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刘晓阳）：王友琴的蒙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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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的蒙太奇

马悲鸣

世界著名的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秋（Bela Balazz 1886-1952）对蒙太奇下了较为具体的解释，他说：“蒙太奇（Montage）就是把导演拍摄下来一个一个的独立镜头（Shot或Cut）依照着一定的顺序连结，使它产生导演意图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创造过程可以比喻成一个工程师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机件组合，配成一件完整的机器一样。”巴拉秋又说：“无论有多么强烈而富有表现力的画面，也无法将画面中对象本身所持有的意义完整的在银幕上表达出来，必须在最后的瞬间（运用蒙太奇的时候）站在高一层的观点上进行组合的工作，将每一个被拍摄下来的独立镜头整理并进行统一的剪接，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些被摄影下来、毫无秩序和意图的断片经过蒙太奇（编辑），使它们在导演意图之下衔接，产生有系统的效果。”

举个例子来说，电影画面上先出现一个人身上的行军水壶口朝下，盖子在一旁挂着晃动的大特写镜头。然后跳到第二个大特写镜头：一个躺着的带血小腿和肮脏的光脚在地上缓慢移行。再跳到第三个镜头，远处一个匍匐的人影正在蠕动，身后一条爬行过的痕迹一直延伸到跟前。没有一句台词，也没有演员面部的痛苦表情，三个顺序编辑在一起的独立镜头，就把一个绝境中的伤员正在艰难爬行的情节交代完了。每个镜头用五秒，十五秒就解决问题。而其实这三个镜头可能毫不相关。水壶是在摄影棚里拍的，带血的小腿和脚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而爬行造成的地上拖痕可能是用个耙子划拉出来的。

如果不用蒙太奇，则要先有伤兵的近景。他吃力地拿起空了的水壶，打开盖子往嘴里倒，证明水壶确实是伤兵的。然后用摇镜头，从水壶连续摇向带血的小腿和脚，证明这条伤腿也确是这名伤员的。然后镜头摇向伤兵正在匍匐前进的身躯，直到伤兵爬往远处，证明身后留下一道拖痕确实是这名伤员自己爬出来的。

这个连续摇动的镜头怎么也得一分钟以上才能交代完。 上面附录的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里的十句话[1]用的正是蒙太奇手法。

这十句话里12次提到宋彬彬的名字，没有一处直接说到是宋彬彬指挥或参与了打人。但把这些相互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的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到一起，就能给读者造成印象：因为宋彬彬打死了人，所以被奖励上天安门城楼去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她的父亲也因为女儿打死人的功劳被奖赏进了政治局。

国内有见义勇为者扶起被撞倒的老太太，反被家属讹成撞人者，重价索赔的。家属的逻辑是:如果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为什么要救？
这是用结果暗示原因，如果宋彬彬没有打死人的责任，为什么不是别人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不是别人进政治局，而偏偏是宋任穷父女？

当然，如果两个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先发生的是原因，后发生的是结果。但如果两个事件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不管哪个事件发生在前，哪个发生在后，都不会构成因果关系。师大女附中打死老师、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和宋任穷进政治局是三个独立事件，相互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王友琴在知道卡玛公布了和她的通话：“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王友琴）说∶‘没有’。”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愤怒地否认自己这样说过。当然卡玛当时没有录音。但如果问王友琴，那你的意思就是宋彬彬打人啦？她也会声明：“我从来没这么说过”。

王友琴采用的是蒙太奇手法，把她极力要入宋彬彬以罪的意图极度明显地暗示给读者；却又不肯把话说得直截了当，以防被人抓住把柄，起诉她诽谤。

王友琴是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生，蒙太奇写作伎俩娴熟。上面那篇说秦晓“就在气愤为甚么他还没有当上总理”又是一篇新作。两篇对比着读，就可以从王友琴构陷秦晓的文字里看出她罗织宋彬彬罪名的手法。

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友琴参与了殴打老师。但我们可以用王友琴的蒙太奇手法推测。

打死老师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高一（3）班，这是公认的事实。而王友琴正好就是高一（3）班的成员。其次，在王友琴写的这么多死缠着宋彬彬不放的文章中，无一字提及正是她自己所在的班在打死老师时起关键作用。第三，从她死揪着并无责任的宋彬彬不放，却只字不提本班的关键作用看，很可能她自己也参与了殴打。因为一旦追究起刑事责任，很有可能追究到她自己头上。所以这么多年来她才如此顽强地以攻为守，死死咬住宋彬彬不放。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和自己所在班的刑事责任讹到宋彬彬头了。

虽然王友琴、胡平、敏一鸿死追宋彬彬的“态度”、“道义责任”不放，但至今无人能证明宋彬彬有象伏生那样至少推过一把的刑事责任。而高一（3）班是主要刑事责任班。主要刑事责任班的王友琴本人却无法象宋彬彬那样证明没有至少推过一把的刑事责任。

根据王友琴式的蒙太奇推论，在打死老师这件刑事犯罪案件上，她自己比宋彬彬更象凶嫌。

《周末文刊》2012年第49期

[1]　一、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二、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
三、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
四、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五、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六、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七、《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八、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九、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十、在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宋彬彬和彭小蒙，一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转自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