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谁为造反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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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造反正名，很好，很重要。为了不再沦为“大众造反─→别人当家”，还得进一步讲究如何造反。只有当造反指向公民社会的形塑，大众才能拥有驯服权力和金钱的能力，并从而真正当家、确实做主；而这就有需要采用能够起到大众互相启蒙作用的公民运动。──民主论坛．电子日刊洪哲胜编按］

　今天，在《贝壳村》网上看到一篇转载的文章，题目是《〈华尔街日报〉：北京最头痛的不是薄熙来而是左右派都造反》。此文读后，我感觉到内容一般，只是它的题目起得很有水平，索性借题发挥一下。　　
　　　　　　　　　　　
一、我对人民造反的一贯看法
在“文革”被“全面否定”后，“文革”中最红的一个词──“造反”立马变成了贬义词，同“文革”一样，似乎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在电脑里，某些已经被扔进垃圾箱的东西，人们还可以拣回来，而政治上的事情，有时候也是如此。今天无论怎么说，今天“造反”一词被人给“拣”了出来。我敢说，这个被拣出来的词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大行其道。不仅如此，我还要补充一句，它在“大行其道”时，走红的程度可能要大大地超越1966年！
在1966年，中国人把造反当成为“吃豆豆”（陕西省方言，意味很平常、很简单），没有人刻意去研究它，也没有人对之说出可以高于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话，大家都人云亦云地跟着毛说。可是，在死毛之后，这个词成为“非法的”，被专制主义的高层禁止使用，而“人民造反”的那一段历史，也因为“毛泽东个人错误”而被划到“错误”一栏，“冻结”为“永远的教训”。
我要说明的是：就在“造反”由“正确”转为“错误”、由“合法”转为“非法”的那个时刻（1975年前后），我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不吃这一套，针锋相对地为“文革”时的人民造反行为做了辩护。
我认为，“文革”中的人民造行为虽然和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毛的行为和人民行为却是油和水的关系：油漂在水面上，和水处在同一个时间、空间内（毛浮在人民运动的水面上），但是，油不是水，水也不是油，却是科学可以解读的事实；也就是说，油和水的化学成分、物理成分都不同，最终必分离，如此这般的看待问题方式，也可以用之于我们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就日常生活的水平看，毛泽东和人民是连在一起的，表面上是共存的，可是呢？借用“科学”的方式，毛和人民的分离是必然的，所以，一时一地的结合被人们视为一种永远的连接的话，那么，“文革”的价值就难以独立了。我研究的任务是两者分离，而导致分离的根源是两者性质的不同。把人民造反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区别开来，是我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批评毛的“造反”，嘲笑毛的“造反”，认为它的“造反”是砸自己的锅，拆自己的灶，是“自我找死”的行为，虽然在那个时刻，此一“找死”行为披着人类最华丽、最光鲜的外衣，但是，终究也逃不过被毛之后的共产党当权派“否定”之命运。此一见解形成于1976年写作的《革命之十年》的手稿。
“文革”是人类在太阳底下进行的一个秘密事件，在许多人认为没有任何疑问的地方却无不充满着秘密，造反行为就是一例。“文革”中的造反一开始就受制于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限制，所以一直到它结束（1969年4月1日）后的若干年，社会上通行的解释都是毛的理论。可是呢？我在去除了毛的理论后，为人民造反行为所做的辩护，照样可以撑起66运动的价值。油和水的分离的真相，被我揭示了，也顺理成章地稀释了曾经盛行一时的毛和人民“鱼水关系”之说。
我不否认，1966年的人民造反行为的确存在着共产党那种“继续革命”的因素，亦不否认此一种因素在发酵的过程中促生出“人民权利”的事实。所以，当水和油分离后，水的深度测量不适用于称油的称杆，而必须采用水文标准，使用水文方法──这就是政治和社会事物中的“科学”涵义。所以，稀释毛的理论价值，不但不会损坏人民造反价值，反而使它获得了“科学”的意义。
支持我分析的正确性是，此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1989年，没有了毛泽东，学生不是照样造反吗？北京市民不也是照样造反吗？而后的汉源起义、瓮安暴动，石首事件和近期的乌坎村事件不都是，人民造反的“暗火”在燃烧吗？到一定的时候，这种燃烧着的“暗火”会把全国连成一片，专制主义的“中国式”建筑最终难逃被化为灰烬的命运。

二、人民造反是民主的老底
你翻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老底，其底牌都是人民造反。美国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民主国家，不就是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府的造反吗？殖民地要脱离母国，不是造反是什么？此时此刻，英国政府派出军队镇压，也是天经地义的，可就在这种天经地义事情发生之际，殖民地人民造反的胜利，却奠定了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使人们的权利永远地高于政府，即使过去了若干年，在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时代，人民造反的合法性，在林肯的表述中还是鲜活的存在着，他说：“这个国家（指美国──笔者注）连同它的一切结构，都属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旦他们对现存的政府感到厌倦，他们便可以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去改革它，或者行使革命的权利去解散或推翻它”（《林肯选集》中译本第161页）。
1966年，中国人民造反行为，不是拿起“枪杆子”去造反，而是如人民所说的“拿起笔做刀枪”式的造反，是写大字报的造反，是组织人民自治组织的造反，是炮打共产党“当权派”的造反，其行为之合理、合法就在于人民有权利这样做，是权利允许人民如此做，也是人民运用权利时起码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民主的理论在这里已经不是把政府视为“神殿”，不是把坐在其内的人视之为“神”，在英国某一位大理论家的表述中，政府仅仅是如“犁头”那样的“工具”，“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享有对其之完全权利。打烂一个政府（特别是一个不义的政府），就如同打烂一个破旧的“犁头”，不再是一种“犯罪行为”了。
可是，在我们中国，1966年人民造反行为，现在被许多人还视为“犯罪”，不是少数人这样看的，而是大多数人这样看。如此这般的混乱出现，把我们中国已经轻而易举地拉回到“封建时代”了！可不是吗？在一个“皇帝”去后，由谁来决定新“皇帝”人选，不就是我们正热炒着的“十八大”吗？
人民一旦放弃了造反的旗帜，那么，政府骑在人民头上的事情就会永远存在，目前的中国就是这样。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不就是相当于过去的几个“辅政大臣”之故伎重演吗？
对于上面的故伎重演，工人说什么？农民说什么？市民说什么？学生说什么？普通的干部说什么？知识份子说什么？不都是“口欲言而嗫嚅”吗？
这就是说，当人民失去造反权利后，一切的一切都由最高当权派说了算，管理国家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就成为耍猴人安排猴子耍街，哪个猴子上，哪个猴子下，全取决于打猴子鞭子的权威。对如此不公正、不义、不道德，如此可耻、可恶、可恨之事，谁个可以发表有效的反对言论呢？
在我们中国，时间看样子好像给停住了，但它终究还是有变化，如果说在高层，由谁来充当国家“一把手”的事情，因为“顾命大臣”们威严锐减，所以“驴槽里就出了马嘴”，高层内部出现了异议，以至于美国媒体也看出了事端，终于说出了“左右派都造反”的话。
行文到此，我得说当“人民”这一头的造反在被禁止后，共产党内部出现的“造反”才变成“北京最头疼”的事。其实呢？在这里，“造反”是一个形容词，是说北京把“左右两派”都搞不定，两派都要起事，“打内战”，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亲身经历了1966年事变的中国人，对于共产党上层的“路线斗争”（它是“文革”起源之一）的情况没有兴趣，也无希望可以寄托，即使把它放到“狗咬狗”的俗人水平去理解，也不感觉失去什么，所以，我不关注它，我仅仅关心的是：此一“左右都造反”的局面很容易引发人民造反，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后一张牌也许会被摊开。
我研究“文革”得出的结论是：在不民主、不自由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有造反的权利，这一权利不是毛给，是“造物主”赋予被造之物的东西，换一个角度，用18世纪哲学家的话讲，是“天赋人权”，所以，我只为它失败而惋惜。

三、由几副“文革”漫画引发的联想
也就在我写此文的今天，在《博讯》上看到了一组“文革”事情的漫画，漫画讽刺的是薄熙来的老子──薄一波，说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动分子”，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看着这一副漫画，我浮想联翩，心潮澎湃，我以为，在“文革”中的人民批判，是99.9%的正确！可不是吗？我假设：“文革”没有被“否定”，在“文革”中已经被“打倒”了的薄一波、刘少奇、习仲勋、俞启威（文革前虽然已死，也没有逃脱“文革”的大批判）等等都如“文革”造反派所言“永世不得翻身”，那么，中国能够出薄熙来、刘源、习近平、俞正声等此类人物的公案吗？
正确的推测是：如果“文革”没有被“翻案”，薄熙来大不了是一个车间工人；习近平即使走出了派出所，也因为“少年污点”会一辈子抬不起头；而刘源、俞正声（还有一个叛逃了的哥哥）他们一辈子也走不进中南海，怎么可以变成为掌握中国人命运的老大呢？一句话，他们都是在翻“文革”案的风浪中，走到前台的，也都因为他们的“先人”们在“文革”中和邓小平一样的“受到了革命群众的大批判”而后“反正”的。因此，我进一步推断，如果以上诸位“太子”们投胎于普通人家，那么，他们混一顶“县太爷”的乌纱帽也许心满意足了，谁还想着做13亿人的“老大”？

四、结论
历史如果在这里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个玩笑”的话，那么，“玩笑”里的事情却是残酷而严重的，对此，中国“共知”的几篇文章能够解决问题吗？异议人士的一个声明，维权人士的一种自杀式抗议，能够解决问题吗？不，不能！
惟有人民造反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这同徐水良先生最近在《独立论坛》上发表的“全民起义”文章的观点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一般不写发号司令性的文章，我的文章是要让“人民”──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集合体──回想自己的历史，使“人民”下意识的反思：
“历史上我们有过全民起义、造反的事情吗？”如果回答“有”，那么，是“什么时候？”在反思过程之，如果人们寻找出了1989年、1966年，1949年、1945年、1911年这样的时间段，那么，用“百年革命”的这条线索去贯穿它，人民没有做成功的事情（造反），一定要成功，就是所谓的“天意”，就是所谓的历史，就是所谓的中国人民使命，而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建构，都少不了它啊。

（2012-09-08）
〔本文首发于《民主论坛．电子日刊》2012-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