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瑶：北大“五一九运动”的理论贡献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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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五一九运动”的理论贡献与其他

王书瑶

一、“五一九运动”的理论贡献

⑴、哲学    在运动期间，我对哲学是不感兴趣的，我关心的只是政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对哲学一无所知，在学校里，高中和大二之前是不学哲学的。我对哲学有兴趣，是在62年之后。对“五一九运动”中哲学的讨论，是不能忽略的。
与“五四运动”相比，“五一九运动”的理论贡献是极为微小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好像我们现在的思想解放的程度、理论认识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五四”时期的水平。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没有自知之明的说法。我们都曾身受“文化大革命”的荼毒，但是，有谁能够说出“法网日密，民命日残，比户可诛，沿门可僇”这样的话呢？（见《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46页，李大钊语。）在哲学上谈论很多的人，比如谭天荣，他可能根本没有读过“五四”时期先贤们的著作（当然，我更没读过），所以他只能越过他们去找黑格尔和恩格斯。但是，黑、恩们的逻辑是不严格的，他们的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黑格尔曾经问过，能不能拔掉一根毛而使马尾变成秃的。但是，他没有给出什么是“秃”的数量定义，却规定了“一根毛”这样准确的数量。如果他规定，有十根以下的毛就算秃的，那我就可以拔掉第十一根毛，使马尾变成秃的。还有量变到质变的混乱说法（他把温度的“量”，误认为是水的质的量，一克水是水，一万吨水也还是水，量变并不引起质变）。主张辩证法最起劲的恩格斯却认为，武器发展到机关枪的地步，已经到了武器的极限。（出处总是在《小逻辑》与《自然辩证法》上，具体页数已记不得了，现在也没有去找，很抱歉。）
但是，也还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亮点，以我管见，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部分，也可能别人会比我总结出更多的东西。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经过建国之后的几次运动，人们的思想正在走向僵化，一切都以领导的话为标准，一切都以一个思想为标准，个人迷信正在形成，领导说的必定是对的，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对谈论政治与理论禁若寒蝉。在“五一九运动”中，对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以大无畏的精神对一切已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提出一个“为什么？”刘绩生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意见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原上草》255页。刘绩生系东语系日本语专业4年级学生）谭天荣则援引马克思的话说：“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原上草》33页）独立思考，是当时每一个参加运动的学生的最基本的信条。批判的武器永远需要。建国之后，由于我们放弃了批判的武器，以迷信、教条（那时的“三害”是不包括教条主义的）和个人崇拜代替理性的思维，我们的国家曾经陷入何等的困境。

§通过实践检验真理    在改革之初，与两个“凡是”进行决战的关键一役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有一大批人为此做出过贡献，但是，如果追本溯源，这个问题还是北大的右派提得最早。严仲强在“压制不了的呼声”中说：“真理反映了客观规律，它可以通过实践去检验。”（《原上草》82页）

§利己主义原理    如果像关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些问题也可以归入哲学一类的话，那么，王存心的“利己主义原理”，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阐述的极重要的贡献。
我自己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当然我也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在我考虑自己的行为时，我常常陷入一种思想的矛盾之中：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但是，我做的事情却常常有损于我个人的利益，或者有损于我直接的个人的利益，这怎么解释？我想，这也是许许多多个人主义者所感到困惑的问题。个人主义在我国一般人的心目中，大多是意味着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是只关心自己的小人。
王存心只用了简短的一段话就解决了这个矛盾：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做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原上草》85页）
他还把同是利己的行为的后果分为三类：
“以对别人的利害关系作标准，利己可以分为：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
这三类人的分野，应该是那个“愿望”。事情是我愿意做的，所以它出自个人主义的动机，但是，这个“愿望”，却完全可以是利人的。
这样，就解决了我困惑已久的问题。

一个人，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受人压迫，总是愤愤不平，因为这严重地违反他的愿望，他都不会满意。但是，一个战士，在为他所奋斗的事业光荣牺牲的时候，他就不会感到遗憾。相反，如果他不能为此感到自豪，那说明他的战斗就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他并不是他自己的主人。
他的这种解释，以我之见，同对自由这样原理性的解释，同样都是科学的。
对自由的经典的解释是：“人生而有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刘军宁主编：《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1、2页。）杨路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真正的民主自由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每个人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受任何束缚。”

⑵、政治    “五一九运动”既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对政治的意义，最主要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专制、坚持民主。

§关于党的领导    王存心把领导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性的领导，一类是教育性的领导，两者的界限应该是明白的，党的领导只能是教育性的，而不应是行政性的，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有了政府，党的领导只能以其正确性而通过政府和法律来实施，共产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是不能接受的。（文献三）

§反对个人崇拜    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迷信，几乎是所有右派一致的主张。

§反对高度集权    反对高度集权，也几乎是所有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所一致主张的。

⑶、精神

§维护个人尊严    虽然这些右派都非常年轻，但是，他们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却是极为重视的，视同生命。杨路在“最后的宣言”中，引用拜伦的诗表示它对反右运动的轻蔑：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世人也不爱我
      它的恶臭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
      也未曾向它的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同类
      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侧身其中
      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
      要是不怕玷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身
      也许我至今还在那人海中浮沉（《原上草》223页）
〔据杨路说，这诗出自拜伦的长诗《哈洛尔德游记》，诗的格式是斯宾塞体，这种诗的格式是每段九行，每行之末都没有标点。〕
张景中也在“急流勇退”中说“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原上草》74页）

§坚韧不屈    自从《人民日报》“6、8社论”发表之后，民主党派的右派立刻陷入混乱，纷纷检讨，但是，北大的右派不仅没有沉寂，反而表现了更为顽强的战斗，不仅谭天荣连篇累牍又写了许多表示自己立场的大字报，而且，有些人的大字报正是在反右斗争打响之后才写的。由于缺乏资料，我们难以全面研究，因为很多文章都没有注明日期，除了前面所引陈奉孝的文章之外，严仲强的大字报“压制不了的呼声”是在7月3日写的，那时反右已经进行了将近一月。

§宽容    右派对专制主义极不容情，但是，他们对于不同意见却是宽容的，他们的普遍信条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愿用生命保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必须停顿下来，做这件评论工作对我是吃力的。首先是在“五一九”期间我不曾看过所有的大字报，而且还有成见；其次是我关心的只是“高度集权”的问题，现在看到《原上草》上的材料有20余万字，还不完全，限于我的能力，我也不能踏下心来细致地整理一遍。只能这样挂一漏万地划一个粗线条，有许多同道，像“谈谈”（沈迪克）、还有“气三一群同学”，等等闪闪发光的亮点，我一直都有所忽略，十分抱歉。好在已有钱理群的文章于前，更全面地整理这份用这许多年轻生命写下的思想遗产，就有待于来者了。
“是时候了”一诗在运动中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从理论上说，我却总结不出什么来。

二、开中国大字报运动的先河
    后来，毛主席肯定了大字报，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毛泽东选集》447页）还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同上，第467页）从而开创了在全中国土地上盛行二十的大字报运动。
于是，从1957年开始，中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就一直同大字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源盖出于北大之第一张大字报，北大这第一次大字报运动。
大字报有它最鲜明的优点，那就是自由。只要你想贴，你就可以把你的思想随时在墙上实现，不受任何限制，连刊物编辑的限制都没有。它的最大缺点是腿短，传播面积小，但是，只要它真的有价值，它总会很快传播。
我听说前几个月，北大有一个学生又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应该给右派分子以长征红军的待遇。”很快就被撕掉了。

中国的第二次大字报运动发生在1966年，很遗憾，那却是一次反动的大字报运动。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打响了从下到上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但是，这一张大字报引起的却是一片混乱。
接着，毛泽东本人居然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1975年大字报还被写进了宪法。不过，在它被写入宪法的时候，有一处曲笔：它把大字报说成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如果说它是右派分子创造的，恐怕毛泽东会不好意思。

第三次大字报运动是在1976年，也就是“天安门事件”，那一次大字报运动发源于天安门广场，遍及于中国各大城市。这是另一次人民群众革命的大字报运动，但是，它却受到了严厉地镇压。
1978年3月，大字报再一次写入了宪法。
最后一次大字报运动发生在1989年，全国学生为悼念胡耀邦逝世再一掀起了一次同样震撼全国的大字报运动。

    三、要有一部“五一九运动”史
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学生运动，它留给后人、留给我国的学生运动以相当丰厚的思想遗产，应该有一部完整的历史。

由于北大党委的封锁和不合作的态度，我们无法找到所需要的各种档案材料，写这个“五一九运动”史，存在很大的障碍。

2008-5-18，据拙著《燕园风雨铸人生》相关部分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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