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爽：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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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爽：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现场演出全景

前奏、间奏与余响：
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作者：陈爽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红色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承载了几代人的历史记忆。
《东方红》的历史资料，有赖于当时电影影像得以完整保存。这部电影于一九六五年十月上演，又于“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七年再度公映，近年来，胶片资料已被制作成数字影像，通过电视、光碟及网络视频等形式广为流传，历久不衰。与此相应，与《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相关的访谈、回忆时常见诸荧屏与报端，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这部经典的群体记忆。
但是，影像资料是录制完成而不是现场拍摄的，与实际演出舞台演出场景存在着很大差别，虽然清晰，却并不完整；口述资料中的亲历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创作的高速度与高效率，对于剧作的酝酿与修改的复杂过程语焉不详，虽然生动，却并不全面。为弥补记忆的盲点，修正记忆的误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传统资料－－历史文献与图像。
所谓文献和图像资料，既包括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也有当时出版的各种演出台本、歌曲集，当时杂志、报纸中的相关报道和图片，甚至还有笔记本中彩色插图。由于这些散见史料的存在，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使我们能够逐步拼接还原出一个更为全面、更接近历史原貌的《东方红》。

一、前奏：从表演唱到大歌舞
在近年当事人回忆的口述资料中，《东方红》的创作过程，已经被演绎为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传奇：三千七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总体筹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舞蹈编排、舞美设计、演员合演等一系列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创造了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
让我们从相关的回忆与记述中看一下《东方红》的筹备时间表：一九六四年七月中旬，接中央指示，《东方红》开始创意筹备，军队系统开始抽调文工团，加班加点地按照“一级战斗任务”进行突击赶排；七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寓所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对大歌舞的问题最后拍板；八月五日，周恩来审看初排场景；八月十二日，节目的创作与排练全面展开，部队、政府的文艺团体以及地方业余文艺骨干齐集北京，全体演员在最短时间内报到后，开始夜以继日地紧张排练；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在一九六四年国庆前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工作会议，随后便全身心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东方红》的排练上；九月二十五日，进行整体节目的全面审查；十月二日，《东方红》正式在人民大会堂首场公演。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举国体制下，政府群众运动式的社会动员能力是空前高效的，但即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高层领导人为什么能够有决心、有魄力，在距离国庆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没有任何准备和筹划，甚至没有一部完整的演出台本的情况下，调集如此众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呢？历史的细节值得玩味。
在一九九六年《党的文献》杂志第二期中，曾公开发表了一组周恩来总理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间，对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讲话和批示，披露了《东方红》创作完成过程中的许多重要历史细节。遗憾的是，这组档案自发表至今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甚至没有得到过直接引用。
周恩来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提到：“大歌舞的上演比较仓促。它是受了朝鲜的大歌舞的影响，在上海的大歌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加工。……我们饮水要思源，不能忘记朝鲜、上海的大歌舞是先导。”明确说明了《东方红》的创作确有所本。



图：第五届“上海之春”群众歌咏大会演出现场


周恩来所说的这个“上海大歌舞”，全名叫做《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在近年来的相关回忆中也隐约有所提及。这是一部八场十六景的音乐舞蹈史诗，又称“大歌舞”，是上海文艺界为庆祝上海解放十五周年，迎接第五届“上海之春”而创作排练，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首演。参加演出者有上海的专业文艺院团、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二千余人，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两侧的大合唱队和舞台前的管弦民乐混合大乐队演唱和演奏，气势宏大。这台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两场，闭幕后，又重演了七场，观众数万人。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晚，刚刚从缅甸访问归来的周恩来取道上海，由陈毅陪同，一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并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国庆在北京演出。


图：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现场演出全景

同期发表的另一篇档案的附件中，有《1964年7月24日周扬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定一、康生同志并总理、彭真同志：前几天总理提出今年国庆将有很多国家的外宾前来观礼，其中有很多左派人士和马列主义兄弟党的代表，为了使今年的国庆演出更富有充沛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时代气息，认为可用原上海演出的三千人规模的大型音乐舞蹈节目《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进行修改加工，在国庆演出。”－－这便是《东方红》筹备的最初缘起。
文件的附件中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节目表，可以大致反映这部大歌舞的基本结构：
序曲；1、东方的曙光；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3、星火燎原；4走上抗日救国的战场；5、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6、中国人民站起来了；7、社会主义好；8、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
以此对比一下《东方红》1964年的演出台本：
序曲；1、东方的曙光；2、星火燎原；3、万水千山；4、抗日的烽火；5、埋葬蒋家王朝；6、中国人民站起来；7、祖国在前进；8、世界在前进。
再以分场具体演唱的曲目为例：
《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第四场“走上抗日救国的战场”：1、表演唱：抗大校歌；2、舞蹈：“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3、合唱：保卫黄河；4、表演唱：解放区大生产；5、表演唱：庆祝抗战胜利。
《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的烽火”：1、表演唱：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2、表演唱：到敌人后方（抗大校歌、到敌人后方去）；3、歌舞：游击战（游击队歌）；4、表演唱：大生产（边区十唱、南泥湾）；5、歌舞：保卫黄河。
《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第五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舞蹈：解放军进行曲；2表演唱：团结就是力量；3舞蹈、表演唱：人民支援战争、“打得好”；4、大合唱、舞蹈：百万雄师过大江、毛主席诗。
《东方红》第五场“埋葬蒋家王朝”：1、表演唱：团结就是力量（坐牢算什么、团结就是力量）；2、舞蹈：进军舞（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3、舞蹈：百万雄师过大江；4、舞蹈：欢庆解放（解放区的天、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上海大歌舞无论是从场次设置还是曲目安排上，都已经相当成熟，成为《东方红》创作的基石和蓝本。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较为完备和成熟的演出底本，有着上海的成功排演经验，当时的高层领导才勇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动员数千之众，边修改边创作边排练。从这个角度看，《东方红》并不是一台全新的创作，而在很大程度上一部改编作品。
此外，虽然官方档案记载《东方红》正式开始运作的时间是一九六四年的七月底，但据著名指挥家严良堃回忆，实际上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北京那个炎热的夏季，小范围内的修改和创作就已经在北京西苑宾馆悄然启动了，恰恰这反映了当时高层领导在《东方红》是否上马问题上的犹豫和审慎。
既然《东方红》是从上海大歌舞改编而来，上海文艺界的介入和上海演员的参与本是顺理成章的。从档案中看，《东方红》的筹备领导小组里，有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而组织指挥小组中，有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许平；《东方红》初演时的相关报道中，也有“来自上海市的演员”等字样。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提到：“第一阶段演出时有些外地的表现力强的演员，拍电影时，还可以把他们请回来。在讨论研究阶段，不要把三千人都箍在这里，那样实在是浪费。……上海的同志回去，再看看剧本讨论一下，把意见集中起来，也可以派人来参加讨论。”由此推测，《东方红》的舞台初演阶段，本有众多上海演员的参与，此后长达一年的筹备拍摄过程中，基于演出成本考虑，上海演员逐渐为北京本地演员所取代。但到了一九六去年的电影版字幕文字说明中，已经没有了上海演员的踪影，只说明是“首都文艺工作者和工人、学生业余合唱团三千余人集体创作并演出”。于是，在那个强调集体协作的时代，上海文艺界和上海演员对于《东方红》的重大贡献，便被悄然地从历史上轻轻抹去了。
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这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历史风貌，已经完全淹没在《东方红》的光环里，难寻踪迹了。除前引大歌舞的曲目之外，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的月刊《上海歌声》的封底上，还保存有一张极为珍贵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演出的历史照片，千人大合唱的规模，壮观的舞台布景，已经与后来的《东方红》相去不远。从照片的文字说明可以看出：上海的“大歌舞”已经采用了“音乐舞蹈史诗”这一名称，这也为后来的《东方红》所沿用。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完结，上海大歌舞是否就是《东方红》的最初源头呢？周恩来讲话中所说的“朝鲜大歌舞”又是什么？一九六四年《人民音乐》第二期增刊中，曾发表东方红导演团主要负责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的长篇文章《在音乐舞蹈艺术革命化的道路上－－介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文中提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上海文艺工作者创作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成功经验，这都是我们的活样板和创作基础……”这里所说另一部大剧－－空政的“表演唱”，又要远远早于上海的“大歌舞”。
一九六〇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随解放军军事代表团出访朝鲜，朝方盛情招待并请他们观看了一场由三千人民军将士演出的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歌舞由朝鲜战争年代的歌曲和舞蹈加工而成，气势磅礴的演出，给刘亚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在他的指示下，空政开始着手创作一台以革命历史歌曲为主的歌舞，经过近一年的艰苦筹备，九场十六景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完成。该剧选取了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之间的四十六首革命歌曲，并配以舞蹈表演，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其中很多歌曲，如“十送红军”、“到敌人后方去” 、“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等，后来都成为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在京演出八天，观众达两万两千多人，好评如潮，后又招待演出多场。这部表演唱最终也被完整地拍摄成为电影，流传至今。
客观地讲， 此时的“表演唱”与后来的“大歌舞”还存在明显的差别：演出规模相对较小，只有数百人；时间断限较窄，从土地革命开始，至抗日战争而止；场次的安排稍显凌乱，场景过度显得比较突兀和生硬。但是，空政的“表演唱”对上海的“大歌舞”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却是无庸置疑的。据当时报章记载，一九六一年底，应中共上海市委邀请，空政文工团曾专程赴上海公演《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是空政文工团建团以来，去外地演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仅道具就装了满满两节火车车厢。赴沪演出的总人数达二百多人，在上海演出四十场，历时一个多月，观众七千二百余人。上海市的《解放日报》、《文汇报》、《青年报》、《新民晚报》等媒体连续刊载有关演出的消息。广州、兰州、济南、南京、杭州等地的文艺团体，还专程派人赶到上海观摩。还有回忆称，上海大歌舞的创作，曾直接借阅了空政表演唱的演出台本，加以借鉴改编。
表演唱中的部分歌舞，如《秋收暴动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主力会师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后来均被《东方红》所采用。而作为部队文艺工作的骨干，表演唱的主创人员和主要演员，也成为后来《东方红》的主创者和表演者。
曲折复杂的酝酿和创作过程表明：貌似横空出世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事实上并非一座一瞬间平地而起的大厦，它的创作是建立在空政表演唱和上海大歌舞坚实的艺术基础之上的，从表演唱到大歌舞，再到最终的音乐舞蹈史诗，逐步完成了音乐形式蜕变和艺术内涵的升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歌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初的几个年头逐步积淀，最终凝聚成为《东方红》这部时代的经典。

二、间奏：从舞台到电影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公演，获得巨大的成功，此后接连在人民大会堂连演十余场，盛况空前。一年后，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电影《东方红》正式公映。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在大多数人的直观记忆中，电影《东方红》是将整个演出完整如实地搬上了银幕，这中间一个记忆的盲点是：电影《东方红》是在经过近一年的修改完善后，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逐步录制完成的，这期间，全剧在结构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内容上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当年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对比一九六四年十月毛泽东主席观看《东方红》的新闻简报，黑白片里的一些场景在后来的彩色影片中已经消失了。现存的演出实况唱片，也是录制于一九六五年，全剧经过重大修改之后。时至今日，《东方红》首演的录音录像资料尚未有存世的报道，我们只有从文献资料，主要是相关的歌曲集中另寻线索，以还原《东方红》初演的历史风貌。
《东方红》的歌曲集，前后出版过多种版本，公开出版的权威版本有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九六五年一月出版的十六开版、一九六五年三月出版的三十二开版、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十六开版，均题名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另有中国电影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版的三十二开《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此外，我个人收藏有一本较为珍稀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这是本三十二开的铅印小册子，无版权标识，印制时间标明是一九六四年十月，正是“东方红”首演的日期，编后记署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导演团”，封面矜有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演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纪念”的红色印章，这应当是《东方红》歌曲集的最初版本。
这几本歌曲集中，一九六五年四月的三十二开版与一九六五年一月的十六开版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剪掉了篇首若干图版，都是经过重大修改后的版本，内容与最终的电影版差别不大；而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歌曲集，反而采用了一九六四年国庆期间《东方红》初演的舞台演出本，与一九六五年的版本有着许多重大差别。“编辑说明”中特别强调：“舞台演出本比影片多两场，所唱歌曲也有个别不同”。
仔细对比一下这两个版本，就会发现，实际删除的并不止两场，而是两场半。一九六五年版的《东方红》，已经删除了建国后的内容“祖国在前进”和“世界在前进”，场次由八场减为改为六场，而第六场中建国以后的情节，如“抗美援朝”等，也被全部删除。
关于大幅删减的原因，根据现有的记述是出自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毛泽东看过该剧后，认为“长了, 写到民主革命胜利就可结束, 将来再说社会主义的事。”对于电影，毛泽东指示“电影的拍摄先拍第一部，内容到新中国为止，表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节目可编成第二部，在国庆二十周年上映。”尽管这种说法在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中尚未得到有力的证实，但在距《东方红》初演不到两个月，且演出广受好评的情况下，断然减掉全剧四分之一的内容，相信是出自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周恩来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提到：“现在《东方红》集中反映民主革命阶段，这好办多了。”
《东方红》中被删除的内容已经无法看到影像资料了，但从部分文字和图像资料中，我们还可以依稀还原当年的首演风貌。一九六四年的演出本包括了如下的演出台词和曲目：
第六场 中国人民站起来
38、朗诵：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不甘心在亚洲的失败，他一手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一手在朝鲜点起侵略战争，听！三千里江山炮声动地；看，鸭绿江对岸火光弥天。兄弟的朝鲜人民，正用英雄的胸膛，抵挡着敌人的进攻。
中朝人民血肉相亲，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党和毛主席发出了伟大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侵略者的魔爪砍断！
39、歌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第七场 祖国在前进
42、朗诵：滚滚黄河，淘淘长江，和我们同声歌唱，歌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壮丽辉煌。在毛泽东的光辉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坚持斗争，实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43、大合唱：社会主义好
44、工人舞
45、舞蹈：丰收歌
46：舞蹈：练兵舞
47、歌舞：全民皆兵（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
48、大合唱：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
49、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第八场：世界在前进
朗诵：五洲震荡，四海翻腾，西风衰败，东风在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高举反帝大旗，并肩携手，英勇战斗，把一切妖魔鬼怪消灭干净，让通红的太阳照编遍全球！
大合唱：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国际歌
国歌（管乐合奏）
由于结构改动很快，从当时的公开出版物中已难觅见被删除的场景，但从一本先期印刷发行的笔记本彩色插页中，我们仍然找到了其中几个节目的图像，如表现大炼钢铁的《工人舞》、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合唱《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除结尾两场外，其它场次的演出曲目也有局部调整，如第四场“抗日的烽火”中，在《松花江上》之后的曲目是《救亡进行曲》，后来改为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的采用，也曾经历了几次反复；庆祝建国的歌舞表演中，曾有以京剧表现汉族人民庆祝的内容，后因与前后场景不够协调最终被删除了。
在两个月内以大跃进速度赶排出来的千人大戏，在朗诵、演唱、舞蹈、服装、道具等各个方面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粗糙之处在所难免。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诸多细节一直在不断地修改完善中。我们仅从周恩来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对修改排练后的〈东方红〉的意见》中选取几条：
“‘华人与狗’的牌子应该从右到左写，或者上下写，现在是从左到右，这是现在的写法。还应该照原来的样子写。”
“‘工人万岁’的旗子肯定要改回来，还是用‘劳工神圣’有鲜明的时代感。我记得当时蔡元培先生写过一篇《劳工神圣》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至于说这是用的日本词汇，那当时许多新词汇，比如‘罢工’等，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人也用过我们许多词汇。”
“《雪山草地》，雪山背景画得太陡，我们过的雪山都没有那么陡，主要是高，也没有那么大的风。”
“《大生产》，写了艰苦的劳动，这样很好。播种的女八路军头发全塞在帽子里，人家都以为是男孩子，还是要露出一些头发来。”
“《团结就是力量》，不一定表现美国海军直接和我们冲突，因为直接冲突的事，当时还没有过。还是表现国民党警察出面压迫人民群众好些，有美国军舰在一旁就可以了。”
以上数条，仅仅是周恩来个人在一次谈话中所提的意见，至于一年中《东方红》在各处细节上的精心雕琢和打磨，更是不计其数。以第二场“万水千山”的开篇为例，最初的脚本是这样的：
15、朗诵：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红色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机会主义者，却把革命的航船引入了歧路，人民的事业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在这最危急的时刻，遵义回忆，又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毛泽东－－我们伟大的舵手，拨正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们渡过了激流险滩，胜利前进。
16、遵义会议放光芒（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遵义城头霞光闪）
在六四年初演版中，这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曲分为两段，第一段的开头是：“抬头望见指路灯，心中想念毛泽东”，第二段才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但到了一九六五年初的修改版，这首歌一度被砍掉。而到一九六五年十月的电影版中又重新出现，两段内容合并成了一段，并且被插在两段朗诵的中间。使演出效果从突兀生硬变得自然而流畅，其精心与细致程度可见一斑。
对于音乐和舞蹈的修改，周恩来强调：“不能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眼光去看过去，那就什么都不对味了。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我们过去做的许多事，也许在后人看来会觉得可笑，但那是百年以后的事，今天还不会这样。”这种精神始终贯穿着全剧的修改。
从舞台到银幕创作，并不是简单的拍摄，而是一次“艺术再创造”。周恩来也自始至终指导了电影的拍摄工作, 并多次抽时间与电影导演团和相关人员座谈研究，指出“拍电影不要急于赶任务，不要吝惜时间。当然也不要拖得太长，一九六五年搞出来就可以。……不要怕再三再四地修改，毛主席的诗词还不断地修改，何况我们写的东西。”
关于电影拍摄的艰辛过程，《东方红》电影导演司徒慧敏在《电影艺术》一九六五年第五期中发表了的文章《让壮丽的革命史诗在银幕上大放光彩－－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舞台搬上银幕》写到：“从我们接受任务到影片完成，历时十个多月。最初几个月，我们电影工作者、导演、摄影师和其他一些制作人员用更多的时间向演出《东方红》的舞台工作者学习，听取各方面对舞台演出的意见，与舞台工作者通力合作进行电影创作和技术上的多次试验，组织为摄制电影的观摩采排，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到了写成电影拍摄场本的时候，又重新有所提炼、有所增删。影片的正式摄制工作是今年六月十日开始，到九月十六日夜间完成，共计三个多月。在整个创作和摄制过程中，全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们，日以继夜的辛勤劳动，每个人都坚定地这部怀着决战决胜的信念，要使电影《东方红》，无所逊色地来表现《东方红》在舞台上所获得的成功。”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一九六五年盛夏的暑热中，开始了为其三个半月的实际拍摄，摄制组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大摄影棚、人民大会堂和北京体育学院大田径馆三地来往奔波，交替拍摄。电影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关机。十月一日起，正式在全国公映。

三、余响：从仿作到续作

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部创世神话，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在国家高层领导的直接干预和指挥下，以举国体制的动员与协调方式创作完成的，《东方红》首先一项政治任务，其次才是艺术作品。作为高度政治化的产物，《东方红》承载着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历史使命，因而其历史影响力远远超乎艺术与文化之外。
在对《东方红》创作史料的清理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后来“文革”中的很多程式化、教条化的行为，在《东方红》的创作过程中已初露端倪。据陈亚丁、安波等主要编导导当时发表的文章记述：“起草史诗脚本的同志，首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条红线，决定表现什么，突出什么；所有写歌词、朗诵词的同志，都是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从中找到根据，摘下语录，思想明确了以后，才进行写作；所有作曲、编舞的同志，也都是首先从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中，得到启发，唤起真情实感，产生诗的意境。……大部分演员为了表演得好，也都随时随地挤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在排练场地，结合每一场排练，普遍挂起了毛主席语录牌。”在这种环境下创作出的艺术作品，必然有着程式化和图腾化的浓重烙印。
随着《东方红》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轰动，全国的各种媒体也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转播和报道浪潮。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进行了多场实况转播，中国唱片社也先后发行了《东方红》全剧实况录音和选曲两种唱片，中国音乐出版社迅速出版了《东方红歌曲集》等相关图书。《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北京和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演出台本和剧照，并且以显著标题和大量版面，刊载评价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文章、图片、速写和观感等。《东方红》中的主要歌曲，还通过广播、收音机和高音喇叭反复播送。
《东方红》革命与斗争的主题，与当时的阶级教育、学习毛著等运动遥相呼应，迅速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东方红》磅礴的气势和激情澎湃的演出，也迎合了当时年轻一代渴望成长的青春冲动，一时间成为社会的流行和时尚。《东方红》中的歌曲，被竞相传唱；《东方红》的朗诵词，成为许多文艺演出节目中争相朗诵的串联词范本；剧中舞蹈也成了基层文工团和各单位争先仿效、反复排练演出的保留节目。而《东方红》影片的公映，则把舞台演出的影响迅速推及到国内各个边远城镇和农村，在全国掀起了观看与学唱《东方红》的热潮。
受到《东方红》的巨大影响，大歌舞的艺术形式一时风靡全国。后来上海、广州两地也都排演了《东方红》，但仍不能满足全国各地观众要求观看的需要。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产生了《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风雷颂》、《翻身农奴向太阳》等大型歌舞节目。
在《人民音乐》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号上发表的高伟《歌唱光辉的革命历史－－评音乐舞蹈史〈东方红〉中的歌曲新作》一文中，具体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学唱热潮：“《东方红》演出后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仅就北京来看，许多工厂、学校，尤其是参加过演出的单位，都把这些歌曲带回到本单位，推动了那里的歌咏活动。……在纪念“一二.九”的活动里各大学都选唱了《东方红》中的歌曲，如北京钢铁学院即以参加《东方红》演出的合唱队为骨干，演出了革命歌曲联唱，包含了《东方红》的基本内容，连同朗诵词在内，能唱的都唱了，能演的都演了，能跳的都跳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又如北京有线电厂的革命歌曲比赛中，很多车间、科室都演唱了《东方红》的选曲，如《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有的车间还连唱带演了第一场的后半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农友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在支援刚果（利）人民反美武装斗事的活动中，天安门广场上很多北京的文艺团体如中央民族乐团、铁路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北京舞蹈学校等都唱起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来表达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决心，使这首歌曲迅速地起到为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服务的作用。”－－这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也是一场动荡与劫难的前夜。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前拍摄的几乎所有电影都逐步停止了放映，至一九六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曾正式发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行放映过的国产和进口的毒草影片，凡现在未作好批判准备的，各部门、各单位、各群众组织，一律不得自行放映。”所有影片一律封存上交。《东方红》是否在禁映范围之内，不得而知，但与其他众多影片境遇稍有不同的是，影片《东方红》似乎没有受到过直接点名批判，在当时开列的《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的清单里，《东方红》并未列入其中；而“文革”后所谓“四人帮”干扰阻挠电影《东方红》放映的指责，也是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相反，由于切合了革命和斗争的主题，《东方红》中的大部分歌曲和舞蹈，在当时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比如在《东方红》中险些夭折的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就成为当时红卫兵中最为流行的歌曲，每当运动中受到压制或遇到挫折时，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往往成为他们宣泄抑郁情感的渠道，这是在日后众多红卫兵的回忆文章中反复被提及的场景之一。
而一九六七年夏天，随着“造神”运动的一步步升温，从北京开始，掀起了一场红卫兵排演大歌舞的热潮。由红卫兵、造反派中业余文艺爱好者演出的大歌舞，一般由城市中同一派别较大规模的红卫兵或造反组织运作，也有由几个红卫兵组织或若干所院校联合组台演出的，编排的剧目则有《红灯照》、《井冈山之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的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卫兵组歌》、《抗大之歌》等。在此前后，各地的大歌舞也不约而同地涌现出来，如上海《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四川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山城风暴》，山西的《晋阳红旗颂》等。这些大歌舞，大多仿照《东方红》的场次结构，套用《东方红》的朗诵词，并直接使用《东方红》中的歌曲填上新词，以反映编创者“反工作组”、“炮轰省委市委”，“夺权造反”的种种历程。参加大歌舞演出的人数，有近百人到数百人不等，如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就是由各大名牌院校附中的学生参演，达五、六百人之多，其中有数十人组成的中西混合乐队，有朗诵、独唱、合唱和舞蹈演员，演出时，还会根据场景更换幻灯天幕。只是以业余文艺爱好者为创作主体的红卫兵大歌舞，艺术质量不高，内容方面，也充斥着政治口号与说教，因此最终成为一阵过眼烟云式的喧嚣。

“文革”后期，《东方红》中的部分歌曲经过重新填词，又以“革命历史歌曲”的形式得到官方认可，被收入当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战地新歌》等歌曲集中。

“文革”结束后，《东方红》于一九七七年再度公映，并在前面加了一段上千字的长篇字幕，说明它曾经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也曾经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时间万人争睹，盛况空前，而使《东方红》的影响力再度达到巅峰。
一九八四年，建国二十五周年大庆，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组织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时间跨度从“五四”运动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当时国内著名的独唱演员彭丽媛、卢秀梅、关牧村、程志等均出演，并动用了古月、王铁成等著名的特型演员，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形象直接搬上舞台。但除了先进的舞蹈布景和灯光设施所带来的新奇和炫目效果，就基本框架而言，全剧仍沿袭着《东方红》所确立的音乐舞蹈演出模式。
随着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临近，官方版《东方红》的第三部续作《复兴之路》正在紧锣密鼓地封闭排练之中，据称时代跨度已经上延至一九四〇年，下探至二〇〇九年，参演者达三千二百多人。
众多仿作与续作的存在，其意义只是在不断证明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东方红》是一个时代的史诗与旋律，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意气，因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从《东方红》首演至今，整整四十五个年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思想文化也经历了痛苦的断裂与扬弃。沉舟侧畔，千帆已过；病树前头，万木争春。当理想回归现实，当激情回归理性，对《东方红》创作历史细节的探究，引发人们从更深的历史层面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史上艺术所诠释的政治史，和政治所干预下的艺术史。


《书城》第四十一期 200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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