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士光：1956年的事情

yangharrylg

1956年下半年，我国不少地方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罢课和请愿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震惊和关注。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1956年10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根据薄一波同志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的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一千一百多起，广东农村先后退社有十一二万户，等等。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
关于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的总结大概可分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领导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他对罢工、罢课、游行和请愿的看法，“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刘少奇同志说：“人民群众起来闹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群众闹事大体上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有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者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
第二，政治思想教育做得不够。毛泽东对上述事件的最初回应是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他指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也提到：“我国目前还处于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渡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干部经验有限，人民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不能满足部分群众的利益要求。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刘少奇同志深刻地指出了利益分配不公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我看是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农民说工人分多了；小学教员说青年工人分多了”。因此他建议好好研究利益分配问题。青年团中央在分析学生闹事的原因时，强调指出：“根据闹事的情况来看，基于反革命分子捣乱、破坏的是极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些幼稚青年因学校在学习、生活上满足不了自己要求而闹事的。”
二、党中央对危机的处理
危机发生以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先后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和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迅速而且正确处理罢工和请愿问题；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和《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临危不乱、认真应对、正确处理、实事求是。
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各地进行指导，为正确处理危机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最高领导人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巡视和指导。毛泽东乘专列沿途途径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四天作了四场报告，每场报告都将全国发生的这些政治事件作为主题。刘少奇同志赴湖南等中南地区，朱德同志赴广西、广东等华南五省，邓小平赴山西、甘肃等西北地区。这为正确处理危机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样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安排在我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在天津的讲话中指出：“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压是压不服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济南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在南京，他对“闹事”的性质又作了全面的论述和分析，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
毛泽东创造性地使用“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词汇，并运用它来处理这次危机。危机的出现，人们非常容易将它和国民党时期的罢工、罢课和请愿联系起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人民内部矛盾的提出，一方面将发生在新中国的请愿、罢课、罢工和国民党时期的类似事件进行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并严厉批评有的地方的错误做法。他说：“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办法来对待新的问题。”又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在听取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当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谈到不久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并判处有期徒刑时，毛泽东说：“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邓小平同志3月中旬离开北京，开始了西北之行。山西是邓小平西北之行的第一站。他认真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汇报，仔细研读了反映这次危机的有关厂矿、学校和机关干部、群众思想动态的材料。他分别给太原市中等以上学校部分师生和厂矿企业、省市机关部分干部作了两场报告。报告的主旨是解决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教育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是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树立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在给教师和学生所作的报告中，邓小平同志首先透彻的分析了国际形势。针对波匈事件导致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邓小平同志对比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情况，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了大家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谈到国内供需紧张时，邓小平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经验不足，一股热心，建设搞快了，产生了错误，但这是前进中的错误。邓小平还阐述了民主集中、党的领导、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等问题。在甘肃兰州，向当地的干部作了报告，报告针对全国发生的问题，阐述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积极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克服官僚主义，整顿党的作风，改进领导方式。危机发生以后，党中央没有推诿矛盾，而是从自身找问题，寻求对策。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在这两个文件中指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以党代政的现象很严重，亟需纠正；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机关脱离生产和非生产的工作人员过多，这在经济上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助长官僚主义的发展；稳定干部队伍，使干部的工作专业化，以便他们在相当长时期的工作中积累经验，增加知识，成为有经验有能力的熟练的工作人员，把提高干部的能力作为一项很重要的战略要求。《通知》提出了三项改进措施，即：一律停止增设机构和增设人员；控制生产人员脱离生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凡是能回生产中去的尽量动员他们回到生产中去；从上级机关抽调一批强的干部到基层担任工作。
第三，扩大民主，加强监督。《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除了克服官僚主义外，还要扩大民主。在工厂，党委应该领导工会、青年团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领导和督促工厂行政部门正确的、迅速的处理和给群众以答复。各地应该在企业中积极实行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在学校，学生会、教职员工会、青年团组织和党的支部会议都应该能够充分的自由的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在有民主党派的学校，应该尽量吸收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并且注意随时征求他们关于改进校务的意见。
毛泽东在这次危机后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监督可以早发现问题，进行预警。毛泽东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有益。”我们现在所熟稔的毛泽东对政治协商的有关重要意见基本阐述于这一时期，可见这次危机使毛泽东思考了如何更好执政的问题，包括1957年5、6月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虽然，那次大讨论最终演变为一场重大失误的反右运动，其结果遗憾地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
第四，巩固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基层的群众。《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强调：基层单位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各级党、政、群众团体和经济机关应该十分注意加强基层单位的工作。基层单位是我国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基础。所有群众，都生活在这些基层单位中。我们所有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工作都应该以这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为基础。基层单位的工作做好了，一切工作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基层单位的工作做得不好，一切工作就不能做好，社会秩序就不容易安宁。
1956年下半年的危机，虽然波及面很广，社会影响很大，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应对下很快的平息了。从这次危机中，我们党总结了宝贵的执政经验，那就是执政党必须时时警惕脱离群众的倾向，因为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我党最丰富的执政资源。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6826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