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不应有的“整理”——读陈焕仁《红卫兵日记》有感

bluesky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三○）
二○○六年四月十九日

何蜀

    在２００５年从四川省社科院编的《当代史资料》上读到选载的陈焕仁先生《
红卫兵日记》时，就很感兴趣，希望能早日读到全书。２００６年２月，广州的朋
友用快件送来了香港中文大学刚出版不久的此书，我马上翻看了一些章节。在官方
竭力控制、淡化对那段历史的描述和反思，在许多当事人还不愿或不敢正视那段历
史，不愿或不敢言及那段历史的情况下，作为当年“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陈焕
仁先生能向社会提供这样一部日记，确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说实话，在读《当代
史资料》上选载的片断时，我就感到其中有些地方叙事太有头有尾，对话太多，不
大像是当时的日记，而更像现在重新加写和改写的。读到正式出版的书中一些内容
时，更感到这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了。

    这里举书中两处例子来说明。

    一处是日记中记载陈先生一行到重庆大学串连的情况。问题主要出在９月１４
、１５日这两天的日记里。日记中记载：陈先生一行去找重庆大学“８·１５兵团
”串连，重大“８·１５兵团”的学生向他们介绍：“听说中央文革领导北大师生
赶走了工作组，他们也在８月１５日赶走了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建立了８·１５兵
团。现在８·１５兵团已经夺了重庆大学的党政财文大权，成为重庆市造反精神最
强的队伍，连重庆兵工厂那些保皇派组织，现在也不敢跟他们公开作对。”（１２
２页）第二天，陈先生一行提出要到其他几所大学串连，“他们告诉我们，重庆其
他大学的学生早跑光了，他们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９月５日发了通知，要求全国各
地组织革命师生到北京，参观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庆各高校接到这个通知，
除了重大８·１５兵团留校同走资派斗争，其他大学的学生全都北上了。”（１２
３页）

    在这短短的两则日记中，就包含着不少史实上的错误。

    当年重庆大学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叫什么名字？了解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叫“
八一五战斗团”（或写作“８·１５战斗团”），是“战斗团”而非“兵团”。作
为当时到重庆大学去串连的陈先生，走进重大校园内就会看见周围的标语、大字报
上瞩目皆是“战斗团”的落款署名，而且听重大学生介绍情况时也会满耳皆是“八
一五战斗团”，如果是在当时记下的日记，显然很难把“战斗团”错记为“兵团”
（正像任何一个外地学生到北京大学串连后都不会把“新北大公社”错记为“新北
大兵团”一样）。这样的错，一般来说，多半就出在不是当时所记而是事隔多年后
的添加。

    除去重大学生组织名称的错误外，日记中所记重大学生介绍的情况也不像是当
时所谈，错误颇多。

    重庆大学赶走工作组，是在８月１５日吗？否。

    ８月２日，被重庆市委打成“黑帮”的重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在市委工
作组监禁迫害下愤然自杀，引起重大师生震惊、愤怒。８月３日，中共重庆市委在
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北京新市委
召开的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和毛泽东有关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刘少奇
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大会未完，重大学生就已闻讯在校内写出大
标语：“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当晚，周孜仁、
吴庆举等学生写出《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要求重新审
查郑思群死亡事件，随即引来众多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８月５日，焦头烂额的市
委工作组奉命撤离重庆大学，遭到部分师生员工自发拦阻，要求澄清郑校长死亡事
件并作出检查。工作组被迫暂留学校，直到《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即“十六条”正式公布的当天下午，工作组才“悄然遁走，撤了个精光”（
见周孜仁《郑思群之死和重庆的８１５运动》，原发表于新语丝网）。

    也就是说，驻重庆大学的市委工作组是在８月８日下午就撤走了（或者说被学
生赶走了）。那么，８月１５日这天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这天是因重庆师范专科
学校（今重庆师范大学）处于弱势的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找重大学生支援，重大学生
大队人马去到师专，与保工作组一派发生争执，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被迫前来解
决问题，被造反学生们纠缠至深夜。此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八一五事件”，并被
重庆造反派认为这是他们向市委造反打响的“第一枪”，而拥护市委的干部、群众
则坚信这一事件与“匈牙利事件”无异，认定“八一五遭得很”，于是，围绕“八
一五遭得很”还是“好得很”，重庆全市民众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此后重庆的造反
派一度自称为“八一五派”。

    简单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会明白，陈先生日记中所记的那位重大学生
“介绍”的情况，显然不合于史实。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些内容都是不了解情况的
陈先生事后添加的。

    至于陈先生日记中所记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９月５日发了通知，要求全国
各地组织革命师生到北京，参观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庆各高校接到这个通知
，除了重大８·１５兵团留校同走资派斗争，其他大学的学生全都北上了……”也
不对。这显然又是不了解当时史实的陈先生在想当然地编写。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于８月２６日成立之后，马上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
八”事件。即８月２８日，八一五战斗团一些学生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在江
北老城区江北城与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发生争执，引起冲突，被江北区和市里的党
政领导当作打击造反派的由头，授意和组织一些干部、群众炮制出控诉“八一五暴
徒”制造“八二八惨案”的传单，用上等好纸大量印发，展开了大规模的声讨、批
斗重大八一五学生及其同情者的狂潮。但因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日益明确，重庆
市委不得不改变态度，于９月３日晚上在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召开十二所大专院校代
表会议，辛易之代表市委就“八一五事件”作检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近千人到会
“造反”，控诉在南岸等地继续发生围斗八一五派学生事件，要求市委立即出面解
围，并公开登报、广播承认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组织。市委当然无法满足造反
派师生的要求。９月４日，重大、师专等校千余八一五派师生在师专宣布“绝食”
，要求市委停止组织群众围攻八一五派师生。在“绝食”１０小时得不到市委答复
后，９月５日凌晨，众师生步行前往市郊茄子溪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搭乘上京“
告状”。当晚７时搭上铁路方面增派列车赴京，在９月１５日毛泽东第三次检阅“
百万革命小将”中得到“接见”。

    这就是当时重大、师专等校为什么有大批师生都离校北上了的真相。如果陈先
生的日记确是在当时记的，难道留在重大的那些学生竟不会向他们介绍这样重要的
“本地新闻”？很难想象，一个当时属于八一五战斗团的造反派学生，在向外地学
生介绍重大情况时，竟会不提“八二八，扯头发”（保守派炮制的传单诬称重大八
一五把一个女教师扯光了头发游街，谣言被揭穿后成为笑柄），竟会不提“九三”
、“九四”、“大绝食”，竟会不提“拦车上京告状”（当时八一五派都宣称是由
“周总理派专车接上北京”，何等荣耀）……

    陈先生在９月１４日日记中说的“现在８·１５兵团已经夺了重庆大学的党政
财文大权，成为重庆市造反精神最强的队伍，连重庆兵工厂那些保皇派组织，现在
也不敢跟他们公开作对。”这就更近乎于天方夜谭了。

    重大八一五是什么时候开始夺学校的权？是在一个多月之后的１０月１９日。
这天上午，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对学校广播站、印刷厂、电话总机等要害部门实行夺
权，并到校长室夺走校印……为此，重大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发出了抗议
传单。

    当时的重大八一五，已经到了“连重庆兵工厂那些保皇派组织，现在也不敢跟
他们公开作对”的地步吗？这也显然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当时，重大八一五大
批师生已经北上告状，留下来的人许多都受到打击迫害，一度不敢公开上街，上街
也不敢公开亮明重大学生的身份。那是重大八一五最艰苦的时期。而由党政领导操
纵、组织的保守派队伍却处于极盛时期。

    ９月３日，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
，宣告成立。同日，重庆大学赤卫军将已调离重大的前党委副书记宋殿宾及其妻张
道臻抓回学校，挂黑牌，戴高帽，在风雨球场批斗，并把邓时泽（校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陆正荣（无线电系党总支副书记）、贺学洪（冶金系党总支副书记）、王
德伦（教务处副处长）等抓到会场陪斗。

    ９月５日，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纠察队在首家试点单位中
梁山煤矿宣告成立。

    ９月６日　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５００余人由书记、矿长带队，乘１１辆卡
车到市区游行示威。，随即，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成立。总部负责人就是重庆
大学汽车班班长楚光辉。

    ９月７日，李井泉在重庆召开学生座谈会，提出要把八一五战斗团和赤卫军中
的红五类分出来组织统一的红卫兵，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织起来，就可以在十天半
月内取得优势，压倒八一五战斗团。会后，李井泉指示重庆市委，要号召工人阶级
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红卫兵，工人学生要进行阶级回忆对比教育。同日，李井泉在
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重庆市５０多家大型工厂党委书记会议，布置组织工人
纠察队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９月８日，在市委授意下，由市学联出面串联，选拔“红五类”子女组建的重
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总部设在五十四军军部对面坡上的红岭
（即鹅岭，“文革”中改名）公园。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奉命
担任“辅导员”，并派来解放军联络员１０人。随后，市委号召各单位发动“红五
类家长”踊跃“送子参军”（即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日报》进
行大肆炒作，全市掀起“送子参军”热潮。

    ９月１０日　《重庆日报》头版报道老工人陈荣森、老贫农简阳卿等３６人向
全市红五类家长发出倡议《立即掀起一个鼓励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热潮》
。并报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举行接受新战士入伍大会……

    在陈先生一行到重大串连的９月１４、１５日这两天，重庆是什么形势呢？

    ９月１４日，按市委安排，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召开誓师大会。五十四军
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和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鲁
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等出席大会。鲁大东代表市委发表热情讲话。

    ９月１５日，《重庆日报》按市委指示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全市毛泽东主义
红卫兵举行誓师大会》，并配发社论《热烈欢呼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长壮大》。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重大八一五这时并没有在全市占上风，这时占上风的还是
保守派。还需要提到的是，当时重庆的保守派并非如陈先生日记中所说以兵工厂为
主，当时声势浩大的工人纠察队，主要是由市内一些工交、机械企业中的“革命职
工”组成（市委工交政治部和基建政治部、国防政治部在具体抓这项工作），兵工
厂当时也有工人纠察队，但为数甚少，影响不大，因为当时国防工厂还没有完全摆
脱“保密单位”的状态，还没有“杀向社会”。

    再来看看书中的另一处明显错误。

    这是陈先生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的日记。这天晚上，陈先生在北京大学，“正
准备睡觉”，有同学送来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央撤销了李井泉的职
务，组成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为首的省革筹组。同学曹卫东说：“
梁兴初原来支持‘红成’，刘、张两口子一直支持‘８·２６’，他们各自支持一
派，让四川两大派长期武斗，张国华整天和稀泥……”之后，陈先生“刚刚熄灯入
睡……新北大公社总部广播通知，说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四川发
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两派互相开枪开炮，动用了坦克和手榴弹，牺牲了不少红卫兵
……”（３２２—３２３页）

    这又是一则天方夜谭！

    陈先生在“整理”日记时，居然都没有查一查当年那个“红十条”（即《中共
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红十条”是哪天公布的？是１９６７年５月
７日。５月６日就有了“红十条”吗？不可能有，因为“红十条”中的第十条，是
５月６日夜里“无产阶级司令部”得知当天成都发生了武斗流血冲突后，才临时补
上去的对“五六”事件的处理意见（若没有发生这一事件，就只有“红九条”）。
而“红十条”任命的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都还
没有到四川省的省府成都去走马上任，还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梁
兴初是从广州军区调来的，张国华是从西藏军区调来的。他们都还没有踏上四川的
土地，怎么能出现“梁兴初原来支持‘红成’，刘、张两口子一直支持‘８·２６
’，他们各自支持一派，让四川两大派长期武斗，张国华整天和稀泥……”还没有
发生的事提前出现在日记中了，岂非咄咄怪事？

    陈先生大概只记得当时成都发生了两派武斗，但却弄不清楚是哪两派武斗。实
际上，当时成都发生的武斗（即“五六”事件），是造反派（包括红成和八二六两
派在内）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之间的武斗，造反派要强行进入国防工厂一三二
厂去支援该厂处于劣势的造反派，被该厂占绝对优势的保守派产业军阻挡，产业军
人员并且以“护厂”的名义向强行冲进来的造反派开枪，发生了流血事件……

    陈先生在５月６日晚上就听到“广播通知，说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下
达后，四川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两派互相开枪开炮，动用了坦克和手榴弹，牺牲
了不少红卫兵……”这当然也是天方夜谭。５月６日晚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还
没有最后形成，自然也不可能“下达”，也就说不上“决定下达后，四川发生了大
规模的武斗”。至于陈先生所说的“两派互相开枪开炮，动用了坦克和手榴弹”，
这是后来７、８月间的事了，那是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与５月初造反
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斗不是一回事（重庆国防工厂的坦克开出厂，第一次是在７月
底）。上述文字，显然是陈先生“整理”时想当然的添加。

    据陈先生在前言中说，有专家对这部日记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其中一个评价是
称之为“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百科全书”。我想，若是一般的虚构小说或戏说式的
文艺作品中出现上述问题，其负面影响还不会太大，而出现在“百科全书”中，其
误导读者的后果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日记，应该属于历史文献。历史文献的价值，就在于其内容比事后的回忆更真
实。但是，我们这几十年来，似乎已经形成对历史文献按不同需要进行“整理”的
传统。这就不能不使历史文献的价值大打折扣。

    此外，《红卫兵日记》一书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那段历史，加了些注释，这是很
有必要的。不过，全书第一页上的第一条注释“四清运动”就出了个不应有的错误
，注释中说：“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陈先生在这里，用
的是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即“前十条”）中的提法，但这个提法后来改变了，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已经在第三条“统一提法”中明确提出：“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从陈先生的日记可知
，他在“二十三条”下达之后的１９６６年５月还在农村搞“四清”，不会不知道
“二十三条”。陈先生如果记不清楚了，随便查查有关历史资料或找有些老干部打
听一下，都可以把这条注释写得更准确；还有３２２页上的注４４，把“８·２６
”说成是“四川大学红卫兵８·２６造反兵团之简称”，其实川大八二六的全称是
“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又把“战斗团”错记为“兵团”了）；５４７
页上的注释，把“文革”中众所周知的“七二一道路”说成是“７·２２道路”。
这些，显然都不合于“百科全书”的要求吧？

    当然，陈先生这部日记，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９月１４日到重大串连那则
日记中记载的“北大学生每月伙食标准１５．５元，重大学生每月伙食标准１２．
５元，他们的伙食却比我们好多了”，这一句话的价值就足以胜过那些添加“整理
”的文字），笔者尚未读完全书，只是在选读到几处内容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不
等于全书处处都有这样的问题。不过，这毕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缺陷。这一缺陷必
然会影响到读者对全书的信任度。

reading

陈焕仁教授谈他的《红卫兵日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焕仁研究员的学术专著《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05年12月3日在香港尖沙嘴商务印书馆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这部作品是根据陈教授在文革期间所记日记整理而成的，是一部难得的文革研究专著，一经发行便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获得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

近期部分学术刊物和网站上一些专家和读者撰文讨论《红卫兵日记》，引起很大反响，针对读者热切关注的一些问题，笔者专程采访了陈教授，对读者的困惑予以解答。

王鹏（以下简称王）：陈教授，我发现您的《红卫兵日记》出版后，已经在境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陈焕仁（以下简称陈）：我倒没有完全注意，你都看到哪些反响？

王：去年12月，《红卫兵日记》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香港《明报》最先于1月3日和4日，分别以两个版的版面，刊登了你的文章：《我为什么要整理出版〈红卫兵日记〉》，摘抄了《红卫兵日记》的部分内容。《四川政协报》接着于1月5日发表了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宋昭勋博士的报道：《读〈红卫兵日记〉》，介绍了该书的内容。《四川日报》于2月24日，也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消息。今年3月15日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发表了题为《一部珍贵的文革实录》的书评。同时，境内外不少网站，包括《中国出版网》、《四川新闻在线》、《东北出版网》和《文化互联网》等，纷纷采用以上媒体的消息，对你的《红卫兵日记》出版进行了广泛报道。听说不少读者纷纷给您写信，询问该书可从何处购得，也有不少朋友向您索要该书，不知道是不是事实？

陈：读者和媒体关注《红卫兵日记》的出版，说明人们至今没有忘记甚至非常关注三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愿意对那场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和反思，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进步的表现。我有愧于读者的是，由于该书在香港出版，我购买该书馈赠读者有诸多困难，不能满足许多朋友的要求。

王：您能不能对那些报道和网上文章进行评论？

陈：我感谢媒介对《红卫兵日记》的关注，乐见看过此书的人发表不同看法，不过作为一个作家，不应该太在乎一本书出版时引发的议论，应该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时间和历史去检验，出版就引起轰动的作品，不一定都是传世之作，作品出版时引发的“好”与“不好”的议论，也不一定是该作品的定论，我愿意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

王：我看到国内外均有专家认为，已经出版的有关文革的图书中（无论中文还是英文），《红卫兵日记》是这类图书的第一本，是一部珍贵的文革社会生活实录，可以称得上文化大革命的百科全书，既是文革研究者珍贵的原始文本，也是普通大众珍贵的历史读物，具有很强的史料性、珍贵性、真实性、秘闻性和可读性，几十年、几百年都有其珍贵的意义。您怎么看待他们对《红卫兵日记》的这些评价？

陈：我当然希望我的《红卫兵日记》会像专家评价的那样。

但是，对于一本书，作者不能只听专家的好评，应该更多地注意广大读者的意见。我整理出版这部书，不仅仅是为专家提供研究文革的原始资料，更大的着眼点是让大众了解、总结和反思文革，避免那类悲剧重演。

王：陈教授，听说您在整理《红卫兵日记》之时，在文字加工润色方面，采用了不少文学手法，因而现在不少人将它当成文学作品读，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学术书藉出版委员会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文革研究专家却将其界定为学术专著，您如何看待这一界定？

陈：我在整理《红卫兵日记》之时，在文字叙述方面，的确采用了文学手法，这都是为了弥补当年我这个在校大学生准确形象生动叙述的文字功力的不足，用我当今的叙述功力，使叙述更真实更形象更反映事物的本质。这种方法并非我首创，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我们不能说《史记》不是学术专著。文革必竟已经过去几十年，要将那些历史碎片复原，有如将陕西咸阳秦俑坑里那些碎片复原一样，是那些埋在坑里的碎片真实呢？还是复原之后的秦俑真实呢？采用一些文学手法复原文革中记的日记，是同样的道理。

王：网上有两位读者发表文章，对您的“整理”提出了意见，有的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您看到了吗？

陈：我不但看到了，而且下载了那两篇文章，作为《红卫兵日记》再版时修改的参考。从两篇文章可以读出来，两位读者并非一般的普通读者，均为具有专家眼光的读者，他们仅仅看过散见于报纸上的有关《红卫兵日记》的很少片断，或者看到杂志上摘登的个别章节，或者大致翻翻书中某章某节，就能迅速对全书做出全面大胆的判断，如果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很高的专业水准，是很难发表那样高水准的文章的。我相信读者通过阅读《红卫兵日记》，会有他们的独到见解。

王：他们认为，应该将您文革中记的日记照原样出版，不应该像您那样“整理”，您同意他们这种意见吗？

陈：我既然已经那样整理了，而且我至今认为，做那样的整理是必要的，这样不仅绝大多数专家喜欢，更重要的是普通读者也喜欢。如果将原始日记影印出版，也许对某些学者非常有用，但是广大普通读者不一定感兴趣。


王：我在“真名网”上看到有人撰文对您作品某些内容的真实性提出某些质疑，对此您有何看法？

陈：日记本身就是以个人的视角观察世界，《红卫兵日记》涉及到北大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个人的视角不同，或者囿于观察的种种条件，某些东西当时就肯定会有观察不同，加之文革史料至今不开放，整理时很难非常准确地订正，即使将来全面开放了文革档案，对其中的某些史实也会争论不休，有人对书中的某些史实提出质疑，是对历史负责任的表现，肯定有利于《红卫兵日记》再版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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