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詹明信理论与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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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明信理论与中国现实

张旭东


　　今天的中国人已必须把自身问题当作文明本身的问题来思考：在我们的危机里包含着全人类的危机；在我们的未来里包含着全人类的未来！今天，当我们不再自居“落后”而仅从“现代化”的筒状视野里看世界；当我们不再人为地、划地为牢地以“中学和西学”、“实证与理论”、“学术与思想”甚至“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出发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詹明信的文本距离我们其实竟是如此之近。
　　2012年12月，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又译杰姆逊)计划再度访华。此行是在纽约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itical Theory, NYU)配合下，应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在两校与NYU联合建立的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北大中心正式中文名称为“北京大学文学艺术批评理论中心”)讲学，并与京沪两地学界交流。值此之际，三联书店决定重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该书第一版结集于1995年，出版于1997年，所收文章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詹明信前期(前后分期暂且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大变动为分水岭)著述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热”、“西学讨论热”和“理论方法论热”的关注点和问题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国内读者可以把这个文集视为詹明信1985年首次访问中国所带来的理论启发和冲击的一次略见系统性的整理和阅读跟进。无需赘述，随着詹明信过去20年来影响力的持续增长，经过国内读者多年的研读和摘引，这本集子里收录的文章都早已成为国内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文学和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分析领域的基本文献和共同的知识参照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在过去10年间，国内西学翻译数量倍增，虽然质量上仍然参差不齐，但在信息层面上，已基本做到和西方学界声气相通。随着大量讲学、会议、出访，以及电子网络信息资料的日趋完备，追踪西学前沿，对于国内学界的有心人来说，如今或许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挑战，倒是保留一些具有学术史、学科发展史、甚至阅读史意义的早期文献，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含义。可以说，此书今天重印，意义不在于其新，而似乎恰恰在于其“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詹明信新著不断，在批评实践、历史分析和文化理论表述上都展现出更为恢弘的气势和架构。我们这里不妨把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专著列一个单子：《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与辩证法的持久性》(Late Marxism, 1990)；《可见之物的签名》(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1990)；《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91)；《地缘政治的审美——世界体系里的电影与空间》(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1992)；《时间的种子》(The Seeds of Time, 1994)；《全球化的诸种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与三好将夫合编，1998)；《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选论》(The Cultural Turn, 1998)；《布莱希特与方法》(Brecht and Method, 1998)；《独一的现代性——论当下的本体论》(A Singular Modernity: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2001)；《未来考古学——名叫乌托邦的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2005)；《论现代派》(The ModernistPapers, 2007)；《詹明信谈詹明信——有关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与Ian Buchanan合著，Jameson on Jameson: Conversations on Cultural Marxism, 2007)；《辩证法的勇气》(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2010)；《黑格尔变奏曲：论精神现象学》(The Hegel Variations, 2010)；《再现资本：有关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述》(Representing Capital: A Commentary of Volume One, 2011)。
　　这15本著作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有了中文翻译，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詹明信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詹明信前期重要作品如《语言的牢狱》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出版，他已经被广泛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的标杆性人物(如佩里·安德森在其早年名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1976]里已对詹明信的工作给予激赏)。同时，他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论”视野也超越了单一流派或理论话语体系的范围，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论的英雄时代”提供了一个其他作者难以望其项背的系统性、批判性的综合，特别是他对以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和法兰克福“批判的社会理论”为代表的“德国批评传统”和以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批评传统”的综合。
　　詹明信有时也用“三种深度模式”的简明方式表述自己的理论方法论来源和文本分析实践的套路，这三个深度模式是：1)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分析为蓝本构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深度模式，以分析资本主义“表面现象”和“内在本质”的方法来看待文本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2)符号学、阐释学深度模式，即围绕符号/意义或意义/阐释构建起文本的“表层”和“深层”间的阐释模式；3)围绕精神分析学说意识/无意识理论建立起来的以“释梦”和语言与无意识关系为基本问题的深度模式。在今天看来，詹明信的这些解说和实践依然指明了作为知识和训练的“批评理论”的“学科基础”。
　　过去20年来，国内大学专业化文学训练在一些基本制度和“规矩”建设上有了长足进步，但因长期囿于“文学史加概论”的训练框架，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总体上似乎还不能摆脱视野狭窄、缺乏“打开文本”的工具和方法、缺乏问题意识的敏感度、缺乏围绕核心立场、论点展开层层推进的辩驳论述能力等弊端，结果是，既无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作出别开生面的、具有学理和方法论意义的开创性研究，更遑论将文学经验带入更广阔的文化思想讨论中去，为当代精神生活作出独到的贡献。如何通过加强理论训练和理论指导下的文本细读和批评阐释，进而在跨学科视野的问题意识中分析和思考问题，将是“批评理论”有效融入当代中国文学阅读、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经验时义不容辞的任务。
　　站在理论和方法的高点，詹明信积极介入当代世界种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析批判，通过为他带来巨大学术声望的《政治无意识》和围绕“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所作的一系列论述，牢固确立了他在文学与文化研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电影研究、“地缘政治的美学”或“民族寓言”论述和现代主义研究等广大领域的权威地位。2006年间，美国学界召开了不止一个纪念和庆祝此书出版2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笔者曾于哥伦比亚召开的大会上为詹明信本人的主题发言作引言，见证了那一热烈场面。随后的几年里，詹明信接连获得挪威议会授予的霍尔伯格人文学奖(The Holberg Prize, 国际人文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以前的获奖者包括哈贝马斯、克里斯提娃等)；以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授予的“终身成就奖”，进一步确认了他在西方人文学界的崇高地位。
　　詹明信后期作品，无论就其所分析研究的对象而言，还是就理论思考的深度和成熟而言，既是前期工作的自然延伸，也在一些重要方向上出现了由“量”而“质”的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既来自作者本人的研究和思考循着其内在逻辑的不断深化，也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转向及苏联的崩溃，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最直接挑战是如何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和存在理由。对此，詹明信在一篇题为 “事实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的重要文章里驳斥了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里针对左翼立场的种种轻浮浅薄的俗见，犀利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历史上和还是在概念上都首先是、且最终是系统地研究和分析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雇佣劳动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有活力和杀伤力的制度现实，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依然将从它的批判对象那里不断获取思想的物质性、具体性和理论的活力和切关性。事实上，资本越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越成为人类社会生存的笼罩性条件，人们就越需要理论思维和批判思维，以便能批判地分析和反思自身所处的异化的历史境况，保持对未来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想象和探索。在过去20多年里，詹明信通过勤奋的著述和教育工作身体力行了自己的这一信念。
　　自那时起，詹明信又写了十几本书，极大地拓展了自己思想的疆域。对这样丰富而多样的著述，哪怕仅仅做一个大致的勾勒也不是这篇序言所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我们仍可大致把他自1990年以来的写作大体上理解为三个方向上的拓展和深化。第一个方向是当代文化理论话语和经典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从詹明信对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现代性美学理论、阿多诺、本雅明、卢卡奇等人的系统研究中可窥见其意图。这一努力不但夯实了当代批评理论自身的理论基础，也进一步明确了詹明信毕生所致力的基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形态的思想工作同人类更为久远的思想源流之间的关系。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詹明信在基础理论以及批评的自我反思等核心领域里所做的艰苦的建设性工作，将被证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个方向是对欧美高峰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历史研究。詹明信虽然被学界尊为当代后现代文化理论重镇，但就其个人审美趣味和知识兴趣而言，恐怕更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实际上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从早年对萨特、邓南遮、康拉德的研究，到电影研究里对法国新浪潮现代主义电影语言和审美风格的分析，詹明信实际从未放弃对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现代主义”时期的关注。事实上，他对德、法批评理论传统核心作者和文本(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布洛赫、萨特、拉康、热耐特、巴尔特)等的分析，也未尝不可以视为广义的现代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如果说以往读者只是从《政治无意识》里关于康拉德的分析或《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里对本雅明、阿多诺的分析中得以窥探詹明信现代主义研究的力度，那么在《论现代派》这部426页的大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他对波德莱尔、蓝波、马拉美、史蒂文斯、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等的批评阐释。可以说，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系统分析，是詹明信现代性美学理论话语的基石，也是他现代性理论的经验和阅读经验的重要来源之一。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这个被人为地弄得过于复杂的问题，詹明信曾以这样简单明了的方式予以回答：后现代不过是饱和了的现代。换句话说，当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都已不再被作为一种独特、稀有、神秘的经验；当它们已不再是历史终极的惟一目标；当“现代”不再作为某些种族、地域、文化、宗教或“灵魂”的特权，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后现代”。
　　第三个方向是国内学界最为熟悉的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包括对金融资本及其文化表象的分析(“文化变成了经济，经济变成了文化”如今已是像“不断地历史化！”一样脍炙人口的名句)、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或“后现代化”与地理空间之间关系的研究、对“地缘美学”的研究和新媒体的研究，其中最有特色、最为系统深入的，则是詹明信对科幻小说这种“融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于一炉”、在异化的最深处(机器统治)想象人的自由和未来的通俗小说文体的研究。詹明信把它称为对当下所做的“各种考古学研究”。
　　今天为此书重版作序，我更加意识到，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作为一个理论文本的詹明信， 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一直伴随着当代中国知识界， 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界， 他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思想风景的一部分。无论被未来的学术史资料证实或证伪，我都愿意相信，詹明信1985年的中国之行不但为他的著作找到一个庞大而热情历久不衰的读者群、一个理论的接受场域，而且也在一个更为微妙的意义上，为他最为核心的理论思维提供了一个阿基米德杠杆意义上的支点和外部空间。詹明信当然是一个立足西方、思考西方问题的西方学者，但是中国这样一个以大众革命立国、在此后30载里独立于当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发展的巨大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却为詹明信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所做的总体批判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外部”：一个历史的外部，价值的外部，甚至是一个文明的外部(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概念上不承认存在有这样一个外部的可能性)。在《布莱希特与方法》一书中，詹明信借助深为中国戏剧艺术和古代辩证思想着迷的布莱希特之口，表达了这样一种历史和价值的期待：那些早于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生产方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和文明形态，如果能在同资本主义的历史遭遇中幸存下来，那么它们所包含的集体性智慧、道德、实用性和社会伦理积淀，也将预示着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的概念和人类的未来。而眼下，当中国在过去短短30年里所经历的急剧的、空前猛烈的市场化、私有化、资本化过程又一次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画出了一道清晰的“边疆”或“前沿”(Frontier，特指美国早年向内陆和太平洋沿岸拓殖或“西进”时“美国文明的边界”)，这种隐秘的总体性再一次变得具体而醒目，成为思考、分析和批判的对象。
　　在最后面这个意义上，以詹明信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所面对的历史境域已然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国情”的内在组成部分。不过，这么说并不是重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中国人文知识界流行的简单思维，即：我们今天终于也进入了商品时代，终于也跨进了后现代，终于也成为欧美(后)现代性的同代人；而是说，今天的中国人已必须把自身问题当作文明本身的问题来思考：在我们的危机里包含着全人类的危机；在我们的未来里包含着全人类的未来！今天，当我们不再自居“落后”而仅从“现代化”的筒状视野里看世界；当我们不再人为地、划地为牢地以“中学和西学”、“实证与理论”、“学术与思想”甚至“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出发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詹明信的文本距离我们其实竟是如此之近。(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