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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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第11期）

　　建国初年，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算开明。在1950年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教授、专家、工程师是被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领导人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政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被一揽子“包下来”，并被安排适当的位子。

　　但是，“包下来”的政策远非表面那么简单，它含有“包”与“被包”的微妙内涵：“包者”是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和具有马列主义修养的干部；“被包者”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具有不等程度问题的知识分子。于是，包者就成了改造者，被包者就成了被改造者。在新的话语体系中，党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就体现为“团结、教育、改造”。

　　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乎人的意料，往往因一突发事件而改变原来进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志愿军秘密入朝，中国大陆随即掀起一股抗美援朝反美文化侵略运动的浪潮，知识分子聚汇的教育界，自然“都成为革命改造的领域”。[1]朝鲜战争激起的爱国主义情绪，不仅成为群众运动的最好资源，也成为建国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由于抗美援朝运动加剧社会各阶层的紧张局面，党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毛泽东重新强调，“从来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2]并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3] 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由“团结、教育、改造”，演变为只强调“改造”二字。

　　在中国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框架里，知识分子被打上阶级烙印，反映在工农干部眼里，“他们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他们受过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教养。他们的思想充满着毒素，他们的灵魂是不健康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团结他们，争取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从旧的椅子上把屁股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确立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协助新中国建设，这又是今天急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之一。”[4]在革命史叙事中，“灵魂不健康”的知识分子“天然地”要接受思想改造。

　　长期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建国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夏征农，有一段讲话很有代表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满脸都是龌龊”，所以“在革命的进程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从属，只能是工农兵的服务员，而且只有这样，革命对伍中才有他们的地位”，他还提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时时洗脸抹身，自己洗，让群众帮助洗，让党帮助洗。只有这样经过不断的改造，才能希望改变成为一个合格的服务员”。[5]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人也认为，要完成教育界“破旧立新”的改革任务，首要任务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所有的一切说法，都是在遵从毛泽东的指示。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要在知识界开展自我改造的教育运动。[6]

　　从目前的史料看，建国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启动，和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是周恩来，一是马寅初。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7]这个讲话引起刚上任三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老中央研究院院士马寅初的呼应，他欲在北大搞一场“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9月3日，周恩来和私交甚笃的马寅初作过一次重要谈话，马专门“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8]马寅初以口头和书面邀请中共中央领导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马寅初的书面意见写道：“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9月9日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9月1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道：“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9]毛泽东把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定位于“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所应采用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0]从实际情况来看，也基本上如此。

　　周恩来第一个接受马寅初之邀，到北大讲演，并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代表也请来。”周恩来同时责令教育部对北大教师政治学习问题加以研究。教育部的调研结论是：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很有必要，应当推广到京津两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决策就此形成。[11]9月24日，周恩来召集彭真、胡乔木和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人阳翰笙、清华大学校长兼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蒋南翔等召开如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座谈会，会上周强调：“学习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12]于是，“思想改造+组织清理”的经验被适时地提了出来，逐渐成为日后群众运动的一种模式。

　　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3] 思想改造运动之意义和重要性被大大提高。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4]明确了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作用、步骤。至此，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广泛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是以唯意志的群众动员形式进行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群众性动员的形式来自于列宁政党组织的传统，但与之相比，毛泽东的群众动员不仅更为主动深入，而且更为有效，时间也更长。[15]政治动员、道德激励、思想检查、组织清理，这些来源于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使党的领导人相信，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政治权威同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达至预期目标。韦伯说过，一切形式的权威都包含着下列三种因素：由掌权者制定的一系列道德或意识形态信条；臣服于权威给人们带来的“理想”的实现或物质的利益；由权威的形式造成的特定社会冲突方式。[16]

　　知识分子对新的政治权威的承认，有积极拥护，有道德上认同，或出于利益上的算计，更多的是随大流。他们的思想状况极其复杂。西奥·陈(Theodore chen)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人来说，适应新的形势、或至少适应建国初期的形势不是件难事。第二类是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或运动、领头喊口号的人。第三类是朴素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厌恶国民党腐败政权下的生活，希望落后的祖国获得新生，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属于此类。第四类是除了协助新政权之外无别的选择、因而对自己不可能改变的现状不得不接受的一批知识分子。[17]

　　不管哪一类，大学所有教员都要面对这场“思想蜕变”运动，彻底检讨自己思想中的“三美”（亲美、崇美、恐美）主义。当时党的一位理论干部对此有形像地描述：“当前正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蜕变的过程，在这块土地上呼吸濡染着的一切人，都非跟着蜕变不可。蜕变，是新生，但需经过一段苦痛的过程。教育者的蜕变，应该是自觉的。只要肯丢掉包袱，把由贬值而产生的‘心虚’一变而为‘虚心’，虚心当小学生。。。。。。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习如何在自己的思想行动上服膺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18]

　　只是这些受“教育者的蜕变”远说不上“自觉”：他们在运动中被迫“排队洗澡”，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19]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20]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潘光旦先后检查了12次才过关。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4小时，讲到动情处禁不住热泪纵横，仍然不获通过，全校师生还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他进行批判，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帝份子”，让他检讨自己怎样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几次检讨不被接受，最后说了违心话，才获通过

　　根据于风正的《改造》的记载，在普遍“洗澡”之前，党组织、学习委员会先要把教师们排队，根据他们问题的多少与严重程度，确定洗“大盆”、“中盆”或者“小盆”：洗“大盆”的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洗“中盆”的在全系大会上作检讨；洗“小盆”的则在小组会上做检讨。初步确定之后，要先开“控诉酝酿会”，背着要检讨的教师，在群众中收集他的材料，看他如何宣扬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然后向他本人转达，要求他写出检讨报告或者发言提纲，先作启发报告或典型示范报告。在检讨大会上，个人检讨之后，群众提出批评，然后决定是否过关。问题轻、态度好的，一次通过；问题重、检查不够深刻的，要再三检讨，或“澡盆”升级。对那些有抵触情绪或“顽固不化”的人，要开展群众性的反复批斗，直到认罪为止。

　　大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内心巨大的痛苦。

　　文化观念是一种绵延久远的强大力量，但就阶段性效果来看，政治因素的宰制力量时有比文化观念强大。当年清华大学的杨绛回顾道：“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21]

　　政治高压下的群众性运动如同一张不可逃遁之网，限制着人们的抉择和出路，痛苦“蜕变”后出现思想“转变”当属意料之中：如北大化工系主任著名化学家傅鹰不得不违心检讨，“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头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22]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更是全面自我否定：“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23]著名建筑家清华大学的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中国当代第一桥梁专家茅以升说：“我在反动统治下三十年的‘服务’里，既不知阶级立场，又不能分清敌我，那时所作所为，不知损害了多少人民的利益！”[24]

　　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中，绝大部分的教师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进行了千篇一律的清算。他们“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的“崇美思想”、“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反动买办思想”、“剥削思想”，检查自己的“清高思想”、“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等等。他们按照所学文件的精神检讨反省自己，大量地重复使用着政治性色彩很强的官方语言。

　　当然，也有坚持不肯认错的，但在强大政治权威下，其命运可想而知。如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由于他公然反对中共向苏联“一边倒”政策，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他受到毛泽东毫不留情的批判，毛泽东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极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把张东荪与敌特分子并提，而不在“可以过关”之列。“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毛一锤定音，张东荪完全落入深渊。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一个学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他，只见他身穿陈旧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苍老，低着头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认出的样子。爱国志士、学术泰斗竟潦倒至此。[25]运动到尾声时，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也从此被解聘，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

　　到1952年秋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教教职员工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被接受“思想洗澡”。[26]毛泽东踌躇满志地说，“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教育的自我改造的运动。现在，这个建议已逐步地变为现实”。[27]周恩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效的，今后仍然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28]这种思想改造+组织清理方式，对消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起了很大作用。正如于风正在《改造》一书所说，“无论是自愿的归属还是被迫的依附，知识分子集团在这个运动中的表现，说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革命中造就、革命胜利后迅速扩张的新的思想权威的奴隶，他们在五四中获得的以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正在消退。……其独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毁，再也没有恢复。”[29]

　　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启了以权力决定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个人思想以符合社会集体的要求。学术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独立与自由从此被阉割，政治权力对重大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此外，这次运动还隐含着一个影响深远的事实：在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规）情形下，以政治批判方式强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对思想文化造成破坏。同时，思想改造运动也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创了一套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

　　这次运动，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马列主义普及运动，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逐渐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为随即在全国推行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1952年9月2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提出院系调整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就有条件和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30]历经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接近尾声时，即1952年的夏秋之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大学改革宏图开始付诸实践，全国性的院系调整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注释：

　　[1]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

　　[2] 毛泽东“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3] 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4] 林焕平：《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创造》，智源书局1949。

　　[5] 夏征农：《新形势下的文艺与文艺工作》，光华书店，1949年1月，第44页。

　　[6] 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44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5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8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9页。

　　[10]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82页。

　　[11] 笑蜀：“回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9页。

　　[13] 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第1版。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15] 华尔德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第122页。

　　[16] 华尔德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第122页。

　　[17] 引自《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1998。

　　[18] 董渭川：《新中国的新教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1年9月，第98页。

　　[19]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20] 董渭川：“谈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原载《九三学社师大区支社整风资料〈七〉》。

　　[21] 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7月。

　　[22] 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傅鹰：《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日报》1952年4月5日。

　　[23] 陈垣《我的检讨》，《光明日报》1952年3月6日。

　　[24] 笑蜀：“回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25] 笑蜀：“回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27] 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第1版。

　　[28]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9页，1984年，教育科学出版社。

　　[29]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30] 《新华月报》1952年第10号，人民出版社，第197页。

　　（李杨：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 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