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专访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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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Ｄ独家专访宋永毅

访谈时间：二○○○年二月十三日

访谈地点：宋永毅家中，Ｃａｒｌｉｓｌｅ，ＰＡ，ＵＳＡ

ＣＮＤ采访者：吴放、华新民

ＣＮＤ：宋永毅先生，今天《华夏文摘》来采访您，主要希望您能够谈一谈您这个
案子与文革、与文革研究的关系。另外也希望您通过比较自己两次坐牢的经历来看
一下文革以后中国的变化。

宋永毅：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抓我？

ＣＮＤ：对。前一段新闻上关于您这个案子的报导挺多，但是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美国有美国的说法，中国人里也有不同的说法。您作为当事人，把自己当时从开始
为什么回去、回去搜集的是什么东西、然后遇到了什么情况，整个这前因后果，包
括最后写了什么样的“悔过书”，最后才给放出来的，都谈一谈好吗？

宋永毅：好的。我回去实际上不是第一次了。我从九六年开始，九六年回过一次，
九八年回国一次，九九年回去这是第三次。那么九六年那次和文革材料没有太大关
系，因为我主要是去买书的。九八年回去就是做研究，搜集文革材料，而且也寄出
来不少红卫兵小报，那些都是通过海关寄的。应该说在我脑子里觉得，自己以前也
是公开的回去，一切都是合法的，我从来没想到他们会抓我。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学
术研究就象包括中国许多学校里边的老师，所有大学的老师一样的，你要做一个研
究，一个历史研究，你当然要搜集那些原始的材料。尤其是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三年
了，按照中共的保密法，三十年绝密解密，二十年机密解密，十年秘密解密。更不
用说文革那些材料根本不是秘密。你说对不对？红卫兵小报啊，传单啊，那些所谓
中央首长讲话的小册子啊，文革中间到处都是。所以我也跟审讯我的人员开玩笑讲
，我是比你们大一代——因为他们都是二、三十岁——我说你要抓我嘛，你就要回
去抓你们的父母啦。对吧？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当时都是印传单啦，生产那些东西啊
，而你说这是秘密——因为他们讲我们现在重新鉴定，当时不是秘密，我们现在可
以重新鉴定它是秘密——我说你空气也可以重新鉴定是秘密，太阳光也可以重新鉴
定是秘密，那没个原则了，你说对不对？那些东西老实讲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家里头
始终还有那些文革材料，主要是作为纪念品啊，看看啊，回顾这段历史啊，这个根
本不保密。你现在要把它重新说成是保密，我说你等于是宣布说当时至少七亿人民
都是间谍，大家都去接触了机密，大家都在泄露机密，对吧？你这个做法是根本不
妥当的。你说当时有些文件也好，中央首长讲话也好，都是群众组织出的，而且是
中共中央给群众组织出的，你说最大的泄密者那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甚至我们可
以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泄密，对吧？刘少奇的档案也是他老人家决定抛出来的，对吧
？你现在不算他老人家的账，你不算当时的群众组织的账，比如“清华井冈山”啊
，“新北大”什么的——他们拿了两本，一本是“新北大”的“中央首长讲话”，
那个都是我在地摊上买的嘛，公开买的——我说你现在来算那些研究它的那些人的
账。我说你说这些东西是保密的，那你该找“清华井冈山”去算账，找“新北大”
去算账。你找我算账没道理啊，我不过是研究研究，看一看，对不对？谁同意他们
印的？毛主席同意的啊。那你找毛主席算账，你怎么找我算账呢？你这个毫无道理
，对不对？所以在理论上他们根本就没办法说过你，他们就很简单地跟我讲，说老
宋，我们讲不过你，但是我们就是要判你。

ＣＮＤ：您是九六年回去……

宋永毅：九六年，九八年，九九年——就是最近的这次。九八年我完全是一样的，
也是买那些文革材料，复印一些材料。一般我是复印，因为我不太需要原件，我都
是寄出来的。当时是通过谁寄的呢？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他们是一个局
级单位，是中国最大的和海外做生意的，他们有海关办公室。我的所有东西都是通
过他们检查，他们检查认为没有问题，给我寄出来。这次我也是通过他们寄，这次
有三箱，我在内蒙古买的，包括复印的，通过他们寄的，这次给他们卡下来。我就
问他们，我说我没有走私，我没有偷运，对不对？按照刑法，我是公开的，开箱让
他们检查，你们是一级海关，你们同意寄，你们检查了以后说ＯＫ，把东西全都打
上去了，而且换了海关专用的箱子——他们专门有海关的箱子的。我说你说我偷运
，这个不成立，我没有偷运。第二个，谁负责任？假设那些红卫兵小报、传单是秘
密文件，我说我才不负责任呢。我为什么要负责任？我又没有看到你们内部有什么
规定说不能寄。我是公开的，你们一级海关——跟你们北京的国家安全局是同一级
的嘛——一级海关同意寄，我说谁负责任？你们海关负责任哪。现在你们安全局说
你们安全局有个内部规定，海关有个内部规定，说文革小报什么材料不适于寄到外
边去，我说那好，你这个规定我没有看过，一直到我临走他都没给我看，你也没有
把文件发到我办公桌上，我怎么知道？对不对？你的海关应该知道的都不知道。而
且有趣的是，办案的那个人——他叫赵平——他说，哎呀对不起老宋，我也是刚知
道。我说小赵，你也刚知道，你怪我在海外待了十一年刚刚回来，我必须知道？我
是犯了罪了？我说第一个，即使不能寄嘛最多也就是没收了，不至于把我关起来，
对吧？第二，你也说这是一个内部的规定，不是法律，内部掌握，你怎么可以作为
法律定我的罪？第三个，你要抓嘛，先抓你们海关啦，而且你自己也要抓起来，因
为你也刚知道嘛，对不对？他也根本没话说。

ＣＮＤ：您的这些材料的来源是什么？从哪里来的？

宋永毅：材料的来源——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内蒙古也好，陕西也好，都有在美
国称为ＦＬＥＡ　ＭＡＲＫＥＴ的地方。在街上，现在文革的旧货成为一个很大的
商品市场。比如我这次在内蒙古是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内蒙古的旧书店，叫做光明
书店，我在他那里复印了不少小报。你跟他老板打听，他有啊，文革的材料他可以
让你复印。他经营，他有执照。第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水利厅前面那条街，我记不
住名字了，有一百多个摊位，全部是卖文革红卫兵袖章啦，毛泽东像章啊。更不用
说北京的潘家园，到处都可以买。

ＣＮ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公开出售的。

宋永毅：公开的。

ＣＮＤ：你有没有通过内部关系获得过中央文件？新闻报导讲朱邦造说你多次采用
遮盖文件眉首、落款等办法……

宋永毅：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给我拷贝红卫兵小报时，光明书店的老板
给我拷贝的时候有四份中央文件，我等会告诉你是哪四份中央文件。他们给我拷贝
的，拷贝时“中共中央文件”几个字，就是大的红头没有印，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下面有“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ＸＸ号”，全部有。这
四个文件我可以告诉你是哪四个文件。第一个是“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纪要”
，一九七五年的，《红旗》杂志登过。我都给他们找出来的。第二个是“教育革命
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央转发，《红旗》杂志登过这个纪要。第三是“批判林彪六
个战术原则”，第四个是“批林批孔要看哪些书”。就是这四个文件。还有一个是
为刘少奇平反的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决定为刘少奇平反”，一九八○年，这个就
是朱邦造讲错了的，朱邦造讲我搜集的文件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实际上这个文件是
一九八○年二十五号文件。可见朱很缺乏历史常识。

ＣＮＤ：这是跟文革有关的平反文件。

宋永毅：对。这几个文件，我告诉你它们的特征。第一个，这几个文件全部没有打
密级，就是说这几个文件不是秘密。第二，这几个文件结尾的地方写得清清楚楚，
全部传达到基层群众，老华你可能有印象，在文革中这些文件我们全部都听过对不
对？最可笑的，刘少奇平反的那个文件登了《人民日报》的。因为他们拿到了这个
文件，先搞我的是三百八十二条，说我“收买和非法持有中央文件”。但是《刑法
》三百八十二条写得很清楚，必须是机密和绝密文件。一般秘密级的都不能算。我
就说你笑话了，第一个这个文件上面没有打“机密”，没有打“绝密”；第二这个
是传达到群众的。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可以重新给它定，说它是机密，或者绝密。
我说你安全局有什么理由定，当时的党中央说的是这个，现在必须党中央开会才能
重新定。而且开会重新定也晚了，我是在这个前面对不对？刑法不能往回倒溯。他
们最吃瘪的一条是，他们安全局自己给定了机密和绝密之后报到国家保密局，给打
回来——所以最后他们把国家机密这一条给ＤＲＯＰ掉了。国家保密局说这几个烂
文件都不保密，所以他们就没辙。还有一条，光明书店给我复印的时候把这几个文
件复印了，我把它们挑出来，我没有去寄，我就是看一看。但我知道这几个文件文
革以后全部公开发表了。在《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刘少奇那个文件发表了
，在王年一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和《国史通鉴》《国史全鉴》中全部有，都
发表了。所以我根本就不紧张。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是反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把本来
不是秘密级的东西，你把它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Ｙ成秘密，现在保密局又把你打回
来，说不是秘密，而且公开发表过，我说在法庭上咱们有得辩，你绝对辩不过我。
还有一条是，你是在我的旅馆里，从我的手提箱里抄出来的，并不是我去寄，对不
对？就是说，我是合法拥有这些东西。你没有一条抓得住我。为什么？我完全有权
看这些东西，因为这不是秘密，这是公开发表过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看。我如果把
它寄出去，你在海关截住我，你还可以讲，你说中央文件寄出不太好。为什么我不
能看？不能拥有？朱邦造完全胡说八道。

ＣＮＤ：您这次回去还没有去寄东西就被捕了是不是？

宋永毅：是这样的。这次回去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表现出非常热情，我估计他
们和安全局已经做好了圈套。我因为是有业务跟他们有关系，我们图书馆要跟他们
买书，去看一看，他们主动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寄，我正好有那些内蒙古（买的）小
报，我就去寄了。但我去寄的东西中间一份中央文件也没有，都是小报、传单。他
们并不是当场抓住我，而是他们都给我打好了，贴好了地址，寄给宋永毅，寄到Ｄ
ＩＣＫＩＮＳＯＮ，他们都检查过，弄好了，当着我面说没有问题，我是第二天被
抓的。

ＣＮＤ：在家里头？

宋永毅：在旅馆——工人体育场宾馆。被抓以后他们出示这些东西，这是他们唯一
的证据。就是这三箱小报材料。实际上估计是国图公司与安全局一起做了一个圈套
，很热情地说你有什么东西要寄啊？因为他们以前帮我寄过。我拿过去，我还开了
箱给他们检查，而且告诉他们如果你认为任何东西不能寄，你退还给我，你告诉我
。他们说我们都查过了，这个都是文革中间公开的东西嘛，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他
们是一级海关啊，他们当场给我这么讲，而且出口标签都贴上去了，寄到哪里，都
贴在上面。安全局把贴上去的东西印出来给我看。我说这说明经过了你们海关的检
查。对不对？你们海关打上去的。海关说没有问题，那我有什么罪？你们海关有罪
啊。

ＣＮＤ：他们来抓你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们要出示逮捕证吗？

宋永毅：开始的时候是拘传。那天晚上是两个北大的教授，还有两个当时北京红卫
兵红代会的头儿，一个叫李冬民还有一个赵永康，我是采访他们，当年中学红卫兵
的头嘛。开始是北大的两个教授，一个是北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还有一个北大研究
文革的叫印红标，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李冬民和赵永康也来了，就聊北京的红卫
兵运动啦，一直聊到晚上十二点。实际上他们（安全局的人）后来说，我们在你们
吃晚饭的时候就等着了，说我们在外面啃面包你们在里边吃火锅，你们怎么谈这么
晚？他们不敢当场进来抓，怕惊动别人。一直等到十二点钟我送他们四个人出去，
回来的时候在二楼的楼梯口我被他们拦住。十个人，一圈，把我拦住。拦住我就说
，你是宋永毅先生吗？我说是啊，他说我们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说有什么事？他们说有些事情想请你协助调查。我说现在时间太晚了，明天吧
。他说那不行。就出示了一个“拘传”，拘传十二小时之内有效。那是强制措施了
。我就说我要跟我太太见个面，跟她说一下。他说你不能跟你太太见面。那我说我
不跟你们走。后来他说那打一个电话吧，他怕闹起来，他怕把所有人吵起来。结果
他们接电话接了二十分钟，实际上同时他们已经把我太太给包围了。我就跟我太太
讲，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找我，我说你不必紧张，不会有什么事。打完电话他们就把
我装到一个车子里，桑塔纳２０００，把我的眼镜还摘掉，黑布倒是没蒙，叫我“
合作一点，把头低下来”，开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海淀分局。进去就连夜突击审讯
。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罪？你知道，在中国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说，“你还不知道吗？你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个什么地方？国家安全局啊。”
然后就开始威胁，旁边他们的副局长说，老宋啊，你年龄也不小了，看来你这辈子
就要待在这里喽。我说不见得吧？他问，你有什么活动？我说我没有什么活动。你
研究什么？研究文革。我说研究文革有什么罪？这是他们给我的第一个罪名：他说
你的文革研究已经超越了我们所允许的度。这是他们非常明确给我的（罪名）。你
的研究已经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我当时觉得很可笑，我说这个道理倒要
讲讲清楚。文革不是党中央否定的吗？我说我倒要提个问题你回答回答，到底文革
是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呢？还是我的研究是巨大威胁？这个问题要讲清楚。我说文
革造成死伤株连两亿五千万人，这是官方的数字。我说我出版了两本书，还有一些
论文，有谁看了我的书死掉的没有？我说你们都很年轻，你们不知道文革发生了什
么，那是我们民族发生的一个巨大灾难。他说你那些书在中国能出版吗？我说我不
知道，我也没试过。他说你现在搞那些材料难道是法律允许的吗？我说这些材料都
是公开的，我说咱们可以谈第二个问题，一九八一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说彻底否定文革，离开了彻底研究文革行不行？要彻底研究文革离开
了看原始材料行不行？我也可以说是你们造成的，你们好多图书馆都不开放，档案
馆更不用说不开放，人家当然到街上买了。再说在街上买你们也没有取缔嘛，人家
都有执照嘛。我说你怎么怪到我的头上来了？这些都是公开的材料。所以那天他们
突击审讯也没有太大效果，搞到三点半，从一点钟左右搞下来。我跟他说“我要睡
觉了，我身体不好，你这样连夜地搞，是属于车轮大战，属于逼供信！”他说，“
我们也没有睡觉！那么多人陪你没有睡觉！”我说：“我也没有要你不睡觉，你去
睡觉好了，关我什么事啊？”后来他就说：“那我们等会儿。”等会儿他们就过来
了说，“好，你去睡觉吧。”那时已经五点半了。第二天，到十一点钟他把我叫起
来，就把我拘留啦，给我看一个拘留证，说：“老宋啊，咱们给你换一个地方！”
就换到他们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看守所去了。

ＣＮＤ：你太太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

宋永毅：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他们当时叫我签一个字，我
们本来准备是第二天飞回上海的，我就知道，他们把我们的飞机票退掉了。那个副
局长还跟我说：“老宋啊，我帮你做了一件好事，我把你的飞机票退掉了。”我说
：“我又没要你退！我太太难道不回去了吗？”他说，“你太太决定留下来等你。
”我说，“我不要我太太等！”我就说：“好，你们把她也抓了！我必须告诉你，
你这是株连政策，你这是完全不对的！我太太和我的研究毫无关系！”我说，“你
这个是抓了一个无辜的人！你们要负责的！”我后来一直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你
们要负责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抓啦？后来我跟他讲，他也不否认了。我就知
道他们抓了我太太。那么我就到了国家安全局的那个看守所。开始嘛，讲来讲去我
还是跟他们讲三个问题，就是——他讲任何事情我说先讲三个问题：究竟文革是国
家安全的威胁，还是我的研究是威胁？第二个是，彻底否定文革能不能离开彻底研
究文革？还有一个就是你懂不懂什么叫学术研究、什么叫政治行动？所有的罪名，
你都根据——要是政治行动才行啊——比如说我来颠覆政权、或者怎么怎么样才行
。我来做学术研究，你把我抓起来。我说咱们把这个讲讲清楚。因为他们一天到晚
讲“你的文革研究是国家安全的威胁”，我写了个一万字的东西，“关于我和海外
学者的文革研究”，全面反驳他们。什么叫研究文革有一个“度”，这都是我在监
狱里面的东西，算是“狱中自白”吧。

ＣＮＤ：他们说你研究文革已经超出了他们规定的“度”，那么他们有没有给你去
定义这个“度”呢？

宋永毅：是啊，我就问他嘛！我说，“什么叫度？你告诉我。是不是中共中央有新
精神？或者你们国家安全局有什么，你把这个度告诉我。”他没有办法说。他问我
，“你那个东西国内可不可以出版？”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试过，我认为应
该可以出版。”他说，“你的东西国内不能出版。这个就是度。”我说，那好啊，
——我举了个例子——江泽民在哈佛的讲话说，对于海外侨民和另外一个国家，绝
对不强加意识形态，对不对？学术观点的不同还不属于意识形态啦，你这是直接对
抗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他们说，“喔！我们变成对抗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了！
”我引用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讲话，还有朱熔基也讲过这个话。“你们对抗党中央
！”我说，“你们这个国家安全部门问题很严重！”我警告他们，“你不要制造一
个影响不好的国际事件。”所以我一开始总先跟他们讲这三个问题。他们就讲，“
哎，这个…这个问题，我们不…不谈了。”说我们不跟你谈，这个没有谈头；说，
我们要谈具体的，那三箱材料哪里来的？我说就在地摊上、旧书店买的嘛，这都没
有什么保密的东西，对不对？我说，你们国家安全局没有把这些地摊、旧书店什么
的取消、取缔是你们的事，它们都是合法的。有一个叫《大众投资指南》的杂志，
它上面都介绍，哪里可以买到红卫兵小报、红卫兵材料，每份小报，《工人造反派
》多少钱一份，什么什么多少钱一份，这个是公开的中国大陆出版的杂志，告诉人
们去哪里有买，告诉人们每种多少钱，那就说明是合法的，对不对？你安全局没有
去取消，杂志上这么大的广告、文章都在，九九年第八期嘛，我买的嘛。我说，“
你看看，这个都是你们国内自己出的东西，你现在还要宣布这个是非法的，你怎么
讲得过去？”他没话讲。他说，“他们是做贼嘛，你是帮助他们销赃！”这怎么叫
做贼？我说光天化日之下，这怎么叫作贼？销赃？我说你不把贼抓起来，我怎么是
帮他销赃了？你这个例子根本不妥当啦！你得把那个杂志给封掉才行啊。你们共产
党的杂志、共产党的海关、共产党的安全局都自相矛盾的，叫我们海外的学者怎么
办啊？

ＣＮＤ：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跟您谈的两个关于您文革研究的问题，一个是超
出了他们这个度——现在这个“度”咱们已经搞明白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度；但
是国内不能发表，就是超出了这个度，你的理解就是这个——

宋永毅：就是，他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

ＣＮＤ：第二个呢，就是说您的研究已经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危害，他有没有解释？

宋永毅：我说我主要是在海外写作，既然你承认香港是一国两制，我在《二十一世
纪》发表的文章就没有问题。这就是我的“忏悔书”的内容喽，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既然你承认美国，你不强加意识形态，那我用英文发表的著作，我用英文写的
论文，那还有什么问题？他们就说，“……那个东西也可能传到国内来啊！”我说
，“传到国内来，那又怎么样？你这个党不是一直在教育吗？他们不是有‘抵抗和
平演变’的能力吗？难道看了我哪些学术论文就那么紧张啊？”他们还提到了一条
，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在文革中的什么什么——意思说，你也涉及到了。我说我只相
信我在美国所受的历史观的教育，就是，管他是总统总理，只要实事求是！就这一
条！你不是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吗？我说，美国的历史研究就是，总
统的特别要研究，你看克林顿的绯闻！——我就举了个例子给他——在中国这件事
情发生啊，人家可能就说，是那个小妞的事，说那个小妞勾引了总统。你跟美国人
去讲这个，美国人可能会请你吃耳光，说那不是总统的责任吗？怎么是小妞的责任
呢？肯定是总统的责任嘛。这就是中美历史观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我说，我是认
同美国的历史研究，我认为这个历史研究方法，能够把历史事实搞清楚。中国是“
为尊者忌、为贤者讳”，这个历史研究方法不对。

ＣＮＤ：那您能不能举个例子，因为我对现任的中国领导人在文革期间的行为不是
特别知道。

宋永毅：我给你看一个惹祸的论文，关于周恩来的英文论文。

ＣＮＤ：周恩来已经不是现任，他已经是历史人物啊。

宋永毅：他们也是多次暗示——虽然没有放到台面上来，说就是你这个周恩来的发
言惹的祸，但是多次暗示。这是我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份在波士顿召开的就是美国亚
洲研究年会上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实际上只有十分钟，但是我带去了草稿，发给一
些专家征求意见。我的中心观点是觉得近年以来——尤其是九六到九八年以来——
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制造了一个弥天大谎式的神话，把周恩来说成是文革中间正确
路线的代表，把周恩来说成是中流砥柱式的民族英雄。那完全是不对的，非但是完
全违背了历史事实，而且还违背了邓小平关于周恩来的讲话。邓小平关于周恩来的
讲话还说，周恩来“做了许多违心的事，说了许多违心的话”，但是，“人民原谅
了他”。且不说邓小平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但邓小平至少承认这一个事实，就是
说周恩来“做了许多违心的事”——还且不说是不是违心，这个是另外专文研究的
问题。我这个论文的特点就是，运用的是当时群众当场记下来的周恩来讲话、中央
首长讲话、小报中记下来的周恩来的活动等等。我主要是用这些材料，我没有秘密
档案可以用。那些东西都是经过反复考证的，就比如说，我们采访过当时听过周恩
来讲话的人——包括有些周恩来的讲话我当场都听过——确证是可靠，然后我们引
用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要把有些周恩来讲话定为国家机密。我的文章基
本上就是这样：周恩来在文革中间他的整个的过程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而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民族英雄，谈不上。文革开始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是他组织
的，林彪的“副统帅”是他推荐的，就是说，文武两个班子都是他帮毛泽东搭起来
的。搞刘少奇，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是他，批示说刘少奇“此人可杀”也是他，推荐
江青做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他，甚至推荐江青做党中央副主席。这个做法符合毛泽
东在文革中的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江青扶上去。江青一直不认罪，一直说她根本
没有反对过周恩来，而实际上江青在文革中间大多数场合是坚决保周恩来的。我运
用的都是当时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三个问题，包括在文革发动时周恩来的态度，他
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和他在群众运动中的表现。这篇东西当时在这个亚洲年会
上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现在中国间谍很多，这个东西后来到了他们手里。

ＣＮＤ：您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您的研究里面涉及了周恩来的形象问题，那么国家
安全局有没有跟您解释，类似这样的研究怎么样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

宋永毅：没有解释。你看，他们甚至都不敢提周恩来的名字——因为一讲文革，我
就指出他们的好多错误，比如说他们把“联动”说成是“造反派”啊，完全颠倒！
因为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在文革中间也只有五岁，他记得什么东西呢？他跟我讲文
革啊，我就说你完全搞错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领导不是这么讲。他说他
不讲了，说，“老宋，文革你是专家，所以我们不讲文革。”他们问我的侧重点是
在ＡＡＳ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其实ＡＡＳ就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ｙ——我说这是一个学术组织，很简
单嘛。他们说，“不对！它和ＣＩＡ有什么关系？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美国政府
来的？情报机关来的？”这不是莫名其妙嘛？因为他要构成的是这样一个思考方式
：这是ＣＩＡ为背景的一个学术组织，你在这个学术组织上做了一个发言，这个发
言是关于周恩来的，那么就可以定你了。否则就不能定，因为是一个纯学术组织，
你做的是个学术报告，那他就不能定。所以他们的侧重是安全机关的思考方式，他
是觉得，如果这个组织是ＣＩＡ给它钱的，那么不管你有没有拿到ＣＩＡ的钱，你
到那里去——还问我说，你发言拿了多少钱？我说非但没钱，还付了六十块钱注册
费！我说你们不懂，在美国到学术会上去发言，路费什么都要自己付的。“啊？”
他很吃惊，“发言没钞票？”所以你看，他的路子是一个情报机关的思考方式，他
把所有的学术机关、所有的学术活动，都用一个情报机关的套子去套，所以就不难
理解，他们把那些文化大革命的传单都算成是情报。他还是一个文革时候的思维，
就象吴晗的《海瑞罢官》，明明是一个学术问题，毛泽东把它套成党内斗争，说“
为彭德怀翻案”。我做的事情，不管是周恩来研究也好、文革小报也好、光盘也好
，完全是学术的，他套成是情报，套成是一个阴谋，那完全是文革的发展，他非说
你搜集国家机密。所以，情报机关他搞学术的事情，思路完全混乱。他要套你的就
是ＣＩＡ和你有什么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回来和一些美国教
授说，他们问ＡＡＳ拿没拿政府的钱。这些教授说ＡＡＳ巴不得拿ＣＩＡ的钱！多
多益善。现在亚洲研究学会穷死了！笑死人了。

ＣＮＤ：我想请您把时间再给顺一下，就从您被拘传、到拘留、到正式逮捕、到审
讯、到释放，这样一个时间顺序。

宋永毅：好，是这样的：八月六号晚上十二点，我先是被拘传，十二小时以后，八
月七号十一点钟变成拘留，直到九月六号。他拘留没有搞出任何东西，本来还想搞
我法轮功——这真是笑话嘛！说我太太揭发我是法轮功什么什么的成员，说我带了
好多法轮功的东西到中国来散发。实际上完全是胡说，我太太根本没说过。然后，
他搞不出什么东西，那么按照他们的规定应当是放人了。他把我转成监视居住，变
相拘留。

ＣＮＤ：监视居住是在监狱里？

宋永毅：不是，监视居住是在他们办公楼下面的地下室里。

ＣＮＤ：就是一个月以后。

宋永毅：一个月以后，对。监视居住最长可以——刑法五十九条——最长可以半年
，又给他半年时间可以搞我材料，对不对？他搞了半年没材料！监视居住一直到十
二月二十四号，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Ｅｖｅ，也是向美国示威啊，因为美国学校
要求说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让我回家团圆啊，他非不让你团圆，把我逮捕，到一月
二十八号释放，就是这么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拘留一个月，中间大约是三个半
月是监视居住，然后就变成逮捕一个月零四天，然后就放了。总共加起来六个月不
到一点点。

ＣＮＤ：在这个监视居住期间的活动是什么，是审讯还是……

宋永毅：一样有审讯。监视居住是这样，一间房、两个床，有一个电视机，有个写
字台，那个床是他们值班人员睡的，每天有两个人陪我，二十四小时他们轮班。象
那个监狱里面一样，每天有半小时放风，到楼上他们安全局（海淀分局）的院子里
走一走。有的时候一个月左右，你可以要求上街一次，就买点东西，比如说我衣服
坏了什么的——我带的去的衣服都是夏天的——全套东西都是那里买的啊。我就到
新华书店买了很多书：刑法，还有保密法全书、刑法学概要。我就研究这个刑法—
—不让我请律师嘛。监视居住嘛，吃的当然比较好一点，基本上每顿有个荤啦。就
是机关食堂的饭菜。我一定要到食堂自己去买，他们非要说“不安全的”——他们
的口头语是“安全”。我说有什么不安全？

ＣＮＤ：审问的频率怎么样？

宋永毅：频率已经很低了。他一个月左右来找你一次。

ＣＮＤ：那么不审问的时候，您在那儿干什么呀？

宋永毅：我在那儿就是研究刑法、看书、看报。然后呢，他们主要就是喋喋不休地
和你聊天，打听美国的所有的事情，好奇。一听ＦＢＩ工资那么高，都泄了气——
他们工资确实很低——所以我在纽约的外交协会发言说：“Ｉ　ｓｈｏｗｅｄ　ｍ
ｙ　ｇｒｅａｔ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ｔｏ　ｔｈｅｍ”。我说，因为他们的工资
太低了，所以办案粗糙、要求奖金，所以把我这个案子一开始就办错了。

ＣＮＤ：有传言说，您是被抓错的，但中国政府为保面子，到最后一直弄到被捕，
然后再放出来，是不是事实？

宋永毅：事情就是这样。开始他们抓我时，除了内蒙古红卫兵小报、传单以外，没
有任何证据。可能他们还盯梢我点什么东西，抓了一个月，就没有什么事。我们刚
转成监视居住的时候，我对专案组的人说，我要上街买刑法方面的书，他们说：“
老宋，不必买，没几天了。”意思是马上让我们走，而且正式告诉我们，“国庆”
之前一定让我们回去。这显然就是说，基层上报，他们也不会说是他们抓错了，只
是查下来没有什么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是文革那一套。就是说打一个
报告给我们放了。可是说放，上边不肯放，就是北京市安全局的局长不肯放，是他
批的这个案子。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因为法轮功的事情，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
中央吃了批评，他们对法轮功到中南海静坐事前毫无知觉，他们因此吃批评吃得很
厉害。所以他们明确告诉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果断地抓我们，就是要把任何可能处
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扑灭在摇篮里。当时他们追踪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企图要在中
国组织一个文革研究会。实际上没有这个事儿。我是在有几个北大的教授到美国来
的时候，我和他们闲聊的时候说实在是应该在美国成立一个文革研究会，这样申请
基金什么的就会都容易一些。（现在看来是真的要成立一个了，时机已经到了。）
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一些学者被他们抓起来之后，在审讯的时候就讲了，说我有这
个企图。所以说开始的重点是在这个上，说“你是有组织的！”我说我有什么组织
？！“文革研究会。”我就笑了起来，我说美国有个辞典，叫做“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ＲＹ　ＦＯ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美国社团
辞典）”，我说你去查查，所有注册登记的都在上边。我说成立文革研究会不是坏
事，那有什么好隐瞒的，我说可惜的是我还没有组织，我说我是有这个想法的，但
还没有做，主要是因为精力不够。第二，也来不及注册。你可以去看看注册的有没
有。他们不响了。开始他们好像是觉得我是企图在中国组织这么一个象法轮功一样
的组织，所以按照咱们江主席的指示，以后要防微杜渐，要坚决地扑灭、扼杀在摇
篮里。后来扼杀下来之后，发现这个摇篮里没什么东西。所以就跟我说准备让我回
去了。但是那个局长不干，说既然抓了，安全局是不能轻易放人的。他们明确告诉
我了，说如果是公安抓了你可能就放了，我们安全局抓了你可不能随便放。那么就
再找证据，发动上海等地方，到处调查。我想我的档案不知道被他们理了多少遍了
。他们都知道我以前文革中间有什么事，了如指掌，都报得出来。但是文革时的事
情不能算作是我的帐，我又没什么事，还被他们关了四年。所以呢，找了半天也没
找到什么东西。但就是死不肯放。后来我估计事情大概是报上去了。大约是１１、
１２月份的时候，审讯员跟我讲过，说“老宋，你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不肯放，”说
“中央领导有指示，”说“要搞文革研究的事情，对海外的文革研究要整。”他公
开告诉我的。我说这个中央领导也够混的，我说研究文革有什么罪？！都要整。第
二个，我说，我不怕你们公开审讯我。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要审的话，那就将是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第一次审讯一位美国教授。其次，你们还得考虑国际影响，这
说明中国政府现在还在坚持文革的错误路线。这就更说明了我们研究文革的正确和
必要。他们跟我说：“这个我们不管，老宋。丢面子的不是我们，是中国政府，和
我们没关系。”——他们跟我讲话历来都是这样。逮捕我的时候，要我在逮捕证上
签字，我不签。不签呢，他们就哭丧着脸跟我说：“老宋呵，你这个事弄得我为难
，我不好到上面去交帐，弄得不好，上面会怪罪下来，这个我就不好弄了。”他又
建议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在这个逮捕证上，你可以密密麻麻写满你的意见，一
样的效果嘛！我呢，也好交差。你反正签过了。”我说你这个方法可以，咱们就这
么干。我就在上边密密麻麻写满，说我签这个字绝对不是表示我同意，恰恰相反，
是表示我坚决不同意，这是制造一个新的冤假错案的开始。他们敢公布这个逮捕证
吗？写得密密麻麻，第一、第二、第三页，密密麻麻的。后来他们把我大哥、大嫂
叫去做我工作的时候说：从来没有人把张逮捕证写成这个样子。说，这是什么态度
！实际上这是他们自己叫我写的，说这样他就可以交差，你也达到你自己的目的了
。

ＣＮＤ：接着那个话再问一句，就是说最后您“已经全部供认犯罪事实”，这件事
是怎么回事？

宋永毅：我是觉得我没有什么犯罪事实，我（回来后）一直跟美国人讲，我说第一
，这件事就好比你跑到我们迪金森学院的书店，你去买了１０本书，出来的时候被
１０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抓了起来，他们硬是要你认罪。我说你就告诉他们第一你
没有罪，这是很清楚的；第二个，事情就是这样，很简单：我就是为了研究文革而
买了这些材料。什么叫全部供认犯罪事实，这完全是胡扯。他用了逻辑上的一个诡
辩术，说你承认了事实。那当然这个事实是承认了，那么他认为这个事实就是犯罪
。他就运用了这样一种诡辩术。我看了香港《开放》的一个报导，我觉得他讲得满
有道理。他说宋永毅相当合作，他对他买小报的那些事情，认为没有一条是不可告
人的。所以他都告诉他们是这样一回事情，但是他又相当坚持原则，坚决不承认他
犯了罪。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这样是颠倒功罪。我做文革研究对民族有功，而你
们认为有罪。我说这说明你们缺少了起码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要
想在世界上被别人看得起，只有对自己犯过的错误、制造的灾难有一个起码的认识
。为什么你现在骂日本？为什么西德总理布兰特受人尊敬？因为他就跪在纳粹杀波
兰犹太人的墓地前面，这个就受人尊敬。我认为我们连起码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
信心都没有了。谁是卖国贼呢，你国家安全局是卖国贼。我们是爱国的，我们是要
建文革博物馆。我写的比较客气，我说我是同你们国家安全机关做一个交流，希望
事情不要造成极为不好影响的一个国际事件，这也是我作为海外爱国学者不愿看到
的，果然事情搞这么大。那是十月份的事情。

ＣＮＤ：在最后阶段，也就是释放时他们是怎么对你说的？

宋永毅：释放时，那天突然把我拎出去，我当时想他们想把我驱逐出境，没想到他
们那么没面子：北京市检察院来了个不起诉。那次他们突然就把我叫出去，说老宋
有点事，有个看守就问我，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其实在暗示我。我说我知道，不就
是释放吗。一到那里，那个叫李军的，我的保留意见中提到他，这个人在做好人，
那个赵平是做恶人，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然后，李军说现在向你宣读北京市检察院
对你的处理决定。他说决定对你不起诉。我当时想，不起诉就是北京市检察院打了
国家安全局一个耳光，因为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变了，以前旧的刑事诉讼法里检察
院的权力有三条，第一条是不起诉，第二条是免于起诉，第三条是起诉。免于起诉
就是你有罪，但表现不错，揭发人家什么什么。现在的新刑法不同了，现在的刑事
诉讼法规定只有两条，一条就是起诉，一条就是不起诉。１４２条规定，犯罪嫌疑
人由本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况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做出不起诉决定。什么情况，
第一个，犯罪情节轻微，以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法或者免除刑法，人民检察院可
以做出不起诉决定。那前面的十五条就说，所谓的犯罪情节轻微，就是说不构成犯
罪，十五条说有下列情况之一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应当撤消案件或者不起
诉和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第一是情节显著轻微，为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就
是说第一条是不犯罪。它只不过是面子。第二条是犯罪已过追诉实效期限，第三条
是特赦令，免除刑罚。第四是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就是有些民事犯罪，一
定要有人告，不告，国家不能做起诉人。第五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第六条
其他法律规定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条，就是说不认为是犯罪。他
做出不起诉就是说我无罪。这就是狠狠地打了国家安全局一个耳光。李肇星的法律
知识真是等于零，他的宽大处理云云还停留在一九九七年前的旧刑事诉讼法中，一
个大使对中国的法律不好好学习，老讲外行话。

ＣＮＤ：这就是说两个不同机构出现了不同意见。

宋永毅：对，第一次是这样。我在被拘留的第一个月是这样的。第一个月他们确实
打了个报告上去，要逮捕我，被检察院驳回了。检察院说这个报告打得实在不行。
因为他们里边的人经常来向我讨教怎么写作。我觉得他们那个报告条理肯定是一塌
糊涂。当时我听到传闻，说是检察院说第一是证据不足，第二是你报上来的东西条
理不清，第三是明显你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成熟。于是就给退回去了。你也不能说他
（指中国的检察院）没有一点进步，确实是有进步。报给检察院之后，检察院也怕
承担责任。一件涉外的案子，你糊里糊涂凭几张小报就把人家抓起来了。还有一层
所谓保密，从这上你能看出他们的程度有多差，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差到什么程度。
他根本就是不了解情况，说这些东西是保密的。检察院打回去的时候说，要是保密
的话，应该有国家保密局或者是什么机构的鉴定，你不能随便乱来。于是就给退还
了。退回之后，他们到３０天的时候不甘心，就把我转成监视居住然后继续搞，再
报。再报这一次是批了，但是检察院也等于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它批也有责任的。
现在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制，如果属于检察院不起诉，国家要赔偿，这属于抓错了。

ＣＮＤ：那你是不是准备索赔呢？

宋永毅：索赔的问题实践起来不是很简单。两个礼拜前，我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
学校在北京给我请的是路通律师事务所，五个年轻人。美国是大牌律师科恩（Ｊ．
Ｃｏｈｅｎ），原来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在电话会议上，我们在北京的律师建
议，说我们的材料全都准备好了，你应当索赔，但是告诉你，每天只有三块钱。这
个电话线，安全局肯定是在偷听。所以我当时就说一定要索赔，就是一分钱也要索
赔。美国的律师就觉得这个事情还不如就算了呢。因为搞起来也有困难，到时候人
还都得跑到中国去。从逮捕时开始算起，一共是３４天，一天３块钱，最后顶多１
００块钱。但是那个律师事务所很勇敢，他们把安全局追得屁股都烧焦了。照刑事
诉讼法规定，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他们后来不是不再提国家机密罪了
吗——那在这种情况下，一被逮捕我就可以见律师，我一开始就要请律师，律师都
给我请好了，他们不让我签那个字。他们先是跟我哥哥说宋永毅没有请律师的要求
，我哥哥说据我所知他在一被你们拘留的时候就有这种要求了。他们又没办法说什
么了，然后说我们现在根据侦察需要可以决定不让他请。就是说他们可以犯法。安
全局就是这样子，他们可以犯法。他们在好多地方都是犯法的，他们都是用内部规
定来对抗刑事诉讼法。电话也是从来都不给打。那些律师知道安全局海淀分局的电
话，每天都到他们那儿去敲门，对他们说我们要去告你们，你们是在犯法，等等。
给他们闹得，后来海淀分局说，凡是是那个律师事务所来的电话就一律不接。最早
抓我的是市安全局，后来负责监视居住的是海淀分局。原因很简单，我不是去拜访
北大、清华的教授吗，是海淀分局管的。

ＣＮＤ：所以他们也去审问过（印红标）一类的人？

宋永毅：我想是的，但我也没有证据，事后也没法再和他们联系，不过肯定是这样
的。安全局和公安局是两回事，安全局的特权要比公安局大。我好多难友是公安局
的案子，也是关在安全局，他们都见律师了，一关起来就见了。公安局是老老实实
的，逮捕了就见律师，请律师什么的。安全局是无法无天。当然安全局也得受检察
院的制约，不过他们是满厉害的，不太怕检察院。他们觉得他们要去做工作，公开
跟我讲的。第一次不是被退回来了吗？我还嘲笑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写报告也写不
来，条理不通，让人给退回来了。他们那些年轻人有时会露出一些话，那个赵平在
第二次把我抓起来的时候很得意，说：“老宋呵你看，这次，批了！”（大笑）我
说：事情还没完。

ＣＮＤ：赵平两个字怎么写？赵紫阳的赵？

宋永毅：对，邓小平的平。华棣也是他审的。华棣判了１５年。正是因为他们在华
棣的案子上搞“间谍案”、“出卖机密案”成功了，以为也可以以搞华棣的这种路
子来搞我。华棣好象是军队里的人。但他们没有想到在我身上触礁触得这么厉害。
我非常惊讶他们对文革怎么会不了解到了这种程度。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在地
摊上买了一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革命造反总部印的“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处理内蒙问
题的讲话”，上面印有几个字，“机密材料，不得外传”。这是群众组织打印的呀
。他们那天要材料跟我见面，说，“老宋，你说你没有机密材料，这是什么？”我
一看，说，“这是群众组织的材料，我当时要是成立一个战斗组，在材料上面打印
‘机密材料，不得外传’。”我问，“那你看了以后也算触及国家机密？”他问，
“难道革命造反组织解散了吗？”文化大革命过去多少年了，革命造反组织还没有
解散？你看，他们对文革的知识是等于零。

ＣＮＤ：现在能不能请您谈谈您这个案子和文化大革命的联系？

宋永毅：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这两天也在想，为什么我在里面还比较沉着
，比较镇静，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的文革研究帮助了我。我的文革研究使得我对文革
中间整人的那些东西做过一些总结，然后突然碰到安全局的那些人搞我的时候，我
就觉得这个路子好象很熟，他们进步不大，还是文革那套东西。所以我跟美国人也
这么讲。他们问我：“为什么你在里面那么镇静，不忏悔？”我说：“第一，我是
没什么好忏悔的；第二，我的文革研究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使我一下子就认识到
了他们进步不大，他们用的是文革老套。”所以我一下子就看穿了他们那些东西。
比如说从他们抓人的思维方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整人的主要思维方式是两条：第
一，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比如，吴晗的《海瑞罢官》，明明是个历史剧，明明就是
学术问题，那毛泽东非要说他在为彭德怀翻案。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非要
说他是政治问题，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三家村”也好，所有的文字狱，都
是一样的，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第二呢，就是中共党内，党内是把政治问题阴谋化
、“间谍化”。比如，杨尚昆、罗瑞卿也好，或者说彭罗陆杨也好，他们和毛泽东
确有分歧，在很多地方都有分歧。搞杨尚昆是搞他“泄密”，搞他“窃听”，那就
很严重了，没有人敢为他讲话了。那搞彭罗陆杨，搞什么呢？搞罗瑞卿就搞他“二
月兵变”，康生说他是“二月兵变”。搞贺龙也是搞“二月兵变”，搞彭德怀也是
说他“里通外国”。这就把政治问题阴谋化、机密化。这两条就是文革整人，中共
党内斗争最成熟的两个把戏。现在搞我，因为我是个老百姓啊，我又不是党内的人
，他只不过是把中间的部份斩掉。本来是学术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再机密化、阴
谋化，结果是把中间部份斩掉了，所以成了学术问题阴谋化。唯一的进步就是中间
这部份斩掉了。

ＣＮＤ：那就是距离短了一点。

宋永毅：对，距离短了。但是，他们是推向了整个老百姓。你们看他们搞“异议人
士”的手法——当然我不是“异议人士”啦——搞魏京生是搞机密。新疆那个富婆
（热比娅），我昨天看报，也是“泄露国家机密”。我也是被指控向海外提供国家
机密情报。现在他们把文革中间搞党内高级干部那种最不容易让人家产生同情的和
最能够混淆视听的东西拿出来搞。因为你现在搞政治问题，人家都会认为那是意识
形态嘛，怎么现在还在搞这些东西？但如果一说是机密，而且由安全局出面搞，人
家就会觉得，你这宋永毅是不是搞了一点什么情报？所以他们的路子是文革老套，
思维方式完全是文革老套，而只是把中间那段给切掉了，因为现在没有了反革命案
件。但是我刚才讲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是矛盾的
。《刑法》上没有反革命案，而且作报告也说已经取消了反革命案。可《刑事诉讼
法》上照样有反革命案件。所以，可见反革命案件在中共专政机关的脑子里根深蒂
固，他们不肯去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矛盾的，这个怎么行？一个国
家的两个大法都这样一塌糊涂，怎么以法治国呢？所以我觉得，第一条，他们还是
在走老路子，搞意识形态。比如说他们搞我那个在学术会议上关于周恩来的发言，
他们说我搞的这个文革资料就没有按照国内的框子和度。我当时就问他们，你这个
中央文件没有发到我的办公桌上呀。我在迪金森学院教书，我怎么知道你的什么“
度”？所以你看还是想控制意识形态。他们非但要控制国内，还要控制国外，要控
制全世界，只要他能控制。所以这是他们的判断你定罪的思维方式。第二，我讲他
们的整人方式。在文革期间是挑拨离间，是利用背靠背、夫妻反目。文革中是群众
专政，还不好把夫妻都抓起来，一般是抓一个，另一个放在外面，强迫你贴大字报
，对吧？现在是专政机关，整人的新进展是两个一起抓。而且对我这次，他们还说
如果你的孩子来了的话，刚满１８岁也正好，三个人一起抓。我在监狱里面发现，
好多都是非但老婆，还有情人、秘书、司机、儿子一起抓，一抓就是五、六个。然
后相互挑拨离间，说他揭发了你，你揭发了他，最后就搞出来一个案子。那文革中
间也是这样搞的。我当时第一次坐牢就是因为反革命案件，在被抓的５个同学当中
传他揭发了你，他又揭发了他，等等，就搞出来一个假案来。现在这个方面的进步
是在法律的名义下抓人，但套子还是老的整人方式。第二个方式呢，他们不是无罪
推定，而是先定你有罪，先抓再整。文革也是这样，先有一个框子，把这人隔离审
查，关进去，然后敲你的口供，在外面再搞你的材料。现在也一样，他们把我抓进
去以后再搞材料，以你的口供为主，讲穿了还是一个“逼、供、信”。虽然说他们
没有了刑求，没有用刑罚来搞你，但还是要你的口供。就以这个为例，就整人的方
式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文革中也是这套，进步并不大。第三个处理方式呢，更加
相同。毛泽东的“六厂两校”经验大家都知道。那个“六厂两校”经验是先制造一
个冤假错案，把你抓进去，孙子兵法说“陷于死地而后生”。然后强迫你写个忏悔
书，告诉你一条生路，就是“坦白从宽”。然后开一个“宽严大会”，给你一个“
帽子拎在群众手里”。然后你高呼“毛主席万岁”，热泪盈眶，明明受了冤枉，还
要感谢他。所以他们搞我也是用“六厂两校”经验，只是没有搞成功。先对我搞一
个冤假错案，然后强行要我坦白交代，我没有；要我忏悔，我没有。但是他们还死
要面子，还说对我从宽了。

ＣＮＤ：您感谢不感谢？

宋永毅：我一点都不感谢。我可以向你们透露一个消息。我本来在费城的新闻发布
会还不至于这样讲他们的，但当我到底特律时，好多记者都对我讲，朱邦造怎么讲
，李肇星怎么讲，把我气坏了。我想这种做法太下流了嘛。你明明已经搞错了，你
认了错就算了，或者你就像安全局有的人说的中间有什么误会呀什么的就行了。可
你还要把污水泼到人家脸上，还要人家再来“毛主席万岁”，感谢你。我才不感谢
哩。我的文革研究，使得我知道了他们那一套东西进步不大。我这里还要讲到，他
们还是坚持只有“错放”，没有“错抓”。反正抓了你就没有错，错总归是你的。
你看我太太一点错都没有，但临出去之前，还要她写悔过书。结果她不肯写，只在
上面写了“我与此案无关”。他们也没有办法。我是在里面公开告诉他们了，我绝
对不会在悔过书上签字，他们好多人都来劝过我说，老宋啊，你就在悔过书上签个
字算了。你到了美国了，一切就都不算了，这里的档案对你没有影响。后来我就开
玩笑说，那可不能乱签字啊，将来我还要回来看你们的，到时我回来你们再把我给
抓起来，说前面的事情都要算，你签过字的，那我不完蛋了？为此，他们好多次派
人来做我的工作说，你签一个字，出去就算了。但我当时就告诉他，我绝对不会签
你这个悔过书。最后没有办法就来了个释放算了，什么都不要你写，就滚蛋吧，一
脚踹出去算数。还有一个，讲来讲去还是一个上层领导说了算，这次是江泽民。以
前“六厂两校”时，是毛主席的批示。文革中报上去的人都是从严的，比如清华大
学的钱伟长，毛主席批示说，“钱伟长还是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嘛，给他一
条出路嘛。”钱就涕泪交流，“毛主席万岁”。这次是江主席。所以依我看，他们
那套整人的思维方式、整人方式、处理方式还是文革那一套，进步不大，我也觉得
很遗憾。

ＣＮＤ：您比较一下自己两次坐牢的经验，有没有什么区别？

宋永毅：这蛮有趣的。我第一次坐牢是１９７１－１９７５，那时我还不太成熟，
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那次实际上只是隔离审查，是上海民兵指挥部搞的，是私设
的监狱。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一次我是认为文化大革命错了。我们主要是看
了一些书，比如像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夏伊特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
晓夫主义》、《斯大林时代》等，当时都是些禁书。我们那些同学看了后就发议论
，对照文化大革命讲了很多诸如文化大革命应当停止呀，是错了呀等等。当时的想
法主要是觉得文化大革命错了，应当停止，只是感性地觉得文化大革命错了。那么
现在呢？区别就在于我现在是很理性地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层次上高得多。
我已经五十岁了，五十知天命嘛。

ＣＮＤ：看来您要否定文革的意识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

宋永毅：根深蒂固。很早就觉得这个文革要否定。文革确实是一场灾难，这是毫无
疑问的。也有的朋友说，没有文革，中共的错误不会推向极端，不会推向极端就不
会有那么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邓小平不去劳动改造一下，他就不会认识到这
些，就不会有改革开放。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文革所付出的代价太沉重
了。所以从任何方面都不能说文革是好事。毛泽东他老人家说过，坏事可以变好事
。但你可不能说文革是好事，绝对不是好事。我很同意杨小凯的文章，文革本身是
一种对社会主义传统制度的突破。比如说，造反派当时把党组织全部都砸烂了，这
当然是对共产党的战斗力的大大削弱。但是你要看到造反派可不是有意识地反毛。
我还是比较同意胡平的讲法，很多地方是两派都在比赛革命。但是中间最主要、最
有价值的一条线的是文革中间年轻一代的思考。我编的《异端思潮》那本书就是这
个意思，就是年轻一代的思考。虽然说年轻一代也狂热过——比如当年我参加红卫
兵也很狂热，参加派性斗争、参加武斗我都很积极。但后来搞下来，觉得革命怎么
搞成这个样子了，总觉得有什么不太对。就开始看书，觉得不对了。至于这两次坐
牢中，就审讯、关押方式来说，他们是有进步的。以前完全是“逼供信”，刑求，
乱打。这些现在没有了。有人说因为宋永毅有涉外背景，有道理。我看中国人坐监
狱还是被他们打，有的还打得蛮厉害的。但他们从来没有碰过我，一根汗毛都没有
碰过。这是事实。

ＣＮＤ：所以进步就是在于内外有别了？

宋永毅：对，内外有别。

ＣＮＤ：但是对内还是打？

宋永毅：有，但是没有文革时打得那么厉害。文革是乱打一通。现在是用电警棍。
比如，常常在提审时候都铐着手铐，他们会用电警棍触你的手铐，手铐通了电，痛
得你全身像上电刑一样。但我一到，他就立即为我解手铐，还泡一杯茶，尤其在释
放以前，还泡了三杯茶。所以内外确实有别，确实比较客气。从吃的东西上面也有
进步，基本上让你吃饱。我是指这个监狱，其它一些监狱据说也是一塌糊涂。一下
飞机我就讲，在生理方面他们没有虐待我，但在精神方面的虐待比文革反而有退步
。他把我老婆，与此毫无关系的，也给抓起来了。并且还老对我说，你老婆身体不
好，我们想早一点把她放出去，这就取决于你是否合作。你不合作就怎么怎么。这
个方法还是老套。就是说，你必须自己坦白。明明你自己没有罪，也得让你用你自
己的嘴巴说出你有罪，而且还要你自我举证，去坐他十年的牢。比如说有一件很滑
稽的事情。他最后跟我讲，要放我出去是有条件的，让我得写信给我太太，把已经
搞出去的文革材料——他不敢再说是机密了——寄回来。这就是明明没有证据，要
我提供罪证来判我坐牢。你说可笑不可笑？我说，我家没有，就只有一点点我从美
国图书馆里复印回来的，这已经成为我私人财产的一部分，你一定要我寄回来，这
违反了美国的私人财产保护法律，恐怕也违犯了中国的法律。我还说，当然了，你
安全局有搜查证，你可以到我家里去搜。１月１７日，他们叫我的哥哥来看我，说
我的态度极坏，不合作——他们其实是转不过弯子，是在找台阶下。因我一被逮捕
我就对他们说，现在不跟你们谈任何问题，现在应当是你们举证。他们的法律系统
中的举证是颠倒的。比如，我说你是反革命，你自己就得证明你是反革命给我看。
（大笑）你说这是个什么逻辑？文革中是这个逻辑，现在也是这个逻辑。按他们的
《刑事诉讼法》，举证的应该是他们。当你被逮捕了，你问为什么，他们就说：“
你清楚。”然后呢，“我说你是反革命，你交代。”这个在法律上都是混乱的。正
式逮捕后，我告诉他们，现在的举证已经完全变了。你说我犯了一百十一条，那现
在你举证，你把材料摊给我看。我说没有。我什么都不回答，只要和这没关系的我
根本不说话。我只说，和这没关系。那他们就没有话说了。然后就说我态度极为恶
劣。那时他们已经在开始转弯了，准备设想比较宽容的政策。但还要面子，还要在
法庭上过堂以后再放我。那又没有证据怎么办呢？就通过我大哥来跟我说，北京国
家安全局的一个主任和海淀分局的局长当着我大哥的面以党的名义保证——我大哥
是厂党委常委——只要我同意把美国的材料寄回来，绝对不会把这些东西作为罪证
。他说，放心，这样就不通过检察院，不起诉解决，而且很快放人。我大哥还传给
我说，这是以安全局的名义保证，绝对说话算数。我当时一听就笑起来了。我说中
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说我家里没有，怎么寄回来。他们
又通过大使馆，叫这里的国务院的人给我太太打电话，让我太太把一些东西寄回中
国。我太太问，“把一些东西？什么东西？”他们国务院的人说，从中国来的消息
说，什么东西家属知道。我太太说，我不知道。你看他们的逻辑混乱不混乱？

ＣＮＤ：您说的国务院是哪里的？

宋永毅：美国的国务院。

ＣＮＤ：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务院也这样照他们的要求做？

宋永毅：美国的国务院主要是想早一点放人。他们从人道出发嘛。

ＣＮＤ：就是说中国方面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了这么一个模模糊糊的要求。

宋永毅：对。所以我太太问是什么东西，国务院的人说，“他们说，什么东西你知
道。”我太太说我不知道。你说他们可笑不？这就说明举证的责任在哪一方，他们
在法律上是完全混乱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你自我提供反革命罪证，然后判你反革
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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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ＣＮＤ独家专访宋永毅（续完）

访谈时间：二○○○年二月十三日

访谈地点：宋永毅家中，Ｃａｒｌｉｓｌｅ，ＰＡ，ＵＳＡ

ＣＮＤ采访者：吴放、华新民

ＣＮＤ：除了刚才讲这些，还有没有其它比文革进步或相同的东西？

宋永毅：我刚才已经把两个阶段比较了。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文革当时基本上
是群众专政。如隔离审查、关押起来等等，虽然也要经党委批，但基本上是群众在
搞，不是专业人员。当年把我报上去的时候——我等下还可以给你看上报逮捕我的
材料——就被公安局拒绝了。公安局说，你们搞的那些“防扩散言论”都是胡搞，
我们才不相信那些年轻人会说那么反动的话。就把它退了。

ＣＮＤ：您那时在上海的中学里？

宋永毅：对，在上海。但搞我的是厂里，已进厂劳动。当时是７１年，我６８年就
进厂工作。你看，当时的公安局还有这种水准，看得出冤假错案。现在的安全局没
有这个水准，比文革时的公安机关水平低。他们亲手搞案子，搞这么大一个案子，
而且还为了维护他们国家安全机关的名誉，把这个案子不断升级，不断扩大。当年
我一直没有被逮捕，就是因为上海市公安局的预审处有一批老干部，这些老干部很
有责任心。现在的人没有责任心，现在有些人甚至是小流氓。当时的公安局看了材
料就说，这些人是我们党培养长大的，他们不可能去讲这么多“防扩散”的话。当
时厂里叫我们背靠背胡搞，搞了很多我们站在老帅一边大骂江青、“四人帮”的话
。实际上我们没有站在哪一边，我们也没有讲过这些话。所以后来很滑稽的一件事
是，给我平反的时候，上海市复查办公室的主任是黄赤波和王鉴两个人，都是被江
青作为头号反革命逮起来的公安局局长和常务副局长。王鉴握着我的手说，小宋啊
，你当年是站在我们老干部一边，和“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我说，我没有啊
，这些话我都没有讲过。

ＣＮＤ：所以您罪犯也当了，英雄也当了，却是什么也没有做。

宋永毅：没作过。所以我觉得这两次都是黑色幽默。当时给我平反时，我正在上海
师大中文系读书，７７级考进去的。他们来学校宣布，我叫他们不要宣布。我们的
辅导员说，还是要讲一讲，你是纯属反“四人帮”平的反。于是就讲了讲，还要我
也讲话。我就给同学们讲，我实在不是个英雄，我想起都很懊悔，那时就糊里糊涂
被关了四年，把青春都关掉了，以后千万不要学我。这次又是被糊里糊涂关了半年
。

ＣＮＤ：看样子您也没有什么长进。

宋永毅：对，没有长进。就是一直坚持和文化大革命搞个没完。现在是更加没完了
，一定要搞到底。

ＣＮＤ：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当年ＣＮＤ的网上文革博物馆刚一开始办，然后另外
还有一个南京大屠杀博物馆也开始办以后，就曾经有人给我们发过一个电子邮件，
说你们为什么总要翻历史旧帐？我现在２０多岁。还很年轻，我觉得你们首先应该
原谅，然后应该忘却。可你们成天翻这些旧帐，是不是闲着没事干？假如您看了这
个ｅｍａｉｌ，您会怎么想？您为什么还要研究文革？

宋永毅：为什么我更加坚定研究文革，就因为这个国家进步不大，还是老套子。怎
么可以忘却？以前共产党不是也很讲究忆苦思甜，为了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吗
？我看这一点上要学习共产党。你忘却了就会重新再吃二遍苦。你看他们现在这一
套完全还是文革那一套，所以，不把文革研究透彻，不把文革彻底否定，不响应“
我们党的伟大号召”，是不行的。以前有句话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现在我决心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进行到底。（大笑）现在不进行到
底看来不行，这个“底”就是要让人人都认识到文革的那些伎俩、那些手法、那些
思维方式必须抛弃。这样就行了。否则的话，那还会是一个样——现在个人崇拜呀
等各种东西都差不多嘛。

ＣＮＤ：以前吴弘达在搞中国劳改问题的时候就有人讲过，因为他蹲了这么多年监
狱，跟政府有仇，所以他是在报私仇。那么您在文革中糊里糊涂坐了几年牢，研究
文革是不是也从个人角度的发泄？

宋永毅：我完全不是从一个个人角度发泄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我有了痛苦的经历，
我才希望别人不要再重复这个痛苦的经历。比如我以前看斯坦福的华棣的事，我从
报上看到后，我也觉得这人大概有一点问题，怎么能泄露国家机密呢？国家机密是
神圣的啊。但这次我亲自领教了什么叫“国家机密”，就能理解这事了。我们这个
民族有个毛病，比如说地富反坏右吧，右派呢老觉得自己比坏分子好，觉得我的敌
我矛盾还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富农觉得自己比地主好，地主比自己差，我
是富农，总归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ＣＮＤ：最近读罗瑞卿的女儿的回忆，文章中讲到罗瑞卿总觉得：我比彭德怀好，
彭还是反毛的，为什么把我们两个人关在一个走廊的房间里，太不公平了。

宋永毅：对，会觉得不公平。中国人，很不幸，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这种奴才心态，
不仅仅是自己做了奴才，奴才还分等级，奴才也有坐稳了的奴才，和“求做奴才而
不得”——鲁迅不是讲了吗？所以才有人把吴弘达看作是这种样子，把我们的文革
研究看作是这个样子，这都是一种奴才心态。他自己做了奴才，还自以为在奴才中
是比较高的等级，其实这是最低等级的奴才做的事。这很可悲，真的很可悲。我在
监狱里就碰到过，有的人（我不说名字）在党内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因为党内斗争
清洗，把他弄到北京，关在安全局。当然也是说他泄密呀等等。他在里面以泪洗面
，说现在才知道他的手是沾满了血，才知道自己以前完全错了，共产党完全错了，
是土匪，等等，等等——这时候他才认识到。就是说有好多人，他不受整是不知道
受人整的滋味，不知道让下一代人、让别人不受整的重要性。所以，我很坦率，我
就是抱着这种目的。我相信吴弘达也是这样——劳改害死多少人啊？这么一个黑暗
的政权，你没有人去揭露它，没有人去总结这些历史的教训，这个政权也得不到进
步。你说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进步很少，搞来搞去还是挑拨夫妻关系啊，那种下三
滥的东西？说明启蒙得不够，对他们再教育得不够。所以我们做为一个知识分子，
看到那些年轻无知的，连小学生字典上的“情报”的定义还没有搞清楚的安全局领
导，我们有责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包括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准啊，帮助他们把逮
捕报告条理写清楚一点，省得检察院老退回来。

ＣＮＤ：再问您一句。前些时候咱们电话联系的时候，您提到过，想以后把自己坐
牢的一些经验介绍给未来可能会坐牢的人，写一本“坐牢须知”。有没有什么内容
可以先透露一点？

宋永毅：我和很多坐过牢的朋友聊，说这个太重要了。尤其是国外懵里懵懂回去的
人，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所以突然抓进去以后，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什么。而且他
们一般抓人进去一个月，绝对不让你看法律书。他们说，侦查期间，不宜看中国法
律书。这不莫明其妙吗？（笑）就是给你一本法律书，他也会说，你可不要用这个
来和我们对抗哦！什么叫“和我们对抗”？你不是按法律办事吗？我也要按法律办
事。所以最后我都是跟他们这么说：你不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要捍卫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笑）他们都没有话说了。我事先要告诉大家一条，那就是
国外回去的人最可能触犯的是哪几条法律。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最初套我一条，说
你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之类的东西。开始的时候他就讲３８２条：非法持有中央文件
之类，实际上这个东西有四个要点，我给它归纳出来了。我看了不少法学辞典，有
四个要点：第一个你必须是有意的，你必须明知这是国家机密、绝密文件，你才去
持有它。比如说你买大饼油条，人家“啪”给你大饼油条夹一张文革时的文件，那
总不能因此判你吧，因为你不是有意的。我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给他们讲法律课
，他们那些人都说：“老宋，你这个法律水平我们是服了，中国法律你绝对比我们
精通。”所以第一条叫“有意”。第二条“级别”，就是说你必须是绝密或机密，
是国家标过的的机密。第三个就是你必须说清楚来源，来源和用途得说明。我不是
用来交给中央情报局的，我买来不过是做研究的。那么来源是谁谁谁给我的，你说
清楚就行了。否则破一个文件夹在大饼油条里面，判你八年那不太冤枉了。（笑）
所以它有要点，不是没有要点——“来源”和“用途”是两点，总共是四个要点。
那么这些最容易触礁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归纳出来。第一条，要点是多少，根据权威
的解释。因为中国的刑法是非常模糊的，但是有《新刑法罪名解释》、《刑法学概
要》、《刑法学大辞典》那样的书，我都到海淀那个新华书店去翻。我到里面不逛
街，不买东西，就是翻那些书，把它抄下来。所以这些东西你掌握了以后，你一碰
到他讲那个东西，你就不紧张了，你就不慌。当时我是不知道，我以为一有那些破
文件就算“非法持有”了。后来一看，恍然大悟，原来根本对不上。所以我觉得第
一条是要把大概会触犯的那些条例，这些条例的模糊点在什么地方，要点解释在什
么地方，要搞清楚。第二是有些手续，现在它经常让你上当。比如说逮捕证他让你
签字，拘留证他也让你签字。开始拘留证上我不肯签字，他说，拘留是一般的事情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签字不算什么。当时拘留证我倒是签字了，我也是上了他
们的当，实际上也不该签字。逮捕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呢？有个难友就告
诉我，说他逮捕证就签了字，上了法院，他叫冤枉，法院一条理由倒打过来：你没
有罪，为什么逮捕证上签字啊？你看看，所以千万不能签字。他还有一条，就是他
判决你任何什么什么理由，你都可写个“个人保留意见”，夹进去，给他存档，他
就没话说了。他不敢摊开了。最好的办法是，这个保留意见要写在他那个东西上面
，就像我那个逮捕证写得密密麻麻，那他将来就不能出示做为你的罪证。你保留意
见一起出示，它就不能做为罪证。而且中共还有一个，有时候他不允许你写在这个
上面，他允许你另外写一张。因为另外写一张，他可以撕掉！但是你有可以防止的
办法，比如说你要一张复印纸夹在里面，把这个复印的拿出来回来先发表。（笑）
各种方法。我就觉得将来要和好几个坐过狱的人，大家一起凑，凑一个小册子，“
入狱须知”。什么时候可以请个律师？如果他不让你请律师你怎么说？好多人也有
绝食经验。我在文革中被关绝食过两次，那个很有效。他们把我那个毛主席和马列
主义著作给抢走了。他觉得你喜欢看书啊，那么你看马列主义著作，太舒服了，他
就把你抢走。抢走后我就绝食，他就还给我了。现在安全局没有虐待你，当然用不
着绝食。什么时候应当绝食，什么时候应当怎么样，我觉得都要有一套对付他们。
还有一个他们很坏。他常常让你给什么东西签字的时候，有一些空格他不全部填。
理由是什么？你签了字以后他再填。这个很坏。所以你就把这个空格的地方划掉，
划掉了他就不能填上去了。然后打手印的时候，前面打一个，后面打一个，他再也
不能填了。他专门搞这一套。比如说我进去时国籍填的是“美国”。逮捕我的时候
他就说，老宋，咱们这里空着，国籍这格空着，将来再填。我说，空着可以啊，把
它勾掉。勾掉以后他不好填，就变成“无国籍人士”。（笑）无国籍人士享受外国
籍待遇，可以驱逐出境。（笑）他们那个时候叫我请律师的时候，一定要我填中国
国籍，我就不填。吵了半天，折衷一下，我说这样填：“美国／中国”。（笑）后
来报上去，上面就骂，怎么乱填。（变成双重国籍了。）后来又发下来，问我怎么
填，我说还是填美国，他没办法了，就让我填。我倒是一进去就讲是美籍，我已经
完全批准了，没有回去宣誓是你们的事。你把我抓起来，我没办法回去宣誓，那我
怎么不是美国国籍？

ＣＮＤ：听说坐监狱还要交钱，是吗？

宋永毅：就是啊。第一个月他扣了我４６５块钱，是拘留。２７８块是伙食费，还
有１８０多块是管理费。后来发票又不肯给我。那个监视居住室的看守对我讲，这
个发票可不能让你带回去，带回去你登了报可不得了。（笑）我就开始不断抗议，
我说没有听说坐牢要付钱的。（笑）后来他们反映上去了，看守所领导就请示了一
下，出来跟我说，这个钱将来准备还给我。结果我一被捕，他又不还了。他想反正
你被抓起来，要判刑了嘛，在中国坐个十年牢，他不怕。他就绝口不谈这４００多
块钱。我问他，哎，那４００多块钱呢？他说，将来再说，将来再说。后来我临走
的时候——他们释放我了——我就问他，那４００多块钱呢？他说，你放心，我们
还给你。因为我要出来了嘛，他就还给我了。另外我太太不是监视居住了两个半月
吗？被他们关在地下室两个半月。要向她收两千块钱的伙食费和居住费，告诉她是
５０％的折扣。（笑）我太太不肯给，说关了我，失去自由去住地下室，还要收钱
啊？还说便宜！我太太说，我不给，你们要算找老宋算，她就走掉了。第二天他们
来找我说，“老宋，看来这个钱还是要算。我们已经够便宜的了，我们经济呢，局
里面也困难。”——他们安全局经济很困难。（笑）说你们白吃白喝恐怕不行。我
就跟他们说，这个事情好商量。我现在没有钱，要不开个什么支票，当时他也就没
算。我说，不是我要这样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我应当居住在我大哥家，你们在外面
监视。你们硬要把我弄到这个地下室。我北京不是没有家，我是有家可住，你们硬
不让我去住。他说，我们本来是想让你在监狱里监视居住，是你们自己说监狱里条
件不好，我们才让你们出来，到地下室算是条件很好。我说你懂不懂？你这是违反
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讲得很清楚，监视居住是在“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可不
能在监狱里——那不等于是坐牢一样，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好多中国人监视居
住就是在监狱里。因为我们是外面来的，所以对我们还是优待。我说你这就是犯法
。临走的时候安全局不是请我吃了一顿很好的宴会吗？老酒下肚，那个常副局长呢
，说，老宋，你们夫妻两个，在这里吃我睡我用我，三四个月，我还要向你们收钱
啦。我看他老酒吃饱了，就说，老常啊，我可以给你。我现在有支票，可以开一千
美金支票给你。你敢不敢去取？你一去取的话，从《纽约时报》到所有的ＴＶ，我
在美国都给你登出来。把他吓了一大跳，呆掉了，酒也醒了。我说，我是帮你的忙
啊，老常！（笑）那时候他们是送神，所以他们巴不得我跟他们合作，早点滚蛋。
宴会刚进去的时候我就说，既然是释放，我吃过这顿饭，就回到我大哥家去了。我
大哥说，是啊，我们好久没见面，让他回去好好睡一觉。他们就哭丧着脸跟我说，
老宋啊，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吧！（笑）如果你去了，我们不好向上面交代啊。哭丧
着脸跟你来这个东西，也很令人同情啊。一定要由他们直接送上飞机去。

ＣＮＤ：那么具体你是怎么上飞机的？

宋永毅：上飞机的时候是三辆车，前面两辆是宝马，中间一辆是Ｎｉｓｓａｎ的Ｖ
ＩＰ。Ｎｉｓｓａｎ的ＶＩＰ在美国是没有的。因为它很像Ｌｉｎｃｏｌｎ　Ｔｏ
ｗｎｃａｒ一样的，全部都是皮的，坐得非常舒服。我坐在里面，左边一个安全人
员，右边一个安全人员，前面两个，护送。前面后面全部都是年轻的壮男子。

ＣＮＤ：好象还有美国使馆的人，是不是？

宋永毅：美国使馆的人是我进了飞机以后了。进了飞机以后，小姐马上就说，我们
已经把你位子换到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后来递一张条子给我，说你的朋友在
ｓｅｒｖｉｃｅ过了以后，马上会过来看你。吃完东西就来，那人就给我看了证件
，他是美国大使馆的。他是Ｕ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受大使馆委托，全程护送。
到底特律的时候，门口有五个移民局的官员和ＦＢＩ的人等我，然后走特别通道，
所有东西他们都拿去检查。到底特律时他们就告诉我说，我们学校有个教授叫Ｄａ
ｖｉｄ　Ｓｔｒａｎｄ——学术界的信就是他写的，他自己是学术界一个很主要的
组织者，他是美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他专程从费城飞到底特律来，已经住了一个
晚上等我。我出去时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去见ｍｅｄｉａ。我说当然要见，要让公众
知道这事。而且我已经知道朱邦造在我头上泼了盆污水。那么我出去就跟ｍｅｄｉ
ａ简单地讲了讲，之后我和Ｄａｖｉｄ完全是在ＦＢＩ护送下上飞机。然后到费城
下来，路上我的同事就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一些。因为他们考虑到
我是不是认罪过了，如果觉得尴尬，可以不见ｍｅｄｉａ。我说我为什么不见？我
当然要见。本来倒是算了，不一定非要怎么样。现在他要搞“六厂两校经验”，我
就非不喊“毛主席万岁”这样的话。（笑）我非要跑出去讲。后来就是Ｎｅｗ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的事情，我就讲了一段话，说我没有忏悔过。我拿了一份复
印的保留意见，说你看看，第一条我就讲说，我有什么立功表现？你们完全胡扯淡
。“李军讲到，我有揭发他人的立功表现，使我感到大惑。我在被关押期间，一直
被认为态度极为不好，何来立功表现？”我第一条就是这个。

ＣＮＤ：那您这次回去搜集的所有材料都没有带？

宋永毅：都被他们弄走了，他们不肯给我带出来。

ＣＮＤ：我倒想问您一个问题：再过一个星期您就要入籍宣誓。中国和文革就留在
您的后边了，您跟这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关系了。还做这些研究有什么意义？

宋永毅：我觉得这应当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因为二十世纪里，你要看人类历史上
的大灾难，文革算一个。比如说最突出的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犹太人的大屠杀，
文革中死的人和伤的人比犹太人大屠杀还多。现在从全人类的角度去总结这些问题
。我还准备把它跟柬埔寨的大屠杀、犹太人大屠杀等做很多比较。犹太人大屠杀是
人家德国人杀犹太人，中国人是自己杀自己，还自己吃自己呢（广西）。我觉得这
个就很值得研究。你把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做对照，和柬埔寨、和斯大林的“大清
洗”做对照。我觉得这是做为一个人类的灾难来总结，而不仅仅是做为一个中国的
问题来总结。我们在美国不可能有这种事，为什么还要来研究文革呢？为什么还有
那么多热情的人，包括《华夏文摘》搞的那些增刊，看的人多得不得了！中国好多
学者，我回去带过去唯一的东西就是你们的增刊，他们就是要看你增刊里的内容。
但是呢，问题在什么地方？他们有时候进不来，被封掉了。

ＣＮＤ：那么我想再问您，从研究的角度看，建一个不管是真的也好，Ｖｉｒｔｕ
ａｌ的也好，“文革博物馆”有没有这个必要？

宋永毅：太重要了。像我在做这个光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我曾经跟好多
朋友谈过）建这个光盘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当然很多档案馆的东西我们没办法看
——文革中间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光盘就分成“中央文件”（群
众中流传的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社论”、“重要文献”（包括红卫
兵运动等等文献），这些系列都包括毛主席指示，（当然林彪讲话也算“中央首长
讲话”。）都有年月日，那么通过那个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你一个日子
打出来，比如说，文革中间５月１６号，它“啪”告诉你，５月１６号《人民日报
》发表了什么文章，中央首长有些什么讲话，中央发了什么文件，有些重要的大字
报……什么都全出来了，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到事情的进程。而现在好多回忆文革的
东西，一个是把文革的历史庸俗化，就是乱写一通，男女关系啊什么什么，叶群和
黄永胜通奸啊，乱七八糟。一个是庸俗。第二个呢，完全把文革的历史变成他们特
有的一种故事化。比如说周恩来的问题，他就是神化周恩来。文革中间明明没有“
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非要造出一个“周恩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为代
表的错误路线”。其实根本不存在。所以我觉得，让人家明白文革的历史，明白文
革和今天的联系。我再扯远一些，谈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为什么那么怕文革？
为什么仍然把文革当作那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的一个禁区？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
是它根本上没有变，它做的都还是文革的这一套，那这当然是从根本上刨它的问题
，而且这是他不得不承认的一场大灾难。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中国政府
很怕群众。文革中间的种种造反组织，虽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但都是一种“准
政党”式的事件。这是共产党第一次体会到群众一旦有政党意识——后来都把群众
解散了——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所以它绝对不允许。法轮功为什么马上打下去，
就是这个道理。它非常怕这种局面的产生。这种局面必然会造成它从上到下全部瘫
痪。这也是它怕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更不要说现在还有不少人和文革中的中央领导
人有千丝万缕及血缘的关系。比如说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谁谁谁是谁的公子，多
得很。所以他觉得文革中他们父母这一辈的表现等等是国家机密。红卫兵小报有那
些中央首长讲话，恰恰说明他们并不是反对文革，而是实际上文革组织和推动者之
一，他就不高兴了。所以他们对文革是一个思维方式、组织形式，对群众运动的准
政党式的恐惧，和他的血缘关系，这三个方面决定了他们觉得要把这个历史给盖起
来。

ＣＮＤ：你这三次回国，接触了一些人。国内人对文革研究有没有兴趣？

宋永毅：有很大兴趣。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还可以稍微扩展到老三届、老五届—
—就是老大学生，我们老中学生——和新五届，对文革都感兴趣。当前那些小家伙
就难说。他们不知道！比如说提审人员、看守人员中有很年轻的，我后来就跟他们
讲文革历史，他们听了以后都说：“哎哟，我们回去以后要问问我们父母。原来有
过这么一场大的灾难！”我就跟他们讲了讲个例子：他们当时都站在当局的立场说
，你研究文革，就是朝中国人民脸上抹黑。我说，这个黑不是我抹上去的，本来就
在。我现在正是要把它搞得白一点。（笑）不是抹黑，是“抹白”。我要使犯了这
么大一个错误的政党，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的民族，有一个自尊心，有一个自省心
，仍然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如果照你这个说法
，我们就没有权利去指责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南京大屠杀”，他篡改教科书变
对了，他是为了掩盖，那我们为什么缠着不放？我们自己东西都还没搞清楚，有什
么资格去缠住人家？我在那篇文章——我的“狱中自白”——里都写了。

ＣＮＤ：您看看还有什么要讲的，可以做为我们访谈的结尾？

宋永毅：我讲一条，从我这个案子还可以看出来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国司法制度的
毛病。我给他总结是这么几点：第一点，“反革命案”根深蒂固地存在他们的脑子
里。我刚才举的例子，刑事诉讼法上还有反革命案。他实际上搞我的就是反革命案
，因为我的报告（关于周恩来的论文）中的观点、“文化大革命的异端思潮”都不
对。反革命案根深蒂固地存在他们脑子里，并没有取消。第二个，安全机关老是觉
得他们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比如说我明明应当见律师，他们说，我们是安全局，
不让见就不能见。他们觉得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有呢，检察院、法院和安全局
这些执法机关、检察机关缺乏互相监督的独立性。比如他是通过党的政法书记来协
调的。那不是笑话吗？党领导法。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他完全是“以捕代侦”，虽
然他口口声声反对以捕代侦。先抓后侦，老一套。所以整个来说，从理论上来说，
反革命案件、政治犯根深蒂固地存在，第二安全机关老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第三缺
乏独立性，还有一条就是坚持错误，死要面子。把一个本来可以很小的案子，搞成
一个国际事件。结果就像他下面人讲，是丢政府的面子，不是丢他们的。搞了一个
黑色幽默。（笑）莫名其妙。

ＣＮＤ：最后您对我们来访问“文革博物馆”的读者和《华夏文摘》的读者有没有
什么话说？

宋永毅：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从事研究，尤其是美国很多老三届、新五届、老五届的
，对整个文革研究都很支持。我们希望如果他们手头有什么文革材料，都能够和我
们联系。我们一般是要他们的拷贝件，不要他们的原件，如果他们愿意。只要我们
大家一起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文革博物馆”在美国建成，然后“出口转
内销”完全可能。我们现在不是站在光是中国人的立场上，而且还要站在这是一场
全人类的历史大灾难的立场上。

输入：钟超、志刚、吕青、争鸣、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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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社关于宋永毅案的电讯

　　中新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今天在此间说，以从事所谓
“文革研究”为名，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文件和不准出境文件的在美华人宋永
毅已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本人已经供认犯罪事实。

　　这位发言人指，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迪金森学院图书馆系技术部中国籍的工作人
员宋永毅，自一九九六年以来受境外机构资助，以从事所谓“文革研究”为名，大
量收买、并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文件和有关部门明文规定不准出境的文件。他
说，宋永毅所收买的文件资料的时间跨度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二年，已远远超出
其所称“文革”研究时间范围。

　　宋永毅在明知所收买文件不能出境的情况下，采取遮盖文件眉首和落款、进行
复制等办法逃避检查，主观故意十分明显。宋永毅已多次秘密向境外运送三百二十
多公斤文件、资料，数量巨大。他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入境后，企图再次将所收
买的文件资料运往国外、境外时，被中国司法机关抓获。

　　朱邦造说，宋永毅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
危害。中国司法机关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七日对其依法拘留，十二月二十四日将其依
法逮捕。目前宋永毅本人已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中国司法机关正在抓紧审理该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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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监察院对我免于起诉决定的几点保留意见

　　今天下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李军先生向我宣布了北京市监察院对我“不予
起诉”的释放决定，但在释放我的理由中，有些实在是令我不解的。为此，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我觉得有必要写下如下几点我个人的保留意见。

１）李军讲到我有揭发他人的“立功表现”，我感到大惑。我在被关押期间，一直
被认为态度极为不好，何来“立功表现”？

２）在要求我签字的释放证中，原因一栏竟然空白，这是极不严肃的行为，在我的
一再要求下，仍没有填满。为此，在我签字后填写的的任何内容将视为无效。

３）按中国法律，释放证应当给我一个复印件，但我一直没有收到。

　　以上是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北京监察院的释放证的保留意见。我希望
能把这份保留意见与这个释放证一起存档，作为历史文件。

宋永毅　二○○○年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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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  狱中自白：关于我和海外学者的文革研究


　　近二个月以来，办案人员曾多次询问到我以及其他海外学者在美国从事文革研
究的情况。在他们看来，我文革研究的观点超越了国内说允许的“度”的范围。作
为一个侨居美国已十一年、并在法律上具有了美国公民资格（我已在今年六月通过
了入美籍的考试）的海外学者，我自然无法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国内研究文革“度”
的新文件（？）。但是，我却觉得此中可能更包含着国内安全机关对海外（美国）
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及一大批研究文革学者出于爱国主义动机所进行的文革研究的
误会。为此，我在这里以一个海外学人的身份写下这份材料，以期与国内的国家安
全机关取得诚挚的沟通与理解。就我个人觉得，不少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政
府新时期的海外统一战线、开放的外交政策，“一国两制”等基本国策。在这些方
面的失误，哪怕是轻微的，也会在国际上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这也是我作为一
个海外的爱国知识分子说不愿意看到的。

◇　两个不应忽略的基本事实

一．海外的文革研究是发生在海外——不同社会制度的欧美或“一国两制”的香港
等地，而不是中国国内。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向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保证：他们决不把自己的意
识形态强加到不同国度与海外华侨中去。他们的海外统一战线对华侨来说只有二个
字“爱国”，而不是意识形态、政治信仰等等。这一点，江泽民主席和朱熔基总理
在美国的多次演讲中也一再提及过。也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才有了“一国两制”
的创造性思维。如果从这一新时期的海外统一战线国策出发，那么，以国内研究文
革的“度”来要求、衡量海外的文革研究便是明显不妥当的：其一，它不符合中国
共产党新时期海外统一战线政策；其二，它包含着一种极为不妥的以强制性措施（
从行政到专政）来解决不同学术观点、思想的意图；其三，它是一种强求“巧妇”
作“无米之炊”的不合清理之举，因为国内的中宣部、国安部从来没有给海外学者
发过任何文件阐述过它们心目中的文革研究的“度”是甚么，那么，又叫海外学者
何从遵循呢？

　　另一个说法是：海外的文革研究干扰了国内政治稳定。这其实更是因忽略了截
然不同的地域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担心。以我自己的文革研究著述为例，它们全部发
表和出版于美国或“一国两制”的香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国内任何报刊发表
过任何一篇文革研究的文章。那么，影响国内政治稳定的说法又从何谈起呢？

　　综上所述，我建议国内的安全机关应当从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海外统一战线、
“一国两制”等基本国策出发，对海外的“文革研究至少取两种不同眼光、要求、
政策去看。党内外有别，海内外有别，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政策，更何况是对
不同的学术观点。

　　其实，哪怕是中国刑法，对海内外都有明确的区别。例如，《刑法》总则第七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
本法，但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这里，海内外的地域界限，一般公民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的区别都是
显而易见的。那么，强行要求把国外学者的学术研究纳入国内的“度”中，又有什
么合理性呢？

二．海外的文革研究者几乎全是在欧美各大学任教的教授学者，他们在美国学校取
得学位，并早已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一分子，由于中西历史研究在方法、观点上的巨
大差异，强行要他们用国内框定的方法去研究文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革发生在三十三年前，在美国“文革研究”早已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研究。我
所读过的国内的研究文章大多发表在“党史研究”之类的权威杂志上，可见其实国
内也承认这是一项历史研究。学术和历史研究是不应当有任何禁区的。这里我简略
地介绍一下美国史学界的研究方法，或许有助于国内的安全机关理解为什么海外学
者的文革研究或许永远无法纳入国内的“度”中，这和他们长期以来所受（并继而
运用）的美国和西方历史研究的方法、观点的教育是有关的。第一，美国的史学研
究非常强调其独立性与批判性，即研究者绝不能因党派、政治原因去掩盖历史真相
尤其是掩盖领袖人物的任何错误和责任，无论他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抑或主
席、副主席、总理，盖莫能外。作如是观，中国史学传统里的“为尊者、贤者韪”
的方法在美国会被认为是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的行为，为整个学术界所不齿。第二
，美国的史学研究强调实证，即要求研究者不迷信流行的结论，而是在实地调查中
，多方面地揭示历史真相。例如，文革的“引子”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
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华国锋的党中央时期，《人民日报》某记者的说法是康生通
过他夫人组织聂元梓等七人写了这张大字报，数年前国内外不少学者走访了除聂以
外的六人，发现“康生组织”一说没有任何依据，根本不符合事实。今年八月五日
晚，我有机会就这一问题采访了聂元梓本人，发觉她的说法与其他六人完全相同，
即这张大字报与康生无直接关系，其实是底层干部与群众思想中的极“左”思潮的
产物——这一说法，恐怕更符合历史实际，并从文革前在底层干部群众中弥漫着的
崇尚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潮的角度更完整地说明了文革爆发的原因。上述略举的
美国史学研究的观点、方法可能会和国内安全机关认为的文革研究所允许的“度”
有差异，但认清它是美国的文革研究，便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就我个而言，因为
在美国研究生院就读并在美国大学执教共十二年，自然会采用美国的历史学方法来
研究文革，并相信这一学术研究的方法更能揭示历史的真相。迄今为止，在美国约
已有数十部“文革研究”的专著，博士论文以及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但是在这千
百个海外学者中——无论是洋人还是中国人——采用的都是美国的史学方法，符合
国内“度”的学者恐怕一个都没有。

　　我并不认为我个人的文革研究和美国的史学研究方法与观点是十全十美的，我
更欢迎对我个人研究的任何批评与指教，然而，这种批评应当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
来提倡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并是在学术研究与争鸣领域里的，而不是把历史
研究混同于当前政治，把海外等同于国内，甚至把不同的学术观点无限上纲为“颠
覆国家政权”，并企图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海外学者在文革研究中的不同观点——
这不仅是重复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的错误，也同时是直接违背了以
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新时期的基本国策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下在美国从事文革研究的是相当一批华人教授、学者，
他们中既没有人是“民运分子”，更与情报机关毫无关系。在美国，恐怕只有神经
病和“冷战妄想症”患者才会相信今天的情报机关还会对文革研究感兴趣并出钱资
助。只要稍通英文，认真阅读一下美国有关的政府文件与学术著作，如哈佛大学七
十年代出版的“Red　Guard　Publication　（红卫兵资料）”的前
言，便可清楚地明白：美国的情报机关早在１９６８年便认定红卫兵小报和传单毫
无他们所要求的“情报价值”，并在七十年代便通过国务院把他们收集的这类资料
全部送给了哈佛大学供纯学术研究。

◇　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国外

　　谈一谈我为什么从事文革研究，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相当一批的美国华人学
者要怀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充满着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持文革研究。就我个人
而言，在文革中因为反对四人帮、反对文革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的所谓“一打
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非法关押四年半，受到残酷
迫害。１９７８年彻底平反后，我便有过这样的意愿：为了使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
万代再也不受到文革式的法西斯专政的迫害，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也应当为文革研
究出份力。十一年前到美国后，我深深地感到美国数十万留美华人学生、学者对文
革研究充满着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情怀。自八十年代末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发出建立
“文革博物馆”的倡议以后，美国华人的响应不知道要比国内强烈多少倍。数十万
华人留学生、学者在报纸上、互联网上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
、学者签名呼吁：海外的炎黄子孙，我们同样有责任在海外筹建“文革博物馆”或
网上“文革博物馆”，只有彻底地研究文革，才能彻底地否定文革，才能使我们子
孙万代永远不忘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使中华民族不再重蹈覆辙、重犯文
革的错误。只要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便不可能不被这激荡人心的爱国主义热
潮所感染，然而，当时我还是一个研究生，繁忙的课程使我无法投入文革研究之中
。

　　１９９５年我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任东亚图书馆的“中国文献学者”，这时
，美国史学界发生的两件与文革研究有关的事使我下决心投入文革研究之中。一是
当时临近文革爆发三十周年，美国主要报刊刊出了一些美国教授的有关文章，文章
中讲到，在美国史学界和汉学界，中国文革的重要性常被人等同于法国大革命，但
在美国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中，你能很快发现几千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而有关
文革研究的中、英文著作，却只有近百部，而它们还大多数是洋人写的，文章的结
尾提到，由于中国国内的种种局限，目下一形成了“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
在国外”的可悲局面。但目前在美国已有数十万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与学者，在他们
中，何时能涌现出一批研究文革的学者呢？第二件事是，侨居美国的犹太人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西方世界的中心建立了著名的大屠杀纪念馆，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被纳粹杀害了近百万人，而中国人根据官方目下估计的材料，在文革十年中
被杀、被伤、被冤假错案冲击的达二亿五千万人，不知是犹太人的多少倍，美国的
中英文媒体又一次提出了：中国人什么时候建立他们的“文革博物馆”（和南京大
屠杀纪念碑）的严肃问题。在美国，在西方的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有民族自尊
心、自省心的民族，即对民族历史上的灾难、动乱、耻辱取正视的态度去纪念、去
研究、去教育下一代的人，才是值得美国人民尊敬的，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反
之，对自己民族史上的灾难、耻辱故意视而不见，取阿Ｑ式的遗忘态度的人，是被
美国人民嗤之以鼻、绝对看不起的。这两件事激励着我和不少海外华人学者的起码
的民族自尊心，鼓舞着我投入了文革研究，如果讲到我从事文革研究的目的，那就
是：正视历史灾难，总结历史教训，为中华民族子孙万代在今后再不发生文革式的
历史悲剧而尽一个海外华人学者的微薄之力。

　　海外华人要求研究文革，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爱国激情，或许是国内的安全机关
无法感受的，我与孙大进先生于１９９６年在互联网上建过一个非常粗疏的“文化
革命数据库”网页（后因我们二人调动工作而搁置）。出我们意料之外的是，我们
收到了许多海外华人的电子邮件，不少人称我们的数据库“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民族
千秋万代不再重复文革错误的重要事业”，他们中许多人还写道：“随着三十年过
去，我们的儿子一代都已忘了什么是‘文革’及其历史教训了。一个忘记了自己历
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决不能一边指责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妄图使日本的
下一代忘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而另一面自己也同样不敢正视、研究自己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正是在海外中国同胞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激励下，我１９
９７年到狄金森学院工作后，又一次萌发了制作光碟“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教学与
科研”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狄金森学院学术研究委员会、研究基金办公室
所有美国同事的大力支持。如我在前面所述，友好正直的美国人民是尊重一切有民
族自尊心、自省心，对自己民族灾难取正视态度的中国人的。

　　如同我在本文开头中所写的：我希望这份材料能有助于在国内安全机关与我（
以及海外学者）之间取得一些诚挚的沟通于理解。由于地域的隔绝、文化的差异，
国内安全机关可能对海外学者完全出于爱国主义目的所坚持的文革研究缺乏深入的
了解，并有不少的误会，而问题又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新时期的海外统一战
线、开放的外交政策、“一国两制”等基本国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哪怕是轻微
的，也会在国际上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海外爱国的知识分子
所不愿意看到的。

宋永毅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６日

http://www.cnd.org/HXWZ/ZK00/zk206-2.hz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