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溪 论文革前的“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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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溪（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理科学士，美国依阿华大学社会学硕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中，新中国的群众运动是独一无二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把群众运动当成实现国家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从更广阔的近代世界历史看，群众运动起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助産士的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这一词汇，使人们想起民主的扩大、工人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民权等等，意味着独立于体制权势和秩序之外的民间力量，总之，它代表着人类进步和啓蒙的方向。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群众运动一词所唤起的，是完全相反的意义，它代表着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一场“浩劫”，象征着人性中狂热、非理性、自私和残忍的一面，它的形象就是大轰大嗡、社会动乱、以及人民的水深火热。在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语汇中，市民社会这一词被赋予神圣的光环（这光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和群众运动紧密相关），而相比之下，群众运动则意味着打砸抢、疯狂盲动，带着再也摆脱不掉的耻辱印记。
为什麽会有这麽大的差别？不仅如此，和群众运动相联系着的，是一组对立着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在文革过去后的几十年中，在官方的和流行的文字中被塑造出来。一方面，是错误地发动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和利用群众运动的野心家，他们迫害好人、制造冤案、阴谋整人，乃至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是和群众运动相对立的、进行抵制的温和人物，或受群众运动残害的蒙冤者，这些包括知识分子、老干部，许许多多无辜的好人，而其中最为显赫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冤案”成为文革冤案的理想型，成为声讨文革、控诉群众运动的主题。此后，在中国，群众运动就成为违反理性、违反正义、违反人民意愿的同义语。
自九十年代末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对资本全球化、推动另类全球化的运动不断发展，群众性的集会、串联、经验分享、直接行动，群众运动又再次出现在更大的舞台上。尽管阶层和团体多元并存，议题和诉求多种多样，这种新型的群众运动延续了1960年代世界“革命大演习”的主题：反压迫、反专制、争取人类尊严和自由。连体制内的统治者，包括世界银行、西方各国领导人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对群众运动表示宽容，甚至吸收、窃取群众运动的语言和词汇。在世界各地，群众运动都和积极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西雅图，在开罗，在巴西阿里格雷港，在印度海德拉巴德，在瑞士达沃斯，都是如此；然而，却有一个重大的例外，这就是在中国。
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个鸿沟？这同时也意味着，如何理解和解决一个时间上的鸿沟，那就是主流话语对群众运动的偏见，和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中国群众运动的历史之间的鸿沟。
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有关新中国群众运动的一两件历史公案，将要涉及的重要人物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因此，通过本章的内容，读者能够大致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政治运动模式及其和群众的关系，而这些又如何为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政治标签、话语、和行动模式等方面的准备。

刘少奇与群众：1961年湖南蹲点调查

刘少奇是最极端的群众运动――文革群众运动的直接受害者。1963-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可认为是文革运动的前奏，而这个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领导的。文革群众运动造成了刘少奇的巨大的个人不幸，同时也暴露出群众运动的严重问题，造成后来人们对群众运动的厌恶和冷淡。而常常较少被论述的，是刘少奇本人的工作作风对文革群众运动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他所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其政策、方法和遗留下的矛盾，对后来文革中矛盾冲突的影响。事实是，刘少奇、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的工作方式和他们在文革初期的表现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对中国群众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离不开对刘少奇与群众、刘少奇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的考察。
先从四清之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中来考察刘少奇和群众的关系，这其中包括刘少奇的群众观，刘少奇执行“群众路线”的方法，刘少奇对待干部、群众的方式、处理矛盾冲突的方法，等等，这一故事，就是1961年刘少奇的湖南蹲点调查。
这件事的来由是：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産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産队，三天后，即4月12日，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反覆提到的地方。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见曾昭宣：《刘少奇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原载《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研究选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制订政策、签发批示的参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到：“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依据就是这次调查。
在这里加以特别考察的，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长达18天之久的蹲点调查，这不仅是因为很多文章和传记材料较详细地记载了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活动情况，也因为刘少奇在这里蹲点时间最长，对当地事务涉入最深、影响最大。
这里所根据的材料来源，多数是文革后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献，个别是文革当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上所发表的相关材料。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産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然而，刘少奇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産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和天华大队总支书记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下面，我就根据有关材料，筛掉其中明显带主观判断的部分，将有矛盾冲突的信息加以分析、取舍，将材料还原成尽量完整的、带有事件发展来龙去脉的故事。
这个故事中的个别细节，在198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和刘少奇在有关四清运动的几次讲话中所透露的略有出入。先来看前者。
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1998年出版的《刘少奇传》和其他官方记述，天华大队受“左”的错误的影响，粮食连年减産，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现象严重存在。当地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因此，先前的胡乔木和中央调查组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在蹲点的18天中，首先连续召集大队干部座谈会和生産队干部座谈会，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开始时，干部们都言不由衷，欲说又止，广大干部、群众受历次政治运动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不敢讲真话。为了克服干部们“左”的思想的束缚，刘少奇努力打消他们的顾虑，反覆诚恳地请求他们说真话，干部们终于被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所感动，纷纷诉说公共食堂的坏处。刘少奇还走访了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八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很赞成。于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会议上说，食堂办起来是大错误，“不是我们提倡散，而是群众要求散，要允许群众有这种自愿。”之后，刘少奇正式对当地公社、大队的干部说：“请你们立即宣布解散食堂！”（见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公社食堂成败的问题（而天华大队食堂是否和其他地方的食堂一样彻底失败，这是有疑问的，下面将要谈到），而主要是政治精英和群众的互动方式的问题。让我们特意来看一下有关记述对当时情景的生动描写：
“食堂解散了！”消息传出，许多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当作特大喜讯奔走相告，很快就传遍了附近的社社队队。
“这是什麽人开的恩？”“听说是省委工作队。”
“没有听说传达中央文件，省委工作队有多麽大的权力？”
“是刘主席亲自下的命令！”
感激、喜悦、疑惑。但“食堂解散了”确是实实在在的。
束缚在群众身上的枷锁被砸开了，人们能不笑逐顔开，能不欢呼雀跃吗！（见曾昭宣：《刘少奇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原载《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研究选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p135。）……
天华人民从心里感谢刘主席。他们说“这回真是来了青天”，“刘主席和我们想到一起了”。（见中共长沙县委员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原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326。）
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情节的描写，很自然地就纳入了中国封建传统的“清官”乃至“明君”话语：一位高高在上的皇上或大官，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才发现民生艰辛，且恐于当地恶吏的横行霸道，敢怒不敢言。皇帝（或清官）的临幸惊讶和感动了苦难中的小民，他们跪地痛哭，一股脑地将苦水倒出，皇帝（或清官）开恩，凭举手之劳，就解决了民众的倒悬之苦，万众欢腾，齐呼“皇帝万岁”，或“真是来了青天”。
有关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官方记述，和以上话语的各个细节都是吻合的：比如：轻装简从，住在老百姓家里，睡门板铺禾草，亲自到社员家中访察，啓发诱导社员讲真话等等。还有两个细节突出地表现了人民共和国的这位“青天大老爷”的“体察民情”的形象：一是在东湖塘公社调查时，用脚撩开山坡上一堆风干的人粪，来察看有多少没消化的草和草根，二是在天华大队施家冲社员座谈会上，取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共和国主席察看农民的粪便、向社会最底层鞠躬的描写，表现了在九天之上的高级官员对九地之下的民间躬亲访问的反差，更从反面突出了精英和群众之间的森严等级。
刘少奇的湖南考察被誉为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典范。中国共産党在历史上有着强大的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传统。翻开刘少奇的著作、讲话，他对群众和群众路线的论述比比皆是，看上去似乎和毛泽东的差别不大。然而，仔细解读，并参照刘少奇在湖南调查中的工作方法，我们能看出一个微妙但重大的差别。
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在70年代写作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政治》一书中已经精辟地总结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和群众关系上的差别：
［刘少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个工会组织者在为工人工作，或与工人在一起度过的，他对此感到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后，他每次到农村“视察”总是坚持“参加生産劳动”。……毛并没有比其他领导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深入群众——毛实际上可能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为他常常长时期地与世隔绝，据说，他的死也与此有关。但是，与其说毛为促进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直接关系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说他比刘更注意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译文引自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萧耀先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迪特默的这个观察是有洞见的。的确，毛泽东1959年6月到家乡韶山，并没有像刘少奇那样作蹲点调查。1955年，毛泽东号召领导同志都下去调查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自己并没有去实地考察，而是根据各地的调查报告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另一方面，毛泽东除了强调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之外，他更强调：将传统意识中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颠倒过来。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应该是指共産党领袖和一般的精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而问题在于让民众永远脱离软弱、愚昧的状态，让民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一种是救民于水火，一种是增加民众自己手中的权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赋权，虽然都能给民众创造福祉，但却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方法。在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这两件事并没有冲突，都体现在中国共産党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産党以人民的名义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两种群众观、两种不同的对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渐渐显露出来，并发生矛盾冲突。
在毛泽东心目中，“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的方法，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解放，因此，赋权的主要手段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在其他很多中国共産党领导人心目中的群众路线，是经过封建传统的“明君”“、清官”的棱镜折射过的“爱民如子”意识“、为民请命”意识和“青天老爷”意识。
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官方记载，无论是否准确、是否片面，都反映出：刘少奇倾向于将群众理解为可怜无助的子民，而他很乐于以至高无上的中央领导人的力量去解民于倒悬，使他们恢复到“安居乐业”的理想状态。官方记载的描写也加强了这种渲染，比如下面这段描写：
少奇同志听着社员们的这血与泪的控诉，再也坐不住了，他气愤地说：“既然已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过去怎麽不提意见，现在还是胆战心惊不敢直说？”
“谁敢说哟，上面说公社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向共産主义过渡的桥梁，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拆桥，就是破坏社会主义阵地，就要被戴上右倾分子帽子，就要受到无休无止的批判，如果今天不是你刘主席，我们的这些心里话只能让它烂到肚子里……”
这位社员的哭诉，又使少奇同志冷静了下来，是啊，不能怨这些善良而宽厚的群众。我们的群众多好啊，他们已经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还在默默地忍受着。（见刘振德：《我为刘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p134）
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刘少奇宣布解散食堂，群众奔走相告。感谢大慈大悲的领袖，将饥寒交迫的群众，复原到感激涕零、安居乐业的群众，仍像以前一样善良而宽厚，继续忍受着其他世间的不平。这一段描写，与其说是对公社食堂的控诉，不如说是对下层群众安于被宰割的谦恭态度的赞美，刘少奇对党员必须作驯服工具的论述，和这种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见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80日）
刘少奇没有安排让更多的社员去控诉，更没有安排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控诉和辩论并不是刘少奇的目的，从上至下施行大慈大悲的仁政，才是目的。控诉和辩论将赋予群众权力，将使他们自信，将使他们摆脱“善良而宽厚”、“默默地忍受着”的状态。但这不是刘少奇所要的。
既然不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党和精英来“体察民情”，来“为民做主”，刘少奇指示调查组讲究工作方法，注意群众情绪，注意他们说话的语气，从中发现问题。如你提出一个问题，群众“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笑脸，还是哭脸，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见王中杰、陈清林、叶建军：《试析1961年刘少奇湖南蹲点调查》，原载《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群众变成了不会说话的婴儿，要由父母官们去解读其表情。干部群众一开始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或是被当地干部所胁迫，或是被“极左”所禁锢，不敢说真心话。这真描绘出一个封建传统秩序下的民众状态。总之，群众就是这样一群软弱无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彭梅秀事件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调查，也遇到了一些矛盾斗争。这就是发生在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文革后的官方文献中，趋向于将此事件轻描淡写，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刘少奇和当时长沙县委在此问题上的矛盾，比如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和长沙县委就对彭梅秀的褒贬程度不一。有关文献记载，刘少奇发现天华大队的一些问题并着手解决时，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産生了对立情绪。刘少奇的调查显示彭梅秀有讲大话、搞浮夸、欺上瞒下、压制民主的错误。而彭梅秀则公开对国家主席发表不敬的言论，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産的，是来找岔子的。”一次刘少奇正在同工作队谈话，彭梅秀在外面大声叫骂，刘少奇只是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在离开天华大队那天，刘少奇找彭梅秀作了最后一次谈话，说：“我作为国家主席，是领导；作为共産党员，我们都是同志。我这次到这里来，群众都说过去大队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的经验，同时也给上面，给你们大队总支，包括给你提了很多批评。我看这些批评很正确。”据记载：“彭梅秀同志坐在慈祥的刘主席身边，又激动、又愧悔。她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衷心感谢党组织，感谢刘主席对她的教育和帮助。”“后来，彭梅秀同志愉快地服从党组织决定，调到黄花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她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一年后被可恶的病魔（淋巴癌）夺去了生命。”（见中共长沙县委员会：“实事求是，为国为民”，原载《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326）
然而，从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多篇讲话中，我们发现这件事情远比上面所描述的复杂、严重，尽管刘少奇的讲话本身并没有交代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以下是刘少奇1964年7月13日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片段：
一九六一年我在湖南天华大队住了十八天，在我去之前，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工作组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写了一厚本调查报告，大多数材料是不确实的，他被基层干部骗了。天华大队是湖南一个多年的模范大队，支部书记是个女劳模。这个队生産也不错，比其他队少许好一些，但不是一类的，也不是三类的，是中等。我相信，胡乔木的报告，也找劳动模范汇报了，又找贫下中农座谈了，住了十多天，才发现这个队有问题。那里真正当家的，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她秘书，劳模是出面的，劳模也并不是那麽真，并不那麽模范。发现问题后，给长沙写了个信，叫县长带了一个工作组去了，召集贫下中农开会，扎根串连。开了一个用湖南的话叫三部份人的会议，即贫农、雇农、下中农，没有叫支部书记参加会，没有按照她的安排去做，于是这个劳模生气了，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又有几十个人一道，她赶我走，我就不走。我用打游击的办法，住老百姓家里，困卧草。公安厅长也去了，还有带枪的，她要赶我走，说我把她的秩序搞乱了。湖南称年纪大的叫胡子，你姓李，叫你李胡子，她叫我刘胡子，说刘胡子呆这麽久，把她秩序搞乱了……。我只是发现问题，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更没有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交给县长，搞了半年。”
这件事，刘少奇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反覆提到（如：《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日）、《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内容大同小异，我们从中可知：虽然刘少奇这次调查活动号称不要领导人陪同，但实际上湖南省公安厅派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执行保卫工作，带着枪，用刘少奇的话讲，“声势浩大”[1]。说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这次蹲点调查兴师动众不为过，除了刘少奇叫县长带一个工作组去扎根串连之外，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头面人物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以及胡乔木都专程前往天华大队。[2]作为一个小小的大队总支书记的彭梅秀，不仅当面和国家主席发生冲突，（刘少奇在讲话中愤愤地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队去，都要赶我。[3]”）而且在阵容强大的官僚的压力面前也没有屈服，刘少奇派省委一位处长找她商谈，她避而不见。事后，刘少奇派了省妇联主任易湘苏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4]。【本段注释：[1]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2]张平化：《回忆少奇同志在湖南蹲点》，原载《我眼中的刘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4]唐振南、王文珍、贺正《：刘少奇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有关彭梅秀被调动工作，以及后来病逝的情况，官方文献没有详述，这里参考文革运动时期发表在群众组织报刊上的一篇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根据这篇彭梅秀的爱人万国华口述的报告，彭梅秀被调动工作是出于刘少奇对彭进行打击迫害，而彭梅秀的病逝，省、县的领导人负有一定责任。
这篇题为《血泪的控诉——刘少奇是怎样害死优秀的共産党员彭梅秀的》（原载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7月1日，南大卫东赴湘调查组整理）的调查报告说，自从刘少奇认定彭梅秀是坏干部之后，就下了一道命令，责成省、市、县委派来一百多人的工作队，刘少奇自己任分队长。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带着三个厅局长级干部、十多个处级干部、几十个一般干部也闻讯赶到，长沙市委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汪季云，长沙市委副书记，县长李满城也带着大批干部报到，一场以“整风整社”之名来打击、陷害彭梅秀等人的运动开始了。彭梅秀听说刘少奇决定开大会斗争她，就气冲冲地跑到王家塘找刘少奇讲理。她责问刘少奇：“我犯了什麽法，有什麽错误，包庇了什麽坏人，你就指出，你不指出，不搞清我就不走。”这时胡绩伟（应该是和刘少奇一齐来的）跑出来叫人捆彭梅秀，说：“彭梅秀反对刘主席”，并骂彭梅秀是混入党内的坏家伙。而彭梅秀板着脸说：“你捆吧，我没犯法，我没有错误，你吓不了我，你不敢捆，你以为我会怕刘胡子呀，不怕哩！”当时很多社员在田里做活，听说要捆彭梅秀就都跑过来了，将她劝着拖走了，并对她说：“彭书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斗得过他呀？他是国家主席哩！”彭梅秀仍大声说：“怕什麽，国家主席吃不了人，我不怕，捆就捆呗，我没犯法，他不敢捆。”
从此，刘少奇就将彭梅秀“一脚踢开”，大小会不让她参加，而彭梅秀有两次硬要冲进去参加，一进去就质问他们：“你们要开什麽会？为什麽不通知我？谁决定的？现在我还没有被撤职，就是撤了我大队书记的职务，我还是公社副书记，还有权力参加哩！”
刘少奇想打击彭梅秀，又抓不到她的小辫子，就决定把她调到金山桥大队去，但彭梅秀决定抵制，她说：“我的问题是在天华大队出的，应该在天华大队搞清楚，刘胡子不搞清我的问题，我就不去。”最后，刘少奇将彭梅秀调离反省，还派两个干部长期监视她，连吃饭、大小便、睡觉都派人跟上。住在彭梅秀家监视她的人，或躲在窗户下，或溜进屋内放下蚊帐睡在床铺上，偷听彭梅秀和家里人的谈话，监视半年之久，不准和社员谈话见面，连住一个屋的亲兄弟也不能见面谈话，后来又借口保护她，调到县里反省几个月，她仍坚持不写半个字的检查。那时，彭的爱人患重病住院，彭梅秀在县反省，抽空去看她爱人，也有人偷偷跟上，躲在外面花台树下偷听。面对打击，彭梅秀说：“刘胡子来，我不怕哩！我没贪污弄弊，没做坏事，你把我们大队班子解散，把我搞走，我不同意。”
刘少奇在讲话中曾提到“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彭梅秀的秘书”，根据万国华的口述，这是指天华大队的秘书彭登奎，被刘少奇认定为漏划破落地主，并把一大批干部划入“彭登奎集团”加以排斥，一概打倒，成立工作队把权接了过去，整理了彭梅秀等人的黑材料，并让“有问题”的干部调公社反省，把彭梅秀当“石头”搬开。
后来，彭梅秀被调到黄花公社不久，即含冤患瘤病而死去。万国华的口述说：“在她患病治疗中，省卫生厅和长沙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搞了不少阴谋诡计。当时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说要立即转武汉，但是省、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同意，同时还将患者放在妇産科住了一个月之久，使患者病情越来越重了，才转入内科治疗。后来内科又要转北京协和医院，经县打电报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这个坏家伙回电不同意，彭梅秀就是这样活活地拖死了。刘少奇的魔爪就这样恶狠狠地夺走了彭梅秀年青的生命，她死时仅三十一岁。”
天华大队贫下中农对彭梅秀调走非常惋惜，对她的死非常难过。彭梅秀死后，晚上十一点钟尸体才能送回去，贫下中农一千多人站在公路上等候。第二天追悼会又是一千多人，很多人痛哭流涕。
以上叙述，和文革后的官方文献出入较大，但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讲话所透露的信息基本吻合。综合所有的材料，我们可以大致作出一些观察：
首先，天华大队的食堂并不是最差的，而刘少奇下令立即解散食堂，倒是给生産和群众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彭梅秀说：“马上散食堂，社员炊具有困难，锅碗什麽都没有，这样一来会搞糟的。”但刘少奇不听，说：“我说你不要谈了，你不老实，不讲真话，为什麽群众要散，你不要散哪？”不出所料，很多地方解散食堂后，社员家里吃小锅饭的炊具都没有，问题严重。解散食堂，本来是纠正政策一刀切的错误的措施，但这个措施本身，也采用了粗暴专制、不顾地方实际情况的一刀切的方法。
其次，彭梅秀基本上是一个“好干部”，没有贪污，这是连官方文献都承认的；对这样一位年轻干部，动用上百人的工作队、几十人的武装队，长期地监视、迫害，这就是国家主席、人民的大清官所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的另一面，那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善于搞斗争、善于整人，敢于动用“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他的人。
彭梅秀事件展示给我们：在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刘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人、迫害人的内行里手。如果说，刘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运动对他的打击迫害，那麽，根据同样的逻辑，刘少奇亦应该为彭梅秀的死负一定的责任。
毛泽东晚年对群众运动有一些著名的论述。他主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这就凸显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群众运动如何搞法上的差别：毛泽东主张群众自己起来展开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所开创的先例；而刘少奇则惯于依靠党的官僚机器来展开运动，即向基层派遣工作组、工作队，它们在基层就代表党，可以以党的名义、以运动的名义打击一切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群众只是为他们壮大声势的侍从。下面将要论述的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情况，将更进一步证实这一论点。
当然，这里也不是把历次运动所造成的打击人迫害人的罪过都推到刘少奇身上，在基层用打击迫害的方式搞运动的，是许许多多的党的驯服工具，和一些机会主义者。比如：像胡绩伟这样的党员，仅仅因为别人顶撞了刘少奇，就要把人捆起来，他们是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的积极推行者。而讽刺的是，几十年后诅咒群众运动残忍暴虐的，正是同样他们这批人。（见胡绩伟：《胡绩伟自述》，四卷本，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
在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也有类似这样一个人物，这就是王升平。50年代，他在刘少奇的故乡炭子冲任过村长、农业社长，人民公社化时任党总支书记。1952年起曾多次写信给刘少奇，反映家乡的情况，被称为是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刘少奇在国事繁忙的情况下，还给他写过三封回信。在大跃进中，王升平犯了“五风”错误（即所谓“共産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産瞎指挥风”），被上级宣布撤销职务，停职反省。但他不服气，认为当时一切要大办、大跃进都是上面号召的；鼓干劲“放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动机是好的。刘少奇在家乡考察期间，请来王升平，向他询问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在刘少奇的啓发下，王升平说：“实话讲给刘主席听，大锅饭再吃下去，就会人路死绝，国破人亡。”（见柏福临、陈绍筹、王作坤编：《一代公仆刘少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升平本来是紧跟“极左”路线的干部；很多像他这样的干部在大跃进中，大搞“五风”，大搞“极左”，这是导致公共食堂失败的因素之一；而这些干部很容易从“极左”变到极右，成为群众新生事物的最激烈的诋毁者。文革后的许多官方文件，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人路死绝，国破人亡”这句话，本来出自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大队前“五风”干部之口，却被说成是湖南群众的声音，特别是强加给食堂搞得没那麽糟的天华大队。讽刺的是，刘少奇在迫害彭梅秀的同时，却在为这位搞“五风”的干部平反，从而成为刘少奇落实党的政策的一项功劳。
胡绩伟、王升平的共同点就在于：积极参与刘少奇式的政治运动，用“极左”的方式把运动推向荒唐的极端，造成普遍的恶果和群众的厌恶之后，再调过头来攻击毛泽东发动运动的初衷，把群众运动的形象彻底败坏。

刘少奇与毛泽东：两种群众观和两种群众运动方法

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了“公众”与“人群”这一对二元对立概念。“公众”和“人群”都是一群人，但它们具有本质不同：“公众”里面的人具有独立思考、冷静批评、理性讨论的能力，而“人群”中的人则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公众”里的人是多元的，各不相同的，而“人群”中的人则是人云亦云、众口一致的，因为他们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而只会随声附和领导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比塔尔德的论述更通俗也更著名的，是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该书在二十世纪之初影响极大，勒庞同样认为：人群是被情绪所控制的，易于受暗示和催眠术所感染，比如人群中的个别过激行为就会互相传染，导致整个人群趋向疯狂，难以控制。塔尔德和勒庞的人群心理学，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实证基础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早已成为陈旧简陋的古董，相当于十八世纪的“放血疗法”在当代医学中的地位。然而，其观点论述很接近人们的日常直觉，因此，我们能发现当下许多人对群众的理解都近似塔尔德的“人群”。
这里，是想引用这种对人群的理解来说明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两种不同的群众观。刘少奇在其著作、讲话中，从不忘强调群众路线，但再仔细解读，研究他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群众，很接近塔尔德的“人群”。在刘少奇那里，群众很容易被权势阶层所胁迫和欺骗，他们的言论经常是被地方干部所操纵，从而众口一致，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心话。而一旦在正确领导的劝慰、诱导下，就会纷纷打开心扉，向党交心。在刘少奇心目中，群众的最主要优点，就是人多力量大，声势大，但缺点是：一旦发动起来，就容易有过火行动。
而毛泽东的群众观更接近塔尔德的“公众”。毛泽东同样也强调群众的数量优势，并经常在“群众”前面加以数量冠词：“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真正的铜墻铁壁是什麽？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等等（分别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介绍一个合作社》）。同时，毛泽东还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把“议论多”作为群众的一条首要优点，这里所称赞的，不止是议论的声势大，而且是群众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亦即一种意见的多元性。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主张在这种辩论中，“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见毛泽东：《在中国共産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和这种群众观相联系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群众运动的搞法。假如说，刘少奇时刻强调群众的现实利益，那麽，毛泽东则更关心群众的言论权利、思想权利，这和毛泽东一贯重视文化艺术、教育媒体等上层建筑领域相一致的。因而，毛泽东把言论表达视为群众运动的中心：“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麽法律都有效。”（分别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在刘少奇那里，群众运动的重心在于政治精英的领导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搞法主要是从上至下的。言论、信息在刘少奇的群众运动中，主要不是由群众来掌握和表达的，而是需要由政治精英控制甚至保密、透过官僚等级有序地向下传达扩散。因而也需要对群众实行分类排队，区分核心、外围和异类，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这一点，将在下面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回顾中说明。
毛泽东和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也非常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是从鱼龙混杂的不同观点开始，经过辩论，群众进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观点进一步转化、分化，逐渐克服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出现阵营分明、是非分明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锻炼人们的鉴别能力、明确对立面、将落后、反动的因素孤立、暴露出来的过程。比如毛泽东所描绘的一个群众辩论的典型发展过程：“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即：‘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几千学生里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人就孤立了。”（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刘少奇也反覆提到“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群众在一开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覆耐心的啓发、诱导，他们才敢于讲出他们心中的真话，一旦将大部分群众都啓发、劝导成功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时的群众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服用了兴奋剂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这时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强调政策，也就是对运动进行“纠偏”。因而，在运动初期“宁左勿右”，在运动后期“宁右勿左”，就成为领导运动的一个要诀。容易看出，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规律”，和塔尔德的“人群”的盲目性、非理性形象，是非常吻合的。
这里，提到了“左”和“右”，这是一对多义的、经常被搞得混乱的概念。比如，在当今主流和官方的回忆录文学中，毛泽东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变修、国变色”危险的强调，对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强调，是谓“左”，同样，在政治运动中，采取简单粗暴、暴力体罚的办法对待干部群众的作法，也谓“左”；但问题在于：毛泽东强调前者，却从未提倡后者，是政治运动的各级推行者，把“阶级斗争”的主题庸俗化、歪曲化为对干部群众的残暴迫害，在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刘少奇和王光美。而恰恰是毛泽东，才纠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种“左”：即简单粗暴地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群众。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回顾来说明这些复杂问题吧。
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这个共识就是：通过运动，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铲除滋生新的资産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産生修正主义（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p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960年起，毛泽东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特别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坐镇指挥四清运动。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不同场合下对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的文件，对四清运动起了主导作用。
196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久，刘少奇则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说法：“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在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插话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于是就接过这句话，不断发挥、加码，说“三分之一打不住”。毛泽东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一直持续着。
1964年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最后定稿。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所谓“扎根串连”，是指像土改时那样，由共産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讲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50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8月16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他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1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发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上下语境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和一切精英的看法都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见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庞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少奇所提倡的其他几条工作方法，也带着他所特有的精英主义群众观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痕迹：“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刘少奇：《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这是再次重复他1961年“微服暗访”的主题。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印发《后十条》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后来，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对刘少奇这种向群众封锁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在另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你们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华东局书记下去，不见得搞得过基层干部，不见得斗得赢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因为你什麽也不知道，他有一套，你们一举一动他清楚，他的一举一动你们不清楚。你们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你们的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强龙难斗地头蛇。”（见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1、23日））。
几乎和印发《后十条》同时，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给了我们一批生动的例子去了解刘少奇的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


王光美与“桃园经验”
王光美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分别在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4年春节期间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园），化名董朴，担任工作组副组长，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县高镇，化名鲁洁，职务为“一般队员”，第三次是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兴县周家庄，化名林立。这几个地点都靠近铁路沿线，其中“桃园经验”所在地——卢王庄公社就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
下面将参考《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下简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来分析“桃园经验”这一刘少奇式政治运动的典型案例。将对照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上透露的有关材料，和文革后官方出版物中的有关材料。虽然这两类材料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但对四清运动实际过程的描述和评价，差别并不很大，因此没有理由否定这两方面资料来源各自的真实性。
《桃园经验》的确是王光美花费了心血的，这个录音报告听一遍就要五、六个小时。该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下面就来看看这些过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一）秘密扎根串连
《桃园经验》开头说到：“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像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神秘化心态鞠然可现。根据王光美的报告，当地干部为工作队提供了26个“根子”，工作队认为其中只有14个是合格的，工作队自己又发展了11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说话，选他们作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个根子（见《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来者进村后，神秘莫测地、简单机械地、强加式地给村里的人口作分类、打标签，当地人会做出什麽友好反应。
有关资料透露出实际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队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光荣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说：“贫下中农见到工作队带答不理的，甚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吃饭时把你搁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根本没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里吃饭也不热情。”（注释同上）
王光美按照刘少奇“工作队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进村后让大量的工作队员局限在少数人当中搞神秘活动，物色所谓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众放在一边，对中农也不交代政策。寻找一个根子，往往半个月。工作队进村一个月，才找到了几个根子，有的工作队员由于清规戒律特多，就一个也没找到，其中还出了不少笑话。在新城县高镇的一个生産队有五个工作队员，所扎根子对象都是同一个老头（贫农），五个人又都互相保密，扎了二十多天，闹得这个老贫农莫名其妙，说：“四清就是这样搞法？！”使得五个工作队员哭笑不得。（注释同上）
不难看出，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桃园报告》里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是后来被提拔为大队书记的关景东，此人一开始，就被王光美选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关景东的交往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可以说，关景东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早就“扎下的根子”，王光美来到离北戴河海滨不远的桃园大队蹲点，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八年，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当时刘少奇一家恰好在不远的北戴河休养。一个晴朗的下午，刘少奇夫妇专程趋车去拜访这位大跃进的英雄，从此结下了友谊。刘少奇回京后，关景东后来带着社里的花生和苞米，专程赴京看望刘氏夫妇。（见《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当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时，关景东因为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员反对，已经降为没有领导生産实权的民兵连长了。进村不久，化名为董朴的王光美秘密接见了老朋友关景东，并保证“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不知是讽刺还是必然，关景东这位搞“极左”浮夸的干部、群众声望不佳的人物，成为王光美的根子，并成为她极力扶植的正面典型。
（二）对待干部和群众
《桃园经验》说，工作队发现：当地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干来吓唬工作队。工作队的对策就是：发动群众，前后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面就来看，这些操作是怎样实行的。
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桃园四清一开始，就把全村干部通通赶上了楼，大搞人人检查过关。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见《彻底揭发批判在桃园四清中王光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复辟罪行》，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桃园经验》的冗长叙述的一条主线，就是工作队教育、帮助关景东，联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干部、坏分子、原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打倒、并追查他的反动出身背景的过程。王光美在报告中，曲折地承认了吴臣在村民中威望较高这个事实，而文革中群众出版物也承认，吴臣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主要缺点是对待群众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没有材料证实王光美对吴臣是国民党特务、僞警长，开过大烟馆的指控（见《歪曲，捏造，陷害——关于吴臣问题的一些调查材料》，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红卫报》，1967年12月29日）。这里关心的问题，不是吴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对于一位基层干部，在未有充分证据、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事实。
我们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调查资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具体作法：清经济开始后不久，王光美决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吴臣当“活靶子”来斗争。这一天，吴臣刚到会，桃园工作组的二队组长赵ＸＸ便掏出手枪，把吴臣看管起来，并威胁说：“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
1964年3月15日，桃园大队召开了批斗处理吴臣大会，没有经过支部和贫下中农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的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公社负责人宣布处分吴臣的理由是：“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吴臣是国民党特务、僞警长，开过大烟馆，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调查资料还指控说，王光美是武斗的积极吹鼓手。她看到二队工作组斗争本队副队长关希彦，对该队的工作组长说：“你们火力不足，给你们调些人来。”后来，二队发生了武斗，一队工作组长知道后，提出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队武斗现象最严重。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正在罚跪，她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怂恿下，桃园大队体罚成风。（见《打倒王光美，解放吴臣》，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6月16日）
吴臣没有被彻底屈服，工作队对桃园大队的介入，没有能完全解决原有的矛盾，实际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干部群众去斗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王光美临走，留下原桃园工作队小组长赵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队员作为巩固组，在桃园坐阵。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巩固组就已经招架不住了，事情越来越糟，组长只好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流传全国，又被刘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于1964年9月急忙赶回桃园，召集原班人马，进行第二次四清。这次回村，王光美改变原来平易近人、实行三同的作法，进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队进行侦察与扫清“障碍”，把民兵的枪支弹药全都收缴了。并在邻近各村都布置了侦察员。然后，王光美在便衣武装人员护送下到原来的住处，前门有哨，后门有岗。（见《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项目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33个疑点，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坚持根据不足的证据给吴臣定了案。
王光美生怕吴臣翻案，1964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耽心的，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见《刘修外传》，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5月21日）
王光美蹲点过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见《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群众“放包袱”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四个教师，本来被认为没有什麽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见《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三）运动群众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四清中搞群众运动的主导策略。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见《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
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当地干部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鶏给猴看”。
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不加区别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突破口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见《第三桃园：定兴调查纪实》，七机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飞鸣镝》，1967年4月27日。）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488，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见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本来是所谓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造成很大冲击。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亡50多人。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麽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1125）。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麽多人？哪里调这麽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麽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麽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毛泽东的话引自：《刘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罪行调查报告》，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5月7日）。四清运动在这方面确实创立了新中国群众运动的一个记录：当地几十万人的人口，接纳了一万多人的官方运动推动者。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后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见李新：《“四清”札记》，萧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四清”群众运动中的“左”和“右”

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运动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已经论述了，结果是以毛泽东的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概括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条》中写进“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关键的话。
提出社资矛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修辞上的升温和加码，但这并没有立即转化成“极左”的操作，《二十三条》的实际作用，是大力纠正了刘少奇领导四清中的“极左”、粗暴的作法。
这个插曲，打破了传统意义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什麽毛泽东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说法，来概括刘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风格。
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和党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然而，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并不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反而是多次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如何理解这种差距？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系统地阐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具体的操作层次上怎样展开。然而，从毛泽东建国的言论中，能够发现，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的继续”，等等，是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间接、曲折的中介过程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论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代理。这样的中介过程，远远要比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几的坏分子”、开除党籍、行政处罚、肉体消灭这类简单、机械式的方式复杂得多，微妙得多。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産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也许，这就是为什麽，毛泽东可以让走资派重新工作，因为这些当了走资派的“人”并不是资産阶级，并不是主要斗争对象；资産阶级存在于党内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因为这些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而且掌握着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讲话、体罚、监禁乃至肉体消灭，都无助于事，问题在于，“思想上的阶级”，只能与之作思想的斗争，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灭。“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说，当暴力是游戏规则时，说服是无效的，但反过来的道理，其实更重要：当自愿与说服是游戏规则时，暴力强迫只能遭遇失败。现代政治的权利支配基础中，自愿与说服的因素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于阶级、权力与思想的看法，是不仅是极具特点的，而且是富有远见的，他看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其具体操作方式，不是急风暴雨的暴力，而是各种言论的自由、充分的表达，以及长期的、深入的批评辩论。
当然，本章的主旨，在于说明问题的另一面，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産生厌恶感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个理解，就不难区分毛泽东的“左”和刘少奇的“左”的根本区别；根据这个理解，也就不难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告别革命、作威作福、逍遥享受当受背叛之名，但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者，当他们以阶级斗争、无産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运动群众、乃至镇压人民的时候，给群众带来的痛苦，给革命声誉带来的败坏，都是更严重、更致命的。其实，形“左”实右，是一切“官僚主义者阶级”、腐化变质者的主要特征，他们打着革命旗号、借用革命的法统和仪式，把革命的口号庸俗化，实际上歪曲、败坏、窒息革命。中国共産党官方话语中所谓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般被视为一“左”一右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们经常结合在一起，是互补得非常好的统一体。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中国的刘少奇，都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节选自童小溪著《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第一章：《文革前夕的领导与群众：以四清为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