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头子：辩论会和“出身三代工人”

bluesky

原载《陈老头子的集藏博客》


    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大辩论，流行期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从1967年8月份开始，上海就开始用武斗代替了辩论。

   上海有二个大辩论高潮：一个是关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及“上海市委是否革命”的辩论，这二个论题，几乎同时进行。还有一个大辩论是关于上海柴油机厂的二个对立群众组织：“联司”和“东方红”，谁是真正革命派。

   后一个全市性大辩论，在1967年8月，以 “踏平联司” 大武斗结束，以后就很少有辩论了。辩论费脑筋，没有“文攻武卫”爽气。

   辩论就是讲道理，各抒己见，退一步是交谈，进一步就成了吵架。辩论很难统一认识，双方的论据，都是《毛主席语录》，如一派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另一派就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应之，辩论如打“语录”战，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对具体问题，常有“首长讲话”、“最新指示”发布，以统一认识。例如，上海舞蹈学校二派学生，为芭蕾舞剧《白毛女》，是香花还是毒草，争论不休。1967年4月23日，江青、康生等人看了演出，江青说：“完全可以公演”，康生讲：“不是大毒草”，但还是有人问江青：“你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文革，毛主席是什么意见？”第二天，毛主席观看了《白毛女》，观后说了三个字：“好！很好！”（有的记录是四个字：“白毛女好”）。认识就统一了，只是“毒草派”后悔莫及，为此吃了大苦头。（《革命楼通讯》第78期，67-5-9）

   大辩论很少有记录，质量高的辩论会，我只知二个。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在1966年“8·20”工大为“出身问题”辩论会上的发言，辩得“多数派”扬眉吐气、“少数派”垂头丧气。录下几节：

“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士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同志们，这就叫‘阶段烙印’…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先斗你，七斗八斗，斗得你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

  谭立夫在这个辩论会上的讲话，很精彩，影响很大，只是违背了大方向：不发动“少数派”，运动如何能深入下去？两个多月后，谭立夫就写了《我的检查》。

   另一个辩论会，也是在1966年的8月25日，是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同“多数派”的辩论会，戏校“少数派”得到复旦“少数派”支援，辩得通宵达旦，其程度之激烈，使数名“多数派”同学，当场厥倒。

   大规模的辩论，发生在北京红卫到上海以后，他们以“天兵天将”自居，认为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他们不但带来了“红色恐怖万岁！”口号，和“老子、儿子”的对联，还冲击上海市委。引起一些上海群众和红卫兵的反感，一度引发大辩论。在上海市委周边，在校园内，在南京路的国际饭店、永安公司的“老子、儿子”对联下，自发形成有许多辩论点，还发生过二地红卫兵冲突。

   在交通大学，有学生贴出了《强烈抗议北京来沪同学胡作非为》、《十滚令》等大字报，认为这部分北京学生“没有组织观念”，还准备赴京，向党中央状告北京红卫兵，要北京红卫兵“滚蛋”。

   与此同时，上海外出串连的学生也陆续返沪，毕竟也见过了世面，就接连发生了要把外地串联学生“驱逐出境”行动。如上海第十五中学、继光中学的红卫兵，张贴出布告，要外地学生限时离校。住在华东化工学院的北京机械学院97名红卫兵，已准备返京，被上海红卫兵从汽车上拉下来，要辩论个明白，再放人。

   还有36名上海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都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代表和革命前辈，写了《我们老工人要说话》了的大字报，并向北京红卫兵下了战书，约地静安公园，要“辩个明白”。

   在这些辩论中，北京红卫兵处于弱势，大呼遭到了“围攻”，“强龙难斗地头蛇”，是很有道理的。这种情况，使中央首长在以后的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南下串连前，再三关照：要注意政策、方法、影响。

   说一个插曲：上海学生和市民同北京红卫兵的马路辩论不算，我见到过一次正式的辩论会。离我家很近的“新光大戏院”，不知是上海那方红卫兵下的战书，同北京的红卫兵开辩论会。我正在吃晚饭，得知消息就赶去看。大戏院内外乱哄哄，门口随便进出，台上台下全是人。主角是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旁听的大多是周边看热闹的居民，不少人站在沙发座上看，使座椅损坏不少。辩论的主题，是关于“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的”。

   辩论会要靠人气，上海人很会起哄。精明的辩论者除了要有好口才，熟读《毛主席语录》，还要会激发气氛。辩论中不时会向听众反问：“是吗？”众应“是——！”，“好不好呀？”，众应“好——！”，气氛就出来了。这同现时歌星开大型演唱会，鼓动听众的方法很相似。上海人对北京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少有好感，加以北京话卷舌音多，听不太清楚，听众常会“嘘——”声一片，瞎起哄。

   记得上海红卫兵阵中跳一员大将，走向台中央。北京红卫兵阵中也跳出几人，举手喝道：“报出身！”。当时辩论会有规矩，非“红五类”是不能参与的。若发现参与者非“红五类”，会被对方轻则“滚你妈的蛋！”，重则一脚踢出场外。只见那员大将微微笑着，上前两步，对着北京同学，伸出三个手指，慢慢举过头顶，猛地大喝一声：“三代工人！”人们吓了一跳，全场肃静了二、三秒种，暴发出一片叫好声。后知，这种架式叫“亮相”，样板戏中常见的。

   几个北京红卫兵围着嘀咕，可能在计算这辈分的可靠性。我也在算：“出身”，是要从上一代起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革干、军干”出身，还处于一代，二代极少，“贫下中农”出身，没听说有连续三代的，在农村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反之，贫也一样。而在上海，出身正宗的三代产业工人，当时确实有。

   我原工作单位，动力（机动）车间，技术力量很强，不但修机器，还造过机器。车间有位姓曹的“老法师”，八级钳工，车、钳、刨样样精通，电工也熟悉，专门解决机器的疑难杂症。各种大小机器，别人修不好，就请“老法师”出马。他架子大，动口不动手，围着机器东看看、西摸摸、再听听声音。最后只说声：“这里拆开”，转身就走。徒弟们把“这里拆开”了，果然找到了机器的毛病。工程师见他服帖，厂长要拍他马屁。

   很早以前，没有技工学校，就靠师傅传、帮、带。“老法师”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外国铜匠”（跟外国人学技术的工人），是中国产业工人的老前辈。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上海已有工业企业77家，正宗的产业工人3.7万人。这些有专门技术的高级“外国铜匠”，工资比坐办公室的低级“白领”高，所以愿意代代相传，成了“三代祖传”工人。当时，“老法师”已近五十岁出头，他的儿子，出身就是“三代工人！”

   又扯远了。辩论会提到“出身”，我就心虚了。因为我的出身，上二代还属“红类”，至上一代，一时糊涂，就滑入“非红类”了。所以，辩论会这种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就回家了。

   不久，这些参与这个主题辩论会的双方红卫兵，阴差阳错，都成了“保皇派”。

   大辩论，是“文革”初期的一大特色。我很佩服这些辩论者，他们有绝好的口才，绝好的记性，能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绝好的反应，能及时抓住对方“小辫子”，上纲上线。他们的辩论词即兴发挥，从不打草稿。不象现时“名校大学生辩论会”，有小卡片提纲。

   只是，这些辩论会中的精英，无论持何种观点，几乎无一不在运动中，没经历过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