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flyengle 文革往事

bluesky

文革往事　　
　 　
作者：goldflyengle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我已经很老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才20岁，应该说是真正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年轻的一部分人。所以我想，比我更小一些的人，最多只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旁观者。而比我更年长些的人，有相当多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或者就是还活着的，也有的因为健康原因，记忆原因，表达能力原因等不能完整的回忆过去了40多年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举，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贡献，不但对于中国革命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深远的理论实践价值的。　　
　 　
我必须在我有生之年，趁我的记忆尚且清醒，手也还能够打字把自己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就我自己知道的尽可能完整的记录下来，供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也可以给研究者作为资料使用。　　
　 　
一,关于武斗事件　　
　 　
.1967年,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矛盾很大,对立也很严重,双方经常发生武斗,但是也不是现在人们说的有多么大的规模,有时候参加武斗的人数的确很多,但是,往往有解放军从中调处,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打死人的事情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多,真正死于武斗的人不多,我所在的单位整个文化大革命没有因为武斗死一个人，既没有打死过人，也没有人被打死，我们那个单位是武汉比较大的，仅仅在汉口这边就有数万人。　　
　 　
我当时是”勤务组”成员,也就是负责人之一,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　　
　 　
1967年是全国武斗最严重的一年,到了1968年,武斗基本就平息了.武汉大规模武斗只有2-3次,虽然当时就有多少多少人被打死的传言,但是其中有不少是各派为了宣传需要故意夸大了的.　　
　 　
例如1967年6月17日下午发生的汉口铜人像附近的武斗，是武汉最大一起武斗，双方出动总人数超过10万。没有使用枪支，全部是大刀长矛。在双方接触面上有大量的徒手解放军手挽手的人墙隔离，当然最后还是冲破了解放军的人墙打起来了，后来其中一方就宣布他们有37名人员死亡，另外一方宣布5-6人死亡。不过后来许多年以后查实时，发现那仅仅是当时宣传手段，那天实际没有死一个人。　　
　 　
另外比较大的一场武斗是发生在武汉水运学院，当时也是宣传死亡多少人，后来同样证明没有发生死亡事件，当然打伤人的事情的有的，而且还比较多，不过基本上是轻伤，很少有人被打得很严重的。　　
　 　
现在客观的看当时那两派群众组织，应该说不管哪一派，都是非常热爱毛主席的，只是因为对具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二，关于批斗老干部

当时单位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被斗过，包括我的父亲。一般来说，语言是很激烈的，但是殴打的事情很少发生，不是没有，是不多。而且，往往挨打的那些干部并不是因为什么政治问题，多数是官僚主义严重，平时太张狂的人，例如现在深圳海事局那个林嘉祥那样的人。　　
　 　
我们单位那两个最大的领导，一个七级一个八级{老行政级别},平时口碑很好，也被批斗过几次，没有人打他们。也不影响他们的仕途，后来一个调到外交部，一个调到交通部任副部长。而且，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也能够感觉到他们仍然怀念老单位的职工，没有任何怨恨。我们那个局长被批斗时，群众搞清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原来在解放战争时期部队里任军法处长，曾经下令枪毙一个从战场上打得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军官，但是由于这个军官也是尽了最大努力了，所以中央原谅了他，他才得以活命。巧的是，这个军官就是当时湖北的省长，还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批斗，反而使他们两个人都理解了对方。　　
　 　
类似这样的批斗，一般干部就是过一两次堂，但是如果你被发现有什么重大问题，你就过不了关了。事实证明当时的干部大部分不存在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比现在的根本干净多了。因为所有的干部实际上是处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的，所以不管有什么问题统统不能逃脱群众的眼睛。　　
　 　
三，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

武汉七.二O事件被一度称为”兵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由于武汉两派严重对立,武汉部队又单方面支持一派.所以中央认为武汉部队处理不当,就派了谢富治,王力,于力金代表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但是,这三个人说话欠妥当,激怒了武汉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认为是这三个人偏袒另一派。一时冲动就爆发了游行示威。　　
　 　
七月十九号晚上，我在单位值夜班，大约9-10点钟，突然有一大批解放军冲到我的办公室，要我发给他们群众组织的臂章。我那里所有的臂章被他们全部抢去，而且立即套在军装上，就走上了街头游行示威去了。当时解放军的情绪的确非常激动，挥舞着练刺杀的木头枪，高呼支持我们这一派的口号-------我们这一派占了武汉人口的90%------还有就是要求中央重新表态的口号。　　
　 　
从那时起，工人、干部、市民、甚至公检法人员逐渐都加入到游行示威的队伍中来了。但是没有发生一起破坏行为，激动仅仅表现在情绪上。　　
　 　
我参加了22日的游行示威，大部分游行示威是自发组织的。　　
　 　
23日早上六点半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还没有电视机）就向全国广播了一篇社论，大意就是说武汉的游行示威是错误的。这样武汉人民才冷静下来。　　
　 　
从19日晚到22日晚一共三天，所有的行动就是游行示威，没有发生任何打砸抢的事情。解放军战士和公检法人员是有拿了枪的，但是，我们知道全部是没有子弹的空枪。　　
从23日早上开始，武汉全城大街小巷不断播放同一首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许多人泣不成声。　　
　 　
24日，我们那一派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高层领导被逮捕；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师长牛怀龙被押往北京处理。七.二O事件到此结束.　　
　 　
中央对于所有参加游行示威的战士,工人,市民,公检法人员一律没有处分。只是因为另外一派开始壮大，不得不接受对方的批斗。我当然也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噩运。　　
　 　
从此两大派对立的局面也就不存在了，当然各小派别之间还是有斗争的。　　
　 　
这就是我参加的所谓“武汉七.二O兵变”。　　
　 　
1968年，全国范围还有零星武斗，1969年就完全没有武斗了，生活生产基本归于平静，只是思想上的交锋仍然没有停止，一直到毛主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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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续1)　　
　 　
昨天我的“文革往事”发表后我又想起有不太完整和重要遗漏的地方，特作如下补充。　　
　 　
一，         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　　
　 　
我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事实,那就是,1967年7月19日下午,谢富治、王立、于力金三人在武汉军区对师以上干部传达中央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之前就已经将武汉部队战士枪里面的子弹全部没收了。　　
　 　
由于王力讲话欠妥当，会议结束后，部分参加会议的干部违反纪律将会议内容透露给了战士，引起在王力等人住处驻扎的战士强烈不满，几十个愤怒的战士冲进王力的房间将他殴打致伤。对于这一点，中央高度重视，还拍了记录电影，电影后来在全国放映。　　
　 　
二，         红卫兵大串联　　
　 　
红卫兵大串联是从1966年中开始的，那是毛主席号召的，大约到1966年底大规模的大串联就结束了，但是小规模的自费的大串联仍然还有。一年时间全国有数千万学生和刚刚参加工作仍然在实习期的青年工人参与了大串联。　　
　 　
毛主席的意思的让红卫兵以及青年人到各地基层单位去“点火”，推动文化大革命迅速开展起来。　　
　 　
和后来大部分人的想象不同的是，红卫兵大串联虽然是大规模的行动，而且国家规定，对于大串联中的红卫兵以及青年工人的车船费和食宿费一律全部免除，各地必须做好接待工作。但是大串联完全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行动。所有大串联的人必须持有学校或者工作单位的证明，证明还规定了大串联的路线，所以，并不是乱跑的，而且接待单位也有详细登记。　　
　 　
同时，那时的学生也非常有觉悟，在车上船上表现非常好，做好事是很常见的。而且那么大规模的流动，却次序井然，基本没有发生什么混乱现象。我那时刚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属于可以大串联的，我也出去跑了一圈，但是根本不是去“革命”，而是回上海老家玩了几天，像我那样的情况很多，因为文化大革命才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毛主席在北京1966年几个月的时间内，分八次接见去北京大串联的全国红卫兵和学生。每次人数都在百万以上。特别的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都是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的，所以大大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形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当时都拍了纪录片的。我没有去北京也没有被毛主席接见，是我最大的遗憾。　　
　 　
凡是去了北京串联的外地学生一定会到天安门城墙上刮一点红粉，然后非常珍贵的保管好，带回来给别人看，同时也是自己永远的纪念。当然在天安门前毛主席像下面拍一涨照片更是必不可少的节目。　　
　 　
我的大妹妹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也是这样做的，那张照片到现在她仍然珍藏着。　　
　 　
大串联的另外一些目的地有：湖南韶山、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　　
　 　
在大规模的免费大串联结束后，小规模的自费串联就开始了，目的地还是一样，就是自费，自发组织的，当然还是要有证明文件的，大部分人是徒步的。我的两个妹妹，当时大的才17岁，就带着14岁的小妹妹和几个同学徒步去了韶山，从武汉用双脚硬是走到韶山，来回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当然中途还是有接待站的，食宿还是免费的。顺便说一下，那时的社会次序非常好，大人们根本没有想过会出什么事情。　　
　 　
1967年上半年大串联就基本没有了。　　
　 　
三，         红卫兵和群众组织　　
　 　
红卫兵是最早出现的学生组织，开始的时候，对于参加者是有政治要求的，主要是家庭出身，只有家庭出身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即“红五类”的学生才能够参加“红卫兵”，这时的“红卫兵”组织比较单一，属于官办组织，这样官办的“红卫兵”在初期存在了不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在“破四旧”阶段，很快就消失了。　　
　 　
慢慢的，随着对于“血统论”的批判，其它学生也同样可以自己组织“红卫兵”了。组织多了就有了五花八门的名称，比较普遍的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红卫兵”基层组织基本和原来的班级一致，一般叫“XXX战斗队”，几个相同观点的战斗队组合在一起叫“兵团”、“纵队”，几个“兵团”、“纵队”组和起来就是“XX总部”或者“XX司令部”了。这时的“红卫兵”组织基本上没有官办的了，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半官办的。武汉比较著名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和“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群众组织和“红卫兵”情况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就是成员，再就是群众组织成立晚于“红卫兵”。　　
　 　
最早的官办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基本上属于思想比较保守的，没有“造反精神”，往往被称为“保守派”或者“保皇派”，而成立比较晚些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却具有比较强烈的“造反精神”，往往被称为“造反派”，而毛主席恰恰是支持这些组织的。　　
　 　
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老年人，统统有自己的群众组织，也有自己鲜明的政治观点。只有不到1%的人游离于文化大革命之外，这些人被称为“逍遥派”，他们什么组织也不参加，什么活动也不参与。　　
　 　
“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一般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最高领导基本上都叫“司令”，其它领导成员一般叫“勤务员”。那时的“司令”是很有威信很有号召力的，动不动调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马进行某项活动，而且反应非常快，真的是“雷厉风行”。　　
　 　
成立那么多的群众组织不需要登记不需要注册也没有任何的会费，所有的人员开支基本是自理，但是也有少数组织是受到原单位财务支持的。这种情况在“保守派”组织中比较多。　　
　 　
1967年下半年以后，全国的“保守派”组织基本都不存在了。　　
　 　
四，         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年底，毛主席可能是觉得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他的一个战略措施就是把运动的主力军-----学生------调离城市。所以毛主席就发出号召，要求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当时的这种气氛下，学生们对于毛主席的任何号召都是100%的响应的，不过有的家长有点想不通。但总的来说，上山下乡运动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的两个妹妹也是那时候下到农村去的，仅仅一年后就被招工回来了。大部分学生都在以后的1-3年时间内回到自己原来的城市工作了，只有极少一部分学生永远的留在了农村。　　
　 　
学生到农村去锻炼一段时间的做法持续了很多年。我认为这样做起码有三个好处1，是把新知识新文化及时带到农村去；2，让那些城市青年了解农村实际情况；3，适当缓冲城市就业压力。　　
　 　
后来有人说上山下乡是给农民增加负担，那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国家按照学生的数量给了农村补贴的。　　
　 　
由于大量的学生离开了城市，文化大革命就迅速平息了下来，1969年开始，主要就是进行思想领域的批判，武斗现象完全停止了。　　
　 　
五，关于武器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开始于1967年上半年，由徒手交战慢慢发展为棍棒，然后是大刀长矛，最后变成完全用枪用炮，我记忆中使用枪炮武斗严重的地方有：河南、湖南、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广西、浙江等地。例如1967年8月5日，我单位有一艘很大的货轮在重庆江面被群众组织用炮击沉，同时被击沉的还有另外三艘小型船舶，不过人员全部获救。　　
　 　
武器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大家一定很奇怪。我可以告诉大家，所有的武器全部是“抢”解放军或者是地方武装部的。毛主席时代，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大中型国营企业都有一个武装部，保有一定数量的武器，用于训练民兵。由于在运动中解放军、地方政府和单位负责人不会是中立的，一定有政治倾向，他们会暗示自己支持的群众组织去“抢”自己的武器，所以与其说是“抢”不如说是送。因为当时解放军有严格的纪律，对于群众组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死不开枪。”所以武器被“抢”了，写个报告，编个故事就可以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了一把手枪，十发子弹，由于胆小，一发也没有使用过。大约1968年9月5日，中央发了一条命令，要所有的群众组织上交武器，很快就不再有枪炮声了。　　
　 　
那个时候的武器交接其实也是非常严格的，基本都有记录可查，所以很少有收不回来的。　　
　 　
武斗出现后，各个群众组织都成立了专门的武斗队伍，一般都叫“武卫连”，选入“武卫连”的人必须政治上绝对可靠，身体也好。我们那个单位大约有100人入选，每人一支冲锋枪，枪是单位保管的，不允许带出门。这100人分三班轮流值班，值班时必须住在单位里。遇到紧急情况由同时值班的“勤务员”带领出动，“勤务员”佩手枪。　　
　 　
1967年5月的一天，我值班，突然上级来了电话，要我带领“武卫连”参加攻打“武汉一中”，我带上手枪，集合了队伍就出发了，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武斗，而且我仅仅是个21岁的青年，所以非常害怕，虽然没有尿裤子，但是的确胆战心惊，而且我还是指挥员。　　
　 　
但是我的运气非常好，那天也不是我们一个单位行动，参加行动的人不少于一万人。我们到了学校后发现根本就没有人，于是开始“地毯式搜索”，我负责搜索地下室，结果还是没有人，我自己却吓得不得了，这样行动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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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续2）　　
　 　
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许多后来被人们不理解的事情，也的确有一部分坏人、阶级敌人趁机做坏事，对于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恐怕在所难免，而且毛主席很快就作出了正确的引导，使文化大革命始终能够沿着正确的路线进行。
　 　
一，关于“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都是“还很不理解”，这不是一种推脱，是真的非常非常不理解。因为中央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青年学生就以为反对和破除资产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以及大量的传统文化文化习惯就是革命了。　　
　 　
说实话，一是群众不理解，二是有一部分是干部错误的引导。为什么干部要错误引导？倒不是说是故意的，实际上干部中的绝大部分也是不知道毛主席的真正目的。真正故意引导青年学生走错路的干部也不多。　　
　 　
实事求是说，（十六条里面也是这样说的），当时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肯定的说，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是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的，也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对于毛主席说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搞不懂。什么样的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也不知道，所以，起初的运动就是全力以赴的“破四旧”。　　
　 　
这里要特别说明，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重点来看，毛主席的目光之远大，不但超过党内所有的干部，甚至超过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有领导人50年以上，毛主席当年就已经看到我们今天才看到的一切了，也可以说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早在毛主席预料之中，唯一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已经无能为力了。　　
　 　
现在说正事，1966年下半年开始，青年学生及红卫兵们进行了激烈的“破四旧”活动，主要是烧掉一些旧书旧报，抄了一些文化人的家，砸了一些古董玩物，甚至在街上剪行人的“奇装异服”和头发。这样的行为大约持续一两个月时间就结束了。抄家没收的财产，大部分保管完善，过了许多年仍然退还给了主人。　　
　 　
客观的说，“破四旧”是造成了一些破坏损失，有些保存在民间的珍贵文化遗产被损坏了，不可恢复了。但是，和国家前途命运比较，这仍然只是很小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想大家也很明白。再说，属于国家管理的重要书籍文物还是被严格保护的，如故宫，各大学图书馆等，所以损失也不是象有些人扩大的那样可怕。　　
　 　
而且，我还有指出，的确有“走资派”为了逃避群众的斗争，故意把青年学生红卫兵的注意力引导到错误的方面。　　
　 　
我常常想，革命运动，不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总有可能造成对于无辜的伤害，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引导，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破坏和牺牲是领导人必须注意的事情，对于武斗同样也应该这样认识。　　
　 　
一，关于非正常死亡。　　
　 　
文革中因为武斗，更因为群众运动的巨大威慑力，发生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的事情。我没有从事过研究，说不出具体数字。　　
　 　
在我身边一共死亡了三个人。　　
　 　
一个是我的同龄人，在武汉六中武斗中被打死。　　
　 　
一个是我的同事，他因为流氓行为被本地派出所扣押，在送回武汉的途中，跳江自杀。说是流氓行为，其实也非常轻微，就是摸了一把女人的胸部，可见当时的法纪之严。　　
　 　
一个是我的邻居，他是个老职员，管理货物，被发现可能有轻微的经济问题，找他谈了一次话，就跳江自杀了。　　
　 　
群众运动是非常厉害的，那时想做坏事非常困难。　　
　 　
二，关于清理阶级队伍。　　
　 　
大约在1968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了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主要内容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例如武斗，抢枪，打死人等，是不是有阶级敌人参与，哪些做法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哪些是破坏行为。　　
　 　
各个单位都派驻了解放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和工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他们对于运动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进行仔细的查证，凡是属于一般的过激行为一律不追究，但是如果有人趁乱搞什么不法行为就一查到底。　　
　 　
经过清理阶级队伍，基本上把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搞清楚了，少数做了坏事的人没有逃脱法律制裁。所以，文化大革命并非有些人说的是那样的混乱，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法制的运动。　　
　 　
总之，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考和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对于马克思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发展和贡献。毛主席曾经说过，“ 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话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的许多同志仍然还是这样。我们和毛主席的思想相比差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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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续3）　　
　 　
武汉市文革中的工人运动。　　
　 　
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全国运动虽然各有各的内容，但是其形式大致相同，你总是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和自己观点一致的群众组织。　　
　 　
同时，运动的方向也是相同的。而且一般来说，省内各地看省会城市，而所有的城市看北京的动向。　　
　 　
那时候，信息传播没有现在那么及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主要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民间的传播渠道，民间传播渠道主要是传单，大的群众组织都有自己的司令部，报纸和有线广播电台。　　
　 　
所有的群众组织，都配有专门人员做这方面的工作，宣传力度是很强的。　　
　 　
武汉市和全国一样，在“红卫兵”------最早的官办组织成立以后，工人也组织了官办群众组织。严格的说，这些组织的政治态度是比较保守的，也就是比较听单位领导的话，这样就很容易被个别“走资派”利用，成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当然绝大多数工人是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而且如在前面曾经谈到的原因，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誓死保卫共产党，保卫毛主席。　　
　 　
这部分人，占到全市（全国也一样）人口的90%，数量非常大，当时那种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激情和巨大的能量，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凡是经历过那时运动的人，都知道，要在中国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那就是找死。同时现在回想起来，才能体会，共产党毛主席真正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是和人民利益完全一致的，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政党和领袖。　　
　 　
这些基层群众组织逐渐联合起来，先是一个区，然后是全市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群众组织，服从统一指挥统一调动。在武汉市，这个组织的名称叫“百万雄师”，当然，人数远不止百万。前面文章已经说了，这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在武汉7.20事件以后就迅速土崩瓦解了，后来原“百万雄师”的大部分群众分别加入了其他的“造反派”组织。　　
　 　
由于“百万雄师”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所以另外一部分工人，在随后也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同样也逐渐统一起来，成为全市性组织。武汉市最大的组织叫“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总部”，简称“工总”，司令名叫朱洪霞。另外还有一个稍微小点的叫“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司令叫吴炎金，这两个组织的政治观点基本一致，同属于“造反派”。　　
　 　
奇怪的是，“百万雄师”的一号人物的名字很神秘，一直不能确定。我虽然是“百万雄师”下属组织的“勤务员”（就是领导），但是我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总司令。　　
　 　
从1966年下半年起，以“百万雄师”为一方，“工总”和“工造总司”为另一方的斗争就不断升级，最后发展到大规模武斗，双方都有在武斗中牺牲的人员，顺便说一下，那时参加武斗的人员都是非常勇敢的。　　
　 　
1967年7.20事件以后，由于“百万雄师”不复存在，“工总”和“工造总司”两个“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就渐渐升级，最后也爆发了多次大规模武斗，全国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　　
　 　
我曾经在一次回家途中，误入“工总”攻打“工造总司”在汉口胜利街上“中原机械厂”的一个下属组织的战场。　　
　 　
“工总”出动数千人，包围了工厂，由于易守难攻，“工总”动用了机关枪等重武器，火力异常猛烈，还组织了“敢死队”强攻。“工造总司”依据工厂死守，“工总”一时也没有能够攻下工厂，在双方僵持的间歇时间，我赶快逃离战场，后果如何当然就不知道了。　　
　 　
和全国一样，武汉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武斗在1968年底就基本结束了。

文革往事(续4)　　
　 　
文革中的地下活动　　
　 　
文革中还有地下活动，现在的人们可能很奇怪，那时那么自由，为什么还会有地下活动？　　
　 　
的确有，而且还是我自己参加了的。　　
　 　
7.20事件以后，“百万雄师”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除了主要领导人被中央逮捕外，其余的所有人一律不追究责任。但是，原来对立面的群众组织会批斗你，也免不了有点拳脚招待，所以不少人是不服气的，对立情绪一时很难消除。　　
　 　
公开组织不存在了，但是不等于思想问题解决了，我们这部分年轻人，如毛主席说的，“人还在，心不死”，于是进行秘密串联。由于我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是“红卫兵”，和当时武汉市的前“红卫兵”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就有原“红卫兵”领导人找到我，希望我参加到一个叫“武汉市地下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组织。　　
　 　
我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投入战斗。现在回想起来也非常也非常有趣，和游戏差不多，毕竟都是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许多红卫兵甚至仅仅16，7岁，哪里知道什么是革命哦。　　
“武汉市地下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主要政治主张是反对“造反派”，坚持以前的立场，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也是年轻人在斗争中的自然表现。　　
　 　
因为我在船上工作，有交通的便利，司令部就交给我传递文件、传单和活动指令的任务。因为原来的政治观点已经是被否定了的，所以只能是秘密的宣传和集会，不可能有什么大的行动。而且为了防止意外，我们学习解放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做法，大多数是单线联系。　　
　 　
我还记得司令的名字叫“王四新”，当然不一定的真名，比我小，大约18，9岁，他和我直接联系。我们都很认真，一心一意的搞“革命”，现在想来是不是和游戏差不多？但是那時我们真正以为自己是革命者。偷偷的印传单、报纸，联络同志，发展组织，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这样的地下活动一直进行到1968年下半年，直到毛主席号召学生上山下乡，自动就结束了。　　
　 　
同样的，在工人中，尤其是青年工人，也存在类似的地下活动，最后也是无疾而终。　　
　 　
和我有着同样经历的大部分人，对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特别是否定我们这一派的政治观点的决定一直是不理解的，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很长时间，虽然在感情上我们能够服从毛主席党中央，但是始终不承认自己错了。　　
　 　
我是在最近20年才慢慢的真正的理解了当时毛主席的决定，同时也真正明白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以我说，毛主席的思想远远超越了我们一般人最少50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