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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常:毛泽东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若干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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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4 10:38: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泽东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若干史实

胡学常

                一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是“文革”的一件大事。经典的“文革”叙事,一直把它视作“导火索”,一切的故事都要从它讲起。但是,姚文元文章究竟如何出笼,尤其是毛与姚文的关系如何,几种常见的“文革史”,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未曾点透。像声誉甚好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在江青的“心怀鬼胎,秘密策划”上着墨较多,却对毛在其中的作用未予深究,只说毛“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另一种严家其的“文革史”,倒是着墨稍多,却仍是强化江青的作为,虽隐隐透露了毛的作用,最终却是未加点透。(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还是洋人有能力说实话,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新近面世的“文革史”,在首章劈头就说:“1965年2月24日;毛泽东派遣妻子江青到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来点燃文革的火种。”(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15页,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

  再看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它的“文革”部分,自然也是要述及姚文的出笼。不过,它有意不作过多的追究,只从姚文的发表说起,然后稍微回溯一笔,为文章的出笼做了结论。这个结论,倒是毫不含混:“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3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说得很清楚了,在姚文发表前夕,毛才见到文章,他仅是“同意发表”而已。此前的一切,似乎都是江青背着毛干下的勾当。

  那么,做此结论的证据何在?《毛泽东传》的作者,也是训练有素的史家,当然知晓要用史料说话。然而史料的选取,却是大有讲究。《毛泽东传》举了毛的一次谈话: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上)

  此是毛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时在1967年2月3日。毛似乎谈得很坦率,把一些涉及党内高层斗争的秘辛都和盘托出。《毛泽东传》拿了如此好料,恰可证明前此做出的结论。

  可是,还有一则史料,也是毛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的谈话: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30页,编印者不具,1967)

  这是毛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上引材料只标明在1967年,并未注明具体日期,且材料中出现的主要角色,以“××同志”示人,仿佛要保守机密似的。查网上流传的“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知时在1967年5月,而“××同志”,正是不难猜出的“江青同志”。

  毛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同样谈得很坦率,涉及的高层斗争的秘事,两次谈话也大抵一样。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毛自己与姚文炮制之关系。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毛说姚文的炮制,他基本上不知晓,是江青他们搞的,仅是“先告诉我要批评”。而后一次和军事代表团的谈话,毛说的却是“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这个差别未免太大了。前者毛是被动的,差不多是蒙在鼓里,直至姚文写成,他才知晓,才赞同发表,以作为点燃“文革”的“导火索”;而后者,毛不惟主动,而且早已和江青密谋好了,江青他们不过是执行了毛的“战略部署”罢了。

  作为史料,毛这一次谈话,并非难得一见。对专攻“文革”的人而言,它更是常见的史料。果真未见,而姚文的出笼又非同小可,则撰写“文革史”的资格和能力,势必成为问题。《毛泽东传》的作者,当不会出现资格和能力的问题,何况他们比一般研究者更加见多识广,说不曾见过此史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只是他们很有苦衷,如果选用此则史料作为证据,《毛泽东传》的那个结论便不能成立。而选取毛前一次谈话的史料则不然,既然姚文的炮制乃是江青背着毛的阴谋勾当,那么,毛尽管发动了“文革”,但他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江青的“蒙蔽”,甚至可以说被江青他们“利用”了。

  同一件事,有彼此矛盾的两种说法。自史实鉴定的角度言之,哪种说法才是毛的真话,亦即历史的真相,尚需进一步的考证。那么,《毛泽东传》选取毛的前一次谈话作为史料,是否即是作者经由一番考证之后做出的取舍?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妨举出更多的史料,看一看在姚文炮制和出笼的整个过程中,毛究竟充任何种角色。

                二

  批《海瑞罢官》,其实早就在拟议之中。当初吴晗创作此剧,七易其稿,于1960年11月定稿,旋即开始彩排,翌年2月,由北京京剧团正式上演。1962年7月6日,江青观看《海瑞罢官》,立即指出此剧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立即停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第305页,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主编,翻印者不具,1969年)江青所谓的“政治错误”,不外是该剧影射现实,配合彭德怀翻案。还有材料表明,她还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指出戏剧、电影界的严重问题。(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见《无限风光在险峰——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南开大学卫东编印,1968)《海瑞罢官》的问题,即在这些“严重问题”之列。江青建议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但被部长们婉拒。(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962年7月,周恩来根据江青的意见,找到吴晗,告诉他,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听了很吃惊,连忙说:“没有,没有!”周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吴晗传》,第331页。《吴晗传》写作“1963年”,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当在1962年。第305页)1962年北戴河会议间,毛多次批评彭德怀要翻案。8月5日,他同柯庆施等人谈话。柯已摸清风向,对毛说:“《海瑞罢官》影射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946页,红旗出版社,1999)

  《海瑞罢官》公演不久,即有江青的发难,继而有柯庆施等的附和,连周恩来也惊动了。1962年夏,正值彭德怀上毛“八万言书”,一时空气紧张。在此政治形势下,过敏之辈认定该剧影射彭德怀罢官,也不能算太过离谱。关键是毛的想法和态度。《海瑞罢官》公演之初,毛是欣赏此剧的,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转见《吴晗传》,第325页)1962年夏,毛对《海瑞罢官》的真实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客观呈现的态度上,毛并不主张对该剧即刻进行批判。

  毛似有更深远的谋划。实际上,毛是否认定《海瑞罢官》有影射之嫌,并不重要。日后赞成批判《海瑞罢官》,也并不意味着毛就真的认为吴晗在搞“罢官”影射。毛这样的人物搞政治斗争,考虑的是一切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十分讲究政治斗争的“章法”。众所周知,1962年夏秋间,是毛时代历史的一个大的转捩点。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围绕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多次讲话和插话,重提阶级斗争,同时批判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会议间的一次讲话中,毛忿忿道:“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78页,1967,编印者不具)毛此间的心迹,在这句话里已表露无遗。毛又一次抢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一洗“大跃进”失败以来两年多里的“灰头土脸”,开始了正式的反击。八、九月间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延续毛在北戴河时定下的思想基调,确立了一套“反复辟”或日“反修防修”的“革命话语”。此话语稍作改良,“文革”期间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是指导“文革”的纲领性理论。所以,江青认为,“文革”的前奏,始于八届十中全会。(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第298页,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

  反击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向吴晗进攻的时候。吴晗可不是一般的历史学家,他是北京市副市长,其背后是北京市委,是敢干而坚毅的彭真。而彭真的背后是“接班人”刘少奇,除非到了和刘少奇摊牌的火候,吴晗万万动不得。江青早在一年前就放出来了,那就让她搞她擅长的“文化革命”,先在外围把火烧起来,烧出一种革命的气氛。

  江青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是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刊发在1963年5月6日《文汇报》上。也就在1963年,鬼戏和香港电影停止演出。破中有立,这一年年底,江青开始领导京剧、芭蕾舞剧的革命。上海方面,柯庆施竭力配合江青的“文化革命”,先是提出了“大写十三年”口号,继而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会。至1964年6、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江青以“文化革命”领导人的新形象,作了《谈京剧革命》报告。

  此是第一轮大火。为了把火烧得更旺,毛密切配合江青,或讲话,或批示,锋芒所向,直指文化和宣传部门。毛念念不忘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说是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毛甚至动了很大的气,威胁文化部说,“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963年11月指示,见《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第64页,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等编,河北大学井冈山兵团独立大队翻印,1967)震动最大的,当是那两个著名的“批示”。此是毛惯用的“甩石头”招数。一个在1963年12月12日,以柯庆施的曲艺经验“批示”给“彭真、刘仁同志”,实是向北京甩出了“上海石头”。毛措辞严厉,“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36~4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另一个在翌年6月27日,批示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斥责那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势必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三

  以北京京剧现代戏观摩会和毛的两个“批示”为标志,第一轮“文化革命”的大火业已烧至极致。接下来,“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64年6月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忽而危言耸听道:“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79页。日期原作“6月16日”,查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当是“6月8日”)大火进一步往上烧,眼看就要烧到最高层。8月1日,刘少奇在怀仁堂召集大会,发表有关农村社教运动的长篇讲话。他号召干部下去蹲点,不蹲点,不能做领导工作,“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1967,第408页,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他越说气势越大,竟然说,“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同上,第413-414页)“开调查会”是毛倡导的方法,刘少奇犯了大忌。果然,刘作报告后,江青到毛处哭诉,“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73页,北星出版社,2001)8月20日,毛在北戴河同华北局李雪峰诸人谈话。李雪峰不赞成下发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也不同意刘少奇“四清”运动的做法。毛在谈话中大捧李雪峰,居然一改“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刘少奇”的一贯说法,说,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是李雪峰。(同上,第574页)

  也就在从北戴河回京不久,9月,毛指示把39个文艺材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就包括《海瑞罢官》,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329页)又据王力回忆,此间毛拟定的“保护名单”里,可见郭沫若、茅盾、范文澜和翦伯赞诸人,却不见吴晗的大名。(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9页)似可断定,从这时开始,毛下了决心,打算抛出《海瑞罢官》,将大火烧向吴晗及其北京市委。决计批判《海瑞罢官》,竟与毛刘冲突的公开化同一个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恰好表明批判《海瑞罢官》在毛的“倒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据陈丕显回忆,江青曾告诉他,她是在1964年下半年开始物色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选。(陈丕显《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康生后来说过,1964年,他同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1966年5月5日,见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16页,新天出版社,1997)康生善于窥测风向,估计也是在此时,他领会了毛的战略意图,这才就《海瑞罢官》问题向毛进言。

  待到日后姚文元文章发表,大火烧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烧及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毛这才对身边的人道出了“革命战略”,“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王力反思录》,下册,第591页)由“剥笋政策”回思既往,批判《海瑞罢官》和“倒刘”之间的关系,便更为清楚了。

  1964年9月,毛下发了《海瑞罢官》作为批判材料,可是,中宣部并不是积极执行,按照“文革”间的说法,“中宣部对这个重要指示拒不执行,企图抵制对三家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329页)中宣部的做法可能不似这般严重,但“软顶”的情形会是有的。彭真自然也不赞同批吴晗,他反对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漆黑,主张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江青就说过,“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名“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甚至在北京,江青找不到撰写批《海瑞罢官》文章的“写手”,她先找到昔日建过奇功的李希凡,李表示不能接受任务。(《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9页)据毛曾对斯诺愤然道:“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斯诺同毛泽东谈话,1970年12月18日,载《漫长的革命》,第26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这样,在毛江的心目中,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中宣部也是“独立王国”。他们被迫“另辟蹊径”,采取“地方向北京造反”的模式,转而求助于上海。

  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支持下,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在炮制《海瑞罢官》的整个过程中,“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到了9月,文章大抵写就。此时,北京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一次有各大区负责人出席的常委会议上,毛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之附件,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页,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毛名为询问,实则是“吹风”或“打招呼”,又仿佛是预作“伏笔”,将来回溯既往时,可以证明自己如何“光明正大”。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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