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重庆模式，文革模式，中国模式

tuffy05

重庆模式，文革模式，中国模式
2013-01-16

　　针对刚才二位讲的“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和文革模式，我有不同意见。虽然在基本政治制度上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在国际环境，社会环境，政策导向，具体做法上区别很大。十八大以后某些激进自由派深挖猛批重庆模式，同时又提出“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极端化”，这样全盘否定并妖魔化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是为了推进他们的“宪政改革”。这观点我不反对，但我的分析方法有所不同，我主张做具体历史分析，阶段性分析，而不是简单从意识形态出发，这样才能避免左右两方面的片面性。否则，中国就什么时候也达不成社会共识。文化革命，权贵资本主义，和薄的民粹主义，三次撕裂中国社会，往下撕裂下去，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就难免分裂。无论如何，我是坚持自己的“超越左右”的思维方式，力求全面客观解释重大问题。
　　基本制度当然没有变化，薄就是想在基本制度框架内，强化“左”的那一方面，解决中国问题，他的失败十分偶然，其背后的必然性就是，薄用极端方式企图大幅度改变中国目前利益格局，加上本人性格偏执，使得大多数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支持他的高层领导对他不放心，最终走向彻底失败的命运。
　　薄的做法和中央政府，其他地方政府区别很大，他的作为可是大多了，不仅是民生问题，干部腐败脱离群众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他是一揽子解决。按照德热拉斯《新阶级》的说法，目的并不重要，也无法判定，手段才是最重要的。正因为中国缺少民主机制，薄才采取极端的错误手段。
　　我一贯反对在谈路线制度的时候扯上个人品质，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主要看社会效果。我刚一说他反腐败坚决，你就说他自己也有腐败。我刚一说他有政绩，你就说他有个人野心。那么，不作为是不是就更好，就没有个人野心了？另外，最高层的腐败与普遍性的腐败也不可同日而语，自己腐败，也可能反腐败，也可能不反腐败。如果随意混淆概念，我们就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了。
　　该反思什么就什么，不以个人荣辱为标志。这是见风使舵？ 网络上有许多攻击，反正你讲的不符合他的胃口，他就要污蔑你的品质，而不是讲道理。超越左右，可以两边说好话，也可以两边质疑。我采取的是后者，这就得罪两边。这些人心胸真是太狭窄！或许他们说不过，只在自己小圈子里互相激励。这是什么言论自由啊？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凝聚改革共识”，还是他们那一伙人自说自唱，不与对立面对话，想以自己为中心所凝聚的只是宗派共识，无法达成社会共识。
　　我是《重庆模式》书第二作者和主要策划者。我们的书肯定重庆前三年成就，意见方面，是以积极的建议和规劝方式提出的。第十章是我写的，有许多规劝，重点就是希望重庆在取得决定性成果以后，主动向民主法治转化。我写的其他两张被出版社删了，大段引用美国苏小康和陈破空的观点，就是希望重庆注意知识分子的感受，不要太过分。可惜他们没有听。薄执政前三年，其指导思想是极左，且使用违法手段，但初期恶果没充分表现，成果充分表现出来。一般短期效应都是这样。
　　左倾错误主要爆发在2011年。第一，4月份第二次抓律师。第二，提出“共同富裕”的政治纲领。第三，与北京的“三左派”互相呼应。荣剑《奔向重庆的左派》写得很精彩，但右派和中间派也去了不少，名单都应列出，特别谁拿了重庆的钱，这样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重庆模式。
　　天则作为一个学术阵地，比其他地方好，没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以势压人的语境。讨论问题比较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2011年5月在香山开会，就是自由争论。我刚从重庆回来，经考察我说抓李庄是重庆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后来李庄经中央最高领导亲自指名放出，胡的七一讲话已明显向右转，薄亲自带队进京唱红几个常委都没出来。我感到薄受不了挫折会继续犯错误，而且打黑中间使用刑罚等事情逐步透露出来，我们加大了对重庆批评，包括一系列微博和讨论会发言，许多朋友如萧功秦，张木生，朱景文，王晓东，黄纪苏，祝东力等都支持我的意见，腾讯说我直接向薄提出建议，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拿过重庆一分钱，在这里顺便辟谣。
　　自由派强烈批判薄是复辟文革，都形成对薄的压力。
　　薄处于选择之中。2011年12月重庆市委常委通过了《民主法治15条》，标志着重庆转向或可能转向，可惜没有来得及实施，王立军就进了美国大使馆。这是决定性的错误，足以彻底抹杀重庆全部成绩和它可能的转向，也象征着一个民粹主义模式的彻底垮台。
　　现在说重庆前三年干得全不对，我不同意。发展重庆是中国大战略，各届领导是有持续性的，何况经济工作一直是黄奇帆在抓。薄有特殊作为，他直面社会主要问题，想以极端手段一次性解决，是冒进了。光说他有野心有什么用？
　　秋风说有两个重庆模式，经济方面对，政治方面错，这倒不一定。我认为重庆模式就是一个整体，是极左的民粹主义模式，极左或者极端手段，不说明一定时期不能做出成果来，恰恰相反，治乱世用重典，只是不能持久。
　　重庆经济方面也不全对，政治方面也不全错。大家似乎对“共同富裕”没有批评，其实这个说法我不赞成多提，最高纲领提多了，以量化指标强制推行，就容易左倾。薄行事的高调风格，想独树一帜，中央早提出抓民生，邓小平也说过“社会主义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为什么重庆市委常委会要通过“共同富裕”，当成政治纲领？国务院新闻办下属的九州传播公司受重庆委托搞了大半年，请几百个学者，天天在重庆卫视上搞“共富大家谈”。有必要天天谈吗？我是《重庆模式》作者，许多朋友推荐我。九州策划请我去两次，我当时提出共同富裕有片面性，结果他们拒绝我上电视，借口是我爱插话，不适合对话栏目。
　　什么叫共同富裕，概念不清。作为美好理想之一，最高纲领，概念可以不清，作为实际政策就必须清楚。
　　大多数人理解为：只要贫富差距大了，就没有共同富裕，他们共同富裕概念是向平均数靠拢。实际有三点可以讨论：第一，在任何时候都有稀缺资源，共产主义也要有先后。第二，如果不理解为稀缺资源，“富裕”就是吃饱穿暖，那么可以说，中国大多数人改革开放以来，都在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中，一步步实现。计划经济首先强国，但大家共同贫穷。中国共同富裕从改革开放开始，不能说前30年只是两极分化，把2011年，把重庆作为共同富裕的标志，老左派代表人物这样讲，把重庆经验和全国，和改革30年对立。
　　我讲经济学，专门讲六次群众性消费高潮，听众都爱听，中国人民从1979年开始吃饱饭，就开始共同富裕。后来出现严重两极分化也是事实，要揭露批判，但不能因此否定大多数人在共同富裕。在中国不能把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对立起来，有这个就没那个。共同富裕首先要看贫困线是否提高，然后看大多数人是否提高，第三看一小撮暴富。应少提共同富裕，多提消除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人民政治经济权利，消除权贵资本主义，限制官员腐败和极少数寡头控制政治经济命脉。这不是“共同富裕”四个字可以概括的。
　　2011年7月以后重庆大搞共同富裕宣传，是要掩盖4月份抓律师，7月1日在北京唱红受阻，自己不想纠正错误，提点新玩意向中央闹独立性。在重庆大讲“共同富裕”，是有特殊含义的，是其左倾错误的组成部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能抽象地把问题绝对化，而是要结合具体时间地点去做具体分析，毛泽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可惜他后来自己也抽象化绝对化了。这个口号也变成了文革派与薄结合的连接点。7月份某老左派在乌有之乡提出左派新纲领“共富为纲领，熙来当总理”。我一个微博过去揭露，之后他再没敢说话。共同富裕成为重庆模式纲领就有错，拿基尼系数去衡量，等于强制性实现社会平均，这是左倾。重庆抓民生成绩很大，温家宝也有啊，农村都说他好。
　　胡星斗：对胡锦涛，温家宝赞赏有嘉。
　　杨帆：胡温时期抓民生，先取消农业税，后给农民建立社障。这方面重庆超前，土地流动，农民户口，就是全国下一步要做的城镇化。它的廉租房盖了许多，30万农民工成为既得利益者，问题是水平高了，没退出机制，以后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重庆在政治上似乎已被全盘否定了？
　　作为总体的民粹主义模式，应该被否定，这方面历史比我们更加果断无情。要深刻分析其社会根源，就要做思想思潮分析和具体历史分析。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针对某个特定问题，包括打击黑社会，也不能完全否定。
　　薄是一人专权，与众不同的是他敢搞民粹，充分利用毛泽东形象和革命传统，控制话语权，在此基础上镇制官员，此点类似文革。用警察打黑与文革不同，可以说代价太高，长期预后不良，但不能说没短期效果，甚至说全抓错了。要不咱就请公安部出来核实，有没有破一些大案要案？枪毙几十人，抓5000人，一个一个复查。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掩盖也不可能，我2012年初是第一个公开向重庆新领导提出：通过法律程序复审所有打黑案件，公布没收财产的数目和去向。我的观点国内外报纸都转载了。政府没有必要再掩盖，公布出来才好讨论。
　　别的地方作为不大，是人笨？还是他们不敢搞民粹？这涉及更深的问题，就是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只说一边有片面性。黑社会，为什么民主法治国家不能根除，而法西斯国家和中国文化革命期间，就扫除得很彻底？是不是民主法治政体就治不了黑社会？我们搞民主法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黑社会？你只能说我们选择次优，最优是不存在的。那么，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什么是次优？是可以讨论的，没有必要把宪政和法治绝对化，搞一个新的基本原则，搞法律原教旨主义。
　　程序正义强调，宁可抓不着也不能错抓，道理是保护普遍人权，我同意。但老百姓继续被黑社会杀，这人权怎么保障？重庆当时面对着黑社会猖獗，打黑是必要的。运动式打黑违反了西方法律程序，没违反中国体制和法律程序，只有警察打人是违反了现实的中国法律。我们说事情应该客观，实事求是，从自己理想和价值出发就容易激动，没法与人交流。
　　我到美国开会，大多数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没这样极端，反而向我质疑了许多问题，我一一答复了，他们比较满意。这样的场面在国内反而少见，各派都是抱团扎堆搞宗派。他们一些人跑到美国国会游说，要求支持中国左派，说他们在客观上也是民主力量。美国兰德公司早就有报告（我没核实真假），对薄也有类似评价。王军涛在讨论会说现在的办法打不倒薄。
　　你说他不行，你要拿出好办法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了，自然就打倒了薄。你解决不了，又说人家办法不行，能服人吗？重庆做法本质上不仅是违反程序正义，也有钻法律空子的问题。虽然警察打人是完全违法的，但重庆打黑成果不是全靠警察打人得来的。历史上许多大案要案，都有线索，只不过没有决心抓。
　　我说重庆模式是民粹主义模式之一，重庆模式和文革模式都是民粹主义模式，本质上是一类，在思想上有许多联系，北京的文革派在呼应。不同的是重庆用警察抄家，不是群众直接抄家，这是区别于文革的另一种民粹模式。
　　这里有没有一定实质正义？我认为有。其实文革也有，否则下层老百姓为什么拥护？总是说老百姓靠不住，轻视老百姓评价，这是中国自由派收入努力奋斗，但总是不大得人心之处。当然满意程序正义，实质正义最终不能实现，但民粹思想可流传下去，只要不当主流，就有历史价值。
　　秋风刚才说，要把重庆逻辑说清楚。我总结是：用强政府解决市场经济的不均衡和腐败问题。强政府需要关键性前提是自己不腐败。自由主义者刘军宁逻辑很清楚，他说强政府的前提是政府自己不腐败，他认为政府不可能有这前提，所以应尽量退出。我们可以反问：是不是能够采取极端手段，在一定时期制止政府腐败，就可实行强政府？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关键是实践。重庆模式把毛旗帜打出来，通过唱红造就强大群众压力，使强政府暂时不腐败。这样做长期不可行，因为权威会离开，必须依靠民主法治。但近期效果是震慑官员不敢贪污，下去为老百姓办事，所谓官不聊生，在一定时期造成不腐败的一个强政府。这时候，扯薄个人腐败不腐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重庆的逻辑，跟中央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想利用革命传统，传统资源加上个人权威，加抓人打人杀人，造成一个红色氛围。你说它是法西斯模式也对，在一定时期它还是震慑了官员和黑社会，也未必没可能转化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可惜在2011年没及时转变。
　　实际上重庆真正的特点还不在违反程序正义，而在于它钻法律空子。黑社会在法律上和企业没明确区分，法制社会不能根除黑社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要根除黑社会就难免违反法律和人权，这是深刻的制度矛盾。
　　薄不仅抓黑社会，还想剥夺富人阶层，两个事一块干。
　　根据最近重庆公安局领导的说法，80%受处分的警察已经平反。打黑代价大概是多少？我们静待重庆政府的说明。
　　关于剥夺富人财产，还没有解决。王立军是借这机会强迫让黑社会头目揭发有钱人，说有钱人是他们的头。有钱人说，我交保护费，是黑社会敲诈我。黑社会头目说，不是保护费，这有钱人就是我们的头。究竟怎么回事，黑社会头目已被枪毙了。最后能不能翻案，取决于薄倒不倒台。我2011年建议重庆主动甄别平反，那时主动这样干，这些人是感谢不尽。可惜薄只要在台上就不给甄别，只要下了台就是一风吹。想完全摆脱政治，搞纯法律治国，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在经济学家里面说市场经济万能我就不赞成，为此打出“经济学非主流”的旗号和他们对抗。
　　法律万能吗？甄别不甄别取决于薄倒不倒台，说明法律本身不万能。薄倒台了，绝大多数平反是必然的。公布抄家财产也应该，大概在几百亿，最高有说五千亿的我不信，要公布出来。抄谁的家，钱给了什么人也要公开。凡属抄家的钱，必须退回给重庆政府。该没收的没收，大部分应该退还。
　　钻法律空子这件事，我们一直持批判态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自由派法学家最支持。他们说，能钻法律空子的人聪明勇敢。薄把黑社会和有钱人联系起来，究竟是违背法律，还是钻法律空子，我要向法学家请教，这不是你骂法西斯，就可以把人吓唬住的。
　　要说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关系，制度没变，权贵也没变，思想上有连续性。薄本质上不反权贵，他自己就是一个大权贵。抓民生社会治安基本是好的，老百姓得了实惠。但他以国企为依靠力量，依靠外资从大连一贯如此，他就是整民营和富人这部分。我到重庆去，民营企业家跟我说，王立军通过公安局监控所有有钱人。
　　秋风：现在各地都是这么干的，不光是王立军一个人。
　　杨帆：是吗？
　　权贵没有变。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在九十年代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到2004年被张五常，顾雏军把事搞砸了，被人民唾弃，也被真正的自由主义唾弃。权贵包括高干子弟，看极右寡头主义走不通，反过来走国家主义的路，并且利用左翼民粹主义，打压右翼民粹主义。
　　重庆模式在思想上与中国模式的联系，是有的。这就是极左思潮，前任领导前5年干得不错，逐步扭转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学术的控制，扭转了极右的寡头主义倾向。但2004年以后错误地支持马克思主义工程，纵容极左，压制中左中右，直至发展到极左民粹主义在重庆上台，薄在思想上就是左倾错误的极端化。在制度上薄没有改革思想，但他恢复了极权主义的执行力，把腐败控制住了，把左倾理想变成现实。
　　唱红歌起源于江西，北京市老干部子弟天天唱纪念先辈。唱红被薄极端化，纳入了他的民粹主义总体模式，制造氛围压制干部腐败，打掉黑社会，用暂时革命化了的官员填充中层真空，以制造强政府。这样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当然不能持久，关键是向什么方向转变。
　　在支持重庆的学者当中，重庆宣传部很早就把我的名字删掉了，据说是我15年前去重庆新华社讲课，有人告我有一句话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新华社当时有话：以后再也不请杨帆讲课了。其实我多次去重庆高校讲课。作为《重庆模式》的作者，重庆宣传部把我排斥在外是不公平的，如果他们能够更加重视我的意见，重庆模式也可能不快太，并转向民主法治。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现在我还是要向他们当时的不公平反攻倒算。是苏伟看不过去，2011年11月学术界开会才请我去，我把萧功秦也请去，以抵制极左思潮在重庆的蔓延。萧功秦说了一句“毛左”，马上6个文革派，韩德强的粉丝，跳起来大骂。我毕竟是《重庆模式》作者，他们不好意思骂我，最后大部分人也服气，因为我说重庆打掉了黑社会和腐败官员，再搞民主选举，就应该是左派所理想的“人民民主”了。这恐怕也是12月份重庆常委会通过《民主法制15条》的原因之一，重庆向中央报告，重庆经过打黑，确立了民主选举基础，要全部在基层搞选举，上边批准先搞三分之一试点。如王立军不出事，按薄的风格很快推进。
　　你把人看成是魔鬼就不对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对魔鬼讲的。一些自由派一贯对暴富者非常理解，非常宽容，三次提出要“赦免原罪”。既然大贪污犯可以戴上白手套，那薄就不可能戴白手套吗？蒋经国不也是先杀人后戴白手套的吗？ 15条如果真干，并不是说重庆模式没有走向民主化法治化的可能。
　　问题在于薄的个人风格太强硬，大家对他不放心，极左派一直把重庆向左的方面拉，说什么“重庆经验说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是可以走得通的”。我在乌有之乡批评他们不要太嚣张了，话说到这样地步：毛搞文化革命是唱悲剧，你们再唱就是闹剧。但他们那里听得进去？全部被胜利冲昏头脑，大概和薄熙来王立军握过手的都是这个样子，拿了钱的就更不用说。我刚说一个礼拜，王立军就演出了历史大闹剧。薄与极左互相利用，是极左害薄，王立军害大家。还有人替王立军鸣冤死保。王立军所联系和依靠的，没什么大知识分子，是边缘化知识分子。黄奇帆依靠的是左派大学教授，薄是左右兼顾，他请的右派也很多，拜访的右派也有，请《南都周刊》也揭露一下。
　　王立军出事以后，极左派拒绝反思，绑架整个左派死保王立军，导致左派基本丧失话语权，其代表人物被角色化，丑角化。右派在2011年非常紧张，到处开声讨会。2012年大喜过望，在一边看左派内部分裂。十八大以后连续动作，目的首先是把薄的审判坐实。胡把这事留给习，还没处理。左右派都主张程序正义，无罪推定，要允许薄自己聘律师，自己辩护。能不能判薄还不一定呢，只要证据不足，就只能宣布无罪。
　　是胡定调把薄归结为个人品质，路线不许谈。我们可理解为十八大稳定，十八大开完了当然要谈路线。
　　对薄应作为政治家，政治处理。他手段错，路线极左，我们必须先清极左思潮和路线，消除其社会基础，也要面对极右寡头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恶果，在民主法治上轨道上确立中国改革大方针。急于个人判刑不是关键，也不利于社会和谐。为什么一定要盯着审判薄啊？难道某些人另有谋略，想打掉未来竞选对手？
　　所谓“改革派”有人第三次提出，要对贪污犯进行“大赦”，是不是也包括薄在内啊？！
　　对徐友渔的评价：
　　你讲了重庆模式和文化革命模式的一致性，我都同意。但重庆和文革的区别，我觉得你也应该注意。
　　重庆是这样的，市政府发20万封信给了每个家庭，说请你揭发，提供线索，有4万封回信，80%实名。是正确的，比现在最近网络反腐还要正确，群众向政府机关提供线索。
　　后来发生警察打人当然是错误的，但破案线索主要不是依靠打人，有很多线索是历史上留下来的要案大案。
　　只要社会公正问题解决不了，就有野心家出现，这是历史规律，徐友渔作为著名文革史专家，指出文革实际上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而且以后只要有社会不公平，就总会有这样的民粹主义野心家跳出来煽动。这么说很深刻。说明以后还是有文化革命或重庆模式的土壤。
　　他把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原则的纯个人野心家，为夺取最高权力才利用民粹主义的，我觉得还是一几分真诚的，至少他年轻时候被关了7年，觉得毛这套洗脑方法有用。
　　我和自由派的区别，是阶段性看问题。
　　你可以说，只要一开始错，以后就注定跑不了，这可以讨论。
　　人类发展有深刻矛盾，民主宪政实行以后会出现什么毛病？现在就没有人说。
　　政法大学专家说的，重庆打黑不能说完全违法，而是钻法律空子。除非先把薄政治上打到了才能翻案，说明在中国还是离不开政治，法律独立不了。
　　如果法律独立，审判薄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你还是说，法治自身没任何弊病，现在的问题是党管法律。我想问的是：如果党不管法，法治自身会不会失灵？
　　就像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的：市场失灵一样。
　　何新说，文革是一场宗教革命。这是最高的正面评价了。
　　法治社会为了人权就得容忍黑社会。法治本身不能根除。
　　个人素质，也是讨论的一个角度，就是讨论高干子女从文革以来的思想脉络，到薄可以说是划上句号。可以召开这样的讨论会。
　　我们很重视年轻人，学法律的意见，你们毕竟没有历史感情，知识结构比较新，看法比较客观。
　　我纠正一个事，你接触的只是法学界一部分搞宪法的，法学界不是一派人，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沉默的大多数很多，只是没有他们嗓门大。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是知道的。
　　[ 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12月6日天则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9「反思“重庆模式”：制度与思潮」讨论会上的发言修订稿 ]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47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