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哲”事件纪实》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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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哲”事件纪实》——陈锦禄

之六


民主先驱郭鸿志
——“李一哲”大字报及其作者近况

王凯言

“我们是不怕虎的年轻人，也并非不知虎的凶残，我们是被虎吞噬过，终于咬不动、吞不下的余生者，脸上留下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九月三十日凌晨，广州市一位六十五岁的离休干部郭鸿志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被120拯救队送往医院，但因为适逢国庆节，医院人手不够，四日后才获得治疗，诊断是左脑深部出血，右脑网状出血，高烧39.6度。因未得到及时抢救，郭鸿志苏醒后已不能说话，而且处于病危状态。
这位晚景凄凉的老人其实有一段颇为辉煌的历史。文革时期广州市贴出了一张著名“李一哲”反对文革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份大字报可说是红色中国的第一次民主宣言，作者为四人，其中一个就是郭鸿志。当年郭鸿志之名在广州无人不晓，他与另外三人：王希哲、李正天、陈一阳等一道因大字报挨批坐牢，后又一道获得平反，为反四人帮的英雄，一起见记者接受访问上报，但事过境迁，王希哲因随后参与新一波的民主运动，再陷牢狱，及李正天坚持政治参议活动，仍然受到传媒关注外，郭鸿志和陈一阳已淡出政治，过着平淡的生活。
据与郭鸿志相交莫逆的李正天说，郭鸿志在其余生仍相当关注国事，常与李正天讨论政治，交换意见，而且对第二次坐牢的王希哲也颇为关切，李正天多次为王希哲上诉，郭都参与其事。但奈何已届花甲之年，而且体弱多病，患有心血管病，八十年代已中风一次，对风险很大的政治异议活动已力不从心。不过在平淡中打发岁月时，郭对自己参与写《李一哲大字报》这段经历颇为自豪，但现在人们谈到中国第一份民主宣言时，只知作者有王希哲、李正天和陈一阳，而不知有郭鸿志，亦使这位被遗忘的民主先驱耿耿于怀，毕竟，这曾是他人生最灿烂的一刻。
李正天说，1974年冬，他们四人在讨论撰写这篇惹下大祸，也因此扬名的大字报时，因考虑到郭鸿志当时身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是名老干部，容易被揪斗，不宜出头，因而署名只取李正天和王希哲名字各一字，中间的一原是破折号，但后来人附会，以为是陈一阳，遂以为大字报仅是李陈王三人所写，郭鸿志则被人遗忘了。
实际上，最早起意写（李一哲大字报）即是郭鸿志和李正天，两人对文革法治被践踏至感痛心，遂决定向毛泽东“告大状”，“谈谈法制”，邀得王希哲和陈一阳参加后，初稿由王写民主部分，李写法制部分，第二稿由四人轮流修改，其中一些精彩段落则出自郭鸿志手笔，如：“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现郭鸿志缠绵病床，已到生命的尽头，他的亲人和昔日战友希望二十年前郭鸿志对中国民主事业的那一点功劳还能被人记得，他的朋友说，这样“老郭就是死了，也可以瞑目”。


也谈李一哲大字报
——从邓小平的“承诺”写起

方君


11月29日香港不少报纸都在头版发表法新社28日北京电，报导邓小平答允调查“李一哲”的消息。该电讯说：“消息灵通人士称，最近当一位访问北京的外国显要以三名前红卫兵受囚禁事向邓小平发现呼吁时，邓小平答应就此进行调查。”如果消息属实的实话，这件事意义相当重大，因为这是中共立国以来，第一次国家重要领袖人物接受外国友人为本国“政治犯”说情的大事，它说明中共向“国际民主”迈开了步伐——从“国家民主”走向“国际民主”！报纸就此事发表评论说：“1974年‘四人帮’当政时，广州有以李正天为首的三名红卫兵，联合“李一哲”笔名大胆贴出一张长篇的大字报，题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该大字报使这三位年青一举成名——但亦使人们立即受到当局的压制及囚禁。在今天，当民主与法制亦成为中共官方报刊的中心话题之时，拿目前在北京长安街和西单大街交汇处以及天安门广场上可以看到的大字报和可以听到的演说对比，惜日李一哲大字报的措辞已显得太过谨慎。
李一哲和李一哲大字报已成为海外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话题；已从中共的民主与法制演化成“人权”问题。我想就此谈谈自己对李一哲及其大字报瞭解的一鳞半爪情况。

毛和中共政治局常委早就过问

第一次听到李一哲的名字是1974年底，我去“总政”（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位老上级家里玩（且不透露其姓名），他当时是一位“靠边站”长征干部，官拜中将。）他拿出一份手抄油印的小册子给我看。但见上面写着“批判材料”，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将军神秘地说：这是广州军区一位老友送来的，他要求我在他家里看完，不要跟任何人谈及此事。
在“文化革命”中养出一种习惯：凡是见到有“批判材料”字样的任何读物，我总是不愿放过机会，定要读一读，因为我个人在中共常年政治斗争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凡是被标上“批判材料”的东西往往都是很有学习价值的“材料”；在“文革”中，人们与“四人帮”的斗争艺术也越来越有英雄巧妙，为了传播一种与当权对立的思想，首先在文件上标上“批判”——名为“批”实为“传”。我一口气就把将军的那篇“批判材料”看完，觉得好似喝了一杯竹叶青，头脑清醒，血液沸腾。
将军问我有何感想，我毫无顾虑地和他畅谈；因为我们彼此都很信任-绝不会互相出卖。我说：“李一哲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如果毛主席能看到这份材料就好了，他如果能采纳李一哲的意见，也许可以迅速把我党从林彪的烂泥中拨出腿来。”他听了笑了笑，之后毫不含糊地对我说；“这是一味良药，可惜当作了‘批判材料’。中国如果在政治上实行民主与法制，就根本不产生林彪祸国殃民的事。”他接着又说：“李一哲等是好同志，从他们的大字报中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中国新生的一代真正成长起来了。没有想到年青人对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如此关心，提出如此惊人的见解。年青一代真的已掌握到马列主义。他们将来一定会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为了真理，他们付出了代价。”
一个星期之后，我再去看望将军，他兴奋地对我说：“李一哲大字报毛主席看了，并在政治局常委作了决定。毛主席说：‘这个大字报可以讨论；对李一哲不要抓，也不要关。’政治局常委根据毛的指示加一条：交群众批判，但李一哲可以‘辩论’。将军还说：只要能保住李一哲的性命，已是胜利。”

李正天这个人

李一哲这个笔名是由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个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的。我只见过李正天，其他二人不认识。
1975年春天，我到香港路经广州，特意去广州美术学院看了胡一川等老前辈，主要目的还是想打听打听一下李一哲的情况。在北京时已听说李正天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我就找到一位在美院的大师兄（在该院作教师），对他说了我敬佩李一哲的情况，能不能设法见见李正天。他说为了“安全”起见，他不能介绍我与李谈话，因为李正天当时已受到学院管制，不许私自与任何院外的人接触，也不能私自离开学院。在学院内有行动自由，但外出（指离开学院大门）要请假、登记。他并且告诉我，李正天除了天天要接受广州各个单位轮番批判、辩论外，还要参加学院的劳动——挖地洞（防空洞）。我问他，难道见一面也不成吗？他想了想说，如果你愿意，你可跟我来，但是千万不要与他讲话，因为他被“监视”中。说罢，他拿起一个暖水壶，装到锅炉房去打热水的样子，我就跟着他边说边笑。走到一个防空洞口，一位个子不高的站起来叫了我的朋友一句“X老师”，他点点头，对我小声说：就是他！我就迅速地用眼瞄了他一下，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广东人。个子不高，削瘦的身躯，面孔是扁扁的，鼻子很高，略呈鹰勾鼻型，嘴角露出坚毅而蔑视人的表情（嘴角向上），眼光很犀利，透出一种聪明和冷酷。他的模样很难使我相信，他就是征服了将军的大字报作者。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在他单薄、瘦弱的书生模样的身躯里竟蕴藏着惊人的、巨大的力量！

李一哲大字报与“中国向何处去？”

“文化革命”中最有历史价值、有理念、有系统的大字报共有三个，第一个是《中国向何处去》，第二个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作者周泉缨），第三个就是李一哲的大字报。以上三篇文章在中国影响甚大，它们恰代表了“文化革命”的三个阶段。“中国向何处去”是“造反派”造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在“在中国向何处去”中“造反派”提出了以打倒周恩来为首的“红色”资产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成产乌托邦式的“中华人民公社”。清华红卫兵“四一四思潮必胜”则是一张否定“造反派”，否定“文化革命”的大字报，矛头所向直指江青为首的一小撮“中央文革派”。“四一四”这一派多数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也即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批人——大陆里的人称他们“保皇派”，实际情况是：“造反派”才是保皇派，他们保老毛，而“保皇派”的人保刘邓，才是“造反”派，因为中国真正的皇帝是毛而不是刘）。李一哲大字是“文革”后期的必然产物。林彪事件后，中国本应走向大治，但不然，人民发现，“四人帮”完全承袭林彪衣钵，继续祸国殃民，发展到“指鹿为马”的秦始皇时代，人们私下里普遍在问：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封建法西斯专政？李一哲大字报便这样历史关头产生了。李一哲大字不但代表了中共广大被“文革”批斗的“走资派”干部，也代表了中共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人们在“文革”近十年的灾难中已感到，如果说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和法制，任何一个善良的公民都会随时遭到无辜的迫害。不但干部的生命财产不能保证，就群众的生命财产也不能得到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成为迫害良民、保护一小撮皇亲国戚的工具，马列主义何言？社会主义何言？共和国何言？李一哲大字报大胆指出：在“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所谓“林彪体系”，其实质是“君臣父子党”，国家是封建的法西斯专政，军队是袁世凯似的北洋军阀。由于李一哲讲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所以他的大字报早就在大陆暗中流传。据我的将军朋友说：广州部队的小战士几乎人手一册，军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换防的部队就把李一哲大字报秘密地带到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几乎整个解放军都在暗中学习李一哲大字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李一哲大字报是天安门事件之前中国人民思想觉醒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人民不再被马列吓倒。李一哲借用列宁的口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这个科学推向前进。”
李一哲大字报不但是在国内各阶层人民中引起巨大响，就是在海外也引起巨大反映。香港多家报刊和杂志都用重要版面和篇幅介绍了李一哲大字报。最先由明报掀起高潮，接着由明报月刊出版了由丁望先生主编的《李一哲大字报》，不久，“和尚打伞出版社”（东亚出版社）出版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由漆豪先生校）。在法国早有李一哲原著法文版出版，今年漆豪的校注版又出版了日文版。中国政治的发展，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安全证实了李一哲的预言。李一哲的提出的问题，经过打倒“四人帮”得到了部分解决，他的希望和要求也达到一部分实现，然而民主与法制并不是那么容易实行的。
目前中共新领袖也在提倡民主与法制，但是比他们很早就用生命书写民主与法制的李正天等人却仍然得不到民主与法制，继续受到“林彪体系”（就是“毛泽东体系”——编者按）的迫害。这难道不应引起人民的深思吗？人们要问：打倒“四人帮”是“换马术”还是革命？革什么命呢？离了社会问题，革命还有什么意义？
中国人常说：“轻诺者必寡信。”但愿邓小平对外国显要答应过问李一哲的事不要“寡信”。邓小平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人，但从目前中共的政局来看，好像连他也很难把握局面了。

不可轻诺

打倒“四人帮”之后，法国笔会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共发出呼吁，要求中共以人道和人权的立场释放李一哲，并邀请他们去法国演说，这事没有得到中国新政权的答复，很使世界上一切关心中共政治的友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观察家”在第十二期刊登了《李一哲在狱中》，读了该文使人对华国锋的新政权产生了疑问。好心人说，中共给“四五”运动的英雄们平了反，但为什么不给李一哲平反？“四五”精神和李一哲精神有什么两样？如果湖南省的“中国向何处去”是毒草的话，那么李一哲大字报当属香花！
不知道我在“总政”的将军朋友能否看到我的这篇文章？如果看到的话，我希望他能尽力兑现他曾经对我讲过的话，帮助邓小平把李一哲放出来，给以平反。李一哲是经过斗争考验的英雄，这样的人才不是马列主义学院所能培养出来的人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夜


兢兢业业做事 坦坦荡荡做人
——访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文革中民主与法制的倡导者李正天

《中国焦点》杂志国际版2007年第1期文稿

本刊记者 杨俊林


健全民主与法制,现在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全民共识，写进了国家大法和执政党的各种文件中；可在文革期间，因为倡导民主与法制震动海内外而首当其冲的李正天，当年曾饱受批斗和牢狱之苦。他现在的状况怎样呢？
认识李正天是去年五月份的事，但知道李正天的事却早在2004年年底左右。一次在与深圳的一位专业作家陈小妹的电话交谈中。她谈到广东花城出版社的原总编辑全国报告文学大奖的获奖者李士非四年前写了一篇题为《平反之后》的稿子,主要介绍了“李一哲反革命案”的“主犯”李正天名为平反，实际上仍被内部监控。这篇文章四年多没人敢采用，至今没发表，电话中陈小妹问《中国焦点》敢不敢发。我让她把稿子发来,先看看内容再决定能不能发表。稿件寄来后，虽是厚厚的一沓，近一万多字，连看三遍之后，觉得文章写得很有深度，而且文笔流畅，结构严谨，语言纯朴，情节感人，是篇难得的佳作。于是第二天我们经过研究，文章可以发表，但要对大小标题做一些改动，以增强文章的感悟力和震撼力。但应征得本人的同意才好。陈小妹当即表示：只要能发表，至于怎么改,那还不是你总编说了算。于是，我们经过反复推敲之后，将原标题“平反之后”改为“轰动全国的‘李一哲反革命案’蒙冤者李正天平反之后为何余波难平”。文字共分八个小段，原来每段用阿拉伯数字1—8加以区分，为了增加可读性以便吸引读者，分别署上“祸起萧墙”、“身陷囹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八个小标题。稿件编完后，总觉得意犹未尽，而且引发很多感触,李正天的悲剧绝不是一个独立的个案，而是代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的悲剧，而悲剧引发的历史根源固然很多，但体制的因素相对比例更大。为了不让这种历史的悲剧重演，就应该剖析一下造成“李一哲案”悲剧的教训是什么？于是，反复琢磨之后，我们便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执政党决不应该牺牲自身形象去保全某些人的颜面，有错就改与知错不改是执政党能力的试金石》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比起原作抨击时弊的火力更猛，火药味更浓，作为总编潜意识中是对原作者的一种保护。
如果说认识李正天，也就是从李士非的这篇文章中才对其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李正天老师比我年长四岁，1942年生，文革初期也才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在文革中万马齐喑的日子里，面对着文革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他感到中国必须健全民主与法治，他认为这是一个饱含血与泪的命题。他与几个人合写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文上书中央，引起了社会、理论界和哲学界不小的轰动。当然也因此招来了难以预料的灾难。先后接受大大小小的批斗会700多场，所庆幸的是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对李正天这件事有明确的指示，所以，李正天幸运的是每次批斗还让他坐在麦克风前的凳子上讲话、申辩，这是在文革中一次极为罕见而影响极大的大辩论，批判与反批判的文章，都付印出来，大大小小对他面对面的辩论会也开了100多场，李正天据理力争，从不低头，至使“民主与法制”的思想迅速传布到海内外。但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逐步升级时，又将已在石人嶂钨矿“接受批判、劳动改造”的李正天押回监狱，随后还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只等待正式宣判了。三中全会召开后，习仲勋在广东主持了对李一哲案的平反，省委寇庆延同志宣布了决定，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作了平反讲话。但，广东省当年整过李正天的某些负责人还是一直坚持着一种不成文的对李正天的内部控制。从此，他又饱受到了长达27年的无形管制，评职称没份，出国讲学和学术交流甭想，连到国外领奖都不行。不计个人得失恩怨的李正天就在这种禁锢中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教书育人。在美术领域与哲学领域中奋身打拼。他以自己的博学和严谨的为人处事，在学术界赢得了一片天地。在外人眼里，他是可疑分子，在广州美院，在他的学生眼里，李正天是位顶天立地铮铮铁骨的一条汉子。即使在“6?4”期间，他还坚持要“稳定广东大局，保卫改革成果”。1993年，他的三幅巨型书法拍卖88万全部捐献修桥架路的公益事业。他用人格的魅力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重，同时，也博得了一位小他25岁的才貌双全姑娘的爱情。
李正天，这位走过非凡历程的传奇人物，现在近况如何，内心不时萌发着一个一定要亲自去采访他的冲动。去年五月份，带了刚出版的50本《中国焦点》杂志，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去拜访这两位让人尊敬的“护法勇士”——李士非总编和李正天老师。
在广州美院内的一家餐厅，见到了坐着轮椅的李士非先生和穿一身长袍蓄着胡须颇有点道骨仙风的李正天老师,以及伴他身边的夫人艾欣女士。稍作寒暄，方知李士非总编04年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虽然心功能有改善，但取下一条静脉的右腿恢复不好且有中风，导致下肢功能受阻，行动不便，一步挪不了10公分。李总1930年生人，时年76岁，虽腿脚不灵，行动迟缓，但思维敏捷，始终刀耕笔种不止。虽然人早已退休，但退而不休。这些年他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当时我问他：“您为什么要写李正天的事？当时是怎么想的？”李总编在瞬间梳理了一下思绪，随即很有条理地说：“首先，我虽不是李一哲案的成员，但由于我始终关注李一哲案的发展过程，而且无形中把我也牵扯到李一哲案之中。在文章中我也作了介绍，纵观李一哲案的全过程，我觉得从此案中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悲哀和一个执政党的不幸。真理永远是真理，权力代替不了真理。事实证明，坚持和拥有真理者早晚是胜者，但不见得是幸运者。李正天从二十多岁坚持真理作了不懈的努力和英勇顽强的抗争，最终获得自由，赢得胜利。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如果中华民族多一些这样的真理卫士、正义斗士，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就会少一些屈辱，少一些悲哀。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在追求真理的战场上他是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个了不起的巨人。我之所以坚持要大书特书这样的英雄，就是为了追索一种民族之魂。我也知道在眼下国内的刊物没人敢发表我的文章，但我坚信，正义之声是没有任何屏障能封锁住的。让我欣慰的是，最终我的文章得以问世，禁锢李正天的精神枷锁终于被砸碎。我做了一件无愧于职业、无愧于朋友、无愧于民族的事。所以，我还是幸运的。”
这时李正天老师插了一句：“如果说李总是幸运的，那么由于他的正义感和《中国焦点》的原则立场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我应该是更幸运的。”
于是，我接着李正天老师的话茬问道：“李老师，当初您发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时，您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而写的？”
李正天老师很认真地答道:“当年我们提出民主与法制以针对文革中出现的社会悲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早在文革初期的1968年8月就因反对林彪、康生等人的事被关进监狱，目睹了大量践踏民主法制的行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这种事在一个有着健全的民主法制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为此，在林彪摔死我从监狱放出来‘边劳动、边审查’期间，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尤其发现有要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类提法，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认为‘民主是法制的前题，法制是民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说这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民主吗？可当他践踏了法制则造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当时听说中央要开四届人大，我们决定上书中央，就写了这篇文章，虽然因此我蒙受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但问心无愧。”
李正天老师的自信心从他的言语和表情中一读便懂。为了活跃席间气氛，我趁机问李正天的夫人：“艾欣老师，能不能说说李老师在您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艾欣女士漂亮、贤淑，是一位颇有高雅风范的女性.从她的脸上可以读懂‘幸福’二字的真谛.她微微一笑,很腼腆地说“关于我们俩的事，我写过一本名叫《苦楝树》的书，副题是‘爱上一个大过我父亲的人’。书中讲了很多我们俩之间的故事，如果说李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定位，书中我是这样写的：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一个可爱的大小孩。我和他的缘，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我无法逃避。因为我接触正天时间越长,越是无法抗拒他那巨大的人格魅力。他是那种接触越久，愈加可爱的人。我之所以愿意做他的妻子，确实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打动。首先是他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与信念。在他处于逆境时，家庭的解体，身心处于疲惫状态，生活孤独，无人调理。可他仍是那样忘我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教学之中。当时让我这个做他学生的女人难免会有几分同情，加上他对情感的专注和投入，我实在无法跳出他的情感的影响之中。最终我还是当了他的‘俘虏’，陷入到他的情感和人格魅力的双重包围之中。十几年的共同生活，证实了我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他没有让我失望，我也没有让他失望，是吧？”艾欣把话题抛给了李老师，李正天从容不迫地说：“没有她的支持、关心、体贴与爱护，我不可能有今天。我比她大25岁，比她父亲还大2岁，结婚时是他外公来主持的婚礼，婚后她把我当孩子一样呵护，时时处处想的都那么周到，为的是不让我分散精力，让我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研究之中。作为一个女人，不管年龄大小，天生的有一种慈母心肠。正如艾欣在她那本《苦楝树》书中所说的：‘在这个家里我充当着他的夫人、情人、母亲、女儿、学生、助手多重角色，承担呵护家庭每一个成员的责任。’所以说，成功的人不见得家庭幸福，但有一点应该相信：幸福美满的家庭,有利于事业的成功，而我就属于后者。”
我们边吃边聊，此时大伙都处于谈兴正浓的状态。我接着问道：“听说您在2003年参加过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的创意设计，最后击败国内外所有对手，一举夺标，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那是2003年，中国要参加在日本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中央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吴仪副总理说：‘如果这次还像过去那样的老面孔，我就不去。’据中央有关人士透露：这次设计中国馆，向世界各国同行招标，参加中国馆竞标的有日本、丹麦、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等国的专家。当时我想这是为国家争光的事，连中国馆如果也让外国人夺标，岂不是意味着中国无人吗？于是，我摒除别人早已提出过的习惯用的万里长城、大屋顶等传统图式来代表中国，而我则采用一个立体的、运动的、开放的‘太极’——双曲螺线的结构作为中国馆的基本造型创意。它既象征了宇宙星云，又与当代统一场论对宇宙模式的猜想相一致，同时还将生物体中的64种遗传密码和易经的64卦相对应，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特色的形式结构。我的这种创意经中央组织有关专家讨论,在背靠背的评选后击败群雄，一举夺标，受到国际展览局秘书长的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参加世博会以来最好的中国馆。’连东道主日本籍的世博会负责人井奥博之也称赞：‘中国馆是最有品位的外国馆。’”
李正天老师介绍的很认真，从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什么叫水平？水平是比较出来的结果。中国馆之所以能成为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在世博会展览的佼佼者，应当说，是李正天老师综合素质与多学科知识汇集的结晶。
谈及近况，李士非先生说：“不知是什么缘故，4月25日学校通知李正天， ‘李正天教学成果展’很多领导要来参加开幕式，最后安排在4月28 日开幕，展期10天。”
开幕式可谓盛况空前，很多领导与老领导，很多社会知名人士和美术界的同行齐聚一堂，首先，广州美院副院长（设计学院院长）赵健代表院领导在开幕式上第一个发言,他说：“李正天老师是不要任何头衔的。李正天这三个字如雷贯耳，这三个字，喜欢哲学的人有他们的解读，喜欢美术的也有自己的解读，喜欢美学的人把李正天这三个字看作一种时代，一种价值的具体体现。”最后他说：“广美因李正天而骄傲。”
广州美院第一把手杨珍妮同志发表了一篇对李正天高度评价的讲话，讲了她在课堂听李正天讲美学课留下的很深印象，还讲了李正天点评研究生论文时重视质量的严谨态度，认为“强化基础、重在引发”是画龙点睛的概括了李老师的教学法。
原广东省委宣传部老领导张作斌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对李正天在政治上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现在讲讲他的政治方面，我认为他的政治方面不能说是先知先觉，但是他的精神非常好，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审查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提出了一个‘民主与法制’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当时认为是不对的，是反动的。后来邓小平提出来这个是对的。你要是再晚一点提出来或者是在邓小平上台以后提出来，你也可以成为领导人物了。他那个年代能提出‘民主与法制’真的不简单。”他在发言中还特别讲到原省委第一书记林若、政协秘书长锯立铭等同志都要来，正在赶来出席开幕式。
这次展览会是由广州美院美术教育研究室主办的，按校史办负责人在研讨会上讲，这是自黎雄才大师过世后，第二次办这样的个人教学研究展。很多参观者都是看完后，又带着朋友来看第二次，每次都看得很仔细。这次展览会在广州乃至广东省轰动很大，很多美院毕业的学生专程从外地赶来参观。据说，最近还有日本、美国等国外主流媒体以及意大利、俄罗斯的专家学者慕名来采访李正天。具体情况还是请李正天老师来说说吧。
李老师稍作停顿，很深沉地说：“我不知道这次展览与《中国焦点》发表李士非的文章有没有直接关系，但从时间上推断，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这种事情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别说领导主动提出办画展开幕式的时间。我还得感谢《中国焦点》杂志，至少他们有勇气、有魄力，敢把我的事登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
前不久，因工作的需要再次来到广州，第二次拜访了李正天老师。这次，发现李老师的工作条件明显得到了改善，在他原来工作的12层楼下面又多了一间刚刚装修过的兼写作的大画室。在约200平米的大工作室里整个一面墙上镶嵌了一幅古河洛图，这是李老师精神领域中驰骋的天地，是一个包容万物的精神世界。
同时，更让人欣慰的是，自从展览结束后，他的名字也能在报纸上公开亮相了。
广州美术学院院长黎明、广州美术学院教育研究室还邀请李正天以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的名义在广东高校美术与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作了“强化基础，重在引发”的大型学术报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广东社会科学院文化传播年会还邀请李正天在会上作了关于世博会中国馆创意的学术报告。（这个项目得到广东最高奖“鲁迅文艺奖”）
广东美协的领导，广东画院的领导对李正天的学术地位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和肯定，从他们组织的一些学术会议上可以看出。
2006年12月15号，在一次大型拍卖会上，有他的15张作品参拍，竟有12张拍出，成交额达700多万，其中一幅油画甚至以高达7位数的数字成交。再次从一个侧面看出社会对他创造的艺术价值的认可。
李正天，这个被美院领导称之谓“广州美院的骄傲”的人，他以一个学者，哲人的特殊身份不仅赢得了广东学术思想界和美术设计界的高度赞誉，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将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祝愿李正天老师在艺术、哲学、易学诸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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