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糟 杭州：文革杂忆（1-3）

tuffy05

文革杂忆（一）
－－作者：老糟

跌碎了毛主席像
一九六六年天凉后那段时间，社会上正乱得慌，开始了大树特树毛的个人权威的运动，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那时起人手必须有一本红色封面的毛的语录，并且每个人都必须佩戴毛的胸像章。家家户户都得在以前相当于神龛的位置摆放一个毛的石膏像。这是杭州特色，别地不知道是否也是这样。父母亲退休来杭后住在东园新村工人宿舍楼上的加层房子里，他们也按规定照样办了一份。那是居民区的小组长（一个工人家庭的主妇）特地来关照的。一天我抽空去看望双亲，看见他们也摆放着一具毛的石膏像。由于房间小，只能把它放在方桌上。那偶像有将近一尺高，靠墙放着，淡绿色的，外面有一层油漆，说是晚上用灯照过后会发光。那象征着毛的伟大和神圣。但那石膏层简直是薄壳结构的，只有薄薄一层石膏。我想，在那乱哄哄的日子里，家里有那么一件东西也好。总表示自己是顺从和臣服的，愿意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反对毛的意思。这样做当时是必要的，起着良民证样的作用。我稍稍看了下那上大下小的半身像，不无忧心地安慰我父母说 “这样也好。”谈了些家常后我就回宿舍去了。
我第二次去看望父母亲是一个星期后的晚上。老人家的房门关着，我在门外喊了声妈，母亲把门开得小小的一条缝放我进去，我一进房她马上把门掩上了。两位老人脸上都有一种恐慌、紧张而盼望我来的神色。我一进门母亲就有点怪责我的口气问我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忙低声问他们“怎么了？”他们都有如同大祸来临的神情，附在我耳朵上轻声对我说：“不好啊，毛主席石膏像跌碎了。”我转身看那桌上，那石膏像不是仍好好的么？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父母亲解释说前几天母亲在整理桌子时，一不当心把擦桌布扫着了那石膏像底部，那本来就轻飘飘而又头重脚轻的偶像在桌上摇晃了两下，一头就栽到桌子底下，当时也就跌得粉碎了。老人们一时不知所措，赶紧关上了门。桌子下面是一堆石膏碎片，他们赶紧把它收拾了用一张旧报纸包起来。当时他们的惊慌我可以想象，待惊魂稍定后老人家商量着这事怎么办。后来商量定了得赶紧去买（当时要说“请”而不能说买）一个一式一样的石膏像来放上，遮人眼目。不过不能在附近买，被邻居看见要引起怀疑。因此母亲特地跑到很远的地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石膏像用只小旅行袋装了回来放在原来的位置。至于那堆碎片怎么处理他们一时没了主意。在随时可能被红卫兵闯进来抄家的情况下，放在家了总是祸水。丢到垃圾桶里去是绝对不行的，立即会被居民发现而去汇报，以后就会挨家挨户地查，查出来了毁坏毛主席的形象在当时就是现行反革命罪。按照当时所见的狂暴，红卫兵不知会干出些什么来。因此他们一直忧心忡忡，日夜在盼我早点来，商量着怎么处理那祸水。因此那晚我去了，他们见到我都有一种惊慌而又急于求救的神色。我宽慰他们说“不要紧，这事情好办”。
石膏这玩意儿我熟悉，以前我就做过石膏模型。从化学讲，石膏我也很了解，不就是硫酸钙。做石膏模型的石膏叫做煅石膏，是含有半个分子结晶水的。浇成了模型，凝固时又恢复为含两分子结晶水的生石膏了。但是石膏用火烧过了头就会失去全部结晶水，而成为无水石膏就结不起来，那就是做粉笔的材料了。那要完全溶化后再重结晶才能恢复为生石膏。因此那些石膏像的碎片只要在煤球炉上烧透就散掉了。他们得知那么好办就一下子放了心。母亲当时就打开了炉子，等火旺起来了，他们看着我怎么办。我把那些碎块放在炉火上，先发出阵难闻的油漆烧焦的怪臭，等烧透后冷下来。那些碎块用手一捏就都酥掉了。没有多少时间我把它们都捏成了一堆粉末。老人们都很高兴，仿佛得了救。这么多天来父母亲才有了笑容。我离开的时候对他们说这堆垃圾由我来处理吧，我回去路上把它们丢得远远的。

临安所见的漆饼干筒运动
临安人民医院的漆饼干筒活动在文革一开始的“扫四旧”运动中就自发地进行了。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去理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封、资、修的文化。他们的聪明就想到了每家每户都有的饼干筒上的图案应该属封资修的。当地老百姓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不过仅此而已。他们哪里想到是毛泽东为了要搞掉刘少奇！
在那个年头为了饼干防潮，需把饼干放在饼干筒里。好的饼干有用铁皮做的饼干筒装了卖的，可以防潮。不象今天只要把饼干或者鸡蛋卷放在密封的塑料袋里就可以了。那时人们的生活要比现在烦琐得多咧！因为中国那时还没有塑料食品袋。上海的大商店里会把一只透明的塑料袋装满了水吊在高处做装饰，让顾客们看了惊讶不已——居然那塑料袋会不漏！那时的人穷，难得买整筒的饼干，因为那得花好多钱。往往买整筒的饼干仅仅是为了有一只好看的饼干筒。如果家里没有饼干筒，就只得买一只。不过也可以向有钱的朋友讨一只。人们利用饼干筒来储存食品，如店里零买回来的饼干和其他怕受潮的零食。那些买回来的饼干筒都漆得很好看，就像现在的屈奇饼干盒和巧克力糖的盒子那样。由于早年的贫穷，许多人家把它当作室内的装饰品。家里有几只美丽的饼干筒甚至是家境富裕的象征。解放后的生活是简朴的，一般老百姓家里难得有几样好看点的东西。因为饼干筒上的图案往往比较洋气，因此为人们所喜爱。何况要有钱的人家才会去买整筒的饼干，因此人们往往把饼干筒当作家境富裕的象征。人们从室内饼干筒的摆设中得到虚荣心的满足。
也不知道临安人民医院里的革命群众当时是怎么在考虑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把饼干筒上的图案当作了封资修的四旧了。把它们都砸了，哪家都舍不得，何况生活中实际上少不了饼干筒。因此文革一开始，在医院里就开展了一场漆饼干筒的自我革命运动。我不知道临安的其他单位是否也如此，用这种行动来显示反帝和反修的革命立场。于是在医院里家家户户大漆饼干筒。毛主席也太忙了，忙不过来给大家说说清楚，他要反的封资修之类四旧其实并不包括饼干筒的意识形态。这样，曼那里原来有的我们家仅有的一只饼干筒，一只画了只大公鸡背景是放射出金色光芒正在升起的红太阳的金鸡饼干筒，也被当作封资修的代表不由分说地漆成了全红的。油漆是公家提供的。不过用得不多，因为那饼干筒原来也基本上是红的。漆得花里巴拉的实在难看。
在破四旧形势对曼来说最危急的那晚－－她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被人们当作是异类，红卫兵可能对她抄家。她感到很紧张，何况她又是上海人，并且是右派分子的家属。上海人在小城镇里往往被人们看成是比较“洋”的。而洋是不好的－－在文革开始时，在小地方，那在造反派看来无异于封资修、洋奴买办！她只得偷偷地把几本她喜欢的中学时的音乐教材（用五线谱印的歌谱）都撕来烧掉了，因为五线谱也是招祸的－－解放后学校里不是就不教五线谱了么？她并且主动向造反派上缴了几件西餐刀叉和调羹，因为那不仅是洋的而已，有的上面还有US的字样。那是早年抗战时期美军中卖出来的军队用旧了的生活用品。另外还有两只外国货的“洋碗”（捷克出产的搪瓷碗，捷克也算修字号的），洋在当时是必须回避的，因为人身上带有洋气就意味着崇洋媚外。造反派给了收据，表明他们是很认真对待的。那几件餐具到后来人们有点明白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是为了搞掉刘少奇和他的班底，医院的造反派才退还了回来。
因为我的关系，连累着曼在文革开始后的前几年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而到了文革已经没有什么气焰了，她才拿到了红卫兵的红袖套。而那些早就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的真正的（响当当的）造反派那时已经不大戴它了－－不那么时兴了。那个时期杭州的年轻女造反派流行的是把短裤的裤脚边往上卷起一圈，让光腿暴露在外面多一寸光景。我不知道外地是否也是如此。

见过的几件法院告示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在那举国一片混乱，而法律尚不完善，法院又遭“砸烂”的年头，法院处在造反派控制下。不过造反派中必定有原来就是法院的人。他们以毛泽东思想和造反派的逻辑进行审判，曾发生过一些莫名其妙，现在的年轻人难于理解的判例。重提一下那些怪诞而骇人听闻的判决应有助于今后不重蹈覆辙，再犯那样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热火之中，学校里的造反派们各自为政，为了显示他们的权威性和革命性分别召集他们自己的人并勒令校内受控于他们的“牛鬼蛇神”（其中有我）分别到近郊农村去参加“双抢”（即夏收夏种）。双抢结束后放了两个星期休息假。当时已无所谓暑假。学校的行政干部不喜欢看见教师有寒暑假，就此取消了教师和学生休假的传统。而今天却改成了学校到了寒暑假时全校人员都一律休假的制度。我趁此到临安这座小县城住了近十天，和家人团聚，看望我那已近半年没有看见，出世还未满周岁的儿子，母女三人。曼天天忙于上班，医院工作很辛苦，有时夜班，整个晚上不回来。我去帮她料理些家务。空闲的时候，有时去热闹的横街口一带见见世面。那里乱哄哄的，墙上除了贴满了某某万岁和打倒某某之类标语和丑化某人的漫画，还有各式各样观点的大字报外，还有一些外县法院的重判告示颇为醒目。我对那些强词夺理，歇斯底里大发作式的大字报毫无兴趣，常能回忆起来的倒是那几件张榜示众的外县法院的判决告示。对那样的判决我至今感到诧异和不可理解。现按回忆中的格式和内容录在下面，让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看看，知道文革当年是怎么在搞的。告示的内容和措辞应说不会有太大出入，只是来自哪个县的人民法院的判决以及被判处的罪犯的姓名、作案和判决日期记不清了。应说我的回忆是“基本属实”的。
最令我吃惊的一件是现行反革命案。告示的内容大致如下：“现行反革命犯ⅹⅹⅹ，男，ⅹⅹ岁，该犯出身反动阶级家庭，其父为摘帽右派。该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仇视革命，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据该犯交待，该犯竟丧心病狂于本年ⅹ月ⅹ日晚睡梦中谋害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民愤极大，是可忍孰不可忍！……该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为严肃革命纪律，纯洁革命队伍……经群众大会公审判处现行反革命犯ⅹⅹⅹ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这是一起根据“犯人”自己交待的梦中杀人的情节判处死刑，骇人听闻的判例。真正体现了梦中杀人有罪。古今罕有！应该载入史册，让后人引以为戒。我希望我的意思不被误解，我不是指以后做梦要当心，那应该是明确的。而奇怪的是那犯人会主动交待自己在梦中杀害了毛主席，如果没有刑讯逼供也许不可能吧？成问题的是到底那犯人有没有做过那样的梦？
另一起是破坏军婚案。告示的内容大致如下：“破坏军婚犯ⅹⅹⅹ，男，ⅹⅹ岁，ⅹⅹ县ⅹⅹ公社ⅹⅹ村人。该犯品质恶劣，一贯伪装积极，混入我革命队伍，利用工作之便……趁机勾引同村已与现役军人订婚的女青年ⅹⅹⅹ。二人多次鬼混，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罪犯ⅹⅹⅹ诱奸已与现役军人订婚的未婚妻已构成破坏军婚罪，……动摇我军心，毁我钢铁长城，是可忍孰不可忍！罪犯ⅹⅹⅹ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根据罪犯ⅹⅹⅹ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认罪态度极差，影响极坏，判处罪犯ⅹⅹⅹ有期徒刑十五年。……”这是一起很耐人寻味的判例。众所周知，我国婚姻法早在文革之前已经公布，婚姻法中没有订婚的立法，因此也不存在“未婚妻”的概念。这点法院应比谁都清楚。法院的造反派也应该是清楚的。如果那女子是已和一位军人结了婚而又与别的男人有不正当的来往，那或许可以称得上“破坏军婚”。那张告示的措辞和水平看来都不甚高明。十分含糊，并且逻辑混乱。怎么可能一个一心报国，像雷锋那样坚强的解放军战士会因其所谓的“未婚妻”和别的男子有了暧昧关系就能造成军心动摇、毁了钢铁长城呢？那不是在给伟大而坚强的解放军脸上抹黑么？同时，给人的印象是假如一个女子曾经和一位解放军战士相好过，即使没有明确过他们今后准备结婚，她似乎已是法定属于他的了，她不能反悔，更不能与其它男子有何往来，连笑一下都是要慎重考虑的。除非那军人抛弃了她。不然就要惹出些是非来，并且罪名不小。还应指出，那份告示中没有指明那案犯的出身成份，一般那类情况罪犯大概属“红五类”。如果属“黑五类”，那就一定会对案犯的阶级出身着重加以说明。至于说那犯人是“诱奸”那女子，应属刀笔吏的手法。既然告示前面说了“二人多次鬼混，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那应是两相情愿的，怎么又成了“诱奸”？类似的告示在那墙上竟同时有好几起，来自不同的县份，都判得很重并且也都用上了“动摇军心，毁我钢铁长城”那样的话。
而在以后的文革期间，也有一起同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们学校。一天晚上，在学校大操场上也演出过同样一幕，开了个公审宣判大会。一个东阳来的坏学生在他老家农村也干了类似的坏事。他也和一位现役解放军战士的“未婚妻”相好，也搞了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押回学校来宣判时已是剃了光头的，表明他其实是已经在押的。经公开宣判当场铐上手铐算正式逮捕了。罪名也是“破坏军婚”，判决书上也用了“动摇我军心、毁我钢铁长城”的措辞，也判了15年徒刑，也没有提到那学生的所谓家庭出身。文革前召进来的大学生已是经过严格政审的，无疑出身都是好的。我记得那学生好象还是个班长，我曾带过他的实验课。那学生当年学习时还不大好管，说了不听。有一次他实验做坏了，我要他重做一遍，他大模大样地不理不睬，那味道似乎有点在说像我这种摘帽右派身份的教师还不配管他的意思。这类案件在那个年代可能不少见，都作为“破坏军婚案”重判处理了。那晚校革委会主任也上台宣读了对那学生开除学籍和党籍的决定。
还有一起法院告示似乎就发生在临安，叫个什么案名记不清了。那是一起既愚昧而又令人恶心的案子。当地一个愚昧的老皮匠，他相信人的精液是补的。给顾客修鞋时他宁愿不收钱而想用口交的方式吸人家一口精液。而那样的“受害人”竟有好几十名。这件案子，不但那皮匠愚昧，连那办案的造反派法官也是愚昧的。还给那皮匠创造了个特殊的称号“吸精犯”。告示上用了“损人利己，吸取受害人元阳精华，严重摧残青年健康”等词句。好象也引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句成语。在那个年代那句话很流行，常见于大字报上，并且常在批判会上被造反派引用。凡是他们反对的或要打倒的都可以用得上。但肤浅的造反派们竟不知道这话原是出自他们口口声声要打倒的“孔老二”的《论语》的。话说回来，认为精液是滋补的那才是毫无科学根据而愚昧的想法。不仅那老头儿愚昧，那些审案的不也是如此么？所谓“元阳精华”就不知所指为何物，今天也还没有哪家公司开发出一种用“元阳精华”制造的补品。但就那样稀里糊涂地把那老头判了几年徒刑。说那老家伙坏也是事实，但他干的至多称得上用心不良，而是愚昧但并不利己的流氓行为。对“受害人”其实也没有造成什么健康上的大害，至多因为那老家伙口腔不干净可能造成尿路感染。今天社会上不是有不少鸟男人，他们不怕犯法，而愿意花大钱找女人发泄他们的“元阳精华”么？他们甚至为了发泄还不怕得艾滋病。那老家伙的恶劣行径如果在今天倒有可能传播性病。不过幸亏那个年代性病在中国还很少见，那时除了老医生之外，年轻医生都还没有见过性病是什么样的。

学生的小家庭
学校已经停课了。自从出现了红卫兵，有了红卫兵组织，很快就看见他们走向对立并开始互相攻击。那时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在校内找教研室的办公室做司令部。那些学生和教师混合组成的造反派组织有的是被同个派系的教师请到他们教研室去的；有的则是学生们看中了哪个教研室的房子合适强行占领，把教师赶出去。反正那时已经不上课了。
生化教研室的办公室除了有两间被某个造反派组织作为司令部外，我的办公室当初还用于劳动休息时去坐坐、歇口气、喝口水的地方。一天来了一名我教过的男学生，带着个显眼的红卫兵袖套走了进来，也不称我老师了，唤着我的名字叫我把自己的东西理一理拿走。说他们要用那房间，还说“公家的东西你不必管，我们会负责的。”这“我们”指的是谁？我想当然又是什么造反派组织吧？我没有资格过问这些。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那学生要去了房门钥匙，我就只好离开了。后来那办公室窗玻璃上糊上了窗纸，我估计那大概是派别之间有“军事机密”的缘故。但后来门口放了个煤饼炉堆了些煤饼、劈柴和一些做饭的家具，阳台上拉起了晾衣服的绳子，晾出了男女的衣服。后来我见到过那学生搂着个女生进进出出。那女生我也曾教过，但那时已经对我不理不睬地了。当他们遇到我时，真是“旁若无人”，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看待。几乎只稍晚一点，生化教研室楼上的办公室有好几间又被别的学生按同样需要占去了。玻璃窗上都糊上了窗纸。看来他们是革命不忘爱情，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都开始在组织小家庭了。只少了个集体婚礼罢了。
大概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我在教研室外面劳动，打扫环境时又遇到那我曾教过的学生。他唤着我的名字叫我过去，要我把他房门外的地板拖一拖。那时任何“造反派”都可以勒令“牛鬼蛇神”劳动，我只好顺从着走上楼去。那里我已经有些时没有上去过了。见到的是一地的煤球灰和油污，墙上已经熏黑了一大块，还堆了一些生炉子用的碎木片，从木片上的油漆可以认出他们是在把实验室的凳子和抽屉劈来生炉子的。属“红五类”的教师尚且不去管他们，何况我这“牛鬼蛇神”还敢过问这类事吗？那些表现也让我明确了那些所谓的“最有朝气的”、“最富有革命性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是些什么货色。随后我就见到校园里凡是房子结构好一点的教研室，除了解剖学教研室和病理学教研室，楼上的办公室，室内有自来水的，并且干净一些，没有什么怪味和人体标本之类的，大都成了男女学生同居的小卧室。这么估计一下，全校占了教研室的教师办公室同居的学生至少也有好几十对。外地来的女学生中凡是长得稍好看些的大都有了主了。其中有好几个还是我以前教过，早先念生化时成绩较好的。慢慢就看见她们不对了。有的早晨在路边呕吐，后来就见到她们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她们似乎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见了人堂而皇之，完全不感到有什么羞耻了。因为那个年代人工流产手术还必须有结婚证明和户口本、单位证明属夫妻关系等才能做的。因此才会有那样的景象。如果换了今天做人工流产那么方便，每天报上都有无痛“人流”的广告，就不会有那么多大肚皮的女生了。那些大肚子女生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就不清楚了，我曾听说有的后来就退学回了家。家在市内的走读学生中是否也有这类情况我不清楚。我想，这一景观也许并不是我们学校所独有的。以后造反派之间互相对立、互相拆台，揭出来的这类丑闻比比皆是。

给孩子们办学习班
“办学习班”这句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能理解，那是指对有问题的人进行隔离审查的意思。是把他们都关起来交代问题。文革时期各式各样的学习班都有，对孩子们办学习班还是不大听说的，但也曾有过。
“童言无忌”是句老话。中国历来对孩子们怎么在瞎说，在不适合的场合说了不恰当的话予以谅解，不必想到有什么忌讳使自己烦恼。早先在逢年过节时，大人们很忌讳怕有人说了不吉利的话。但孩子们有时会意想不到地说出大人们认为犯忌的话，只好不予追究，因为他们毕竟年幼无知。同时让自己想着童言无忌消除自己心头的不快就行了。但文革时期孩子说错了话却也不行。那就不能当作“童言无忌”轻松放过，也得“办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挨批斗。
燕仪一九六九年那年就遇到那么一次“犯政治错误”。那年她六岁，上幼儿园大班。那时文化大革命中乱哄哄的，天天都在开批判会，批斗“牛鬼蛇神”，造反派之间也互相抓对方的人当牛鬼蛇神批斗，街上造反的人们在游行。她母亲在临安人民医院工作，每天忙于上班，天天在病房里忙，只能让孩子自己玩。暑假时医院里的那批年龄差不多大的，刚上小学的和进了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家里，没得玩就学大人的样，玩开批判会和批斗牛鬼蛇神，有孩子扮成造反派在台上发言，下面有孩子们扮革命群众跟着喊口号，也有孩子扮成牛鬼蛇神挨斗的，然后给扮“牛鬼蛇神”的孩子戴上报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在医院里转一圈。燕仪也去跟着玩。有一次他们玩开会时出了问题——扮演群众的孩子中有个小孩带领那群孩子喊口号时喊溜了嘴，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当时有少数孩子头脑较清醒、“觉悟”较高，没有跟着喊，而多数孩子都喊了。燕仪也跟着喊了。她那时对二者代表的是什么也弄不清。那些“觉悟”较高的孩子就批评那些喊错了口号的比他们小的孩子，说那口号是反动的，不应该喊。但是已经喊了就已成为事实。当时有孩子就回家后对大人讲了，他们的父母大都是些造反派。当时“造反派”是光荣的称呼，只要是所谓“革命群众”（不属牛鬼蛇神的红五类）就几乎必然是造反派。此外只有一些出身成份不好的或是站错了队的“逍遥派”。那件事后来医院当权的造反派也就知道了，大概当时没有十分认真地考虑要对那些孩子该怎么办。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终于在第二年春天，那时已经事过半年多了。旧事重提，要查一查那批孩子的政治背景，主要是要查清是否有大人在背后指使。清查孩子们的“反动口号事件”的事当然都是医院的造反派在考虑和组织的，于是就决定把那批喊错了口号的孩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按社会上流行的审查牛鬼蛇神那样的办法，把他们隔离起来，让他们学文件、斗私批修和交代自己的“罪行”。把那种对成人也不合理的办法用来清算孩子们，那只有临安人民医院的造反派想得出来。燕仪在出事的那年暑假后提前上了小学。因为她母亲在医院工作，每天都忙于病房工作而实在没有时间管她的生活和学习。幸好，当医生在地方上熟人多，关系也较好，托了临安小学的老师让她提前一年上了小学，她进了学校后我们在杭州又去向她奶奶住所附近的东园巷小学要求，说因为孩子的母亲是医生，一个人在临安工作并且要下乡去巡回医疗，照管不了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当时规定孩子的户口是必须跟母亲的），让她转学来杭州念书。那时我和她祖母在杭州可以对她的学习和生活管得着一些。因此燕仪当时已经离开临安身在杭州东园巷小学上一年级。所谓要查一查那批孩子的政治背景，对于燕仪来说，实际上造反派要清查的是我们做家长的有没有指使她喊过反动口号，并且要查清是不是她带头喊的。因为我们家的政治背景不好，她父亲是摘帽右派，文革中属牛鬼蛇神，她母亲当然也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组织，何况文革开始时她还因为家庭背景不好被揪去游过街，后来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那个年头要当上了“造反派”才是响当当的！一天，燕仪的母亲从临安打了长途电话来告诉我，说医院决定给孩子们办学习班隔离审查那起孩子们喊了反动口号的旧事，要我给燕仪去向她学校的班主任请个假，把她的衣服也带上，第二天有临安人民医院的一位造反派护士专程来杭带燕仪去临安受审查。我们只好把事情准备好了，没有对燕仪说明为什么要送她去临安。第二天那护士来了就把她押走了。临安人民医院的造反派还真有些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办法、风格和创造性。他们把那批孩子集中住在一起，连出去大小便都有人跟着，以防他们“串联”搞攻守同盟或与家长通风报信。天天给他们讲革命大道理，要他们 “斗私批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反戈一击有功”，给他们念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他们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家属连探望都不许，只能心中不安地怕他们在里面吃苦，等待他们平安回来。这样，搞得很神秘的，那十多个有问题的孩子被关了大约半个月，以后都放出来了。燕仪也算是通过了。那反动口号不是她带头喊的，大人也没有唆使她喊那反动口号，不过也算是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当时不明白是否要把那些结论写进她的档案里去让她背一辈子的黑锅？但那次把孩子们集中办学习班的事，造反派们没有达到目的，也没有结论。因为没有孩子承认带头喊过那句反动口号，也没有孩子能检举揭发谁带头喊了那句反动口号，也没能查清是否有坏人在教唆，甚至后来搞不清是否有人喊过那句口号。听起来有点滑稽，怎么几乎同样数量的大人（响当当的造反派）竟然对付不了那批孩子。他们学过《实践论》却变革不了那批小李子，结果只好不了了之。燕仪回到杭州后，我们赶紧为她补习拖下十多天的功课。她在临安的十多天接受了她小小年纪第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知道了什么叫政治－－那可不是可以当游戏闹着玩的！
大约到文革结束后，人们渐渐有所清醒，阶级斗争的理论才渐渐淡化，那之后文革时期自己感到光荣而“响当当”的造反派们不大情愿自己被别人称为“造反派”了，他们各派都想把那称呼送给他们的对立面去。慢慢地中国社会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不过那已是“拨乱反正”之后的事了。燕仪总算幸运，没有为她儿时所犯的政治错误而背上黑锅。让人更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一代孩子已不感到自己的阶级出身对自己的前途有多大影响，甚至也说不清自己是属什么阶级的了。过去的阶级教育给人的印象其说教显得十分勉强，其实是编造出来的，与实际有很大的出入。很难令人置信，人是以阶级划分的？并且阶级性是第一的？人类从一出现在地球上就有阶级了吗？并且是一代一代继承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明白了，利用阶级理论搞政治只是一种假托，与希特勒的雅利安人血统的优秀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正是那种歪曲实际的理论把中国拖进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怪圈里去的。
现在的孩子们思想解放得多了，他们没有阶级理论的束缚，既敢想也敢说，比我们这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犹心有余悸的过来人强多了。我认为这是好事。去年（二ＯＯ一年）杭州有一份报纸上报导了某校的初中学生谈论白毛女的故事的言论。按我们这代人的认识来衡量，他们确实是大胆的、敢想敢说的。当年在解放初我们看《白毛女》的电影的那个年代，如果有谁敢于口出狂言，说出今天孩子们说的那些话来，至少是要被送去劳改的，搞得不好甚至要送命的。但在今天的那些孩子们看来，他们明确认为杨白劳是个坏人。他们的理由是他欠了黄家的钱就应该还，而他不但不还钱，还要逃到外地去躲债，那不是坏人么？他们甚至认为他既然还不起钱，当初就不应该去借别人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黄世仁是个大好人，说他那么有钱又有田产，但他愿意娶个贫农的女儿、帮助他们一家而不计较身份，那不是大好人么？同时，在他们看来，喜儿是个傻瓜。孩子们说有那么好、那么有钱的好人黄世仁来爱她、帮助她家，她居然不要，并且要逃到深山里去吃几年苦，实在太傻了！对白毛女的故事是否可以那样看待，我也搞不懂了。不过那毕竟仅仅是孩子们在那么说，想着童言无忌就行了。而细细想想，今天孩子们所讲的似乎更符合情理些。当年要利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这口号成大事的人们，编造这样一个煽起阶级仇恨的故事意图是明确的，但白毛女这故事毕竟是虚构的。受孩子们的启发，我也思想解放了些，现在看来白毛女那出戏的故事确实有些勉强。不禁要问，现实生活中有过那样的事吗？

追查“反标”
“反标”就是反动标语的简称，是文革期间的行话。也许与牛顿力学有联系，力总是对立而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压力越大，反抗力也就越大。反标也是那样，追查得越紧，反标出现得就越是频繁。好像文革之前不大听说有反标的事，文革之后也很少听见说起这事，而文革中一下子就多了那么多。并且据传达说有人深夜开着卡车在市内沿街抛洒反动传单，案情严重，要全市人口（包括革命群众和阶级异己份子）提供线索，并且宣布知情不报者同罪。这样的案件在杭州就发生了好几次，但后来都没有报道破案的。回忆起来那时在我们学校也发生过几起“反标事件”。现在回忆起来有些可以说实在是在庸人自扰。
一起是在学校后门边出现一条用粉笔写的“打倒毛X东”的标语，X是个写得笔迹不甚清楚的字，被报案的人和办案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在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是个案情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于是立了案。以后公安局调查的结果认定是孩子所为，因为从写在墙上的高度和字迹来看是孩子写的，并且判断那孩子大约是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每个有孩子在杭州上小学的教职工，尤其是那个年龄范围的的孩子的家长，特别是个人历史上又有些问题的，都要交代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干那样的反革命活动，或者有没有教唆孩子干那样的坏事。我家的燕仪那时也在杭州上学，幸亏她那时住在城东我母亲那边，平时不到我们学校来，并且年龄还不够上三、四年级，共宣队没有找我的麻烦。后来公安部门向附近的小学进行了调查，最后弄清了，原来是两个小学生吵架，其中有一名小学生名叫毛学东的。他的对手要打倒他，于是写了个“反标”，内容是“打倒毛学东”。那案子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没有再说起。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都是到了以后很久才听说的。因为当时盛行“保密”。譬如有人孩子在杭州上小学，并且常到学校来，那就有牵连了，就得接受调查。但被调查了也得保密。
第二起反标案是有人在校内拣到个捏成一团的废纸。纸上写了一些话，看不出那些话是指什么，当时也不能肯定写的是指什么事。但那纸团立即被警惕性过高的群众交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去了。其内容被解释为在反对谁。捕风捉影地就成了“反标”，真有点风声鹤唳像草木皆兵似的。于是全校所有会写字的人都被审查。那张作为罪证的纸上的字迹的一部分被照了相公布在玻璃保护的宣传橱窗里，要大家都去看。要群众检举揭发那是什么人写的。工宣队还宣布“五类分子”中有能认得出是那是谁的字迹的可以立功赎罪。过了几天又公布出一批人的字迹来，其中有学生的，有教职工的，也有干部的。他们的字迹都与那废纸团里的字迹有某些相似。要大家去认与谁的字最像。我的字迹与那罪证差距较大，工宣队和造反派没有找我的麻烦。这样闹了几天不再闹了。事情好像是不了了之了。后来听说有一位正靠边的干部承认是他写的，但他说清了写的是什么内容，显然那些话与人们猜测的反标是两回事，不涉及政治内容。然而那干部言之成理，只能实事求是对待。因此也没有给那位干部什么罪名。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第三起反标事件，发生在学校内某个男厕所里，写的什么话没有公开讲，为了查清是谁作的案，全校成年男子都要被审查。工宣队要求每个人都以蹲着大便的姿势，对贴在墙上的一张纸，以同样的笔写下一句规定的话。工宣队把每个人的字迹收去与反标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谁是真正的作案分子。那场留笔迹的审查是一天晚上放在大教室里进行的。每个人都得那样做，大家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地走上讲台，要蹲下来像大便时的姿势那样留下笔迹。没有人感到紧张，而都觉得滑稽。但又不许笑，因为要严肃对待。蔡堡教授那年大概已70岁出头的高龄了，也得那样被审查，那时他已经几乎蹲不下来仍由两个人扶着以那样的姿势留了笔迹。但以后并没有宣布审查结果，也没有说起抓住过反革命分子否。
第四起反标事件是发生在大操场边的女厕所里的。估计那反标是有人晚上所干的，有明确地反抗意图。虽然发生在女厕所里，是否一定是女的干的也不能肯定。首先发现那用粉笔写在地上的“反标”的是住在大操场边的保健科楼上的裘医师。她很不幸，是她第一个见到那反标。她是单身的老姑娘，那天早晨一早起来上厕所她就发现了那写在地上的标语，当时她吓了一跳。出于负责的态度她当即报了案。但她的负责态度造成了对她自己最大的不幸。因为后来清查工作没有进展而就怀疑到是她自己作案又报案，于是就把她弄去隔离审查，关在房间里，由两名保健科的造反派老护士日夜看管着她。实际上是逼她承认那反标是她写的。折磨了一个月，她受不了了，就承认了是她写的反标。但又说不清她是怎么作的案。工宣队和造反派就继续审讯她。而据说后来校革委会、工宣队和造反派那时也已经明白了那反标其实不会是她干的。但仍要教训教训她。教训她为什么不是她干的而后来却要承认了是她写的。她感到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了。想到活着已没有什么意思，就想到了绝处。那天晚上她乘看守她的两名护士睡着了，偷偷地把一条围巾（长毛巾？）系在床头两头的床档上，把围巾套在自己下巴上卡住脖子，而把身子往下滑，围巾掐紧了颈动脉，就这样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裘医师是很勤恳、待病人很和善、对工作很负责的好医生，她生前我曾多次得到过她细心的治疗和关心。对她的死我感到很惋惜和悲愤。从她的死，人们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万一看见了反标，赶快溜。而不能傻呼呼地去报案。后来校革委会的赵潘水政委在做清队工作的总结报告时，对他在任期间校内因清队和查反标冤死的那么多人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都没有他的事。回忆起来，文革期间校内发生过的“反标事件”有好几起，但都没有抓住过反革命分子而有的却害死了报案的人自己。

转自《二闲堂》网站，版权归作者所有。

tuffy05

文革杂忆（二）

－－作者：老糟

和工宣队员在一起的日子

整个文化大革命对如我之类臭老九来说，实际上是一场“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灾难。一个人就可以发动一场近十亿人的混战，十亿人都吃尽了苦头，最后参与了那场混战的人们又都被说成都是犯了错误的，惟独顶头上才是绝对正确的。这种逻辑可与古代的寓言“指鹿为马”相比——上面怎么说都是真理。事实如何大家都看见了，但都不敢吭声。而是必须按一个人或其代言人来认定。譬如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当时全国乱成一片，究竟是否真的好呢？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公开表态只能说大好，说小好也不行，更不能说不好。工宣队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派来执行指鹿为马的。他们中的多数其实懂得很有限，他们被冠为领导阶级，而有很强烈的优越感，正好被利用。而所派来占领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员，无非是些所谓出身成份好的，在文革中造反精神强烈和立场、观点“正确”并且属于“站对了队的”造反派。在浙江当时就是指他们所在的造反派组识是属于“省联总”这个全省最大的造反派派系的。这个派系曾使用过武装进攻的办法，用上了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进攻萧山等地观点不同的造反派（当时被称为“老保”）。削平了别的山头，把全省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解放”萧山那天晚上杭州城里能听见一夜的隆隆炮声，死了多少人没有说起。省联总的几名大头目如张永生、翁森鹤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都曾被押解到全省各地去流动批斗，肃清其流毒，并被判了死缓或无期徒刑送到青海去劳改了。也有的坏头头在文革结束后的审查期间畏罪自杀了的。由此不难理解当时由他们派来的所谓工宣队其实是带了派性的指示来控制学校的。文革结束后被叶剑英元帅定性为“一场浩劫”。当年工宣队之所为也只能说如同助纣为虐的鹰犬爪牙之类，一无是处了。

总的来讲，我对进校的工宣队员，具体到人，倒并没有太多恶感，他们基本上都是铁路系统的员工。自从工宣队进校以来我前前后后结识过好几批工宣队员。客观地说，其中不少人还是比较单纯的，不过现在想来他们是被带上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光环受利用的。只有少数工宣队员对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有的还能私下里和我谈些心里话，并且没有架子，能体己地问问我所处的境遇，有时还透露些情况给我听。后来我才知道所派来的工宣队员，其实并不都是工人，有的是铁路系统的干部、职员。但是我所认为那些比较正直的工宣队员有的后来被上面认为是犯了错误而被调走了。军宣队员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相反的情况也有，那些人缺乏人性。有一次有一名工宣队的干部来给教师连的教师讲话，他一走上讲台就连连呸！呸！呸！地吐口水，嘴里骂着“你们这批臭知识分子！臭得要死！……”骂了一长串，大家都很惊讶，说这人怎么的了？好像有点精神失常。那次讲话就是从头到尾把知识分子臭骂了一场。后来红五类的教师中有人去了解了那人的底细，其实那是南星桥火车站的一名会计。他本人也可算个小知识分子，不过当时他的身份是工宣队员罢了。

文革期间，在工宣队进校之后教师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属教师连的编制，工宣队在教师连的领导是中队长。军宣队在教师连派有一名指导员，是派来掌握大方向的。有一段时间教师连有一名指导员其实在部队时只是名驾驶兵。只有红五类的教师敢于背后议论他，说他只适于掌握汽车的大方向。有一次组织教师下乡参加夏收夏种（双抢），屠宝琦教授（党员）那时年过七十了，也正在受审查，中暑晕过去了。微生物学教研室的教师们都很着急，赶快报告指导员，请示他怎么办。他竟然说“这种人死了不就算了”。同事们觉得他那话不对头，有人赶去打了电话，来了急救车把屠老先生送去医院抢救才算脱险。屠老先生出院后回我们这个受审查的人的学习组参加学习时说得很风趣，他说其实那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那下就去了倒也了了。那他倒帮了我个大忙。而那之前我们在富阳农村接受再教育期间，当时的那位指导员却很诚恳，除了自己劳动很勤奋，待人也很和善，对问题有分析判断能力，并且很替别人着想。而后来却被他的上级认为是犯了错误的。他苦笑着对大家告别说他犯错误了要被调回部队去了。后来来接替他的就是那位驾驶兵。

教师基本上按教研室分班，几个班归一个排。排里的每个班都有一两名工宣队员。平时在操场开大会时要求每名教师端一只小凳子去，一个班排成直的一行坐。要求凳子两手端在前面，要端得正，不能夹着或一只手提着。坐下来要坐得正，不许谈话或交头接耳，并且要坐下来就唱语录歌，直到正式开会。每次大会结束工宣队中队长都要表扬和批评一些班的表现，譬如：“二班今天表现好，凳子端得很正，走得很齐，坐下来就唱语录歌……”、“三班今天表现不好，队伍排得不齐，凳子端得不正，还随便讲话……”他们按管理小学生那样的要求来管理我们。我真有点感到像是返老还童在重温儿时在幼儿园里的日子了。

由于我在清队运动中的身份是受审查的，这就接触了一些一般群众不会碰到的事。群众专政指挥部是工宣队进校后为了即将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成立的机构。勒令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及其家属都得去报到。我当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去报到，在规定的三天之内，我第一天就去了。那里坐着个胖乎乎的工宣队员，瞪眼看了我一眼，我说明是来报到的。他叫我对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先请罪，行三鞠躬礼，然后填表登记，连家里有几口人，工资收入多少，犯的什么罪行、属于哪一类都要写清楚，并且叫我看清楚墙上的规定。那上面对专政对象有多少个不准。要我一条一条大声念一遍。在那里碰见了几位我没有料到也会来报到的教师，他们有的还是党员，只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好，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当然那些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教授也都去报了到。那之后群众专政指挥部倒也没有找我多少麻烦。我的专案是由一名叫叶青苗的工宣队员负责的，他和我打的交道最多，我吃他的苦头也最大，他曾经三次动手打过我。

大约在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一个多月后，一天，校内的木工头老杜，他当时是作为校一级“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成员和一名工宣队的较高级的头头来找我。老杜是我早先很熟悉的，我文革前和他在工作中曾有多次接触，他们首先说明是来向我了解情况的，找了个没有人的小房间坐下后，他们解释说来找我的事与我无关，只要我提供真实情况。他们问我那群众专政办公室的胖子有没有向我借过钱。我先是感到很诧异，怎么会有那样的事？然后告诉他们没有过，他们再问了一遍，我再次肯定了。他们才告诉我那家伙不老实向一些教授、讲师都“借”了钱。说是“借”，其实是敲诈。然后关照我这事不能对任何人讲－－他们要保护工宣队的名声。他们向我了解过情况后就走了。后来在学习小组会上，蔡堡教授和屠宝琦教授都说起了他们遭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工宣队员的敲诈的事。都被那胖子“借”去了上百块钱。大家听得都很诧异，但都不作声。我只是因为工资低，当时已经是当了17年的助教了，但一个月还只有59元。大概那胖子从我所填的表格知道从我身上挤不出多少油水而没有敲我的竹杠。

叶青苗是我在清理阶级队伍时遇到的对头，是位复员军人、铁路工人还是党员。他有强烈的造反派感情,或者说对知识分子的轻视感。对我们那批受审查的“有严重历史问题”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态度是严厉的，感情是强烈的。他对我特别感兴趣，那成了我当时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因为我在解放前出于对无线电的兴趣和爱好加入过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系主任孟昭英教授是国际和国内知名的专家，曾经就是这个协会的会长。但估计也是出于防范的考虑，国民党政府也怕协会被搞地下工作的异己分子利用于通讯而让协会受控于军统。我在文革期间街头见到过油印小报上刊登了孟昭英教授的“交代”。他说明了他曾经担任过中国无线电协会会长和那个协会是受控于军统这样一个事实。我看得心惊肉跳，考虑再三我还是主动老实地汇报了我曾经参加过中国无线电协会的事，当时考虑的是如果自己不讲，万一查出来就很被动，而反正我又没有从事什么特务活动。运动仍在进行，既因为我是摘帽右派，还因为我在解放前念中学时参加过“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那时我参加那个协会仅仅是因为对无线电的爱好，自己在动手装收音机。我早年曾自己动手装过9个电子管的收音机，那时对20公尺业余波段最感兴趣，整天想的是CQ。解放以后CQ已是不可能了，但作为一名无线电爱好者我仍喜欢自己动手装收音机，并且总想看看自己装的收音机能收听到多少远而弱的信号来检验自己装的收音机的性能。我收到过许多信号很弱而奇奇怪怪的电台，根本听不懂说的是些什么话，当然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事，也不明确是来自哪个国家的电台。后来知道那多半是东南亚国家和朝鲜、韩国及日本的电台。真正的“敌台”－－台湾和美国之音是收不到的。因为都被严实地掩盖掉了。但收听过那些听不懂的电台后来在文革的“清队”阶段都被造反派和工宣队硬说是“收听敌台”。审查我的这些问题主要在小组里，群众专政指挥部并不过问这些事，但叶青苗这位工宣队员是专管我的“专案”的。当时按造反派的逻辑几乎把除了中国电台，还有理论上存在而实际上收不到的阿尔巴尼亚电台不当作敌台之外，所有国外的电台不管听不听得懂都成了“敌台”了，苏联和朝鲜广播那时当然也属敌台。凡是从收音机里听见了听不懂的电台都是“偷听敌台”。我对造反派和叶青苗这类讲法感到他们实在没有头脑。像他们那么说的话，中国岂不是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不感到树敌过多么？在严厉地逼供和他们的理论推论下我被论证为多次收听过“敌台”。文革初期所收听到的唯一的一次真正称得上敌台的大概那是个在国内的电台，开始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敌台”。那电台叫个什么名字记不确切了，只能说得清那大概与解放军有关，叫个“解放军之声”（？）之类。那里面公开号召推翻毛的政权。我当时吓了一跳，立即把收音机关掉了。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收到那样的电台，而当时就立即意识到那是文革的对立面。他们就进一步逼迫我交代我听了些什么内容。这我就无法进一步说得清了，因为本来就没有听见几句话，我被断定为不老实交待。此外其实我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听得懂的话，从何交代起内容呢？我只有几次收到过朝鲜的电台，那是从放的朝鲜国歌的曲调我知道那是朝鲜电台而已，而其实也没有听懂任何内容，不过我喜欢朝鲜的音乐罢了。但那也算收听了敌台，因为那时中国和朝鲜也算是敌对的。按他们算的帐，我被说成一贯地收听敌台达几百次之多。很滑稽的是正在那时，中国和朝鲜恢复了邦交，周恩来访问了平壤，金日成亲自到机场迎接。还组织我们去看了记录电影。说我收听敌台的帐就不大好算。

叶青苗对我的问题有特殊的兴趣。往往他一个人要和我在这些问题上要磨到深夜，仔细盘问我具体的情节。有些话我都不知道重复说了多少遍。他的问题还带点技术性，他要问什么样的收音机才收得到敌台或外国电台，要在什么时间收，等等。几乎每天晚上都是那样和我磨到了十一点过，外面已没有什么人了。他仍对我大声呼喝着要我重写交待，而我的回答总是低声下气的、无可奈何的。后来有一次，时间也差不多了，他把房门掩上，从口袋里掏出个半导体收音机来给我看。他要我仔细看看他那半导体收音机，问我为什么他那机器只能收到一个电台。我对他解释他那机器是最简单的三个低频晶体管的收音机。那时国内还没有调频电台，杭州也只有一个功率较大的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是中波波段的。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改装多收些电台。我告诉他那收音机要改装成那样的根本不可能。因为线路太简单，晶体管也很低档，国内那时还刚开始试生产晶体管，所谓民用的大都质量不过关。他先是蛮不讲理地要我把他那小半导体收音机弄响一点，多收几个电台。命令我当天晚上就给他弄好，并且同时要写好我的交代－－交代听过那些敌台、听见了那些内容，勒令我明天早晨都要交给他，两件事一定都要完成。我感到十分为难，因为那根本不可能做到。我其实已没有什么隐瞒的事可以再能交代的了。而他那半导体不增加放大量不可能再响了。要多收几个电台就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可能一个晚上不睡觉完成他要求的既给他把半导体收音机弄得更响些同时又写好我的所谓“交代”。我一再给他解释我实在做不到。后来他考虑了一下要我先写交代，同时给他另外装个半导体收音机要多收些电台的，响一些的。我回答他说响一点还有可能做到，多收几个电台必须改用高一级的线路，并且要用高频晶体管，天线磁棒也要换成高频的，并且要装成超外差式的线路才行。在当时国内晶体管水平还只有低频管比较可用的年代要收外地十分困难。他其实不考虑我讲的道理，只是蛮不讲理地强令我一定要两样都完成。他质问我说我那“偷听敌台”的收音机怎么能收那么多电台？我对他解释说我那是电子管的收音机而不是晶体管的。晶体管收音机现在刚出现，水平还很低做不到这点。他威胁说：“那我不管，反正你要给我弄好，不然你过不了关。”我不得已只好对他说那么零件和材料总得先买到才能装啰，并且不是当时都能配齐，更不可能一个晚上就能装成的。于是他要我先去买零件材料。我只好对他说：“那么你先拿点钱来吧，我替你去买。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不料他光火了，对我说：“这钱要你出的！”我听了当时没有作声。明白了，我碰到流氓无赖了。说来很漂亮，既是工宣队员，又是复员军人，还是党员。原来竟是这样的货色！我从心里瞧不起这种人。但只好慢慢地向他解释说我一个月工资只有59块钱，还得养家……，他听了不耐烦，打断我的话说：“这些事我不管，反正你要给我办到！”那意思如果我不替他做到，就等着下场吧。以后几天反正每天晚上就是和他磨。我怎么向他解释也不解决问题。当他知道达不到目的，我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耍威风动手打人。我挨过他几个耳光。最后当他就要调走时还狠狠揍了我一顿，他卡住我的脖子使劲把我往地下摔。我知道他那一着厉害，着地时用手先撑住了，还好没有头先着地。手掌上的皮擦破了。随即他踢了我两脚。右腿上踢伤的那块乌青一个多月后才慢慢退掉。鉴于工宣队的威风，这事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我都还不敢对人提起。幸亏那次他狠狠打了我之后那姓叶的不见了，过了些时我才知道他调走了。

工宣队副中队长老吴看去人是比较老实的，不过似乎头脑很简单，他是紧跟文化大革命中各项指示的。我们在一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把我视为他经管的教师连中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过他对我“谈话”的次数却不少，把我当他经手的“重点问题”来抓。每次晚上结束对我的批斗后，在向毛主席像“晚汇报”时他经常念的是：“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现在我们向您老人家汇报我们今天的工作。今天我们批斗了右派分子X，但是右派分子X极不老实，仍在负偶（隅）顽抗，自绝于人民，拒绝向人民低头认罪。我们严正警告右派分子X，滑是滑不过去的。顽固分子总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屎）堆……”清队时他按照上面的指示，把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关在一起，要我们背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那篇文章。要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处在人民军队包围中已经走投无路的人民的敌人来对待。我们后来在富阳万市农村接受再教育那段时间，那时我的问题是审查完了，但还没有发落，他仍经常关心我的事，一有机会就要训我几句。不过那段时间我们这些受审查的有问题的人平时以劳动为主。而我在劳动问题上不吃亏，因为我有以前下放在农村三年的劳动基础。

在万市农村时，药学系那个队的李老师当时也在受审查，一天他利用休息日到小镇上去买了些药－－他大概有炎症，买了一瓶（100片）磺胺药，这就闯下了大祸。工宣队得知后当件大事来抓。他们要考虑的是“影响”问题，因为农民都是很穷的，有了病看不起医生，吃不起药。解放这么多年来仍是那样的。因此上面（包括工宣队领导）规定我们的工资对农民要保密，看病吃药也要对农民保密。那被说成是为了维护工农联盟。怎么正在受审查挨批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审查期间还如此嚣张，敢于去买那么多药？那是极左的年代，逻辑是不同的。按照他们的逻辑，那就被认为是影响极坏的坏事，是“破坏工农联盟”的大事。他们认为难道生了点病就一定要吃药？其实100片磺胺药也只不过一小瓶，如果考虑到一次炎症用掉的磺胺药往往需要几十片，而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平时难得有去小镇上的机会，算起来那也并不过分。但工宣队考虑的问题是不能让农民知道教师买得起药。李老师跑到小镇上一次竟买了一瓶药，而老乡们可能一次就只买几粒药。后来工宣队就发动了一场对受审查的“牛鬼蛇神”们有没有去小镇上买过药和自己有没有带药下农村来的审查和大搜查。工宣队是这样来严肃地维护工农联盟和对待知识分子的再教育的。于是下令所有被审查的“牛鬼蛇神”教师都要自己交代有没有去过小镇上买过药，买过多少药，并要每个人打开背包被搜查一遍（革命群众不需要受检查），要查的问题是批斗对象是否带有药。我被查出来了带了些消炎痛片，因为我常患关节痛，还有平时吃高血压症的降压药都被搜去了。工宣队副中队长老吴同志当时批评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资产阶级思想那么严重的啊？就那么贪生怕死？出来接受再教育还要带什么药？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有点小病小痛不吃药也行，或者吃点草药不就行了！……”训了一顿，药全部被没收了。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左右又发还给我，再教训我说药还是可以吃的，不过不要让老乡看见了影响工农团结。我懂了，原来当年工农联盟是靠隐瞒和哄骗来维持的。外文教研室的王竹林教授也处在被审查之中，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解放前有过与外国人来往的简单历史问题。不过按当时的标准他也算是“牛鬼蛇神”，属里通外国的。他大概并不清楚为了维护工农联盟不准向农民透露自己的工资额的规定，有一次工间休息时有几位老乡问他多少钱一个月的工资，他实说了。农民传开了，工宣队很恼火。当天晚上批斗了他，第二天出工勒令他当着老乡的面向老乡们“更正”。他只得站在农民面前检讨说他昨天说的他每月工资有两百多元是在胡说，是放屁！其实他没有那么多钱……老乡们将信将疑地听完了他的认罪交待什么也没有说。

文化大革命中节外生枝的事很多。医学院校的教学改革要响应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因此要学习中草药知识。当时校园里建起了百草园，种了许多草药并且常组织教师学生上山采草药。派到我们学校来的工宣队也多了一件事，他们也跟着学了些中草药常识。当时在提倡认识草药和熟悉草药的性味，那与医药卫生面向农村有关。工宣队副中队长老吴同志也跟着大家学中草药知识，也认识了些草药。可惜他学得不精，有点粗枝大叶，没有十分认准那些草药的形态特征。他也知道了虎杖，知道那又叫“活血龙”是一味可以“活血”的好药。有一次他回诸暨老家探望他老娘，他就用他学得的草药知识为他娘上山去采活血龙。遗憾的是他其实采回家的不是虎杖，而是有毒的博落廻（老吴带了标本回来让大家看，大家才明白的）。那可是一种罂粟科的剧毒草药，可用来毒杀粪缸里的蛆。其实博落廻与虎杖的形态差别相当大，不知他怎么会搞混的。他把采回家的博落廻当成活血龙煎成汤给他娘吃了。听这位孝子自己说几个小时后他娘就被药死了。当我们见到老吴回校再来继续领导我们时，他手臂上佩着黑纱，但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悲哀或者感到内疚的样子－－他或许想到的是毛主席的教导“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看去仍是很坚强的。我有时遐想，如果老吴同志不是因为派来我们学校当工宣队员，那他就不会和医学院校的教师一起学中草药，也就不会发生那次把自己的亲娘毒死的悲剧了。后来老吴调离我们学校时，清队运动尚未结束，那时我还没有被解放，审查是结束了但还挂在那里等候处理。我们那个组的人都送他到校门口，我也跟在大家后面去送他。我当然感谢他对我的“挽救”，想对他说几句感激的话。老吴同志只远远地斜着眼朝我瞟了一眼没有理睬我。看来他的确是立场很坚定的，和我划清界限对于他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

四人帮被捕之后，最后留在校内的那批工宣队员大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他们知道大势已去，一下子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不再显威风了。人们也开始不大注意他们的存在了。有的工宣队员找我叹苦境，对我表示友好。他们好像一下子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许多。也有的工宣队员和我们同样感到欢庆，我们还是有共同感情的。文革结束，后来所有工宣队员都撤出学校，那之后我只见到过两位当年的工宣队员。一位就是当时的副中队长老吴同志。当年我们打的交道还是比较多的，应算是故人了。有一次他从诸暨来找他当年相好的一位实验员，为的是他要去医院看病，找他介绍个医生照顾一下。我当时正忙于课务的事，那时文革后第一期经过考试招进来的77届新生已经入学了（从那时起77届改为77年入学的意思）。我那时担任了教研室的教学秘书又兼实验室总负责，还要上一大段大班课，工作很忙。他走进实验准备室，我正在和实验员们商量一些实验准备的事。他避开我的目光，当没有看见我，只找他要找的那位实验员。我猜他大概还要继续和我划清界限。既然如此，我也就干我的事不想和他打交道了。另外见到的一位是当年驻校工宣队的大队长，他当年经管的都是关系到整个学校的大方向的大事。文革结束后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恢复原来的老行当了，手里举了面小旗子拿了只电喇叭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大声呼喊着带领乘客们排队进站。

工宣教子的故事

这是毛头讲给我听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清队期间再一次抄家，把父亲的藏书都抄走了，那些书都是线装的古书，一共有一千四百多本（注：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赔偿给我家144元人民币，折合1角钱一本）。父母亲退休来杭，因为所分配的居民区的房间很小放不下父亲带回来的那么多术，还有一大半书不得不寄放在我学校里教研室的化学试剂仓库里，那是我请示了教研室主任得到允许的。很幸运的是文革开始后没有人想起那事。不过被抄走的那些书却是父亲最心爱的。那天晚上父亲就发生了脑溢血，急送医院抢救。父亲病危时，毛头赶来了杭州。父亲的病只拖了八天，安葬了父亲之后，为了安慰母亲、陪伴母亲，毛头在杭州住了些时。当时运动仍在继续，我正在挨整。稍有空时偶尔能请准假回家看望母亲，有时能和毛头谈上几句闲话。

文革中，那时毛头还仅仅是个火电安装专业的小技术员。他那单位是火电安装的大单位，那时还没有公司的叫法。工人和技术员都很多，原先平时同在一起工作，彼此都是平等的。到挑选工宣队员时要讲究阶级成份和政治表现了，只有“红五类”的工人和技术员才能当上工宣队员。那就只是少数人有那样的资格了。毛头当然没有资格当工宣队员，因为家庭背景不好，亲属中有右派。选去“支左”的工宣队员当然都是些属红五类的。而毛头说他们平时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彼此都心中明白，未必与他们的光荣出身相符，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后来在他们那单位里就流传着一些派出的工宣队员的笑话。“工宣教子”的故事就是那年他回杭州来看望母亲时讲给我们听的。那位师傅在工宣队里还是个某一级的队长。因为他当上了工宣队长，身份不同了，走路的姿态也变了，说话口气也不同了。仿佛样样都要立起个规矩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的架势。那些留在厂里的人背后笑话他那时的做作的样子。

他感到自己身份不同后，想着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要求自己，对孩子的教育也严格起来了。一天他从外面回家，走到家门口就听见两个儿子在里面吵架，他那大儿子在骂小儿子“我操你妈！”，而小儿子也骂他哥“我操你妈！”。他听见了抢上两步推门进了房。指着那小儿子大声质问那大儿子“他妈是你谁？”，又指着那大儿子质问那小儿子“他妈是你谁？” 于是火上心头，给那两个小鬼一人一记耳光，然后对那两个小鬼忿忿地骂了一句“我操你奶奶！”。这事让隔壁邻居听见了，于是传开了。在毛头他们单位后来对这个故事起了个名字，就叫“工宣教子”。故事虽很简单也颇令人解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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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忆（三）

－－作者：老糟

初次见到的工农兵学员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校内共有五个年级的学生。其中66级是基本上已经学完了所有的医学课程和临床实习，因运动已开始而拖延了工作分配，被留在学校参加运动的。一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以后在校的几个年级的学生才很不正规地断断续续上点课，都在延后了两三年后才草草让他们毕业了。他们大都没有学到多少实际知识，以后被比喻为“火逼鸡”。69级和70级本科学生，前者已在附属医院实习和听课，后者当时尚未离开学校。（注：当时的69级和70级是指应该在69年和70年毕业的班级）他们是当时校内批斗教师和走资派的主力军。而大学自文革开始那么多年不招生，下面已没有学生再进校了，后继无人。因此教师已没有什么教学任务了，以后就都把他们送下乡去“接受再教育”－－参加农业劳动，同时批斗每个教研室的“牛鬼蛇神”继续搞运动。而社会上“知识青年”人满为患，于是同时就出台了把他们也送去上山下乡的政策。现在可以讲，当时那些决定都是带有文革特色而又十分草率的，不考虑后果也根本不顾及国家命运的。人们心中搞不清今后大学是否还要办下去和我们这些大学教师以后将被如何处理。毛在1968年7月发表了他的最新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中去”，按照这个最高指示的精神今后大学就不会再从中学生中录取新生，那就连普通中学要不要办都成了问题。也许毛以自己为例，认为自己就没有上过大学，但能创建新中国。还有什么比上大学更没有用的了呢？至于以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还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么？人们都不敢表示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老人家是神化了的。没有人敢否定他的意见。反对他的意见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当权的高干们要考虑他们的子女不能不上学，这可是当权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了。不清楚上面后来是怎么考虑来绕过这个弯子的，我想大概就是根据这个指示，后来就有了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入学。他们可能多数都没有怎么上过正规的高中，那符合毛的指示的精神，我想我这话应该不是胡说。因为当时正式的高中毕业生，却是没有资格进大学的，他们被认为已经学得够多的了。不过从以后了解的情况，进来的“工农兵学员”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些高干子女或地方当权干部和造反派头目的子女或亲戚，还有公社书记的子女和亲戚。当时他们的进校被说成是来对被资产阶级统制的学校进行“上、管、改”的。即他们是来上大学，管大学和改造大学的。是来占领上层建筑的。那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文革结束后仍有影响——那时在浙江大学就发生了一起教师被工农兵大学生打了耳光的事。那是有一天晚上两名教师在负责校内巡逻时（按：那两名教师肯定都是属于政治上可靠的，而决不可能在文革时期属牛鬼蛇神一类），在一个有危险的设施的禁区里，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呆在那里面。他们上前去盘问，要他出示证件。当那人出示了学生身份的证件后，证明他是一名工农兵大学生。看过证件后让那学生出来，应该事情就了了。没有想到那工农兵大学生就顺手打了一位巡逻的教师一记耳光。这就吵起来了。那学生拒不认错，还口出狂言，说什么“臭知识分子就是该打，可惜打臭了我的手”。那有民主传统的大学，教师联合起来罢了教，并且呼吁在杭州的其它大学响应和支持。那事如果是发生在别的学校可能不一定闹得起来。事情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

我还算侥幸，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时，我总算是已通过了多次审查和批斗，挨了几次工宣队员的打，最后“解放”了。也让我参加对工农兵大学生的授课，工宣队长关照我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再一次信任。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而总有点“自嫌形秽”的心情感到自己不够条件，心里忐忑不安。我这个刚解放的牛鬼蛇神怎么够资格给出身红五类的工农兵学员上课呢？但作为任务，自己再不好意思也得上，就像“丑媳妇总得见公婆”那样。课程完全是新型的，是按毛在文革开始时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精神重新组合的。把四门基础课合成一门。我的课占的学时最少，而要对没有一点化学基础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员要讲懂人体有关的物质组成和生物化学过程，一起只有十几个学时，其中还包括两三个学时的最基本的化学常识，给他们讲讲譬如什么叫元素，什么叫原子、分子和什么叫化学反应等等基本概念，以这作为学生化的基础。那只有当时的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教师能大胆想象那样的学制了。那能培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生。当时需要贯彻的教育革命内容很多，既要贯彻“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还要贯彻“把医药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既感到能重新当上教师而庆幸，但又感到紧张，想着这课我能胜任吗？

至于当时入学的那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是怎么招进来的，那不是我的事。中国特色的东西很多，可以想象。对于我来说就是根据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大公无私的精神做好教的工作。需要动脑筋、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对那批一点化学基础都没有的学员，怎么让他们稍稍懂得点化学基本概念，知道人体是由哪些物质组成的？什么是蛋白质、核酸、碳水化合物、脂肪？什么叫做新陈代谢？人体需要哪些营养成分？等等最基本的生化常识。我对我能讲好这几堂课毫无信心。我被安排和一位生理学教师，一位解剖学教师还有一位组胚学教师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上两个班的医学基础课。一个班是部队来的穿军装的学员，还有一个班是穿干部服的工农学员。

部队学员大半是女的，少数男学员坐在后面两排。上课的秩序很好，一个个都精神饱满地坐得很端正。开始上课时由班长喊口令，很有礼貌。真使我感到难为情去面对这些红五类的学员。开讲之后看去他们注意力都很集中，我当时认为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但当我提出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问他们，我请一位学员回答我的问题。她站起来了，站得很端正，大声回答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念完就坐下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我当时被她搞胡涂了，一时想不过来，答非所问，那意思好像是表示她没有听懂？还是在说我没有搞懂所教的内容就给他们上课？要造我的反？如果是她自己没有听懂那就说没有听懂不就行了，引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那是什么意思？这是部队的规矩？而那学员仍是精神饱满地两眼直视前方坐得笔直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没有料到竟有那样的回答，还是第一遭遇到这种情况，又一时不敢肯定她那话是指我没有弄懂呢，还是说她自己。当时觉得很尴尬，有点紧张，有点不知所措。后来定一定神，我开始有点明白了，她大概不是在说我没有搞懂就给他们讲课。那意思大概是表示她自己没有听懂，稍稍放心了些。于是另请一位学员回答刚才的问题。没有料到她也如法炮制，也站起来念了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念完也就照样坐下了。这样表示法难道是部队的规矩？而我也没有料到自己的教学效果会如此之差！这么简单，只相当小学或至多初中一年级水平的问题竟然都没有表达清楚？而既然他们都没有听懂又为什么不向教师提问呢？不好理解。那或许又是部队的规矩？最后我自己回答了刚才提出的问题，再问他们听明白了没有。又没有料到全班一起大声回答得很响，并且是一个字、一个字念的：“听—明—白—了！！！”我的耳朵震得喤喤发响，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没有料到他们会在教室里这么大声一齐喊。我当时真有点懊悔，那时是冷天，我都好像有点汗滋滋的。早知如此我就不该上课时向他们提问。但他们依然都是脸部毫无表情的，一个个就像木头人一样坐着。我心中无数起来，不知道他们到底懂了没有，又像唐·吉诃德那样没有胆量再试试用纸板糊的头盔经不经得起用刀劈，没敢再问他们第二遍。我怕有可能如果再叫起一位来问问，仍然会是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的。如果是那样，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下台阶。我唯一的体会是那批解放军学员纪律很好。但要他们真正理解生物化学最简单的内容也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他们似乎也不在乎懂不懂生化。穿蓝布干部服的工农学员的班没有那么多规矩，上课秩序较乱，估计也多数人并没有听懂课上讲的。但有人敢提问，表明有人在思考，学习反而比较活跃。我的课很快就过去了。我就陪着他们上解剖学、组识学和生理学。我也有不少收获，如果真正四门基础课打通，我估计能应付得过来。今后只要教教这种水平的学员就行了。

课还没有上多久，又插入一段“拉练”的额外任务。那个年头仍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中。拉练就是行军，全校师生凡能走动的基本上都参加了，在外行军一个月。拉练结束没有隔多久，又发生林彪出逃事件。后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上，曝露了杭州的空五军、上海的空四军和浙江的二十军曾都参与过林彪夺权的阴谋，是林彪的死党。据发到基层传阅的中央文件，当时空五军的政委陈励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曾参与密谋用飞机轰炸毛的专用列车；空四军的政委江腾鲛则策划在上海车站制造油罐爆炸事件，准备炸死老毛。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两位参与了未遂阴谋政变的政委的女儿都在我们的那届工农兵学员中。在我教过的那批学员中，部队来的那几个班基本上就是空五军、空四军和二十军的干部子女。不过那两位政委的女儿没有在我教过的班上。后来林彪摔死后揭发出来的内幕，联系到一些与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和上海的空四军的高干有关的事。那时才知道在那次拉练中那批部队学员中的干部子女中有许多都得到他们的家长的关照带有巧克力、牛肉干、肉松和猪油之类“营养品”。叫他们在外面拉练时自己偷偷吃来补充营养。而其它参加拉练的教师和学生们基本上天天都吃得很清淡，整个行程没有吃过几顿荤。巧克力在那个年代还是很洋气的名词，我好像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就没有见过那东西。学员中也还有些是中央大员的子女。同时也弄清了那次拉练时和我们几乎是全程同步平行的那支小部队是空五军派来保护他们的干部子女的。我没有弄懂在我们大队伍行军时哪有什么必要需要一支部队来保护。怕有人来破坏拉练吗？那时有好多教师想象的却是那支小部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来保护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臭老九实在也太书生气，想得太美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搞到连那些当权的干部的子女也只能上只有一年的培训班也确实让人感到那十年期间已没有什么人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国家元气已快耗尽了。但话说回来，一般老百姓的子女连那样的机会也还远远轮不上。他们要被送去上山下乡、去黑龙江、去新疆。如此看轻知识就叫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对知识的蔑视和妒恨。

后来又停课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除了革命师生上台发言揭发批判外，也安排了陈励耘和江腾鲛的女儿上台，令她们揭发、批判和控诉她们的父母。她们都被赵政委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而他们在台上的表现给人的印象，在政治上都显得十分老练，看去都神色泰然，完全不动声色，好像家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不是感到慌乱或无地自容。她们在揭发控诉中称她们的父亲为“反革命分子陈励耘”、“反革命分子江腾鲛”，称自己的母亲为“反革命分子XXX的臭婆娘”，似乎她们已和家庭完全割断了关系。我很怀疑那是她们真的感情。她们所谓的揭发，其实也只能称得上是些生活中的琐事。不过也应该相信她们可能确实并不知道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说她们是反革命分子看来也只是赵政委的别有用心－－他要保护他的主子当时的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二十军政委南萍。而其实二十军后来也被证实参与了那次军事政变。听说那两名女学生后来在结业以后仍回到部队去。我当时还想不过来，那样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还能当兵？有人就向我解释说那种人总要给她一个去处的，她们本身又没有参与谋害毛主席的阴谋，但总得有个地方看管起来。那还是放在部队好。

那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大概一共只学了不到半年的医学基础课，中间又经过拉练，接着又是林彪事件后停课批判林彪，然后转移到附属医院去学临床课程了。他们学到了多少医学基础知识只有天知道。他们的临床实习放在省内好几个地区。我们基础课教师也被安排到各个实习基地去，为的是作为教学改革的一种尝试。让基础课教师知道临床工作需要讲些什么基础知识。我认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想法。而实际上问题的根本在于好多临床大夫忘光了基础知识，并且没有得到及时更新。他们不懂得像生化那样的发展中学科的知识更新得很快，每年都在增加新内容。因此不少医生多半依靠经验行事，强调经验的重要，基础都忘得差不多了，也学不进了，和当前的知识水平严重脱节。而当时的领导，只知道临床工作与基础的脱节，开的方子却是要改造基础课，要“基础为临床服务”而还不懂要对医生们进行继续教育。我认为他们是把本末关系搞反了，可以说是只从实用出发的。这样我们就被分组安排到各个实习基地去。我被分配到长兴去带教学。同去那里的有生理学的俞德章教授、解剖学的老俞还有两位体育教师和两名工宣队员。工宣队是跟去掌握大方向的。我们几个人同住一间屋，男学生就住在我们隔壁。还有一位组胚学的女教师和马列主义女教师及女学生们住在医院里。老俞是我们那批教师中唯一的党员，我们听从他的指挥。另外内科的夏医师和其它医生，包括外科的李医师和妇产科的蒋医师，还有一位中医学院合并过来的中医蒋老先生一起在指导学生的临床实习。他们也住在医院里面。每天一早两位体育老师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和我们几个基础课教师出去跑一圈。天气很冷，好几次我们都是在满地是霜的路上，鼻子冻得通红嘴里冒着水汽奔跑。那就是体育老师每天主要的工作了。他们空下来的时候或是去看开刀，他们对那有兴趣，以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不然就只能睡大觉，无所事事。我也很无聊，每天也参加查病房，听听医生们怎么讲。空下来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好。后来在街上书店里买了几本闲书，没事就看看闲书。文革期间书店里基本上都是毛的著作和马列的书，长兴城里的书店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学校，至多只有高中，而高中其实已没有学生了。所谓闲书也只有些很浅的科普方面的书，譬如关于射流技术和自动控制之类小册子。我利用那段无聊的时间粗粗了解一点以前不懂的东西罢了。那时那批学生分成几个组在内、外科实习。在外科实习的那批学生，他们上手术台做手术的机会不多，主要是看外科医师怎么做手术，在手术台边递递血管钳之类。他们大概每人只有一次主刀做手术的实习机会，当然都只是些较小的手术。有时我们这些教师也站在后面看手术。那些学生毛手毛脚的，他们在那之前还只做了一两次动物手术实验。有一次一个女学生主刀做阑尾切除手术，那是个最简单的腹部手术了，但由于没有受过多少训练，不当心把病人的肠子划破了。幸亏李医师立即发觉了，他在旁边大概心里很恼火，脸都恼红了。但也不便说她，因为病人还不知道出了事故。而李医师自己又是刚解放不久，那些学生倒都是些红五类，就更不便教训那学生。只得立刻把那女学生换下来，由他来处理那事故。手术做了很长时间，腹腔里放了药，安置了引流管。那女病人猜到了出了事故，哭了起来。

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那批学生以学做一种结扎输卵管的绝育手术为主，他们在医院学着做过两次之后，就分组下乡去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了。我曾受命跟着他们一个组下乡去做那种手术，说我是带队的。虽然那是个小手术，但对那些学员来说也不容易，开头让他们做手术的那些妇女吃了不小的苦头。何况那手术只用了点皮下注射的局部麻醉药就上马的,而内脏可是能感到痛的。布置的临时简易手术室用两张长桌当手术台并排放着，顶上吊了张大的塑料布挡灰尘，只看着那些妇女痛得大声哼哼，往往一个喊痛另一个手术台上的也就喊痛，相互影响很大。有的妇女咬着块毛巾满头的汗珠黄豆般大，那些学生也头上冒汗。看了真不是滋味，我都感到好像自己也在冒汗，尽管天气很冷，简易手术室里连个火都没有。那些工农兵学员冻得手都不灵活，又是毛手毛脚地，看起来就像在阉猪一样。我不由得想着，其实我又不会做手术，安排我陪他们去能干些什么呢？仅仅因为我是教师？说是我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心里要塌实些。而我自己都心里不塌实，生怕他们出事故。万一出了事故，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真是提心吊胆。那两位体育老师也各带一个队下乡去做手术。他们可能比我更心中无数些。但他们胆子大，正好可以给那些胆却的学生壮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仅仅是按照培养赤脚医生的要求培训的。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和训练也至多当个卫生兵或赤脚医生罢了－－也还不能算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不过实际上他们大都有好的去处，至少是当时社会上大量的失学又失业而要分配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青年羡慕不已，可望而不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