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朗均）:《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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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下）

                            郎钧

（续ｚｋ１２０９ａ）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与卞仲耘之死

    王年一先生生前曾有过一个关于文革“两次发动”的提法。

    现在，红卫兵想利用这个提法，将“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交接时
段虚构成一个“权力真空”时期。并对“第二次发动”和此“权力真空”时期的产
生作因果关系的排序。这种虚构性说法之目的就是要将这一时期出现的红卫兵暴行
之罪责归属最大限度的模糊化。

    不仅如此。红卫兵还试图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方
才出现的失落和沮丧的群体心态前置到８月初。反复展示此种失落和沮丧的心态，
可以将红八月的所有罪恶推托的一干二净。

    为了讲清楚卞仲耘死亡时的文革大背景，笔者更倾向于将文革的发动时期划分
为三个阶段（简称“三次发动”）。在“三次发动”的框架下解说“卞仲耘之死”
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　文革“三次发动”及其标志性事件

    １９６６年５月底至６月初，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一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一
次发动”）。这个时期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中共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和毛泽东
亲自批准广播聂元梓大字报；

    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至８月初，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发动时期（简称“第
二次发动”）。有三个标志性事件发生：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
字报》、毛泽东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８·１８检阅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三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三次发
动”），以《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１３期社论的发表为标志物。

◇　文革“三次发动”的主导者

    文革的“三次发动”的主导者都是毛泽东。通过这三次发动，斗争矛头不断举
高，最终指向刘少奇——“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炮打司
令部”的文革终极目标。

◇　文革“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

    文革“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在北京地区是各个大专院校和中学的高干子弟。
因为只有这批人可以看到当时只下达到地师级的《五一六通知》。而这批人又具备
抢夺政治制高点自觉性。所以，敢于出来贴大字报的几乎都是干部子弟或高干子弟
。清华的刘涛、贺鹏飞；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宋彬彬都有幸在各自单位的扮演聂元
梓的角色。工作组进学校后，就和这些的不同类型的的聂元梓们共同掌控学校的权
力。

◇　文革“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

    文革“第二次发动”响应者情况比较复杂。

    为了找到打到刘少奇的充分理由，毛泽东在武汉游完泳回到北京后就开始指责
工作组犯了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并强令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退。１
９６６年７月下旬，江青康生陈伯达几乎天天出现在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他们
全力导向，说“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并默许北大附中红旗首领现场殴打张
承先。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希望将斗争的大方向锁定在追究工作组的问题上。因为
这是问罪刘少奇的突破口。

    工作组的撤退打破了刘邓对大中学校的有效控制。为了寻找打击刘少奇的社会
力量，毛泽东首先为全部大中学校中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其中包括蒯
大富。但是刚刚平反和尚未平反的“反动学生”惊魂未定，不能胜任搅乱社会秩序
的重任。江青在７月下旬在北京大学辩论会上拥抱彭小蒙。毛泽东在８月１日发出
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就在中央文革全力导向，企图把运动方向锁定在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和
“路线性”错误的时候，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骤然出现在
北京城的大中学校中。这是很值得研讨的一件事情。叶维丽说，对联的出现有搅局
的作用。笔者同意这个说法。“老子英雄儿好汉”和“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着微
妙的连带关系。而“老革命”和“老子英雄”的说法和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的提法有着潜在对抗的嫌疑。有文字记载，当刘少奇在７·２９大会上说
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毛泽东极为不屑，说：“什么老革命？老反革命
！”

    笔者还认为，“破四旧”这件事也是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其可有可无，
本不是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一环。毛泽东只是在北京二中红卫兵作出“破四旧”行
为之后予以认可。因为“破四旧”是８·１８之后，红卫兵作出的回报毛泽东检阅
的第一个行动，不认可，上下的互动就失调了。

    就整体而言，可将当时的大中学红卫兵分为“反工作组的红卫兵”和“血统论
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两大类。毛泽东选择支持的两个中学红卫兵组织——清华
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都具有“反工作组”的特征。但是，大专院校和中
学掌权的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并不具有反工作组的特征，而是以宣传血统论为宗旨
。这类红卫兵组织成为红卫兵的主流。而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因其同
样持有血统论的理念而和主流红卫兵沆瀣一气，因此，他们所具有的反工作组特征
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城区内，中学的权力基本掌握在“血统论红卫兵”手中。反工作组的红卫兵
组织的大多数都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
主义兵”），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何芳芳；女附中的梁
二同、郑中伟；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等。上述这些人在对联问题上多持反对态度
。这些文革中的“最正确者”们并没有因工作组的撤退而掌控学校权力。大学也是
同样，笔者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至９月中旬多次见过蒯大富——一个刚刚摘掉反革
命帽子，略带些怯怯自喜的落魄之人。

    大学的权力也掌握在血统论红卫兵的手里。谭力夫领导的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
不但鼓吹血统论，更具有鲜明的保工作组的特征。清华大学的权力并没有因被平反
而落入反工作组明星蒯大富的手中，叶林和王光美的工作组虽然撤离，但是贺鹏飞
的红卫兵仍然控制清华园。８月２４日下午，几千名北京中学红卫兵在贺鹏飞的指
挥下“血洗清华园”，捣毁二校门就是一个例证。虽然清华大学８·２４事件比师
大女附中的８·５时间晚了１８天，但就其性质而言是完全一样的。有证据显示师
大女附中红卫兵参与了“血洗清华园”的行动。

    北京中学红卫兵跨校联合行动的事例在血洗清华园的８月２４日以前至少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８月１３日，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１０万人大会批斗“
小流氓”（与红卫兵同龄的青年学生）。会上批斗对象惨遭毒打。面对红卫兵施暴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端坐主席台不予制止。

    同样的案例还有北京中学红卫兵组织的８月１９日斗争北京市教育局领导干部
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会。关于这次批斗会的情况，具体到红卫兵个人的行为，只
留下了孔丹和秦晓护卫校长杨滨免遭毒打的人道主义情节。但是，这次斗争会的自
始至终都充斥着暴力，红卫兵根本无视刚刚颁布的“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
武斗”的规定，对挨斗者拳打脚踢。教育局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
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８·１９市级批斗会的策划
者和组织者是谁？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参与其中？４６年过去了，红卫兵们守口
如瓶。

    工作组的仓皇撤退和红卫兵的强势登场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
情交替出现的本质就是权力的传递。其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权力真空”时段。工
作组的撤出不但没有削弱红卫兵的权力，反而扩大和加强了红卫兵的权力。大中学
校的权力无一例外落入红卫兵的手中。使他们在学校大权独揽，胡作非为。

    从七月下旬开始，经历红八月，直至九月，大约６０天的时间，掌控北京大中
学局面的就是强势登场的血统论红卫兵（也就是老红卫兵）。他们来势汹汹，当仁
不让。并不因中央文革已经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感到沮丧。谭力夫那句“
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是工作组撤退后老红卫兵心态
最典型的表露，哪有什么沮丧和迷茫。

    老红卫兵在短命的７０天里做了以下四件事情：

    １）残酷斗争基层走资派；
    ２）以镇压流氓为名，打杀城市平民子弟；
    ３）以扫四旧之名抄家和破坏文物；
    ４）打杀地富反坏右，并驱逐十多万地富反坏右出北京。

    作为“第二次发动”的主要响应者，红卫兵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填写了文化
大革命史上最为凶残的一页。后来，毛泽东阳脸变阴脸，将这个时期和工作组的“
５０天”一并划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

◇　文革“第三次发动”的响应者

    “第三次发动”的响应者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被誉为“五大领袖”的那几个
人（聂元梓是一个例外，她是“第一次发动”的第一号响应者）。这些人的代表人
物就是蒯大富。经过两个月的调教和预热，他们开始逐渐占据文革的舞台。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把刘邓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意图开始落到实
处。

    此时，各大中学校校掌权的老红卫兵方感大势去矣。在城区中学，反工作组的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逐渐开始掌权，他们的市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叫做“首都兵团”
。这些人中的知名者后来都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常委。而女附中的郑仲伟等人
如果不是在６６年年末卷入“１２月黑风”也会在红代会的常委中占有一席之位。
大学的情况也是这样。无论蒯大富还是王大宾，他们都是在１３期红旗社论之后才
开始真正挺直了腰板。

    之所以会有上述这种局面出现，除了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的影响，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陈伯达在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工作会议上发言，其中对“
对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它是宣传“反动地主阶级的血统论”。这就从精神上
解除了老红卫兵的思想武装。陈伯达关于“对联”是宣传血统论的讲话内容在两个
多月之后被写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

    陈伯达在１０月的工作会议上批判“对联”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两个
月前，“对联”鼓噪京城之时毛泽东不可能没有耳闻。但是，毛泽东在表示全力支
持红卫兵的同时并没有正面评价这个后来被认定为宣传“封建地主阶级的血统论”
的对联。然而，毛泽东在８曰１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已经留下重要伏笔。
他在信中写下了对红卫兵的支持的语句后紧接着写到：

    “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
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
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段话话分为三句。

    第一句话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核
心内容，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甚非计也。
    第二句话强调“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
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这是在重复他一年多前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
信》中亲自撰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五项条件”中的其中一项；
    第三句话是在强调“解放全人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教义。

    这三句话明显是在调教红卫兵。

    尽管毛泽东８月１日已经发出《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但是，在８月
８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关于支持
青年学生的那段文字却是含混不清，居然没有注明“红卫兵”三个字。时隔４６年
，只有麦克法夸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十六条’里有一处重要的遗漏，它没
有提到和认可红卫兵”。

    “十六条“的有关文字是这样写的：“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
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
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
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
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十六条”的执笔者之一是张春桥。“红卫兵”三个字没有出现在“十六条”
中，此“遗漏”是有意还是无意，很值得研讨。

    “十六条”上述这段文字中所说的“革命大方向”就是“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
、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这一点显然是“血统论红卫兵”所不具
备的。因此，“十六条”所言“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不是指的“血统论红卫兵”，而是指敢于和薄一波、王光美叫板的蒯大富那一类人。

    “十六条”的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中重复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
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关于团结大多数的的内容，并且直截了当的讲明了运动的整人
重点：“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次运动的重
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什么“反动老子”
的“混蛋儿子”，也不是什么“流氓”、“阿飞”。

    化解和利用红卫兵的躁动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毛泽东一方面在《给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和《十六条》中昭示阳谋、留下伏笔，道理早已讲明
，将来弃之不用时，勿谓言之不预；另一方面，毛泽东放纵红卫兵，让其血债累累
，尽快走向反面。正所谓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可惜啊，狂热的少年“老红卫兵”还沉浸在“英雄”“好汉”的自恋中，怎能
读懂伟大领袖的用意？

    红卫兵把北京城搅得污七八糟之后被毛泽东逐出文革舞台。反工作组的造反派
红卫兵方才得到理应归属他们的荣耀。老红卫兵不退场，打倒刘少奇的文革主题曲
就永远无法奏响。

    两年后，刘少奇倒台已成定局。毛泽东故伎重演，让蒯大富双手沾上工宣队队
员的血，将其逐出历史舞台。

    文革“三次发动”的受害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就大、中学校而言，“第一次发动”的受害者就是陆平（北大学校长）、蒋南
翔（清华大学校长）、卞仲耘（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杨滨（北京四中校长）、沙
坪（女三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五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这些校级领导干部。

    同样，“第二次发动”的受害者还是上述这些人。卞仲耘、沙坪、梁光琪被红
卫兵打死。当然，在“第二次发动中”被红卫兵打死的人还包括那１７００多名死
难者。

    “第三次发动”的受害者人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批
判“反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１９６８年３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段期间
，党内高层斗争日趋残酷，但是普通百姓和基层干部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从王晶垚先
生公布的《王永海谈话记录》和《汪玉冰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这
个现象。王永海工友和汪玉冰老师都是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才敢拜访王
晶家和在控诉会上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笔者的朋友也是文革研究人员，他倾向对文革初期作另类的“二次发动”划分
。就是将王年一所谓的“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合并为一个阶段。而将笔
者的所谓“第三次发动”定为“第二次发动”。其理由是，要以文革受害人群的变
化为依据，来划分文革发动阶段。而以往的文革研究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过多
地关注发动者的主观意愿和谋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　话题回到师大女附中

    卞仲耘是“第一次发动”的直接受害者

    ６月２日，刘进、宋彬彬和马德秀效仿聂元梓，在校园贴出第一张攻击校领导
的大字报。

    ６月３日团中央干部张世栋率队进入师大女附中后就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
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

    北京大学６月１８日发生群众不听工作组劝阻，揪斗殴打干部和教员的事件，
史称“６。１８事件”。在师大女附中情况却是截然相反。６月２１日，女附中工
作组和师生代表会（宋彬彬、刘进、李松文都是其成员）召开批斗卞仲耘大会。在
这个会上，卞仲耘受到残暴的殴打。学生用木头步枪不断对卞仲耘做刺杀动作，卞
仲耘后背的皮肤被戳烂。工作组组长张世栋是这次暴力批斗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张世栋、宋彬彬、刘进、李松文坐观施暴、均无劝阻。６。２１事件是文革期
间发生在女附中的第一起暴力事件。它的示范作用和教唆作用在８·５惨案中显露
的清清楚楚。（笔者将另外成文《从６。２１到８·５——卞仲耘的死亡之路》）

    批斗会后若干天，卞仲耘被定为“四类干部”，属于敌我矛盾。

    卞仲耘是“第二次发动”受害者。她在校园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市
第一个文革殉难者。

    没有“第一次发动”将卞仲耘定为“四类干部”，卞仲耘就不会在“第二次发
动”中被当作“坏人”活活被打死。刘进曾在８月６日的广播中咆哮：“好人打坏
人，活该！死了就死了！”但是刘进再疯狂也不会说：“好人打好人，死了，活该！”

    “第一次发动”结束了卞仲耘政治生命，“第二次发动”结束了卞仲耘自然生命。

◇　宋彬彬是“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

    和卞仲耘的遭遇正相反，在师大女附中，宋彬彬是“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
发动”的响应者。这是无容辩驳的事实。毛的“第一次发动”是在电台广播聂元梓
的大字报。在女附中，宋彬彬应声跃起，贴出攻击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成为文革“
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毛的第二次发动的重要举措就是支持红卫兵。宋彬彬登上
天安门被耀武——成为二次发动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符号。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无论是五人联名的《也谈卞仲耘之死》，还是宋彬彬的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刘进、宋彬彬从来不深谈她们是否参加过７月２
９日的人民大会堂的会议这个话题。人们从刘、宋的文字中无从分辨她们是否参加
了７。２９会议。

    关于７月２９日前的情况，刘进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当时是‘兵分
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
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从刘进的这段文字中，人们无从分辨，刘、宋到
底是跟着大多数同学一起去外地军训了呢，还是去了马神庙整老师，或者哪都没去
，留在了师大女附中。

    “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交接时刻就是７月２９日。那一天，北京
大中学校的文革骨干云集人民大会堂。毛刘周邓都到会。会议的议题就是宣布撤退
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而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就是工作组离校后掌管学校权力的人。
这些人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就是她们在后工作组时期具有文革领导者身份的证明。

    刘、宋在７。２９问题上的含糊其辞有刻意掩饰之嫌。其刻意的遮盖之目的很
显然，如果确实存在着一个如她们所描绘的“权力真空”时期，或“无政府主义”
时期，那么，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人员应该是随机的，每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都应
该有同等的机会。退一步说，所有属于“红五类”的学生都应该具有具有同等的机
会。但是恰恰相反，能够参加７。２９会议的人员就是工作组时期的红人，工作组
走后，她们就顺理成章地掌控了学校的权力。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彬彬、刘进、马德秀还有那个叫李松文的人都参加了７。
２９会议。当然，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肯定是没有资格参加７。２９会议的。“
有资格”和“没有资格”是权力认定的结果，这种权力认定的存在就是“权力真空
”根本不存在的最好说明。

    ８·１８上天安门的人员名单的确定也是“权力真空”不存在的证明。凭什么
刘进就可以决定谁可以上天安门，谁就不可以上天安门？除了权力能够决定此事，
还有别的什么玩艺儿吗？

    想借“文革二次发动”论开脱宋彬彬是徒劳的。有人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对红
卫兵运动的最大贡献只是搞了一个有字的红袖章。不对！女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运
动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卞仲耘校长，用这个示范性事件
开启北京城红八月的死亡之门。

    从文革“二次发动论”中推演出来的“权力真空”论的本质是将“第一次发动
”和“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红卫兵的退场时间最大限度地模糊化。将“第三
次发动”时段红卫兵方才具有的失落心态前置到８月初，这样就可以使红卫兵所犯
种种罪行之客观效果和主观心态不能对应，一切罪恶便可一推六二五了。

    这种诡辩或许可以骗骗８０后和７０后的年轻人，甚至６０后的中年人。就是
骗不了文革的亲历者。

    关于文革的“三次发动”的话题到此结束。

第四章　宋彬彬还走的出冠名门吗？

    早在２０１０年夏季就听说宋彬彬要发忏悔文。题目好像是《向全国人民道歉
》。乍听时，吃惊不小。莫非宋彬彬真的要孤身认领红八月北京红卫兵群体犯下的
滔天大罪？抑或是坦陈承认卞仲耘校长被害过程中有自己确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后来的消息又说忏悔文暂不发了，因为宋的家人反对。

    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１日，宋彬彬的忏悔文如期而至。题目却是《四十多年来我
一直想说的话》。仅看标题，就觉得很奇怪。既然有话想说为什么要憋四十多年？
是谁拦着你不让说吗？就是有人要拦岂能拦得住的呀？宋彬彬在中国肯定是享有充
分的言论自由的。去了自由世界美国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粗读宋彬彬的文章感觉很异样。这个文本的话语系统是那么的不统一。不像是
出自一个人之手笔，拼凑的痕迹很重。这个“自辩词”很像一个集体的创作，类似
文革中的罗思鼎、梁效之文。“宋彬彬”三个字只是被冠名而已。无论是否出于宋
彬彬的亲笔，这确实不是一篇忏悔文，而是一篇不吐不快的辩护词。文章中扭捏说
出的那几声道歉的话实在是多余。

    在以后的２月天里，有不断有消息传来，说那篇“自辩词”确实不是出自宋彬
彬之手。宋彬彬文章的原稿被集体否决。之后，不但有人重新执笔，而且被十数人
等修改过Ｎ次。再后来，有一代笔者在坊间放话，说，此作是由她代笔完稿，因为
宋彬彬总是写不好。

    宋彬彬的一生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冠名门”了。

    老话说，事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

    第一次，宋要武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给毛主席带上
红袖章》。４０年后，宋彬彬否认该文是自己的作品，说那篇文章只是被冠名而已
，真正的作者是光明日报记者。

    第二次，１９６６年秋天，宋要武在《武汉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同样是在
４０年后，宋彬彬也否认了是自己的作品，“宋要武”也罢、“宋彬彬”也罢是又
一次被冠名。导演冠名门的人似乎是王任重及其湖北省委。

    第三次，是发生在２００７年女附中校庆期间。校方在校园和纪念册中展示宋
为毛戴红袖章的照片，引发广泛的质疑。可是宋彬彬又说，那不是她的本意。她的
言外之意是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应当对此事负责。

    尚未走出前三次的“冠名”门，宋彬彬又陷入第四次“冠名门”。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到底是不是出自宋彬彬之手？一个获得美国名
牌大学博士学位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母语独立完成与自身经历有关的文字的写作呢？

    ４７年的间，宋彬彬三出四进冠名门，虽然冠名文章所涉及的内容不太相同。
但是有两点表现是很相同的：

    第一点、被冠名的时刻都是很乐意的，也是很认同的。比如４７年前被冠“宋
要武”之名，领袖的恩赐，何等的荣耀，哪有不接受的道理？后来形势变了，荣耀
之事变得不荣耀了，所以有以下第二点。

    第二点、冠名若干年之后，或数十年后都要出来那声明不是自己的亲笔作。宋
彬彬已经否认了以前三次的冠名作是出自自己的亲笔和本意，焉知若干年后不会再
次声明，说《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也是出自别人之笔手，自己只是被冠名
而已。

    记得一年前，曾和一朋友有过一次聊天。他说，他是最早接到宋彬彬文章初稿
的人。那时的稿件似乎还没有被代笔。宋说，你可以修改。他说，你的文章我一字
不动。我很赞同这个朋友的做法。韩寒的《三重门》即使真的是由其父代笔也是可
以谅解的，那时的小韩寒年方十六，初入社会，老爹不帮谁帮？可宋彬彬就不一样
了，文章文字无论写成什么样子，都不能代之修改（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除外），因
为这是一篇交给历史的答卷，需要宋彬彬本人独立完成。别人插手就有作弊之嫌。
所谓作弊就是执笔者将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掺入文章之中，使读者无从分辨哪些东西
是来自宋彬彬本人，哪些东西是来自执笔者和修改者。

    “宜粗不宜细”是早就定下的章程。现在却有人得便宜卖乖，要搞什么“真相
在细节中”，也就是将“宜粗不宜细”改为“宜细不宜粗”。这两年，宋彬彬明摆
着是一个“宜细不宜粗”的试验品。８·５案件就像一幅泼墨写意的中国水墨画：
操场的一侧，一位死者趟在一辆垃圾车上，身上堆满了肮脏的大字报纸。她的头发
和双脚暴露在外面，鲜血从车板上流下来。操场的另一端，一群看不清脸面的人物
都身着绿色的服装，闪烁其间的红色条状物可能是臂膀上的红卫兵袖章。她们或挥
动拳头或做鼓掌的姿态，表明这伙人很亢奋，“一点也不害怕”。现在有人对这样
一幅历史画面提出异议。她们无意改动画面的全局，她们只是想在保留这个模糊画
面的大前提下，用工笔的手法将宋彬彬的形象清晰地勾勒出来。眼珠子、指甲、和
口中的牙齿都要宜细不宜粗的画出来。如果美院的哪位老师或学生愿意尝试一下局
部之局部用工笔，大背景和其它细节用泼墨的创作布局，不妨就用８·５这个题材
，此创作的标题可以叫做“细节在真相中”或者“真相在细节中”。

    年轻的时候遇到运动群众的年月，宋彬彬被毛泽东和谢富治玩偶一把确实是一
件可以原谅的事情，最起码宋彬彬已经自己原谅了自己。但是４０多年后被一些阿
猫阿狗玩偶一把，宋彬彬的内心就那么心甘情愿？真是活见鬼了。

    遗憾的是，宋彬彬搞不懂其中的道理。所以，她的一生就注定要被冠名、被利
用、被弃放在历史的舞台上丢尽脸面。宋彬彬年纪已近七零。她还有机会吗？她还
走得出“冠名门”吗？

第五章　也谈“中国没有斯维特兰娜”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在美国威斯康
辛州去世。网络上的纪念文章很多。有人写文章把斯维特兰娜和李纳、林豆豆、宋
彬彬做比较，其中说，文革过去了４６年，中国的林豆豆、李纳、宋彬彬至今不道
歉。

    事情很凑巧，布哈林的女儿也叫斯维特兰娜（古尔维奇·斯维特兰娜·尼古拉
耶维奇）。有了这样的巧合，“中国有没有斯维特兰娜”的话题涉及的内容变得更
加宽泛。

    应该承认，反思历史时，用斯维特兰娜——布哈林的女儿或斯大林的女儿类比
中共高干的女儿是一个很不错的视角。

    对斯维特兰娜现象的思考，尤其是对照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基本可以得到两个
方面的启示。

    首先，翻看７０年的联共（布）党史，无论是党内斗争最为残酷的斯大林时代
，还是解冻的赫鲁晓夫时代，或者是倒退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安德罗波夫戈尔
巴乔夫的解体时代，几乎没有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子女卷入过父辈政治斗争的记
载。斯维特兰娜及其同伴只是他们父辈权力斗争的旁观者。其不知情的程度比克林
姆林宫红墙外的普通百姓没有太大差别。当灾难降临的时刻，她（他）们只是默默
地承受命运的安排——流放、监禁和死亡。

    布哈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古尔维奇·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维奇）的一生是
在苦难中渡过的。布哈林“毫无罪恶的头颅，株连了几千名无辜的人”包括他的妻
子和女儿。斯大林在布哈林被处死１１年后的１９４９年将古尔维奇和她的母亲被
关进监狱。苏俄当局直到１９５６年召开反对个人迷信的二十大后才释放母女。２
００３年古尔维奇·斯维特兰娜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至于托洛斯基的子女们的悲惨下场更是令人扼腕。

    斯大林为了报复托洛茨基，将其全家赶尽杀绝。两个儿子，一个被枪毙，一个
在做了阑尾炎手术后，神秘地死在了巴黎的一家医院里。托洛茨基的两个女婿也被
枪毙。

    托洛斯基的三个女儿，第一个女儿病死于莫斯科；第二个女儿死在柏林。只有
第三个女儿幸存，自１９３７年起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度过了２４个年头，直到１９
６１年克格勃才停止了对她的监视，而那一年她已经是一个８７岁的老人。

    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高级干部子弟都卷入政治
斗争的漩涡。那个时期，她们争先恐后，有强烈的参与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们逐渐发现自己已经跌入了一个一生一世都休想爬出的泥潭。文革结束之后，父
辈之人可用建党建军建国的功勋去抵消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中欠债。而自己呢，除
了负债，别无所有，纠结一生，永无宁日。最典型的公主级的人物有两个：刘涛和
林豆豆。

    刘涛是刘少奇和前妻王前所生。刘涛在文革初期曾经和贺鹏飞等高干子弟在清
华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攻击矛头直指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日刘涛在清华大学校园贴出攻击亲生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
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全面攻击刘少奇。在大字报的结尾处，刘涛表示要“跟着毛主席
干革命”。文化革命中，在无数泼向刘少奇的污水中，这一盆泼向亲生父亲的污水
对刘少奇的伤害之深之烈是可想而知的。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７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大会通过
ＣＣＴＶ向全世界转播。刘少奇遗孀王光美携子女站在主席台上。人们在刘少奇遗
眷的行列中没有看到刘涛的身影。

    蒋南翔或许早就原谅了刘涛当年的行为。刘少奇的在天之灵或许也可以宽恕女
儿的过错。但是刘涛本人今生今世如何从自责中解脱出来呢？

    林豆豆是林彪和叶群的亲身女儿。她的文革经历比刘涛更加荒唐惨烈。林彪面
呈鬼相，助纣为虐，罪恶深重，百死不赎其身。他的死亡结局是中国奸佞史上最为
荒诞的闹剧。其荒诞的极至程度至今还令林彪的拥趸们无法自圆其说。面对毛泽东
对他的戏耍，林彪显然定力不够，他既做不到“理解的要执行”，也做不到“不理
解的也要执行”。于是，毛林摊牌一触即发。就在林彪准备出逃的关键时刻，林豆
豆不但不选择与父母兄长同进同退，却选择效忠毛泽东，向中南海告发父兄外逃的
计划。２５６号飞机在夜幕中仓促起飞，最终坠毁在北蒙的沙漠中。林豆豆关键时
刻背情弃义，火中投碳，有违人伦法则。温都尔汗焚烧父母、父兄尸骨的烈火早已
熄灭，但是林豆豆的余生再也走不出９。１３的噩梦。

    １９８６年英国电影《Ｚｉｎａ》（幽草）在欧洲和美国上映。其中讲述的是
幽草——托洛斯基的女儿（齐娜伊达）在德国柏林生活的故事。斯大林穷尽世间所
有之恶名诬陷托洛斯基，但是幽草无意背叛父亲去效忠斯大林，她以希腊神话中的
安提戈涅自许，情愿陪伴在两眼失明的俄狄浦斯父王的身边。。

    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最具人情的角色。由于自责，底比斯王俄狄浦斯用宝剑
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后逃离忒拜城堡。他的女儿安提戈涅情愿牵着父王的手走向荒原
，无论俄狄普斯父王是否背负着弑父淫母之恶名。

    安提戈涅的感人之处不止于此。

    七将攻忒拜之后，安提戈涅不顾国王舅父克瑞翁的禁令，毅然埋葬了哥哥波吕
尼克斯的尸体。克瑞翁下令将安提戈涅活活关砌在波吕尼刻斯的墓中。谁说安提戈
涅就不是一个殉道者？安提戈涅以其短暂的生命揭示了“天地良心”——“它既不
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永恒地存在着”。

    文革之最罪恶就是将人间的爱非人性化，以革命的名义扼杀所有的人伦之爱。
同时也将仇恨非人性化，在人与人之间，将虚拟的仇恨演变成真实的背叛和血淋淋
的杀戳。

    刘涛和林豆豆在文革中或许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人的事情，但是她们最对不起的
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都说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是最为悲剧
性的情节，但是，在文革中我们看到的是更为凶残的场面——像蝎子一样——“儿
女吃掉自己的父母”的场面。

    其次，在俄国、在曾经的苏联、有一种从托尔斯泰那里延续下来的文化承传，
它背景于东正教，高于党文化，且不曾因为有了十月革命和斯大林时代而被阻断，
成为俄罗斯人判断是非的最高准绳。中俄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高官的子女的生活形态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思想形态更没有可比性。

    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阅读赫鲁晓夫的“
秘密报告”后说：这一切都像是真事……。斯大林这个名字如同铮铮的钢刀声刺痛
了我的耳鼓、我的双眼和我的心。”

    斯维特兰娜用她的两部书《仅仅一年》和《致友人二十封信》划清了与斯大林
主义的界限。斯维特兰娜告诉世人，苏维埃政权的铁幕后面是黑漆漆的，在许多事
上，他们（指斯大林）共同有罪，你能看到观众在鼓掌，而人民沉默无言；斯维特
兰娜坦言，与之同龄的一代人的大多数，他们经历过的生活和我比起来要充实的多
，他们能活过来的人不多，活过来的人都成了时代的精英，他们是明天的十二月党人。

    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是通过阅读这两本书才了解和知道了斯维特兰娜
。所以笔者认为，以人比人不如以书比书。中国有另外两个公主级人物都是师大女
附中的老三届学生。这两个人都写了书——邓毛毛的《邓小平在文革中》，罗点点
的《点点回忆》。

    邓毛毛的书涉及红墙内的秘闻，阅读性是没有问题的。

    罗点点的《点点回忆》的每个章节的开头都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句子作
为导读。语录式摆放的弥尔顿诗句与党文化的叙述形式及其内容就像两条平行线，
永远也找不到焦点。读者似乎只是感觉点点是在做比喻，文革前北京南池子的那个
王府是她和她们家的乐园，文革来了，失乐园了。《点点回忆》快要截稿之时正值
苏联解体。中国和全世界都以平静心态接受这个现实。罗点点却借康克清的嘴说：
“怎么得了啊”。记得读到这里时，笔者几乎笑喷。嗷，她心中的“失乐园”原来
如此。但是，罗点点应该记得，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就认定列宁缔造的人
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被资本主义复了反革
命辟。“怎么得了”的时刻到底应该从何时谈起呢？

    题归正传。用宋彬彬类比斯维特兰娜——斯大林的女儿或布哈林的女儿，似乎
都有些牵强。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都是冠名小品。这些冠名小品确实不好拿来与斯维特兰娜的《仅仅一年》《致友人
二十封信》进行比较的。

第六章　评范世龙的诋毁文及其它

    为了分散读者对《宋彬彬谈话纪要》等材料的注意力，也为了表明自己效忠红
卫兵的立场，《记忆》编辑部急急忙忙在第８２期的的首篇位置安排了一篇攻击卞
仲耘的文章《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署名范世龙。不知是
笔名还是人世间确有此人？这是一篇诋毁文，更是一片献媚文。用诋毁文革受难者
的文字向红卫兵表忠心。其相之丑，其态之陋令人作呕。

    该文章在厚颜吹捧宋彬彬和刘进的同时，将污水泼向卞仲耘校长。文章引用当
年师大女附中高二（２）班学生罗治的一篇日记（刘进曾在“五人谈”中提及罗治
的日记），以卞仲耘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一次报告的摘录为据，下结论说：卞校长做
报告的那一天为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发动日。

    该文中某些叙述清晰地表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参与策划了
这篇中伤卞仲耘文章的写作。

    ４６年前，卞仲耘执行了宋硕的北京市大学工作部的文革部署，安排学校师生
整天学习报纸和文件，这种文革局面与后来的打人杀人相比，对师大女附中的老师
和学生而言都是利多弊少。而宋彬彬刘进鹦鹉学舌效仿聂元梓，在校园贴出大字报
，以领导文革不力之名问罪卞仲耘。

    ４６年之后红卫兵红外围左倾变右倾，反口呲牙，指责卞仲耘领导和发动了师
大女附中的文革。她们左右开弓之目的就是要让卞仲耘、沙坪、梁光琪这些被红卫
兵残杀的人们徒生枉死。

    范世龙文章的逻辑表达水准处在正常人的平均线之下。现在可以通过外延推导
式的方法展现一下其逻辑的荒谬：

    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清华附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
泼向当年的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校长（文革中被清华附中红卫兵残酷殴打，肾脏被
打坏）；

    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女三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泼
向当年的女三中校长沙坪（文革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女十五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
泼向当年的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文革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北京八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
泼向当年的北京八中校长华锦（文革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

    最近，红卫兵的尾随者又在放风，说，卞仲耘不是高、大、全，为什么不可以
碰？

    是的，卞仲耘确实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完人。何止是卞仲耘啊，还有孙维世
、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都不是完人，她们和在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打死的１７
７２名北京市民一样；和南京大屠杀中被杀死的３０万南京市民一样；和在奥斯威
辛集中营中死难的６００万犹太人一样都不是高、大、全的完人。这些受难者生前
或许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道德缺陷和政治过错。指明这些死难者的缺点在政治和历
史上的意义何在？可以抵消掉德国纳粹、日本鬼子和北京红卫兵的罪恶的吗？哪怕
是一分一毫！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已经４６年，王晶垚已是９１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红卫兵
红外围对他们还是愤恨难消、耿耿于怀呢？

    红卫兵对卞仲耘和王晶垚先生的仇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当初，她们游戏般的把
人整死了，只是为了政治投机、哗众取宠，其实并非心头真的藏有血海深仇。时过
境迁，Game  over,她们洗干净沾满鲜血的双手，想读书去了，想拿个学位，还
想恋爱结婚，学着普通女人的样子去做一个贤妻和良母，不希望有人总是提起往事
坏了心情。她们希望死难者家属能够和她们一道快乐地忘记过去。一旦得知死难者
家属还没有忘记血腥的残杀和被害的亲人的时候，红卫兵就心烦意乱，４６年前那
虚拟的仇恨开始变质，质变成真真切切的仇恨。这种世界上最最不讲道理的仇恨开
始在老年红卫兵的心中滋生蔓延。此种非人性的仇恨的聚集是红卫兵４６年来拒不
忏悔的源头，因为有了此种仇恨，所以就有了十年持之以恒的鬼祟和欺诈。

    现在，王晶垚和宋彬彬对簿历史公堂，是非划界、泾渭分明。站在宋彬彬身前身
后的红外围已经挤成一团，上有７０岁的老人，下有４０岁的中年妇女。他们以《
记忆》为阵地，向王晶垚先生和死去的卞仲耘抛出一些烂砖头。这种场景在４６年前
就曾出现过：在师大女附中的操场上，一群红外围尾随红卫兵围殴无助的卞仲耘。
这些过去和今天的红外围分子的情感取向是无法用常规和常识去解构的。他们昨天
热衷于做林彪的拥趸，今天又成了宋彬彬的Ｆａｎｓ。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
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物伤其类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现象
，如王友琴所说，牛是不吃染过牛血的草的。在人的世界里确有着另类的物伤其类
，这个“伤”字已经有“伤害”的意思了。

    王晶垚老先生虽然由衷地感激为铜像捐款的几百名师大女附中师生。但是，他对
红卫兵参与和操纵雕铸并安放卞仲耘铜像是不认可的。

    问他，为何？
    他说，那个人（指塑像）根本不是卞仲耘！

    ２０１１年母亲节前夕，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实验中学举行。这个仪式被拍摄
并刻录成光盘，其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

    这个光盘的解说词严格遵守了红卫兵关于８·５事件的口径——卞仲耘是被学
生打死的（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并在解说词中宣称：“事情已经过去４０多年
，就连亲历打斗校领导的老三届学生至今也不清楚８·５事件的真相”。会议主持
人罗治进一步宣称：“我们认为，真正揭示历史真相探讨悲剧根源的任务还必须由
比我们更年轻，更深入研究历史的人来完成”。这实际上是在用建一座铜像推卸掉
了揭露一场血案真相的历史责任。卞仲耘不是被暗杀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
打死的。卞仲耘被害那天，师大女附中在校的老三届学生和老师估计应该不少于一
千人。这一千人在这４６年间与杀人者默契了一个最大公约数：绝不指认任何一个
凶手，绝不说出任何一个凶手的姓名。王友琴说，当年不能出面制止暴力的实施，
无异于同谋！那么，４６年间与凶手共同坚持一个拒不揭示惨案真相的攻守同盟是
不是也同样无异于同谋呢？

    ２０１２年７月９日，王晶垚先生将记录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退还给罗治
。在退还光盘的说明信中，王晶垚先生写道：“由于塑像的问题，我肯定不能接受。
”

    捐款人中不乏红卫兵人。她们以为塑一座体态丰盈、面带微笑的卞仲耘铜像就
可以自赎了吗？卞仲芸告别人世时是铜像塑出的那副模样吗——安静、祥和——鬼
都不相信！

    红卫兵不允许在碑文中注明卞仲耘的死因，但是允许卞仲耘以一名教育工作者
的形象存留于世。

    但是，卞仲耘注定要以一个文革受难者的形象被记入史册！这是她生前生后的
宿命。“三尺琼花骸骨掩，一腔鲜血练旗旋”，冤死的窦娥可以洁来洁去，或许是
苍天的怜悯。而卞仲芸呢？遍体鳞伤，粪便染身，生的痛苦，死的无颜。４６年前
不能感天动地，４６年后也没有换来红卫兵的眼泪和忏悔。莫非真的应验了那句中
国的名谚：狗行千里吃粪，狼行千里吃人。

◇　结束语

    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地段，有一片纪念碑群。碑群的东南角有一道石阶通往地
下。地下是信息厅。一个声音在宣读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的姓名和简历，相
应的文字在墙壁上淌过。从头到尾听一遍全部死难者的名单，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
十七天。

    历史记住了卞仲耘。但是，被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的玉华台饭庄１９岁的女
服务员叫什么名字？被男四中红卫兵打死的社会青年叫什么名字？被北大附中红卫
兵骑摩托车多次碾过身体的老妇人叫什么名字？在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１
７７２名死难者的名单在哪里？他（她）们正在被遗忘。或者说已经被遗忘。上天
无情，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安排的吗？

    死相惨烈的人是上不了阿修罗道的，更莫说天道。断魂桥上，６０年等一回，
她（他）们在等谁？在等那些诬陷过她（他）们的人，羞辱过她（他）们的人，残
害过她（他）们的人，杀死了她（他）们的人，还有那些为暴行辩护和狡辩的人，
牵着她们的手共赴无间道。

□　原载《北京之春》２０１２年８月号

yangharrylg

是范世涛，不是范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