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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风暴》8201部队干部揭发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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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30 14:34: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8201部队干部揭发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幕

【原载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一九六七年九月增刊之一,P4-17】

“七·二○”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勾结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坏头头,煽动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在武汉冲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的反革命事件。谢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事件。冲击东湖客舍是这个叛变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将事实真相揭露如下:

一、             冲击东湖客舍的经过

七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许,武昌公安局的“武汉公安”武昌分部,在军管小组组长王福(我师六团政治处主任)的操纵、煽动下,由坏头头何某(刑警队照相的)、肖某、刘某(肖刘二人均系东湖公安派出所的干警,过去曾执行过东湖警卫任务,了解客舍情况)带领十二名暴徒,分乘一辆轿车、二辆吉普车冲到客舍北门,被我哨兵阻拦门外。这伙暴徒说:“要见谢部长,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谢部长是合情合理的。”哨兵回答:“谢副总理不在这里住”。暴徒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问题发生后,警卫队队长秦堂春、政教张守本、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同志先后感到现场,了解情况,处理问题。暴徒们声称:军官小组向我们传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工总要翻案,工总翻案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军官小组要我们明天就放人,工总的案师我们办的,我们最了解情况,我们要问谢部长,要不要执行公安六条……等等。我们对他们讲,谢副总理不住这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有意见应通过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要见首长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这伙暴徒见阴谋不能得逞就扬言威胁说:“谢部长今天晚上不见,天亮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暴露了这里的目标,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我们警告这伙暴徒: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这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这个目标的重要性。暴徒十分嚣张地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

从冲去开始,到我们说服劝阻约两个半小时的过程中,秦堂春同志分别向牛、蔡、中央警卫团卫兵队丁队长、武汉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王副秘书长报告了情况;蒋建隆同志向蔡并向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报告了情况,徐福兴向牛报告了情况,在我们反复多次的报告中,牛蔡都是满不在乎,哼哼哈哈地不作指示,只以“注意一下”和“有什么变化再报告”搪塞过去。只有丁队长传达了汪东兴主任的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我们当即将这个指示报告了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

二时四十分许,这伙暴徒乘车由小北大门冲进院内约五十公尺,被警卫队的同志拦住,三时许,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在蒋建隆同志的再三要求下,来到现场;劝阻无效,僵持不下。

五时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在一小撮坏头头的带领下,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相结合,封锁了北大门柳堤,其余四辆冲进风光大门,这伙暴徒不仅不听哨兵的劝阻和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包围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房,张守本同志带领警卫队同志将冲进的暴徒组织好坐在一草坪上,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出来接见和解答问题。

问题发生后,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同志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经事后查实牛在宿舍不接电话)只好破例地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五时五十分左右,据说是在军区的指示下,牛才勉强地驱车来到东湖。牛到东湖不到十分钟,部队的车辆接踵而来,我师五团五连两卡车人打头阵,车子架着轻机枪、步枪、刺刀,随后即有海军一车、空军一部分、“武汉公安”的一部消防车,师、团宣传车六部、三零七医院,“百万雄师”共约千余人,杀气腾腾,反动气焰不可一世,他们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王力在哪里、老子要揪你、枪毙你、挑了你”等反动口号,冲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地。警卫战士拦车时,他们大骂拦车的战士是“老保”、“8201的叛徒”、“不躲开、老子用刺刀捅了你”,迫使拦车的战士躲避不及而爬在汽车头上。这些暴徒冲进“百花”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正在接见第一批冲进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公安”。他们像土匪一样闯入会场,拖开警卫战士,围攻、推打谢副总理,并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误认为是王力,七手八脚把陈打了一顿,后有人说:“打错了,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才住手。暴徒们找到了王力同志就将其推上车绑架走了。王力同志的秘书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尹聚平(女)据理力争,也遭到围攻、打骂和绑架。王力同志被绑架的时间是七时二十分。

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到东湖后,既没有向警卫人员作安全措施方面的指示,也没有将部队要挟冲击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只是东遛遛,西转转,看样子很焦急,实际是应付差事。最可恶的是当暴徒们绑架王力同志,警卫战士拖住王力不让上车,车上的暴徒拉着王力的手往车上拖,双方争执不下,牛怀龙不仅没有站在警卫战士一边制止暴徒绑架王力同志,反而劝说警卫战士:“让他上车。上了车就好了”。就这样王力同志被暴徒拖上了车。为了不让王力同志脱身,这个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还专门对宣传车上的人作了布置。为了保卫王力同志的安全,警卫队派了三个战士随车保护王力同志,又派三个同志乘坐其他车辆观察王力同志的去向,以便随时反应情况。

部队、百万雄师撤走后,武昌、汉阳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继续围攻谢副总理,经说服、劝阻于九时二十分左右离开。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时左右,徐福兴同志前往军区了解情况时,听到部队和“百万雄师”呼喊“周恩来来武汉,王力靠边站”,“我们要见周总理”等口号,分析有再次冲击客舍的可能,徐福兴即回师部将情况报告给蔡炳臣,说明了再次冲击的严重性,并要求采取措施。蔡答应:“给百万雄师打个电话,叫他们不要再冲东湖。”徐说行,徐继续补充说:“你还要给公检法军管会打电话,要他们下令公安分局、派出所不要去冲。”蔡也说“可以”。并假惺惺地说:“回去走还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打了电话就不去了。”徐见牛怀龙,牛小声告诉徐:“今天晚上‘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要冲东湖”,没有作指示。徐回到东湖,即同秦堂春同志交换了意见,研究了警卫布置,并同秦一起找卫兵丁队长报告了“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况,建议首长转移。

二十日晚十时许,周总理到。徐福兴同志向牛报告:“总理到”,牛说“我去”。徐十时许问牛为什么没有来?牛答“不舒服,等一会就去”。下两点(即二十一日二时)又问牛怎么没有来?牛说“有事,等一会就到”。以后根本就没有去东湖。

二十一日三时四十分左右(某首长刚离开客舍二十分钟),“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在其坏头头蔡某、张某的带领下,千余人,分乘二十六辆卡车冲东湖,被警卫队全体人员阻止于“百花”(周总理、谢副总理住地)门外,他们声称:“我们是来揪王力的,王力答应十二点与我们谈判,现在三点多了,还不见王力去。”警卫人员找他们的坏头头,同他们谈判,说明王力同志昨天就被你们抓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你们最清楚,并严肃指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对待中央代表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昨天冲抓了王力,犯了严正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他们没有冲过一次,而你们却敢来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仍无结果,坚持要冲。此时,“百万雄师”联络站坏头头肖某数人赶来,我们又从政治上说明冲击首长住地的利害关系,并警告他们:老实告诉你们,王力不在,谢副总理在,我们已经布置好了警戒,你们要冲,我们就保,你们只有将我们全部打死,才能把首长抓走,否则是办不到的。经过劝说警告,才答应撤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二、             陈、钟、牛、蔡,罪责难逃

从两次冲击东湖客舍的经过情况可以看出,“七·二○”反革命叛变,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及其反革命头目陈再道、钟汉华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证据确凿,罪责难逃。

(1)       执行东湖客舍住地警卫任务,以往师党委有个原则分工,任务一来就由一师级干部带领机关干部到东湖加强对警卫工作的领导。此次中央首长来汉,正值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剧烈的关键时刻,保卫首长安全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特别是牛怀龙原来是警卫师副师长,有一定的警卫工作经验,明知此次警卫工作的重要性,自己不出马,也不叫分管此任务的其他师级干部去领导,反而派从来没有执行过此项任务的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同志去担任。十五日上午确定徐福兴一人去,后经再三说明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后,牛、蔡才勉强决定由执行此项任务的吕宗贵、蒋建隆同志前往。这时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有意削弱警卫工作的领导,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条件。
(2)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长期以来忠实积极、不折不扣地执行其反革命头目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等反动组织,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七月十八日,周总理、王力同志的指示,敲响了这伙反革命分子的丧钟,反革命分子蔡炳臣说:“我们想法相反,三新二司是左派,工总要翻案,通过这也算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说:“杨代总长怕我不通,还专门给我个别上了一堂课。”看牛、蔡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何等仇视,于是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是名,行反革命叛变动员是实。
(3)       师团宣传车从七月十九日二十时上街串联煽动起,到二十日五时四十分“百万雄师”、部队冲击东湖客舍止,在这九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四个人先后向牛蔡反映情况多次,他们一不做指示,二不通报外部情况,有意封锁消息,让中央首长处于无准备状态,以便突然袭击,达到反革命政变之目的。牛怀龙二十日得知汉阳“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报,为什么不劝阻抵制?结果还是去了千余人冲击。蔡二十日答应给“百万雄师”“公检法”打电话不叫他们再去冲击东湖,为什么在这以前不打电话劝阻、抵制。二十日上午,蔡一个人在作战室打秘密电话,作战科长马兴家同志进取被蔡斥出,这足以说明“七·二○”反革命叛变是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一手策划的。
(4)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好出风头,处处事事树立个人权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来汉时,另一师的干部负责警卫工作,牛蔡东奔西跑到车站去迎接毛主席,严正违犯了警卫纪律,今年同样是中央首长来汉,他们首先削弱警卫工作的领导,对警卫工作不作指示,我们请都请不去。王力同志被人绑架到军区大院后,中央代表,空军政委余立金同志找到蔡,要蔡设法保证王力同志的安全。蔡从东湖返师后,在作战室正给军区大院的牛打电话:“余立金找我,要我们保证王力的安全,我想人在军区大院,首先应由军区负责,我们没有兵力。”看,这个反革命分子何等恶毒!汉阳公安局被冲,市电信局被冲,牛蔡分别前往坐镇指挥,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被冲,牛蔡却龟缩在屋里无动于衷。以上事实表明,反革命分子牛蔡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他们策划的反革命叛变事件不能按计划实现!

还有很多事实证明“七·二○”反革命叛变是陈钟一手策划的,如指使暴徒冲击军用机场,不让周总理飞机着陆等,将有专题揭发!

口号略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一场举国罕见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冲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往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住地,推打和围攻了谢富治副总理,绑架和殴打了王力同志及其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进行了长达三天的荷枪实弹的大规模武装游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围攻、殴打和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鸣枪示威,镇压革命造反派等严重政治事件。一霎时,黑云盖天,鬼叫狼嚎,一片阴森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陈再道、钟汉华及其同伙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更是活动频繁,或幕后策划,或亲临指挥,嚣张万分。现就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对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叛变事件中的罪恶活动作如下揭发:


一、             一次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

七月十日,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主持下,在武汉军区内,召开了驻军各军事单位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在这个黑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作了黑指示,到会的干部都发言表示支持,共同给军区支左工作定了调子,并根据陈再道的黑指示统一了三条口径:一是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对他们不能糊里糊涂地支持,他们如果坚持错误,垮了自己负责;二是“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要帮助、教育、提高,我们赞成这个组织,支持这个组织;三是三、五天内,各单位要把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看法的材料准备好。在这次黑会上,钟汉华与陈再道一唱一和,一再强调:“对外口径一定要一致,要用大量事实来说明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对各革命群众的看法。”并要求“尽快把新华工的作战计划拿到手”。

会后,牛怀龙秉承主子的旨意,急急忙忙连夜向师党委常委作了传达,并于七月十一日向正在进行的师党委扩大会议(科团以上干部)作了详细传达,还集中讨论了三天,把原来总结上半年工作、布置下半年工作的会议,变成一个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与此同时,还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机关干部进行讨论,统一认识。很显然,“七·一○” “七·一一”会议,就是一次为“七·二○”反革命叛乱事件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黑会。

二、             恶毒歪曲中央首长指示,蓄意煽动群众对抗中央

七月十八日,牛蔡在听取了周总理、王力同志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后,竟敢违背总理的指示,急急忙忙于当晚私自向部分师党委和正副科长作了传达。十九日上午,蔡又擅自将此内容传达到师直排级以上干部及各团、营以上干部和从我师派出的各军管会代表,并指示军代表向所在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不到一天时间,就分别传达到了部分单位的战士和市公检法群众组织的成员,传达范围如此之广,传达时间如此之快,是牛蔡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所玩弄的卑鄙伎俩。

传达中,反革命分子蔡炳臣又恣意歪曲中央首长指示,蓄意煽动部队对抗中央,在介绍会议情况时,说什么“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的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表示态度”。“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只好都表示态度”,又说:“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的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什么:“我们的思想是不通的,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我们准备了四句话,如果他们问时,我就说:第一,我思想通了;第二,有毛泽东思想我什么也不怕;第三,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第四,保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很显然,这是以介绍会议情况为名、攻击中央是带框框来的,不作调查研究,不愿听取大家意见,强行作出决定,迫使军队表态。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部队对中央不满。在具体传达周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时,为了进一步激起部队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蔡对总理和王力同志反复阐明的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军区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道理一带而过,而对王力同志将军区整理的“百万雄师”十大优点逐条驳斥和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结论性看法,却添油加醋讲的很具体,很详细。甚至捏造说:“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这时,会场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已经十分明显。牛怀龙又火上加油地再三表态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上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因此还跟我谈了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通,个人意见保留”,还说:“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的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希望大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有意见按组织提”,这样会场上更是吵吵嚷嚷,气愤和埋怨,激动和丧气的不满情绪充满了整个会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牛蔡又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反复强调,要求大家:“对外不要提是周总理讲的”,把对抗中央的矛头引向了王力同志。

牛蔡在整个传达过程中,只字不提如何正确对待和坚决贯彻中央首长指示,怎样稳定部队,怎样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各类人员的活思想,却连篇累牍地大搞煽动,还一再示意不要对准周总理,而要对准王力同志。这一切,充分暴露了牛、蔡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策划和挑动部队反抗中央的狼子野心。

三、             赤膊上阵、亲自指挥

牛蔡秉承其主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旨意,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在制造反革命舆论之后,亲自出马,赤膊上阵,直接指挥和参与了“七·二○”反革命叛变事件。

1、  千方百计指挥和纵容反革命暴乱

在牛蔡的煽动下,各团宣传车经过串联,于十九日晚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到师部集中准备上街闹事。蔡不但不加制止,反而慷慨应允,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于是,六台宣传车倾巢而出,沿途大喊大叫,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大点反革命暴乱之火。

十九日晚十二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露骨地表露了他怂恿部队上街闹事的狰狞面目。

二十日晚八时许,机关部分干部看到了所谓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特急呼吁”这个反革命宣言书后(经调查,实属五团八连三个战士盗用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写了,“百万雄师”铅印的),曾积极建议,立即发表声明辟谣,蔡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一分为二嘛!”后来,又有几个干部多次提出类似要求,蔡仍置之不理,任其流毒全国。

二十一日上午,蔡指使其爪牙赫文德将“百万雄师”捏造的中央来电(王力同志的四点指示是他自己搞的,不能代表中央,中央迅速派总理、伯达同志来汉处理)通知各团,并要求向部队传达,妄图煽动部队人员揪王力同志,把事态扩大。

二十一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询问对“七·二○”事件的看法,当大家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十分得意地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还说什么“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副教授,儿子是二司的头头”,“王力是国民党员,是东北军方毅部下的人”。牛也说:“王力是国民党员,这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又说什么“王力是‘二月提纲’的起草人之一”,一句话,牛蔡散布流言蜚语,企图继续蒙蔽和煽动群众顽固与中央对抗。

请看!牛蔡直接指挥和纵容部队部分人员暴乱的丑恶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2、  围攻绑架,亲自出马

部队上街闹事,要揪王力同志的事,军区孔庆德和牛蔡是完全知道的,不但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更没有通知负责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加强保卫,从二十日零时三十分左右起,“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和一些部队人员先后冲击了中央首长住地。在中央首长的安全收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我师执行警卫人员曾陆续多次向牛蔡报告过冲击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牛到时,暴徒们正在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并不采取果断措施营救中央首长,只向执行警卫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不到十分钟果然到了。到后,便伙同其他部队和“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人员去围攻、绑架王力同志。当一些暴徒将王力同志绑架上车时,我师警卫人员竭力营救,而牛却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这时警卫人员向牛说:“王力同志被绑架走了怎么办?”牛回答说“我自有安排”,就这样,王力同志被一群暴徒绑架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可见,绑架王力同志是陈、钟、牛、蔡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已安排好的。

王力同志被绑架至军区大院后,军队内部的“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一群凶手轮番进行围攻和殴打,王力同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牛怀龙这个混蛋,于八时许又来到军区大院,假惺惺地东跑西跑,装出一副保护王力同志的样子,实际上是到处串联,赤膊上阵,向王力同志施加压力,妄图迫使王力同志收回其指示。当“百万雄师”不断地广播他们伪造的所谓中央来电时,王力同志要牛去制止,说“根本没有的事,叫他们不要再广播了。”牛去后不但没有执行王力同志的指示,反而带回一张外面谣传的四点指示的纸条,强迫王力同志表态,被拒绝后,牛仍不死心,又带去一军人,气势汹汹地要挟王力同志对其四点指示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也同样被王力同志严词拒绝。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牛几次要王力去看所谓“武汉公安”被新湖大、二司打伤的人,还装出一副正经相,说:“只要去看看那几个被打伤的人,‘武汉公安’马上可以撤走,这样也可以立即转移”,企图再次迫害王力同志。直至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在8199部队的积极营救下,将王力同志转移出军区大院为止,牛一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蔡炳臣一直龟缩在机关,与其爪牙赫文德,在司令部作战室稳坐钓鱼台,任其事态发展,还同牛通过电话,行踪十分可疑。不言而喻,牛怀龙、蔡炳臣是这次直接指挥并亲自出马围攻、绑架和殴打王力同志的凶手,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3、  玩弄伎俩,负隅顽抗

冲击中央首长住地,殴打中央首长及其随行人员,围攻绑架王力同志,荷枪实弹大规模武装游行、绑架《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记者,围攻新湖大……等一个个严重政治事件陆续发生,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高兴之余,又恐其反革命罪恶勾当过于暴露,还阴谋嫁祸于群众。于是挖空心思,玩弄他们惯用的两面三刀伎俩,妄图继续蒙骗和挑动部队人员与中央对抗。

二十一日深夜,牛蔡为了避人耳目,假意稳定部队,经蔡口述并以党委名义下发了六件决定。这个决定只字不提“七·二○”叛变事件的性质,却强调提出“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二十二日晚,又经蔡口述,并连夜派干部下部队传达了四条紧急命令,除了再次规定:六条决定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之外,通篇都是一面责怪群众,一面树立牛蔡个人的绝对威信,说什么要相信师党委,要坚信师党委的六条决定是正确的。企图利用个人的所谓威信组织部队人员进行负隅顽抗。这个所谓决定和命令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其阴谋在于再次恶毒地攻击王力同志的指示不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挑动群众继续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以此做护身符,把责任推给指战员以保他们过关。

为了紧紧控制宣传队为牛、蔡反革命目的效劳,于二十二日上午,借坐思想工作为名,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全师六台宣传车约五十余人到师部四楼会议室开会,在会上,蔡对宣传队员大点反革命之火大加赞扬,还作了新布置,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大意是:(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你们能不能在五天之内,最好三天搞一个响当当硬梆梆的材料,越快越好。这个任务并不比前两天发动群众的任务轻;(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在讲这些话的过程中,还不断激起大家鼓掌叫好。周忠这个牛蔡的忠实爪牙,在这个会上也鹦鹉学舌地重复了主子蔡炳臣讲话的主要内容,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谈我的看法,你们的行动我是支持的,并为此感到高兴”,还进一步拉到会人员跟牛蔡反革命到底。说:“要跟他们干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坏也坏到一起”,很清楚,根本不是做什么思想工作,明明是为他们一手策划的反革命叛变事件大唱赞歌,评功摆好,上弦打气,继续欺骗和煽动宣传队员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替他们的反革命罪恶勾当卖力。

二十日晚和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还多次催促支左办公室秘书组尽快地重新准备材料,遭到秘书组成员抵制后,蔡很不高兴地说:“写材料哪有那么好的事,既符合上面的精神,又符合下面的情况又符合你们的想法,你们老是这来那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还顽固地提出,仍按原来的观点写,越快越好。幻想拿着吹捧主子陈再道,侮蔑控诉造反派到北京去向中央施加压力,实现反革命的罪恶企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1、  牛、蔡“七·二○”叛变事件中的反革命罪行罄竹难书,仅上述活生生的事例,就足以处分证明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军内走资派一手策划制造了“七·二○”叛变事件,其阴谋在于疯狂煽动部分指战员和群众反抗中央,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决定,然后窃取湖北省、武汉市的党政军文大权,妄图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2、  “七·二○”事件是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蓄谋已久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暴乱,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叛逆行为,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事件。
3、  制造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而牛怀龙、蔡炳臣则是这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和挑动者,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4、  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恶滔天,最该万死!

我们强烈要求,把他们揪回来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能翻身!

口号(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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