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中国改革的起始点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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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年(1977-2012)的改革开放和持续高速经济发展，中国不仅已经大步跨出一穷二白的旧时阴影，把自己头上戴了近一个半世纪贫穷落后的帽子扔进了黄浦江，而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既能引进金凤凰，又能走出去闯世界。同时，中国社会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顽疾。政治改革举棋不定，公权泛滥，腐败横行，环境恶化，戾气四伏。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历史的抉择关口。抚今追昔，如何解读过去三十五年的中国改革经验对中国下一步的选择至关重要。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科斯教授和我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力图真实演绎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惊人故事。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下面就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基本而被人忽视的问题为引子，和大家分享写作本书的一段心路历程。

　　中国经济改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对任何经济社会史的学者来说，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乃第一要务。历史的长河是连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反思历史，以史为鉴，我们武断地把历史切割、分断。如何划分历史，确定每一段历史的起点和终点往往成为史家争论的话题。英国工业革命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学界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讼不休。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揭幕于1978年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毫无悬念。更具体地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改革。在2008年，以中国改革三十年为主题的会议和各种活动接连不断，包括多套改革丛书的出版。一方面，这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方便(资料的收集，不同资料的比较和甄别)。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在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中英文文献中，没有人怀疑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的起点。千篇一律，大家认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这个惊人的一致性困扰我们。

　　毫不怀疑，中国的经济大转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伟大传奇。同时，这个过程仍处正在进行时。我们深信关于中国经济大转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如同英国的工业革命，百年后还会有血气方刚的博士生选择中国经济大转型为课题，也一定有孜孜不倦的学者皓首穷经，试图弄清其中的某个疑点，为其后的学人铺砖修路。抱着这样的长远历史观，我们期待在文献中读到的是悬而未决的争论——我们也的确碰到了很多。但是，就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始时间上，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任何争论痕迹的共识。诚如是，这将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研究中的第一个奇迹。

　我们的怀疑很快就有了收获。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从闭门造车转向引进外资的确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起步了。到1978年底，中国农村和城市经济早已春意盎然。改革的起始点肯定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同时，我们更快地意识到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争论的问题，因为它直接牵涉到我们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大转型。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经济大转型是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故事。选择一个单一的政治事件作为经济改革的起跑线，不可避免把一个自发性高、草根性强、人民群众参与广而深的经济变迁过程简单化、政治化、教条化。诚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不仅挽救了党，而且给党一个新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不能再一次忘记，经济生活有内在的节奏和规律。外力不管有多强大也不可能代替经济自身的活力。而且，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精神是政经分开，逐渐把经济从党政中解放出来，给市场一个自由、稳定的制度支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为改革的起点不仅悖于事实，同时也违背了改革本身的精神。用改革前的心态叙述改革的故事，错误难免。

　　一旦我们正确认识到改革的草根性——关于这个事实，当时都有记录在案——许多疑点也迎刃而解。譬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市场”的字眼没有出现过一次。这毫不奇怪。因为中国领导人当时不仅对市场经济几乎一无所知，而且把它看成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避之如瘟神。就官方而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目的是“在本世纪(20世纪)末把我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公有制加国家计划。但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深信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解放”的力度和深度。他们信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如何才能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但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而且，正因为他们坦承错误和无知，才放弃权威，鼓励地方和基层大胆试验。中国于是出现两个不同源的改革，一个来源于北京，一个植根于民间。二者互相借力，你追我赶，共同谱写了一曲夺人心魄的改革乐章。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个人层面而言，孟子的这句格言没有过时。我们身边不知发生了多少这样的故事：成功带来安逸的生活，或骄奢淫逸，或安享其成，而不知盛宴谢幕的钟声已经敲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但是，从社会层面而言，孟子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诚然，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对话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风雨雨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孟子的逻辑。不过，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一个个人、企业、政党可以死于安乐，但他们的失败不会殃及整个社会。相反，他们的失败有助于整个社会变得更强大。如何建立开放的社会是中国下一步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挑战。世人拭目以待。

　　(作者王宁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和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浙江大学科斯中心国际主任。王宁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讲座教授、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合著《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2012年3月在英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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