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革与对毛的指责

tuffy05

谈谈文革与对毛的指责

　　(一)混淆迫害者

　　在《伊索寓言》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一只狼来到河边，它看小羊在河边喝水，就想吃了它。但狼又想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欲望。于是狼责怪小羊把水弄脏了，害他不能喝水。小羊回答说;“我在下游，你在上游，我怎么会把上游的水弄脏呢?”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便恶狠狠地说，“你去年骂过我的父亲。”小羊大为吃惊，忙辩解道：“那时我还没出生呢。”狼理屈词穷，终于凶相毕露地说：“即使你辩解得再好，我也不放过你”。

　　文革后，当权者对造反派的指控，就与此相类。例如，1966年夏天从北京到全国的“红色恐怖”(包括老舍先生的死)，主要是以高干子弟为代表的中学“老红卫兵”和各地保守派红卫兵的所作所为，但是不少研究文章里竟一概称之为“造反派”的罪行。其实，“那时我还没出生呢”!不少人的回忆中，竟然把造反派诞生前的“受迫害”的账也算到了“造反派”的头上。

　　在文革后许多社会名流的回忆和控诉中，甚至巴金老人的回忆录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混淆迫害者的现象。1966年7月初，巴金刚在杭州作为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返回上海， 立刻被当时的上海市委指示作协指令他“参加运动”，随即立刻被他们组织的“革命群众”大字报打入了“牛棚”。以后巴金老人便长住“牛棚”十年，历经了“革命群众”- 造反派 - 专案组- 工宣队 -- “四人帮”集团成员几十次的大会批斗。然而，在他晚年有名的《随想录》中，对形形式式的迫害者们用的也常常只是一个简单的“造反派”的符号。

　　(二)文革初期的白色恐怖

　　1966年6-7月间，刘以“中央”的名义转发过多达7-8个指导文革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刘邓不仅提出了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抓1%“右派学生”的指标，还在全国范围内抛出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级主要在文化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过去历次运动包括反右，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先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当牺牲品，而当造反派坚持把矛头对准党的当权派时，则由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以保护本集团的利益。

　　例如，在中央一级，有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受害者今天的回忆录中，读者竟然可以读到他们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而客观的历史真相是：那时“造反派”还没有出世。迫害他们的，恰恰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和他们操纵的“革命群众”。

　　刘所代表的官僚集团，已经是整人老手了。用谢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讲话说：刘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时候叫搬石头，是毛主席纠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时，在工厂工段长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订了23条，纠正这种形左实右的东西”。四清时，王光美搞的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不就是个整人的“经验”吗?坐飞机也是王光美在四清时发明并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广的，只不过没想到后来轮到他们坐飞机而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刘派王光美在清华园将八百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并残酷斗争，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广全国，无一校幸免。这就是令毛无比愤怒的“白色恐怖”。

　　后来回到北京的毛看到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讨论中，毛当面批评刘少奇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以高干子女们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条人命遭他们“草菅”，包括海外宣传的大兴县的屠杀，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这些账后来又算到毛的头上了。

　　(三)文革中期扛着红旗反红旗

　　毛利用其个人权威，发动民众令到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展后，各级党政领导已经靠边站了，但他们几乎是完全一致地公开顶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整群众”的明文规定，直接组织领导更大规模地整群众、知识分子、干部，一些地方还直接使用了专政工具，不少还是老婆、孩子一起上到第一线。

　　尤其是那些高干子女，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借“破四旧”故意制造恐怖以威慑整个社会，以“血统论”作杀手锏，目的是压制、镇压有可能在这次运动中涌现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他们的《红后代的宣言》指责 “江青太狂了”，他们6次冲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刘少奇万岁”，直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林彪。文革中“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罚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类分子”赶出城)，直至“打人”、“杀人”，破坏正常的法制秩序，就是这群“红后代”们干的好事!官方史书上把他们描绘成被迫害的沉默的一群，甚至于说他们被打死还喊毛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笨的人?一两个人是笨蛋，一个社会集团不会不清楚其利益取向的。

　　必须指出，文革中的迫害行为，部分确实是年轻幼稚、成分不纯的造反派所为。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积累的矛盾，压抑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爆发则必速、必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官僚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高干、军干子女，他们大都参加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联动组织，魏/京/生当年就是联动干将。他们为保爹保妈，转移斗争大方向，横行霸道，一方面拿一些知识分子如老舍当牺牲品和蛮横肆虐于普通老百姓，一方面更无情镇压挺身而出的造反派。文革结束后，他们摇身一变，竟然成为受迫害者了!80年代搞官倒，90年代以后瓜分国有资产的，不就是这帮红色后代吗。

　　(四)文革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

　　文革实际上只搞了两年，就因为国内国际上的压力而开始退潮了。在文革后期特别是九大之后，对于“不听话”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和前党政官员进行了系统的排斥，推动并扩大化系统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积极地配合了这一冤案制造运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这样在舆论上和在组织上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权地位之外了。从文革退潮之后，造反派就一直倒霉。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

　　以湖南“道县事件”为例。老石根据在湖南看到馆藏的原始资料指出，事实十分清楚：为了对抗中央1967年7月下旬给湖南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平反，以“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名义，控制道县实权的县武装部，1967年8月，召集区、公社武装部负责人和保守派组织负责人开会策划，又秘密发枪给保守组织“红联”，企图在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前彻底摧垮“湘江风雷”派的道县“革联”，造成即成事实，但是没有攻下“革联”抢枪后所守的县二中，于是以打击地富四类分子现行活动为借口，“全县10个区、1个镇、36个社都发生非法杀人事件”，发展成为大规模屠杀，对象包括“四类分子”的子女，而“革联”立即发表“紧急声明”，并派人冒险突围去省城长沙向社会和部队“紧急呼吁”制止这一屠杀事件，省会许多造反派组织发表声明，呼吁之后，6950部队(47军)进驻道县，制止了屠杀的继续。

　　在江苏，严重迫害革命造反派和干部群众达50万之众，死伤数万，很多人至今死因不明不白。68一69年，许世友将徐州造反派的头头押在笼子里进行游斗，还把江苏反对他的踢派造反群众按在马路上学小爬虫爬。在广西，也是1968年，以韦国清为后台的保守派联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鹅卵石成批地处决。

　　(五)后毛时代对造反派的清算

　　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在1976年年底后全国范围内的“揭、批、查”“四人帮”帮派人物的运动，和1980年到1982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期间，审判了百余名在全国范围内较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的事件 (如果连同地方的审判，恐怕至少有数万人之多)。

　　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提出，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年武汉军区搞所谓的“镇反”一夜抓成千上万的群众，1968 年军人政权搞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69年在武汉镇压所谓的516集团和“北决杨分子”，以及1976年底以来的“揭、批、查”运动的责任追究。因为所有这些运动都造成成千上百人被斗被关、致伤致残。仅仅因为不是湖北的造反派搞的，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胡在湖北造反派领袖中只是第四、第五号人物，但是结果却以他“认罪态度恶劣”而重判了二十年徒刑，最后惨死在狱中。

　　1982年，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三种人”，永不重用。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 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共中央， 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某等人。但这批高干子弟一直被包庇了下来。邓也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行吗?” (《邓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即便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信，操纵武斗，打人致伤致残，都没有关系，只要用轻轻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 用这样的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正的结果吗?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二十万群众。既有反对他的造反派“四 二二”， 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韦国清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

　　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仅据中共自己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打死16， 222人，致残87， 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晚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古革委会常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被逮捕入狱，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的替罪羊。

　　(六)冤有头，债有主

　　对造反派和文革中的任何历史派别和现象，既不能美化，也不能丑化，更不应当简单地妖魔化。造反派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有的是过分沉重的代价。他们这一代活着的时候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在他们即将去世之前，还不把不应他们承担的历史罪名洗掉呢?

　　更重要的是，把什么都归结于造反派，文革中错综复杂的政治迫害现象被简单化了，迫害的主要制造者 - 官僚集团(包括以刘邓为首的行政官僚集团和以林为首的军队官僚集团)的罪责被轻描淡写了，而反抗政治迫害的群众--造反派却被妖魔化了。

　　追溯上述错乱的集体记忆，原因不外乎是文革后官方舆论误导的结果。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共，尤其是以邓为代表的重新执政的老官僚集团，不想承认本集团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就必然要积极寻找替罪羊。在中共上层，当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社会下层，就是“造反派”。这才是符合逻辑的。

　　现在说得什么事情都是毛搞起来的，这是标准的唯心主义。毛一个人哪有这么大的能量?有人说，毛在天安门上对宋任穷的女儿中学生宋彬彬说“要武嘛”。结果，宋女就改名为“宋要武”了，学生都动不动就拿皮带抽人。可是，毛还说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文斗，比如不设国家主席，怎么没人听呢?无非是视乎自身阶级利益而已。

　　文革期间，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多着了，不能因为他们干了坏事，就归咎于这面红旗。文革只是一个名字。毛也只是一个名字。应该循名责实，而不应该因名废实。当年纳粹也说是社会主义党，能够因此就把纳粹犯的大罪归到社会主义上吗?文革中，内人党案件，还有广西韦国清杀人，这些人难道是文革的拥护者吗?他们难道不正是人民造反的对象吗?群众哪有本事杀人，造反派群众既没有组织资源，又没有武装资源，他们只有被官僚集团欺骗和杀害的份，而且事后还要为官僚背黑锅!官僚集团掌握组织资源，军事力量，造反派有什么?只有毛的支持而已!当官僚集团扛着红旗反红旗，把造反派的政治支持也争取过来后，造反派只有一派涂地的份!文革中的迫害者，很少是造反派，而是官僚，军队干部!干部子弟!真正去冲击官僚机构的造反派，在文革后期没一个有好下场!联动杀了多少人，一点事情也没有!时势一变，又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可是78年后，造反派坐了多少年的牢!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后来在改革年代“先富起来”的!真正的造反派，也就是跟官僚叫板的人，怎么可能在文革后依然飞黄腾达?早就关到牢里去了。真正的造反派永远也不可能掌权，这是力量对比决定的。

　　如果把颠倒歪曲了的文革历史恢复真相，就会发现：该期间所发生的许多暴行和罪恶，竟然是出自官僚主义分子之手，为了镇压和误导群众运动，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规定，以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堂皇名义干出来的。著名作家韩丁观察到：“党内的右倾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是积极地推行'极左'作法，把事情搞糟，以便再来推行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口号，并不能防止官僚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形“左”实右，以至到了真假难辩、一团混战的局面。

　　因为文革结束后的主流媒体上对“造反派”的一片讨伐之声，巴金和不少文革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晚年回忆录中也就把整他的“革命群众” 和“专案人员”也当作了“造反派”。其实以他们的阅历，自然是哑子吃云吞，心中有数。但是，得罪死人毛和已经成为落水狗的造反派，当然比得罪大权在握的官僚集团要好啦。老九们其情可悯，不过，还是不要自称社会的良心为好。

　　我还是那句话：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中国历来有个奇怪的法庭，具体犯罪的被告既不出庭，更不说出他们的名姓，而是一切往毛身上一推，还有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是了。如果人们真是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那就应该把具体做的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还要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不要什么事都往毛和造反派身上一推。现在问起老舍先生是谁害死的，大家就说是造反派。到底姓甚名谁?则曰不知道。到底是谁，只有天知道!

　　文革有消极面，死没死人?肯定死了，而且不止张志新这几个。但是，如果说死人就否定文革的话，那么北伐死了多少人?十年清共死了多少人?解放战争死了多少人?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杀害了许多无辜群众，却把江西的残破归之于共产党的烧杀。这笔帐只能算到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头上，难道还能算到北伐和解放战争头上不成?!秘鲁反动当局大肆杀害人民，却归罪于“光辉道路”。 两千多年来，以上帝的名义被迫害而死的异教徒，只怕也不下千万了吧?以阿拉的名义被迫害而死的异教徒，为数也不在少。这笔帐，难道不是算在去实施屠杀的人头上，反而要算在上帝和阿拉头上?

　　现在中国很难找到文革时的资料了，不少年轻人都说不知道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巴金想要建文革博物馆，我举双手赞成。但不知道为什么建不起来?到底是谁在害怕?冤有头，债有主。当年的造反派已经垂垂老矣，而迫害者依旧沉默。难道要把这一切带进坟墓吗?纵然过了追诉时期，至少要让我们，让我们的后代知道，那曾经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风之谷书院)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5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