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翁 大跃进与大饥荒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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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与大饥荒的回忆

作者 退休翁


    1958年，“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报纸上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十五年超过英国，后来改为十年，最后风传要“五年超英、十年赶美”。全国城乡都大办钢铁，武汉市街道居委会也在推广“坩锅炼钢法”。放学回家时，我看见母亲同邻居的老头儿、老太太们都在热火朝天地干着，他们将居委会发的粘土、焦炭砸成碎粉末，用细铜丝制成的筛子细细筛过，然后按比例加水调匀和好，像制陶一样制成长约半米、上口直径约二十厘米、形如炮弹壳的坩锅。报纸宣传说，坩锅内加上焦炭和铁矿石也能炼出优质钢。
这时，农村人民公社也在全国一哄而起。不少地区的公社纷纷放出丰产卫星。小麦亩产三千斤、五千斤甚至上万斤，水稻亩产五万斤甚至十多万斤，报纸上还登载了一幅九岁女童站在丰收稻穗上的照片。
当时，我和不少同学都欢欣鼓舞，天真地以为“三面红旗”带来了奇迹，新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已指日可待，共产主义社会也为期不远了。于是，我们都热情澎湃地投入了“大跃进”狂潮。有好几个晚上，全班同学拉着板车到离校十几里的白沙洲运焦炭，一路欢歌笑语，一干一通宵。返校后，实在疲乏了，就躺在课桌上睡一觉，天亮后再接着学习或劳动。
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到武昌某公社一块“卫星田”去放亩产五万斤的卫星。那时稻穗已开始灌浆，颜色青黄，米粒尚未成熟。同学们从好几大块稻田里将稻子连根拔起，然后排队传递或挑担运到当中一块卫星田里。卫星田里灌满了齐小腿肚深的水，水面浮满尚未完全沤黑的大粪，虽然很脏，但我和同学们都毫不犹豫地下到田中，将稻稞密密地挤栽在烂泥里。人们在田埂周围砸入木桩，绷紧粗绳，防止四周稻子倒伏，又在稻稞之间纵横穿插若干粗铁丝使之分隔，再用鼓风机朝里面鼓风，防止稻子因不通风而霉烂。
干完之后，看着这种奇怪的增产方式，我不禁产生疑惑，就问一位公社干部：“像这样把其它田里快成熟的稻子都移到卫星田里，卫星田虽然产量高了，但其它田里一点粮食也不产，总的看来不是等于没有增产吗？”
干部答道：“其它田里的稻子提前移到卫星田里，就可以早些空出田地来再种一季粮食，所以，总的看来还是增产了。”于是，身为单纯中学生的我也深信不疑了。
几个月后，大跃进热潮降温，街道上再也见不到男女老少制坩锅的场面了。我们学校又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1959年4月，报上宣布，毛泽东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并亲自提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这年夏天，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长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反党军事俱乐部”首领，被罢免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取而代之。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反右倾鼓干劲，高举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年暑假一结束，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全省闻名的重点中学——省立武昌实验中学。
高中三年，据说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过了不惑之年，我才从专家的文章中知道这是毛泽东及其心腹为文过饰非而编造的谎言），正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期。当时，粮油实行定量，副食严重匮乏，一种饥饿恐慌心理在全社会蔓延开来。
高中正是长身体的时期。其实，当时武汉市中学粮食定量最少也有三十二斤，但因油脂肉类供应太少，所以我经常感到饥饿，正在读初中的弟弟身体特别棒，更是成天饥肠辘辘的。由于我从小流鼻血，母亲对我偏爱些，弟弟感到不平，经常与家人争吵。为缓和家庭矛盾，父亲决定实行分食制。父母亲的定量粮装在一只布口袋里，我和弟弟的定量粮分别装在另两只口袋里。父亲又特地买来三个陶饭钵，每天父母的米盛在一个钵子里，我和弟弟的米盛在另两个钵子里，然后放进一个大铝锅中一起蒸。然而，饭虽分开了，菜却没法分：一家四口每月只有一市斤油，定量蔬菜也很少，所以，弟兄俩虽然不再为主食争吵了，有时却为菜汤里的一个白菜芯而争得面红耳赤。
父亲虽然精读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却苦于无法借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来解决当时的家庭矛盾。为调解两个儿子之间的纠纷，有一次，父亲给我和弟弟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可是，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消化力分外旺盛的两兄弟却受不了孔融感化，依然争吵不休。父亲又给两个儿子讲曹植的“七步诗”，可是我和弟弟都认为“相煎何太急”的责任不在自己这一方。还有一次，父亲特意取来一张纸，写上汉代讽喻皇室兄弟因利害冲突而不能相容的一首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并将这字幅贴在墙壁上，可这字幅并不像传说中神仙道士的符咒那么灵验。父亲这位毕生嗜读线装古书的老夫子面对新时代的家庭矛盾，百般无奈，只得摇头作罢了。
武汉地区是吃大米的地区，这时也按月搭配不少包谷面、大麦面、高粱面。这高梁又非糯高粱，吃进去常便秘，很难拉出来。政府还按计划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红薯粉点心。粮店经常卖红薯，五斤苕顶一斤粮。我爱吃红薯，因为肚子容易撑饱些，可有些人吃了肚子膨气。为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食物结构，有些粮店、点心店特地在门前张贴着用大红纸抄写的毛主席语录作广告：“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 尽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左倾”思想都排斥广告，把广告看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是欺骗诱惑公众的推销伎俩，但恰恰是在绝大数食品和副食品都凭票证供应的计划经济臻于极致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部门又不得不借助“名人效应”作广告。毛主席语录当时被用于极为世俗的目的，它的被神圣化，只是几年以后的事。
困难时期，有些小贩为了赚钱，煮了一大锅萝卜汤在街上卖，五角钱一碗，甚至煮得发黑的蒿巴也可以卖一两角钱，化作充饥之物。不久，为回笼货币，点心店又推出了高价点心，五元钱一斤，会赚钱的“二道贩子”们自然可以大吃特吃，像我们这样收入微薄的家庭（一家四口月收入五十余元）怎么可能问津哩。
困难时期，报纸上的音调也从大跃进时期的高八度逐渐降为低八度了。提倡“瓜菜代”，推广“双蒸法”，有个单位用一斤米蒸出五斤多饭，也作为先进经验上了报。我也试着蒸过两次，结果不起作用。双蒸法改变不了能量守恒定律，四两米不管掺多少水依然只能提供四两米的能量，蒸多了反而会损害所含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有一阵子，弟弟饿得受不了，就同两位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到武昌火车站擦皮鞋，每天居然可以挣三至八元，他自个儿总算混饱了一阵子。有次弟弟同我一起上街，他在曹祥泰副食品商店花五元钱买了一斤高价点心，并劝我也买一斤尝尝，可我实在舍不得，也一次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看弟弟独自把那斤美味吃光，我又羡慕，又不平。有一天，我发觉弟弟把四五十元钱藏在一个角落，就悄悄从中偷了十元钱，上街把各种点心都尝了一遍。后来，弟弟发现丢了钱追问我，我只说不知道，但内心始终感觉有愧（七年后，我大学毕业分到新疆去看望弟弟时，他摔坏了同事一台收音机，我代他赔了三十元钱，终于利用这个机会偿还了这笔良心债）。而弟弟后来因擦皮鞋的小木箱被民警没收，又面临着升高中的考试，也停止了这一被父亲认为有辱门风却又制止不了的副业。而母亲为了让家里的顶梁柱——每天从八卦井走到紫阳湖辛亥烈士祠上班的父亲身体能够支撑得住，总是尽量忍饥挨饿让父亲多吃一点，后来患了肠癌，经常便血，拖到1964年8月，才56岁的母亲就病逝了。
从1959年到1962年，在整个高中阶段，在那饥荒的年头，我始终坚韧乐观地生活和学习着，听党的话，从未产生怀疑或异心。然而，在我的学友中，尤其是初中的学友中，并非所有的人在政治方面都像我那样天真单纯。
初中学友周祥的父亲公私合营以前在武昌大开了一家汤包馆，三年困难时期，他家境较好，也没挨什么饿，但他却渐渐对现实不满起来。
他告诉我们几个学友，听乡下亲戚讲，大跃进时期，农村虚报浮夸风厉害，农民们忙着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上级不了解下情，加大了征购任务，结果害得农民饿肚子。有些公社干部对群众强迫命令，比旧社会保甲长还凶。大办钢铁时，有些公社干部把社员家的铁器也收去炼钢，好些山上树木都被砍光了。1958年年产1070万吨钢数字有假，好些土高炉、坩锅炼出来的钢铁含碳量过高，像蜂窝一样，根本不能用，实在是劳民伤财。彭德怀给毛主席提的意见是对的，人民公社就是搞早了，大跃进也搞糟了。超英赶美的口号是吹牛皮。
有一次，周祥随第一师范的同学下乡劳动回来，情绪非常坏。他不满地告诉我们，他在农村亲眼看到农民剥树皮、掘草根充饥，很多人浑身浮肿，有些农民就饿死在道路两旁。
以往游玩交谈时，每当周祥表示不满，我就用从学校政治课老师那儿和党的报刊上接受的大道理说服劝导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虽然存在着“五风”等弊病，但毛主席党中央希望把中国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动机还是好的。此后，报刊上时常强调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正说明党已经吸取了教训。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比互助组、合作社更优越，虽然少数干部有问题，但应当看到干部的大多数和主流是好的。大办钢铁既炼钢又炼人，不能只算经济帐，还应算政治帐。当前的困难主要是连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苏修卡脖子造成的，一定会克服。
周祥却不相信连年遭灾的说法。他说，我们国家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每年都会有些地区这灾那灾的，决不可能连续几年全国范围内都遭重灾，有的地区分明风调雨顺，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政策不对造成的，政策对头，即使遭灾了也可能丰收。我劝说道：“现在，国家虽然暂时遇到困难，但中央领导人正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听说毛主席主动减了一级工资，不吃猪肉了，每月也吃粗粮，眼前的困难一定能克服的”。另一位学友就嘲笑我说：“你真是个书呆子，毛主席就是天天把人参剁成圆子吃，你会晓得吗？”我觉得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不屑于同他们争论了。
但这一次，周祥说他亲眼看见农村饿死不少人，我也不能不感到惊异并引起深思了。我说：“不会吧，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饿死人呢？”周祥说：“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你一直在学校里，每月还有三十斤定量，不了解社会，所以不相信。你要是到农村去看看就会相信的。”我没吭气，因为我觉得周祥也确实没有必要无中生有地欺骗老同学。
四十多年后，笔者从网络书刊上获知了如下信息：1961年7月，毛泽东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除了伙食费外，还有水果费86.65元。——《平凡与伟大--毛泽东中南海遗物轶事》(西苑出版社)
而同年7月，邓小平第一次到大庆时询问：“现在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伙食费多少钱？”康世恩回答：“过去一个工人平均一个月十三四块钱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3角2分钱，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生活很紧。”毛一家的伙食费，相当于46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而且，他享用的必然是物美价廉的特供食品。
“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份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己比较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喜欢吃鱼虾，西餐中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而且风味独特。1961 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毛泽东对于用西餐方法制作出来的鱼虾感到十分新鲜惊奇。他常常在吃上一段中餐方法制作的鱼虾后吃上一次西菜鱼虾，以此换换口味。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 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他喜欢红烧肉，倘若一段时间未吃还真有些嘴馋，往往主动提出来"打打牙祭"。60 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这一特点，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西餐中汤类品种丰富，而且各具特色风味。毛泽东60 年代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80年代末税务报有一篇《专机为毛泽东空运活鱼》专访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喜欢吃活鱼，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有关部门为此特别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为毛泽东空运活鱼。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还专门在东方红渔场通过政审，挑选祖宗三代出身贫下中农的农场农民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负责活鱼的捕捞、挑选、装箱、押运。
1956年——1966年，毛泽东是杭州饭店、中南海等舞会上的常客。有一个女演员回忆：“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 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它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夜宵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徐宝凤《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华夏》1998.11)
看到以上信息，特别是菜单中那么多我一辈子都无福品尝的美味佳肴，年近古稀的我不由得回忆起这两位初中学友说我“是一个书呆子”的批评，觉得自己当年的确不善于知人论世，遗憾的是，我成熟醒悟得却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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