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杏珍：新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群众诗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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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民歌”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新民歌；“天安门诗歌”是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形成的诗歌运动。虽然前后时间相距较远，但它们具有共同的典型意义。两次群众诗歌运动都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以“政治诗”的形式，与时代相应和，形成了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诗歌运动。“政治诗”与“运动”是它们共同的形式。［1］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它们又具有各自的特色。“大跃进民歌”是自上而下，由领导者组织发动的一场全国范围的诗歌运动；而“天安门诗歌”运动则是在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群众自发的以诗歌为武器，为追悼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爆发的一场群众示威运动。这两次诗歌运动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大力提倡发展繁荣群众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今天，这两次群众诗歌运动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大跃进民歌”运动

　　（一）初期的“大跃进民歌”

　　“大跃进民歌”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新民歌的延续和发展，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也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全国解放后，各族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往日的奴隶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心里充满着幸福感、自豪感，“诗言志，歌咏言”，他们迫切地要求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愿望抒发出来。新民歌自然而然地兴盛起来。特别是1957年冬到1958年春，各地农村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水利，创造了个体农民所意想不到的种种奇迹，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农村中出现大量抒发豪情、赞美英雄、描绘理想、歌唱未来的新民歌。1958年初，中国文艺研究会编选了《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共收录新民歌300首。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引用过其中一首《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里用夸张和想象手法，塑造了一个向大自然发号施令的巨人——“我”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征服大自然的信心、气魄和豪迈意志。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赞扬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2］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在“大跃进”形势中，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状态激发了诗歌创作的热情。

　　（二）毛泽东的重视和倡导

　　毛泽东非常看重民歌民谣，1957年1月，他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时说：“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搜集民歌民谣，古已有之。“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3］“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4］他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提出要搜集民歌，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他还说：“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什么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也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得很，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因此必须把下层群众创造的东西加以提倡。”“在广东农讲所的时候，发动学生搜集民歌，几百学生，各省都有。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丢失了，非常可惜。”［3］(p.450)毛泽东之所以这样看重民歌民谣，一则是搞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渠道，一则是鼓舞民气的重要手段，一则是老百姓文化创造的一个最普及的形式。

　　（三）各级政府机关积极组织推动

　　毛泽东提倡民歌的消息很快传开了。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搜集民歌的意见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赞扬新民歌是“群众的智慧和热情的产物”，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诗”，指出“中国新诗的发展，无疑将受到这些歌谣的影响”，强调搜集新民歌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此后，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就民歌搜集问题与方法发表意见，正式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口号。

　　《人民日报》接着发表《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5］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立即召开“采风大军总动员”的座谈会。全国各省市区党委也都陆续发出关于立即组织搜集民歌的通知。搜集民歌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各地迅速成立了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全国的作家、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纷纷深入到农村、工厂、部队，边采风边创作边辅导群众。周扬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把新民歌作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范例，称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还说：“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此蓬勃发展，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6］

　　在领导的提倡、组织和推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参与的普遍性和形式的多样性是“新民歌运动”的突出特点。从十岁左右的儿童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从农民、工人、机关干部、普通市民到专业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投入到这股洪流中。人们充分利用各种场合、手段进行多种多样的诗歌活动。大字报成了民歌创作的园地，据统计，大字报上的诗歌占大字报总数的30%～40%，在各种意见簿上人们写下了许多诗歌。从1958年3月到10月底，上海列车段的“旅客意见簿”上，旅客们写下的诗歌有5300多首。此外，在田头、工厂、建筑工地、炮战激烈的厦门前沿阵地、坑道里、战士俱乐部等，人们开辟了一个个“诗歌阵地”，出现了“枪杆诗”、“扁担诗”、“机床诗”、“墙头诗”、“炉壁诗”、“黑板诗”、“田头诗”等形式。四川一个农业社创造了“田头诗竹笺”，在田边插一根3尺来长的竹块，在竹块上写诗。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如：“我的身体本不小，内有杂草比我好，又不扯来又不薅，叫我产量怎能高？”见诗后，这块地的杂草很快就锄掉了。浙江省海宁县群众把民歌称作“生产上治病的有效药方”，如许巷乡四社在检查生产时发现，八小队一块麻地缺少肥料，就写了一首民歌：“麻苗生长好，管理也周到。可惜没施肥，麻肥还未饱。为点啥道理，队长太官僚。及时施肥脱黄袍，插上红旗迎风飘。”小队长看到这首民歌后，立即和社员一起挑粪施肥。在1958年，中国诗歌几乎进入了一切领域。正如徐迟所描写的那样：“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7］

　　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诗歌展览会、摆擂台、街诗会等，也是推动民歌创作运动的方法，其中赛诗会是群众性最广泛的民歌创作活动。在赛诗会上，或个人，或集体，上台朗诵自己事先写好或者即兴所作的新民歌。1958年除夕，河北省文化局、省文联和省人民广播电台，组织昌黎、束鹿两地的业余诗人开展全省的广播赛诗大会。两地诗人通过电台互相唱和，全省很多厂矿、农村和城市居民都收听了赛诗会的现场实况广播，不少人受到感染，提笔作诗。［8］以上所列的各种活动形式，通过宣传媒介和行政部门不时的传播交流，很快在全国推广。当时，新闻出版界也尽力为新民歌鸣锣开道。各地报刊都纷纷开辟民歌专页、专栏登载民歌。1958年7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了200多首民歌。［3］(p.451)各地出版了大量歌谣刊物和民歌选集，许多工厂、公社也出版了自己的民歌集子。仅1958年的大半年间，全国省市级以上出版机构正式出版的民歌集就将近800种。1959年9月，由郭沫若、周扬主编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出版，收录各类题材的民歌300首，是在各地出版的大量歌谣选集的基础上精选而成，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民歌运动的成就。［8］

　　（四）“大跃进民歌”运动的评价

　　正像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开始发现并立意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偏向和错误一样，他也发现了“大跃进民歌”运动中的问题。他看了《红旗歌谣》后对人说：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还是旧民歌好。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期间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3］(pp.453～455)可见，毛泽东对“大跃进民歌”运动中要求人人写诗、没有诗意乱放卫星的做法是不满意的。

　　1982年周扬发表《〈红旗歌谣〉评价问题》一文，指出：这本书当时的确是毛主席倡导新民歌的产物。他说过《红旗歌谣》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还是旧民歌好，因为旧民歌经受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考验，新民歌则是“大跃进”中涌现的新事物，受“左”的思想指导，没有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一些新民歌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地把人民群众的冲天革命热情和领导工作思想上“左”的错误区别开来。《红旗歌谣》还可以重新修订，去掉水分，精选后再出。再写一篇序言，进行评介和批判。不是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删除或批判应该批判的。它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无比的革命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同时新民歌也反映了党的领导的“左”倾错误思想，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曾经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因此，对待新民歌，我们不仅不能一概否定，而且要加以爱惜，使它的精华部分保留下来。我们可以从那里面获得可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缺点也要讲清楚。对待历史，哪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就要根据哪个时期的情况来评论……［10］周扬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客观和辩证的。

　　应该承认，“大跃进民歌”中有不少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对领袖、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表达了人民在新时代，作为历史创造者和社会主义主人翁决心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表现手法上，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谐，形式活泼；是现实主义的，又充满乐观、豪迈的浪漫主义精神。如《瓜不离秧》、《我来了》、《月下挖河泥》、《一头挑着一座山》、《小篷船》、《找厂长》、《妹挑担子紧紧追》等。不仅思想内容积极健康，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富有诗情画意。《妹挑担子紧紧追》将爱情与劳动相结合，既歌唱了爱情，又反映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既保持了传统民歌中情歌的质朴、爽朗风格，又富有新的时代特色。再如，《小篷船》把运肥劳动置于江南三月柳林桃花的美景之中，创造出优美的意境，反映出生活的美好和劳动者的愉悦之情。《一头挑着一座山》中真实的生活场景描写和夸张的表现手法结合得非常巧妙、和谐，而最后两句与妻子的讲话，增加了诗歌幽默的情趣。但是“大跃进民歌”，特别是后期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由于主观主义盛行，把新民歌这一精神生产的作用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助长了民歌运动中的“浮夸风”。而且采用搞运动的方式，定指标，派任务，严重违背了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导致大量生编硬造的虚假作品的产生。在艺术上，把浮夸空想当革命浪漫主义，鼓吹“放卫星”，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直接或间接地为高指标、浮夸风推波助澜。

　　“天安门诗歌”运动

　　（一）“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形成

　　如果说，“大跃进民歌”是中国人民欢乐、劳动的颂歌，“天安门诗歌”则是悲壮的、英雄的战歌。1976年4月发生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群众文学创作“从地下走到了地上”，标志着人民群众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地下的熔岩终于喷发了！它是心火的喷发，心泉的澎湃！周扬说得好：“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利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11］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引起全国巨大的悲痛：“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人们所以感到这样的心痛如绞，不仅是因为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总理。还因为当时毛主席病重，“四人帮”越发趁机捣乱，主持整顿工作给内乱的中国带来生机的邓小平却受到批判，新中国的历史航程正处在一个严重关头！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深忧虑，对“四人帮”充满愤恨。这就是1976年1月全中国的时代心理。

　　当全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时，“四人帮”却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总理，下各种禁令，不准人民进行悼念活动，还强制大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广大人民目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愤然而起，口诛笔伐。一位工人的诗写出了当时群众的情绪：“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表达了人民群众誓与“四人帮”血战到底的决心。

　　1976年清明前后，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以悼念周总理为主题，以诗歌为武器，以申讨“四人帮”为目标的群众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也是一次广泛的群众诗歌运动。对周总理的悼念，就是对“四人帮”的宣战，其中被“四人帮”称之为“反革命逆流的南京事件”可以说是“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前奏。一首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江青、张春桥的丑恶嘴脸。亿万群众的正义呼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和刚强意志。

　　这一群众革命运动，在天安门形成高潮。多达数百万人次的群众自发地成群结队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献花圈、花篮，张贴标语、传单，发表演说，朗诵诗词、誓言。久蓄在人民心中的爱和恨，像火山熔岩一样迸发出来。真是“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诗歌是这次斗争最主要的最有力的武器。它被写在花圈上、贴在纪念碑的护壁与栏杆上、贴在广场灯柱上、挂在松柏枝叶间，有的在广场上朗诵歌唱。清华学生写的《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几千人聚集广场中央反复齐声朗诵。还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心魄的场面。“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12］当时，人们都争抄“天安门诗歌”，并以手抄的方式传播，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天安门广场的活动不仅仅代表了首都人民的意志，也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不仅是首都各阶层的群众，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甚至还有外国友人。

　　“四人帮”一伙十分仇恨和恐惧。他们首先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电话通知，诬蔑南京群众的悼念活动是“分裂中央”。4月2日，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这个电话通知，说什么“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要求人们不要去天安门广场。这个电话通知激起了广大北京市民的极大反感，有更多的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针对通知的歪理，群众写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清明习惯臭？年年祭奠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莫道《文汇》鬼火亮，自有人民写春秋。寄言魑魅慢猖狂，勿学林贼把命休。”

　　1976年4月4日，是中华民族祭奠先烈、先辈、亲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恰逢星期天，连续十几天来的悼念和抗争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真是“八亿天兵冲霄汉，红心化剑捣鬼穴。神州清明大反击，纪念碑前洒热血”。一大清早，北京市民争先恐后奔向天安门广场。“清明时节雨纷纷，满腔哀思满腔愤。重重禁令下与谁，人海花海广无垠。”天安门前，纪念碑下，花山诗海。一首首诗篇、一幅幅挽联，是一片片心意，一把把匕首。“总理回眸应笑慰，斩妖自有后来人。”“一朵白花一颗心，八亿人民八亿碑。”这些人民群众发自肺腑创作的、燃烧着血与火的千万首诗篇，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戳穿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童怀周在《天安门诗文集》的前言中写道：“在天安门事件这场大搏斗中‘四人帮’是全副武装，文武具备。既有他们控制的专政手段——大棒和监狱，又有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报纸和电台；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赤手空拳。他们有的只是口和笔。‘变幻之际悼总理，全民作诗为武器’。亿万人民群众就是以诗文为武器，和‘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革命的诗文是号角，是战鼓，是匕首，是投枪，是风暴，是烈火。威力无穷，所向披靡。”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二）“天安门诗歌”的特点和意义

　　“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部悲壮的政治史诗，是亿万人民群众自觉地、勇敢地、机智地同“四人帮”斗争的记录。像“天安门诗歌”这样直接成为人民与敌人作战的武器，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显示了鲜明的特点。

　　首先，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战斗性。在“四人帮”控制宣传舆论工具，党报、党刊不能反映人民意志的情况下，人民用民族传统的诗词进行了一场特殊形式的战斗。诗词成了群众表达和交流内心情感、意志和愿望的最好手段。对周总理的崇敬、热爱，对“四人帮”的声讨、鞭挞，是“天安门诗歌”的主旋律。向来有诗国之称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动人心魄、这样气壮山河的伟大的诗歌运动。其次，突出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望。一首诗写道：“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春夏秋冬四季时，天地长相忆。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12］(p.114)还有一首题为《要和不要》的小诗，率直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12］(p.339)“天安门诗歌”运动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这些诗篇是时代的诗篇、人民的诗篇，是民主的纲领、现代化的宣言。再次，“天安门诗歌”不仅有强烈的思想性，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性。同是揭露“四人帮”，有的直截了当，有的运用谐音和中国传统的镶嵌句式，还有用“儿歌”形式的，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能力。最后，“天安门诗歌”真正体现了群众性、业余性和自发性的群众文化活动性质。参加诗歌创作的群众非常广泛，诗歌创作数量之多是空前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四五运动诗集有：《天安门诗抄》、《天安门诗文集》、《天安门诗文集续编》、《天安门诗抄一百首》、《天安门革命诗文选》、《革命诗抄》、《丙辰清明诗抄》、《四五诗选》、《二七广场诗选》、《五一广场诗抄》和《燃烧的泪》等。每本诗集，都是从数以千计的诗歌中挑选出来的。

　　“天安门诗歌”不仅载入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册，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两次群众诗歌运动的启示

　　（一）真切地印证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也是文化的创造主体。这两次群众诗歌运动，都体现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成为主动地参与和创造文化的主体。“天安门诗歌”运动更说明：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当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有可能被阴谋家、野心家篡夺的时候，他们能够敏锐地觉察，自觉地行动，不怕流血牺牲，凝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把党和国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对“大跃进民歌”运动，一般认为它最终失败了，原因是它是在行政干预下自上而下、用搞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很大一部分作品内容浮夸，不真实，以至失去民歌反映人民心声的本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其一，从民歌的特点看，民歌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在“大跃进”的年代、在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精神状态下，必然会出现与生产“大跃进”形势和规模相适应的诗歌创作，而浪漫主义成为它主要的艺术手法十分自然。当时刮得很厉害的共产风、浮夸风在民歌中必然会有所反映；其二，群众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主流文化模式，包括群众文化工作（含方针、政策、管理）、群众文化事业（含机构、设施）、群众文化活动和群众文化队伍等在内的一套体系。党和政府的引导、支持和组织管理是群众文化建设发展的前提。“大跃进民歌”运动情况比较复杂。应该看到，“大跃进民歌”运动所以能普及到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群众，创作出惊人数量的诗歌，没有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是做不到的。

　　“天安门诗歌”则是在极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反映出人民群众信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期待党能够战胜“四人帮”一伙，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参与这场抗议运动的广大群众，都曾受到党的长期教育，包括“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教育，都怀着一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许多党员在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广大干部群众始终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来开展运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诗歌运动也是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的。

　　（二）群众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

　　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文化艺术发展繁荣的重要契机。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文字、第一曲歌、第一首诗、第一个舞蹈都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亦为后来的专业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新时期以来，在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提倡、支持下，群众文化开展得红红火火，形式丰富多彩。群众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突现出来。应该确立人民群众是文化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把握文化发展的时代趋势，深入研究总结新时期群众文化的内涵、特征、形式等，要及时发现群众文化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总结新经验，推动新发展，积极运用群众文化运动的活水源头，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 参 引 文 献 ］

　　［1］吴秀明主编：《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3］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446页。

　　［4］《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5］《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人民日报》1958年10月7日，第6版；《加强民间文艺工作》，《人民日报》1958年8月2日，第7版。

　　［6］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

　　［7］徐迟：《一九五八年诗选》，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8］梁泽楚编著：《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74～76页。

　　［9］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

　　［10］周扬：《〈红旗歌谣〉评价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

　　［11］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文联网，http://old.cflac.org.cn/wdh/cflac_wdh-4th_Article-03.html。

　　［12］《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54页。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