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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风忽起
1、半导体收音机传来惊天新闻---暂停高考，一中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
2、市委向各中学派驻工作组， 六中成立全市第一支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运动兴起
3、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向旧世界宣战”，大扫“四旧”
4、 “8.28”大游街，白花花的一大片高帽
5、先朝“小五界”开刀，召开三次点火大会
6、成立一中红色造反团，“鬼见愁”改名“10.18”，“枪毙‘10.18’”
7、大串联风起云涌，一些人徒步或骑自行车去北京串联
第二章 两派对立
1、鹤岗受迫害死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人张明振，红卫兵总部成立，游斗“李范伍”
2、总工部和红革司、红联筹备处先后成立，发生“2.22”事件
3、 “一月风暴”刮到鹤岗，夺权斗争全面展开，各级党政机关全部瘫痪
4、市人武部和3026部队各支一派，红联指挥部成立，派性斗争愈演愈烈
5、 “一把手”普遍受到冲击， 新一矿党委书记李跃含冤而死
附录：1966年8月29日王业盛的日记
第三章 武斗升级
1、山雨欲来风满楼，诸长海之死，两派群众组织撤进据点，构筑工事
2、石金、王树文遇害，抢了不少没有大栓的枪，“红联”在兴山矿发动对“总工”的攻击
3、南北夹击，“总工”派在南山矿和十三厂同时发起攻击，市矿领导及两派头头赴省学习、谈判
4、 “总工”派发布“第一号命令”，工业局大楼被炸开一个大口子，攻打铁路机务段发射了6发迫击炮弹
5、 “总工”派攻打市委大楼据点，无辜学生惨遭横祸
6、张永满因枪走火身亡，两派在哈尔滨签订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协议
第四章 停火之后
1、办公检法学习班和三大机关学习班，沉痛的回忆
2、 “难产”的市革委会宣告诞生，跳“忠字舞”“三敬三祝”形成热潮，清理阶级队伍
3、陈波、吴珊夫妇不堪迫害凌辱，在一个月间先后自杀而死
4、方玉荣、罗万友于危急时刻显示英雄本色，南山竖井移交投产是“文革”十年难得的亮点
5、发生“10.31”重大恶性公路交通事故，难以忘却的悲怆
附录：吴珊写给父亲和子女的遗书
第五章 蹉跎岁月
1、首批知青下乡到克山农场，高崇辉其人其事
2、壮别远行，“造反派脾气”偏逢训惯“劳改”的干部
3、一次次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号声，夜色中的拼搏与尴尬
4、充满艰险和苦涩的知青生涯
5、苦中有乐，多彩的知青岁月
6、知青生活是一本书，终生受用无穷
7、山坡上，那一座座坟丘，凝固的苦难年华
8、悲哉“老三届”！壮哉“老三届”！
9、周建启、梁春芝、朱艳琴、罗灿英等知青典型人物寻踪
10、把青春刻进荒原，把人生轨迹留在北大荒
11、当年有一批“老三届”因各种特殊原因而选择了下井，付出了更多的艰辛，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大风突起
（一）半导体收音机传来惊天新闻---暂停高考，一中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成为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革”的全面发动。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毛泽东主席批准播发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主席褒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从此，历史进入了动乱的十年。鹤岗也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动乱。
40多年前的鹤岗一中，也算得上是鹤岗市的最高学府了，学习钻研的空气很浓。当时，一中的教师队伍中，云集了许多教育精英。仅数学组的12位教师中，就有两位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两位毕业于南京大学，一位毕业于江西师大，一位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其余的也都是大学本科。俄语组教师陈志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原本分配到鹤岗法院工作，时间不长，就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调了出来。像这样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发配沧州”的，还有一些。但大家都对教育事业有着一份热爱之心，默默地工作着。鹤岗教育系统开运动会，一中教师常常得冠军。学生运动会之前抓训练，体育教师人手不够，其他各科教师几乎都可以当兼职教练。文艺方面，由张佐理老师导演的歌剧《三月三》，从演员到乐队全是一中教师，唱响了鹤岗，赢得一片喝彩声。每天晚上，教师们或者走进教室指导学生做题，或者在办公室里钻研教材。那些年，教师们很重视家访。他们认为，没有与家长的沟通，就无法对学生的情况全面了解和把握，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公交车很少。去兴安台还算不错，有矿区小火车。去新一、东山、五道岗，就只能徒步跋涉了。但老师们乐此不疲，已习惯了。
1966年一进入5月，校园里风云突变，一场政治风暴渐渐袭来。先是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燕山夜话》，批“三家村”，调门越来越高。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目也紧紧围绕批判。
对于六六届“老高三”来说，1966年6月17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临近高考，那天晚上，一些不住宿而家又离学校较近的同学，吃过晚饭后，也回到教室里上晚自习。大家都埋头默记或作题，教室里很肃静。这时，有人把半导体收音机打开了，一阵噪杂的声音过后，传出女播音员庄重、熟悉的声音。开始，大家还没在意，听着听着，就都听呆了。正在播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决定暂停高考招生……。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神色木纳，似乎顿感轻松，又似乎若有所失。突然，有人胳膊一抡，把书桌上的复习材料全都推到桌下去了，然后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站起来离开了教室。教室里呛呛成了一锅粥，说啥的都有。后来，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分头找来纸、毛笔、墨汁，写大字块“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决定”，贴在学校的走廊里。
从那天以后，教师、学生就都一心投入到运动中去了。紧接着，工作组进驻一中，把教师们分别关在几个办公室里，无休无止地写检查，作交代。刘兴魁老师至今清楚地记得1966年6月19日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他说：“那天正好是夏至前后，多年来一直为一中的发展精心操劳、管理的曲延仲校长，顶着各种压力，带领全校老师去校园地种菜。老师们心里都非常高兴，绷得紧紧的神经终于松驰了些。可就在我们回到学校时，学校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后来，辩论会也在一些班级出现。好多有名望的老师如黄时杰、林帮其、陈志强、王吉生等都遭到批判，大家都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那段日子各个班级的学生都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琢磨着给老师贴大字报。开始还集中在几个老师身上，后来涉及面越来越大。老师们讲课时的只言片语，或者平时说的一些话，都被断章取义地“上纲”成“反动言行”。也有的大字报标题挺吓人的，但“大帽子”底下没啥具体内容。管它呢，先吓你一跳再说。一至三楼铺天盖地的都是大字报，令人有一股阴瘆瘆的感觉。
鹤岗市群众走上街头，热烈欢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图为
市人委机关干部游行队伍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和标语牌到市委报喜
最初，工作组还尽力控制学校的局面，把批判斗争控制在他们设想的范围内，把老师们划分为四类：一类是表现好的，二类为表现一般，三类是有些问题的，四类是有严重问题的。划分的依据则仅凭少数人的看法和印象，尤其是把本人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统统作为重要的依据。
后来，小道消息、各种传闻和五花八门的印刷品、传单，像雪片般从北京、哈尔滨飞到鹤岗。局面渐渐失去控制。
教师们在人人自危、胆颤心惊中过着日子。有人出于无奈，或者为了自保，捞取一根“救命的稻草”，搜索枯肠地收集和抛出一些揭发别人的东西。
8月底的一天，一中师生参加全市大游行回来，没有回到学校，而是直接去了一中斜对面的工干校礼堂。教师们不知道干什么，待走进会场坐下后才知道，原来是开批判会。主持人是带着红卫兵袖标的学生，宣布批判大会开始后，从后台拉出几个带着高帽的教师。原来是理化组的黄时杰、俄语组的林帮其、陈志强、语文组的王吉生等几位老师，都是鹤岗一中有名气的教师。几天前，他们就被当成“反动权威”看管起来。在有几个人发言之后，忽然一名教师在几个红卫兵的簇拥之下，走到了台上，说是要给戴高帽的几个老师剃“鬼头”。这时，台下的师生们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鬼头”是个什么样子。只见几个高帽被摘下来了，那位手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剃头推子的教师，先从黄时杰的正脑门往上推，推出了一道白白的沟。接着，又剃出了几道白沟。天哪，堂堂人民教师的尊严就这样在大庭广众面前被摧残了。还是人吗？几个被红卫兵架着的挨批斗的教师，简直就像待屠宰的羔羊一般。紧接着其他几个人也被剃了“鬼头”。
“文革”初期，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40年后，在回忆起那一幕时，刘兴魁老师说：“当时，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心跳个不停，连呼吸都停止了。大概绝大多数的师生也和我一样，惊讶着这突如其来的场面，窒息于这令人窒息的空气。就在这时，忽然从会场人群的后面‘嗷’的一声叫喊，打破了短暂的寂静。大家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只见几个红卫兵押着一位教师奔上台去。梁常光！是梁常光老师！梁老师是随10万转业官兵转战北大荒的老共产党员，怎么连他也揪出来了呢？当时，我真是有点发蒙，有点哆嗦了，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生怕什么时候也把我揪出来，推上台去，剃了‘鬼头’，戴上高帽。经过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之后，我的心在发抖！这几个老师中哪一位都是教育的精英，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我自己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我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吗？每想到此，真是不寒而栗。”
到处是大字报，实在没有空儿只好搭上个梯子往高处贴
这之后的一天，教育系统的批判大会在市京剧院剧场召开，各校的教师们都去了。会开得很激烈，被批斗的人全站在台前，由“造反派”押着，一个个都大哈腰。其中有个姓刘的教育局人事科长正怀着身孕，挺大的肚子，也弯着腰站在那里。正当高潮一个接着一个的时候，忽然主持人非常严肃地大声说道：“革命造反派同志们，正在我们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竟然有这样一个保皇派写了这样一个条子，大家听听，‘大会主席，请不要让怀孕的女同志大弯腰吧’”。话音刚落，会场里就像炸了营似的呼喊起来：“打倒保皇派！”“造反有理！”“造反到底！”主持人站起来，用“麦克风”大声喊道：“谁写的？站出来！”在这样的风头，在这样的气氛下，谁能站出来呢？可偏偏有人站出来了，他就是平时寡言少语的一中数学组李东岳老师。顿时，“打倒保皇派！”的呼喊声响成一片，李东岳被人扭扯着拉到了台上，也成了批斗对象。
（二）
1966年6月，鹤岗市委派工作组陆续进驻一中、六中、三中、二中等市属重点中学。驻六中工作组组长是兴山区委书记任志权。工作组进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先由各班各选出一名校文革委员，再在委员中推选出主任、副主任。校文革中既有校领导代表，也有教师代表，但主任则由学生担任，如一中的校文革主任是高二28班学生姜传明，六中的校文革主任是初三17班学生王礼民。市委对各校的校文革很重视，几所重点中学的校文革主任列席市委常委会。那年，在人工湖广场举行的有5万余人参加的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上，受市委指派，六中校文革主任王礼民主持了大会，宣布大会开始，升国旗，鸣礼炮。这是件很新鲜的事情，由十几岁的初中学生主持那么大规模的全市集会，可见市委对校文革的重视程度。
文化大革命发起时。鹤岗中学校园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鹤岗三中高二班高佩辉、齐英华、杨玉学、高唯平等6名学生写的。
三中高二班平时就是一个思想很活跃的集体，常常为一个辩题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的。一些同学认为，当时的教育脱离实际，设想要改革教育。6月12日，在课堂上，高佩辉提出一个想法：废除全日制教育，把学校全部改成半工半读或半耕半读制学校，学生用一半时间学习文化课，一半时间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齐英华等几名同学坚决支持他的想法。从那天起，他们就经常在一起商量，要给党中央写信。班主任刘殿喜老师怕同学们惹事，便分别找几个学生谈话。他说：“你们既要听毛主席的话，也要听老师的话，不听老师的话，那是要犯错误的。”同学们觉得老师这话不对，就和他辩论。当时，学校党支部也怕学生闹事，也分别作他们的思想工作。高佩辉等几个同学都感到受到了压制，渐渐产生了逆反心理。
不久，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那张得到毛泽东主席支持的大字报。消息传来，高佩辉、齐英华等几名同学感到很受鼓舞，常聚在一起商量着也要写一张大字报，把自己的观点亮亮。
6月19日是个星期天，齐英华等几个同学都来到高佩辉家，商量写大字报的事。大字报的标题确定为《我们要革命》，提出要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用了不少慷慨激昂的文字。那天晚上，班里同学不知怎么也知道了写大字报的事，不少同学陆续来到高佩辉家，情绪都有些激动，说啥的都有。有的表示支持，有的坚决反对，也有的虽然不反对，但很为写大字报的同学担心。就这样，争论了好一阵子。后来，由齐英华执笔，高佩辉等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一边研究措辞，一边辩论，一直到很晚了才把大字报的底稿写完。然后，把几张旧报纸用浆糊接在一起，由杨玉学用毛笔把底稿抄写到接好的报纸上。那个晚上，高佩辉、齐英华等几个人很兴奋，谁也没有睡觉。班里的不少同学也在高佩辉家一直陪到半夜。
1966年8月12日，“文革”刚开始的一次全市聚会
第二天，高佩辉、齐英华等6人没有到学校上课，而是拿着大字报去了团市委，找到时任团市委书记的刘忠，请他支持。齐英华回忆说:“他当时对我们的态度很好，但却没有表态支持我们。我们想算了吧，我们不要任何组织的支持，豁出去了，就这么干了。”
那天，高二班的同学都没有心思上课，坐在教室里，眼睛盯着校门。9时许，当高佩辉等6人拿着大字报走进校门时，教室里立刻一阵骚动。6个人没有走进教室，而是径直走到当时还是平房的校舍房头，用钉子往墙上钉大字报。事后，不少同学对他们说:“你们‘咚！咚！’地每钉一下，都像敲在我们的心上，老师在前边讲了什么，还是说了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听着，只听到房头的‘咚咚’声了。”
下课铃声一响，全班同学都立刻冲出教室，跑到房头去看高佩辉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紧接着，其它班级的不少同学也都拥过去看大字报。高二班在三中是一个有影响的班级。这下子校园里顿时轰动起来，呛呛成了“一锅粥”。
三中党支部连夜开会，第二天，针对李卓、孙效中等几个老师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从此，三中就没法正常上课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标。这一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鹤岗后，第二天，六中的初三学生王礼民便找到驻校工作组组长任志权，提出了也要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想法，得到了工作组长任志权的支持。很快，鹤岗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便在六中成立了。王礼民、张国福、赵经纬、纪根均等几个人从家里找来红布，到印染社印上了大字。最初的红卫兵组织只有初三17班的11个同学。但校园里很快就轰动开了，大家纷纷要求加入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接着就是走上街头“破四旧”，把校名改成了“红旗中学”，并在商业局、老人委和粮食局等处搭台子，安上大喇叭，成立了3个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热火朝天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王礼民所在的17班最初组建的红卫兵组织叫“红匕首”战斗队。后来有人对王礼民既是校文革成员又参加红卫兵组织，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合适。王礼民也觉得自己应该全身心地参加校文革工作，于是，就退出了“红匕首”。一些同学见王礼民退了出去，也便纷纷跟着退了出去。不久，以一些原“红匕首”战斗队的头头为核心，成立了“从头越”造反团，相继又成立了“井冈山”、“在险峰”、“红翻天”等造反组织，开始批斗“牛鬼蛇神”，并把斗争锋芒指向校党支部、工作组和校文革。在校内外广撒“海报”，要和王礼民辩论。辩论会在一个教室里举行，教室里、走廊里挤满了人，辩论的中心是“工作组和校文革是不是执行了反动路线”。又过了一段时间，校文革看到一些造反组织无休止地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原校领导和老师，便有意识地安排被批斗的校领导和老师去看护位于运输处采沙厂山坡上的校园地。这可捅了“马蜂窝”，“从头越”造反团贴出题为“寻人启事”的大字报，说校文革保护了“牛鬼蛇神”，指名道姓地要和王礼民辩论。王礼民也写了一张题为“答寻人的人”的大字报，申诉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即便对有问题的人，也要在同他们展开思想斗争的同时，安排他们劳动改造，这没什么问题。很快，六中的大字报越贴越多，市委工作组被批为“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校文革被批为“六中最大的保皇派”，把校文革的办公室也砸吧了。这之后，市委工作组被撵出了六中校，校文革也就名存实亡了。
1966年8月的一天，三中高二班学生高佩辉、李夫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介绍了北京红卫兵的一些情况。两人看后，精神振奋，在李夫家里商量也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很快，两人的策划被班里其他同学知道了，大家火了：“怎么？就你们俩是红卫兵？不行！咱都应该是！”就这样，高二班全体都成为了红卫兵。接着就是买红布做袖标，做红卫兵大旗，编红卫兵战歌。袖标和大旗都是在李夫家做的。
成立红卫兵组织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戴上红卫兵袖标，举着红卫兵大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红卫兵战歌，到人工湖游泳。目的只有一个：宣示红卫兵组织的存在。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扫“四旧”。再后来，以高二班同学为骨干，成立了“井冈山红色造反团”。
1966年8月、9月间，像全国各地一样，鹤岗十几所中学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多则上百人、几十人，少则十几人，甚至两三人。最初的红卫兵组织背后都有校党支部和驻校工作组支持着。甚至谁能加入谁不能加入，都由党支部和工作组直接控制着。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红卫兵就造反了，喊出了“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的口号。
鹤岗二中有个“8.26”事件。1966年8月，二中的“文革”还在校党支部和校文革的领导下按部就班地进行，批斗对象也是党支部和工作组研究确定的。
“文革”时期的一大发明——“喷气式”批斗
8月26日下午，黑龙江大学一个姓孟的红卫兵来到二中初三40班教室，问了一番二中的“文革”情况后说：“你们这样搞不行。”随后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蘸墨汁，在一张大张的纸上写了题为《点革命烈火烧党支部》的大字报，并让40班的一个学生把它贴在校党支部的门上。然后继续大讲了一番“文革”的搞法等等。大约又过了20来分钟，有二、三十个其它班的老师和学生冲进40班教室，和那个姓孟的黑大红卫兵辩论起来，质问他:“我们学校党支部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凭什么火烧？”姓孟的则理直气壮：“既然是革命的党支部，那就更应该不怕火烧了！”辩论越来越激烈，人也越来越多。教室里实在拥挤不下了，学生们又簇拥着姓孟的黑大红卫兵“转战”到操场上。二、三百人在操场上一直辩论了两个多小时。
那年9月5日下午，又在二中操场上开了一个“澄清会”。会上，有的学生说“8.26”事件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是一个阴谋，还要揪出幕后指挥者。这之后，大串联就开始了，不少学生都忙着串联去了，就很少有人再提及“8.26”事件。“文革”中，二中比较活跃的红卫兵组织有二中红色造反团、煞恶风造反团、匕首战斗队和由教工组成的劲松造反团等。
1966年8月，驻鹤岗一中的“文革”工作组为了掌握局面，找一些“根红苗正”的学生干部谈话，组建了一中第一个跨学年、跨班级的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先锋团”，由高三26班团支部书记孙艳芳挑头。这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已经流入鹤岗，家庭出身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平等的同学关系完全被破坏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划入“黑五类”、“黑七类”，被骂成“狗崽子”，完全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高二27班温玉斌同学的父亲解放前当过铁路警察，是一般历史问题。一次，校文革召开会议，温玉斌刚走进会场，便被拦住了：“黑五类不准参加！”温玉斌争辩说：“我家是贫农成份！”“反正你不是红五类！”温玉斌回忆说：“会场里的人都扭过头来瞅着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呀!”
1966年7、8月间，外地不时地传来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学生被打死的所谓“红色恐怖”行为。鹤岗也出现了用暴力攻击迫害教师的现象。
在鹤岗一中退休的王国栋老师，“文革”时在四中任教。他回忆说：“‘文革’开始不久，我就被揪出来了，成了‘牛鬼蛇神’。那时，四中已有了红卫兵组织，都戴着红袖标，全校充满一片肃杀气氛，‘红色恐怖’愈演愈烈。我们7个‘黑帮’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红卫兵手持红缨枪24小时轮流看押。白天学语录、劳动、接受批斗，晚上经常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小将’们晚上值班闲得无聊，就拿我们开心，常常半夜把我们叫醒，逼着我们唱黑帮歌，跳黑帮舞，稍不随心，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一天早晨，红卫兵把我们7个‘黑帮’押到学校操场上，全都剃了‘鬼头’，还用兰或黑的墨水涂了花脸。又给每个人脖子上挂了一个用小黑板做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ｘｘｘ’，名字上还用红色粉笔打上‘ⅹ’。然后，两个红卫兵一左一右地押着，排成一排，走出学校游街。我已两天粒米未进，脖子上挂着10余斤重的大牌子，弯腰俯首走了10余里路，真是精疲力尽。往回走时，我几乎跌倒。一到新街基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挣扎着总算回到学校。一进监舍就又吐了大半盆的绿水。其时，胃里已无物可吐，吐出来的就只能是苦水了。”
王国栋说：“这次大游街后，我们7个‘黑帮’心里都在滴血，对家属的刺激也是不可名状的。几天后，胡某的妻子打发六、七岁的儿子来学校看望爸爸。孩子来时，胡某的脑袋正被红卫兵摁在窗户上耍弄。孩子看见后，哭着回去了。杨某两个不满8岁的女儿来到学校说，妈妈已经两天没回家了，我们饿。杨某只有泪流满面而已。”
许多老鹤岗至今还记得，1966年8月、9月间，西山大楼（现矿区文化宫位置）广场上，经常有红卫兵演出，唱什么“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怀揣着《修养》，倒骑着驴……”。还一边唱着《鬼见愁》，一边手舞足蹈。
（三）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向旧世界宣战”，大扫“四旧”
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一篇社论中，把“在空前未有的广阔规模上发动的对旧世界、旧思想的批判”，美化为“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说什么“我们要建设新世界，就必须破坏旧世界”，号召“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
同年8月19日，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唱着“滚！滚！滚！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一队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人家翻箱倒柜，把认为有“封资修”内容的字画、书刊纵火焚烧。
也是8月，北京的造反派把万历皇帝和皇后的3具尸骨，从陵寝中抬了出来，放在定陵门前的广场上，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用石头将3具尸骨砸得七零八碎，接着又把尸骨烧成灰。
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头”。《人民日报》更发表了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全国城乡。
鹤岗闻风而动，8月24日、25日两天，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六中等十几所中学的学生，戴着“红卫兵”袖标，抬着毛主席画像和语录板，高呼口号，敲锣打鼓，纷纷走上街头，大扫“四旧”。
据三中高二班学生高佩辉回忆，听到中央的广播后，“扫四旧”成了同学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人倡议说：“咱不能光说空话，也要有革命行动。”很快得到大家的响应。先是一、两个班，后来越来越多。从三中出发后，沿着一百门前那条街走，然后向六店方向拐去，一边走一边指指点点。凡是认为有“封资修”味道的牌匾，就上去给摘下来，接着就呛呛一番，帮助改个新名字。
二中的学生在新街基一带走街串巷，到处宣讲“向旧世界开火”的“宣战书”。据《鹤岗工人报》1966年8月25日三版刊发稿件披露，“宣战书”有这样的内容：“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正在猛烈冲击着资产阶级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我市的服务行业也有什么‘美容’、‘十里香’、‘一品香’、‘桃园春’等滥名臭字号，及一些陈规旧习，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气息，在毒化着人们的灵魂。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红卫兵要坚决造它的反，向旧世界宣战，拿起铁扫帚，把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灰尘抛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
春风照相馆的职工听说一中学生“扫四旧”来了，全体出动，在门前热烈鼓掌，鸣放鞭炮，欢迎小将们的到来。在学生们的倡议下，把春风照相馆改为东风照相馆，并把室内和橱窗陈列着的一些所谓反映资产阶级闲情雅致的照片取了下来，换上了反映工农兵形象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照片。
三中、六中等学校的学生分成十几路，分别到西山、兴山、东山等地的复兴路饭店、振兴路饭店、东盛居饭店、华美服装店、迎春理发馆等处演讲破旧立新的重大意义。在迎春理发馆里，学生们还贴上了大字报，倡议理发馆职工起来闹革命。有的理发馆职工当即表示说：“今后绝不再理怪发型，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经与学生们协商，决定把迎春理发馆改为东方红理发社。在拿掉旧牌匾挂上新牌匾的同时，在门的上方挂上了毛主席的画像和两面国旗。这时，在场的理发馆职工、学生和围观群众，一起高呼口号。
三中高二班学生陈延年回忆说，“扫四旧”时，有的街道干部也到学校去反映情况，谁家有老式衣服，谁家的衣服扣子是镀金的等等。于是，同学们就立即行动，排着队伍，喊着口号，跟着街道干部去登门“扫四旧”。
一中26班学生张秀夫回忆说，当年“扫四旧”时，凡是带有“福禄、寿、财、贵”等字样的牌匾统统摘下来，有的还要踏上几脚，踩碎它。同学们走到老街基六店附近，看见华美服装厂的招牌有“华美”两字，便一哄而上，把它摘下来，大批其所具有的“封资修”味道，并建议改成工农兵服装厂。后来扫来扫去，见到有“八仙过海”图案的桌椅板凳，有牡丹、荷花、鸳鸯等图案的被面、床单、鞋袜及墙壁砖雕等等，只要看着不顺眼，能烧的就烧掉，不能烧的就砸掉。也有些人家，翻箱倒柜地找出些有“四旧”嫌疑的东西，自己乘夜深人静，悄悄地烧掉。那些日子，半夜三更鬼鬼祟祟地烧“四旧”的大有人在。大家心照不宣，闷头烧自己的，没有闲心去管别人的事情。
市社科联主任李明辉回忆说，他的邻居有几个祖传箱子，上面有铜拉环，拉环上有“龙凤”图案。正当一伙学生要将箱子当“四旧”烧掉时，多亏一位老者出面说情：“铜拉环是‘四旧’，可以砸掉，箱子还可以留下装东西用。”结果，学生们只把铜拉环拆下来砸吧一顿，而把箱子留下了。
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前不久对本书编著者谈起了他终生的一件憾事。他家祖辈传下来的一幅字画，也焚毁于“扫四旧”那些日子。至今每每想起，仍然心痛如绞。
许多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记得，那些年，鞋跟高点也不行，赶快自己换了，否则就会当街出丑，被人家给你扒掉，然后或者烧掉，或者扔到污水沟里，还要批你一顿。还有就是剪裤腿，剪长头发，剪长辫子。站在马路边上，看见谁的裤腿瘦，悄悄追上去，“喀喳，喀喳”，一剪子剪开一条裤腿，两剪子完成任务。发现谁的头发长或是梳着长辫子，从背后冷丁地冲过去，猛地一把抓住，一下子就剪掉。不知从哪传出一种说法，说回力球鞋的鞋底有“反标”。这可不得了，凡是穿回力球鞋的都赶快脱下来，否则就抓你的政治问题。
当时，在鹤岗老街基有个公厕，样子稍微新颖点，有人就说像国民党军官帽。很多人围在那里看，越看似乎越像。于是，一些人拿来锹镐七下五除二地就把它砸掉了。
1966年8月25日，一伙学生闯进市京剧团大扫“四旧”，宣讲了一番“扫四旧”的道理后，将一些戏装烧毁。8月28日，在大游街后，文化部门造反派将游街人员所穿的戏装、靴、帽及刀枪等在人工湖和市委门前烧毁。
后来，又兴起改名风。不少人都改成了“卫东”、“敬东”等名字。不但人名要改，地名、街名、校名也要改。如，兴安矿改成红旗矿，新一矿改成反修矿，兴山矿改成红卫矿，富力矿改成跃进矿，岭北矿改成群力矿，南山矿改成东风矿等等。
在8月25日一天时间里，不少小学改了校名。实验小学改为东方红小学，黎明小学改为红卫兵小学，新南小学改为反帝小学，育民小学改为反修小学，湖滨小学改为工农兵小学，聋哑小学改为革命小学。当天晚上，鹤岗市不少小学的师生抬着巨幅标语，举着红旗，敲锣打鼓，到市委门前报喜。师生代表在发言时说：“我们改的不只是学校的名字，更重要的是旧的教育制度。”
焚烧古籍字画
8月24日上午，市总工会召开矿区、工交和财贸系统五好、六好职工标兵座谈会，热烈欢呼“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坚决做革命学生的坚强后盾。对此，第二天的《鹤岗工人报》三版发了题为《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的消息稿。
（四）“8.28”大游街，白花花的一大片高帽
谈起“文革”时的鹤岗，很多人会立即想到1966年的“8.28”大游街,那出闹剧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1966年的7月末、8月初，鹤岗的“造反”气氛渐渐显现出来。学生不上课了，开始走向社会，进行大串联。但此时市委、市政府还没有瘫痪，各部门仍然还在运转，只不过没有具体任务，基本不办公了。市委派到有关单位的工作组还没有撤回来。于是，一些市委机关和矿务局机关的“造反派”感到鹤岗的文化大革命死气沉沉的，太“温良恭俭让”了，便采取一些造反行动，敦促市委积极行动起来，以把全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这对当时市委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
“8.28”大游街的前一天，即8月27日上午，市委五楼会议室召开各单位负责“文革”工作的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一个单位不只一个人参加，所以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发言人的情绪都很激动。主要是揭批市委抓文化大革命工作很不得力。会上，有人指名道姓地揭发副市长、老红军杨培君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在家里与老伴翻箱倒柜地不知在搞什么鬼。会议的气氛越来越激烈，不少人要求把揭发出来的“反党分子”戴高帽游街。
当天下午2时许，市委大楼一楼大厅里挤满了人，李桂森、许学义、张文良、吴波等4人站在凳子上挨批。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震耳欲聋。紧接着又给许学义、张文良两个人的脸上涂上油漆，头上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游街队伍打着红旗，高呼着口号，沿着新、老街基马路转了一大圈。
据市广播局退休老局长张文良回忆，当时造反派给他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文良”，而许学义挂的牌子则写着“反党分子许学义”。他清楚地记得站在凳子上挨批的是4个人，被揪出来游街的是许学义和他。他说，当时，他和许学义两个人的大字报多些，其他两个人少些。
“8.27”被游街的开始是两个人，回来时还是两个人。而第二天的“8.28”大游街则不然，从老市委大楼出来时只有副市长陈恩普和张树莪、关福臣、闫宝宏、许学义、李桂森、张文良、吴波等八、九个人，后来越来越多，回来时带着高帽、画着“鬼脸”的白花花一大片。有人回忆说，有近百人，也有人说五、六十人，更多的意见趋向于三、四十人。
在报社退休的老总编邱子木回忆说，“8.28大游街”大约是在那天下午两点多钟进行的。当时在二马路汽车站、市粮食局、市人委(现龙运大厦位置)、市委党校（现人民银行位置）和新街基中心站等处都设立了宣传站，搭个台子，放几条板凳。游行队伍每到一个宣传站，都要停一会儿，呼喊一阵口号。
当游行队伍游到二马路鹤岗日报社印刷厂门前时，有人从印刷厂拿出一些用硬纸板做成的高帽，戴在报社编委会成员魏廷普、吴国才、刘克和当过副刊编辑的陈健、刘迪华等人头上，也推进了游街示众的队伍。
原《鹤岗日报》副总编辑陈健回忆说：“当时我任政教组组长兼副刊编辑，‘文革’一开始就成了批判斗争对象。那天早晨一上班就被通知哪也别去，就在报社待命。不知啥事，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下午两、三点钟，就和魏廷普、吴国才等人一起被戴上高帽，抹上‘鬼脸’，抓去游街了。说实在的，刚开始心里没底。心想，跟党干了这么多年革命，这下被打成‘牛鬼蛇神’了，这不完了吗？后来，见一路上往游斗队伍里越抓越多，心里反倒渐渐踏实了。”
在老街基被推进游行队伍人数最多的地方是西山大楼（现在的矿区文化宫位置）。当时，那里有市委社教工作队办公室，还有刚刚成立不久的矿区党委的一些办公部门。时任矿区党委政治部主任的王金融和时任社教总团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业盛等一批人，就是在那里被推进游斗队伍的。紧接着，矿区广播站编辑董秀兰等人也被推进了游斗队伍。渐渐的连几个主持游街的人也控制不了混乱局面了。只要有人带头呼喊一声“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那某某人就立即被揪出来，脑袋上扣上个高帽，成了游斗对象。市委宣传部科长张守芳正在游行队伍中领头高呼口号：“打倒反党分子×××！”不知谁喊了一声：“还有你哩！”于是，张守芳也被戴上高帽，推进了“黑帮队伍”。
据一些老同志回忆，那时的人也挺有意思的，不管揪到谁，很少有反抗撕巴的，都非常“老实”，被推进“黑帮队伍”，马上就低头哈腰，任人摆布。
在新街基被戴高帽、画“鬼脸”、推进“黑帮队伍”人数最集中的地方是市人委（即现在龙运大厦的位置）。当游街队伍高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来到市人委时，人委机关的干部都出来迎接，沿马路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
时任副市长的老红军杨培君刚从外地调来时间不长，与老伴住在人委招待所。那天因身体不适躺在床上休息，正赶上游行队伍从窗前经过。只听一人高喊一声：“大家都在搞文化大革命，杨培君却舒舒服服地躺着，造反派战友们，怎么办？”有人应道：“抓他游街！”于是，一些人便冲上去七手八脚地往外拽他。杨培君的老伴急了，问道：“为什么抓他？”“那好，连你一起抓走吧！”就这样，老两口都稀里糊塗地被游了街。后来，在游到现在三江宾馆附近时，杨培君的老伴瘫在地上，身上还抽搐，造反派才不得不把她先送回了住处。
游行队伍走到市委党校旧址时（现人民银行位置），有人又把市委党校副校长郝善志等人戴上高帽，推进了游斗队伍。
途中，有个围观的工人随口嘟囔一句：“怎么抓这么多人游街？”被人听见，也被扣上高帽，稀里糊涂地游了一阵儿。后来，在清点人数时，一问才知道他是个工人，和“当权派”三个字根本粘不上边，于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滚吧！”
戴高帽游街是“文革”时期常见到的现象
游行队伍游到新街基中心站时，杨培君、陈恩普等三、四十人都被揪着站在“宣传站”事先备好的长条板凳上。围观的群众已把附近一带挤得满满的，车辆已经无法通行。
这时，正是学生们放学回家的时间，一中不少师生目睹了那以前从未见过的瘆人场面，既困惑又紧张，以致数十年后仍然挥之不去。
只见高帽林立，白花花的一大片。“打倒反党分子×××，×××滚他妈的蛋！”声嘶力竭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随着一声声的呼喊，几个壮实的大汉一个接一个地把被游斗的所谓“黑帮分子”，狠狠地一脚从板凳上踢下去。
陈健回忆说，那天，王金融被踢了个大趔趄，腰扭伤了，疼了好几天。见前面的都被踢下去了，轮到陈健时自己有所准备，等喊道“滚他妈的蛋！”还没喊完时，就赶紧自己跳下去了，总算没挨着踢。
在返回市委大楼的途中，又有些人陆续被推进游斗行列。而且，凡是设宣传站的地方，都要像在新街基中心站那样，呼喊一阵口号，朝每个“黑帮分子”的屁股后边狠狠地踢一脚。所以，“8.28大游街”持续的时间很长，回到市委大楼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不少办公室已亮起了灯。昏暗的灯光下，市委大院里白花花的一片高帽，人们脸上表情木讷。后来，就由各单位自己安排人把被游斗的人一一送回家去。不少被游斗的人都回忆说，平时心里有事，睡不着，那天晚上反倒踏实了，忽忽地睡得很香。
那段时间，市委第一书记霍方侠正在哈尔滨参加省委办的学习班，市委书记李华民在鹤岗主持工作。大游街的第二天，李华民给霍方侠打电话说：“你赶快回来吧！我已经坐在火山口了!”霍方侠安慰了一番，并传回来“三条指示”，其中一条就是“不要随意搞上街游行”。后来，这成为他的一条“罪状”。
“文革”那些年，戴高帽游街的事时有发生。市邮局局长魏占阳，曾自己糊了个高帽戴上，手里拿着个小铜锣敲打着，自己游自己的街，边走边喊：“我是走资派魏占阳，魏占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到新街基时，肚子饿了，便走进一家小饭店，把高帽摘下来放在一边，点了两个菜，要了二两酒，吃喝完了，下午接着游。
也是1966年8月份的一天，文化系统的造反派把当权派和市剧团、豫剧团的主要演员抓去游街，而且逼着被游街者都穿上戏装，手里拿着刀、剑等道具。引来许多人沿街观看。可苦了文化局长孙克剑，他穿着厚厚的木底靴子，走不多远，脚脖子就疼得不能走路了。
还有的人，一个人游四、五个人。总之，什么样的新鲜事都有。
（五）先朝“小五界”开刀，召开三次点火大会
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认定，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由此，同全国一样，鹤岗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先朝着“小五界”开刀的。
在鹤岗日报社退休的邱子木回忆说：“当时，大字报在人们心目中可不一般，谁被贴了大字报，就像被定了罪似的，抬不起头来，也不敢多说话。鹤岗同全国、全省一样，大字报被贴得最多的也集中在文艺、新闻等‘小五界’。李桂森当时是鹤岗市的‘大笔杆子’，深得市委领导重视，也曾发表过一些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许学义当时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接触文化界人士多一些。张文良当时任鹤岗日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除了写新闻稿件外，也发表过诗、词、散文等作品。吴波当时任鹤岗市文联副主席，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因此，他们的大字报就比较多。”
不但被贴的大字报多，最早被揪出来批斗游街的基本也都是“小五界”的。副市长李松波曾是鹤岗市有名的小儿科医生，从政后仍然负责抓文教口。所以，在劫难逃。其子、市社科联主席李明辉回忆说：“1966年9月的一天，我从外边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人都在哭，一问才知道，父亲被抓走了。从此，父亲两、三年没能回家，只知道关在市人委的一间屋子里。父亲的工资原来还算比较高的，自从被关起来后，家里每人每月只发给10元钱生活费，生活顿时很困难。一天，母亲担心父亲身体顶不住，给父亲做了碗炸酱面，让我给送去。看守的一检查，见有肉丝，就不给转交，还把我训斥了一顿。”
李明辉接着说：“听父亲后来讲，同时被关押着的一个老干部身体不好，干活慢，造反派就拿柳条抽他，疼得他直叫。他每顿吃不多少，一个馒头吃不了，又不敢往别处扔，就偷偷的放在褥子底下。时间一长，再一压，都变成馒头干了。造反派发现后，把那些馒头干穿成串，挂在他的脖子上，游斗他。”
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事情，张文良颇有感触。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正在五大连池疗养。报社编委会连去两个电话往回摧他。第一次打电话说：“现在开始划左、中、右了，咱单位怎么个划法，要听取你的意见，你快回来吧”正犹豫间，第二个电话又来了：“你快回来吧，牵扯到你了。”
回到鹤岗时，已是半夜11时多了。从火车站往家走，发现不少办公室的灯都亮着。经过粮食局时，张文良透过灯光看见走廊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到家后，老伴告诉他：“有你的大字报了，明天赶快到单位看看去，你要正确对待。”
当时，报社还在市委大楼里。第二天，一走进市委大楼，张文良就看见了不少针对他的大字报，揭发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市委第一书记霍方侠”。谈起往事，张文良断然说道：“说我反对霍方侠书记，这是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霍方侠是1964年初任鹤岗市委第一书记的。来鹤后，他对报纸宣传工作很重视，工作再忙也要看报纸大样，给张文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做为主持报社工作的副总编辑，张文良列席市委常委会议，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规矩。一天晚上，霍方侠把张文良和许学义找到四五七宾馆，与他们个别谈话。一见面，寒暄几句后，霍方侠上下打量一番张文良问道：“你咋这么瘦？”张文良回答说自己有胃病，动过手术。霍方侠建议张文良到五大连池疗养一段时间，并说那里泡温泉对胃病很有效果。
又过了几天，张文良到公园晨练后，正在公园门口的小吃部吃饭时，碰见了也在那里吃饭的市委组织部长程万才。程上来就问：“你胃不太好？”“是啊，你咋知道的？”张文良感到很诧异。程万才说：“霍书记让组织部安排你出去疗养一下，我已和卫生局崔局长说好了，让五大连池给留张床。你准备一下，抓紧去吧。”
市委第一书记如此关心自己，使张文良深受感动。他说：“论公论私都只有感激的份了，哪像大字报揭发的那样呢？若说有的工作宣传没配合上去，还有不到位的地方，那是存在的。若说处心积虑地反对市委第一书记，完全是无中生有。”
然而，在那场首先朝着“小五界”开刀的运动中，张文良自然有口难辩，难逃一劫。好在张文良能想得开，尽管身体不好，却终于挺了过来。如今，已近八旬的老人，身体反倒越来越硬朗。
1966年9月11日，鹤岗市“炮打司令部”点火大会会场
在市总工会主席任上退休的史全孝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家并不知道怎么个搞法。先是成立全市7人领导小组，市委第一书记霍方侠任组长，市委书记华春任副组长。下设文革办公室，矿区党委副书记王宏图任主任。先搞‘小五界’，仍然采用‘四清’的模式，派出工作组，划左、中、右。工作组分为两片，我是东片的片长，负责东山等地区小学的文革工作。当时想的是利用学生放假期间，把运动搞完。正在搞时，省城大学的北上点火队来了。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如‘8.28’大游街、踢开工作组等等。”
“点火”也是“文革”时的一个常用词。北京或哈尔滨的红卫兵因为有“上方宝剑”，所以，到下面的一些地方“煽风点火”，往往底气很足。而以召开大会的形式，鼓动“造反”，揭开所谓的“阶级斗争盖子”，即“点火大会。”
给鹤岗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点火大会，是由哈军工、黑大等省城高校、北京三十六中、二十五中和本市的一中、二中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起的，会场在人工湖广场。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66年9月15日。
那天，从清早7时许，人工湖广场的东西两个入口就开始涌进人流。外地红卫兵几乎清一色身穿褪了色的军装，臂带红卫兵袖标，手中拿着一本深红色语录。广场的几个大喇叭不断地放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会议由外地红卫兵主持，先是声严厉色的宣布了几条会场纪律，然后领读语录。在一片“打倒”声中，霍方侠、李华民、华春、周皊、刘广济等市领导都被勒令站在主席台前边。而副市长杨培君则最惨，站在板凳上，90度大哈腰，一直站了两个多小时。他原来任职的农场来了二、三十个造反派，杀气腾腾的，加重了会场的“火药味”。“打倒大恶霸杨培君！”、“打倒三反分子杨培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在这次点火大会之前的11日和之后的17日，鹤岗还先后召开了两次由市委、市人委和矿务局机关联合发起的炮打司令部点火大会。会场也是在人工湖广场。《鹤岗工人报》对这两次会议作了报道，大字标题是《点燃革命的熊熊烈火集中火力炮打司令部》，副题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充分揭露、深刻批判市委领导核心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我市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六）成立一中红色造反团，“鬼见愁”改名“10.18”，“枪毙‘10.18’”
一中红色先锋团成立后，一味地听学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话，一心想当“左派”。哪成想，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对他们不利。毛泽东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有着很浓“保皇派”色彩的先锋团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由于各种原因而感到压抑的同学开始起来造反。
一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高三25班杨敬学、刘光我、张文艺、张永满等7人写的。内容主要是表态性的，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投身文化大革命，坚决保卫党中央，坚决保卫毛主席。大字报是杨敬学在家里写的，抄写在旧报纸上。第二天拿到班级后，其他6名同学也签了名。然后，贴在三楼靠近楼梯的墙上。这之后，大字报就越贴越多了。
第一张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校党支部书记曲延仲的大字报，是高二27班殷宪权、温玉斌、孙光友3人写的。1966年6月的一天，殷宪权对同班同学温玉斌、孙光友说：“把矛头对准所谓的‘牛鬼蛇神’，对准老师，肯定是不对的，与中央精神相违背。中央文件讲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斗争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个人商量后，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就起草写了一张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大字报也是抄写在旧报纸上，用浆糊粘接后，贴在一中二楼、三楼间的墙壁上。主要内容是揭批曲延仲等人排挤工农干部、教育路线等方面的问题。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快就又贴出了一些大字报，有坚决支持的，也有强烈反对的。各个班级都围绕着殷宪权等人的大字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些外班级同学气哄哄地闯进27班教室，直接找殷宪权等人辩论。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二天，27班的陈宝田、王成信也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第二天上午，副市长陈恩普等人来到一中，转了一圈儿，开会听取了情况汇报。当天下午，工作组就进来了。组长是市手工业联社党总支书记宋守廉。又过了一两天，殷宪权、温玉斌等把他们认为被排挤出去的原任一中党支部书记、工农干部梅庆荣请回一中，给师生们讲了一堂阶级教育课。殷宪权等还看望了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黄时杰、林帮其、王吉生等几位老师，对他们再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安慰了一番。
不久，以27班殷宪权、王丹、温玉斌等为骨干，成立了农奴戟战斗队。几乎同时成立的还有28班的红旗战斗队、25班的井冈山战斗队、26班的前哨战斗队等等。
又过了一些日子，在各班成立战斗队的基础上，一中红色造反团成立了，核心组成员有杨敬学、殷宪权、刘光我等人。红色造反团成立后，在一中教学楼后院召开的一次“造反点火”大会给一中不少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有一个高个子女生在会场后边大声吆喝道：“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顿时，引得不少师生扭头朝她看去。当时还不像后来，那句话听起来特别刺耳。
一中红反成立后，不少原来以班为单位的战斗队纷纷加入，集中在红反的大旗下，大方向始终对准当权派。而红色先锋团的“保皇派”色彩则越来越清晰，与时势越来越背逆，从此一蹶不振。一中红反贴出大字块“枪毙保皇派先锋团！勒令先锋团成员不得再活动！”
“文革”中，这种写大字报的姿势经常看到
随着红色造反团的崛起和红色先锋团的没落，一中又兴起一股力量，即以高二27班郜晓明、赵庆春、唐德宽、邱世奇、张金海等5名同学为发起人的“鬼见愁”战斗队。这个战斗队最初只有13个人，基本都是各班的团干部，推举高三26班戚铁甲为队长。他们认为先锋团戴着个“保皇派”的帽子，成不了大气候，而造反团又“鱼龙混杂”，不屑与之为伍。于是，扯起大旗自己干。
“鬼见愁”成立的当天，全体成员在矿务局四五七宾馆开了一宿的会，分析了一中和当时社会上的形势，确定了斗争方向和面临的任务。13个人一致认为，不能只窝在学校中内斗，“摸小猫屁股”，而应当杀向社会，去批斗市里的“走资派”，去“摸老虎屁股”。于是，第二天，全体“鬼见愁”队员便去了市委，找到时任市委秘书长的李逢春谈了一番，在市委二楼谋到一间办公室，有了落脚之地。并获取了写大字报的纸张等办公用品。
“鬼见愁”落脚市委后，第一次活动便是教市委常委们唱《鬼见愁》歌，歌词是“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有的常委在学唱时偷着笑，还受到了训斥：“严肃点！不许笑！”
为了取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经”，“鬼见愁”成员先后两次去北京串联，并于1966年10月18日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那天晚上，“鬼见愁”成员在所住的煤炭部接待站开会，为了纪念“10月18日”这个日子，决定把战斗队更名为“10.18战斗队”。从此后，“鬼见愁”就改名为“10.18”了
回到鹤岗后，“10.18”立即投入了召开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筹备工作之中。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大会于11月29日召开。中心会场设在矿工俱乐部剧场，下设9个分会场，有线广播直接向各分会场播送。印了1万份会议材料，在会上散发。霍方侠、李华民、华春、张长智、王洪图等市矿领导被揪到会场接受批斗。会后，还用大卡车押解着被批斗的市矿领导，从老街基到新街基、南山等地主要街道，进行了游街。
天安门前,红卫兵齐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
“10.18”在市里兴风作浪，引起了一中红反的强烈反感，尤其是批斗学校的当权派被“10.18”说成是“只敢摸小猫屁股”，更使红反的头头们义愤填膺。于是，一中红反策划了一个倒“10.18”的战役。由一中红反农奴戟战斗队的王丹、陈铁石、孙光友等人执笔，写了一篇题为《不许“10.18”招摇撞骗》的长篇声讨文章，在报社印刷厂印制成小册子，在全市广为散发。此文引经据典，颇有震摄力。再加上还有其它一些干扰措施，一时间，使得“10.18”很是被动。
这之后，“10.18”又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编排了一些节目，除在矿工俱乐部剧场演出外，还下到矿区慰问演出，一时又名声大噪。节目编排期间，文宣队员吃住在四五七宾馆。于是，又被一中红反抓住了把柄，说“10.18”贪图安逸，追求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1967年1月21日，一中红反“枪毙”“10.18”大会在矿工俱乐部剧场召开。那天，会场里还有一些外校学生，几乎坐满了。主席台上方挂了横幅，两侧也有条幅。会场里口号声此起彼伏，煞是森严。会上，主持人首先宣布判处“10.18”死刑！然后，“10.18”的陈铁军和郜晓明被揪到台上批斗，并当场烧了他们的“团票”（团员档案）。当然，“团票”是复制的，只是象征性的。
（七）大串联风起云涌，一些人徒步或骑自行车去北京串联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50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联。当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支出”。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之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住。外地学生纷纷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赴各地，全国性的大串联由此形成。当时，全国串联的人数以亿万计，造成全国停学、大部分企业停产，铁路拥挤，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
红卫兵坐火车去串联，车厢里常常拥挤不堪
当时火车上的拥挤简直难以想像，行李架上，车座底下，厕所里，车厢里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人，转个身都很困难。而且火车是走走停停，遇到大点的车站，常有挤不上来的学生卧在铁轨上，不让车开。往往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
当年，也有些学生选择了徒步或骑自行车去北京。鹤岗三中的高佩辉、齐英华、任夏山、盛怀革、高唯平、辛仁淑、孟艳春、孙代书、王永春等9名学生组成了徒步长征队，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从鹤岗一直走到北京。
1966年10月下旬，报纸上刊载了大连海运学院一支红卫兵小分队徒步串联到达北京的消息。看到这则消息后，齐英华、高佩辉发起倡议，得到其他7名同学的响应。
当年11月2日晨，天下着鹅毛大雪。这只小分队出发了，都背个行李卷，每人一杆扎枪，自制的队旗上有“鹤岗---北京向阳长征队”字样。那天，不少三中师生在校门口欢送小分队踏上征程。具体路线就是高佩辉在地图上用格尺在鹤岗和北京之间划出的一条直线。
谈起当年的“长征”，高佩辉、齐英华谈兴颇浓。他们说，一路奔波，还挤出时间编排文艺节目，给驻地的群众演出。节目除了那些年时兴的语录歌、样板戏之外，还自己创作歌曲及快板、对口词等。此外，还编印小报，自己写稿，自己刻钢版油印。一路上背着油印机、蜡纸等，几天就出一期小报，随时散发出去。这样，白天行军走路，晚上编印小报或给当地老乡演节目，常常折腾到半夜甚至后半夜才睡。后来，为了抢时间，常常夜行军到后半夜。有时顾不上打开行李，疲乏得躺下来就睡过去了。男生因为没带换洗衣服，都生了虱子。身上实在咬得难受，就把内衣内裤脱下来用开水烫，水盆里飘起一层虱子。
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用的免费车票和通行全国的介绍信
当年12月31日晚上，这支小分队终于走到了北京。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大声欢呼，互相拥抱，快乐得热泪盈眶。那一夜的灿烂灯光，永远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中。
11月4日，由任有满、曹景隆、霍开元等11人组成的“小红军长征队”从鹤岗出发了。出发前，为了少走弯路，由霍开元弄来几张较详尽一点儿的东北三省、河北省和北京市的地图，在鹤岗和北京两点间拉上一条直线，沿线做上标记，记下沿途必须经过的每一个城市、县、乡、村的名称。然后，顶风冒雪，一路前行，历时56天，到达了北京。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参观学习近一个月后返回鹤岗。
1967年1月，以鹤岗三中高中三班学生谢应西为队长的一支徒步串联队，从鹤岗出发了。原准备走到革命圣地延安，走到途中时，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停止步行串联的通知，所以只走到了长春。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这支徒步串联队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李永清说，途中有四件事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其一，风雪过山谷。从依兰去方正，为了抄近路，要穿过一段山谷，在松花江的冰面上行走。当时，天快黑了，刚走进山谷，就刮起了大烟炮，风卷着雪片铺天盖地般袭来。就像步入了一条冰冷的风道，脚下稍站不稳，就会被大风推倒在冰冷的江面上。江面冻得像丘陵一般高低不平。大家相互搀扶着尽量寻找有雪的地方走，否则，就只好在溜滑的冰上哧溜。摔倒了，爬起来。刚爬起来，又摔倒了。眼前直冒金花。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山谷里一点光亮也没有，还不时地传来野兽的嚎叫声，十分瘆人。大家不停脚地一个劲儿往前走，风吹在脸上，像小刀划了似的疼痛。三、四里的山谷本来一个小时的路程，却走了4个多小时。当走出山谷，隐约看见远处林场的灯光时，大家都倒在了雪地上喘息。后来，林场的工人对学生们说：“这么个大风天，我们都不敢走的山谷，你们愣是走下来了，真是了不起。”
红卫兵大串联中，常常夜宿办公室或走廊
其二，火炕惹事端。一天，在方正一带一个叫高楞的林场过夜。天格外的冷，睡前怕火炕不热，就多添了几块大木头。谁知，半夜时分灶坑越烧越旺，把被褥给烤着了，满屋的烟把大家呛醒了，熏得同学们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屋子里乱作一团。睡在炕头的同学被子、毯子都烧的一个个的大洞，棉衣棉裤也都烤糊巴了。李永清出发前花8元2角钱买的新毯子被烧得千疮百孔，心疼的泪流不止。同学们一个劲儿地劝他不要上火。多亏林场的工人们闻讯赶来了，把同学们分别安排在几家居住，并帮助添置了衣物。
徒步串联到达北京天安门
其三，夜访元宝屯。原定由延寿奔尚志，听说《暴风骤雨》中的“元宝屯”距此不远，大家临时动议决定绕道去那里看看。进了村，大字报随处可见，“火药味”很浓。村革委会主任向同学们介绍了这里当年土改时的故事，还领大家到村东头当年“分马”的老槐树下看看。村主任还向同学们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在老槐树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同学们刻下了“鹤岗三中谢应西、孙青山、王殿武、陈学安、杨立刚、王淑云、王玲、胡明、李永清步行串联纪念”一行字。当时，《暴风骤雨》中领着农民向“韩老六”作斗争的“赵连长”生活原型被村里打成了“走资派”，正在受到审查。可是，晚上同学们还是设法避开村主任去看望了他，同他一直唠到深夜。
其四，日行“一百六”。到了吉林五台后，同学们的脚板都练得差不多了，有人提议一天走它个一百来里，一直走到长春再休息，大家都很赞成。在一个叫“饮马河”的小村子过了一夜后，起了个大早就出发了。原来走的是一条高等级公路，大家排成一行，打着队旗，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走得很神气。可是，后来发现走公路难免拐来拐去的，不如捋着铁路线走抄近。于是，就又到铁轨中间的枕木上去走。火车来了就闪开，等火车过去了，再回到枕木上去。结果，走了不到两公里就感到不对劲儿，腿又酸又疼的。只好又返回到公路上继续前行。就这样，大家互相鼓劲，坚持着终于走到了长春车站。谁知，一打听才知道，长春车站离我们要去的斯大林大街红卫兵联络站还有二、三十里的路程。没办法，只好咬着牙继续往前走。当终于走到地方时，已是深夜11时了。掐指一算，那一天足足走了160多华里，创下了这只小分队日行里程的最高纪录。
在鹤矿集团档案馆退休的苏娜，当年参加了佳木斯一中学生组织的“继红长征队”。1966年11月1日从佳木斯出发，同年12月30日到达北京。在长征队的十几个人中，苏娜最小，当时才16岁。她回忆说：“那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但是它奠定了我事业和人生的基础，从此再没有让我过不去的痛苦和磨难。”
苏娜从小生长在干部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两个来月的“长征”路,真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走了不到半个月，没到五常时，脚掌就肿了，疼得厉害，腿也发软。到五常时实在疼得受不了了。为了等她，长征队在五常耽误了两天。后来，当苏娜知道是脚上的鸡眼在作怪时，洗脚时就用刀、剪子尖使劲剜，经常剜出血。
那年的11月30日是个风雪交加的日子，气候很寒冷。苏娜由于脚痛得厉害，落在了后面。一个叫张希白的大姐姐把苏娜的背包抢过来自己背着，还给她讲些别的事情，分散她的注意力。就这样，坚持着走了58里，走到了四平。而这时，队友们已经等了她们好久了。当看到队友们跑过来时，苏娜激动的泪眼模糊了视线。由于脚伤发炎，苏娜在四平住进了医院，作了手术。后来，乘火车一直到锦州，才与长征队的队友们重新聚在一起。到了北京后，住在一个军营里，一整天地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并有了当女兵的想法。回忆起“文革”时的那次“长征”，苏娜说：“我的婚姻和徒步串联，是‘文革’那些年留给我的最值得纪念的了。”
1966年10月1日，鹤岗一中的朱显伟老师和周建启、张犹辉、张怀茂、姜水峰、赵龙太、纪世林等6名学生，组成“红色长征轻骑队”，骑着自行车去北京串联。一路上，也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小镜头。出发前的9月29日，市委第一书记霍方侠、市委书记华春等还接见了他们，勉励一番。他们7人中的赵龙太原来不会骑车，是出发前一天才开始学骑自行车，而且车还是借的。结果，出发那天，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大雪，路面太滑，一上路赵龙太就摔了个大跤，车也摔坏了。大家赶紧帮着把车修好，又重新上路。40多年后，周建启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是11月4日到的北京。
原文地址：http://www.hegang.gov.cn/zjhg/bnhg/snwg/2011/05/1051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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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1 13:4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