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秉芳：小山村的连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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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0年，我所在的浙西南一带农村，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斗争反霸运动。

　　我们那个村，当时有五百多人口，村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清康乾年间的闽西长汀谢姓客家移民后裔。客家人崇尚耕读传家，读书风气很盛。受传统影响，村人历来倾向于走读书成才立业之路，置产意识相对淡薄，农户占有土地面积都不多。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评定地主家庭成分的硬指标，首先按占有土地多少排名，然后再从中选择。当时的国家新政权建设还很松散和薄弱，农村管理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村干部手上。如果家境稍好又与主要村干部曾经有过纠结的人家，或者平时不会圆滑做人、群众意见大的，都有可能被划为地主家庭。全村最后评出来的六户地主，土地最多的不超过二十亩，大都是家里没有人直接下田干活的，以教师、医生、工商小业主为主体的家庭。按理说，反霸的对象就是地主中那些平时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人。可我们村怎么也挑不出家庭富有、又有恶霸行为的合适人选，最后只好把地主家庭中那些平时嘴尖刻薄、心胸狭窄的地主婆揪来，在土地庙里批斗了几次。

　　那年我6岁，对于世事，处于懂与非懂之间。但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是我家过去一直租种别人的田，因此被评定为贫农成分。因为是贫农，就可以分享地主家的多余财产，因此分得了一张地主家供奉香火用的上面满是烛油的旧桌子；二是建立村农会时，我那一字不识、平时只知道埋头为一家人生计辛劳的家父突然时来运转，被百里挑一，当上了村农会副主任。这后一件，在当时农村是一桩很体面很风光的事。记得父亲第一次去县里开会，翻山越岭徒步来回一百六十里，回来时一脸喜气坐在门口石板上，和来往的乡亲们高兴的打着招呼，还破天荒地让我坐在他膝盖上，玩着他那县里新刻制的木图章。现在想起，在当时的农村，只有过去有名望的人和后来村里的重要领导才有图章。父亲新刻图章，是工作的需要，权力的标志。

　　但风云变幻，好景不长。没多少时间，我居然发现父亲不像过去那样充满乐趣，变得很少说话，情绪低落。再后来，只见他走路时低着头，郁郁寡欢，是那种夹着尾巴做人的自卑样子，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当时我年纪小，不知底细，也不敢多问，只是心里有些担惊受怕。再后来，我又慢慢发现，父亲虽然不是地主、反革命，但已经不能和村里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穷苦人一起开会了，每逢此时，他总是一个人在家里抽闷烟。这件事，直到我上了初中后，才从母亲那里隐隐约约了解到，父亲当农会副主任不到一年就被撤职，已经成了“坏分子”了（在后来的地富反坏右中排第四位，是被专政对象之一）。从此直至父亲1962年去世后的十多年里，因为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话题变得越来越敏感，加上自己也遇到了因敏感话题带来的麻烦，因此我对父亲被淘汰出局的真实原因，始终不敢过问，也无处可以过问。

　　俗话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真正弄清楚父亲如何突然由红变黑、背了一辈子“黑锅”，以及我何以受一个世代务农、老实巴交的父亲的影响而惨遭从天堂到地狱的厄运，已经是四十年后的一九九四年一个出乎意料的偶然机会了。那年我出差外县，有机会与在师范读书时的一位语文老师一起相遇吃饭。觥筹交错间，他聊起了当年奉命搞我的毕业生调查，曾经去过我的老家，在不经意的随意交谈中，让我详细了解到我父亲因为受一个“大反革命分子”株连而被划为“坏分子”，我又因为受父亲是“坏分子”的株连，才导致1963年毕业时受学校冤假处分，此后让我这个十几年一直品学兼优的学生，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整整20年在底层受尽屈辱、飽经苦难的真实原由。要真正破解这个足以影响两个家庭三代人命运的连环怨案，还得从源头说起——

　　前已所述，我村子的谢姓人历来好读书，外出做事谋职出人头地的人多，是个以人才辈出而闻名当地的望族。上世纪四十年代，我们谢姓中有个叫谢芬、按辈份我称为“芬叔公”的人，他读书出身，家里有祖上留下的十几亩薄田。芬叔公为人公道仗义，嫉恶如仇，平时乐于助人，热心为乡民办事，办过乡学校，当过校长，还几次带头建桥修路，在当地很有威望，与社会上层也多有交往，自然是当年我们谢姓人的“靠山”和“顶梁柱”。在长期的为人处世中，由于性格耿直无私，也难免得罪过人。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分野理念是越穷的人越革命，只有家穷的人才有地位，才有政治前途，才是最坚定的革命依靠对象。因此在上级来人（当时大都是南下的北方农村干部）的指导下，占全村绝大多数的谢姓人自然在被怀疑和排挤之列，村子里由两个不识字的吴姓兄弟为首当权。因其中一家吴姓人往日与芬叔公家有历史怨恨，为泄其私愤，此时便赳合掌权的兄弟，在当时时局混乱、上下联系不通、毫无法制可言的情况下，以芬叔公在国共合作时期当过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是名符其实的“大反革命分子”为由，利用斗争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机会，擅自决定将他抓捕关押，并尽快向当时的区公所报批枪毙。为了达到把芬叔公尽快整死，同时又把我父亲（唯一的谢姓人村干部）拉下台的一箭双雕目的，他们竟然设下陷阱，将芬叔公关押在我家的牛拦里，然后指使另一个负责看守的邱姓村干部去密告，说听到芬叔公私下和我父亲说话，并说亲耳听到谢芬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要我父亲日后为他说句公道话云云。果然没过几天，芬叔公就在区公所仓促召开的镇压反革命群众大会上，在没有宣布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草草枪决了。可怜一个正直公道、热心公益、为百姓所敬仰、铁骨铮铮的好人，正当盛年，就这样有口难辩不明不白的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倒在乱世血泊之中，被几个愚昧狠毒的小人活活整死了。据当时担任村民兵副队长的柏均哥后来告诉我，芬叔公在临刑前，大喊“快点！快点！”，并连呼了十余声“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想不到事后不到一个小时，县里的信就由专人送到（当时没有电话，只靠走路送信）。信上仅短短一句话，说“此人不能枪毙”。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么一件惊天怨案始终没有人去复查、说明和澄清，成了远近村民难以言说的心中永远的痛。直到三十多年后县里挖掘整理党史时，这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谢芬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27年，由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人在省城介绍入党的全县最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党员（这位省委领导不久就被捕牺牲）之一，是当时的中共地下县委其中一个主要领导人。在以后的国共合作中，是上级党组织以“白皮红心”的身份，派遣他去国民党县党部任职的。在任职期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利用一切机会获取和传送情报，曾经冒着白色恐怖直接营救过27个地下同志，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有功之臣。期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个亲自批准芬叔公死刑的一个叫“巴科长”的南下区公所干部，倒是货真价实的大反革命，他鱼目混珠，混进南下部队里，可不久就被北方的老家楸回，判了死刑。从挖掘整理后的党史中还看到，我们村的谢姓一族，不但不是被后来历次政治运动指责的是“黑五类”的巢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村的谢姓人明确不得参与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提名），恰恰相反，而是当时全县地下革命者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几个中共地下县委主要领导几乎都集中在这里，他们间互为兄弟、叔侄关系，只不过他们都是文化人，有思想、有智慧、有远见，善于隐蔽，长期没有暴露，村人难以察觉罢了。

　　芬叔公以“反革命”罪被匆匆处死后，与其关系亲密的家父因陷害随之下台，并戴上“坏分子”的黑帽子，长期忍辱负重，直至1962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第二年，我也因此在足以影响一生命运的毕业生调查中，由一个还当权的吴姓村干部作证词，说我父亲与被枪毙的村里一个“大反革命”私谊甚好，其最具体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的名字就是这个有文化的大“反革命分子”给取的。1963年，正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上级教育管理部门下达有不能毕业分配的学生指标任务的荒唐情况下，无疑首先被学校挑中，作“政治不毕业”回乡劳动处理，这冷酷残忍的一刀，腰斩了我整整二十年青春年华，成了受这惊天怨案株连的又一个牺牲品。诚然，与他们到死还不知道事情真相和谁是命运“杀手”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有象芬叔公那样付出了生命代价，也没有和家父一样后半辈子背着黑锅到死。这也算是社会的进步吧。

　　芬叔公死后，被草草埋葬在远离村庄的一座荒山上，甚至没有象样的墓碑。直到前些年政府公开了这桩震天冤案，并在地方革命史书中作了白纸黑字的澄清和恢复名誉后，被流散四处惊魂落魄几十年的儿孙们，这才战战兢兢地商议着为这具特殊的祖坟作了重修。

　　作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关系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先贤的后人，我应该去瞻仰这座让我永远景仰的坟茔，但始终没有成行。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在我家乡几十公里范围内，这位前辈先贤不论生前死后，口碑极好，影响很大，关于他一生充满传奇的故事很多，流传很广，加上他死得特别蹊跷、惨烈，几十年来，乡亲们一直在怀念着他，传颂着他。而我，则始终觉得他死的太冤屈，他永远不会瞑目，他灵魂不会死，他在地下还有知，面对墓碑，他一定会严肃的向我发问，问我许多无法回答、也不能回答的问题，我会心怀愧疚，并因此深感惶恐、敬畏。我曾经许多次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残阳如血的时候，在离他长眠之地不远的山路上徘徊，一面思索，一面暗自仰天长叹：斗争，斗争，无穷无尽的斗争，“其乐无穷”的斗争，到底有多少坏人在斗争中罪有应得，又有多少好人在斗争中如同飞蛾扑火啊！……我真想冒昧地反问一句芬叔公的在天之灵：是斗争害死了你？还是你也曾经相信过斗争？

　　我曾经坚定的相信唯物主义，不相信鬼神迷信，不认为有阴阳轮回、因果报应之说。但说也奇怪，直接参与杀害芬叔公的几个人，后来都没有善终，不是早早的暴病而亡，就是莫名其妙的被突然掉下的石头砸死或被自己不小心点着的山火烧死。但无论怎么说，总算让人眼见了应有的报应，让善良的人得以欣慰。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村人在议论：你看灵不灵，害人的都不得好死啊！


来源: 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