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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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我在昆明读大学时经李公朴、潘大逵介绍参加民盟昆明支部（潘大逵当时是云南大学教授，和李公朴住邻居），那时就认识了罗隆基，民盟支部还为罗隆基主张实行美国的民主而展开一场争论。我和罗也有过一次不愉快的接触。但我很喜欢听他的演讲，有口才，有煽动性，敢于点名骂蒋介石独裁政府，深受广大学生们欢迎。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三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应邀前往。谈判43天，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决定召开有5个方面的政治协商会议。5个方面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共38名代表，民主同盟代表9名，其中有章伯钧和罗隆基。会议期间，民盟和中共曾有协定，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达成一致、互相配合。经过22天的激烈斗争，罗隆基和中共王若飞经常接触协商，罗对王极为钦佩，二人成为挚友，会外见人就谈，自己也引以为荣。政治协商最后签署了五项决议。十天后，重庆各界数千人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立大会，会议开始，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大会主席团李公朴、郭沫若等人，造成“较场口血案”。罗作为民盟发言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0月4日，在上海举行各界5000多人的李、闻追悼会。由宋庆龄、孙科领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各界知名人士组织主席团。上海市长吴国桢为主席，沈钧儒主祭，史良、楚图南分别报告李、闻生平。讲话者有潘公展、郭沫若、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读祭文）、罗隆基，最后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代表家属致答谢辞。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罗隆基的讲话。他放弃原稿，即席有针对性地发言，他说：“民主是由坐牢、流血牺牲而得来的，这也是民主的代价……刚才潘公展先生说我们究竟要英美的抑或苏联的民主，我是研究法律的，这个我可以代表我的同志答复，他们要的是老百姓都能活命，能自力，能过人的生活。老百姓不能活，没有自由的国家是不民主的。”他最后说：“杀死一个人并不就是杀死他们所追求的信仰。因此，可以杀死他们两位，而不能杀死民主。”会场顿时群众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会后，在会场外，邓颖超向家属表示慰问，同罗隆基紧紧握手表示敬意。我赶上前去拍照，留影纪念。
　　是年冬，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民盟声明拒绝参加，我特地去访问民盟中常委沈钧儒老人，他对我谈民盟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他说民盟是“第三方面”、“中间立场”，但是真正的“中”是不存在的，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例如，罗隆基和张君劢都是国社党的创办人（国社党已改为民社党），罗隆基退出民社党，走向共产党，而张君劢的民社党参加了国大，走向了国民党。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写了一篇访问记寄香港《光明报》发表。
1947年春，民盟在章伯钧家召开一届二中全会。沈老要我去帮助民盟干部作记录整理工作（当时我已在读书出版社工作，校对稿子，可以不坐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章伯钧，给我的印象是庄重沉着，分析问题有理论、有见解，是个大政治家的风度。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被迫返回延安。中共在南京、重庆、上海的办事处，委托民盟代管。民盟二中全会结束后，又要我去参加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接收工作。接收后成为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处，也是罗隆基到上海下榻之处。当时，罗任民盟总部的宣传部部长。因干部缺少，他要我参加宣传部工作，主要是起草反蒋、反美的宣传提纲寄给民盟各地组织。每次他到上海，我就向他请示汇报，也总看到《文汇报》著名记者浦熙修必来看他。二人过从甚密，时有绯闻，罗风流倜傥，无所顾忌。
　　是年秋，民盟总部被国民党视为“非法团体”强迫宣布自动解散。这时，我已到香港。孙起孟、萨空了要我参加黄炎培创办的《国讯》月刊的编辑工作。年底，沈老和章伯钧先后化妆到达香港，各地中常委也陆续到达，共同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1948年1月，沈老和章伯钧二位常委代表中央举行三中全会，章伯钧作《政治报告》，提出要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会议通过了《紧急声明》，否认总部解散，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会上还严肃地批判了盟内一些人的中间路线思想，调整和充实民盟总部的领导机构，决定暂由沈、章二常委的名义领导全盟工作。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沈、章与上海受国民党监视的张澜主席和罗隆基常委一直保持联系，而且受到他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香港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百余人联合通电响应“5·1”号召。当时，在香港中共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是潘汉年和连贯，在他们的安排下，沈老和章伯钧先后乘苏联商船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我也向潘汉年提出想到解放区的要求。当时，李公朴夫人和子女、邹韬奋夫人和女儿、萨空了的两个女儿都想到解放区。潘知道我的家在天津，又是工商业者，所以他安排我们从天津走，和天津地下党接头后，由他们送我们到石家庄。10月底，我们在香港上了海轮，一切按照潘的安排行动，一路遇到一些挫折，也经几道关卡，但有惊无险。12月初就到了石家庄。经交际处安排，青年们去正定华北大学。我被调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部长是李克农，顶头上司是罗青长。工作不久，我即申请入党，后经罗青长作为介绍人我被批准入党。1949年3月25日，平津早已解放。中共中央及各机关全部开进北平，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也都到了北平，分配住进各大饭店和旅社。
　　沈钧儒老人住北京饭店。他向中央统战部提出要求调一秘书帮他工作，而且点名要我。部长李维汉找到李克农，决定派我作沈老秘书。我在李克农城里办公处住了一夜，他谆谆教导我如何作好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沈老跟党合作几十年这样的老人。我回天津两天，换了衣服，取了一些生活用品。4月中旬，我是穿着西装走进北京饭店，开始我的新生活的。
　　张澜、罗隆基仍在上海，受着国民党的监视、软禁，甚至想迫害他们。地下党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安全，直到上海解放，7月才安抵北平。
　　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9月21日正式开幕，30日结束。选出国家主席、副主席，也推举出各部部长。沈老被选任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老上任后，我也兼任高院的机要秘书）。章伯钧被选为国务委员兼交通部长，级别三级。罗隆基被推任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不兼部长，级别四级，这都是罗隆基最计较的事情。
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民盟即开始筹备11月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和民盟纲领以及人事问题。民盟本来是个三党三派组成的政团同盟，其中青年党和民社党已投靠国民党，而且“政团”二字早已取消。但与会的中委，有人脑子里政团意识并未完全清除，特别是罗隆基虽然早已退出民社党，但他又聚集一些人组织个小集团。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在会议期间于12月18日宣布自动结束，但仍有人认为“阴魂不散”。所以这次会上充分暴露出宗派情绪，特别罗隆基对章伯钧争权夺利，斤斤计较，互相唇枪舌剑，水火难容。会议开了35天。最后，周恩来讲了话，毛泽东出来邀请全体代表到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并对大家说：“一个党内有许多山头，但是要克服山头主义。没有不团结的理由，都是民主人士、革命同志，只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就会无往而不胜。”当时，毛泽东对民盟的宗派活动和章罗之间水火不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年，农业、手工业、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195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认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发生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月9日，民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并修改盟章，使民盟的性质由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社会主义政党。总之一句话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最后，选出沈老为民盟主席，章伯钧、罗隆基、马叙伦、史良、高崇民为副主席，胡愈之为秘书长。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9月15日，党中央召开了八大会议，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
　　这时，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真感觉到“早春天气”已经到来了（费孝通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受到知识分子们的欢迎），但谁也不去想早春天气里还有乍暖还寒的日子。
　　是年年底民盟中央决定出版《争鸣》，成立编辑部千家驹等19人的编委会，千为主编。我负责编辑部工作。先后曾登出由曾昭抡主持，有钱端升、童第周、钱学森等15人参加座谈“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记录，和有教育部领导同志、大学校长、教授、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座谈“关于当前学制问题的讨论”的记录（反右斗争中，这都是被视为“章罗同盟”的黑纲领，受到批判）。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就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5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内整风指示，这是深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以毛泽东2月27日讲话为指导思想，并集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要求大家提出批评意见，并把大家的发言及时见报。
　　章伯钧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党内一决定干什么事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却要党组负责，党组既然要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党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章伯钧所谓的“政治设计院”。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说：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是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这就是罗隆基的所谓的“平反委员会”。
　　座谈会大家发言踊跃，对党政工作和干部思想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在这期间，北京一些大学学生闹事，对校党委有些做法极为不满，甚至有人言词激烈，声称驱逐校党委，使学校秩序发生混乱。民盟中央章伯钧、史良、胡愈之于6月6日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钱伟长、陶大镛、费孝通等六人（有的是大学副校长，有的是教授）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并研究民盟如何出面做学生的工作。
　　我到中央统战部看到党内文件6月8日出版的《零讯》，上面登有民盟六教授的讲话，我认为这是民主人士的讲话，不属于党内机密，故抄录下来。

　　“六教授会议”讲话

　　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认为几个大学的问题很严重，他们一道向章伯钧报告，要民盟中央注意，要向中共反映。
　　钱伟长认为现在形势到了波兰八中全会前后的阶段。清华的情况是学生在前，职工在次，老教师在后，学生想找老教师对党整风表示态度。
　　费孝通说，他不敢在家里蹲，因为北大、清华学生找他，谈的话学生回去就登大字报。
　　钱认为现在情况，正像我们过去在学校读书闹事的时候一样。
　　钱说，清华蒋南翔把形势估计得很低，出了几张布告，对可接受的接受下来。但学生们要求人事科档案公开，要求机会平等，要同共产党一样的机会，青年教授和学生感到没出路，小党员也感到没出路。学生感到出去找不到工作。选拔留学生、研究生机会不平等，只重政治条件。三四年级的学生下厂学习，大厂、重工业、国际性质的厂，党员才能去，有的厂虽不是党员才能去，但也要看政治好坏，政治好坏也掌握在人事部门。因此，集中要看档案，要检查档案。
　　职工、教师不满学校任用私人，党员干部的老婆、兄弟搞进来，职务高、业务水平低，这些事一般容易鼓动起学生的不满情绪来。
　　钱认为大学不得人心的事：一是人事档案；一是福利基本要求拿账出来，可是拿不出来。
　　钱说，现在学生变成反党的情绪，搞下去很危险，如何解决，要有足够的估计。他认为高教党委需要把几个学校党委负责人找来，要他们在学校里表明态度，这样民主党派才好作工作，提建设性的意见，替党向学生作解释。钱说，他自己也不敢在家里蹲了，学生推他做领袖，他感觉困难、可怕，怕作纳吉，只好避开。
　　钱又说，现在变为群众整党运动，假如基层不搞好，会变为国家的大问题，会引到反革命方面去。
　　他认为形势严重，希望章向中共中央反映，民主党派怎样作才好。
　　章伯钧说：整风是党的政策，毛主席的政策，是采取主动的精神；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
　　章说：交通部好几个地方单位罢工。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也贴满了大字报，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家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
　　章又说：这个时候，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动摇。章强调党估计不足，想不到群众会有这样多的意见，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钱、曾、费都认为党在学校不讲话、不表明态度。他们说，究竟党的态度是什么，摸不到底，可怕，下面摸不到，中央总可以摸到。谈话后，章伯钧当时打电话找李维汉部长，李不在家，他又找习仲勋同志，也没有找到，又想找徐冰同志。费孝通建议，不要一个党派去谈，最好找九三许德珩一道向统战部反映。章表示同意，并将再了解师大、清华的情况后同许一道找统战部谈。

　　费孝通对当前高等学校整风运动的反映

6月6日，费孝通找于毅夫同志谈话，费表示对目前高等学校的整风运动极为担心。
　　费说：北京的几个大学的学生起来以后，问题很严重，有点像过去搞民主运动的味道。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每次运动打人的人（指积极分子）现在都翻了，谈起情况就痛哭流涕。北大有两个学生，原在公安部工作，现在北大学习，讲起肃反情况来，连冯至教授都哭了。民主党派的一些积极分子过去起了很多坏作用，现在十分脱离群众。
　　费说，老教授现在的态度一般是十分惶惑的，不明方向、无所适从，想不出办法来，学生每天去找这些老教授，这些教授现在是“举足轻重”，如果要和群众结合，马上就会搞起大民主来。这些人内心是和学生站在一起的，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并未动摇，愿意帮助党把整风搞好，不忍心去闯乱子。因此，非常怕学生来访，如钱伟长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想逃走了避开风浪。这些人对党的态度是失望、悲观，他们突然发现党竟会有这样许多问题，以往估计不足。现在《人民日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很不吃香，他们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东西，而《文汇报》，从江苏的情况看是很受欢迎的。
　　费认为党造成这样严重的脱离群众的情况，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领导方法有问题，解放后，党把什么工作都抓在自己手里。什么事情都想要由党员去直接领导，而不运用党外的力量。费说党员是辛苦的，但是，勇气虽大，力量不足，由于人手不够，没有办法，只好扩大党，党扩得太快，质量则差了，所以引出这样许多问题，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使得党不是很精干的核心力量了，会使党灭亡，如果这样下去不改变，社会主义也搞不成了。这样作的另一面，就促使了很多人想入党，因为不入党，就不能有权、有势、就没有前途，在这种形势下，很容易腐化，要保持党的纯洁，必需改变这种形势。
　　费说：现在不能收，如果一收，人的心就跑了。人是跑不掉的，共产党还有军队。但是人的心就跑掉了，党应该诚恳地检讨、讲清道理，只有讲道理，才能服人心，过去大家拥护党，就是因为党的道理对。费建议中共中央应该抓一下北京几个高等学校，他怀疑市委高校党委掌握情况是否是全面的，为了全面掌握情况，费还建议也需要找民主党派了解了解情况。费认为，民主党派可以帮助党作些事。党不好讲话，党派出来说说还是可以，如动得不好会出乱子。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当前政治生活中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少数右派分子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社论的发表和指示的下达，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了。据胡绩伟回忆，当时中共中央成立了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是八大选出来的总书记邓小平。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当时我亲自听了讲话并作了记录，但报上发表的已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以使用它来检查、批判和揭发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有些人听了心里惶恐不安，说：如果早知有这六条我在座谈会上就不发言了。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向民盟投下一颗重量级的炸弹。我看了报纸赶快读给沈老听。读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盟有人“呼风唤雨，推波作浪，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乌云乱翻，其源尽出于章罗同盟”。“《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反中央、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我读了这段，沈老闭目静听。他听了以后，以肯定口气说：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手笔。这些话除了毛主席谁敢这么讲。沈老对毛泽东是最信任的，我看他不信又不能不信，作为民盟的主席内心是沉重的。
　　民盟中央成立了由沈钧儒等31人组成的民盟中央整风小组，办公室由胡愈之、李文宜（罗亦农烈士夫人）任正、副主任，开始对章伯钧、罗隆基以及在座谈会发表言论的人进行批判。这时我的党籍公开，中央统战部又调来几位党员同志加增民盟“阶级斗争最前线”反右派斗争的力量。百家争鸣的《争鸣》也转化为反右派舆论阵地。
　　揭发批判“章罗同盟”向纵深发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进一步发动全国民盟组织挖掘“章罗同盟”的分店、军师、谋士、代理人和骨干，范围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揭发批判材料如雪片飞来。办公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印了一本40多万字的《章罗联盟资料汇编》。我也参加了汇编的编辑工作。我已进不惑之年，但对当时有些困惑不解。党内同志批评我党性不强，要我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锻炼党性，增强阶级斗争意识，抓住这个好机会。
　　关于“轮流坐庄”问题，我在编辑汇编时没有看到有人批判章伯钧说过这句话，倒是程潜批评章时说他有“轮流坐庄”的思想。这基本上澄清了这不是章的言论。但在机关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些议论。有人说：既然是“取而代之”就不会“轮流坐庄”了。也有人说：民盟加上农工民主党加在一起成员不过五六千人，和两千多万党员，数百万军队的共产党争权，轮流坐庄，章罗都是搞政治的，这不是发疯了吗？也有人说，即使毛泽东把政权交给八个民主党派联盟坐庄，又谁敢去接受。有人说民主党派本来就是花瓶、摆饰。这都是背地说的，而千家驹在他《自撰年谱》里说八个民主党派就是党的八个支部，这是在香港公开发行的。
　　《7·1社论》发表时，罗隆基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正在科伦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会议结束回到昆明第一站，看到了《7·1社论》和章伯钧在农工党扩大会议上作的检讨，承认“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罗立即气愤地给章家里打电话，对章大声叫嚷：“报纸说你我联盟了，你居然也承认了。现在你跟我说清楚，你什么时候和我联盟的，又是怎样联的？”章听罗的质问，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说了一句：“电话里说不清楚，等你回来再谈。”罗回北京后，罗去了章家，大闹一场，并把自己的手杖当场折断，表示决裂。
1958年11月，民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沈钧儒作工作报告公开承认民盟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盟员多数还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立场，盟员仍须加强政治思想改造。最后，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为了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章罗“大右派”仍被选出。从此他们很少来民盟机关，即使来开会或参加学习，他们也找后排角落座位。在社会各项政治活动中，他们的身影几乎消失了。
　　我从民盟内部得悉，香港报界有人想约罗隆基去香港办报，并可担任“主笔”。此事民盟向党中央反映，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曾约见罗，并告以此事说：你如想去香港随时可去，即使你去美国，也随你便。当时罗肯定的表示：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要死我也死在国内。
　　民盟大会后，12月我和何鲁陶（沈老生活女秘书，另有一位警卫秘书）陪沈老去广东从化休养。一位沈老的老朋友来看望沈老，他是一位心直口快的老人，也认识章伯钧和罗隆基。他见到沈老就问起章罗的近况。他认为，章罗都是人才，性格不同，不可能有联盟，对章、罗的遭遇表示惋惜。他了解他们过去一些历史。他说：“30年代罗在天津《益世报》做主笔，很出名。蒋介石想收买他。他拒绝，又派特务枪杀他，未成功。他很有口才，又是个大手笔。”他知道章伯钧是德国留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和邓演达组织了第三党。说他们都是雄才大略，人才啊！沈老在谈话中间只插了几句话：“罗还是个法律专家”，“章这个人淳厚，早先中央统战部把他看成是个左派”。其他还谈了一些话与章罗无关。
　　我写这篇文章时，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已经出版。我从书里才了解章、罗划为右派后的生活情况。
　　章、罗戴上右派帽子后又作了撤职、降级、降薪处理，撤了部长职和一切兼职。章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仍有专车。罗从四级降到九级，车也撤了。他们大吵一次以后，罗还给章通话，并提出想去看他，章表示欢迎。罗到章家，章以大中华香烟、龙井清茶接待。章知道罗是要政协车来的，章表示回去用他的车送他。罗深为感动，并摇头叹息：“我们简直是做了一场噩梦，噩梦一场呀！”从此，来往密切，什么都谈，谈的都是心里话。谈久了留下共餐，有时约一些朋友出外聚餐。罗不但和章谈，对章的夫人、女儿也很亲热，给章诒和讲故事。章诒和陪罗去看戏。罗坐在章的客厅叹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像个客栈了。”章总是劝慰他，罗精神得到安慰，二人已成知己之交了。

　民盟机关干部组织去碧云寺春游，我也参加了。我单独找景点去拍照，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转身一看，原来是章伯钧和罗隆基在路边的小树林里，坐在两块并排的大石头上喜笑颜开地在聊天。章伯钧叫我：“给我们章罗联盟照一张。”我立刻给他们照了一张，并答应洗出来，送他们每人一张。我站着和他们寒暄几句就离开了。当时我很得意，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两人单独一起的相片，这是我独家拍摄的，可能是唯一的。走在路上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放大一张送给毛泽东对他说“这不是你给他们结成联盟的铁证吗？”但是，我不敢这么做，怕引火烧身，随便想想而已。
1965年11月，我从农村参加“四清”回到北京。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20天前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名批评吴晗所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措辞严厉，上纲上线，视为一棵毒草。吴晗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副市长，民盟的同志认为这篇批判文章必有来头，大家担心是不是阶级斗争有了新情况，又抓住吴晗这个“源头”，大家议论纷纷，人心惶惶。
12月初，民盟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政协组织的外地视察。8日一早，我接到统战部的电话，告诉我罗隆基于昨夜突然死亡，要我八时到廼兹府罗的寓所开会。我准时到达，得知公安部、统战部早已来过全部搜查，运走了几个箱子，遗体已送医院。当时，统战部召集一个小会，研究治丧问题。决定：一、立即通知其河南弟弟来北京；二、遗体解剖检查；三、联系殡仪馆火化；四、组织一个以民盟全体干部为主的小型追悼会。指定一、四两项由我负责，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我回到机关，电报通知家属，尽量做民盟干部工作。终于开成了有家属、有不请自来的罗的女朋友，有半数的民盟干部，形式上是一个不多不少的、没有悼词的追悼会。我算是完成了一项政治任务。统战部把罗的衣服、字画和无关紧要的书籍、信件交给民盟。罗的弟弟选了一些衣服、字画和纪念物品带走，其余皆由民盟保管。罗的骨灰，家属未去认领，最后遗失了。罗的死因，据统战部说：7日晚，罗在刘王立明家几个人吃涮羊肉，夜里心脏病突然发作，来不及吃药就猝死了。医院解剖后，胃里还有大量未消化的羊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心里在想，罗的猝死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也逃不过这场“文革”的大劫。章伯钧是不幸的，就连我也被批判为“大右派的孝子贤孙”。
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以揪出民盟副主席吴晗拉开序幕的。全国学生组织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并接受毛泽东的检阅。8月下旬，民盟中央接某中学红卫兵的通告，勒令民盟组织在72小时内自动解散。第二天民盟接受了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是日下午，红卫兵70余人闯进民盟，召开批斗吴晗大会。陪斗者有章伯钧、千家驹、张毕来等数人。他们都跪在地上，颈上挂一大木牌，写上他们罪名，接受批斗。当晚，红卫兵到民盟进行封查，并拿走两枚公章。从此，民盟中央全部陷于停顿，各地组织也相继停止活动。民盟青年也组织了造反团体——“燎原造反队”。1967年春，造反队即把章伯钧抓到民盟，囚禁在一间长期空闲的小屋，地上铺上稻草作为睡床，另有看管人员监视。
　　据一位同志后来告诉我：有一天中央刘少奇专案组有人来找章伯钧调查有关刘少奇的问题，实际是诱供章伯钧过去谈过主张我国实行两院制是受刘少奇的影响。来人说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章伯钧听出他们是在诱供，他不愿加害刘少奇，他对来人说：我是外国留学多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的又多又早，这个问题我早就讲过。要说刘少奇受我的影响还有可能，至于他什么时候讲的，怎么讲的，我根本不知道。来人听他一说毫无所获悻悻而去。
　　章伯钧身处逆境，受尽折磨，于1969年5月病逝。当时，我们互相隔离，对章的情况一无所知。
1980年6月27日，民盟举行中常会，传达《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文件中说，民盟所谓“六教授”等右派问题均予改正，恢复名誉。对章伯钧、罗隆基未予改正。文件中说明：“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民盟中央在1957年提出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的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所谓“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会后，与会同志议论纷纷，认为“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所谓反动纲领也被平反，而章伯钧、罗隆基为何不予平反？”
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对反右派问题仍认为是“必要的”而且“正确的”，问题就是“扩大化”了。大家看了又有不少议论。有人说，反右划了55万右派分子，现在改正的99%以上，只留几个中央级所谓“大右派不予平反（除章罗二人外，还有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共五人）”。他们除了发言提出批评意见外，究竟有什么罪行？难道就以他们五个人为“扩大化”垫背吗？如果有真正想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反革命分子，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至于在言论上的批评意见，为什么不可本着毛泽东说过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据胡绩伟回忆，胡耀邦进行右派平反工作时，受到汪东兴、华国锋等人的阻力，反右的直接领导人也在所难免。
1982年11月15日，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农工民主党中央联合举行了章伯钧的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仪式。我也去参加了，并拍照留念。1985年11月11日，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在政协礼堂举行章伯钧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出席并讲了话，肯定了章伯钧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做了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对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在政协礼堂举行罗隆基90周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新上任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参加并讲了话，肯定罗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好事，为民主革命，为新中国建立，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会上千家驹发言，他认为“章罗同盟”是千古奇冤。他提出中央对他们既然有了公正的评价，现在是应该到了改正平反的时候了。会议上有人说，《决议》里肯定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现在已有99%平反了，只留几个“大右派”，而扩大了55万人，这种说法何以自圆其说，何以取信于民？为什么不给他们改正呢？

　　（作者曾任沈钧儒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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