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健卿《红旗》杂志记者亲历目睹西藏文革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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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记者亲历目睹西藏文革二三事（上）

肖健卿

1967年10月至1968年2月期间，我曾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被派往称为神奇之地的西藏首府拉萨，了解当地文革进展的情况，先后目睹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往事。

拉萨两大派陡然之间都成为“革命群众组织”

西藏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因交通不便，信息相对较为迟缓，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也远远落后于内地。时至1967年10月，全国已相继有八、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而西藏首府拉萨，尚处于两大造反派组织鼎足相立，势均力敌的局面。（右图：作者当年在拉萨。）

回顾这两大派的状况，一派名为“大联指”（拉萨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主要是由自治区党、政机关的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群众组织，也有一部分藏族群众组建的组织加入。他们与上层和支左部队的关系密切，活动能量较大，但造反精神略显不足；而另一派，名为“造总”（拉萨造反派总司令部），是以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工人造反组织为核心组建而成的，下属组织多为汽车运输、建筑行业的工人和街道藏族群众组建的群众组织。他们与广大汉、藏工人和基层藏族群众联系较广，有一定威望，普遍认为造反精神强于“大联指”。对在拉萨涌现出的这两大派，社会各个方面通过对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产生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他们一“革”一“保”，“造总”是造反派，而“大联指”是保守派。外地串连到拉萨的红卫兵，也多持此种看法，幷由此与支左部队人员常发生争辩与冲突；有的又认为他们是一“革”一“坏”，“大联指”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派”，而“造总”则是混进有不少坏人的“不纯组织”，应该进行清理和整顿；两大派之间，则互相揭短，彼此攻击，“造总”指责“大联指”是“典型的保皇派”，而“大联指”则指责“造总”是打着造反旗号的“坏组织”。面对如此众说纷纭的状况，部队介入支左以后，幷未能及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认识两大派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多从团结、联合上做工作，而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明显地倾向和支持“大联指”，而对“造总”则进行压制和疏远。由此，也使两大派群众组织对部队的支左工作，产生出有褒有贬的不同态度，“造总”还由此与支左部队之间发生过一些大小磨擦和冲突。

运动发展至1967年7、8月间，西藏军区已逐步认识到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正起草报告报请中央，承认自己在支左工作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以缓和与“造总”之间的关系，恰在此时，毛主席视察祖国大江南北，作出了一些重要指示，中央领导于1967年9月，及时接见了赴北京开会的西藏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明确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西藏拉萨的两大派，都应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领导要多做教育和帮助的工作，促进双方大联合。中央的指示可说是及时雨，澄清了当时的众说纷纭，统一了社会各界和支左部队对待两大派的看法和态度。

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是陡然之间发生的，在两大派、支左部队和“当权派”中，过去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认识还来不及纠正，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还需时间进行调整，从而表现出，原先旧有的一些矛盾似乎已趋向了缓和，但即将产生的一些新的矛盾，又正在显现和形成。在这之后，西藏军区未再进一步着重纠正以前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某些错误做法，“大联指”则很看重中央对自己组织性质的“正名”，“造总”则处于极不理解、极不服气、对支左部队仍存有一定戒心的对立状态。我就正是在出现这一转折的新形势下，被派前往拉萨进行采访活动的。

这时，拉萨的两大派，已旗鼓相当，难分上下，各自都在拉萨城区占据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控制地区。“大联指”总部设在城北西藏自治区党委大院，附近一带党、政机关、单位也就成为他们势力控制范围；而“造总”的总部设在布达拉宫下的一所藏式建筑的总工会大院内，下属组织主要分布城东岳王山一带，因而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而拉萨城中心区老街、大昭寺、八角街一带，是双方都可以自由活动的“游击区”，两大派宣传不同观点的大标语，在这里到处可见，也各自不时在这里的广场上召开大会，老城区似乎又成为了当时两大派都可占据的真空地带。

我到达拉萨之后，两大派总部都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好姿态，各自都在大街上刷出大标语：“欢迎《红旗》记者到拉萨采访、视察！”遵照中央的指示，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促进大联合的精神，我在采访活动中，特别注意严格遵循“不偏不倚”的做法，相应的活动都以两方对等的方式进行，今天到这一派总部了解情况，明天便去另一派总部，坚持遵守“不表态”、“不干预”的信条，对两大派邀请参加的会议，都尽量抽时去参加，避免使任何一方产生记者有意疏远的疑虑。

当时，我在西藏军区第一招待所的住所，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室，一架红色保密电话机就设在写字台上，向北京发稿，主要就是在深夜使用保密电话。起初，我幷未留意，无形中发现，有一次在发稿时，听到门外有轻轻移动的脚步声。这个信号引起我的警觉。新来的《红旗》记者，对待两大派的看法如何，必然是当时两大派急需了解的“重要情报”。面对如此处境，我不得不提高警惕，在深夜发稿时，用一件军用大衣（或棉被），严严实实地将头和保密电话机盖上，借用手电光照明。采取如此“安全”措施，才释却了当时担惊受怕的心情。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两大派严重对立状态的一斑。


自治区第一副主席在拉萨突然失踪

我经过深入了解拉萨地区两大派的情况，发现其中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对待西藏自治区第一副主席（相当于副省长）周仁山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坚决要“打”，一个坚决要“保”，成为当时两大派激烈争辩的主要焦点之一。“大联指”要打倒周仁山，说他历史上是叛徒，现实的问题是在西藏执行了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有许多“三反”言行；而“造总”坚决要保周仁山，说他历史上有问题是无根据的诬告，在西藏十多年的工作是经受得起检验的，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曾有过斗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他就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一再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反对军队支左后亲一派疏一派的做法。两大派的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不仅反映在张贴街头的大字报上，而且还在各自出版的小报上，大版篇幅地刊载不同观点的文章和材料。“大联指”发表“一论打倒周仁山”、“二论打倒周仁山”；“造总”就针锋相对，“一论保护周仁山”、“二论保护周仁山”。争辩之间，互相逐渐进行讽刺、攻击，字里行间迸发出浓烈的火药味。从观点的分歧、文字的攻击，进而发展到对周仁山本身的争夺。“大联指”发出布告，勒令周仁山何日何时到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交代自己的“三反”罪行；“造总”闻讯，立刻发出邀请，欢迎周仁山何日何时到会，与革命群众共商搞好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两派都已明确是革命群众组织，弄得周仁山无所适从，只好一时到会接受批斗，一时又到会接受欢迎。在两派争夺到一定时候之后，“造总”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将周仁山接到总部，住宿在一个秘密的住所，对此，“大联指”当然立即作出反应，上纲上线，指责“造总”不讲革命原则，居然保护“走资派”周仁山，堕落到与“走资派”同流合污的地步。

我曾破例地被允许在“造总”总部采访了周仁山。看到他受到“造总”礼遇的热情款待。每日三餐专门分工有人安排，饭菜送上房，茶水端上手，有人负责警卫和生活照顾。住在这里，少却了“大联指”的纠缠，倒也心安理得。周仁山谈起“大联指”对他的批判，异常气愤，他说：“当年我赴内蒙古地区，做塔王的团结争取工作，是中央委派的，事后情况也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前对这段历史也经过审查，情况是很清楚的；现在，怎么又钻出一个我是叛徒出卖的问题呢？”

对西藏地区的工作，他觉得他与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团结共事，大家都是很努力的，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也应该是有目共睹的，现在不能把西藏地区所有的过失，都不分当时客观的条件，一古脑地记在我周仁山一人身上。

我向他提问：“周主席，外面对你离开自治区政府，住宿‘造总’总部说法很多，你对此事又有何看法？”

周仁山笑一笑，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造反派的意愿我不能完全违背，否则，我真无法度日！”

周仁山住宿“造总”总部一连十多天，“大联指”的攻击没有发生任何效用，他们也酝酿着采取断然行动，上门把周仁山抢夺出来。拉萨支左办公室闻讯，立即前往两派做工作，希望“造总”不要再挽留周仁山，尽快把他送回自治区政府，同时也向“大联指”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兴师动众，前往“造总”总部抢夺周仁山，以致发生不必要冲突，酿成武斗。

不料，事不过一二日，“造总”突然间向外公开宣布，周仁山已离开总部，不知去向。同时，还欢迎支左办公室派人到总部搜查。周仁山到何处去了呢？自治区第一副主席一夜之间突然失踪，上下震惊，西藏军区向中央发电报告情况，当时滞留在成都军区办事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本刊注：此说不准确，张国华已于1967年5月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发电告之在家坚持工作的西藏军区政委任荣，嘱他一定要想法尽快找到周仁山。

周仁山如此失踪，“大联指”对“造总”指责的言词更为激烈，说“造总”在周仁山问题上越走越远，已滑到了“保皇派”的边沿，如果再不交代出周仁山的下落，找回周仁山，将无法弥补自己的过失，取信于西藏百万农奴。

周仁山突然失踪的消息，经过群众组织自办小报的传播，一时成为全自治区的头条新闻，逐渐家喻户晓。支左部队派人四处寻找，都一时未知道周仁山的下落，判断可能已远离拉萨，逃躲他乡。

就在这四处找寻、下落不明之时，西藏军区突然接到张国华经成都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主发中央，同时抄送西藏军区的。我看到，电报以简短的文字告之，成都军区接兰州军区来电告诉，周仁山已在青海某县农村找到，准备派人“护送”到成都军区。张国华在电文的最后明确表示，周仁山的行为是错误的，请示中央同意，由成都军区派人“护送”回拉萨。

此消息不胫而走，传向社会。事后得知，周仁山在“造总”总部再无法继续住宿下去之后，由“造总”成员、拉萨汽车运输公司一名驾驶员，驾车将他送到家乡青海某县农村藏匿。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周仁山就被当地民兵发现，报告给上级武装部门，然后逐级报告至青海省军区、兰州军区。兰州军区接到报告，觉得事关重大，周仁山住宿在农村无人保护，万一发生意外不好办，便立即派人到农村，动员那位驾驶员交出周仁山，护送到兰州军区，幷立即将情况电告成都军区。尔后，派出两名干部和两名战士，全副武装，乘火车将周仁山安全“护送”到了成都。

周仁山到达成都后，张国华经请示中央同意，由入川支左不久的某军，派出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乘飞机，将周仁山“护送”回拉萨。

到达拉萨的那天，西藏军区已事先接到通知，下达命令要拉萨警备区做好“迎接”的工作，要绝对保守秘密，因拉萨贡嘎机场至拉萨城区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几乎与成都至拉萨乘坐飞机的时间相等，万一在路途中发生意外，事情就很难办了。拉萨警备区在接受任务后，除做好保密工作之外，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们派出了13辆汽车，在前后各6辆大卡车上，隐蔽地坐着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中间的第7辆小卧车，周仁山下飞机之后，就被安排坐在这辆小卧车上。“迎接”周仁山的车队，一路平安地驶达拉萨城区，然后直接驶向西藏自治区区工委所在地，周仁山就暂时住宿在这里。

周仁山到达拉萨不几日，我特地前往采访，见他的住地有警备区派出的武装人员严密守卫，这是西藏军区防备他返回拉萨后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保护”措施。我的采访活动是事先得到西藏军区领导的批准，然后经过警备区通知看守的部队，才一路开放绿灯，顺利地到达周仁山住地，与他进行交谈的。这时的周仁山，受到部队武装人员的“保护”，不再担心被造反派揪斗，心情反而比较安定。在他住地，仍然像在自治区副主席的办公室一般，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让记者坐在客厅，由警卫人员沏上热气腾腾的香茶。我问到他此行的感想，他似乎不好意思地莞尔一笑，然后回答说：“作为自治区的领导，未经请示中央和征得自治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就私自外出到青海农村，这种做法的确是不妥当的。但是，也不能不考虑现在是开展运动期间的这个特殊情况。我住宿在‘造总’总部，也是身不由己啊！听说两派为争夺我，可能会发生武斗，造成无谓的伤亡，左思右想，还是暂时离开拉萨躲避一下，或许还是一个上策，因此也就同意‘造总’那么做了。要说有错，不在‘造总’，而在我。”

尽管周仁山强调客观作出解释，但他私自逃奔青海躲避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擅离职守的性质，“大联指”上纲上线说，这“好比战士在战场上临阵逃脱”。声言“看他今日的逃跑，就知他昔日的叛变”，“警告周仁山妄想蒙混过关”。

“造总”虽然对将周仁山被“护送”回拉萨的做法不作任何辩护，但对周仁山的态度，仍然不放弃原有的看法，认为他还是革命领导干部，应该加以保护，不能一逼再逼，将他推向对立面。

事后，我有幸与从成都“护送”周仁山回拉萨的成都军区的干部、战士一同游布达拉宫，谈起这次特殊的“任务”，这位干部说：“从兰州军区送周仁山到成都，然后由成都送至拉萨，领导上一再强调要做好保密工作，生怕在路途中发生意外。我们虽然身带有武器，但不外露，名义上还只是‘护送’。周仁山对青海之行，虽也认为有些不妥，但总还认为是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未完待续）

原发表于《西藏党史资料》200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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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记者亲历目睹西藏文革二三事（下）

肖健卿

两派对立趋严重酿成军内外发生武斗

西藏军区原属一级大军区，机关开展“四大”时也曾组建有群众组织，观点倾向、支持“大联指”的组织是多数派，观点倾向、支持“造总”的组织是少数派。1968年元旦，在军区大院就发生了一起多数派对少数派的聚众斗殴事件。

那天，天气阴沉，气温在零下十多度，站在室外两手发僵，耳朵像有针扎一般。上午10点左右，在军区大院广场上突然聚集了数百名干部、战士。我闻讯后，迅速赶赴广场，听说是部队警卫营倾向“大联指”观点的干部、战士，因门卫纠查，与西藏军区文工团倾向“造总”观点的团员发生磨擦，以致酿成了武斗。

军区广场上的混乱，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钟才逐渐平息下来，被打伤的文工团员当场被送往门诊部检查就医。事后，警卫营虽然进行了严肃的整顿，动手殴打不同观点的文工团员的基层干部、战士，分别受到了纪律处分，但这次事件却给人们在心中留下了一片混乱和恐慌！难以想象，在军区大院都缺少应有的“安全感”了！

西藏军区大院的武斗气氛，与西藏社会上武斗的升级互为影响，逐日增高。拉萨两大派组织在武斗中运用真枪实弹虽然比内地的时间要晚一些，但时至1968年春节期间，也就已有少数群众组织在武斗中开始运用步枪、土制手榴弹和炸药包。然而，这里是藏族聚居之地，武斗从短兵相接，发展到互为对峙之后，使用的“远程武器”，却有其别具一格的特色，就是用牦牛毛编织的一根鞭绳，裹着一块鹅卵石，在头顶飞旋到一定速度后，猛一松开一端鞭绳，让鹅卵石飞抛击中目标，俗称它是“飞石”。这种“飞石”，原本是藏族同胞牧放牛羊时，驱赶牲畜时使用的工具，飞抛离手的那一瞬间，还带有“啪、啪”脆响的声音，日积月累的磨练，使飞石者能做到准确地击中近百米之外的目标。

在春节前的一天里，我亲历了这样一次两派“飞石”对阵的场面。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赶到“造总”总部采访，刚把车放好，“造总”总部的一名勤务员急忙走出门来，拉着我边走边说：“快，快，同我们一起坐车去拉萨水泥厂，那里昨夜遭‘大联指’伏击了！”不容我犹豫，就被这位勤务员拉着拥上了一辆北京吉普车。

水泥厂离拉萨城区十余公里，位于拉萨城区至贡嘎飞机场的要道上，原为“造总”控制的据点。昨晚，“大联指”经过策划，趁黑夜进行了袭击，夺取了公路右侧的少部分厂房，而公路左侧的工厂主楼还被“造总”占领着，“大联指”为扩大战果，至第二天仍在全力进行攻击。

谁料，记者一行乘车驶至工厂时，两派武斗还在激烈地进行。车刚驶进工厂大门，一阵“飞石”便如雨点般飘落车后，有经验的驾驶员惊叫一声：“不好，他们发现我们啦！”他猛踩油门，汽车向前急驶，紧贴墙壁，利用楼房作掩护，左弯右拐地急停在背靠对方的一座平房边，不一会，只听到一阵“砰、砰！”“嘭、嘭！”的声音，平房屋顶上被砸下无数“飞石”，汽车前后无楼房遮掩的暴露地段，也滚落下数十个拳头般大的鹅卵石，我们不禁面面相觑，伸出舌头惊呼：“好悬！”

我依托楼房的墙壁，在拐弯处伸出头探望，见工厂的楼房顶上，站满了黑鸦鸦的一片人，个个头戴柳条帽，有的正抡动着手中的牦牛鞭，将“飞石”向对方据守的楼房抛去。看得出两派正在以楼房为掩体，展开“飞石”的激烈对攻，不时还听到被“飞石”击碎玻璃窗户的“哗啦啦”声。

拉着我前来的那位“造总”的勤务员，悄声告诉我，这里进驻有一排支左的解放军，就住宿在旁边那排平房里。但是，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观点倾向“大联指”，因此，对“大联指”发起的进攻，虽也曾出面做工作，进行劝阻，但基本上是睁一只闭一只眼。我听到此话，暗想自己这时来到工厂，处境十分不利。如“造总”占领地区被“大联指”攻破，记者也会跟随着“被俘虏”，到那时，也就会引起“大联指”猜疑，制造出记者是“造总”幕后支持者的流言，为今后记者开展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我如此盘算之后，便决定冒险冲过两楼间的空地，到部队住地去躲避。

随着我飞跑冲进部队的住房，只听到“啪、啪、啪”的声音特别响亮，一阵“飞石”频频地砸在钉有木板的窗户上，有如击鼓一般。室内的窗户因被木板挡严，显得光线暗淡，战士们有的开亮电灯，为端坐在条凳上的人理发，有的埋头在灯下看书写信，好像不知屋外正在发生武斗。记者了解到，部队的同志幷不像那位“造总”勤务员所说的，在一旁袖手旁观，而是从昨晚起，排长便带领人员，在“大联指”那边做工作，今天凌晨，他又带人赶到那边去了。不一会，耳听“嘭”的一声，一块“飞石”又重重地砸在遮挡窗户的木板上，我很觉好笑，便向战士们问道：“外面武斗这么厉害，石头砸在窗户上啪啪发响，你们连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吗？”战士们笑笑说：“这时经常发生武斗，我们已习惯了。”

武斗持续到上午10时多，经过支左部队的同志反复劝说，双方对峙的局面才逐渐缓和下来。这次夜以继日的远程对战，以“造总”丢失公路右侧少数厂房“据点”而告终，双方只有少数人员负轻伤。事后得知，拉萨水泥厂因地处拉萨至机场的要冲地段，双方争夺一直很厉害。这次武斗之后，“大联指”与“造总”所设的“据点”，一路之隔，遥遥相对，时时发生磨擦，双方来往公路的车辆，也时时遭受对方人员的袭击，有时又由此爆发出一场“飞石”对阵。武斗发展到以后大规模动用真枪实弹，这里仍然是两大派争夺的重点。


周仁山再爆惊人之举——冒名顶替上北京

1968年2月中旬，中央决定西藏两大派组织，党、政领导干部和军区派出代表赴北京学习，幷趁机汇报解决西藏问题。北京记者站领导电话告之驻藏记者，随同西藏地区赴京人员，乘专机一同返回北京。

因为连续几日天气不佳，专机多次推迟起飞，迟至2月21日，天气稍有好转，我才随同西藏派出的赴京代表，于凌晨登机离开拉萨。

这次赴北京的代表，两大派组织和倾向于两大派观点的领导干部的人数、名单，都是经过支左部队、自治区区工委反复研究，幷又同两派磋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基本上处于对等状态。军区在家主持支左工作的政委任荣也一同随机前往。

起飞那天，天空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白云，空旷的机场上，凉风飕飕，遮绒帽放下护耳，下端的小绳被吹得四处乱晃，鼻子尖直冻得发麻。临上飞机时，任政委的程秘书，奉命站在舷梯的右边，手拿着花名册，逐一清点、辨认登机的人员。他要求我“帮帮忙”，站在舷梯的右边，维持一下秩序，以免发生漏点、漏查而登上飞机的。他办事十分认真，如发现有人拥挤着上飞机，就立即把他们拉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嘴里不停地招呼：“慢一点，不要忙！”登机的人员一一被点名、清查之后，登上了飞机，没有发现一个不到的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差错，都是按照事先分配的名额、应到的人员登上了飞机。不一会，舷梯收走了，飞机徐徐起飞了。

我登上飞机之后，与任荣政委、程秘书等同坐在飞机前部的头等舱里。飞机升空，穿行在弥漫的白云之中，由于强大的气流的冲击，一会儿向上抛，一会儿又向下落。任政委谈起这次北京之行，语气平和地对我说：

“这次派代表去北京，‘造总’坚持提出非要周仁山去不可，周仁山本人也有这个要求。但我们考虑，他如去了北京，两派代表又怎能坐在一起学习，肯定会引出不少麻烦来！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去为好！”

周仁山仍处于两派激烈争夺的地位，一革一保，矛盾异常尖锐，目前不去北京参加学习、汇报情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表示同意地重复说：“我看也还是不去的为好！”

谁料就在交谈这件事不到十多分钟后，程秘书突然神情紧张地从后舱走过来，向任政委报告：
“政委，真没有想到，周仁山冒名顶替某某，穿着一件皮大衣，放下遮绒帽的护耳，戴一个大口罩，蒙混过关登上了飞机！”

任政委一听到这一消息，啊的一声半天合不拢嘴。我也很诧异：“上飞机时，不是一个一个点名、清查了，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真的，我刚听说也不相信，特地到后舱，见到了周仁山才来报告的！”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仍不大相信这一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便立即起身，前往代表们乘坐的后舱查看，果真是如此！这时的周仁山，已脱下大衣，摘下遮绒帽和口罩，远远地一眼便能认出。他正笑容满面地与邻坐四周“造总”组织的代表交谈。他见我到来连忙欠起身子握手，微笑点头。

我返回前舱，告之政委：“周仁山真的上了飞机，是冒名顶替另一个干部的名额。”
任政委严肃地说道：“这周仁山前次潜逃到青海，这次又冒名顶替上北京，真是太不遵守纪律了。”
飞机凌空飞翔，又不能像坐汽车一般，随时可以停车下人，这时任政委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只有到达成都以后再说。”

飞机降落成都机场之后，在候机楼里，任荣政委让秘书将周仁山请来，当面说道：“周仁山，你这次冒名顶替，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怎么能再一再二地这么做，把自己紧紧地与一派伙在一起！……”

周仁山不等任政委说完，抢先争辩：
“这有多大的错误？到北京去学习、汇报情况，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担心有人从中作梗，歪曲汇报我的情况，我所以想能有机会直接向中央呈述！”
“你的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定，在未经请示中央同意之前，你怎么能采取这种做法？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太有些出格了。你现在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群众的揭发、批判，怎么能妄自行动，乔装打扮去北京呢？！”
“我觉得对我的揭发、批判，有许多是不实之词，‘大联指’这一派对待我的态度也很不公平，我有许多意见，在拉萨无处诉说，正想能有机会到北京去申诉……”

任荣政委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再说了，我就在机场向北京请示，如果中央不同意你去北京，你就留下，改乘飞机回拉萨！”
任荣政委在机场经军用电话线路要通了中央办公厅，对方经请示周总理回答：“既然事已如此，就让周仁山随机到北京来参加学习。”听到如此决定，任荣政委挥手对秘书说：“你去告诉周仁山，中央已同意他去北京！”

周仁山高兴了，“造总”的代表在候机楼欣然相告，“大联指”的代表听到这个决定后，对任荣政委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对周仁山去北京参加学习的行动“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周仁山犯下的新罪行”，今后要联系他所有的“三反”言行，一起彻底清算。
事情果不出所料，周仁山到达北京西藏地区学习班后，成为了两大派争辩的焦点。这一派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他，而另一派又提出抗议，要求予以保护。乱得学习班的领导无法驾驭，只好向中央请示办法。中央指示，暂时将周仁山“隔离”审查，接受群众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两派白热化相争的局面暂时平息下来，但分歧的意见仍然存在，继续在大字报上展开激烈的“派战”。

事情发展到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与新疆自治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委会的最后同时成立革委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将周仁山点名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而打倒了，“大联指”的观点取得了胜利，“造总”在保周仁山上的所作所为，成为了他们一时“斗私批修”、清除派性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革结束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周仁山被彻底平反，恢复了职务，幷在新疆自治区担任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原发表于《西藏党史资料》200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