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 官方文革研究的突破—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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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文革研究的突破——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7》

杜钧福


2010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谦主编，郑谦、张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67》。此书系“国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一部，不是文化大革命史，内容有所偏重，涉及文革前三年的事情篇幅不大，但林彪事件、1975年的整顿、批林批孔、四五事件等文革后期重大事件，还是叙述得相当详细。所以也可看作一部文革史。

由中央党校人员编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著作，自然可以看作代表官方观点的著作。本书也基本沿用了官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但是在一些地方，对传统说法进行了比较求实的改进。对材料的运用也比较慎重，一些地方注意到逻辑的严谨性。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在郑谦撰写的“总序”中，他指出，文革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左’的错误，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全国陷入严重动乱之中。”此处并未称两个反党集团，虽然后面很多地方还是如此提了。

在叙述文革的产生背景时，谈到文革前党内两种发展取向，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以及错误的。作者说：“同时，还应看到，在这十年曲折的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也并不是泾渭分明地截然分开的。这两种发展趋向，在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它们不但共存于全党的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之中。”（12页）这就是说，不存在“两个司令部”。虽然作者说的是1957-1966这十年，但是完全可以外推到1966-1976这十一年。现在有一种新说法将原来的文革理论反说，认为文革前和文革中确实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错误的或邪恶的司令部，还一个是党内健康力量组成的正确的司令部。比起这种说法来，本书作者的看法应更符合历史事实。

在叙述批判《海瑞罢官》事件时，该书说：“江青此次上海之行的目的之一，是物色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人选。在上海市委负责人的支持下，通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合适的人选很快物色到了，此人便是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以‘棍子’著称的姚文元。”此处，作者汲取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指出上海市委在这一问题上应付的责任，而不再说江青通过柯庆施贯彻她的旨意，因为此时柯已去世。

1966年11月20日，毛泽东的命令上海新华书店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在征订发行数时，北京新华书店征订数很少。”此处作者没有沿用一般说法（北京新华书店没有订）。

对于活跃在1967年初、反对周恩来的“五一六红卫兵团”，作者将其定性为“北京人数很少的一个极左小组织”。这是很恰当的，也是毛泽东当时的定性。虽然后来毛又改口说是“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作者在后文中也改了口，说是反革命集团。（191页）

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也是很准确的。例如说：“1966年底出现的那股‘经济主义妖风’客观上推动和加速了1967年的夺权。”（81页）

本书最大亮点是关于造反起因的分析。为此，作者专门设了一节“造反者与他们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将其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这也是很恰当的，因为造反派崛起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之后。

作者对造反起因有大段叙述。这些叙述，我认为非常精辟，所以抄录于下：

“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中各种利益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差异和矛盾。毛泽东在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中对此进行过比较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和方法。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后，经过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日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以及之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又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社会缺乏对这些矛盾及时了解、疏通、解决的有效机制、方法和渠道。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不但增加了新的矛盾，而且又深化了一些老的矛盾。这些积累下来的矛盾在‘天下大乱’的特定环境下，在党组织和政府控制力被削弱的情况下，在社会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的背景下，以畸形的状态大范围地、尖锐地、迅速地表现出来。

亿万被发动起来的群众虽然都自认为是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高举’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但他们对运动的理解、投入运动的动机和目的是千差万别的。除了认识方面的因素外，1966年前的社会地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这次运动中的态度和选择。他们根据各自的经历、利益、需要和认识水平去理解‘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十分陌生又十分实用的概念，去使用‘四大’的武器，成立各种组织去‘造反’和‘夺权’。运动前期政治色彩浓厚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基本对立派别的分野，基本上处于这些原因。这两大基本派别中又因地域、单位以及激进或温和等因素分为无数中、小派别。

这些造反者和造反组织中，有一类与1966年前历次政治运动直接相关。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以系列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特征的运动一方面使党内外一批干部、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使党内外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这必然给官僚主义、特权的滋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造成各种形式的干群矛盾。‘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部份群众出于对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权的不满，以为这场运动是解决干群矛盾和官僚主义的时机，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和干部队伍的监督作用，也起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把它们压抑着的不满诉诸大字报和各种批判活动，以激烈的语言向所在单位、所在地的领导‘开火’。一部份曾经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群众则希望运动能解决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处理。还有一些在‘四清’等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也希望这场‘大革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人也把矛头指向了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局面，使平时被压抑、被控制的各种矛盾暴露或激化。”

凡是对唯物历史观熟悉的人，都会认同这种将历史事件的原因归于客观的社会存在的观点（当然不排斥主观因素）。作者分层次说明造反的社会起因。最表面的层次是“为毛主席而战”（借用何蜀先生所写的关于重庆武斗的书名）。但是对于为什么和如何“为毛主席而战”却可能有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这立场背后，隐藏着“各自的经历、利益、需要和认识水平”，因而“对运动的理解、投入运动的动机和目的是千差万别的”。这乃是诠释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法和途径。

如果本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的话，就是在社会背景分析中，除了政治运动外，尚有平日斯大林体制下的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出身等级制度和政治等级制度。它所损害的，不仅仅是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而是更广泛的群体。

本书作者还在这一节中考量了造反者的理想主义方面。他们引用了李文博、北京“四三派”、北航红卫兵、杨曦光等人的著作，并谈到德热拉斯《新阶级》的影响，后面还高度评价了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书中说：“当时青年中的相当一部份人，受到五六十年代社会氛围的熏陶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倾向于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平等，背离了共产主义理想，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将其打倒。”“文化革命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

无论如何，在官方对于文革的叙述中，这些观点是一个突破。这里列举的一些事实和看法，例如一些文献的名称，长期在官修史书中是极其禁忌的。这里还谈到，现在所谓“异端”或“新思潮”的派别及思想的产生，实际上有文革前阶级斗争教育的背景。

作者当然不是随随便便这样说的，是经过长期思考得出的结论。可以参考本书主编郑谦的另一篇网文《“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他山之石必能攻玉？》（人民网，2010）

这一突破，即对于造反的这种基本认识实际上颠覆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传统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为两个反党集团利用的一场动乱。至于造反派，不过是跟随两个反党集团闹事的一些阴谋分子和野心分子，以及被其裹胁的落后群众。

既然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其中很大部分是无辜的，因为很多政治运动是错误的，即使官方仍然肯定的反右派斗争，在本书里也被称为“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那么，造反派在文革中的造反就具有一定的正义性。造反派就不是什么阴谋分子野心分子，不是追随林彪四人帮的打手。相反，林彪四人帮，特别是早期的四人帮，具体说是中央文革，在一些问题上代表社会弱势群体说话，例如陈伯达批判血统论，江青批判走后门。这一立场使他们得到造反派群众的拥护和干部阶层的反对并最终导致垮台。

也就是说，如果作者将这一社会分析进行到底，对诸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抓五一六等运动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会写出一部崭新的文革史。但是作者在本书中没有这样做。这可以理解为作者还没来得及这样做，也可理解为在本书许可的框架内不容许这样做。最近，秦晖先生说，按照官方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某一点有所突破，其余部分按照原来的逻辑也很难讲下去。

对于此书的缺点我不拟详述。这些缺点就是过去官修文革史的缺点。这里只说两点。

对于1966年北京杀人如麻的“红八月”，作者只用了一小段叙述，并把源头归之于谢富治8月26日讲话的传达。“这个讲话在公安系统传达后，北京城乡迅速掀起一个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抄家的浪潮。”（51页）说得不对。实际上，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已超过百人，27日更超过200人。谢富治讲话的影响没那么快。此外，也没什么证据说明大兴的屠杀事件是由谢富治讲话传达引起的，因为谢的讲话并没有明确叫集体杀害五类分子。

对于1967年死难近万人的湘南大屠杀和1968年死难近十万人的广西大屠杀，此书基本没有反映。和广西事件有联系的，可能只有在讲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时的一句话：“当然，由于严重混乱的局面以及派性的干扰，由于一些干部在掌握、执行政策时的局限性，个别地方在执行中央布告时，也出现了认识和工作上的偏差，留下一些明显的后遗症。”残酷杀害近十万人的滔天罪行，就这样被轻轻地掩盖过去了。为什么说这里是指广西事件呢？因为只有广西在文革后有“处遗”（处理遗留问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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