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石：《北京记忆》：八位老同志的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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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书评　武光、郭献瑞、刘导生、陈明绍、刘涌、王笑一、白介夫、王大明口述亲历、亲见、亲闻，为北京现当代史补充了大量鲜活的细节，还原了一些真相，澄清了一些讹传——

　　友人转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的口述历史《北京记忆》一书，于是先睹为快。看了如珠似链、不断跃入老花镜的文字，大有在历史征途中“风雨兼程”而不疲之感。本书的访谈整理者欢呼这一作品，说“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呀！”当我与之一起享受这种愉悦的时候，我不能不感佩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所作的这种“踏踏实实地去做铺路者的工作”的努力，和他们的“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因为，这实在是太不容易做好的一件事。
　　《北京记忆》运用口述史的鲜活特色，很成功地把鲜活事实、鲜活事实的鲜活人、鲜活人的鲜活语言，呈现于读者的面前
　　《北京记忆》，由八位老人的口述史组成。这八位老人是:武光，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献瑞，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导生，原北京市政协主席；陈明绍，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刘涌，原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常委、市政协副主席；王笑一，原北京市副市长、外办主任；白介夫，原北京市副市长、市政协主席；王大明，原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这些人均届耄耋之年。所以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把这项口述史工作称为“抢救活资料”，说“口述史的编写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时不我待”，说得很对。让更多的老人来做口述史吧，把他们的记忆留下来，把历史留与后人，把他们的历史功绩、精神风貌、人格魅力一起传下来，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
　　党研室同志说他们的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补充和参考。”我看，他们的目的可以说是达到了。他们运用口述史的鲜活特色，很成功地把鲜活事实、鲜活事实的鲜活人、鲜活人的鲜活语言，呈现于读者的面前，让人似乎能触摸得到、感觉得到当时的情景。在生动再现的复述之中，一些历史真相得到了补充，一些历史真相得到了证实，一些历史真相得到了澄清，一些历史真相让人还想探个究竟。《北京记忆》的导引，叫我有了记下点什么的想法，哪怕只能撷取一二。
　　武光、白介夫、刘导生等老同志的口述，补充了北京现当代史中的一些细节和信息，深化了我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
　　武光，在口述者中最年长，参加革命最早。1979年他在中国社科院任副院长和党组副书记时，我也在那里。他是我爱戴的长者。看了他这篇口述史，了解了他出生入死、坚贞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生，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崇敬。我想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做地下工作，为接触社会底层，在北平拉过洋车。口述史无拘无束的特写，一下就把人拉进洋车夫聚集的西单场景，“喂，洋车！到绒线胡同多少钱？”这一个个让人动容的故事，在一般历史书里写不出来！
　　1932年12月武光任共青团直中特委书记时被捕，判了五年徒刑，押送到北平挂着“河北省第一模范监狱”牌子的狱中。当时“室内装有暖气管，但从不放暖气，是专门给参观者看的。狱方只是以此骗取‘模范’的美名而已。”但是就在这个暖气管上，革命者却做出了大文章，用它来作通信工具。这发明者就是武光。在与世隔绝的单间牢房中，他琢磨出利用暖气管“打电话”、“打电报”，借以联络同志的方法，打破监狱对革命者的孤立封闭。武光说，1935年党中央抵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以中央名义给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同志发来慰问电，也就是运用这个“打电报”的方法，立即让喜讯传给了狱中全支部同志。武光还设法以党支部的名义，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感谢电，表示绝不动摇，绝不妥协，坚持革命气节。革命者就在敌人的监狱中演出了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
　　武光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也坐了若干年狱，罪名何来，难以想象。1946年晋察冀中央局经党中央批准，派武光秘密进入北平，代表市委领导市的全面工作。叶剑英向武光提出要市委选送一批人员到军调部他的办公室工作，武光将任务交给学委后，因有事去了张家口。到底选送了多少人，是些什么同志，武光这时并不知道。只是后来有人告诉他，才知道选调的这批人员中有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这件事，康生点武光名，说他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王光美介绍到党内来。于是武光也成了大特务，“被关进监狱和流放共十一年”。这些情况，令人骇然。
　　我曾参加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史《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所以对《北京记忆》中说到吴德的事情，也比较关注。吴德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功不可没。但北京市有些干部对他的反映并不很好，有的甚至说他与“四人帮”有什么什么的。我很不解，抱着疑惑，看了《北京记忆》中谈到的一些关于吴德的事，对其中症结，终于有点明白。
　　白介夫的口述史中不执私见，列了一个小标题，“吴德和‘四人帮’有距离”。说，“自1973年起，我在吴德的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有人觉得他是和‘四人帮’搅在一起，但我认为他和‘四人帮’之间还是保持着距离的。谢静宜曾在市委常委会上正式传达过，说毛主席让她和江青保持距离，吴德也是知道的。1976年，叶剑英和华国锋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绝密方案时，吴德都参加了。作为当时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得不和江青他们打交道。只是吴德比较谨慎，尽量不和他们发生冲突。”白介夫说明自己观点，举了个例子，说“从江青参观北京天文馆一事就可看出来”。“记不清是1973年还是1974年”，吴德作为市主要领导得陪着江青参观，白介夫作为北京科技局的负责人也得陪着。江青连续三个晚上，每次白介夫见吴德都是“躲得远远的，很少和江青说话”。这句话生动而具体地说明了事物的本质，让我们找到了理解问题的钥匙。
　　白介夫又秉公持平地讲了平反天安门事件过程中吴德的表现。如果说前面的例子是为吴德说点公道话的，那么这个例子则是批评吴德的。“打倒‘四人帮’后，社会上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天安门事件发生在吴德任内，平反的事北京市也应该有个态度，大部分干部也有这个要求。”1978年8月，市委专门为此召开常委会，从晚上7点多一直开到12点多。常委们大都主张平反，希望吴德和中央通气。可吴德一言不发，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作为常委也参加了会议的白介夫说:“我当时心里很急。贾庭三那时是第三书记，他说，老吴，你现在就给华主席打电话，表明咱们的态度，尽快平反。吴德还是不说话，也不去打电话。贾庭三急了，说，你不打，我去打。他就站起来跑到隔壁用红机子给华国锋打了电话。”这个例子同样很形象而生动，说明了事物的本质，让我们找到了理解问题的钥匙。
　　北京市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最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广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受到的株连和祸害，可以想见。吴德在“文革”初从吉林省调来北京，一直担负了市的重要的和主要的领导职务，面对惟恐天下不乱的“四人帮”的纷扰，如果没有一点对付他们的方法，尽可能保护自己，吴德恐怕也会像一些人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吴德所以能在北京市苦撑十年局面，最后参加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因为吴德处事比较稳重，少说话，同“四人帮”保持着距离，并利用一些矛盾来闪躲腾挪。但是在这十年之久的时间里，特别是在一些大的斗争中，不可能什么都应付得过去。以他所处地位和当时历史条件，不少事情身不由己，不可避免。当然，吴德也不能因此就可以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同样，在其他一些使许多干部吃了苦头的问题上，吴德也不应该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人们对此有怨气，不能释怀，是可以理解的。而事实上，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吴德在一些问题上见识过迟，并错误地应用了他过去遇事慢三拍的经验来对付，这就不能不引起许多干部对他的不满。
　　刘导生，曾任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那时我也在。他是我敬重的老同志之一。他的口述史，有一点印象深刻，就是敢于面对发生过的事情，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很痛快。1957年反右，他在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工作。对于当时情况，他说，学部七个研究所竟划了40多个“右派分子”。十分荒谬的是，甚至把社会学学科判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批判，一些知名社会学家，学过社会学的青年学者，几乎都成“右派”。刘导生痛切地说，而在“此前，费孝通曾找潘梓年和我要求搞社会调查，希望得到学部的帮助。我们请示中宣部获得同意，决定批给3000元作为活动经费，支持这位社会科学家的工作。社会学被批判后，这在客观上对党造成了一种印象: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每每想起此事，我都很感内疚。”
　　刘导生说到他在1964年带队约200人到山东海阳县参加“四清”，认为当时山东省委的主要领导比北京的调子还高，说基层干部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农村的政权有八成不在我们手里。因为当时北京的说法是有三分之一以上基层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已经是够“左”的了。他在思想上不以为然，行动上下不了手，但他还是检查自己说:“坦白地说我也害怕‘右倾’这顶帽子会随时扣上头来。尽管‘左’倾错误发生在个别工作队的领导身上，我作为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有责任的。”这些都说明，刘导生光明磊落的胸怀。
　　刘导生的口述史对一个人没有点名，只用了市委的第一书记或第一把手。刘导生对那位第一把手在1979年3月全国开始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的表现，作了事实的批评。刘导生当时是市委宣传部长，准备召集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的座谈会，向一把手汇报，请求批准。“第二天他答复说，昨晚我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了，他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经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他们不得不让上海市的宣传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因而，他也不同意我召集这次座谈会。”刘导生认为，“作为北京市委的第一把手如果对中央决定的方针有怀疑，不向近在咫尺的中央请示，而向上海请示，这也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于是，刘导生就顶撞了他，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坚持把会议开了。开完以后，刘导生和宣传部几位同志向他作汇报，结果怎么样呢？“汇报完后，他没有任何表态，只讲了两个字‘散会’。”其余的话口述史中没有多说，但是就这么一笔，非常传神！足够说明这位一把手经常的处事作风。这种隐其名而不隐其事的做法，也是“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为历史和后人负责任之笔。同前面说过的一样，让我们找到了理解问题的钥匙。
　　对本书的几点建议
　　要说的很多，不可能了。最后我想给本书的访谈整理者提点看法，以供参考:
　　一、前面说了，口述史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好的工作。我常常对人说，做口述史访谈整理的人，应该要有年轻记者的腿和嘴，老编辑的知识面和文字功底，史学工作者的专业涵养、责任心和良心(也就是史德吧)。口述史工作要接触方方面面人、方方面面事，笔底稍不留神，就会出错。《北京记忆》，我看也未能免。例如把鼓噪“长铗归来乎”孟尝君的食客冯谖错写成了冯骏而不觉；把刘导生因在1930年被捕过而在一个时期里处于在党内被察看的情况，写成为“一直处于留党察看的状态”，这“留党察看”四字，很容易被混同为现在党章中的一种处分而不妥；把“一寸之差”改成“一字之差”，语义没错，但文采已失；把“惨无人道”写成“残无人道”，“争取更多的投入和开发”写成“争取更多得投入和开发”等，错得不大应该，希望整理者手校韦编，精益求精。
　　二、本书不如以个人传略形式汇集，紧扣“北京记忆”(包括北平时期的)这一主题来加以拓展，使得北京记忆的春秋岁月更加充实和丰满，也许会获得更多北京读者的兴趣和赏识。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京报网 __北京日报 朱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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