭沫若也不可能不惊心动魄。
人们常以“政变经”来概括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这其实是不确的。林彪很懂得正反对比、相反相成的妙用。念完“政变经”，接着是高唱“领袖颂”。林彪在这个最高层的会议上，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
如果说对那些“政变经”，郭沫若出于种种考虑而很少呼应的话，那么对“领袖颂”却是声气投合了。当然动机各有不同，在郭沫若是没有野心而只有忠心，要说私心就是力求自保，不要蒙上“晚节不终”的恶名。郭沫若将以更大的热忱为毛泽东歌功颂德。
在林彪讲话定调之后，就是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声讨，最后是通过决议，作出组织上的处理——撤消一切职务，设立专案审查。
使郭沫若感到震惊的是，会议临近结束之际，传来邓拓、田家英相继自杀的消息。这不但加重了笼罩会议全过程的压抑气氛，对郭沫若来说，因着与邓拓近年间的交往而更添一重伤感。
邓拓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这一点与郭沫若颇为相似。中共“八大”上，邓拓原本有望进入中央委员会。邓拓自感年轻，主动要求让资历更深的人进入。郭沫若当时则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向大会致贺。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开初一段时期，由邓拓主编的《人民日报》在副刊上还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邓拓是杂家，是写杂文的高手。也许碍于主编的身份，在《人民日报》副刊亮相的一长串名家行列中，有多年不操此业的郭沫若而未见邓拓。郭沫若在7、8月间发表的两篇杂文《发辫的争论》（胡乔木称此文“有深意存焉”）和《乌鸦的独白》，显示出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渊博的学识，虽然用的是笔名，但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乌鸦的独白》中体味到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可惜的是此后却不再有这类杂文问世。推究起来，似乎既有灵感的难以把握，更多的则是时势的变迁所带来的制约。总之这两篇杂感竟成为作者写作生涯中的绝响。仿佛是后继英才胜前贤，邓拓写作杂感的才能在六十年代初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当时的《北京晚报》文艺副刊有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是连载国画插图本《百花齐放》（郭沫若手书百花诗配田世光、于非闇等名家的国画，遗憾的是纸质太差，无法完全领略书画的佳妙），二是邓拓辟出“燕山夜话”的专栏，数年间发表一百五十篇杂文。迥然不同的是，《百花齐放》颇多应景成分（倘从欣赏书画的角度来看又另当别论），而《燕山夜话》除了以知识性、趣味性陶冶读者的情操，更有大胆触及时弊的“醒世恒言”。正是这些颇带锋芒的文字，数年后招致作者的灭顶之灾。
邓拓是一位通才，不但是新闻出版家，而且是史学家、诗人和书家。郭沫若早有所闻，而彼此的交往恰恰始于多事之秋的1964年。
这年盛夏，郭沫若夫妇在北戴河休养。一天，于立群正在作榜书，邓拓恰来探望，便向于立群索要墨迹。于即书赠自制联语：“乘风破浪 冒雪报春”。投桃报李，邓拓当场挥毫书七律一首回赠。郭沫若年长邓拓二十岁，见其文思敏捷，才华横溢，颇有后生可畏之惊喜。邓拓则一向敬慕郭老，情谊在师友之间。次年新春，邓拓拜访郭沫若，不但携有年前于立群所书联语之挂轴，并且奉赠郭沫若七律一首（《邓拓诗词选》155—1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科学攀登北斗边，发扬马列史家先。
不矜风月三千首，自信文章二百年。
识草当今认翰长，献诗举国诵和篇。
缅怀世界无限事，笔底波澜海接天。
在风声渐紧的时节，邓拓表达一如既往的衷情，这使郭沫若颇感欣慰。在兴致勃勃地为邓拓、丁一岚夫妇书写毛泽东《七律•答友人》的条幅之后，郭沫若又步去年邓拓赠于立群一诗之原韵回赠邓拓（《郭沫若的婚恋与交游》102页）：
喜临秦汉学觚操，拂素敢夸著作曹。
主席诗词卅七首，新天日月九重高。
俯视唐宗怜宋祖，奴看周颂隶荆骚。
一联一律钦趋步，大海屠鲸邓子豪。
如果说邓拓的赠诗表达后辈的钦佩，那么郭沫若的回赠除表示自谦，更多的倒是对毛泽东的颂扬，当然末句“大海屠鲸邓子豪”还是照应了回赠对象。好在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只是文人交往的礼数。这让深谙文字狱之惧的郭沫若，在一年之后感觉心神稍安。
也是一种巧合，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在第3版刊登郭沫若的《水调歌头•读〈欧阳海之歌〉》手迹。词作早在一个月前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但因系《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这篇长文中引用，故并不醒豁。现在不但是单独刊出，而且以手迹的形式（这年头只有毛泽东诗词才有以手迹刊出的资格），又是在独领风骚的《解放军报》上，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自从率先以编者按的方式断言《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以来，《解放军报》愈来愈以对“文化革命”的介入而风头健劲。4月18日，该报以社论形式将中共中央刚刚批转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公之于世，引起国人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震惊；5月4日，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似乎为着配合此次会议的召开，该报又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首先以“不点名的点名”方式，由“三家村”而及于“四家店”（即这次会议所处置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5月8日，会议刚刚进入分组讨论阶段，该报又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时间三大国家级报纸中的其他两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反倒只有转载的份；《光明日报》虽有独到之处如首先刊登郭沫若的检讨，但毕竟囿于民主党派或知识分子的报纸而无法独树一帜。只有这张原本只限于军内的报纸，悄然地然而又是急速地成为国人感应时代风向的中心。郭沫若得以在这家报纸刊登诗词手迹，再次向国人昭示其依然文坛泰斗的荣耀。
灿烂英雄像，辉煌时代光。
伟大熔炉威力，好铁炼成钢。
阶级感情充沛，主席思潮澎湃，
滚滚似长江。
一气呵成后，锤炼百千方。

三过硬，三结合，几星霜。
屠熊刳虎，激荡风雷震八荒。
实践延安讲话，体现建军纲领，
笔杆变真枪。
亿万欧阳海，工农待颂扬。
纵然是“很不理解”，郭沫若怀着对领袖的感戴和崇拜，不断赋诗填词，为“激荡风雷震八荒”而张大声势。

六

6月1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第二天，该报一改旧日“转载”的尴尬，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向国人传布半个月之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社论标题满是暴戾之气，出自陈伯达之手。对于不知底里的国人来说，这一天算是真正感受到了文革风暴的降临。
狂飙席卷之际，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向全世界宣布：6月中旬将在北京召开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6月22日，各报刊登中国代表团成员名单： 团长郭沫若，副团长许广平、巴金、刘白羽，团员于雁军等29人，其中包括冯至、严文井、李季、杜宣、杨朔、杨沫、胡万春、徐怀中、曹禺等当时尚未受到冲击的知名人物。
整个中国代表团有33位成员，阵容之大，占了出席会议的全部代表的五分之一。这充分显示出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热昏了头的首都大学生却全然不顾念政府的苦心，扬言为了批判文坛的“反动权威”和“黑线人物”，将在大会召开之际冲击会场。
此时毛泽东正在南方静观首都政局的纷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由外交部长陈毅全权负责安排。据《霜重色愈浓（陈毅文学传记之十二）》一书记载，陈毅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纵容学生闹事的陈伯达、康生的面，讲了一番情绪激昂的话（虽非原话引用，但基本精神应该不差）：
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开之后，外电议论纷纷。许多外国朋友不理解，担心我们国家出现骚乱，担心我们党控制不了局势，担心我国的外交政策不稳定。光我当外长的讲“请阁下放心”，人家就能相信了？人家有眼睛，要看，看你中国共产党到底有没有本事！连个会都开不稳妥，谁相信你中国外交政策稳定？！这是关系到国家声誉和国际视听的大事情，不是儿戏。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会议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
6月26日下午，会议先期举行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推举郭沫若为会议主席。次日上午，郭沫若主持开幕式。7月4日，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会议上作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发言共五个部分，前三部分分别阐述中国作家对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和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立场，第四部分介绍中国的“文化革命”。最后一部分谈自己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石西民的报告“使我深受感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表达我衷心的感受”。郭沫若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勉为其难地对国际社会的反应作了回击：
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了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7月5日）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多年来奉行的信条。于是，西方世界的反应正好证明郭沫若表态的正确，正好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
7月9日上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下午，郭沫若陪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与会全体代表。7月15日，在郭沫若的率领下，会议代表南下武汉，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第二天，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缓缓行驶于长江中的一艘快艇上。这一天，武汉市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健儿们看到毛泽东身披浴衣在快艇的甲板上来回走动频频招手时，一个个兴奋得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吸引着游轮上的亚非作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目睹毛泽东的奕奕神采。郭沫若热情地向身边的几位亚非作家介绍毛泽东横渡长江的事迹，介绍毛泽东的“游泳词”。他说，毛主席在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中，把长江比做天然的大壕沟，而长江大桥却把整个大壕沟铺成为平坦大道。他指着渡江的健儿对外宾说，现在水面也是平坦大道了。十年前，最初横渡长江的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毛主席就是开辟水上平坦大道的第一人。在场的几位外宾都连连点头，韩素音后来在《他的境界超越眼前的时空》一文中记录了郭沫若的谈话，以表示对谈话的首肯和对毛泽东的崇仰。（《我眼中的毛泽东》23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听着郭沫若热情洋溢的介绍，亚非作家中有人不失时机提议：“郭先生是大诗人，也该写诗了。”郭沫若立即表示：“要写的，要写的。”工作人员迅即取来纸笔，郭沫若凝望波涛翻卷的大江，沉吟片刻，一挥而就：
江水翻金浪，汽笛震天鸣。
万面红旗招展，游泳五千兵。
迎接亚非战友，团结作家反帝，
胜利在前程。
改地翻天力，水上筑长城。

战歌壮，晴光烈，大桥横。
豪情奔放，万岁欢呼天地惊。
回看人群岸上，挥动彩花乱舞，
鼍鼓压雷霆。
长江横渡毕，领袖笑容生。
在场的记者希望能提供发表，郭沫若让编辑部决定。记者注意到诗稿用铅笔书写，倘以手迹刊登将影响制版效果，遂请求郭沫若以毛笔书出。郭沫若满口答应，让记者当晚去下榻的惠济饭店取。同时又考虑周到地表示，倘若要发表毛泽东游泳词的手迹的话，自己的就不用发表了，用铅字排，也不要登在同一版。为着强调，郭沫若连说：“拜托，拜托！”
记者在约定的时间去取诗稿，读过之后对末句“领袖笑容生”透露毛泽东的行踪征询郭沫若。对于记者的这种新闻敏感，郭沫若完全理解。要不是率亚非作家晋见毛泽东，他也不知毛泽东的行踪。林彪谈毛泽东为担忧政变多少日子睡不好觉，恐非耸人听闻。5月上旬会见阿尔巴尼亚总理，7月11日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新闻报道中都隐去了所在地。甚至在7月上旬致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在提及自己的行止时，使用的是“西方的一个山洞”、“白云黄鹤的地方”等隐语。郭沫若明白记者的用意，表示这好办，随即拿过一张宣纸信笺，用毛笔重新誊抄，将末句改为“杲日笑容生”，笑着说：“杲日，就是红太阳么！”又顺便解释“鼍鼓压雷霆”——“鼍就是扬子鳄，鼍鼓就是用鼍皮蒙的大鼓，《诗经》上的‘鼍鼓蓬蓬’是讲鼍之鸣声如鼓，我用的是大鼓的意思。”
《湖北日报》于7月19日在第四版右上角，以仿宋体竖排，发表这首词，但未同时刊登手迹。此词收入《沫若诗词选》时，又将“杲日笑容生”改为“皎日笑容生”，不识何故。
既以“领袖”改为“杲日”，又以低规格处理，郭沫若的这首词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尤其是仅在一家省报刊出，其影响就更小。
在对亚非作家介绍毛泽东横渡长江时，郭沫若已经作了颇多发挥，但读到7月25日的《人民日报》头版通栏报道及次日刊发的题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社论时，才感到还是低估了毛泽东举手投足的重大意义。
真是难以预料。记者的不敢随便张扬转眼就为超常的宣传炒作所取代。整个《人民日报》头版几乎成为专页（全国各报一律照样转载）：通栏大标题，眉题主题提要一应俱全，大块文章配以游泳时的大幅照片，还有10年前书写的游泳词手迹。然而其实际用意与十年前的游泳词立意已迥然不同。如果说那时节胸怀的是“高峡出平湖”般的“宏图”，那么现今要从中汲取的是“大风大浪也不可怕”的精神力量。社论特意引毛泽东游长江时说的一段话：“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斯诺后来写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注脚：“这位为旗帜标语中所称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显然非常健康，充满战斗精神，准备负起全责来掌好舵。接着他就意气风发地回北京去了。”（《漫长的革命》91页）当《人民日报》大规模报道和宣传毛泽东畅游长江时，他已经在会见由郭沫若率领的一百多名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与会者（右图）的次日，返回北京，成竹在胸地按预定步骤推进文化大革命。
郭沫若陪同亚非作家晋见毛泽东后，即返回北京，协助聂荣臻主持北京物理讨论会。7月31日下午和晚上，郭沫若与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陪同刘少奇和毛泽东两次会见参加北京物理讨论会的各国科学家。毛、刘失和在高层中已是公开的秘密。此次分别会见无疑加重了笼罩在高层的不安气氛。无怪乎贺龙在参加会见时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涉及到对刘少奇的处理一定要慎重，一定要顾及党的团结。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郭沫若飞赴上海，出席欢送亚非作家的盛大酒会。次日，郭沫若在上海市举行的欢送亚非作家万人大会上作题为《投身到人民大众的火热斗争中去》的长篇讲话，特别颂扬晚年生活和战斗在上海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的业绩，进而鼓吹文革的伟大，呼吁亚非作家为建设新文化而“投身到人民大众的火热斗争中去”。
与三个月前一样，郭沫若又为毛泽东所借重，有幸列席中共中央的高层会议。郭沫若于3日返回北京，得能正式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采取了一个令与会者瞠目结舌的重大举措。惊悚之余，郭沫若照例要以诗文来表示自己的拥戴。

七

8月5日,毛泽东写出石破天惊的《炮打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当天，即要周恩来通知刘，今后不要再露面接见外宾。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已向全会请假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由吴法宪接回北京（这情景颇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相似，也是在作出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头目的决策的一刻，毛泽东派人接林彪上山）。7日，《炮打司令部》作为会议文件下发与会者。8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紧接着是对刘少奇的批判，改组中央核心领导，林彪由原先的排名第六跃居第二，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则由第二跌至第八，实际上被摒于核心之外。12日，在林彪主持下通过全会公报，宣布闭幕。
这期间除有几次接见外宾的活动，郭沫若经历了会议全过程。唯一使郭沫若宽慰的是，周恩来仍位居第三。在原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中，郭沫若与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向未共事，除毛泽东外，真正由衷钦敬的当数周恩来，这是整整40年交往和共事所产生的体认和信念。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8月13日，郭沫若以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陪同毛泽东接见来访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这次中央全会以公报的形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加以确认，并以全新的狂热的势头推向全党全国。郭沫若在这样的氛围中再次见到已被神化的毛泽东，更是满怀敬畏的情感。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与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郭沫若正陪同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由鞍山飞赴上海，无缘与会。但是，关于大会的报道，特别是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郭沫若都细细地看过。这不只是为着了解新的动态，特别要紧的是他自己居然也要发表一篇群众集会上的讲话。原来，中央指示各省市自治区仿效北京，在次日亦应于省会或自治区首府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主要负责人发表讲话，以推进正在兴起的文革。郭沫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冒雨参加了上海人民广场的集会。笔者作为当年参加集会的一名中学生，至今犹清晰地记得诗人挥动右臂发表讲话的情景，其右手指因轧伤而缠着白纱布，在午后的微微秋雨中分外醒目。郭沫若的讲话当然不可能重弹林彪讲话中强调“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调子，合乎自己身份的则是歌颂毛泽东的伟大，强调改造灵魂的必要。在这样的应景讲话中仍可见出诗人的风格，请读以下一段文字：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改造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做到了，那么，我们七亿中国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成了活雷锋，都成了活王杰，都成了活欧阳海，都成了活刘英俊。这样，我们就会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取得伟大的胜利！（《人民日报》1966年8月20日）
第二天，《解放日报》在第二版一栏自左至右依次刊登了郭沫若、魏文伯（华东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讲话全文。又隔一天，这家报纸在第二版发表郭沫若的《水调歌头•上海人民广场庆祝大会》：
鼍鼓云霄入，火炬雨中红。
千万人群潮涌，上海为之空。
昨日天安门外，主席亲临检阅，
今夕一般同。
请莫徒惊讶，主席在心中。

颂公报，歌决定，庆成功。
普天同庆，八届新开十一中。
改造上层建筑，扫荡蛇神牛鬼，
除去害人虫。
深入新阶段，革命鼓雄风。
此时的报刊杂志（不久各类杂志除《红旗》之外几乎全部停刊，包括毛泽东刚刚题写刊名的《中国妇女》），极少有个人署名的作品发表，更遑论文坛的显要人物了，郭沫若则是例外。
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政治诗，在束缚思想的格律中，塞进那么多的时髦名词，以致于不得不削足适履。诗意自然说不上，不过作为亲历者，“火炬雨中红”还是多少能让人联想到当年的情景。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受红卫兵的袖章时，与一位名叫宋彬彬的戴着眼镜一脸斯文的女中学生有过简短的对话。毛泽东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二字后，不失惯有的诙谐，说了句“要武嘛”！（后来“要武”就成了许多红卫兵遵奉的“最高指示”。）她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以及载有上述片言只语的报道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原本就狂热的红卫兵更加勇武了，横扫“四旧”而伴之以军用皮带、“喷气式”、罚跪、剃阴阳头等人格侮辱的批斗方式开始风行全国。官方文件中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反不及一句调侃式的“要武嘛”来得立竿见影。
8月下旬，郭沫若送走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后自广州返回北京。仅仅十来天的时间，首都为之一变。到处是充满激情无知狂热的红卫兵，焚书、抄家、戴高帽游街比比皆是。郭沫若做梦也未曾想到，四个月前一句“烧书”的自责竟会成为实际的行动——有人据此指责郭沫若是煽动焚书的祸首，这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郭沫若从未烧过自己的任何一页书。他甚至还特意安排在自己的寓所会见日本友人，让他们参观纹丝未动的书房，以释日本友人“焚书”之疑。自然，这种自贬所散发出的历史虚无主义情绪对事实上的焚书也不能不产生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也多少难辞其咎。
为着大破“旧文化”，郭沫若手书的名店市招如荣宝斋、稻香村等均在横扫之列。对于文物的破坏和毁灭颇使这位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指导者痛心疾首。而更令郭沫若痛心的，是对文化精英的摧残。8月下旬，北京最为狂乱的时期，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8月24日，著名文学艺术家、文艺界公认的“劳动模范”老舍不堪红卫兵武斗之凌辱，以死抗争，自沉于太平湖。
噩耗传到庭院深深的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顿时黯然伤神。他一个多月前还见到过老舍啊！
郭沫若的处境也很不好过。红卫兵固然还不能破门而入揪斗郭沫若，但大字报已张贴到前海西街僻静的巷子里。深院中的郭沫若已经强烈感受到文革烈焰的逼烤。
在声讨郭沫若诸多“罪行”的名目中，最激烈和奇特的是：郭沫若为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题签（见左图）中，“海”字系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
现在听来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但那时节革命的兴奋剂确在刺激红卫兵生发无限的想象力。“怀疑一切”愈来愈成为时尚。载有这条“罪状”的传单，竟以“打倒反动文人郭沫若”为题，迅速传遍神州各地，可见有多少人艳羡这种“只怕想不到”的想象力啊！
大批情绪激愤的中学生聚集在郭沫若寓所门前，“勒令”他限期交待“反毛泽东”的罪行。
如果说这种穿凿因过于荒诞而类似儿戏的话，那么另有一些大字报则颇具“水平”了。北京大学早已辟出专室用以张贴批判郭沫若的大字报，只是6、7月间还是“内外有别”。“八一八”大会之后，这些大字报就自然张贴到郭沫若寓所的围墙上了。
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批判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武则天》“美化帝王将相，歌颂才子佳人”；有的揭露他的诗集《潮汐集》、《东风集》中许多诗歌吹捧“黑线人物和毒草作品”。
文革中最能置人于死地的是牵扯出历史，以“叛徒、特务”定罪。以郭沫若漫长而曲折的经历，自然难于逃脱一些人的“火眼金睛”。这些大字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给郭沫若扣上两顶帽子，一曰“流氓”，二曰“叛徒”。
所谓“流氓”，其实是从鲁迅在三十年代初的一次讲演中演绎出来的。鲁迅以“才子+流氓”讽刺创造社的一些人。众所周知，郭沫若是创造社的台柱。“流氓”之恶名，自然易于搞臭名声，而本意则还在揭露郭沫若反对鲁迅的“罪行”。这确是一个置人死地的罪名。文革初期，出于毛泽东的推崇，鲁迅也被神化，反对鲁迅几乎等于反对毛泽东。郭沫若反对过鲁迅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同样广为人知的是，鲁迅在一篇流传极广的文章中说过：“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但这无济于事，因为在这些“批判家”的心目中，鲁迅不过是一根用来专门打人的棍子，姚蓬子（姚文元的父亲）、狄克（张春桥的化名）都曾遭到鲁迅刺责和痛斥，不都相安无事么？而且谁要提及这些史实，便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用鲁迅来打郭沫若，这是鲁迅被神化之后的一个极有杀伤力的武器。如果不是由于毛泽东的明令保护、周恩来的切实措施，郭沫若无疑会像周扬、成仿吾那样仅此一条“罪状”即被置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大字报给郭沫若扣上“叛徒”的恶名是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手。郭沫若早预料到“有人会造我的谣”，此即其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际，郭沫若因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遭到通缉。1928年初，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他流亡日本避难，从事我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后仅半个多月即秘密返国，以无党派人士的公开身份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在世人的心目中，郭沫若自1928年流亡日本即脱离了中国共产党，而对作出这种安排的历史真相则无从知晓。1958年以“重新入党”的方式向世人宣告郭沫若的政治身份，这就更加深了世人对他流亡日本前后的政治倾向和选择的误断。文革伊始，“脱党”便升级为“叛党”。
大字报还追究郭沫若“与大叛徒瞿秋白的黑关系”，这似乎也在印证“叛徒”的惺惺相惜吧。
瞿秋白早已在1935年牺牲。文革中倒腾出瞿秋白显然是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所用。8月30日，力撑危局的周恩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院长恰是郭沫若）对峙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因毛泽东已有否定瞿秋白的“最高指示”，周恩来便勉为其难地说了这样一番话：“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多余的话》在那时节已成为瞿秋白“晚年变节”的“铁证”。连同这个“罪证”重新倒腾出来并广为印行的，还有瞿秋白1935年牺牲之前在长汀囚禁中所作诗词五首和致郭沫若的信。这封信也就成为郭沫若与瞿秋白“黑关系”的“罪证”。瞿秋白在行将告别人世的前夕，通过这封书信，向远在异国的知己一吐心曲。瞿秋白在信的一开头就表示对故旧的关注：“这期间看见了你对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作为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瞿秋白不但对鲁迅有深刻的理解，对郭沫若也同样有深刻的理解，这样评价创造社：“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最能体现写信人心情的是信的最末一段（《郭沫若学刊》1991年第3期，76页）：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起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吧。愿你勇猛精进！
还有有心者，从郭沫若创作于1930年的小说《骑士》索隐出作品主人公白秋烈即是瞿秋白。这倒是歪打正着。郭沫若私下里也曾表示过，白秋烈确是以瞿秋白为原型而塑造的人物。郭沫若创作生涯中唯一的这部长篇小说有10余万字，原稿的绝大部分因颠沛流离而丢失了，发表出来的仅3万字左右。郭沫若在瞿秋白牺牲25年后深情地表示：“秋白烈士是我最钦佩的革命家之一。”瞿秋白的这封绝笔信，郭沫若当时未能读到，是在卢沟桥事变后秘密返国方才看到的。1959年9月，郭沫若怀着深深的敬意，为《瞿秋白笔名印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题七绝一首：
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
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
这一切自然都成为了郭沫若与瞿秋白“黑关系”的组成部分。满含杀机的是，张贴大字报的发难者更感兴趣的是“叛徒”健在的“知音”。
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扬言：郭沫若如不在限定的时间内“交待罪行”，将采取“革命行动”。
9月初，郭沫若在致秘书王戎笙的短信中透露出他的苦衷（《郭沫若书信集（下）》351页）：
戎笙同志：
附信一件，请阅。我想推荐你跟他们谈，请由你直接回信约谈(地点、时间由你定）。你可同意吗？同意便请费心照办。
此致
敬礼！
郭沫若
九月二日
首长征求秘书“你可同意吗”，可以想见其事之棘手。王戎笙回忆，“这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要求见郭沫若”，郭乃致函王，请代为接见。作为过来人，可以推断的是，以当年红卫兵的目空一切、无法无天，倘王秘书“代为约谈”，只能是无功而返，甚至是自取其辱。秘书固无力改变首长面临的困境，却可以向有关部门告急。
郭沫若的处境很快被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知晓。不独郭沫若一人为然，周恩来迅即抓住8月28日章士钊因遭红卫兵抄家而上书毛泽东的契机（毛泽东8月30日将章信批转周恩来：“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毛泽东批示同一天拟出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名单在提出保护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副主席等六类人的同时，特别提出了13位人士：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这份名单的最末添上了李宗仁，可见总理思虑之周。
除郭沫若之外，这份名单上的人物在当时全系民主人士。周恩来当然明白郭沫若的政治身份，更了解毛泽东的心思。采用这样的方法保护郭沫若，确能见出周恩来的苦心。这份名单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在文革中，真正得到保护的也就是这13位人士，既然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国务院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等当权派自然就不在“应予保护”之列）。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让解放军三○一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李宗仁等人入院，对宋庆龄等人的住宅加派保卫人员。周恩来派童小鹏专程赴郭沫若寓所，建议郭沫若夫妇仅带司机和秘书去新六所避居一段时间，以免红卫兵闹事而发生意外。周恩来让童小鹏一再叮嘱，此事必须保密，不宜向家人透露行踪。
郭沫若了解周恩来的艰难处境，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接受这个安排，去新六所避居了一个来月。
新六所是中共执政后在北京西郊万寿路附近为中央领导人休养建造的六栋小楼，中央当时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每家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纵然文革的喧嚣已使尘世间天翻地覆，但此处还是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庭院深深深几许”，郭沫若经此波折，心绪无法平复。诗人的积习使他写出这样一首《水调歌头》，前有小序云：“《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全篇如下（《郭沫若》345页，文物出版社，1992）：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
限期交代，如敢抗违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就已经披露的材料看，这是整个文革期间，郭沫若唯一的一首如实反映文革真相的作品。这首带有纪实风格的作品，不但对作者在1966年8、9月间所遭遇的红卫兵冲击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而且也是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当时真实心境的实录。这首词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收入作者晚年亲自校阅的《沫若诗词选》，但却是诗人晚年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
八
“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9月5日，郭沫若不但已经“大隐入园林”，远避尘嚣，而且以另样的心境，写出了文革的赞歌。8月中旬，《炮打司令部》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达，显然是为着加大推进文革的力度。早在一个月前，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郭沫若已读到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副题），一个月来，纵然经历了红卫兵的纠缠，毕竟受到领袖的真切保护，拥戴之情油然而生，以《水调歌头》抒怀，标题却是《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虽增一“第”字，似乎是表明毛在写《炮打司令部》时的心态——如有必要还将写第二张甚至第三张。
一总分为二，司令部成双。
右者必须炮打，哪怕是铜墙！
首要分清敌友，不许鱼龙混杂。
长箭射天狼。
恶紫夺朱者，风雨起苍黄。

触灵魂，革思想，换武装。
光芒万丈，纲领堂堂十六章。
一斗二批三改，四海五湖小将，
三八作风强。
保卫毛主席，心中红太阳！
以郭沫若的眼光，不会不清楚毛泽东“大字报”的矛头所向。没有谁会要郭沫若以诗的形式就《炮打司令部》表态，因而很难说这是出于违心的应景。郭沫若对于党中央领导人固然素来敬重，但是对其中的多数并无恺切的了解。在毛泽东号炮的轰鸣下，自己的眼前也就出现了一个心造的幻影。
这首词当时未公开发表（因毛泽东的“大字报”当时并未公开发表），但是很快传抄开来。笔者所录即当年的传抄稿，它与1977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所收审定稿有若干变动：下阕自“纲领堂堂十六章”句起有较多修改，这主要不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原因（如“三八作风强”改为“皓皓映朝阳”，显系“三八作风”这个当年风行一时的政治术语因林彪的覆灭而不合时宜了）。改本结句为“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就词律而言，两者优劣判然，但作者宁愿以意破律。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人们，“党中央”这个政治语汇在当年竟然一度显得不合时宜（用以取代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此看来，原稿的时代烙印更为鲜明。
郭沫若在宁静、幽雅的新六所避居一个来月，回到前海西街十八号宅院之后亦是“庭院深深深几许”，从此绝少有人干扰。心境逐渐平复，应景应时之作时有所咏。才过了几天，又以《水调歌头》填一阕专咏文革的新词：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
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
保卫政权巩固，一切污泥浊水，
荡涤不留痕。
长剑倚天外，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
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
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
私字去其根。
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这当然很难说是诗，但至少反映出作者对文革的理解，“横扫几家村”的同时便是“触及灵魂深处”，“私字去其根”。对于后者，作者似乎尤其看重和强调，这大概也符合其身份罢。
整个10月份，诗人兴致似颇高，继国庆这天登天安门城楼感赋“万万岁，万万岁，颂圣尧”，又接连在12日、28日、30日写《长征红卫队》、《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蔡永祥》，均用水调歌头，内容一望标题即知。文革之中有不少所谓“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即为其一，加剧社会动乱的同时，严重影响交通尤其是铁路运输。郭沫若独以“长征红卫队”入诗，想来是徒步串连的方式多少还有点意义。小序云：“大连海运学院同志十名，组成‘长征红卫队’，以八月二十五日由大连徒步长征，跋涉一月，到达此京。国庆节日，受到主席接见。”
徒步两千里，到达北京城。
来自大连海岸，壮志学长征。
红色宝书在手，实践宣传播种，
沿路取真经。
先把学生做，后再做先生。

见红日，见新月，见救星。
天安门上，万道光芒射八纮。
纵有吠尧桀犬，吠影吠声相续，
何损一毫分？
火海既能闯，刀山也要登！
称赞红卫兵“壮志学长征”，推衍毛泽东评价长征为“播种机”的作用，乃题中应有之义。又以序中道及“国庆节日，受到主席接见”，下阕接连两韵颂扬毛泽东，也是惯常的思路。惟紧接着斥责“桀犬吠尧”颇为突兀。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文革之于世界，受到赞扬的仅阿尔巴尼亚这一家，连朝鲜、越南这些社会主义的兄弟盟邦都难以认同了。至于“帝修反”的攻击，则更印证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政治信条。郭沫若指斥“桀犬吠影”固然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心理，同时也多少是卫护自我作派的不经意间的表露，试看7月初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就“焚书说”所作的辩解和对西方（包括苏联和东欧）世界强烈反应的回击。
这些诗词在当年既未公开发表，又未见传抄（除《读〈炮打司令部〉》外），这倒多少应了一句“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老话。
作为传抄稿，其影响毕竟有限。继4月14日、7月4日和8月19日在公众场合就文革表态之后，郭沫若又一次在广庭大众论及文革，是10月31在首都各界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谁人不知，鲁迅忌辰是10月19日，纪念会理应在此前后一二日召开，之所以延宕了十余日，乃是中央文革从中作梗。
八届十一中全会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时为第四号人物，掌管宣传大权，兼任中央文革顾问，但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无法搞到一起，对文革还是“不理解”。早在9月间，他就拟了一份纪念鲁迅的计划。作为党内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陶铸当然明白纪念鲁迅的意义。文革的特点是几乎骂倒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化名人，唯独鲁迅不在此例，其源盖出于毛泽东的推崇。文革伊始，周扬这个当年被鲁迅指斥为“四条汉子”之一的文坛长官即遭公开挞伐，其重大罪状是“一贯反对鲁迅”。许广平出任不久前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纪念鲁迅，正当三十忌辰，又何况正当文革高潮，各类人怀着不同的心绪想到一起了。既为着独霸诠释鲁迅的话语权，又为着给这位不愿与中央文革声气应求的中宣部长看点颜色，陶铸所拟的纪念鲁迅的计划被搁置。此事似乎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孰料10月31日，由中央文革出面，搞了一个规模盛大的纪念会（陶铸于次年年初倒台之后，江青一伙以“抵制纪念鲁迅”入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在闭幕词中引鲁迅遗嘱中的“一个都不宽恕”，居心叵测地批判“王明路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作主题报告，这位被江青诩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大肆鼓吹“红卫兵战士对剥削阶级的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绩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别有用心地突出批判“折中、公允、调和”。
在纪念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鲁迅夫人许广平，两位红卫兵代表，再就是郭沫若。
这些发言者各自担当的角色大都明确：许广平在一个半月前出版的第12期《红旗》上发表《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因其身份的特殊而颇具权威性，这次发言还是集中揭露和声讨周扬一伙在鲁迅生前身后对他的“迫害和围攻”。两位红卫兵则一是“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一是“斥西蒙诺夫”（苏联著名作家），恰好正反结合以显示红卫兵小将的时代风貌。郭沫若能担当何等样的角色呢？
可以推想，许广平在揭露周扬一伙“迫害和围攻”鲁迅的“罪行”时，郭沫若的心情不会顺畅，尤其是对这样一句话，更会有如芒在背之感——“还有一个成仿吾，一直到一九五九年还在污蔑鲁迅。”点到成仿吾的名，不能不令郭沫若有连类而及之感。也许是言者无意，而听者实有心，“还在”不就暗示成仿吾早在鲁迅去世前就曾“污蔑”过吗？这倒是实情。1928年春，成仿吾撰文，奚落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鲁迅以其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即是嘲讽式的回击。但要说到“污蔑”，真正首屈一指的倒是当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这年6月，他撰写《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以杜荃的笔名发表于8月号的《创造月刊》上。虽是化名之作，鲁迅很清楚是出于郭沫若之手：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郭沫若研究资料（上）》2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还有太阳社）围攻鲁迅，是不争的事实。郭沫若这篇独出心裁，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檄文可称为代表作。
如果说这些历史纠葛发生在二十年代末，还不能记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账上，那么，1936年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郭沫若就似乎难脱干系了。1935年下半年，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等人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1936年6月，胡风在与鲁迅商讨之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周扬等人不能容忍新口号的提出，两个口号之争渐趋激烈。远在东京的郭沫若很快加入争论，接连以《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在国防的旗帜下》、《国防•污池•炼狱》等文，明确支持“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并且影射提出另一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更富于情绪色彩的是，郭沫若还戏撰一联（《郭沫若学术论辩》299页，成都出版社，1990）：
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
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
好在此联公开时，鲁迅已去世，否则戏将不戏。
周扬在文革之初首先被点名挞伐，是出于这年7月1日出版的第9期《红旗》杂志上登的两篇大块文章：阮铭、阮若瑛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穆欣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这两篇檄文都是揭露和挞伐周扬在“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上，在鲁迅生前身后犯下的“罪行”。这两篇文章为当时各大报刊全文转载，影响甚大。在当时，反对鲁迅几乎就等同于反对毛泽东。
许广平的发言有多少是出自内心的本意，有多少是出于违心的改写历史，在这个特殊的年头里很难判断。至少她对成仿吾在参加长征之后重回上海与鲁迅会见冰释前嫌是了然于胸的。她对郭沫若在读到鲁迅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写的《蒐苗的检阅》，对鲁迅的见解表示“彻底钦佩”这一事实，也是十分清楚的。1937年许广平将其所编辑的《鲁迅书简》一部亲赠仍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郭在答谢信中有“隆光精气，皎然不滓，当常置座右以生廉立”之语，敬重之情溢于行间。
许广平固然不可能借揭批周扬、成仿吾来影射郭沫若，但与鲁迅颇有历史纠葛的郭沫若恐怕难以泰然处之。事实上在8、9月间红卫兵冲击时，“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的“罪状”中，“流氓”这顶帽子即来自鲁迅当年讥诮创造社为“新才子派”、“中了‘才子+流氓’的毒”这些颇带调侃意味的说法。
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写过数以万计的文字，参加过多次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说，来表达自己的追怀和敬重，来阐发和弘扬他所理解的鲁迅精神。1949年之前的不计，之后有过两次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一次是1956年举行的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致三千言的开幕词，称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另一次是1961年举行的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致千五百字的开幕词，号召“学习他的明辨大是大非，坚忍不拔；学习他的实事求是，发愤忘我；学习他不在任何困难、任何敌人面前低头，而是冷静地对付他们，克服他们；学习他为正义事业不断鞭策自己，并有决心牺牲自己”。所有这些，虽说不上是精辟的人物论而带有明显的时论色彩，但总还不很离谱。在这文革的声浪中，郭沫若能说些什么呢？
郭沫若给自己的发言稿取了个醒豁的标题：《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造反”，这是动乱初期的主旋律。不过通读全篇，郭沫若倒并未在鲁迅的造反精神上大做文章，更多的是大量引用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征引若干鲁迅言论以塑造“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是热烈信仰毛主席”的时代形象。毋宁说，在塑造这种鲁迅形象的同时，灌注着塑造者自身的真情。以下二节是颇具郭氏风格的文字：
鲁迅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
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世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的语录、毛主席的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呵！
纪念鲁迅，归结为颂扬毛泽东，这完全合乎郭沫若的逻辑。最为大胆的是，郭沫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了这样一段话：
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登过的高峰。（《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日）
历史证明，鲁迅之为鲁迅，与郭沫若相比较，更为现实，也更富于历史感。郭沫若所缺乏的，正是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瞿秋白语）。如果一定要假设的话，按鲁迅精神的逻辑发展，他对待文革不可能采取郭沫若这样的态度。文革是一部放大器，使每个人的优点和弱点显示得更加清楚。
纪念鲁迅大会结束不几天，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赴北京串连的红卫兵。林彪发表讲话，鼓吹包括大串连在内的举措“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二十天内，毛泽东又连续两次接见数百万红卫兵。在11月25日第八次接见后，新华社根据林彪讲话精神发了一篇综合述评，称这种“大民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
郭沫若在读到这篇述评之后写了一首并不提供发表的《水调歌头•大民主》，小序云：“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计自八月十八日以来，已接见一千一百多万人。”
首创大民主，举国串连来。
众水朝宗大海，浩浩起风雷。
八道红流滚滚，万岁声涛澎湃，
涤荡长安街。
地上太阳喜，天上太阳陪。

大检阅，大锻炼，大旋回！
精神导弹，鼓励群众破旧胎。
发展马恩理论，扩大列斯光烈，
粉碎帝修围。
宇宙春回了，烂漫百花开。
这种心情，与三个月前慨叹“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真有霄壤之别。为着歌颂毛泽东，竟想出“地上太阳喜，天上太阳陪”的诗句，真令人叹为观止。
沉重而漫长的1966年终于走到了尽头。12月29日，郭沫若以《新核爆》为题又填“水调歌头”一阕：
核爆年三度，热烈大欢呼。
万国人民同庆，翘首望红都。
反帝英雄鼓舞，世界和平有助，
歌颂满寰区。
伟力来何处，四卷太阳书。

天可坠，地可毁，海可枯。
主席思想，瞬息之间不可无。
战犯分明丧魄，工贼暗中破胆，
相抱泣天隅。
冰雹驱除尽，万类庆昭苏。
要说有什么可以让人醒目的文字，那便是“天可坠，地可毁，海可枯。主席思想，瞬息之间不可无”。在千千万万歌颂毛泽东的诗篇中，这样的诗句总可算是出类拔萃。可惜的是，郭沫若就是这样在不断浪费着自己的艺术才华。这也可以算作1967年的“迎春曲”罢。


《昨天》2013年2月28日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