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开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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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事情，但也可以算是七十年代末的延伸。

开会记
－－作者：李庆西

记下多年来（恰好四分之一个世纪）参加会议的一些印象，以便留下往事的雪泥鸿爪。回忆与事实也许会有某些偏差，我不是记忆力很好的人，也从不写日记。但是有些印象确实很深刻，冷雨敲窗的细节往往比整个事件本身更有意思。逝去的岁月里有许多熟悉的面孔，带走了许多众声喧哗的时刻。很高兴我还能回想起不少东西。我想，那些言谈謦咳之间多少也能见证文学这一行的变迁。
其实我参加过的会议不能算多，据说北京这圈子里有人一天要赶好几个场子。只是跟别人不同，我参加的那些会议很难划定一个专业范围，五花八门都有（虽说都跟文学有关），现在自己想想也觉好笑，这样到处“蹭会”难免给人不务正业的感觉。
本篇记述截止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的会议另外再写，或以《开会记》（续）为题。




一九八四年三月，武昌 首届全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那时我已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会议请柬是给社里的，老编们都辞让，让我这小字辈去见世面。
主办方是湖北大学中文系、湖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等单位，与会者有全国各地二百余名学者，大多是院校教师。下了火车，赶到会议安排的一家市府招待所，只见门厅里一派握手寒喧的热闹，也都刚从车站、机场过来，手里拎着旅行袋，彼此打听熟人近况。谁谁谁当系主任了，谁谁谁这回正教授还差点火候……。在会务组登记时，旁边有人缠着会务人员大吵大闹，“×××跟我一样也是八二年的副教授，凭什么他住双人间，把我弄到了三人间？”
开会了，有幸见到若干学术名家，当然只是远远地瞻仰，台上坐着程千帆、郭豫适、章培恒、陈毓罴、袁世硕、舒芜诸先生。不过，会上的风云人物是湖北大学的张国光，他对施耐庵、金圣叹的身世考证让许多人兴奋不已。还有陈美林、李汉秋关于吴敬梓其人和《儒林外史》人物原型研究也颇受关注。听了一连串发言，除了作者与评点者身世研究，便是版本考证、原型和本事什么的。考据＋索隐，像是霍桑探案，狄仁杰断狱？
社里没有派给组稿任务，省去找专家套近乎的功夫，那时我还不大会跟人打交道。同住一室有徐州师院年轻教师吴敢和杭大研究生陈飞，那时吴敢刚研究生毕业，已将张竹坡身世捋过一遍。他告诉我，张竹坡是解开《金瓶梅》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犹如脂砚斋之于《红楼梦》。会议有半天安排游归元寺，吴敢、陈飞和我聊了一路，听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三国演义》，他俩竭力鼓励我搞古典小说。可是，我混到这里边能做什么呢？我想，他们做的完全是另一路学问。后来我再也没有往古典小说上下功夫，后来吴敢成了《金瓶梅》研究权威。

一九八四年七月，建德 李杭育小说讨论会

那年春天，杭育从富阳调到杭州搞专业创作，他已写了“葛川江系列”最初一批作品。杭州市文联要开一个他的作品讨论会，文联党组书记董校昌和《西湖》杂志社的高松年在张罗这事儿，想让我请几位省外评论家赴会。可是，那时候省外评论家我还一个都不认识。结果是杭育自己给程德培写信发了邀请，程写过《最后一个渔佬儿》的评论，是一个合适人选。程德培回信说，他从未去过上海以外的地方，怕是出门有诸多不便，希能邀吴亮一同前来。我在《上海文学》上读过吴亮的文章，很佩服此人，便跟老董说他能来最好。那时程德培还是上海印染五厂一名仓库保管员，吴亮在一家饮食冰箱厂做钳工，在我看来他们是真正的评论家。我从未见过他们二人，去火车站接站时手里举着写了他俩名字的纸片。
不知为什么，老董他们偏将会议地点搁在离杭州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建德县，弄了一辆面包车把大家送过去。可能那儿靠近所谓“葛川江”的源头吧，可能要让上海客人领略一下千岛湖风光，可能那儿的招待所价格低廉……。那个名叫月亮坪的招待所条件实在简陋，离着县城还有一段路。与会者总共十几个人，除两位上海客人外都来自省内。天很闷热，没有空调，开会之余，大家聚在招待所屋顶平台上，通宵聊天。老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箱啤酒，正好助兴。
是年三月，杭育曾参加《文艺报》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呷着啤酒大谈涿县会议见闻。说到王蒙如何风趣，张贤亮如何牛逼；说到张炜、史铁生……，不知怎么又扯到了阎纲。那时阎纲俨然是评论界最大的腕儿，总是旗帜鲜明地宣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正确”。可是，年轻的仓库保管员和钳工却从那些主流评论话语中看出一种危险趋势，那是另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于是，借着酒劲开始骂骂咧咧，先把阎纲数落一通，又大骂现实主义、工具论的“禁箍咒”。吴亮说，“他们那一套撑不过三年，你们看着吧！”真是一语成谶，不到两年功夫评论界已是另一番天地。
老董借故开溜了，老高不时提醒说，“你们声音小一点……”




一九八四年八月，兰州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

记不得那是当代文学第几届年会，会议请柬也是寄给出版社的。我到上海搭乘飞往兰州的航班，在虹口机场候机时遇到同机赴会的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同行的一位杭大教师跟他很熟。潘教授是这一行的老前辈，听人说他一向重视文本细读，课堂上把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讲了大半个学期。从上海到兰州整整飞了三个小时，从兰州机场到市区又走了三个小时。破旧的机场客车沿着黄河摇摇晃晃地走着，窗外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坡渐渐融入夜幕……
那时当代文学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有南北两个山头：一谓“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挂靠中国社科院，即“北会”；一谓“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是姚雪垠搞起来的，挂靠南方某大学，即“南会”。其实，两会并非纯以南北划界，而是犬牙交错、互相渗透，就像“移动”和“联通”。相比之下“北会”势力强盛，兰州年会是北派的场子，江湖上各路长老都来了。可是，没见会长冯牧露面，有人说他来了一下，不知什么原因又急着赶回北京了。
开幕式在兰州大学礼堂举行，正式与会者约两三百人，但会场里坐得满满的，差不多有上千人。正是暑假里，兰大各系师生闻风而至，还有其他院校的，跟文学扯不上关系的都来赶场子，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教师就是搞冰川还是冻土什么的，小声地跟我讨论对刘宾雁报告文学的看法。开幕那一刻，终于见到传说中的阎纲。冯牧不在，阎纲、张炯、刘锡诚成了研究会的掌门人。在欢快的乐曲中，只见他们从主席台一侧依次步入会场，三人身着毛式服装，神采奕奕，向台下频频招手。此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会议整整开了五天，大会以外按省区分组讨论，搞得就像现在“两会”似的。
会场外有书摊，休息时那儿围了许多人，阎纲新出两大卷的评论集《文坛徜徉录》摆在最显眼位置。我一看就喜欢这书名，“徜徉”分明是安闲、从容、自在，只是书里那些文字处处透着严防死守的紧张感。小组讨论时，阎纲来到我们那一组，这时他卸下毛式上衣只穿衬衫，露出平易近人的笑容跟大家聊天、打趣。他像是有胃病，不经意间脸上又挂着苦难深重的表情。其实，他有相当随和的一面。
谢昌余是年会上另一个焦点人物。此公是甘肃省评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的主编，由于该刊发表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弄得名声大噪，却也惹了大麻烦。徐文是八十年代初所谓“三个崛起”之一（另外两个是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据说胡乔木都插手此事。会上谢昌余见谁都端着恭谦的笑脸，作出一副犯错误的低调姿态，可走到那儿都有一群人围上来。
会上年轻人不多，记得有这几位：周政保，乌鲁木齐军区创作组的，见人就一脸憨笑；陈晋、张德祥，都是书生模样，二人尚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硕，听说陈晋后来改行搞党史了；沈祖培，《北方文学》编辑，我早年在黑龙江时就相熟，后来下海经商屡经挫折；王斌，河北《文论报》编辑，当兵出身，一说话却很激动。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很有理想，经常凑在一起畅谈文学前景，有时买个西瓜分而食之。兰州的瓜果很甜，那时兰州的天很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杭州 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通称“杭州会议”

这次会议由《上海文学》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杭州市文联三家联合主办，地点在杭州西山路（现杨公堤）解放军一二八医院（又称陆军杭州疗养院）。有些回忆文章把地点写成“空军疗养院”或“海军疗养院”，都不确。我是主办方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参加人员，确定会议租房时还参与过意见。选择那儿主要是看中租金便宜，会议包了两幢二层小楼－－过去是将官休养的住所，那时已显窳败－－时在冬季，室内连暖气和热水都没有。
与会者总共三十余人，来自三个主办单位和一部分特别邀请的作家、评论家。受邀人员是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阿城、黄子平、季红真（以上北京）、徐俊西、张德林、陈村、曹冠龙、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宋耀良（以上上海）、韩少功（湖南）、鲁枢元（河南）、南帆（福建）等。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方面有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蔡翔、肖元敏、陈杏芬（财务）等人出席；浙江文艺出版社仅我和黄育海二人；杭州市文联有董校昌、徐孝鱼、李杭育、高松年、薛家柱、钟高渊、沈治平等人。会议由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主持。
这次会议事关寻根文学发韧，先锋小说崛起，可以说起到扭转文学观念的作用，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坛聚会之一。会上一些详细情况，周介人、李陀、韩少功、蔡翔、吴亮、黄育海等人曾撰文或是在接受采访时作过不少回忆，这里就不再赘述。
有一个跟我本人有关的情况，好像别人的回忆都未提到，那就是周介人叫我提前一天赶到上海，第二天与上海和北京等地与会人员一起来杭。为什么先把我召到上海，现在想不起来有何具体原因，只记得他们把我安排在文艺会堂住宿，在那儿见到了北京来的李陀、黄子平、阿城等人。我去黄子平房间叩访，见他手里正握着一册新出的《管锥编补编》，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当晚《上海文学》宴请将赴杭参加会议的作家、评论家，出人意料的是王元化先生来了。那时王元化还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似乎是编辑部特意安排的一个礼节性会见，他没有吃饭就走了。李子云把与会者一个一个向王元化做了介绍，他走过来跟大家一一握手问候，见到吴亮很亲切地问道，“你在《上海文学》上的‘对话录’还写不写了？”他们聊了一会儿，还扯到了黑格尔什么的。我想，有关这次会议的筹备、酝酿情况，李子云跟王元化不会没有沟通吧。
第二天上午，一辆租用的大客车把大家拉到了杭州。车子驶入一二八医院，冬日里“将军楼”前依然树影婆娑，阿城一下车就大声说好－－“好！这地方太好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厦门 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亦称“厦门会议”
八十年代的文学评论是三分天下：作协、文联（包括这些机构主办的刊物）是一块，社科院系统（包括地方社科院）是一块，高校是一块。其中大头在作协、文联这边，那时学院派批评还未成气候。“厦门会议”倒是整合了三股力量，主办方有《文学评论》、《上海文学》、《文学自由谈》（天津）、《当代文艺探索》（福建）和厦门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等五家单位。会议地点在厦门大学，出席者有一百二十多人，会期长达七天（包括一天半参观游览）。
我第一次见到许多行内资深人士，如许觉民（洁泯）、朱寨、陈丹晨、刘梦溪、陈骏涛、杨匡汉、林兴宅、孙绍振、魏世英、滕云等，也认识了朱水涌、曾镇南、李兆忠、李洁非、王光明等年轻评论家。很开心地又见到了周介人、鲁枢元、南帆、吴亮、陈思和、许子东等，彼此俨然已是老朋友了。在兰州年会上见过的张炯也是这个会议的重要人物，依然一身毛式服装，举止神态颇显“挥手之间”的范儿，一些年轻朋友背后戏称之“党和国家领导人”。本来会议的核心人物应是刘再复，他没来，听说是有事脱不开身。不过，会上给人的感觉是他几乎无处不在，许多发言都言必称“再复同志”，再复同志如何如何说，再复同志早就注意到……
会议由朱寨、张炯、陈骏涛等主持。每天晚餐后，陈骏涛就到招待所服务台上往北京挂长途电话，向刘再复汇报当日会议情况。多年后，陈骏涛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会议的指导思想受到了刘再复关于‘方法论变革’的一系列思想的影响。刘再复在这次会议之前所发表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以及对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和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内涵》的推介，成了这次会议一个热门话题。”（《从一而终－－我的文学批评之旅》，见《芳草》2007年第1期）
然而，“方法论”一事却未能借助这次会议大行其道，由于一些中青年实力派人物对“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之类的新方法用于文学研究的有效性提出深刻质疑，这股理论热潮反倒由此终结。讨论中，孙绍振、陈思和、南帆、许子东、吴亮等人都不认同林兴宅的探求，认为审美活动很难归纳为某种科学范式。周介人则强调：批评方法应该多样化，应该多层次地理解方法问题，运用任何一种方法的最高境界应是无迹可求。
不管大家对再复同志如何崇敬，刘再复力推“方法论”的意见并不影响人们各抒己见。这次会议真正是充满“费厄泼赖”精神，大家自始至终在宽松的气氛中进行商榷与讨论。
南帆在会下很活跃，厦大是他本科母校，校园四周都很熟悉，带着我们一帮人逛海滩，夜游南普陀寺。会议专门组织游览了厦门鼓浪屿，还驱车去了泉州清凉山和开元寺。

一九八五年五月，北京 《人民文学》青年作者座谈会

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就像是欧洲足球豪门俱乐部，手里攥着一批大腕，眼里盯着二三线队伍。这次会议邀请对象大概算是当时的二三线作者（不一定按创作实力而论，是否获得过全国性奖项似乎是一种标准），记得有十七八人，其中实力强的有何立伟、扎西达娃、马原、周梅森、刘索拉、徐星等人。其实，刘索拉凭借《你别无选择》已名声鹊起，马原的先锋叙事让人刮目相看，何立伟更显才气逼人，说来差不多也该跻身全明星阵容了。我在《人民文学》刚发过一个短篇小说，还有一篇也将要发表，大概是以为我还有点培养前途，该刊副主编崔道怡、小说组长王扶都来信邀我赴会。
我那时很愿意往北京跑，京中文化氛围让人着迷，也总能听到一些让人激动不已的流言蜚语。会议安排在厂桥附近的中直机关招待所（即今金台饭店旧址），交通很方便，报到那天何立伟要去拜访“陀爷”（李陀），问我们去不去。我跟《读书》的吴彬约好了，去她们那儿聊天。
中直招待所条件不错，吃住都好。我跟马原、周梅森住一个房间，每天聊得很晚。马原当时还在西藏，逢人大谈藏区见闻、藏民风俗。来自藏区还有扎西达娃，他是藏族，一口普通话却说得地道。记得马原跟我谈过一个长篇构思，背景是拉萨机场，跟航站楼有关的什么事儿。我听得很兴奋，当即跟他约稿（其实我在社里一般不沾手创作书稿），他也爽快答允，可是这事儿说过就拉倒了。
第二天开会，王蒙来了，当时他兼任《人民文学》主编。王蒙的口才让人折服，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座中不断发出笑声和掌声。我听得出，其实王蒙挺矛盾的，一方面他很欣赏空灵、飘逸、不拘一格的艺术探索，一方面对年轻人里边“脱离现实”的创作趋势又颇感担忧。往深里想想，这也是文学自身的矛盾。他讲话擅用善意的讽刺，要敲打一下年轻人，还能把人逗得乐不可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蒙。
会上让大家交流创作体会，一个个讲下来，有慷慨陈词的，有摇舌逗哏的，倒是听了许多不错的故事段子。又请了谌容、张洁来讲课，都是很实在的经验之谈。当时最拨尖的那些中年作家都有一套好手艺，能在四项原则框架内玩一手绝活，既能表现与时俱进的思想解放，又不至于擦枪走火犯什么忌讳。
私下里，王扶跟我说，王蒙对我那篇《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些想法。她把王蒙的审稿笺给我看了，上边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原以为王蒙只是挂个主编名儿，没想到他还真的看稿，还抠得很细，特别是对小说中第三个故事提了略为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有些犯难，觉得按这思路改下去搞不好就“拧”了。王扶说，要不你自己跟王蒙谈一谈。会议有一天安排大家游览颐和园，在听鹂馆吃午饭，餐桌上我找机会跟王蒙陈述了自己的想法。王蒙听后，沉吟片刻，只问了一句：“你确信这样效果更好？”见我自信满满地点着头，他说，“好，那就这样发吧。”

一九八五年秋天，杭州 长江三角洲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讨论会

记忆中，这是第一个与“地域文化”扯上关系的会议，地点在杭州九溪附近的五云山疗养院，与会者来自江浙沪两省一市，总共四十多人。上海方面有茹志鹃、周介人、王安忆、程乃珊、王小鹰、赵长天、沈善增、吴亮、程德培、陈思和、李劼、毛时安等，江苏方面有艾煊、赵本夫、周梅森、储福金、黄蓓佳、范小青、梁晴等，浙江方面有徐孝渔、李杭育、张晓明、袁敏、黄育海、钟本康、高松年、沈治平、薛家柱、高峰、闻波等。
报到那天出现一个意外情况，东道主之一的浙江作协临时决定退出主办单位，浙江方面所有人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这事情自然别有原因，前一天晚上省委宣传部打电话通知作协主持日常工作的老华，让浙江作协撤出来，说是这种跨省市的会议事先未经报批是不适宜的。本来会议筹备时就是两省一市作协和杭州市文联四家联手（有人戏称“三国四方会谈”），这下东道主只剩市文联一家，可他们的头儿也不敢露面了。
不过这意外变故并未影响大家开会的热情。会议由上海、江苏方面带队的茹志鹃、周介人和艾煊、赵本夫轮流主持。发言一开始就很热烈，一个个死抠“吴文化”、“越文化”的概念与特点，一个个溯本求源，引经据典，气氛颇似学术会议。原以为从苏北土地上走出来的赵本夫、周梅森该谈谈“江淮文化”了，可是赵本夫发言却撇开了“文化”的套套，从捕捉日常生活种种细节谈起自己的创作感受，这不啻对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艾煊在旁频频点头。茹志鹃说，本夫说得很实在，我们不必颠倒文化与生活的关系。于是会风大转，从“文化”转向土地与生活。
王安忆介绍了写作《小鲍庄》的一些想法。程乃珊结合自己的《蓝屋》大谈老上海花园洋房里的生活细节，我还是从她那儿头一回听到“掼奶油”这词儿，她用上海话形容了一个什么动作，惹得满堂大笑。会议沉浸在开心的谈论之中。语言勾起了艺术梦幻，铺开人生的精彩。
会议唯一组织的游览只是去了近处的云栖竹径。其实算不得游玩，大家一到云栖就在茶室里讨论起来了。吴亮在《八十年代琐记》中回忆道：“在杭州九溪讨论‘长江三角洲文学’，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没日没夜地聊，人人都揣着一肚子的写作计划。许多人走火入魔，大谈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海明威福克纳，还有算命八卦飞碟外星人野狐禅。沈善增当时比较低调，一个人闷写小说还业余闷练气功，许多年过去了，诺贝尔奖被法国高行健摘走，沈善增成了气功大师。”（《书城》2006年10月号）不过，那时沈善增好像还没练气功，倒是逮着谁就给人看手相。
上一次杭州会议把记者拒之门外，这回却不同，上海就邀了好几家媒体，长髯飘飘的《新民晚报》记者林伟平颇引人注目。还有天津《文学自由谈》编辑赵玫，《天津日报》记者宋安娜。上海文艺出版社来了郏宗培、刘俊光两位年轻编辑。刘俊光天天缠着程德培、吴亮，促成他们选编了《探索小说集》。

一九八五年冬天，长沙－岳阳－张家界 《湖南文学》笔会

这是湖南作家与外界的一次交流，邀请对象有搞现代文学的，也有搞当代评论的，此前这两拨人还难得凑到一起。那时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刚刚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次湖南之行，让我有幸结识了北大王瑶先生的几位高足：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凌宇（本来还请了陈平原，听说王瑶先生不让他来）。除外还有黄子平、吴亮、许子东和雷达。
湖南方面牵头的是凌宇和韩少功，他们几乎调动了整个湖南文坛。我们到达当晚，主办方设宴款待，古华、莫应丰、叶蔚林、孙健忠、谭谈、张扬、何立伟、徐晓鹤、蒋子丹、聂鑫森、肖建国、彭见明等湖南作家都来了。八十年代正是文坛“湘军”鼎盛时期，可谓人才济济，岳麓书院门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透着湖南人的豪迈和自信，也恰是当日之写照。
在长沙三日，住在蓉园宾馆，听说是从前毛泽东下榻之处。座谈会与游览节目穿插进行。爱晚亭边讨论歌德的“世界文学”，老钱谈起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韩少功带大家去火宫殿吃臭豆腐。有一天早晨，在宾馆餐厅遇见刘宾雁，正独自进餐。那时他是手眼通天的人物，来这儿调查一桩什么事情。大家移到一桌，边吃边聊。说到后来气氛不对了，有人质疑其所谓“第二种忠诚”，称之“娘打孩子论”翻版，彼此唇枪舌剑地掐上了。
会议第二站在岳阳。登岳阳楼，披襟临风，凭栏远眺，八百里洞庭奔来眼底。古华带大家渡水到君山岛，在岛上吃饭。找到一家渔民餐馆，露天摆了两桌，各种湖鱼轮番端上，号称“百鱼宴”。有一种洞庭银鱼鲜美无比。唯独苍蝇太多，寻着热气香味都往桌上扑来，就餐时大家一手挟筷子一手赶苍蝇。到后来别人都撤了，我还没吃完，大群苍蝇密密匝匝落下。雷达笑我贪吃，弄得像个叫花子。雷达颇有型，身着风衣，戴一副蛤蟆镜，就像电影《追捕》里边矢村警长的装束。他总是大步流星走在前边，嘴里哼着“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张家界是第三站。湘西，沈从文，长河与边城，水畔的吊脚楼……一路崎岖走进文学史的记忆。从长沙过去面包车走了十一个钟头。车上蒋子丹、何立伟唱花鼓戏，从《刘海砍樵》唱到《列宁在十月》，又用方言表演农村计划生育段子。湖南人搞笑绝对一流。大家乐过一阵，渐而在颠簸中睡去。昏昏沉沉中，忽然赵园带头唱起歌来，老钱、老吴、凌宇、雷达都一展歌喉。都是苏联老歌，《三套车》、《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大家都唱，我不会唱歌也跟着哼哼。途中后一段进入山区，山道弯弯，十分险峻。车到目的地已是夜里，从车灯里看见镌着沈从文手迹“张家界”的石碑，一车人大呼小叫。
凌宇是湘西人，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爬金石寨把大家甩得远远的。某日，一行人沿着金鞭溪逛悠，见一猎户手里提着刚打的果子狸，凌宇说这玩意儿当地人叫“白面”，是山里珍物，便掏钱买下。在近处找了山洞里的一家农户搭伙，让主人把“白面”剁碎炖了。连锅端上来，大家撇了斯文相，坐地成了老饕。见许子东一个劲儿往自己碗里扒，吴亮急了，扔下筷子，干脆用手抓来吃，黄子平笑称“空手道”。




一九八六年夏天，大连－沈阳 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

那时，吴亮、程德培已调入上海作协，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室，周介人兼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策划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这个讨论会，以《上海文学》名义联合《当代作家评论》主办。
周介人带着上海的一大帮人坐船前往大连，其中有王晓明、朱大可、李劼、魏威、方克强、杨文虎、李振声、林伟平、杨斌华、吴婓等，我与他们同船。吴亮、程德培已先期抵达，与《当代作家评论》的陈言、顾卓宇、许振强等安排会务。辽宁方面参加会议的还有刘齐、李黎、辛晓征、郭银星等人。广东的郭晓东、陈剑晖也来了。会议地点在旅顺一个海军招待所。
抵达当晚，旅顺海军基地的王司令来看望大家。这位司令酷爱文学，似有儒将之风。海军基地给会议提供了许多方便，那时旅顺尚未开放旅游，基地安排大家参观了旅顺口和鸡冠山炮台等处，都是日俄战争旧址。从山上俯瞰礁石环抱的港湾，有一窄窄的豁口，正是当年东乡平八郎的舰队以沉船堰塞航道之处。
新时期文学走过十年的历程，该划一个句号了。从会上发言来看，我知道原有的共识已难以维持。随着工具论旧说大势已去，共同的标靶已不复存在，而风云变幻的新思潮新主义则不违农时播下了种子。一九八六被称作“观念年”，记得黄子平说过一句话：创新就像一条狗，追得大家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讨论中可谓歧见迭出，一个个亮出自家独门暗器。吴亮提出城市意识，李劼大谈罗兰?巴特的叙事话语，郭银星祭起女权主义。有人扯到创造性误读之玄意。还有朱大可，说什么来着？让我想想……“寻根”与“先锋”的理念开始分道扬镳。反省“江湖气”，追求“规范化”的学院派批评也成了重要话题。
我突然发现自己“老了”，那年我三十五岁，在文学评论这一行里明显感到不好混了。可我还留恋这圈子，好在自己作为文学编辑，仍有机会跟朋友们重聚。旅顺的会议预示着一个大分化前景，今后各人将走自己的路。尽管意见不一，会上气氛倒格外和悦，好像流露出分手前的惜别之情。最后结束时全体高唱《友谊地久天长》。
会议后一段移师沈阳，继续未尽的话题，还游览了沈阳故宫和北陵。

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 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

这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文学评论》主办的大型讨论会，地点在国谊宾馆，与会者有三百多人，可谓盛况空前。现在想起来，这种会议更像是大而无当的官样文章，要说真正揭橥文坛消息，实不如《上海文学》搞的那些可以即席畅言的小型会议。
当然对我来说，有机会去北京也不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再复，他握着我的手，问了许多话，在后生面前就像一个宽厚的兄长。当时他新出了理论专著《性格组合论》，竟赠送与会者每人一册签名本，成为会议花絮之一。另一桩新鲜事儿就是钱锺书到会，虽说只是开幕式上坐了坐主席台，却为大家津津乐道，因为据说钱氏从不参与这类礼仪应酬。
刘再复在会上作了《论新时期文学主潮》的长篇发言，大有一锤定音之力。分组讨论中，听到的都是对新时期文学的肯定和赞扬。不过，多年后听朱水涌聊起会议情形，告知开幕式当晚因为央视“新闻联播”没有报道这次会议，再复颇感失望。
如果不是“黑马”刘晓波的杀出，本次会议实在乏善可陈。刘晓波那时还是北师大的博士生，却不惮人微言轻，因为满脑子都是大想法。他先是在小范围里搞了一个讲演，提出新时期文学的“危机”意识，接着又被请到大会上去讲。不知再复是否知道有人要搅局，就算知道了也不至于拦阻，或许会想搅动一下也好。让他这一搅，果真石破天惊。刘晓波说，新时期文学十年是充满危机的十年，并非像许多人所说的那么光辉灿烂，作家们都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别人重复自己。说到新时期文学“主流”，他认为绝非五四新文学的延续，倒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拙劣翻版－－这是将“寻根文学”作了靶子。
这下有了轰动效应，刘晓波顷刻成了媒体热议的人物。严格说来，此前文坛上还不曾有过“一夕成名”的先例。当时很有影响的《深圳青年报》称之为“黑马”，并在“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他的言论摘要。
某日午后，我跟《文学自由谈》的两位编辑在房间里聊天，刘晓波趿着拖鞋进来了，好像是随意蹿过来的。我问他，你不觉得自己的观点有点偏激？他笑笑说，“鲁迅说过中国人就这德性，你要开窗没人理你，非得把房子拆了不可！”
许多人都逃会，或是聚在房间里聊天，或是去市里寻亲访友。我去《读书》编辑部找吴彬，那天董秀玉也在。老董把我请到她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包书稿，是陈平原的论文集《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她说是主动向作者约来的，但三联一时出不了，问我浙江文艺能否出。我正求之不得，当时我跟黄育海策划编辑“新人文论丛书”，缺的就是这类选题。

一九八七年一月，北京 第三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

“青创会”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会议，住宿和一般活动都安排在京丰宾馆。到京当晚，我去吴彬家吃涮羊肉。正说着那羊肉不膻不腻，电视里听到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新闻，我们都惊呆了。
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内一个中型会议厅，由张光年、王蒙等人作报告。王蒙讲话照例不念稿，但那天的临场发挥显然不如往时。他一反常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还联系自己访问美国的见闻，谈到不能盲目崇洋媚外云云。会后我写了一首诗，记得最后两句是：“王蒙同志在报告里谈到了明天/门外雪地里有人在等待戈多”。
开幕式结束后是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与合影，报道时拿到的会议日程表上就有这项安排，大家原想肯定是胡耀邦，但胡已下台，不免引起许多猜测。出来接见的会是谁呢？这时把大家拉到人民大会堂一处专门用于接见的大厅，站好队形等待与中央领导人合影。在拍照的专用阶梯上把几百人安置妥当就大费周章，都站好了又等了半个钟头，邓立群来了。邓没有讲话，朝大家挥挥手，拍完照就走了。
虽然我是浙江代表团领队，此后却几乎是天天逃会，在京城各处游荡。听说会上闹出了许多不堪之事，听说上边很恼火。后来，曾有记者引述韩作荣的回忆说，“舒婷喜欢恶作剧，她冒充作家的崇拜者给作家们打电话约会，不少人被她骗到雪地里受冻，雷抒雁是第一个被骗出去的。”（《青创会：“文学夜总会”与“美女俱乐部”》，见《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1日）雷抒雁那事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熟悉的好几位朋友都遭遇过电话陷阱。
这类会议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见到许多人。我去见贾平凹，他名声已经很大，谒见的人很多，得一个个排队。前不久，在某个场合与费振钟相遇，我问他，咱俩初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说就是那次“青创会”。对了，还有丁帆和王干，那时他们是江苏评论界的“三剑客”。

一九八七年七月，北京 张承志小说《金牧场》发布会

那时我住在北影厂招待所搞一个电影剧本，常去梁晓声家里聊天，有时在他那儿蹭饭。有一天，他说起张承志有一个聚会，你去吗？我很想认识张承志，第二天梁晓声就带我去了，地点在北太平庄附近的双秀公园，离北影厂不远。
原来是《金牧场》的发布会。张承志的这部长篇小说刚在刊物上发表，尚未出书（后于当年10月出版）。当时这一代作家至少都有七八年的创作经历了，可出版长篇还是很稀罕的事儿，不像现在八○后九○后出手就是长篇。发布会租用了公园内一个庭院，有面墙上挂着一幅油画复制品，是用抽象的大色块表现太阳和草地，大家来了都往上边签名。这幅画就是《金牧场》出书时的封面用图。
张承志隆鼻深目，一头鬈发，跟以前照片上见过的不大一样。确实很有型。
发布会实际上是一个Party，廊下长条桌上摆了好多食品和饮料。张承志邀来一些回族（或是维族）朋友，现场用炭火烤着羊肉串，有的打着手鼓跳舞。王蒙来了，还带来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大家注意力一下子都被身着白色长裙的包柏漪吸引过去了。这包女士是华裔作家，还是舞蹈家出身。听到器乐声，她便在天井里翩翩起舞，拽着王蒙一起跳。王蒙的舞姿有些笨拙，竟也来了几下新疆舞蹈的闪肩动作。张承志在旁放声歌唱，大家都很陶醉。

一九八八年三月，北京 《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顾问和编委会议

那一年，黄育海和我策划编纂一套八卷本的《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聘请陈荒煤、冯牧、顾骧等担任顾问，刘再复为主编，编委会成员有：何西来、黄子平、吴亮、程德培、南帆、王晓明、陈思和、雷达、程麻、白烨等人。这次会议是请在京的顾问和编委审议编辑方案，事先早就将打印材料寄送各人，我们到京后又分别登门拜访、听取意见。再复和育海主持会议，算上本社人员，出席者有十几位，讨论了一整天。地点在干面胡同的红十字会宾馆。
讨论到跟“寻根”有关的什么问题时，冯牧面露愠色，指着我说，“那时候我们在前边替你们顶雷，承受多大压力啊，可你们这帮小鬼还尽给添乱！”陈荒煤插上说，“那时候晚上听到电话铃响心里都发怵！”不曾想前辈们竟如此心力交瘁，如此“横站”也真不容易。
所有的问题终于一项项搞定。会议结束时，再复长吁一口气，悄悄对育海说，“真不容易，总算都达成了共识。”
其实都不容易，我们做小辈的也难处多多。第二年初夏，这套《大系》编就付印，可是未等装订成册竟胎死腹中。

一九八八年八月，镜泊湖 中国文学史讨论会

那天出了牡丹江机场，正愁找不到去镜泊湖的车，有人过来问是不是去湖区开会的。原来同机抵达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和编辑王培元，有车来接他们，把我一同捎去了。从牡丹江到镜泊湖一百多公里，当时路不好走，大约走了三四个钟头，途中还吃了一顿饭。
会议包租了湖畔的几幢消夏别墅，一色的俄式木板房。到那儿见到钱理群、吴福辉、王信、陈平原、季红真、王晓明、陈思和、蔡翔、魏威、赵昌平、钟元凯、王钟陵、张中等人，大多是早已认识的师友。赵昌平和几位搞古代的学者是第一次见面。久闻赵昌平唐诗很有造诣。牡丹江师院中文系是主办方，该系黄万华张罗会务，进进出出，忙个不停。
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贯穿一路“打通”的理念。与会者大多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出面邀请，故而搞现代的学者居多。其实，改造文学史的革命思想也产生在这些人中间。当时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刚刚开张，陈平原等北大学者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项目亦已启动。不管怎么说，文学史的话语权力很快就要在这些人手里发挥影响了。
学者的会议不像作家那么散漫，自始至终很认真。王晓明曾回忆说，“八月的镜泊湖竟是那样炎热，湖面上吹来一阵阵热风。会议室里的气氛就更热烈了，几十个人挤坐成一圈，不停地挥着扇子，打着手势，极力增强自己说话的气势。不用说，一个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文学史的多样化。看清了文学史是那样一个主观性和个人性都很强的东西，接下来就自然要谈到它的多样化了……”。（《从万寿寺到镜泊湖》，见《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可是，文学史的多样化取决于文学观念的多样化，话题很快又回到了主观意识一端。
陈平原作长篇发言，谈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构想，还谈到王瑶先生的学术意见。
会下，钱理群等北京学者与王晓明、陈思和等上海学者做了一个“南北合作”的约定，几年后一系列南北呼应的行动造就了一种新的局面。
会议期间，陈早春以人文社名义召集了一个征求作者意见的座谈会。大家都不好意思开口，最后陈平原打破沉默。他对该社偏重编纂老一代文化名人的文集，而忽视学界新生力量的做法提出批评，说到浙江文艺社的“新人文论”很有冲击力。我像是受了表扬的小学生，坐在后边一声不吭。陈社长让大家一阵猛轰，依然温婉而言，显得很有雅量。
会议未完，接到黄育海长途电话，叫我急往北京与他会合，参加本社在京举办的“学术小品”出版座谈会。

一九八八年八月，北京 “学术小品”丛书出版座谈会

“学术小品”是育海和我策划编辑的一套学者随笔丛书，当时出了第一辑十种，有金克木《燕口拾泥》、徐梵澄《异学杂著》等。座谈会由《读书》杂志与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地点在欧美同学会，采用当时比较新鲜的冷餐会形式（现在看来颇简陋，食物只是面包、沙拉和汽水），大家边吃边聊，气氛很好。
那回场面很大，来宾加媒体记者约有上百人之多。有费孝通、龚育之等官方人物，有陈翰伯、陈原、刘杲等出版界前辈和领导。龚育之、刘杲都是骑自行车来的，当日官场风气与今不可同日而语。与会者还有金克木、冯亦代、林斤澜、郭宏安、戴晴、黄梅、黄子平、李陀、苏炜、徐城北、王行之、何怀宏、吴方、甘阳、夏晓虹、梁治平等人，其中包括这套丛书的几位作者。迎来送往多由《读书》一班人照应，沈昌文和吴彬、赵丽雅、贾宝兰、杨丽华等“四朵金花”忙个不停，本社杨仁山（社长）、黄育海也在各桌间穿梭应酬。
会议上午十点左右开场，我错过了开头一段。我搭北京电视台的采访车去北大朗润园接金克木先生。事先打过电话，金先生早就等在家里，可是临出门时，他突然想起要喝一包预防感冒的板蓝根，开水冲泡的药剂一时凉不下来，金先生端着杯子吹了一阵，听得楼下汽车喇叭声在催我们，顾不得烫嘴急忙往喉咙里灌。上了车，电视台一摄像悄悄问我，“这老头是干啥的？”金先生白发蓬乱，一身褪色的蓝涤卡中山装瞧着是有些不顺眼——这功夫我才发现衣服上一排纽扣全错位了，忙着帮他解开重新扣正。
搞到下午四五点钟收场，本社人员回宾馆休息，同来的美编忽然发现拍完的一个胶卷不见了，想来是遗落会场餐桌上。心急火燎地赶回去，那儿服务员早已收拾完毕，只得往泔水桶里去找，一个个掏过来，总算找到那个密封的胶卷盒。
晚上，本社摆了两桌宴请三联和《读书》诸位以表谢意，也请了陈翰伯、陈原、刘杲等。席间，老沈又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引逗前辈大谈出版掌故。谁也没想到，陈翰伯回去后夜里猝然病逝。第二天我们得知消息，错愕良久，愀然伤怀。伯老昨晚的谈笑犹在耳畔，育海记得上车前他还问秘书“书拿了没有”。

一九八八年九月，北京 汪曾祺作品讨论会

这个讨论会是《北京文学》主办的，当时林斤澜是该刊主编，李陀是副主编。包括他俩，与会者仅二十余人。会期只有一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会场借用朝阳区一所中学的会议室。
多年后，林斤澜先生在文章里回忆道：“汪曾祺生前，大约只有过一次作品讨论会。那是一九八七年，《北京文学》承办，由我主持，规模不大，报刊上的反应平平。但有几个外国朋友闻讯要求参加，临时来不及办手续，未成。会上很有学术气氛，有的论点经久越见影响。比如北大的几位年轻学者。‘定’了个‘位’，大意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若即若离，我行我素－－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见《北京文学》1998年第1期）
林斤澜说是“一九八七年”，当系记忆有误，因为这次讨论会的论文以专辑形式在一九八九年初同时刊于《北京文学》和台湾《联合文学》，不至于会后隔了一整年。他的回忆还有一点未确，那次是有外国人到会的，我记得至少有两位，一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华代表林培瑞，一是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官员秦碧达，中文都说得不错。林文中提到“北大的几位年轻学者”，应该是指黄子平、季红真等，但季红真早已在作协创研室工作。她在发言中用了汪老是“最后一个儒家”的说法。
会议请我来，大概因为我是汪老的《晚翠文谈》责任编辑之一（另一责编是黄育海）。会上说了些什么，我全忘了，不过当时正打算写一篇谈谈汪老创作思想的文章（后来写成《野凫眠岸有闲意》一文，刊于《读书》1989年第9期），大概多少有些可说的东西。
王干算是汪曾祺的大同乡，对高邮水乡很熟，发言中着重从“水”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分析。当时听着觉得有些穿凿附会，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是啊，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中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菰蒲深处〉自序》）汪曾祺也谈了自己的感想，过后他根据发言内容写成《认识到的和没认识到的自己》一文。
会议主办方请来北大吴组缃先生，那时吴先生年事已高，讲话中不时把汪曾祺称作“刘尊棋”（刘当时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也是老文化人）。

一九八九年五月，嘉定 新时期文学十年暨当代文学四十年讨论会

“新时期文学”的迄始至少有两说，一是从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算起，一是以一九七九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因而，何载期届“十年”也说法不一，反正那几年跟“十年”有关的会议接连不断。
许多人都忘了那次会议名称，只称之“嘉定会议”。嘉定，那时是上海郊县，市区过去约三十公里，有一条高速公路，队伍拉过去很快。主办方《上海文学》很重视这次会议，显然做了充分准备。议题很周到，新时期十年纳入建国四十年的大框架，似将研究思路引向纵深的意思。包租的宾馆实惠而舒适。与会作家、评论家和编辑约四十多人，记得有茹志鹃、陆文夫、周介人、王安忆、赵长天、吴亮、程德培、蔡翔、王晓明、陈思和、黄子平、吴彬、刘恒、钱宁、张炜、苏童、南帆、李杭育、黄育海等人。
我是第一次见到陆文夫－－面容清癯，目光矍铄。也第一次见到北京来的刘恒和钱宁。
写到这儿，突然想起杜诗“社稷经纶地，风云际会期”二句，宏大叙事背后的时空关系最容易成为记忆的坐标。会议开了四五天，前半截大家还在讨论文学。寻根一拨风光不再，先锋小说似乎进入游戏状态，那时候创作略呈疲软。革命的对立面好像消失了。文学主体意识既已觉醒，问题有如娜拉走后怎样。那时刘恒很抢眼，《狗日的粮食》、《白涡》等作品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周介人拍拍刘恒肩膀，让他多讲讲。
一日，李劼忽然跑来说，“外面都在革命了，你们还在这儿讨论文学！” 于是话题大变。后来消息灵通的钱宁成了中心人物。再后来，人都跑散了。

二○○九年六月至七月记

文中若干细节求之钱理群、吴亮、蔡翔、黄育海诸先生，幸予諟正，特此志谢。

《书城》第四十一期 200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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