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寻找张国焘墓地

tuffy05

青年时期的张国焘。



1964年张国焘全家在香港合影。



　　核心提示：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国焘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
　　
张国焘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中共早期领袖，1979年年底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对于张国焘下葬之地，坊间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语焉不详，在此，我们解开谜团。 　　

张国焘的死因刍议 　　

据现今可查阅的资料，张国焘是1979年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的。时值冰天雪地，天气奇寒。那天晚上养老院突然停电，没有了暖气，当时他已是中风的孤独老人，夜里毛毯从身上滑下来，他行动不便，被活活冻死了，死后就葬在多伦多松山墓园里。这是目前海内外最为流行的坊间故事，起源于张家友人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真伪难辨，描述了与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的越洋电话内容，时值张国焘去世的第二天。此后，可见的文字还有国内记者来加拿大采访，回国后报道的情节如出一辙。 　　

其实，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 　　

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国焘“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 　　

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老人与妇女儿童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的《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国焘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 　　

张国焘去世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所谓张国焘最后因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一说，应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墓地何在 　　

松山墓园，位于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距离市中心约30多公里。我带着种种好奇与疑问，首先造访了墓园管理处，希望能寻找到些许线索或可能的答案。 　　

但是墓园管理处的电脑系统里根本就没有张国焘的中文字样，或近似的英文拼读字母的任何相关记录。由此可见，大多数来访者因查不到张国焘的姓名，无果而返。 　　

正当我们感到彻底失望之时，那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Kai—YinCheung的先生，说是相似中国姓氏，向我们求证。我一听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声欢呼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因为我知道，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祛，恺荫就是张国焘的字号，正如仲甫即是陈独秀，润之即是毛泽东。 　　

我们确认了张国焘的墓穴在此无疑，就按照管理处提供的指南前往寻找。松山墓园很大，占地约有3000多亩，埋葬着数万魂灵，估计是多伦多最大的墓地。其中有几个墓区，主要以华人碑林为主，放眼望去，满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于中国墓园。 　　

在墓园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区的三角地带，在偌大的一块坡地，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路小跑，来来回回地奔走，仔细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队矗立在那里的碑林，看过了每一块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不得发现，好生纳闷，心想该不是墓园管理处的职员指错了方向？ 　　

无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园管理处的员工帮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是他们却表示不能接受，也绝不陪同，言之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是在管理处主事接待，从不陪同客人下墓区。 　　

至此，我们在墓园里逗留了已近三个小时，精疲力竭。我希望再去最后梳理一圈，即使无果而返，也就无怨无悔，不枉此行。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间，我猛一回头，瞥见了不远处，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镌刻着“张公国焘”四个苍劲的魏体汉字，啊！终于找到了！ 　　
隐姓埋名为哪般 　　

近年来，鲜有见之于报端，描述张国焘墓碑的文字和图片，仅有的几段文字多以竖立墓碑为张国焘唯一的墓碑，其实大谬。这块碑文上书“张公国焘”和“张杨子烈”两人姓名，后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理。显然这是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两人的姓氏用汉字镌刻，其他皆为英文表述，杨子烈的生卒日期为“DEC.9.1902——，MAR27.1994”(即1902.12.9—1994.3.27)从这一细节，可知此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应在1994年3月27日之后，也就是杨子烈去世后，晚于张国焘去世时间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那么，张国焘的早期下葬地点和墓碑究竟在哪里？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习俗，以张国焘的身份，应该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原始墓碑。经过仔细实地考证，我终于发现了谜团的答案。 　　

显而易见，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并非原始墓碑。事实上，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它约7米以外的一块地碑，只有砖头大小，呈灰褐色，全英文，上书字母KaiYin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位牧师，而非15年以后去世的张国焘原配夫人杨子烈。 　　

可以想象，在那个非常年代，如同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张国焘下葬时由牧师主理并立碑文，顺理合情，同时也为夫人杨子烈避嫌。 　　

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与情仇骚扰，从此隐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里，不能不说是来自家庭与牧师的精心设计。 　　

离开墓园之前，我再次来到了墓园管理处，向几位员工求证，为何一碑两用？为何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与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过去年代里本是同样正面位置，现在却变成了另外一对夫妇？那对夫妇的碑文立于2000年2月，完全是新刻。根据时间顺序推理，晚于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6年，显然是采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后者的碑文。 　　

在中国墓葬文化里，一碑两用，这一作为不仅犯忌讳，也是大不吉利，极少有亡者后人采用。据墓园管理人员说，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换了一个朝向，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许这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如今这一效果已经达到了。绝大多数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扫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难会想到这块竖碑还另有玄机，背面还刻有中文方块字？难怪探访者按图索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 　　

仔细观察松山墓园里坟墓的布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并且完全没有按编号排列，显得有些散乱无序，看得出当年下葬还没有纳入统一管理，逝者后人选址的随意性颇大。因此，可以推论，张国焘的原始地碑及冥坟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就应该没有被挪动过，保存完好。人们只知有竖碑存在，殊不知地碑与竖碑之间存在的重大历史误读。 　　

因此，地碑旁应该才是张国焘的真实冥坟，三尺泥土之下，埋葬着他的魂灵，而非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合葬墓碑处。后者只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杨子烈去世后，杨家后人再做的第二个墓碑，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不远处。

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td][/tr][/table]

tuffy05

  

  

（图1，Pine Hills Cemetery墓园位于Birchmount Rd的正门，后面的建筑为墓园管理处。图2，张国焘的墓地紧靠园内的小路，为一碑两墓，张国焘夫妇在内侧。图3，张国焘墓地中景。图4，张国焘墓碑近景。图5，张国焘墓地图示。）

（星星生活特稿/捷克佳）看了一篇又一篇的历史回忆文章，忍不住还是亲往张国焘墓地去拜谒。前几天本地中文媒体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均大篇幅刊登在多伦多寻找到张国焘墓地的消息和相关报导，在多伦多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追寻中国历史痕迹的热浪。

有了他人寻找的经验和介绍，加上正是松山墓园管理处的工作时段，很容易就找到张国焘与妻子杨子烈的合葬墓。问询管理处的工作人员Fay是一位黑人小姐，她拿出一张平面图，根据地段号码，很快就在上面画出墓地的位置。后来发现，她给出的地点并不十分准确。

在寒冷的冬日之下，墓园内白雪皑皑。深一脚浅一脚踏在已经结成硬壳的雪地上，心情也颇为复杂，因为即将面对的是长眠于此的中国历史人物——张国焘。他是一个在国共两党内颇受争议的人物，曾先后在大陆、台湾、香港居住，后来移居加拿大。

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地位于距管理处不远的第五区（Section 5, Lot 2263），紧靠园内的小路旁，墓碑由两颗小松树所环抱。这是一块一碑两墓（即两家合用一块）的墓碑，张国焘夫妇的碑记在内侧，碑记的外侧是姓氏为BLACK的夫妇两人。张的碑前有一粉红色的花盆，鲜花凋零不再，枝干也早已枯萎，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前来扫墓。

墓碑之上是大大的张姓（CHANG），之下是张国焘夫妇的生卒日期，上书

IN LOVING MEMORY OF KUO TAO
张公国焘
NOV.26.1897- DEC.3. 1979
BELOVED HUSBAND OF
TZE LI YOUNG
张杨子烈
DEC. 9. 1902 - MAR. 27. 1994

松山墓园（Pine Hills Cemetery）为万博墓园集团（Mount Pleasant Group of Cemeteries，网址：http://www.mountpleasantgroupofcemeteries.ca/）下属的十个墓园之一，位于625 Birchmount Rd，（近St. Clair Ave. E）。

松山墓园管理处的Fay介绍说，合用墓碑在这里较为常见，但有关家属的个人信息则不便透露。身为万博墓园公司家庭顾问的张晓东先生亦介绍说，以前为节省安葬费用，两家共用一碑的现象较为常见，墓地的格局也是事先规划好的。但现在新规划的墓地，应该说至少15年前，就已经没有这种共用墓碑的形式。

实际上，自己在去年夏天就从rolia网上知道张国焘墓地的消息，网友并有图为证。自己先后托几位本地侨团的人士打听张国焘后代的下落，但无果而终，张的后代并不为社区所熟悉。原想在张的忌日12月3日去墓地，说不定能遇上张的家人，但因故未能前行。世界的老李毕竟是历史出身，眼光独到，写出了他的寻访经历。

历史进程通常是由一些重大事件串联所构成，其间涉及的人物，因后人的政治观点、所持理念、研究角度等不同，评价结果可能截然不同。但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后人最应该做的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和早期的组织者，也是学生领袖、工运领袖、中央红军第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张国焘转投国民党阵营但并未获重视。

他之后弃政从文，1946年至1948年他在上海办《创进》报；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举家迁到台北；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 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

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波及到香港，张国焘和妻子决定移居加拿大投奔大儿子张海威；1979年12月3日于加拿大多伦多病逝并葬于此地。

毕竟张国焘是重量级历史人物，仅仅从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发现大量的涉及张国焘的文章，以及褒贬不一的评论，还有他撰写的三册近百万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

有关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的文章亦有不少，但很多大同小异。其中一篇中国国民党知名人士蔡孟坚的回忆文章道出一些生活细节，张国焘与蔡孟坚同为江西萍乡人。

蔡孟坚在文中说，张国焘在民国六十年圣诞节前，忽然右手脚中风，即自长子家中迁入疗养院，已及一年。病源系血脂肪过高，引起小血管破裂，幸无其他并发病症。其记忆力时好时坏，似属衰老现象。同住该疗养院病人，多系老年人，其中有病人昏头昏脑，知国焘行动不便，时到国焘房间打扰，竟将其眼镜、假牙、手表、台钟随便取走。这是他此时病中最大烦恼。

民国六十年即1971年，但另有文献说，张国焘是1976年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亦有文献说，中风发生在1977年。

蔡孟坚回忆道，在张夫人偕我往访之前，嘱我将一些要谈的话或人名，用大字写好，当交谈时，交给他看看，以帮助他的听觉，并可使他便於回忆。因此我预先作了这些准备，当我见到他时，他大为高兴，欢呼大笑，用他尚能以动作的左手握着我的手说：「老了病了，能见到你就万分高兴」，他的衷挚之情，溢於言表，真令我感动万分。

蔡在文中说，十年前他们一家迁往加拿大定居，他们的三个儿子分别资赴英国及加拿大深造，均习科学，分别获得博土、硕士学位，都赖国焘夫妇写作出版收入供应学费，刻均就业成家，并有孙儿女八人。

史载，张国焘1942年与杨子烈结婚，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张国焘夫妇1968年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有文章介绍，张国焘夫妇最初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政府办的养老院。加拿大法律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济。这样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生活，有时还可到中国餐馆小酌一顿。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是中共的老资格党员。在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国共双方共同祭奠黄帝陵后，离开陕北，投向国民党后便再没回头。有文献说，张国焘出走之后，毛泽东并没有为难，将张的妻子杨子烈礼送出陕甘宁边区，让他们团聚。但更多的文献均引证张国焘与杨子烈是在1942年结婚。

旅居海外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一篇题为 “我与张国焘的交往” 文章中说，据杨子烈女士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如果没有解读错误，当时在1938年之前，张国焘与杨子烈两人便已经结婚。

蔡在文中说，这位当年革命情绪高昂的张夫人，此时虽年老腿伤，须策杖行动，但精神饱满，佛口婆心，顾家人而不忘国事。每日在老人院吃了自助餐後，即乘街车去疗养院陪伴国焘，在病榻边谈天安慰，可说是「患难夫妻终生伴」。儿孙亦常来院承欢，但他们夫妇靠养老救济金维持生活。

张国焘病逝于1979年12月3日。有文章说，有关人士向蒋经国转告了关于张病逝的消息。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

这个公墓就是这次寻访到的松山墓园。

tuffy05

再次探访张国焘墓地


首次探访张国焘墓地没能找到，回来后再查赵州茶的博客，看了他提供的走走聊聊博文链接，有关内容介绍的很详细，张国焘夫妇的墓碑是和另一位逝者共用的，在第五区路边，张氏夫妇的墓碑面向墓区内，这就好办了。

2011年7月20日再去多伦多办事时，路过松丘墓园，这次是从Birchmount Road这边的大门进入墓园的，因为第一次来时查看过墓园地图，这次再找第五区就很容易了，到了第五区把车停好在墓区内围着外围转了一圈，所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很快就在第五区和第九区之间，位于第五区一侧的路边找到了张国焘和妻子张扬子烈的墓碑。



张国焘和妻子张扬子烈的墓碑。

张国焘夫妇的墓碑确实是与别人共用的，面向道路的碑面是乔治.伯莱克（Geroge Black）和妻子的墓碑，因为碑文没有介绍简历，不知这对夫妻有何背景。大概是为了节省墓地和墓碑吧，在整个墓园里也有一些这样合用的墓碑，但墓园中更多的是共用一块墓地，两块背对而立的单独墓碑。

张国焘夫妇的墓碑虽然和乔治夫妇合用一块似乎太简陋了些，但是墓碑两旁的小常绿针叶松，郁郁葱葱，形态修剪的也很好。在墓碑傍边也有不知何人何时奉献的鲜花，已经枯萎调零了。看到张国焘夫妇的墓碑，我的心情很平淡，既没慨叹遐想，更没心潮起伏。倒是对自己能跑到加拿大来亲眼看看这个被我们小时候熟知的分裂分子，叛党分子的墓碑有点感慨：小时候做梦也没想过能到加拿大来，更没想过要看看他的墓碑！



张国焘墓碑在第五区外围与第九区相邻处，其碑面向第五区内，墓碑虽与人合用但两边的长青树木修剪的很好。



这是张国焘和妻子墓碑反面的另一家碑文，这面在第五区外面，冲向第九区，行人走在两区之间的路上看到的是这面碑文。

看来老茶推荐别人去看老张的墓碑，他自己没去过，否则不会只写上墓区号和墓碑号码了，若是按号码查找真的不大容易找到。为了方便感兴趣的博友探访张国焘墓地，我看了看他的墓地位置，先找到第五区和第九区之间，在第五区一侧，从东数大概第二十个墓碑就是张国焘夫妇的。更醒目的是第九区有两座高大的纪念碑，一座是洪门历代宗亲纪念碑；另一座是新会县先侨纪念碑。所以说，找张国焘的墓碑不如找这两座纪念碑更容易些，新会县我不清楚，但大名鼎鼎的洪门可是有印象的，这让我想起了曾读过的洪门与孙中山有关的历史恩怨。



张国焘墓碑对面第九区的加拿大洪门宗亲纪念碑和新会乡纪念碑

我们知道孙中山曾被说成是远距离革命家，黄兴组织的辛亥革命起义成功后，孙中山知道这一消息时，还是在美国的火车上通过英文报纸得知的。孙中山为推翻满清帝国确实做出了很多贡献，特别是在海外募集了很多资金支持革命党，洪门曾经给予孙中山很大帮助，但是当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后，再次流亡海外求助洪门帮助，这一次洪门却没有支持，并有奚落之意。在2010年第10期《文史博览》中，南晨先生的《民主之父的江湖恩怨》详细介绍了这段历史。



加拿大洪门历代宗亲纪念碑。



加拿大洪门历代宗亲纪念碑上的墓志铭

松丘墓园中的这座洪门历代宗亲纪念碑的墓志铭所言，洪门最早创立于1641年，百度介绍有两个版本分别是1674年和1734年。1863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Barkerville，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Huang Shengui创立了洪门分支，至今已148年了；在多伦多也有117年的历史了。孙中山在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的改革建议未被采纳后，决意革命，同年奔赴檀香山组建兴中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早期会员邓荫南和杨文纳都是洪门弟子。清朝末期，洪门力量极盛，三合会、小刀会、致公堂等均为洪门分会，统称为会党。孙中山曾说，清末广东人民，十之八九加入洪门各会。海外洪门势力则更加强大，据称仅英国华侨，挂名致公堂者即逾十万人。孙中山本人在1903年冬天在洪门前辈，孙中山的叔父钟水养介绍，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洪门称“元帅”为“洪棍”。

孙中山在旧金山重整致公堂新章程，将反清复明的范围更加扩大，得到了洪门弟子的响应，美洲华侨七万人共捐赠款项约二十一万元美金，支持了孙中山的国内革命急需。南晨文中说，1911 年5 月，孙中山第三次赴美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仅仅数月之间，便在华侨中集款144130 元。海外其他地方，“捐资者异常踊跃”，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产，借款筹饷，洪门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孙中山1912 年1 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海外的洪门组织请求为洪门立案，回国合法参政。湖南，贵州，陕西等地的各种洪门会党兄弟们都要求得到妥善的安置，也出现了一些干预政务，扰乱当地治安的现象。孙中山改变了对洪门的态度，要严惩扰乱地方的会党，一时间，镇压会党居然成为全国的潮流。不久，孙中山离粤北上，但在广州，来自美国代表洪门的黄三德先生依然为洪门立案的事情奔劳，他曾对胡汉民说：“洪门帮助革命，不能不谓有功，今区区一纸立案批词而拒绝之，试问良心何在？若果不准洪门立案，应偿还洪门人士所捐之革命军饷，各埠洪门为帮助革命而变卖抵押之实业，应当一一为之赎回”。当时，革命党认为，洪门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已达，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没有在国内立案活动的必要。当初联络会党只是权宜之计，因而革命成功后，他们的态度急转直下。当黄三德明白洪门已被抛弃后决定返回美国请孙中山代筹船费，“孙文靳而不予”。

因此孙中山执意主张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孙中山逃亡日本，准备组建中华革命党，给黄三德去信，想借用洪门为第三次革命筹款。有洪门人士在给孙中山的复函中写到：“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洪门对孙中山已愤恨如此，失去了洪门的支持，孙中山的第三次筹饷，终未成功。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大会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陈炯明和唐继尧为党的正副主席总理，此次恳亲大会为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的中国致公党也是八大民主党派之一，而加拿大的洪门也是正式注册的合法组织。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已经去世，洪门改组的致公党首届主席由曾经追随孙中山最终与其分裂的陈炯明担任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两次探访张国焘墓地都有意外收获，真是不虚一行，这也是借了这位落魄的历史人物的光，因此，向张国焘夫妇说声：安息吧！

  

1920年，致公堂在BC省的Kelowna举行正式会议，洪门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成功后想在国内立案没有得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支持，直到1925年才在美国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这幅照片摄于1920年，是中国致公党官方认可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五年前，以此可见洪门的强大和规范。此照片和下面两幅照片均来自Harry Con 等1982年所著《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去世后，蒙特利尔的华裔社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从照片的国民政府军装似乎是国民党人士举办的。我没查到照片注解的人物汉语名字及相关介绍，希望对此了解的网友能够补充些背景资料。



根据1921年的年份和温哥华这个地点，这应该是加拿大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温哥华新总部大楼举行会议的纪念照片，因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毛泽东也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委任为代理宣传部长。

注：毛泽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于1925年加入国民党，并曾担任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秘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部长一职名义上是汪精卫，而由其推荐自己的秘书毛泽东担任代理宣传部长。我们在国内学习党史时从来没有这段历史介绍，其实当时汪精卫也不是卖国贼，年轻的毛泽东也是根据组织决定加入的国民党，但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曾作为汪精卫秘书的这段历史完全被掩盖了。我曾经很困惑，毛泽东凭什么当上国民党的代理组织部长呢，后来才知道有这一背景，这也是我对中国近代历史比较感兴趣的原因，很多事情不明白。因此，尽管五一网已经发表了几篇有关张国焘墓地的文章，我还是写出这两篇探访张国焘墓地的博文，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的网友也能贴出一些文章，让我们理清一些历史事件，也不枉走出国门。

http://blog.51.ca/u-195466/2011/ ... %E5%A2%93%E5%9C%B0/

tuffy05

导游手记：带中国客人参观张国焘墓地

2012-07-20

给客人介绍多伦多的时候，老唐往往会提到白求恩和张国焘，“六零后”年龄段的人，从小熟读“老三篇”，学习“我党十次路线斗争”，对白求恩，张国焘可谓十分熟悉，这两位又都和多伦多有关系。白求恩早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牺牲在中国的抗日前线；张国焘当年叱咤风云，创党建军，晚年客居多伦多，病逝于养老院。按照达总的说法，客人听到自己熟悉的东西，就会对加拿大，多伦多有种亲切感。有时客人就此多问上两句，老唐也就随口多聊一聊。

前一阵子，达总给老唐安排了个“档案馆”团，都是国内省市档案局的领导和专业人士。团长是史学博士，真材实料的，不是那种当领导后利用“业余时间”拿到的博士学位。老唐一提张国焘，马上有人说刘团长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张国焘，老唐知道这回是遇上专家了，庆幸自己没有信口开河，贻笑大方。看看行程，第二天上午在约克大学公务，与设立在那里的安省档案馆交流，老唐还要兼翻译。刘团长说自己长期研究张国焘，这次来想参访一下张国焘的墓地，虽说行程上没有，但请老唐务必安排一下。



按照达总一贯的指导思想，导游必须是杂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都要知道些，这要求对老唐这种粗人似乎太高了点。但老唐自有办法，“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什么东西都喜欢上网查询，临时抱抱佛脚也挺管用。

到酒店把客人安排妥当之后，老唐并没离开，一头扎进酒店的商务中心，开始上网查询张国焘的墓地。数据还真不少，卫星图片，区号，墓穴位置都有。不打无准备之战，老唐连夜去踩点，免得带客人去时东寻西找，显得不专业。夜晚的墓园空空荡荡，杳无人影，凉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换了别人，肯定会头皮发麻，一身冷汗。老唐倒是毫不畏惧，以前在宾州做项目，租住在墓园旁的旧屋，四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晚饭后都到那片古老墓地里散步，读读墓碑上的文字，听听树上乌鸦的叫声，独居在外百无聊赖，寻访旧墓不失为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位于Birchmount和St. Clair交界处的“松山墓园”里灯光昏暗，很难看清墓碑上的字，根据网上提供的经验，老唐先找到高大的“洪门民治党”石碑，再以此为基准坐标，很快就找到了张国焘的栖息地，和网上的照片一模一样，这回老唐心里有底了。



第二天的公务十分顺利，也没什么太专业的词汇，老唐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和客人也开始慢慢熟络了，得知刘团长的老家也是山东，父母一辈的亲友还都在老家。去墓地的路上，两人又聊起起张国焘。以前在软件公司编程时，老唐在网上断断续续地读过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隐约还能记得一些，正好可以作为谈话的切入点。老唐一直认为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人物，许多琐碎小事组成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都首先是凡人，凡人做不出伟人的事业，但伟人总有其凡人的一面。张国焘那书里写的东西也不见得都准确， 但凭他的地位和阅历，许多第一手资料是非常宝贵的。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接见美籍华人陈平景时被问到这本书，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周公轻描淡写，一阵太极就对付过去了。其实周对张还是比较客气的，四十年代在重庆的国泰电影院，周曾阻止警卫颜太龙枪杀张国焘的举动，日后再见时周居然绕道走开，不和张直接碰面。五十年代中期曾亲自安排张国焘的次子在广州中医学院学习了五年，算是比较够意思了。也正是这本书的稿费，支持了张国焘三个儿子的学业，三人也都不负期望，学有所成。据说当年在延安，毛主席送别张妻杨子烈时，还曾让她转告国焘，说大家共事多年，彼此要留一点余地。周恩来对张国焘的态度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当年读到《我的回忆》中有关“五四”那部分，老唐联想起自己亲历的“六四”，觉得无论“五四”还是“六四”，都是学生“闹事”，当时的参加者们并不见得都清楚自己的目的，大都是一激动就上街喊口号了。事后经“学者们”这分析，那研究地才理出点头绪，这个重大意义，那个深远影响的，其实学者们也就靠这个混饭吃。看看历次学运领袖们日后的政治立场和归宿就行了，这世界上还是凡人俗人多，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者总是凤毛麟角，绝对的一小撮。

两个人又谈到一四方面军会师。老唐记得魏巍的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专门有一章节“相会两河口”，对张毛重逢的场面刻画得细致入微，入木三分。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张国焘带着一帮手下飞马而至，到毛泽东等人的跟前了才翻身下马，而不是基于礼节远远下马，徒步走来。两边人员的穿戴相差极大，老张这边人强马壮军容齐整，一色整齐的牛皮腰带，随从中有的身挎双枪，再看老毛这边，破衣烂衫，面有菜色。毕竟是小说，有夸张，烘托的成分。毛张两人后来在延安有张合影，别有一番意味，很能说明些问题。照片上毛泽东双手叉腰，巍然站立，张国焘则是背着手，那时还没有PS技术，可以清楚地看出此时非彼时也，毛泽东的气势和派头已经远非两河口那个时候了，张主席已经蔫了许多。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在家里都是长子老大，出来混也都想当老大，既生瑜，何生亮？历史偏偏是这样，乱世豪杰总是扎堆出现，最后鹿死谁手就看谁有天时地利人和。更要看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心慈手软，优柔寡断是做不成大事的，顶多也就是像老唐这样编编程序，干干导游啦！

刘团长说党史上对张国焘的罪状主要是三条：一是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二是“长征密电”，三是擅令四方面军西征；上学的时候老唐就觉得这几条都经不起推敲，尤其是第一条。说老张放弃鄂豫皖，那么中央苏区又是谁放弃的？哪能光怪人家外人李德吗？总说是集体领导，怎么一出事就先埋怨个人呢？“密电”是典型的孤证，除了叶剑英，别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渡河西征从头到尾都是奉中革军委之命，一直被遥控指挥。亲历者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也基本否定了这三条指控。但千不该万不该，张国焘不该跑到国民党那边，弄个中将参议，坏了自己半世英名。试想几万红军将士，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枪林弹雨里，围追堵截中，历经一个春夏秋冬，辗转两万五千里，到达陜北的贫瘠之地，借着“北上抗日”的大旗，好不容易有个喘息的机会，你老张一个优美转身，投降了杀戮同志的敌人，换了谁都接受不了。在延安批张国焘就惹了大麻烦，部下许世友，洪学智等带头^造**，险成兵变，若不是抗大校长林彪及时抓捕，极有可能酿成大乱，改写历史。那时候张国焘依然身在延安，还被称为“张国焘同志”。可等他三八年一跑，投身国民党，就再也无人替他打抱不平了，毕竟老张身投敌营，背叛了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事业。

张国焘的确有他的毛病，比较恃才傲物，独断专行，比如除了加伦将军之外，他看不上苏联派到中国的几乎所有代表，认为不能与苏联来往过密，惟命是从，要独立自主。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后来主张的，若要说独断专行，后来毛比张要厉害得多。

刘团长如数家珍地谈论着张国焘，许多东西都是老唐第一次听说，顿觉耳目一新。看来达总说的不错，干导游这行有机会接触各类人士，能学到不少东西。圣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信哉斯言！

张国焘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加拿大度过的，虽非锦衣玉食，倒也衣食无忧。有人根据张国焘的墓碑与他人合用这一状况，说其晚景凄惨，这是比较片面的。双面墓碑这种做法在当时比较常见。张去世时，蒋经国念其旧恩，转赠三千五百美元殡葬费，七九年时这笔钱并不太少，搞个体面葬礼绝无问题。张国焘晚年住在养老院，受义工影响，成为基督徒，三个儿子，八个孙辈，可谓子孙满堂。说其冻毙加拿大有些言过其实，毕竟年过八旬，中过风，数载半身不遂，已经是风烛残年了。起码他活过了毛泽东，家庭生活之幸福程度也远胜于毛。晚景比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陈昌浩等都要好得多。毛主席去世后，《伦敦日报》曾经采访张国焘，他颇有感慨地叹道“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的，那个时代的确已经过去了。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才是幸福的时代，因为只有乱世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http://www.tsctv.net/node/88841

tuffy05

张国焘落葬多伦多松山园

高晓黎

1979 年12月3日张国焘以82岁的高龄，走完了他誉毁起落的人生之路。
张国焘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士嘉堡的老人病院去世的。去世后葬于士嘉堡南部的一家公墓——松山园，是万柏墓园公司的三大公墓之一。 1994年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去世后,与张国焘合葬一处。
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穷困潦倒的消息曾见诸于多家报刊，但他的墓地、入葬细节却鲜为人知。自从移居多伦多 ，尤其是阅读了大量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史和张国焘传记之后， 我对他的最终归宿产生了强烈的探寻欲望。今年春天，带着年前在网上找到的线索，我来到松山园公墓，了解张国焘归葬松山园的情况。
松曲园始建于1928年，位于多伦多东南部士嘉堡区内，占地成正方形，约0.7平方公里，距离北美五大连湖之一的安大略湖仅3公里，于市区内闹中取静，青松绿草，肃穆安然。除平民百姓安葬园中之外，还有专门的区域以特价为6000 多名加拿大籍、非加拿大籍的退伍军人提供了“归 宿”，以表彰、纪念他们对国家的特殊贡献。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炮陈列丘原，更是松山园独有一景。



鸥鸟翔空，松鼠嬉地，环境悠然平和，偶尔有人来祭奠，身着制服的保安人员驾车缓缓沿路巡视 , 松山园似乎使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们在甜酸苦辣的人生经历之后回归了天堂 , 一切井然有序。
然而，张国焘夫妇毕竟不是普通人，他们的身后事也必然与寻常百姓有所不同。
张国焘入葬时登记的名字不是他的本名，大概是杨子烈的刻意安排以躲避人们寻墓。按公墓管理常规，任一来访者可以向管理人员提供墓地主人的姓名以查找具体位置，可是张国焘墓的注册方式，使你即便知道他葬于松山园，也不能在管理处正常查询墓地的方位。密密麻麻的墓碑群里，如果你决定踏遍丘原，逐个寻找，实如大海捞针。我在网上查询张国焘墓地址时，曾看到不少多伦多网友在松山园久寻不得的留言，我第一次的探访也因此毫无结果。
张国焘墓碑上的英文名字 KUO TAO CHANG(姓氏 CHANG 刻于碑顶，且英文名 姓氏在后)，与其自传《我的回忆》在当地图书馆的作者英文名字记录相符；墓碑显示他出生于1897年11月26日，逝于1979年12月3 日。 杨子烈墓碑上刻的英文名字是 TZE LI YOUNG CHANG，1902 年12月9日出生，逝于1994年3月27日。
张国焘夫妇是1966年离开香港到美国的，应持香港政府签发的英文护照，当时香港唯一的官方语言是英文。KUO TAO CHANG 和 TZE LI YOUNG 的拼法类似于粤语名字的拼音，即那种方言发音加以英文音记的模式，这两个名字应该是张国焘夫妇在美国、加拿大政府登记的正式名字。

张国焘夫妇两人墓碑上的中文字是：张公国焘，张杨子烈。



在松山园管理处的电脑资料里，对这个位于第五区编号2263 的墓地主人是这样记载的：KAI YIN CHANG，葬于1979年，月份日期不祥，因当时尚无电脑管理，故详情空缺；TZE LI CHANG，91岁，逝于1994年3月27日。
张国焘，又名特立，在中国早年的政治活动中，这两个名字常为使用；皑荫是他的字，曾用凯音。在张国焘夫妇均以粤式拼音拼写的英文名字中，突然插入这么一个完全按普通话拼写、多年少用的字——KAI YIN来，的确令人迷惑。我原以为KAI YIN 的发音并非普通话，或许要遵从不同的读音规则。尽管我也陆陆续续读过不少与张国焘历史有关的资料书籍，包括他本人的自传，但一时真还不能由 KAI YIN CHANG 这个名字联想到那位曾经以“肃反”为名，在鄂豫皖苏、川陕根据地尤其是在红军中大开杀戒、不可一世的张主席。
张国焘夫妇在加拿大时生活很艰难。因三个儿子均无力负担他们的生活，两人于1968年到多伦多与儿子短住一个时期后，很快就开始领取政府养老金并靠此生活。张国焘辞世后，张家元钱安葬，据有关资料， 最后还是由杨子烈出面，经人求助于当年在苏联受过张国焘救助的蒋经国，蒋安排下属汇了3500 元美金， 这才解了张国焘的后事之忧，使其“死有葬身之地”。
张国焘墓地的大致情况是：墓碑是普通的灰色石料，大约高95厘米，宽57厘米，厚20.5厘米，其距离到两侧墓碑约各95厘米。墓碑左右是两棵小松树，紧紧拥着石碑，碑文面向正东南。张氏夫妇的墓碑是与别人共用的一一碑的后面为葬在另一侧的一对洋人老夫妇刻录的碑文。
这个双面墓碑实实在在为我的寻觅增加了不少难度。松山园的大部分墓碑是独用的，较为常见的形式是两个石碑背对背，棺木各自在碑前下葬，所以我查了一面之后就不再看另一面。张氏的墓碑正在路边， 而他们的墓碑碑文向内，我一直以为它只是那对洋人老夫妇的。前一天，我虽在冽冽寒风中搜寻了4个多小时， 但从来没有想过要看碑的内侧。
4月14日，我在张国焘夫妇墓前看到了塑料花和凋谢的鲜花，或许是张家的后人清明祭扫时带来的。
在万柏墓园总公司一位职员的帮助下，我从张国焘夫妇丧葬的原始档案中找到了如下记录(括弧里的中文为作者注):

死者姓名：Kai Yin Chang(张恺荫)
年龄：( 空缺 )
去世日期：1979年12月3日
土葬日期：1979年12月4日
出生地点：中国
去世地点：士嘉堡
死亡原因：(空缺)
土葬许可签发人：B.Pile( 应为当时有关的政府工作人员 )
(主持葬礼)牧师：（空缺)
殡仪馆：Paul O'Connor
墓园：松山园
最近的亲属 :Mrs.Tze Li Chang(Wife)(张子烈太太(妻子))
1700Finch Avenue East Willowdale，Ontario(地址)

死者姓名：Tze Li Chang(张子烈)
年龄：91岁
去世日期：1994年3月27日
土葬日期：1994年3月29日
出生地点：中国
去世地点：多伦多
死亡原因：( 空缺 )
土葬许可签发人：( 空缺 )
( 主持葬礼 ) 牧师：( 空缺 )
殡仪馆：( 空缺 )
墓园：松山园
最近的亲属：( 空缺 )



由上述资料可见 :

(1) 张国焘下葬于去世后的次日，即1979年12月4日，并非像许多文献资料记载的1979年12月5日。
关于这部分档案，我曾再次与万柏墓园公司核实，该职员认真地重新查阅了3份不同资料， 均为同一日期，并据此对该日期给予肯定的答复：“ 没有错误”。
北美人处理丧事一般较快，但人去后第二天就出殡的情形仍不多见。这说明张家的确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殡葬过程极为简单。
(2) 张国焘逝于多伦多的士嘉堡区。现在的多伦多市，是由原来的多伦多市区加上附近的几个城市组成的，士嘉堡是其中之一。张国焘去世时，这些城市都各自独立，还没有并归为一，这是为什么许多记载说张国焘死于多伦多边上的一个小城或者多伦多郊外的原因。按今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行政划分，应该说张国焘死于多伦多或者多伦多的士嘉堡区。
(3) 通过咨询一位当地殡仪馆专业人员而得知，按加拿大的惯例，人们通常在殡仪馆为死去的亲友举办告别仪式。张国焘的纪念仪式是在一家叫 Paul O'Connor 的殡仪馆举行的；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 则没有这样的仪式。
(4) 张国焘入葬，杨子烈以亲属的身份料理后事。用KAI YIN（恺荫）的名字在公墓公司登记，如果张国焘生前无话，这该是杨子烈作的主。而杨子烈去世时，其最近的亲属一栏是空白。
野心勃勃的张国焘，生逢其时，在中国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于政治舞台上上演了多幕悲、喜、正剧，演活了一个个油彩浓重、极具内外冲突性的角色，最后也终于卸妆下台了。离开共产党后的41年，张国焘除了留下一部回忆录外，再也没能如愿地受人瞩目或者成就任何时候“建树”。
冬日，异国。干草黄土，灰白碑石，喧声不再，往事如烟。

http://www.historykingdom.com/read-htm-tid-136638.html

tuffy05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访张国焘墓地
　　
　　　　作者：ym
　　
　　　　参观完士嘉堡校区，我们在学校餐厅用中餐。一则在等某同学来取她母亲委
　　托带来的东西，二则我也想实际体会一下学生们的“高级”生活。
　　
　　　　餐后，当我提出去拜访某学生家长，她来这儿探亲多日，且我和她还约好了
　　见一面。可是，遭到了陪同我来的学生的婉言谢绝。WX说，我没带手机；MXY说，
　　反正我不打，也不带你去。在这个时候，我只好将“蓄谋已久”的愿望及时推出。
　　
　　　　在2007年初，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李竹先生的《在多伦多踏雪寻访张国
　　焘墓》，马可先生的《一代风流葬他乡》以及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一组关于张国
　　焘至友、至亲们的回忆悼念的文章，就想是不是有机会来拜访一下。这次，来士
　　嘉堡之前，我已抄好墓地的地址、区号、牌号。
　　
　　　　墓园名字：Pine Hills Cemetery
　　　　墓园地址：625 Birchmount road, Scarborough, Ontario, Canada
　　　　墓穴位置：Section 5, Lot 2263
　　　　联系电话：416-267-8229
　　
　　　　随即要求请他们陪我看看张国焘的墓地。没想到立即得到响应与支持，转身
　　就去图书馆上网查 Birchmount Rd 如何走。
　　
　　　　出了校门，上了公交车。在士嘉堡与市中心的“中点”处转地铁，做了2站，
　　下车就来到Birchmount Rd。
　　
　　　　没走几步，就来到了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地所在的墓园，它位于Birchmount
　　Rd和St.Clair Ave.交界的Pine Hills Cemetery墓园。墓园很大，在墓园管理处
　　有个园区分布图。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地位于距墓园管理处不远的第五区。很方
　　便地找到第五区，但始终找不到Lot 2263墓碑，我们三人在“赤日炎炎”下，在
　　这块篮球场大小的地方，分一行行、一纵纵、一座座墓碑地来来回回地找，始终
　　找不到。我还记得这是一块有中文的墓碑，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一块中文
　　墓碑。过了半小时，只好请MXY向墓地正在割草的司机求助，终于在他的帮助下，
　　找到了张国焘的墓碑。这座普普通通的灰石墓碑，让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
　　
　　　　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地紧靠园内的小路旁，墓碑由两颗小松树所环抱。这是
　　一块“一碑两墓”（即两家合用一块）的墓碑，张国焘夫妇的碑记在内侧（相对
　　马路），碑记的外侧是姓氏为BLACK的夫妇两人。对于这种“一碑两墓”，既不
　　可以说张国焘后人经济拮据没钱安葬，也不可认为张国焘后人节约墓地资源，其
　　实在那是的加拿大较为常见。不过近十年来加拿大基本已经没有这种共用墓碑的
　　形式。
　　
　　　　在墓主两旁的松树上点缀几朵红花，碑前有多簇白色、粉红色的鲜花，应该
　　是经常有人前来扫墓。尽管现在不是张国焘的忌日也不是生日。墓碑之上是大大
　　的张姓（CHANG），之下是张国焘夫妇的生卒日期，上书
　　
　　　　IN LOVING MEMORY OF KUO TAO
　　　　张公国焘
　　　　NOV.26.1897- DEC.3. 1979
　　　　BELOVED HUSBAND OF
　　　　TZE LI YOUNG
　　　　张杨子烈
　　　　DEC. 9. 1902 - MAR. 27. 1994
　　
　　　　不知这个墓碑是何人竖立，显然不是儿女，好像共产党、国民党都把他遗忘
　　了。
　　
　　　　张国焘，江西吉水县人，一九一六年入北京大学，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
　　的学生，后升入本科学习，肄业。五四期间，张国焘是学生救国会（北大学生许
　　德珩等人发起）的成员，北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学生
　　领袖。
　　
　　　　1919年新的学期开始之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准备重理学业，
　　专心读书。由于对杜威、罗素几位哲学家的讲演十分欣赏转而读了哲学，但仍按
　　捺不住“参与”意识的冲动和对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1920年10月，李大钊、张
　　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
　　“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张
　　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一大前夕，北京共产党组织又经过讨论推选张国焘、刘仁静
　　为代表去上海赴会并筹备一大。一大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会议，后因陈独秀在广州
　　任职，工作十分繁忙，没有参加会议，代表们便公推张国焘主持会议。24岁的张
　　国焘宣布并主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由3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会议完成了
　　所有的议程后，张国焘又作了一大的闭幕词。张国焘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创始人，实际的组织、领导与实施者。
　　
　　　　1921年10月，张国焘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了中共一大后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
　　会上，张国焘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后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1922年7月，中共
　　二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又选举了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因张国焘反对共产国际的“党内联合”的策略，坚持“党外合作”的方针，
　　这样就与共产国际及当时中共大多数人发生了冲突，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上，
　　张国焘因此而无缘中央执行委员。
　　
　　　　1923年2月7日，张国焘主持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
　　年2月，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国焘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
　　大会还决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被选为总干事。张国焘成为中国工
　　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张国焘重返中共重要领导位置，
　　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五卅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局成员只有陈独秀、张国焘、瞿
　　秋白3人自始至终地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直接指挥工人运动。五卅运动
　　后，在共产国际要求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部。９月，军事部正式宣告成立，
　　张国焘成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部长。中共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后，张国焘又担任
　　军委副主任的职务。
　　
　　　　1927年7月，当时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已决定对国民党极右派
　　的武装政变采取退让方针，并派张国焘前往南昌去阻止酝酿之中的共产党武装起
　　义。张国焘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委派给他的使命于不顾，毅然维持和
　　批准了起义计划，带头打响了反击蒋介石的第一枪。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
　　身份，还以第一领导人的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打响中共武装斗争第一
　　枪。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诞生。张国焘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取消的
　　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
　　大上，张国焘又一次回到中共最高领导层内，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
　　
　　　　1931年4月，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的职务。反“围剿”
　　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6月，四方面
　　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四方面军有8万人，中央红军只有2万人，张国焘是中共
　　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和指挥员。
　　
　　　　延安时代以后对张国焘的三个主要指控：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
　　据地；长征时发过“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擅自命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徐
　　向前在《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中基本否定了这三项指控。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县祭扫黄帝陵之后，掉头而去。尔后在
　　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沉痛：“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
　　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党内像张国焘这个量级的领导人
　　在遭受打击时或者消沉、或者隐匿、或者不名、或者再起，而一逃投靠国民党阵
　　营，还是很少见的。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张国焘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
　　死亡恐惧的是王明。当年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时，张国焘看见斯达林大屠杀异己；
　　他自己也“肃反”中残酷镇压党员干部。
　　
　　　　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
　　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但是，中共历届党章都规定，党员有加入和退出共产
　　党的自由。即有自由，何谓叛党？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统一在蒋委员长领
　　导下，参与全民抗战，为什么就是“叛党”？据说张国焘与周恩来有过一次交谈，
　　张国焘要求将他在延安的妻子孩子送到武汉，周恩来则要他“不要把事情做绝。”
　　张国焘与周恩来可能达成了“君子协定”。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意味深长
　　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后来，
　　中共宣布将张国焘开除出党，因他“叛变革命”。但是，张国焘信守了诺言，没
　　有“出卖”共产党员。
　　
　　　　看到张国焘的墓碑，十分感慨。张国焘一介书生，党的创始人、工人运动领
　　袖，革命军队缔造者，根据地创建者，终究不是党内斗争的“擅长者”。倒是精
　　通36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毛泽东在听到林彪“出逃”的消息时，说过“天
　　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话用在张国焘身上也很确切，从延安到西安，从大陆
　　到台湾，从香港到多伦多，“斗不过，躲得过”，总算没有像刘少奇、彭德怀、
　　贺龙等一大批受尽折磨而惨死的中共元老那样，没有一点反抗就束手就擒。坐以
　　待毙。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伦敦日报》的记者找到了张国焘，他
　　感慨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张国焘在异国他乡活到1979年，享年
　　82岁，在毛泽东死后三年才离开人世。
　　
　　　　张国焘以自己的稿费将三个儿子培养成专业人士，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大学
　　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自己住
　　进免费的养老院。在过了82岁生日之后的一天，病死在老人病院。杨子烈抚着丈
　　夫冰冷的尸体，悲痛欲绝地哭到：“我们做共产党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
　　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是不平呀！”
　　
　　　　但是，现在张国焘还算有一个清净的安身之地，在蓝天下，碧树旁，绿草上，
　　红花中，是不是还是一种幸运！
　　
　　　　还有我这样的“好事者”千里迢迢来拜访你。
　　
　　　　历史啊，你不说我还比较清楚，你愈说我愈糊涂！
　　
　　　　20080814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81020-1.shtml

yangharrylg

好文！

tuffy05

桑宜川：寻找一座被误读的墓碑——张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历史记忆


今年盛夏，我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往多伦多，去参加母校北美校友会的年度聚会。其间，怀着一种期待与久仰的心情，在两位学友的陪伴下，专程去寻找了张国焘的墓葬之地。多伦多市区周边的墓地很多，然而关于张国焘的下葬墓穴，坊间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语焉不详。为了能顺利寻找到真实的墓地，出发前我们做了仔细的调研，查询了张国焘墓地的大致方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就驱车出发了。

众所周知，在现代中国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张国焘，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中共早期领袖，红军主力统帅却成为了红色话语叙事结构中的反面人物，遭遇了持续大半个世纪的丑化与批判。树大招风，株连甚广，曾引得无数英雄折腰，人头落地。因此对于加拿大的张国焘葬身之地，据说过去许多老华侨也惟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几乎没人敢去看他。

上世纪的1976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到多伦多参会，曾专程前去登门拜望张国焘，给予高度评价。表达了加拿大政府对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关注。三年后，张国焘在加拿大，这块远离故国的土地上撒手人寰，溘然去逝，走完了他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享年82岁。

岁月流金，张国焘去世后，现代中国的历史又翻过了许多篇章。如今世事沧桑，斗转星移，神马也都成了浮云，许多中共早期领袖，例如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博古均由国内中央党校新编《党史》重新肯定了历史功勋，作出了正面的定评，显示了官方语言与党史研究开始有了新的价值取向，不再过多地纠缠过去的政治恩怨与情仇，不再过多地以是非成败论英雄，学界也开始较为客观地评价中国现代历史人物，以期增进历史的透明度，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任重而道远，需要还原历史真相的事例还很多。自鸦片战争以降，现代中国历尽磨难，几乎每一重大历史片段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可资警示当代，流传后世，勿忘历史。

误读的历史疑案，张国焘的死因刍议

据现今可查阅的资料，张国焘是1979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的。时值冰天雪地，天气奇寒。那天晚上养老院突然停电，没有了暖气，当时他已是中风的孤独老人，夜里毛毯从身上滑下来，他行动不便，被活活冻死了，死后就葬在这座松山墓园里。这是目前海内外最为流行的坊间故事，起源于张家友人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真伪难辩，描述了与张公夫人杨子烈的越洋电话内容，时值张公去世的第二天。此后，可见的文字还有国内记者来加采访，回国后报道的情节如出一辙。其实，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

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国焘“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加油添醋，极尽嘲弄与丑化，其实谁也没见过那情景。因此，多年来国人所接受的红色教育是，不紧跟着共产党走，是绝无好下场的，例如张国焘的晚年，沦落异国，贫病交困，恰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加拿大这样一个“万恶的旧社会”，是要被活活冻死的，是亦非亦，姑妄听之。

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耆英老人与妇女儿童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逾九十万字的长篇记实传记《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出生入死，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入行专业人士，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安居乐业，属于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其时还受到与中国修好的加拿大特鲁多总理特别关照，颐养天年，何来忧患？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公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旗袍加身，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就是见证，何来死于贫病交困之说？

张国焘去逝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他从此隐姓埋名，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人间蒸发，销声匿迹。这时正值中国内地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遍地狼烟，无暇他顾，何来国内记者的采访报道？因此，所谓张国焘最后因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一说，应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加拿大不是流放犯人的前沙俄和苏联西伯利亚，冻死熊罴未足奇，而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法制国家，如果一旦有人被冻死，那将不是养老院里一个人，而是大部分老人死去的群体事件，多伦多的这家老人院将引发举国头号新闻，面临倒闭，并且承担巨额赔偿与法律问责。

从现代医学上讲，当时张国焘已是82岁的古稀之年，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体质，如同所有老年生命一样，已经不起折腾，甚至不经意间的脑溢血，或心卒中，或一觉醒不过来，或一口气上不来都足以使脆弱的生命嘎然而止。如欲还原历史真相，张国焘究竟是饿死、冻死、病死、抑或寿终，现留存有太多的谜团，尚待今后出现治学严谨的史家考证与厘清。

笔者认识此间的一位资深文字编辑，国内新闻出道，说起张国焘，他不假思索地说道：“叛徒，死有余辜！”语气中的斩钉截铁，让我听之谔然，半晌无以应对。这样的思维定式揭示了整整一代读书人当年所接受的红色教育，如同当下的北韩洗脑式宣传，令其子民刻骨铭心，影响之广，不由地令人深思与感叹！事实上，新近的党史解密，被误读的许多历史片段与历史真相已相去甚远。其实，张国焘的死因并不重要，凡人都有老来归去的一天，当代知识学人本应去政治化，以平常心对待过往的历史，多些善意、理解与人性、追思与缅怀张国焘在现代中国所曾作出的历史贡献，何以要如此冷漠，喋喋不休地将其死因嘲弄到极致而后快？

张公国焘，我看你来了

我们驱车径直来到了一处被称为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园之地，其为加拿大万博墓园集团(Mount Pleasant Group of Cemeteries)下属的墓园之一，位于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的625 Birch Mount Rd, 距离市中心约30多公里。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年，这才知道张国焘墓可能就坐落在这里。我带着种种好奇与疑问，首先造访了墓园管理处，希望能寻找到些许蛛丝马迹的线索或可能的答案。

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筑，类似于时下的一幢豪华别墅，大厅里明窗净几，淡蓝色的地毯，雅致的鲜花与绿色植物，营造出了一种五星级酒店的氛围。此时，柜台后面几位职员正忙碌着，见到我们的到来，便热情地招呼着。应客人的请求，按照办事程序，一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开始了各种方式的检索，不厌其烦，但是结果却不容乐观，始终也无法查询到有关张国焘的中文字样，或近似的英文拼音字母。

据该职员回忆，近年来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这位张国焘先生的下葬情况，但是墓园管理处的电脑系统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姓名和任何相关记录。由此可见，大多数来访者因查不到张国焘的姓名，无果而返。如今世界，国人在海外生存多不易，人们都非常现实地过日子，关注自身利益更多，对现代中国这一段几近凐灭的历史片段尚有情结，能来墓园看看的人已是不多，最后能有幸找到张国焘墓的人可能就更少。

正当我们感到彻底失望之时，那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Kai-Yin Cheung的先生，说是相似中国姓氏，向我们求证。我一听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声欢呼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因为我知道，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法，恺荫就是张国焘的字号，正如仲甫即是陈独秀，露清即是王明，洛甫即是张闻天，润之即是毛泽东，博古即是秦邦宪，只是博古的字号在中国现代史中更为出彩，如雷贯耳，几乎完全消解了他的真实姓名。

作为观照，博古最辉煌的人生是在张国焘之后，他在24岁时就做了中共的总书记，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至今远在无锡，他的家乡人为他而骄傲，为他立碑，修缮故居，献花拜觐，年年如此。家乡人从不忌讳博古或曾犯过所谓错误，更欣赏他自省反思的博大胸怀。今天，我们可以从《邓小平文选》里读到这样的语录：“主席三七开，我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邓小平晚年尚能坦然自评功过，主动承认自己一生曾犯过许多错误，留待历史定音，实乃仁君之德。在发展的历史面前，没有永不失范的圣贤。是啊，凡人都有做人做事走偏了路时候，何以因言因事毁人一生？目前，我们还可读到1945年中共七大发言记录文献，其中记载了博古的检讨：“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这种大包大揽、保护他人、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品，被他的家乡人称为仁义敦厚的楷模，传为佳话，永泽后世。

话说回来，我们确认了张国焘的墓穴在此无疑，就按照管理处提供的指南前往寻找。松山墓园很大，占地约有3千多亩，埋葬着数万魂灵，估计是多伦多最大的福地。其中有几个墓区，主要以华人碑林为主，放眼望去，满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于中国墓园。我不由得惊叹，悠悠岁月，竟有这么多华人一生飘零，望洋兴叹，埋骨异乡，终竟也未能落叶归根。

在墓园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区的三角地带，在偌大的一块坡地，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路小跑步，来来回回地奔走，仔细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队矗立在那里的碑林，看过了每一块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不得发现，好生纳闷，心想该不是墓园管理处的职员指错了方向？

中西文化异同，与墓园守望者的对话

因此，我带着疑问再次返回墓园管理处，希望那里的员工能帮我确认地理坐标，以便及时找到张公墓碑。或许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使然，职员们显出一脸的茫然不解，不知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何以要如此执着地寻找一位非亲非故的亡者？我直率地告诉他们，我是来朝圣的，要寻找的人是一位中国的特鲁多，中国的邱吉尔，中国的戴高乐，中国的史迪威，我用这样夸张而斗胆的比喻，才使他们终于恍然大悟，多年来竟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长眠于这墓园里，难怪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与造访，因查找异常困难，最后绝大多数均无果而返。

无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园管理处的员工帮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是他们却表示不能接受，也绝不陪同，言之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是在管理处主事接待，从不陪同客人下墓区。这或许可理解为忠于职守，抑或也是希冀自己讨个风水吉利，中西文化的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是日，已是夕阳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我们在墓园里逗留了已近三个小时，奔走得精疲力竭。学姐不由地感叹道：“张国焘，你在哪儿呀？你让我们学弟找你找得好苦啊！”这声音在空旷寂寥的墓园里，与暮色中乌鸦的咶嘈遥相回应，显得格外的凄美。其时，两位学友已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不想再继续寻找下去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矗立的墓碑犹如茫茫林海，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墓园的几位员工目送着我再次走入了碑林。我告诉两位学友，这次我万里走单骑，专程来多伦多一趟颇不容易，希望再去最后梳理一圈，即使无果而返，也就无怨无悔，不枉此行。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间，或许是天道助勤，我猛一回头，瞥见了不远处，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镌刻着“张公国焘”的四个苍劲的魏体汉字，啊！终于找到了！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再次令我喜出望外！

精巧的安排，隐姓埋名为那般？

近年来，鲜有见诸于报端，描述张国焘墓碑的文字和图片，仅有的几段文字多以竖立墓碑为张国焘唯一的墓碑，其实大谬。这块碑文上书张公国焘和张杨子烈两人姓名，后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理。由此也可见入乡随俗的影响之深，显然仅是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两人的姓氏用汉字镌刻，其它皆为英文表述，杨子烈的生卒日期为DEC.9.1902—MAR 27.1994。从这一细节，可知此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应在1994年3月27日之后，也就是杨子烈去世后，晚于张国焘去世时间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因此，张国焘的早期下葬地点和墓碑究竟在哪里？当时，我暗忖着这仍是一个谜团。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习俗，以张国焘的身份之巨，应该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原始墓碑。经过仔细实地考证，我终于发现了谜团的答案。

显而易见，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并非原始墓碑。事实上，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它约七米以外的一块地碑，只有砖头大小，呈灰碣色，全英文，上书字母Kai-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牧师，而非15年以后去世的张国焘原配夫人杨子烈。

可以想象，在那非常年代，如同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张国焘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下葬时自然由牧师主理并立碑文，顺理合情，同时也为夫人杨子烈避嫌。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与情仇骚扰，从此隐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里，不能不说是来自家庭与牧师给力的精心设计与高明之举。

离开墓园之前，我再次“三顾茅庐”，去到了墓园管理处，向几位员工求证，为何一碑两用？为何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与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过去年代里本是同样正面位置，现在却变成了西人Black布莱克夫妇？西人夫妇的碑文立于2000年2月，完全是新刻。根据时间顺序推理，晚于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六年，显然是采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后者的碑文。

在中国墓葬文化里，一碑两用，这一作为不仅犯忌讳，也是大不吉利，极少有亡者后人采用。最为叫绝的是，墓园管理人员说，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换了一个朝向，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许这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如今这一效果已经达到了。绝大多数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扫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难会想到这块西人夫妇的合葬竖碑还另有玄机，背面还刻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中文方块字？难怪来访的晋谒者按图索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北，看到的只是西人夫妇合葬的英文碑文。最后只能在碑林中“望洋兴叹”。

仔细观察松山墓园里坟墓的布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并且完全没有按编号排列，显得有些散乱无序，看得出当年下葬还没有纳入统一管理，逝者后人选址的随意性颇大。因此，可以推论，张国焘的原始地碑及冥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就应该没有被挪动过，保存完好。世人只知有双面竖碑存在，殊不知还有一块原始碑，地碑与竖碑之间存在的重大历史误读。因此，地碑旁应该才是张国焘的真实冥坟，三尺泥土之下，埋葬着他的魂灵，而非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合葬墓碑处。后者只是九十年代中期，杨子烈去逝后，杨家后人再做的第二个墓碑，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不远处。迄今为止，对这一被历史忽略的重要细节，还没有看到过海内外相关的文字和图片报道。

既生瑜，何生亮，走为上计

据现今可查阅的文献，早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出身豪门望族的学生领袖张国焘便在北大教授陈独秀的介绍下，与图书馆员工毛泽东握过手。多年后，毛还曾为此感叹道“张国焘看不起我这个土包子”，由此结下梁子。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同会，张国焘被选为大会主席。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今四川小金县的懋功会师，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重大政治斗争。张深谙毛的作为，既是同党同志，又是棋逢对手，逐鹿争雄，一山不容二虎，最后必有一场输赢。

历史真相，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张国焘最后决定逃离延安，走为上计，对他自己来说确实是迫不得已。尽管贵为红军总政委，驰骋沙场的一代红色枭雄，人性中仍有软弱的一面，那就是死到临头，不能坐以待毙，要保全性命。遥想当年，张国焘有过关乎一生荣辱生死的两次出逃。

第一次是告别延安，并非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作为，而是当时的延安已经容不下他，杯酒释兵权，突遭贬黜，大将军失去了军权，虚位文职，叨陪末座，奈何以堪？延安已经没有了他的人生大舞台，被彻底边缘化了。他领导的红军主力在西进途中几乎全军覆没，葬身在彪悍马壮的马步芳骑兵部队屠刀下，血染昆仑，侥幸逃生的部分红军将领，又相继被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污指为“托派”，下令一个又一个被处决，遭到清算，所剩不多，如旧部陈昌浩、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等等，则幸存了下来。同室操戈，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写道：“我沉默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由此可见，当时张国焘已经没有了话语权，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38年，张国焘借道去西安祭黄帝陵大典之机，告别延安，投奔设在汉口的民国政府，以他自己的话说是“共赴国难，抗日救亡”，真实的原因是王明给他带来死亡恐惧感。目前解密的党史文献记录着：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第一领袖自居。张国焘曾多次挨过王明的整肃，对他表示冷淡，然而仍躲不过王明对他的继续刁难。当王明约张国焘单独谈话时，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这里指的李特曾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曾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其实，王明这次大开杀戒，因“杀无赦”死在他的刀下的冤魂还有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三位红军高级将领，共计五人。他们皆为当年张国焘留学莫斯科列宁学院，那年那月“中央党校”的同届同学，风华正茂的红军精英。

党史文献中记载，张国焘听到他最信任的红军将领们竟被处决惨死，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面对如此信口开河，草菅人命，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谴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便匆匆走了。当时的延安，红色政权刚刚安营扎寨，粮草未齐，已在酝酿筹备公审张国焘等人的党内斗争大会。

张国焘的这最后一次与王明之间的延安对话，使他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多舛，由于自己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两千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加上同毛泽东的内斗，部下误将毛的连襟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夫)杀掉，因果相报，知道毛也不会放过他，大祸即将临头，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只有最后下决心出逃，走为上计。他在《我的回忆》里说道：“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

但他这一走，导致他的众多红军部下受到极大的牵累，或被革职，或长期受到审查，株连甚广，确实非英雄所为。这让我想起了稼轩词中的名句：“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谁共我，醉明月？”简直就是古人为今人的写照！倘若张国焘不逃离当时的困境，而是忍辱负重，虚心认错，偃旗息鼓，韬光养晦，留在延安，以及1949年后的北京，不知是否还能逃得过后来历次党内斗争与整风运动的整肃？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这位老者会去经历怎样的颠沛流离和历史清算。是否还能逃得过他在世时文革浩劫的最后一次灾难？

告别香港，避乱于天涯海角

第二次是告别香港，远走天涯海角。1949年以后张国焘为避灾祸，从国内举家逃难到了香港，从此息影香江，住了整整16年，没想到在1966年世事又发生了沧桑巨变。当时，文革浪潮已波及到香港，追杀张国焘的红卫兵大字报已贴满了中环、旺角一带的市中区街道，遂引得这块飞地也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知道明晨天亮还会发生什么大事？以当年发达的信息传播，张国焘应该得知京城里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陈昌浩、李先念、徐向前、陶铸等一大批红军旧部与朋党已惨死囹圄，或沦为阶下囚的遭遇，再次感到了灭顶之灾即将临头，死亡的恐怖之感陡然而起，香港也已非安全之地，呆不下去了，于是连夜决然出走，举家飞往加拿大。

回望现代中国历史，中共早期领袖人物大多命运不济，劫难频频，几乎无一人幸免。在红色话语中更是毁誉掺半，先后在异常惨烈的“窝里斗”中因言获罪，为信仰而殉道，被踢出了局，断送了一生，从此成为了边缘人，不得已而败走麦城，流落他乡而后终。无独有偶，例如陈独秀死在了抗战时期的长江边城江津，毛泽东在延安坐大后，已消灭了党内潜在对手的威胁，息事宁人，借《七大报告》称颂其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王明死在了遥远的前苏联莫斯科郊外，毛曾评介其为“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张国焘死在了加拿大多伦多，最后一次延安会面，毛告诫张：“我们之间彼此都要留有余地”，祘作临别赠言。中共早期领袖们的人生结局如此，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是啊，长征几万里，孤魂不到关山难。张国焘们曾经都是热血青年，立志高远，救国救民于水火，策马扬鞭，统帅大军，捭阖天下，老来壮志未酬，望长空悲叹，泪洒异国他乡。古往今来，再旷世绝代的英雄，当凌云壮志在时光中消磨成灰烬，才会不得不醒悟到，原来自己也是一个稀松平常之人，妻儿老小才是亲人，坐在自家门槛上，回首沙场逐鹿争雄，远望雁阵飞过，我负江山，江山负我，也不唯于此了。

从现在的个人结局看来，张国焘应该是不幸之中之万幸，避乱于海外，最终寻找到了他一生最佳的栖身之地，身后也有一块宁静的土地供他安息长眠，远胜于连骨灰都不敢留下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李先念、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袖，深谙党内政治斗争的残酷，最后交由家人将骨灰撒向大海，一了百了，或魂归故里，迁回家乡入土为安，这或许也有感于在文革中瞿秋白被突然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到了掘墓之祸。当年的京畿重地八宝山公墓，被掘坟的红色先烈何止成百上千？让世人都看呆了。

目前，已解密的党史文献记载着周恩来临终前，从昏迷中醒过来，最后发出了微弱而颤抖的呼喊声：“我不是叛徒！”为了自己一生的名节，可谓置地有声，响彻云霄！源起1932年国共时期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冤案，本来早已定论，三十多年过去了，在1976年初“文革”后期却有口难辩，被江青一伙当成把柄，死死咬住不放，欲借毛之力置其于死地，取而代之。周公戎马一生，惊涛骇浪中走过来的人，却在真实的政治高压与惊怵不安中溘然离去，与张国焘晚年平平静静的人生结局形成鲜明对照，正应了先哲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天地悠悠，安知祸福，诚如斯言。

党史研究的珍品，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进入人生暮年，张国焘客居异国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正值文革浩劫，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然而，这时的加拿大却如同国际舞台斗争的台风眼，风平浪静，是一处绝佳的生存环境。在得天独厚的空间，张国焘开始了写作自己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

这部书稿，逾九十万字，详述中共创建历程、发展经过及作者和中共诸政要的交往。写到了苏区的爱恨悲欢，延安的风云变幻，书中国共两党要人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怀等人的言行个性，跃然纸上，可说是关于中共党史最详尽生动的第一手史料，而历年来中共和苏联党要之间的斗争冲突过程，共产国际的对华内幕，书中更详细说明来龙去脉。更有不少历史事实，以此书首次公开解密。比如西安事变的“和解”，竟非当时中共和张学良等始料所及，亦非来自于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乃是斯大林根据当时共产国际的形势所发出之指令，周恩来领命从中斡旋成功的例子，言之凿凿，完全符合当时国共两党所处的国际大境遇。

在这本书中，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重要场合、台前幕后。红军将领、中共领袖，生离死别、恩怨情仇、荣辱沉浮、英勇悲壮，皆为张国焘亲为亲历亲见亲闻。他通过梳理，娓娓道来，那种人世沧桑、历史苍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因此，尽管这本书以“体制内”的话语或可褒可贬，但其史料价值，无疑已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珍品。

其实，张国焘晚年反省，说他和毛泽东本是同路人，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都曾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为信仰而奋斗，但历验了许多人事后，都想做老大，必有一败。最近载于国内《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开国将军许世友的话语：“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这一推断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形，因为当时能统帅红军主力，拥兵自重的唯有张国焘。那时还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人物，因此也没有功高镇主一说，红军各路人马大致平起平坐，不分伯仲。而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与张国焘的内斗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自己也曾被革职反省，几起几落，既生毛，何生焘？任何一部中共党史版本，应该都绕不过张国焘这个名字，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功过都无比鲜明，用毁誉掺半解读他的一生，或许不无道理。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张国焘与他的同辈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等一道，曾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篇历史画卷。他们文才傲世，拥有诸多第一：陈独秀在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的协助下，创办了《新青年》，瞿秋白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并是第一位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于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他们的历史功过，如果不是加以一边倒的政治丑化，本来还有人性呈善的许多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了，但相信后世终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张国焘的笔下，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一家三父子，同为中共中央委员，同为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连任前五届中共总书记，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两个儿子均有出息，官拜中共省部级要职，相继被害于上海龙华监狱，临刑前均即席赋七步诗，留下绝笔，浩气冲天，视死如归，其中乔年拒不下跪，被乱刀砍死，壮烈牺牲。他们的高尚情操及学养，英气逼人，旷世绝代，今天的官二官三代们在酒酣欲足之际，焉能望其项背，习得真经于万一？何来又是持续多年的“叛徒”之说？当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父子仨组合出了一曲独特的中国红色历史悲歌，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其中，儿子们的悲剧是正值风华正茂的岁月，却为虚无缥缈的信仰而殉道，而父亲的悲剧则超出了这一信仰的内涵，具有更为醒世的意义。

在《我的回忆》里，张国焘对瞿秋白的“变节”有过扣问，预言瞿秋白的问题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因为他们两人曾经同为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朝夕相处，相知甚深。如今，瞿秋白背了大半个世纪“叛徒”黑锅的疑案，已经得到了“平反”，罪名被官方认定为又是搞错了。由此可见，早期的中共领袖人物在异常惨烈的党内斗争中，大多成为了信仰的殉道者，死后竟也背负一生骂名。稍可欣慰的是，他们先后留下了各自的长篇遗著，可供后世解读，了解真相。例如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等，当代读者尚可从中窥见他们那年那月的心路历程，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殉道的主义与信仰。

在远离故国的加拿大，张国焘书写下这样的家国情怀：“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情，一如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如此空谷足音，让人读之闻之，似有“五四”书生尚未消褪的万丈豪情，似有跨越时空的凄美与悲壮，似有对当代历史的无奈感喟！

1920年夏，张国焘参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策划，发起组织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其实就是中共前身，随即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1921年夏，张国焘参会中共一大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仅有的三位中央委员之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国焘开创起来的。当时这一运动吸收了中共内最大部份的精英，刘少奇、李立三、毛泽东、陈云等人都是当年张国焘主持职工运动时的同道。1921年岁末，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多年以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沉痛地感喟道：“在中国的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这句话说得实在醒世，其中蕴涵了历尽惊涛骇浪的一个过来人对民族未来太多太多的人生感悟。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皆如烟云散去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降，两岸华人社会还没有编修出一部完整客观，真实信篤的中国现代百年断代史，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这一重大学术工程在两岸一直遭受旷日持久的政治影响，至今没有完成，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古往今来，历代官修的史书，御用学者以官权利益为价值取向，政治介入历史研究，从而确立自己的历史观，进而解读历史，很难超越官权制约的话语框架，实际上难免产生误读，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从严谨的治学视角来看，可以说这类为权贵所需，任意阉割历史的文本均系伪作，不为史书。

因此，诚实面对历史，直言历史，而非随意曲解历史，编造历史，隐瞒历史，乃是一个民族反省，进步的出发点。时至今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之后，曾是两岸学者研究禁区的许多当代史实，如今开始了逐步解冻，是令人鼓舞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说过，“时间是最公正的老师”！寄望于今后的几代普罗大众，终会等到对那一段历史作出公正评价的那一天！还原更多的历史真相，其实也是对历史的尊重，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目前，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四川巴中县南郊的南龛风景区，有一座红军烈士陵园，那里矗立着一座张国焘塑像，碑文上刻：“共一大代表，军总政委”，位于川陕苏区红军将帅碑林之中。以供人们凭吊与瞻仰。这正如林彪的巨幅画像，近年来又再次登堂入室，重新挂进了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与其他九大元帅并列。然而，令人感到诡异的是，以毛为首的几位红军领导人朝北而座，高大挺拔；张国焘的塑像则被刻意分开，在群像对面，孤独朝南而立，形象猥琐矮小，位置也较低，看得出此乃御用艺人的精心丑化之作，将本来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红军统帅张国焘塑造成了一个面呈苦命像的侏儒，据说是意指当年张与毛的南北之争，一败一成。

那年那月党内的残酷权斗，波诡云谲，你死我活，孰对孰错，见仁见智，早已淮橘为枳。但张国焘塑像的这种处理方式，令人联想到杭州岳飞墓碑前的秦侩塑像，把创建中共的老祖宗糟蹋成这样，确实有点不伦不类，后代子孙若见此又有何脸面？用艺术来曲解历史，不能不说是作为艺术家的自贱与人格耻辱，也是整个红军烈士陵园里的败笔！其实，为人为事，本应善待，何苦要继续做鲁迅笔下所鞭挞的麻木不仁的“看客”呢？难道我们的民族根性里永远摒弃不掉如此的冷漠吗？是啊，张国焘一生也曾轰轰烈烈，也曾卑躬弃节，老来客死他乡，遥看秦关汉月。不以成败论英雄，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是当代人应有的理性与价值取向，将永为后世称道。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撒手人寰，溘然去逝。他的一生功过虽已如烟云飘散，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他曾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为中共的产生而奠基，作为创始人之一，担任过中共一大主席，中共组织部长，经历了中国革命早期的许多紧要关头、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继而统帅了红军主力，万里长征，戎马倥偬，大起大落，有过太多的台前幕后故事，有过太多的毁誉掺半，需要史家去政治化，揭箧探囊，去伪存真，不为尊者讳，秉直书写春秋，方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张国焘无疑是一位发挥过重大作用，绕不过去的人物，因此，他将永存史册。若干年以后，即使过往的政治老人，以及当今的官二代、官三代所传承的杯葛，恩怨与情仇都已如神马浮云，烟消云散，善良的中国人还会继续寻找几近凐灭的历史记忆，用善意去解读他，追思他，因为他留给了我们不仅仅是一部泣血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更有需要多年才能消化完的历史沧桑。

为此，我谨写下此文，作为一朵白色鲜花，敬献在张公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地碑前，以期表达上世纪文革浩劫后考上大学的七七级学子，一名后辈读书人对张国焘，这位现代中国历史风云人物的追思与心祭。

谨识于加拿大温哥华(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2011年8月16日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0/23/46574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