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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与社会：典型的诞生
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树典型”在中国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自觉的、得到广泛遵从和应用的政治治理方式，其出现却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我们现在通常所见和所说的“树典型”，是毛泽东同志创造并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的一种工作方法，大量“典型”的诞生就是这种工作方法的直接后果。
最早将“树典型”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来阐述的，是毛泽东同志于1943年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该文提出，“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所谓“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就是领导人员“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入手，“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所谓“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就是培养、团结和利用群众中的“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注：参见《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7-898页。）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劳动英雄和模范的遴选标准及其功能，也进一步深化了“树典型”的思想。
尽管在上述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并没有使用“典型”这一字眼，但其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树典型”这种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源泉。他所说的与“一般”相对的“个别”、与“领导”相对的“群众”（“积极分子”）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典型”。在毛泽东同志的大力提倡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树典型”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政治治理方式迅速推广开来。也正由于这一点，建国50多年来，各行业和部门树立的典型不知凡几。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树典型”这样一种工作方法得到如此广泛地接受和遵循呢？中国共产党特殊的组织方式和意识形态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动员、整合和探制需要。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分化不足，相应地，社会整合很差，存在着明显的“中心—边陲”断裂：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中心”的科层式的上层结构，另一方面是作为“边陲”的无数异质性的地方社区，并且“中心”对“边陲”并未发生深入的穿透。（注：参见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载罗荣渠、牛大勇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中心—边陲”这样一种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在政治上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和控制能力严重不足；二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裂，导致国家的社会整合能力严重不足。
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能力不足，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致命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迟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这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赶超型”现代化，这就要求国家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动员整个社会资源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加速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加强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以避免社会进步不均衡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动荡；二是抵御外侮，捍卫民族的政治、经济独立。自清末开始的历次国家政权建设浪潮实际上都是围绕改善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能力这个主题展开的。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进展缓慢。
作为具有历史使命感并在斗争中成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然不能容忍中央政权软弱无能、现代化缓步不前的状况。因此，她在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是通过国家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并让政权机关直接深入到行政村，加强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而提高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能力。
然而，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权力渗透，仅仅通过资源的控制和政权的延伸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如果这一过程不能取得基层社会的认同，它最终会出现“国家权力内卷化”（注：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尴尬局面。因此，除了组织机构上的渗透，国家还需进行政治文化上的渗透，让普通大众接受自己的政治文化，从而承认自己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心—边陲”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造成了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的严重分裂。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本目标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但就话语形态而言，它终究是一种精英文化，并且是一种带有很多“洋文化”成分的精英文化。因此，如何将自己的政治文化贯彻到普通大众中，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树立典型”就是中国共产党延伸政治权力和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首先，典型能够有效地将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树典型”的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个人、组织、行为或话语，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定义和诠释，将其升华为符合政治权威意愿的意识形态符号，用以表达各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这样，它就非常巧妙地在两种政治文化之间搭上了桥梁，将精英政治文化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既增加了精英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能见度，又将精英话语灌注到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群众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
其次，典型还能协助政治权力的延伸，在社会中形成一个非正式的、日常形态的权力网络。典型都是政治权威从大众中遴选出来的，并被给予特别的优待（这种优待可以表现为权力、物质或声望等多种形式）。因此，他们对政治权威也有着格外的忠诚，愿意为政治权威承担额外的义务和责任，即通常所谓的“充当积极分子”。典型都是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角色，每个典型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际关系网络（即所谓“群众基础”）。掌握了典型，政治权威就可以利用典型的政治忠诚及其人际关系在群众中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网络的运行依靠典型与政治权威之间的人格化关系，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能够有效地弥补正式制度安排过于刻板和笨拙的缺陷。
二、尊者、亲者与贤者：典型的角色
既然树立典型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为社会树立一个承载着政治权威意图和偏好的、同时又具有能见度的楷模和样板，那么，自然地，对于典型这个角色，政治权威会为其规定一整套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个字：尊、亲、贤，即政治权威希望典型同时扮演尊者、亲者与贤者等三个角色。（注：尊尊、亲亲、贤贤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传统政治文化对士大夫阶层提出的角色要求。新的政治权威对典型提出的角色要求与之暗合，体现了传统政治文化在新时代的延续。关于尊、亲、贤的有关论述，可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2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所谓“尊者”，是典型在政治领域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要求典型在政治上忠诚，积极履行上级分派的任务，遵守政治纪律；所谓“亲者”，是典型在社会领域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要求典型能够“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所谓“贤者”，是典型在道德领域和专业领域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它要求典型在道德操守上没有瑕疵，在业务（“本职工作”）上有一技之长，并且取得了突出成绩，做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模范”应该符合四条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注：参见《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599页。）这四条标准中，无限忠心和遵守纪律是“尊”的要求，联系群众是“亲”的要求，有独立工作能力是“贤”的要求。惟一没有提到的，是对典型的道德操守的要求。不过，这并不妨碍后来“树典型”过程中对典型进行的道德审查。事实上，一个典型在道德操守方面是丝毫不能含糊的，它甚至比专业技能更重要。
尊、亲、贤这三种角色规范是由典型所承担的政治功能所决定的。“尊”可以保证典型对政治权威的忠诚；“亲”有利于“联系群众”，惟其如此，政治权威才能利用典型在基层社会中的威望和人际关系建立起非正式的权力关系网络；“贤”的要求，既是出于效率的需要，也是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条件。只有“德才兼备”，才能获取和保持在群众中的威信。
如上所述，尊、亲、贤是针对不同领域中的角色所提出的要求。典型需要同时扮演这三种角色的事实表明，在政治权威的期望中，典型是一个不分化的、包容性的角色。因此，在“树典型”的过程中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某个典型本是由于在某一领域中表现出色而成为典型的，但在成为典型之后，却不得不充当多个领域的“典型”。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经批评说：“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6-317页。）
三、表象与实质：典型的塑造
集尊者、亲者、贤者于一身的“典型”是政治文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政治权威的殷殷期望，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政治权威又不得不树立典型。在这样一种困境中，政治权威不得不在树立典型的过程中，对典型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塑，其方法大致有两种：
一是利用话语优势，对典型进行包装。政治权威动用宣传工具，通过对涉及典型的事件进行重组或解释，在事件之间建立新的逻辑结构或根据需要赋予新的意义，从而在普通群众头脑建立一个针对“典型”的全新理解框架。这个理解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群众对某个典型的“定位、感知、识取和标注”（注：Snow,DavidA.,Rochford,BurkeE.,Worden,StevenandBenford,Robert1986:"FrameAlignment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MovementParticip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51,464.）。经过这么一番包装，群众关于典型的认知以至整个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格式化了，成为典型和政治权威的自觉的追随者。
二是利用资源优势，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典型以专门的扶持。为了“实实在在突出典型”，政治权威往往给予典型以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很多典型在实绩方面确实很突出，但这些突出的成绩往往与政治权威给予的特殊待遇是密切相关的。政治权威所给予的特殊待遇本身即构成了典型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因此，很多典型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和特殊待遇的取消很快便陷入困境。
对典型的重塑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典型的示范和导向功能，但它所造成的“角色距离”不管是对典型本身，还是对政治权威和整个社会都会造成潜在的损害。
首先，它会造成典型的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典型为了满足政治权威的期望，不得不同时扮演尊者、亲者、贤者等多个角色，而这些角色之间往往是互不关联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使典型长期处于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之中，面临强大的资源压力和精神压力。比如，一些乡镇企业成为典型之后，企业领导人不得不整天忙于接待慕名前来参观学习者，浪费大量的精力；甚至不得不违心地响应号召，超出自身实力去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或帮助政府排忧解难，结果使自身也陷入困境。
其次，可能造成典型在角色认同方面的偏差。在与政治权威交往和互动过程中，典型会改变自身的角色认同。在此过程中，可能发生角色认同的偏差。一是角色认同紊乱，即在多种可能的身份选择之间迷失方向。笔者曾经调查过一个村，村办企业小有成绩。但在有关宣传的刺激下，居然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口号。还有一种更恶劣的情况，即政治权威的特意扶持和精心培养使“典型”恃宠而骄，目空一切，结果成为违背政治权威初衷的“反面角色”。天津大邱庄就是著名的例子。政治权威对它的多年扶持，竟使它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土围子”。
再次，角色距离也给政治权威造成效率和合法性损失。长期的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造成的应激反应，会降低行为主体的反应能力，使行为主体产生厌烦情绪，进而产生应付、欺骗甚至敌视行为；角色认同的偏差则会造成资源的低效率配置。这些显然会给整个政治体系造成效率损失。效率上的损失会进一步给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带来损害。因为政治权威一旦将某个个体和组织树立为典型，该典型就上升为整个政治符合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不是正式的），因此，典型的活动绩效就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象征，一旦典型的活动效率低下，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最后，角度距离也会直接给政治权威带来资源上的压力。如前所述，为了突出典型，政治权威有时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对典型进行专门扶持。很多典型因此而产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如果政治权威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终不免入不敷出，给自身造成资源压力。
四、从同志到“关系”：典型的逆转
在相关的政治表述中，政治权威始终把典型的政治忠诚放在第一位。但事实上，在树立典型、突出典型的过程中，往往充斥着有关个人、组织和部门对局部利益的追求，这样，政治权威与典型就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典型与权威之间的关系也就因此而发生了从同志到关系的逆转。
政治权威与典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形态非常特殊的庇护主义关系：它既不是纯洁的同志关系，但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组合：“这种关系网络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注：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也就说是，在树立典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与典型表面上履行着正式制度分派的、得到正统意识形态认可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在制度角色的掩盖之下，甚至以制度角色为载体，双方进行着利益交易，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特殊主义的私人关系。
政治权威与典型的关系之所以会发生从“同志”向“关系”的逆转，从根本上说还与1949年以后建立的“新德治政体”(virtuocracy)（注：关于“新德治政体”的详细论述，请参考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前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有关。“新德治政体”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甚至夸大政治忠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为了鼓励公民积极向自身靠拢，除了实施政治控制之外，政治权威也不得不实施某种形式的正面的激励。给予特殊的政治荣誉就是重要的激励手段之一。将某个先进人物或部门树立为典型，表面上看只是给予一些没有什么实惠的政治荣誉，但实际上，由于新德治政体下的社会分层是官本位的，政治地位是整个社会分层的主轴，政治荣誉往往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转换为物质利益，因此，获取政治荣誉和地位往往就意味着同时获取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更何况，如上所述，在很多时候，政治权威为了“突出典型”而给予实实在在的政治待遇和经济扶持。
这样一来，作为政治荣誉的“典型”身份就与实际利益发生了联系，客观上将典型身份变成了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谁当上典型，谁就很可能获得许多好处，造成了一种“诱之以利”，而非“晓之以义”的态势。这显然会诱发社会成员为获取实际好处而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不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而是为了私利而争当典型。特别是在政治权威控制全部社会资源，不在政治上“做秀”就意味着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激励机制甚至起到了一种“优汰劣胜”的逆淘汰作用。
为了防止“典型”沦为机会主义行为的通道，就必须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对“树典型”过程中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遏制。
首先，对典型缺乏可操作性的认定和评价标准，往往都是由领导说了算。领导说了算引发一个后果，即诱使积极分子将对政治组织的忠诚转变为对领导个人的效忠，将对政治组织的无限忠心转变对领导个人的无限忠心。
其次，高度集权的人治方式妨碍了获取充分信息，使政治权威不能正确地树立典型。不排除有关部门和领导在树立和宣传典型的过程中，确实是在忠实地实践上级的宗旨，想利用抓典型的办法来推动工作。然而，由于政治体制上的障碍，政治权威往往难以获取关于遴选对象的充分信息。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政治沟通渠道不畅通，政治信息严重不对称。正确的政治决策依赖于充分的政治信息，充分的政治信息依赖于顺畅的政治沟通。政治沟通体制应该是一个由信息输入、处理、输出、反馈等多个环节构成的完整的回路。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妨碍了政治沟通体制的良性运行。政治沟通不畅通，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往往是下级对上级的意图摸得很准，能够十分准确地投其所好，而上级对下级则盲然无知，在树立典型时只好跟着感觉走，这样树立起来的典型难免走形。
二是信息获取的成本高昂，妨碍信息获取的积极性和准确性。公开而有序的社会竞争是一个重要而廉价的信息评估和披露机制。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公开的社会竞争受到抑制。于是，为了获取信息，只能事事由领导躬亲，并且，由于政治沟通渠道本身不畅通，即使躬亲也未必能获取充分信息，于是只能不断躬亲，由多个部门从多个角度躬亲。如是者再三，大大地提高了信息获取成本。信息获取成本的高昂反过来又限制了信息获取的积极性和准确性。
三是政治监督缺位，对有关领导的不良偏好失去约束。政治领导人都会有自己的不良偏好，并且会对政治决策产生实际影响。要保证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就必须对领导人的不良偏好进行监督和约束。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监督常常缺位，政治领导人的不良偏好不但很少受到约束，反而可能被曲意地合理化。“典型”们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或与有关领导熟识，在领导的不良偏好失去约束的情况下，在与典型的交往过程中，他们难免不会感情用事，客观上让“典型”成了获取私利的通道。
集权的新德治政体不但在客观上诱发和方便普通群众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也在客观上诱发和方便有关部门和领导通过树立典型捞取好处，从而加剧典型的性质从“同志”到“关系”的逆转。
在新德治政体中，官员的升迁不是取决于群众，而是取决于上级领导。如前所述，由于政治沟通不顺畅，上级领导获悉下级的政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下级主动向上级展示自己的政绩就至为关键。也就是说，必须增加自身政绩的能见度，让上司能够比较简单明了地了解自己的政绩。典型就具有能见度好的优点。通过树立典型，可以简洁而又形象地展示自己的政绩。自己属下的典型越多，自己的政绩就越突出，上级获悉的可能性就越大，自己升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之故，一些官员非常热衷于不惜成本地树典型。典型一旦树起来，官员和典型成了系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因为典型一旦倒下去，作为其后台的那些官员和部门的政绩就会遭到质疑，失误就会昭然若揭。所以，有关部门和领导自然会从各方面对典型进行特殊照顾，千方百计进行维护。
还有一种情况是，典型不是某个部门自己树立起来的，而是上级树立起来的，或者得到了上级的肯定。这个时候，下级有关部门也必须对典型进行特意栽培。这样做，既能展示自己的政绩，也能表明自己对上级的忠诚。
既然不管是普通群众，还是有关政部门和领导都有可能从“树典型”过程中获取私利，那么，典型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渠道，导致典型与政治权威的关系从理想中的同志关系逆转为庇护主义关系。
综上所述，树立典型是在中国特殊的“中心——边陲”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下，政治权威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而采取一种政治治理策略和技术。由于政治文化的影响和现实的政治需要，政治权威对典型有着非常高的期望和要求。这种期望和要求是如此之高，以致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于是政治权威不得不对典型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塑。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典型与政治权威之间往往会结成一种特殊形态的庇护主义关系，导致权威与典型之间的关系从“同志”向“关系”的逆转。
来源:学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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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5 06:2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