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木匠生活片段(1-10)

tuffy05

一直有朋友奇怪，我为什么网名叫“老木匠”，说我还不算很老，很久以来也不再是木匠。

我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灵机一动”的取了这个网名。

我的网龄并不长，2002年前只是浏览网页，没有发帖的欲望。2003年后逐渐在很有限的几个网站注册，取了老木匠这个网名。大概一来是想要低调点，网络搜索时一定能够淹没在家具营销和房屋买卖的网页之中，不会惹人注目；二来是想纪念青春年少时的木匠生涯，当工人阶级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要纪念我的师父——一位真正的土生土长的浦东老木匠。

很早以前就写过大学生活的片段，后来又写过中学生活的片段，现在又写了小学生活的片段，那么就可以来写一下对我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了。老毛曾经说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那么我的木匠生活是真正影响到自己世界观的经历，是我在读大学以前读的社会大学。
我的单位

我的工作单位是虹口区房屋修建公司第四工程队。

1949年后，新政权将上海各类住房里凡大房东是外资的、国民党官僚拥有的房产全部没收，算作国有，后来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又将所有的出租房屋都收归国有，所以上海的弄堂房子当时几乎都是“公房”（公家的房子），租房的都成为公家房子的房客。只有很少的买了弄堂房子整个单元的、或者是自己建造的房屋才叫“私房”。“公房”的房客要向公家交房租，“私房”的房主要向公家交“地价税”（原来民国时期留下的的土地税称呼）。

公家成了最大的房东，就要设立管理机构，市及各区都有“房地局”，局以下基本按照街道设置“房管所”，所之下又有“管养段”，来管理公房，就和现在的物业公司有点像。公房的小修小补，就由管养段的泥水木匠水电工来解决。但是需要大修大补的，就要由专门的工程队来进行了。所以市区两级房地局下都设置了修建公司。

公家的房子，按照所有制来说是“全民所有制”，所以管理公房的机构也是“全民所有制”的，负责修理的公司也是“全民所有制”的。可是1956年后为了消灭一切小生产，进行了合作化运动，将上海所有的小型营造社（修建工程队，往往不过是一个包工头、几个泥水木匠）、个体泥水木匠都强行编组到一起，组建成房屋修建队，作为“集体所有制”单位，配属给各区房屋修建公司。所以一个区的房修公司里总有几个集体所有制的工程队，公司本部及直属的几个工程队则是全民的。比如虹口区这个房修公司，就有一个修建队、一个综合队（主要是搭脚手架的架子工以及电焊、机电等技术工种）是全民单位，还有4个集体制的工程队。

听上去全民、集体，有什么本质区别？好像也没有什么，一样有队长、书记，干部一样调进调出。只是集体的工程队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还有职工差别极大，全民的职工，子女可以有“劳保”，子女生病医药费可以报销一半；而集体的职工，只有自己有劳保，子女是没有的。这还算是集体里比较好的“大集体”，还有一种街道工厂等的“小集体”，职工自己的劳保也不完整的。劳保的差别可了不得，直接导致像我们这样的集体单位，男女青年职工很少谈恋爱结婚的，都想要找一个全民的对象，谁愿意将来自己的孩子没有医疗保障？

我们房修四队就是虹口房修公司里的集体制工程队，队部在虹口区宝安路71号的一栋居民楼的底层，有两三间办公室。原来居民房子的院落被我们单位搭建了一个会场，还沿马路搭建了一个违章建筑，做财务办公室。在另外的地方还有一个机修组和仓库。全队有300多职工，分成3个施工块——相当于现在项目经理部，每个施工块由施工员领导，下面有两个木工小队，两个泥工小队，一个油漆工小队，一个水电工小队，一个白铁工小组。

和当时一切单位一样，队里由革命委员会领导，有党支部，有民兵，有工总司——后来才改回去仍然叫工会，以及团支部、妇联组织。队革会主任，党支部书记，都是公司的干部，从全民单位调过来的。党支部书记倒也是工人出身，是搭脚手架的架子工，在综合队提拔为干部，调到我们单位来当书记。

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已经消失了，2003年单位正式宣布破产，所有的个人全部自谋生路。


二、分配与报到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学校老师找我谈过，说我读书还行，想分配我到刚刚进行会战建设的金山石化总厂技校去读书。我自己也有点想去读书。可是家长不乐意了，家里已经三个在农村，我是最后一个，如果也到金山，那就和到崇明差不多，最多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因此老爸到学校和老师讲了，情愿在上海的大集体单位，也不到金山去。

实际上大集体这样的“软档工矿”的分配档次里，也是大有讲究的。比如市轻工业局、手工业局以及各区的手工业局下属有不少是大集体的工厂。可是这是吃香的分配方向，工宣队和校领导是要安排给毕业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

当时我以及和我最要好的一些红团干部、排长（相当于今天的班长）都下定决心不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仅仅表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使得样样要出点风头的校领导觉得很难办。他们好不容易动员了一些排长或非学生干部的同学来表态坚决上山下乡，里面有一些身体条件极差的，居然也是大会小会的表决心喊口号。等到毕业风潮过去，运动声势造得差不多了，校领导就悄悄的把把预留的那些大集体单位分配给了那些同学。当然也有几个真去插队落户的。

给大批量的毕业生软档工矿的，就是大集体的房修公司工程队了。分配通知是在8月份下来的，自己到学校去领取——大凡好单位的通知单老师会送上门的。报到时间是11月27日。

进了单位，分工种就是一个大问题。老爸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居然找到了一个虹口房修公司革委会的干部。9月里的一个晚上，老爸带着我去了那个干部的家，就在我家附近，是一个很差的老工房，才一间房。稍微坐了一下，老爸带了一些礼品，具体是什么早就记不清了，最有可能的是大哥从插队的延吉带回家的人参、哈士蟆之类的特产吧。那干部很熟练的收了礼物，问了一下情况，他已经知道我是分在房修四队的，就问我愿意干什么。我没说话，老爸代我回答，最好是电工，不行的话木工也行。那干部很爽快的说，那就是木匠吧。

很久以后才知道，实际上当时我们进去能够分配到电工、木工这些技术工种的，大多走了一点小后门的。什么关系都不找、不托人的，往往就是做了拎泥桶、出垃圾的杂务工，或者是做了泥水匠。进了单位才知道一个顺口溜：“邋遢泥水臭漆匠，贼拉伲子当木匠。”木匠为什么要和“贼拉”连在一起？据说是因为木匠看见了好木料就忍不住要顺手牵羊。

大多数同学报到时间都是11月底，所以中学同学还疯玩了几个月。到了11月初，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报到地点，也就是公司本部去看了一下。到了11月就直接到公司报到了。

那一年我们公司进了好几百的新职工，每个工程队都进了几十个，还有一批被安排到市房修公司代培的。报到那天闹哄哄的。大概因为我算是中学红卫兵干部，我们房修四队的新职工组成一个学习组，由我和另一个中学的红卫兵干部女生一起主持，在公司里足足学习了一个星期。主要学的是结束了三个月的中共十大的文件。反正也就是每天读几段，讨论的时候就是大家胡扯。

公司培训结束后，我们到了自己的工程队去。工程队的队部离我家步行才10分钟不到。想不到的是工程队还要培训一个星期。这次培训的主要任务是将一个工地积存的垃圾全部清空，大概干了两天，带队的丁师傅自己总是带头干，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敢偷懒，几乎每个人的手都打了泡。


三、我的师父

培训结束后，单位举行大会，在照例的政治学习后，就宣布了师徒结对。我们30多个新进单位的小青年，逐个被叫起，和自己的师父见面、握手，用领导的话来说就是进行革命的拜师礼。

轮到我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是一位身穿邋遢的工作服的瘦小老头，旁边的人都在起哄：“喔吆，8只眼碰在一起了”——我的师父也是戴眼镜的。我赶紧上前，和师父握了握手，只觉得捏的好象是一段老树根，低头一看，师父不仅手心里全是老茧，就连手背上也是黑黑的一块快树皮状的老皮。

其他的师父都带了徒弟到一边去谈一会，而我的师父和我握了手就走了，留下我一个。旁边的师傅们解释说：“你师父回家去了。”

师父是浦东川沙江镇（现在并到机场镇去了）人，这个地方以中国“赤脚医生”的命名地而闻名于当时。师父每周六下午就要踏上回家路：先骑车到民生路码头过江，转到川沙的小火车，自行车就放在火车的专门车厢里。到了川沙再骑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全程总要三、四个小时，而第二天晚上就要原路返回。平时他是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过着单身汉的日子。

当时社会流行的尊称是“师傅”，或许我们这些小青工里的谁说错了什么，有一天一个青年师傅把我们召集起来，很严肃的告诫我们：“对自己的师父只能叫师父，不能叫‘某师傅’！这叫做‘徒不讳师’！”大家于是都懔懔受教，再也没有叫错的。

我的师父姓乔，于是很早就因为电影《乔老爷上轿》而得到个“乔老爷”的绰号，从来没有人叫他的大名，连带到我往往也被叫做“小乔”。师父已经是50多岁了，我是他第一个正式的徒弟——后来也是最后一个，因为我们这一批以后单位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招过工，而师父在我满师后不久就退休，让他的小儿子顶替进单位工作。

拜师后的第三天我就跟着师父干活了。师父先帮我到仓库领了全套的木匠工具：两把锯子（叫“勾子”），一大一小；两把刨子，一长一短，四把凿子（3吩、4吩、4.5吩、8吩也就是1吋），榔头、斧头。劳保用品，有白布帽套的藤编安全帽，劳动口罩，不过没有工作服，也没有劳动皮鞋。

东西领来，先放在师父的工具箱里。师父给了我一把榔头就带我进了工地。那天是给一户人家钉纤维板平顶，要我帮他递工具和纤维板。我要逞能，也跟他上去，学他的样子，用安全帽顶住纤维板，左手捏钉，右手握锤，往上就敲，想不到纤维板很硬，又是往上敲，一锤上去钉子飞跑了。再来一下，锤子砸在手指上，立刻出了一个紫血泡。师父大笑，说先学往下敲钉容易些。

几天里，师父帮我“开”了所有的工具，磨快刃口，锉尖并扳好锯齿。我们发的刨子，刨柄是用木螺钉钉在刨身上的，师父说这是“宁波牛头刨子”，用起来不舒服的，他帮我在刨身上凿了一个眼，用硬木刨了一根木柄，穿过刨身，这样推刨子的时候可以用力向前。师父还帮我钉了一个工具拎箱，外形有点像个篮子，我们大多数木匠师傅都是这样拎着工具箱去干活的。

师父十几岁就学徒，参加过四川路桥头的邮电大楼建造。后来一直是在私人小营造社做工，到60年代中上海加强社会主义改造，把私人营造社、个体泥水木匠统统整编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房屋修建工程队，属于房地局领导。当时还考过级，师父是建筑木工五级——在我们单位算是比较高的级别了。

师父兴致来了经常会讲过去做建筑工程的情景，他会说他学生意的时候看外滩、南京路这些大洋房造起来的样子，“那个生活做的那才叫挺刮！”在修一些有年代的大里弄时，他总会叫我从弄堂口沿砖缝往弄堂底望进去：每栋房子的每一条砖缝都是一条线的笔直，他就会赞叹：“那个时候做生活多少象样子！一天只砌三皮砖头，所以砖缝全是一样粗细，刹齐！”

师父从来是第一个到工地、最后一个离开，除了每个星期六下午一般总是3点多就离开以外，迟到早退是没有的事。平时干活的时候也很少休息，在居民家里大修时，他最多坐上两根烟的时间，就要干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工时总是要超额很多，尽管超得再多也没有奖金，可是师父就是停不下来。有的时候我在居民家中找到一本喜欢看的书，坐在地上就看，他从来不催我，只是笑咪咪的看着我，叫我继续看，自己干活。

师父技术虽然很好，眼界也高，经常说：“现在做的是什么生活（工作）！”不过他自己干活并不精益求精。有时喜欢干修地板、吊平顶之类的隐蔽工程，因为那样就很难核算实际工作量，尽可以少做多报。不过这种活脏得要命，尤其是修补旧平顶的时候，一锤子上去，陈年老灰哗哗的雪片般掉下来，我们师徒两个人就老是灰头土脸，常常下工后就象是个黑人，脸上只有眼白还是本色了。在干活时，师父也往往拆点烂污，有时应该接木料的地方他会用一根大铁钉钉进去，说：“铁榫头比木榫头要牢交关”。有时加工的门窗刨得不光滑，他也会说：“反正油漆工会来刮腻子打沙皮的。”

师父教我技术并不多，他还是老法的师父：“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学技术应该是靠徒弟自己领会的。教了我如何打理工具后，他并没有专门让我进行锯、刨、凿之类基本功的训练，也并不教一些基本的房修技术，只是让我当帮手看。看了几次，我自己动手他也不说，直到出了洋相，他才来帮助纠正。有一次在商店里做柜台，那柜台角上是三面接榫的“粽子夹角”，他老人家一大早就到了工地划好了线，等我到了就是按线打眼、开榫，如何划线还是不知道，他也不说。再加上我经常脱产参加社会活动，很难连贯的跟踪一个项目的全过程，因此我的木匠技术并不过硬，尤其是基本功不扎实，比如锯木料时，锯路长一点，下面就很容易“走线”，不能保证锯开的木料上下一个平面，必须要经常翻动木料，上下两个面开锯才行。深度近视眼，也影响刨木料时的观察，要费更多的时间和气力。

当时干我们这一行好象技术也不太要紧，最经常用的工具只是一把榔头，人们都叫我们“榔头木匠”。特别是新建房子或结构大修的时候安装混凝土模板，就是不停的敲钉子。有一次在砖厂建窑，我和师父两个木匠干了几个月，休息时师父突然说：“我们钉掉了好几卡车洋钉了。”另外，当时青工学不学技术无所谓，反正也不考级，满师总是36元一个月，大家都一样。有的青工同事到满师的时候，连榔头也挥不像。

师父并不识字，他的眼睛是在一次高空坠落事故、昏死几天几夜后就变成近视了，只好戴眼镜。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却会看图纸，知道如何看剖面图。有一次我们造一排砖窑，窑顶是圆拱状的，图纸上只给出了窑的高度和宽度，没有圆拱的半径，我们没有办法放大样来做模板。我记得中学数学里是学过这个的，在吃午饭的时候算好了半径，赶紧跑到工地想告诉师父，想不到师父已经在那里锯那个样板的圆弧了。他的办法是这样的：在地面上画出窑顶的高度和宽度，然后在宽度1/2的中心往下画一道直线，拿了一根绳子绑上铅笔在这条直线上反复试，直到能够候到顶点和两边，就画出圆弧。一时间我真是感受到毛主席说的工人农民最有智慧的真理。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拜师后他一直和我说：“你不会一辈子当木匠的。”所以他对于我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是积极支持，从不阻挡。3年学徒里我大概只跟他干了2年活。

到了满师的时候，突然之间上级规定要考核技术，要求按照劳动定额，在3小时45分钟内制作一扇廿字窗棂的木窗。我从来没有做过，当然很紧张，师父比我还很紧张。正好工地有同样的木窗要修，他就拆开，让我重做一遍。考核的前一天，他不声不响帮我打理好全部用得上的工具，准备好了画线的“柱头”。好在我的运气好得出奇，考核那天平时技术比我好的几个都出了问题：不是砸断了木料、就是做错了尺寸，我居然还得了个第一。回来后师父也高兴得不行，破天荒的掏钱请同班组的同事们吃糖。

师父有6个儿子，他平时极其省吃俭用，要为6个儿子造房子、讨娘子。我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他穿工作服以外的衣服，他抽的烟不是勇士就是劳动，烟瘾很大，往往一天只用两根火柴：上午上班点一根叼着，一根连一根，午饭后再点一根。好在修房时居民往往都会送些烟。他的自行车是真正的“老坦克”，看不出原来是什么牌子的。平时用的毛巾比抹布还要黑，食堂里吃饭老是红烧肉加青菜。我们在砖厂造窑，他利用这个关系专门收买砖厂的次品砖，凑齐了一船船运回去。当我离开单位到师父家告别时，6栋三上三下的房子已经造好了。

师父不关心政治，每周一次的班后政治学习会，他老是闭目养神。但是有的时候语出惊人。有一次我读报说8亿人民如何如何，他突然睁开眼说：“中国已经8亿人啦？”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回答后，他一本正经地说：“8亿人里的男人小吊吊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了。”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后，我有一次回到工地，他一把把我拉到僻静的地方，很严肃的告诉我：“好了好了，不会再有地震天崩了，真命天子归天了。”

师父个子小，胆子大，尽管他出过那样严重的工伤，可是在脚手架上依旧是到处乱跑。在跟随他的日子里，他出了好几次工伤，每次都要我踩黄鱼车送他到他姐姐家去休养。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一个中学里拆楼板的时候，掉下来的木梁上的钉子在他小腿上划开一个尺把长的大口子。我急忙把他送到医院里去缝针，一共缝了28针，他一边喔吆喔吆的叫唤，一边还要和护士开玩笑：“小妹妹啊，你看这只脚爪是不是变成黄鱼肚皮了”。

1977年的夏天，我们在拆一个楼房的水泥模板时，我看脚手板不牢靠，和他换了位置，由我站在外面，结果模板突然脱落，砸断了脚手板，我们当时根本就不配备保险绳，于是我就从4楼摔了下去。下落中清楚地看到师父俯身朝着我嘴巴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好在我的命很大，掉到二楼时抓住了脚手架，爬到了房子里。

这次坠落事故对我打击很大，从此有了个恐高症的症候，在高处往下看时膝盖总会发软。正好在这时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于是决定去当臭知识分子，这个光荣而危险的木匠行当看来确实是干不了一辈子的。

离开单位后不久，师父就退休了。每次到上海来取工资，就会到我家来玩。他从来不敲门，总是抓住门把手来回推拉，我妈妈一听就知道他来了，赶紧泡上茶，拿出烟。他老人家一屁股坐下，说几句笑话后就闷头抽烟。不管我在不在，坐半个小时，准时起身走路。留他吃饭，总是推辞。印象里好象没有正式的给他老人家敬过酒。

94年我父亲去世后，师父就来的很少了。几年后听说他身体不太好，不再到上海来拿工资了。再后来就是我到浦东去参加追悼会了。


四、其他的师傅们

我们单位的人员结构很清楚，分成这样三大类：一批像我师父这样的原来个体泥水木匠，一批在文革前后分进来的社会青年（60年代毕业后失业的中学生），剩下的就是我们这批青年徒工。我们称呼师父一辈的叫“老师傅”，60年代进单位的这批，比我们大十岁左右，叫“师傅”。我们自己平辈的就是“小李、小王”的了。

原来个体泥水木匠的老师傅里，有很多是和我师父一样的浦东人。我师父算是年纪大一点的，很多是50岁上下。有的师傅和我师父一样，住集体宿舍，那是在广中路上的一个民房，也就那么几间房，4、5个人一间，房间里什么家具都没有。

浦东老师傅有一项特权，是每周六下午可以早点下班回家去，虽然理论上应该周日晚上回到宿舍，周一准时上班，不过往往有周一近中午到工地的。我师父家比较远，靠近现在的浦东机场了。其他的师傅好像没有这么远的，都是川沙、南汇靠近市区的地方，没有奉贤、金山那样远郊的。

很多浦东师傅和我师父一样也是骑车往返的，那些60年代青年师傅常常开玩笑，嘲笑浦东师傅们是“脚踏车踏一万记，就为了夜里一记”。可是后来这些青年师傅实在找不到老婆的，只好也找一个浦东娘子。一来浦东娘子是农村户口，我们大集体单位职工毕竟是城镇户口，有购粮证的，可保证丈夫的家庭地位；二来可以省掉在上海找结婚房子的烦恼，当时上海住房极其紧张，不要说是结婚房间，很多人家连一张婚床也没有地方放的。我们小组有个青年师傅在30岁的时候，讨了一个浦东娘子，还是当地民兵连长，也开始加入到每周六“脚踏车踏一万记”的行列。

我们进单位时，有的浦东师傅还只有四十几岁，正当年。当过我们小队队长的一个浦东师傅，据说在文革的时候拉了一支造反队，人称“陶司令”，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三结合”时，连个队革会委员也没有选上。他人长得很帅，个子高高，口才很好，技术也不错。就是因为这个经历，很多人对他都防一脚。

老师傅很多是不识字的，识字的也只有小学学历，不过大多数在当年集体化初期就评过了级，最差的也是四级工。而青年师傅大多数都是初中生，有几个因病因贫而辍学的高中生，普遍文化水平高于老师傅，但是他们没有轮到技术评级，大家拿的都是文革前三级工的工资，四十五元上下，所以经常满腹牢骚，动不动就要嘲嘲老师傅。

印象最深的青年师傅，是培训时带领我们的丁师傅。他是白铁工（铅皮匠，负责修理房屋的落水沟槽管道，这些当时都是用镀锌薄铁皮做的。还包括屋面浇柏油之类的脏活），高高瘦瘦的个子，大眼睛，大嘴巴，下巴有点翘，用现在的说法很性感。印象里他总是一身整洁的蓝劳动布工作服，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将劳保口罩拆开，用口罩的纱布围在脖子上挡灰。

丁师傅好像初中都没有毕业就出来学生意工作了，可是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谈吐总是非常文雅，永远不带脏话。他的技术很好，是我们工地的白铁工小组长，那个小组总共只有两三个人。他擅长敲打各类铁皮管道弯头，干活效率很高。有一次我们团支部接了一个国庆游园项目，我设计了一个用自制弹簧枪朝天上发射打小降落伞，看小降落伞降落准确度的节目。小降落伞要用八瓣的确良布料缝制，需要有一个样板，交给里弄生产组裁剪缝制。我请丁师傅帮忙画一个样板，他拿了圆规直尺，一个多小时就交给我那个样板，照样剪裁后缝制起来，标准的一个半圆球降落伞。后来自制枪不过关这个节目被撤销了，不过我总记得丁师傅麻利的在纸板上摆弄圆规的模样。

丁师傅为人正直，文革的时候是个逍遥派，三结合了，他因为人缘好被当作工人代表结合进来革委会。不过他一点不愿意坐办公室，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做他的铅皮匠。他不是很喜欢说话的人，对同事、对徒弟，总是很热情帮忙，从不掺和同事之间的纠纷。

1974年国庆节晚上，我们单位民兵到南京路值勤，焰火放完后，开始下小雨。单位派来的卡车把我们拉回了单位，大家解散回家。我和一个女生同一个方向一起走，先到了我家门口，我问了一声，“要我送到家吗”？那女生说不要。我就说了再见。第二天到工地，丁师傅问我昨晚是否送了那个女生回家，我说她自己说不要，丁师傅很严肃盯住我，说，那是无论如何应该送的呀！我当时感觉简直就是无地自容。

这样好的一个青年师傅，不知道为什么找到女朋友却很晚。据说有一个原因是他家境差点，母亲要他奉养。后来是我们单位“特困”进来的一个女青年，插队回来的，很喜欢他，他们俩就成为本单位为数不多的同事夫妻了。

单位里很多青年师傅喜欢读书。每当“发现”藏书丰富的居民家，大家就会互相转告，借书来看。很多青年师傅书读得很多。有一年在山阴路大修的时候，有个青年师傅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就是大修房屋的一个居民的女儿。他带我去了她的家，名义上是去“收头”，就是大修后处理一些遗留补修的项目。当时我刚20岁，还不想谈恋爱，那户人家更吸引我的是他们家藏书很丰富，到了那里，我就捧着本《金银岛》看了一下午。出来后，那个师傅问我对那个女孩印象如何？我回答说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他大笑，用普通话讲了句：“她还可以，但不足以打动我的心。”读大学的时候我才看了《傲慢与偏见》，知道了这句名言的出处。


五、青年徒工

我们房修工人生活本身是相当艰苦的，和一般的建筑工人相比，风吹日晒之外，更要饱尝各种各样肮脏龌龊。我们工作中接触的各类房屋，本身我们要修理的屋顶、吊顶、地板等部位就是积满了陈年老灰；而且无论何种房屋，在当时无一例外的都成为72家房客式的立体大杂院，共用的厨房、卫生间（大多数房屋根本就没有），到处是油腻脏泥，门窗上总可以刮下一厚层。在狭窄的、被居民们堆满了杂物的楼梯、走道里干活，鼻子里总是充斥着臭气，眼睛永远被灰尘遮蔽。多年后，一位老同事谈起，在单位工作第一天，回到家里连鞋也没有脱就倒在床上，感觉是崩溃般的绝望。

和这位是家里老大的同事相比，我因为有哥姐插队艰苦务农的比较，也知道自己这个木匠的工作岗位是哥姐们付出了代价才得到的，因此没有那样绝望的感觉。可是，也有好几次感觉非常糟糕。

有一年夏天的高温季节，在祥德路的一栋日本人公寓式里弄房子大修，我蹲在灰尘飞扬的屋顶上钉挂瓦片的格椽条子，一榔头下去，陈年老灰就震出了一大团，风一吹，都粘在流汗的手臂上，厚厚的一层。被太阳晒得火烫的屋面，隔着鞋底都把我的脚底板烫出了水泡。就在这时，听见下面的楼房里，传出欢快的钢琴乐曲，以及女声合唱声。我知道有个中学同班的女同学就住在这栋楼里，她是中学文艺小分队的钢琴手，毕业的时候被保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去学钢琴。想想应该是她和小分队的一些女生在聚会，再想想“人比人，气死人”，真的感觉非常差。

还有一次是大修到了我小学、中学都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家里，那天我扛着一大堆木料，到她家准备修地板，是要钻到地板下面的“地垄”（架设地板格栅的矮墙）里更换腐烂的格栅及垫木。恰好，班级里另两个女同学在她家玩，看见我都楞了一下，我摔下木料就逃回了木工间，找到一个最愿意干这种活（这种活是隐蔽工程，大可以少做多报）的老师傅，请求他去帮我完成这个工程。工时都算他的。连着几天我都不敢再去那个女同学家，倒是那个女同学见我这么抹不开脸面觉得好笑，很大方的来我们木工间打招呼，我才跟着去了她家，完成了其他的门窗修理。

青春时代，这些脏累之苦因为是所有的同事们都经历的，这就冲淡了“受苦”的印记，尤其是有太多的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

单位里在70年代初进了很多我们这样的徒工。先是1972届中学毕业生，有30多号人；然后是我们1973届，第一批30多，还有一批在市房修公司代训的，半年后也来到本单位。所有的72届、73届青工，都来自于本区的几个中学。73届所有的青工都是从三个相距不过一里路的中学毕业的。很多人是小学同学，在中学分开，现在又做了同事。彼此之间很容易熟悉起来。

以后在1974年，当局搞了一个“特困”政策，凡是上海68、69两届一片红插队落户务农的毕业生里，有独生子女的，有严重疾病的，可以照顾回上海。为了不动摇其他上山下乡知青的“军心”，规定这批人回到上海不能进全民工厂单位，只能进大集体，所以有那么2、30个就到了我们单位。他们年纪比我们大几岁，但毕竟有别于60年代进单位的青年师傅，所以还是和我们徒工小青年混得比较好。

一个单位四分之一是小青年，气氛就比较活跃。团支部的活动也比较多。我很快就当了团支部的文体委员。好像应大家的要求，组织过乒乓球比赛，还组织了一支乒乓队参加区里的联赛。可是我这个领队却是一点不会打乒乓的。也组织过大家去打篮球。不过总的来说，我的组织能力是比较差的，也缺乏主动性，很快就有尸位素餐的感觉了。

刚进单位不久，中央就开始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了。这忽然也就成了我们青年徒工一个发泄过剩精力的窗口。大家都到单位里来写大字报，挂满了小小的队部每一个办公室、走廊、会场。至于运动究竟是批判什么，大家根本不管，就是图个热闹。这在以后的几个政治运动里也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于1976年周恩来、**的逝世，也是单位里小青年的大事情。大家赶到单位做花圈，布置灵堂，忙活了好一阵子。

我喜欢小范围的、事务性的活动。1974年9月，接了一个组织国庆节游园会节目的活，我干的很起劲，也很有收获。可惜第二年这个节目搞砸了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6/28511.html。有些时候也参与一些文艺节目的组织排练，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批邓运动里，我们为了参加区里的文艺汇演，搞了一个“师徒批邓”的节目。队里的一个笔杆子青年师傅写了剧本，我只是张罗剧务，制作布景，给参演的同事们服务跑腿。这个节目紧密结合时事，尤其是参演的几位同事表演很自然，得到好评，预定9月9日晚上在区工人俱乐部正式演出。可是下午我把布景什么都送到了会场，联络好了进场时间等细节，在回到单位的路上，就听得哀乐四起，是**逝世。晚上的演出也就作罢，赶到队部布置灵堂了。

更多的团组织青年活动就不那么有意思，那就是经常性的义务劳动。当时的工程管理很差，一个大修的工地，很快就建筑垃圾遍地。于是领导们常常就发动青年团员来突击大扫除，下班以后团员集中干一两个小时。有的时候要赶工程进度，团员也是现成的突击力量。

记得有一年夏天，单位承接了大连西路上的一栋工房建设，开挖基坑时就出了问题，有一个角落有流沙，挖掉多少出来多少。后来是调动了一个蟹钳挖土机，一个小时挖好，立即浇灌混凝土，才把基坑弄好。因为这个流沙坑影响了工程进度，基坑混凝土稍微干燥，就开始在上面铺设钢筋，准备浇筑“钢砼”（钢筋混凝土），要求一个晚上把全部钢筋扎好。那是一个星期六，白天我在一个中学工地，觉得左手肘好像扎了一个小刺，有个红点，有点痒痛。下班后赶到大连路工地，开始扎钢筋义务劳动，整整一个通宵，到早上7点半大功告成。这时左手肘那个红点已经扩大成了一个肿块，最上面有白点，很疼。

离开工地，我直接就去了地段医院看病，外科的一个女医生刚上班，看了一下那个肿块，就说要排脓清创。于是她就拿出手术刀干了起来。我看着她的动作，以及从肿块里排出的血块脓液，嘴里还在和她说话，但慢慢就觉得浑身冷汗，恶心，站都站不住了。她大概觉得我声音不对，抬头一看，叫了起来：“你要虚脱了，快躺下！”我随着她的话慢慢的倒到旁边的小床上，一时间失去了意识。手术完后躺了一个多小时，才能起身回家。好在她给了开了病假，我得以在家休息了三天。

有的义务劳动和本单位还没有关系。1976年唐山大地震，上海动员各级团组织到火车站义务劳动，我们局被派到北郊站，紧急卸车，把货车车皮腾空后装运各类救灾物资，我们主要装的是搭窝棚用的油毛毡。连着几个星期天都是这样。


http://www.longdang.org/bbs/view ... id%3D107&page=2

tuffy05

六、我修的房子

当时房屋修理是完全计划经济的。区房地局下属各个房管所汇总本地段房屋的情况，提出大修计划。理论上将，所有的公房每十年大修一次。但是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只好排队，先修危房；再修本身质量差的房屋，质量好的房屋放在最后。

列入了大修计划后，就由房修公司专门设立的查勘组到列进计划的房屋进行查勘。查勘分工种派出专门人员，对待修房屋做出评估及修理计划，填写一式三份的“施工单”。

一般大修最重要的是屋面。一般的砖木结构住房，十多年后屋顶上的白铁皮落水管肯定锈烂掉了，雨水渗透，屋顶的木构件也开始腐烂。屋顶的瓦片沟槽会被长期的灰尘淤积填满，不能顺畅排水。修屋面一定要搭脚手架，让泥水匠将所有的瓦片翻一遍，扫干净，我们木匠将瓦片下的屋面板或挂瓦片的格椽条修补好，泥水匠重新铺好瓦片，白铁工调换好所有落水管道。

也有的旧房子结构发生问题，整体倾斜，或者木结构虫蛀、腐烂，这就需要木匠设置好临时支撑，由泥水匠拆掉整堵承重墙，从墙基开始修复，或者是木匠重做木结构。

房屋室内的门窗地板之类称之为装修项目，也要开具施工单。查勘员写了门窗部位，画一个三角，就是表明要“拆装”，把门窗卸下来调换铰链，额定工时窗为一小时，门为一小时二十分钟；画一个圆圈，就是表明要“整理”，额定工时窗半小时、门一小时；画一个直角，就是表示“接挺换冒”（门窗垂直构件叫挺，水平构件叫冒，锯掉一段门窗挺，接一段新的挺和冒头）；画一个框形就是“套裤子档”（两个接挺换一个冒），如此等等，繁琐得很。超施工单修理部分，结算的时候就没有施工费，一定要报施工员批准，结构等大项目要请查勘组重新查勘。

上海的住房大概可以分成棚户简屋、旧式里弄、新式里弄、花园式里弄（弄堂房子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6/1968.html）、花园洋房、公寓住宅这样几大类。棚户简屋不是公房，我们不会去大修。其他的这些类型，我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居然都曾修到过，也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旧式里弄一般是指没有煤卫设施的老式石库门里弄（石库门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6/1970.html、广式房子。我参加大修的有欧阳路35弄的广式弄堂，四平路临平北路口的广式门面里弄、周家嘴路、岳州路与公平路交叉口附近的旧式石库门里弄。这些房子都是砖木结构，建筑质量本身比较差，而且很早就被淘汰为“七十二家房客”式的贫民聚居点，过度使用，脏乱不堪，修起来最麻烦。不过这种房子经过大修后会有一定的改善：朽烂的构件都更换，屋面重新铺设，往往还给三层阁楼的居民开了“老虎天窗”。这些房子二楼前楼原来是木头裙板+木摇杆木窗，时间长了，透风漏雨，大修的时候拆除裙板，改用木筋+板条+钢丝网+水泥石灰黄沙粉刷的外墙，木窗也都改成铁皮铰链。

新式里弄，是指没有石库门高墙，采用西洋风格立面，有煤卫设施的弄堂房子。我参加大修的主要是山阴路、祥德路一带的新式里弄。以及那一条路上的一些新式石库门里弄。这些房子是砖木及部分部位的混凝土结构，和前面采用木柱支撑的老式石库门不一样，这些房子是西洋式的采用砖墙承重，因此房屋结构要牢固得多。西洋式的木屋架有铁制连接件，木料一般都是进口的“洋松”。好一点的房子比如山阴路文华别墅，已经采用了钢窗，窗台板以及木门等装修料都是澳大利亚柳桉木，尤其是那些弄堂的后门，是用7厘米厚的洋松方木料拼接，上中下三根2厘米的钢栓穿透木料，两头再以螺帽拧紧，又沉又硬，绝对比现在的铁皮防盗门结实。屋架上使用的大铁钉，都是四方钉，师父说是进口的“花旗钉”，拔出来还是发亮的（这个里弄是30年代初建的，是银行高级职员住宅，到我们大修时已经使用了40年）。连屋面上盖的瓦片，翻过来看看都是外文字母，又厚又重，敲一敲当当响。

花园洋房，就是西洋式的带花园的独立住宅；花园式里弄，就是今天所谓的“连体别墅”，前面看上去是花园洋房，但房屋后面的厨房、保姆房、汽车间等附属性建筑是连为一体的，看上去像是里弄。我参加过大修的有山阴路274弄，以及宝山路江湾路路口的一栋花园洋房。那栋花园洋房非常漂亮，有一个尖顶的圆塔楼，屋面的老虎窗是圆弧形的，楼梯间的窗是凸圆窗。

我还参与大修过一些上海不多见的日本人房子。四平路上的新亚新村，是个小型的日本住宅小区，两层的“连体别墅”，底层是日本式的装修，大起居室是榻榻米，室内门是扯门。而旁边的一个书房是西洋式的。底层的卫生间是日本式的方形浴缸。二层的卫生间是西洋式的长浴缸。前立面两层都采用日本式的大扯窗（书房是西洋式的开关窗）。那个房子的装修非常高级，木装修都是澳大利亚柳桉，地板是硬柳桉木，五金零件都是铜制的。据说这是原来日军军官的宿舍，在其中的一栋屋顶上，丁师傅还发现了一把****，和一盒子弹。很快就上交给了公安局。在新亚新村边上，沿四达路也有一个日本人的房子，是所谓的公寓式里弄，就是每一层都由独立的几个居住单元组成，装修没有新亚新村的高级，也是使用很多的扯窗扯门，室内是榻榻米。

说句老实话，新式里弄以上的房子，被我们越修越坏，这是我师父经常说的。新式里弄起居室、卧室原来都有壁炉，通到房顶上有大烟囱。我们大修的时候全部敲光。结果使得这些房子的屋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装饰。很多瓦片坏了，没有办法更换，只好整排换成水泥瓦。最可惜的是宝山路江湾路路口的那栋花园洋房，瓦片是“鱼鳞瓦”，当时没有生产的，只好半个屋面改铺水泥瓦。圆弧形的老虎窗因为年久失修木料朽烂，我们没有办法复原，就改成了三角顶的老虎窗。还敲掉了原来很漂亮的几个大烟囱。完全改变了房屋的风格。山阴路274弄那排花园式里弄房子的外墙，原来是鹅卵石+水泥黄沙粉刷的，非常有质感。我们大修的时候，外墙已经有了裂缝、破损，我们没有办法复原，只好全部铲掉，改用水泥浆“拉毛”。上面说的日本人房子的扯窗，原来的滑轮是铜制的，轨道是硬木的，拉起来没有声音。我们修的时候改成了铁轮，钉的是铁条轨道，一拉哗哗的响，而且铁滑轮的质量很差，没几年就坏了。

这些房子原来的木料那么好，而我们当时的木料是“本松”、“白松”，不仅强度差很多，最要命的是木料没有经过很好的加工，湿度太大，我们用刨子刨的时候，刨花会笔直的从刨铁口里朝后面窜出来（干燥的木料刨上去，刨花都会成卷的向前飞出去），所以有个青年师傅嘲笑说：“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这就是我网络签名档的出处。这种木料制成的门窗非常容易翘曲。最离谱的一次，我做了一个才120厘米高的厕所隔门，装上去后一个星期，那门居然可以翘曲十几厘米。

tuffy05

七、我建的房子

修建工程队，有修就有建。我们单位确实也改建过房子、新建过房子。

比较大规模的改建项目，是在虹口区两个中学。50年代时在上海新建过一批中学，那些中学教室都是木地板、木楼板。当时没有进口木材，楼地板以及地板格栅（地板横梁）都是杉木的。杉木木质软，不耐磨，根本就不适合做楼地板，我修过的再差的石库门弄堂房子也没有用杉木做地板的，杉木最多只能做屋架、楼板格栅。十几年过去，小朋友们的双脚早就把这些地板磨穿。到了70年代初实在是没有办法，要出危险了，只好进行改建，拆除木地板，改为现场浇筑钢筋混凝土楼板。我们木匠的工作是拆除楼地板以及格栅，设置支撑，铺设模板，然后由钢筋工扎钢筋，泥水匠浇筑混凝土。在拆地板及格栅的时候比较容易出事故，我的师父就是这样被一根钉子划伤了小腿。

我参与的改建，是虹口区的红旗中学，是我大哥的母校。当时不算最好的初中。但是这个中学有个很大的特点，操场极大，有完整的足球场和400米跑道。这实际上是原来日本人的一个女子高中校园一部分，1949年后把那个日本人学校以及它的游泳池改成了上海无线电七厂的厂区，余下部分建了这个中学。我们是在夏天暑假里进行这个工程的，中午有很长的休息时间，我总是到学校的图书馆去翻阅，那个图书馆也是要改建的，藏书都乱七八糟的扔在地上，我就躺在书堆里，随手拿一本看看，觉得不中看就随手一扔，再拿一本看看，看累了就睡一觉。现在忽然想起来一本当时看的书，是李洵的《明清史》。

还有一次参加的新建项目，是欧阳路大连路口附近的虹口区煤渣砖厂。那个厂好像很早就有了，70年代初要扩建，新建一排砖窑和一个锅炉房，一个办公楼。我和师父在那里干了很久。砖窑、锅炉房基础以及一个料斗，都是不规则的形状，师父拿了图纸，几乎不假思索的就出了样板，我只要跟着锯、跟着钉模板就行。师父在那时和砖厂的关系很不错，买了很多的处理品煤渣砖，一两分钱一块，积累了几吨，就让家乡的船过来运走，后来就是师父给儿子们盖的那三上三下楼房的材料了。不过这个厂改建后十年不到就关闭了。

上海在60年代大吹大擂的番瓜弄棚户改建为工人新村后，连续十年不再建过有规模的工人新村。随着49边后生育高峰的一代逐渐成年，70年代初住房紧张起来，于是在我进单位的时候，零零星星的在市区里见缝插针的造起“工房”（工房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6/3418.html）来。我们就接到了任务，在山阴路上建一栋6层工房。那是1977年，我已经满师的时候。记得那栋工房是“75—1”型的，两室户或一室半户，南面都有阳台，北面仍然是开放的走廊。采用砖混结构，砖墙承重，每一层现场浇筑“腰箍”（钢筋混凝土圈梁），搁上多孔预制板楼板。

这栋楼的地底下还要造一个人防工程，也需要混凝土浇筑，木匠的“拦壳子”（制作安装模板）的工作非常多，主要是以我师父为主。按照当时的行话，就是“糙场师傅”。我跟着师父做，学了不少活。我们不停的钉制木模板，一大把一大把的用钉子。记得当时看了苏联小说《小家伙》，说主人公——在喀秋莎火箭炮工厂工作的十几岁孤儿院男孩——可以一榔头把钉子钉死。不知道主人公用的是多长的钉子，不过他是钉火箭炮弹的木箱，应该也和我们钉的模板差不多。我就拿2吋半（65毫米）的钉子试试看，果然是可以一榔头钉死的。也就是在这里，我出了那个决定命运的坠落事故。

我们造的房子怎么样？现在看看真的很差。75-1型的工房采用了“腰箍”，整栋房子的整体性比74型的要好很多。但是设计标准还是太低。尤其是装修上，木窗都是“指接”（用碎木料拼接）的，门窗档居然都是水泥预制件，与木门窗闭合程度很差，透风漏雨很厉害。室内门都是纤维板的门板面，力气大一点一脚都能踢穿，再加上朝北是敞开式的过道，门板很容易受潮变质。

本身设计标准不高，我们的施工质量也差。所有的混凝土都是现场搅拌的，除了水泥是一袋50公斤的确数，黄沙、石子是我们木匠、电工之类装车并推进搅拌机的，重量都是“毛估估”，天知道是否达到400号的搅拌比例标准。样块也不是搅拌一次筑一次留样，而是一次性把近几天要浇筑的次数全部筑好。泥水匠浇筑时使用捣固棒也不标准，我们拆除模板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没有捣实的"马蜂窝"。最离谱的是，浇筑屋顶水箱后，我和师父把模板拆开，居然在水箱壁上有个足球大小的洞。后来用高强度水泥补了好几次，到水箱试验装水后，还是哗哗的渗水，从楼顶一直流到人防工程的地下室。泥水匠一天要砌一层的高度，下面砖缝里的灰浆没有凝固就受上面砖块的重量，难免要移动位置，结果就是没有一堵墙是不歪的。作为楼板的多孔预制板上压了太多的砖块，到上一层墙砌好了，楼板倒已经开裂了。当然，这些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单位的问题，这是70年代盖的工房的通病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6/25367.html。

tuffy05

八、阶级斗争

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单位里的阶级斗争自然抓得很紧。进单位的时候，本单位已经有十几个“四类分子”，有的是清队运动中清出来的历史问题，或者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打出来的“反革命”，有的是刑满释放的“坏分子”，这些人平时要受监督，打扫工地，不得参加小组政治学习，每周要集中到队部受训。

队里专门有个干部，是负责人事、组织的，抓阶级斗争也是他的职责。哪个职工有了什么问题，一般性的就要由他来办“学习班”，结果总是要写“深刻检查”，师傅们称之为“摆测字摊”。严重点的问题就要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据说这个干部每次找人谈话，总是这样开场：“你的问题，你自己心里一本账，我们领导也有一笔账，广大革命群众眼光雪亮也有一本账，今天我们就来对对这三本账。”

“阶级敌人”总是被适时的制造出来。本单位有一个很喜欢读书的铅皮匠，在居民家里借了一套《第三帝国兴亡》，看得很有体会，找不到人来交流，有时就在工棚里开讲希特勒的故事。有一天讲得兴起，说希特勒从一个流浪汉当了元首，我铅皮匠说不定也能做到，还顺口对一个听众杂务工说，我要是上去了，给你弄个国防部长做做。

这样的玩笑话，在那个时代就是重大阶级斗争线索。很快就被人告发：他们两人在密谋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于是很快就被“群众专政”，公司成立专案组，把这两个倒霉的家伙关在地下室里隔离审查。搞了快一年，没有办法定性，只好最后批斗一次——前面已经多次批斗了——后宣布敌性内处，就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交由群众监督劳动，还是做他们的铅皮匠和杂务工。

我们木工小队有一位四类分子，是过去的小业主，因为偷税漏税被判过刑，所以是“坏分子”。他做人很本分，本来是开店的，木匠技术比较差点。他是老师傅的年纪，我当然一直是叫他“孙师傅”的，可是有人认为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这么能够叫“四类分子”师傅？领导要我警惕。师父安慰我，单位里总归有些“咬狗”，喜欢“触壁脚”，靠揭发别人讨好领导，不要去理睬。不过叫人名字总归不太好，可以叫他“老孙”，这样就不要紧了。

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是“野鸡工”。上海当时严禁一切个体小生产，那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汪洋。我们白天上的是社会主义班，下班后帮朋友做点泥水木匠活，吃一顿饭，算是帮忙，这还不要紧。可是如果是朋友的朋友，拿了几块钱，就算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打资本主义的“野鸡工”，是走向阶级敌人的开始了。一有发现，就要“严肃处理”。

有一次单位里一个泥水匠叫了几个同事，给人去翻建私房，干了几个晚上，分了一些劳务的钱，也不过十几块钱的事。不知怎么就被揭发。单位领导写一个报告，盖个章，这个泥水匠就被送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去关起来了。

虹口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后来叫上海民兵虹口区指挥部——就在现在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的一栋花园洋房里。这栋洋房原来是纺织系统哪个大资本家的住宅，49年后改成了纺织局工人疗养所，文革的时候被当作了工总司的一个司令部，再改成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栋楼有个很大的地下室，全区单位里被领导送来的、被文攻武卫巡逻时抓来的人就关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单位的这位泥水匠在里面关了三个多月，原来是文攻武卫指挥部要在花园的一头建一排两层的办公室楼，要利用这些无偿劳动力。

有些是单纯的刑事犯罪，在当时也一定要挂到政治问题上去。我们工地另一个木工小队里有个72届的徒工，有点好吃懒做习性。先是和单位一个也是72届的女同事谈恋爱，谈得比较热络，发生了性关系，在当时未婚有性行为属于“道德破坏”、“资产阶级作风”，也要“批教”（比批斗低一级）。可这两人屡教不改，有一次一早上发生过关系了，都不想上班，一起到地段医院混病假，男的装血压高，女的装血尿——验小便的时候刺了手指滴点血在尿液里。医生显微镜一看，先看到的不是红血球，倒是精虫。通知了单位，两个人被弄到单位里“办学习班”，训了几天，

后来那个男的，越来越不像话，发展到夜间拦路抢劫。千不该万不该，这家伙在有一年的国庆节夜里，伙同另外三个混混，在铁路边上拦路猥亵了一个过路女子。这就被当作了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就被公安局抓进去，逮捕法办。单位里要我写批判稿，在批斗大会上代表单位宣读。这个活真让我心惊肉跳，写了几次，都被公司保卫科长痛骂，他教我一定要把国庆节晚上这个罪行放在最前面，这个叫突出重点！这个应用文教育真是活学活用。后来在公司大会上批斗了这个徒工，然后公检法军管会宣判，反革命流氓罪，给了他十年徒刑。

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案件。本单位有一个同样是73届的木匠徒工，人长得很富态，白白胖胖，家境不错，也是喜欢读书的。他和我不是一个工地，但很谈得来，所以来往也比较多。有一年我到他的工地去干什么事，看见他戴了一个黑纱，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是祖母去世了。过了大概一个星期，他突然就被公安局抓进去了。后来才知道祖母是他杀死的。他还处心积虑的安排了不在现场的证据，和弟弟一起去虹口体育场看球，看到一半假装去大便，骑车赶回家，杀死了老太，再赶回去看球。本来这事不会被揭露，据说是他的叔叔从香港过来奔丧，见老母额头有伤痕，力主报案。想不到公安局很快查清了案子，在我这位同事的床底下，血衣还没有洗掉。后来也是找了人写大批判稿子，把他狠斗了几次，最后宣判是死缓。现在好像已经减刑出狱了。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tuffy05

九、政治学习

作为时代特征之一，讲到那个时候的木匠生活不讲一下政治学习，好像就漏了一个重要的内容。

当时所有的工人都要参加政治学习，那是表明你有革命群众的身份。每周一次（曾经是两次）的政治学习，安排在周五下午。一般是分班组学习，师傅们在4点半下班后，聚集到木匠工作间，学习一个小时。有的时候是全工程队活动，师傅们在下班后，简单吃点东西，或者就是饿着肚子赶到队部，听**传达，参加批判大会，一般要一两个小时。

班组学习需要一个主持的人，这个人就是学习组长，和管业务的小队长相对。我好像是很早，也就是在满师前就成了我们小队的学习组长，要组织师傅们下班后的学习活动。大家完成了工作，闹哄哄的回到工作间里，围着我们的工作台，纷纷坐下。班组里的李能春老师傅，绰号“老酒鬼”，每天三顿黄酒是少不了的。他一坐下，就拿出酒瓶，取出一包花生米之类的下酒菜，开始美美的享受。其他的师傅有的打水擦身，有的磨刨铁、整锯子，闹哄哄的。我就开读文件或报纸、或者毛选第五卷——当时要求工人群众都要通读一遍。我普通话一开口，师傅们嚷嚷，“不要开国语”！我只好改用上海话读报，读文件。有的真是难读，比如批判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文章，用上海话读这个名字可真不容易。不过也要感谢师傅们的苛求，我到现在还能够用上海话流利的朗读报纸。

刚当上这个差的时候我就强烈感觉到，我读的那些**、报纸，和我们普通工人的生活实在是相差太远了，用上海话来讲，就是“一点勿搭界”。只是不参加政治学习、故意缺席，是一个政治问题，弄得不好就要叫到队部去“摆测字摊”，大家就是应付应付，所以我很快就掌握了当学习组长的要领，第一就是师父说的“不当咬狗”，绝不将小队师傅们的学习态度、出席和讨论的真实情况向上汇报，瞒上不瞒下，对上永远按照上级认为应有的状况进行汇报。第二，就是千万不可以按照上面的精神来和师傅们“较真”，反正读读“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他们听不听无所谓。所以每次学习我都尽量压缩在半个小时里结束，大家早点回家。

不仅是这个政治学习的形式，而且文件里宣传的宗旨，工人师傅们很清楚是和他们的实际利益追求相反的。私下里，师父一辈的老师傅们，最怀念1956年集体化以前当个体木匠的日子，师父多次说起，“那时日子很好过的”。青年师傅们怀念的，也是1961、62年时，上海部分开放自由市场，我们有的青年师傅在当社会青年的时候，自己去捡工厂的废料铁皮，打制成铁皮畚箕到自由市场出卖，辛苦归辛苦可收入比现在高，有时还可以到大观园里洗个澡，到大世界白相一圈，“不要太舒服哦”。记得在学习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时，里面痛批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师傅们都是苦笑笑。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青年师傅们起哄，要老师傅们减工资。老师傅们就不以为然，说大家工资都一样，谁还需要学好技术？

当学习组长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经常性的可以脱产，不需要天天到工地干活，调节一下枯燥的工作生活节奏。比如每周二上午可以到队部参加“中心组学习”，所有的学习组长，党政工团头目都齐聚一堂，学习文件或者上级精神，布置本周的政治学习内容。分散在各个工地的同事们可以乘机碰头聊聊天，交流一点消息。然后有的时候**要讲解的，就可以脱产到队部去准备，不需要正常上班。比如中央要搞“评法批儒”了，本单位文盲比例1/4左右，很多师傅连孔夫子是谁都搞不清的，所以我被抽出来脱产准备给全队宣讲。1975年老毛不知为什么突然决定要痛批一下林彪的军事路线，试图彻底抹黑林彪。中央下发了系列的文件。这些文件不可能分散到各个班组，所以单位里决定在队部开大会宣讲，布置我主讲。我就脱产了好几天，在队部研读文件，把里面的地图临摹到大字报纸上去，宣讲的时候有图有真相。后来批邓、再后来始批四人帮，都是我的脱产机会。还有上级组织也经常有学习班之类的活动，一会是评法批儒的读书会，一会是读马列六本书的读书会。这样的脱产机会就更有意思了，可以和外单位的笔杆子们交流。我资历浅，不算本单位的主要笔杆子，这样的机会还不多，也算是参加过几次。

直到我考大学的时候，政治学习活动还在维持。

tuffy05

十、业余生活

我进单位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满18岁，精力最充沛的时期，8小时又脏又累的工作结束，吃了晚饭体力就恢复了。可是晚上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什么可以玩的事情。一个星期一天的休息也是这样，没有地方消耗过剩的青春精力。

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还是宅在家里。除了和要好的青年同事一起去看球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休闲。有的时候周日一个人去逛马路，漫无目的的在市中心几条主要商业街上闲逛，真正进到店里看看的，只有书店。可是家训是借书不买书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6/1962.html，所以真正带本书回来的事情也很少。借书，除了居民那里借书外，还有同事之间、中学同学之间的交换。这种阅读完全碰运气，没有任何的计划，真正是吃杂食。1975年，出了单位证明获得一张虹口区图书馆的借书证，依旧是漫无目的的借书来看。不过好处是不会过早的固定自己的兴趣。

还有很多青年同事的兴趣比我广泛得多。刚进单位不久，社会上就开始流行弹吉它。几个青年同事都买了吉它，私下找了老师，业余时间就去学琴。还有一些青年同事，喜欢打牌。当时麻将牌是买不到的，年轻人也不喜欢。更流行的是纸牌，也不是一般的拱猪、争上游、40分；而是打“沙夯”之类的西洋纸牌玩法，都是和赌钱联系的。

这些业余爱好，在当时都作为阶级斗争动向的。吉它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对工人阶级情操的腐蚀。而打牌赌钱，更是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是要被抓到文攻武卫或者是公安局处分的。所以这些青年同事完全是地下行为。我作为团干部，好像当时有很多青年同事看到我有点怕的。考上大学离开单位的时候，同小队的一个青年同事告诉我，当年刚进单位不久，他在偷偷的抽烟——徒工不准抽烟，是纪律规定的，看见我过来，吓得一下子把香烟塞到裤兜里，结果把裤兜烧了个大洞。所以尽管学吉它的有我很要好的中学同学，也没有人拉我去听过一次他们的演奏。

谈恋爱，在当时也比较少，一方面大家年纪都没满20岁，另外一方面尽管青年徒工里女生并不少，也占到了1/3，可是大集体不找大集体的禁忌很快就传染到了我们。

我和比较要好的一批青年同事，倒是喜欢旅游。我的一个回忆的帖子里写过的到杭州、和黄山的两次旅游，是那时最大的大事，都经过了长期的筹备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76/21193.html。

也有一次是完全即兴的，和大约八九个青年同事一起到无锡去玩。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1977年的事情。在单位中心组学习的时候和其他工地的青年同事们约定了到无锡去玩，主要是要从无锡到宜兴的善卷洞去玩。

我们就定了周日到无锡，周六晚上大家在火车站碰头，买票上车就走了。到了无锡，买了第二天到善卷洞的汽车票和晚上的回程火车票。晚饭喝了点啤酒，大家有点晕乎乎的就去找旅馆。我们没有在单位开介绍信，结果就没有办法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个招待所或旅馆！大家只好到火车站候车室，准备耗一个晚上。

起先还有打牌的兴致，零点一过就不行了，一个个昏头昏脑。有人建议买包烟抽抽，我们这些全都是平时不抽烟，买了一包不用烟票的“浦江”，抽了一根，头更昏了。好不容易混到早晨，上了去宜兴的长途汽车，在车上倒是睡了一觉。进了善卷洞大家的兴致才恢复过来，特别是冷飕飕的水洞里行船的感觉，特别醒神。下午就乘长途车往无锡走，晚上顺利回到上海。

那么业余时候有没有利用自己的技术去打点“野鸡工”赚点外快？好像确实是一次也没有，一来只是学徒或刚满师的木匠，还不能出去独当一面，二来自己毕竟有点害怕被人揭发落一个“摆测字摊”下场。只是帮亲戚朋友修理房屋、准备婚房之类的事情干过不少，搭个阁楼，开个窗户，打制门窗等等，也就是吃一顿饭的事情。

大哥的中学同学、又是插队落户的“插兄”，家里是私房，他的两个哥哥先后要结婚，我去帮过不少忙。1977年初上海遭遇暴雪，我乘着周日去他家，冰天雪地里，新作并安装了一扇玻璃门、拆装了两扇门。他的妹妹，那天张罗着烧饭烧点心的慰劳，她是全民大厂的，我暗地里很喜欢她，就是不敢做非份之想。那天干活干得特别带劲，一点不觉得累。直到考上大学后，才在双方哥哥们以及我的姐姐们的极力撮合下，开始交往“谈朋友”，再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妻子。

是否利用过木匠技术，给家里打点家具？实在是技术太差，没有这个能力。做木匠的四年多里，只给家里改建过几件旧家具，以及利用二哥从江西带回来的杉木铺板，做过一个书橱，一个吃饭的方桌。后来二姐结婚，就送给了二姐，一直到前几年二姐搬家，我的唯一的家具作品才彻底消失。

tuffy05

从1973年11月进单位到1978年2月离开，在单位一共工作了四年多。

这是首次以成人的眼光观察并进入到社会。除了单位这个小社会，还有经常变换的大修工地上居民们的大社会。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必然会引发对于自己生活状态的反思，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到处都是一样的蜗居，到处是相同的肮脏，到处是一地鸡毛的闲言碎语……

然而，感谢木匠这个几乎千百年来没有变化的手艺活，使得我在四年里能够享受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成就感，无论是看着自己亲手打制的门窗，或者经过自己整修后开关自如的门窗，或者是恢复了平整的地板，都可以带来快感。这是在流水线上的现代产业工人较少有的一种享受。这需要感谢我的师父，是他老人家一直教指引我欣赏这种劳动成果的美感，以及劳动中体态姿势的美感，用他老人家最喜欢讲的川沙话来说，就是“戳落”（带有潇洒、爽快的意思）！“刮挺”！

在单位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我明白的做人的道理比在课堂里不知要多多少。最重要的就是，任何话语体系和实际生活总是有很大的距离。人需要坐堂，需要读书，但更重要的是在课堂之外自己的探索和感悟。一个教师，哪怕是最有思想的教授，表达出来的、学生接收到的，总是会走样。真正能够掌握住的，是自己亲身感受，以及开动自己的脑筋阅读时的自己的体会——倒并不一定是作者着意要你接受的那些。所以，这段经历是我的第一个大学，一个社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