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志峰 “批林批孔”运动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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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运动的来龙去脉

阎志峰

近年来，全球各地方兴未艾的“汉语热”扑面而来，全世界看到了古老儒家文化散发的深厚魅力。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以圣人“孔子”为名、回归中华文化主流的孔子学院应运而生。截至2010年10月，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发展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在1970年代，这样的事情却是不可能的。当时，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使1972年前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又出现混乱，全国经济严重滑坡。

毛泽东：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971年9月发生林彪叛逃事件后，毛泽东意识到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毛泽东极其关心将来人们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他坚持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针对林彪事件发生后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斗“走资派”、“夺权”上，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此后，虽然有的文章也提到批孔，甚至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成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修养”而加以批判，但批孔并未成气候。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很容易地把林彪与孔孟之道联系了起来。毛泽东认为林彪就是那种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加上后来在清查林彪家里时，发现了一些别人为林彪整理的儒家经典的语录片段，更加证实了毛泽东的想法，所以在深入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孔子和哲学史研究中涉及的儒法之争发表看法，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提出了批孔的问题，以此论证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要批判孔子。同日，江青去毛泽东处，毛泽东送给她一本郭沫若抗战时期著的《十批判书》，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
7月4日，毛泽东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时，专门有一段话谈到批孔问题。他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毛泽东再次谈到他的这些观点。
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时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他念了一首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这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谈起秦始皇。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以历史题材作现实文章，把“批林整风”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反对变革的儒家、推崇主张变革的法家联系起来，把“批林”引上了防止“右倾回潮”、反对“复辟倒退”的方向，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一号文件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

在中共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在中共十大上，毛泽东虽然谈到了要批判尊孔思想，但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还是把批林整风作为主要任务，并在大会的公报中宣布：“当前，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继续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这里没有一个字谈到批孔，更没有把批孔列为主要任务。
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江青集团通过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
中共十大后，江青集团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林彪事件后，有关方面在清查毛家湾的林彪住处时，查到林彪引用孔子、孟子的几条言论材料。例如，1969年10月9日，林彪写给叶群的一张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林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写了四条“克己复礼”的条幅。“克己复礼”出自《论语》，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关于“仁”的理解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是说，要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就称你为“仁”了。两校批判组对林彪将孔子的“克己复礼”多次写成条幅这件事情格外看重，力图通过批判“克己复礼”使林彪与批孔相贯通。《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以林彪的言论与孔孟的言论相对照，编了8个部分，重点是第一部分：“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它生搬硬套了一些孔孟的语句，注解定为反动没落的思想，作为立论前提。以为数不多的林彪摘录的古代哲人言论和其他言论笔记相对照，作为根据，通过批判“克己复礼”把林彪与批孔贯连起来，说明林彪搞的极“左”那一套，只是克己的韬略，实质是极右的“复礼”，即复辟资本主义，搞倒退。
江青一伙利用他们控制的报刊和大批判写作组，发了大量批判孔子，批判儒家的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笔名“梁效”的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笔名“罗思鼎”，中央党校笔名“唐晓文”等，在当时都非常有名。“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几个大批判写作组，在一个时期内，成了“四人帮”制造舆论的中心，变为他们呼风唤雨的传声筒。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
1974年元旦，江青一伙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12日，江青、王洪文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江青、王洪文建议，把《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各省市。毛泽东随即批示：“同意转发。”
1月18日，中共中央以1974年第一号文件转发这份材料，“材料”前言说：“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表明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一号文件加批语指出，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性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当时中央批发这个材料，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认为批孔可以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更主要的是借宣传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江青无耻地自我吹嘘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个材料的迟群（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1973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青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江青：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批孔呀？

江青得悉毛泽东批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之后，立即于1月13日深夜，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写信，要求开展“批林批孔”。她通知迟群、谢静宜（时任国务院科教组成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和谢静宜的丈夫空军干部苏延勋三人，来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地。
江青对三个人说：“毛主席在1973年与我曾谈过批孔的问题，我向政治局传达后，周总理没有主持讨论。”“我要替毛主席抓大事，抓典型，协助主席抓好批林批孔工作，共产党不批孔，岂不是怪事？批孔，军队进行的最差劲，不检讨我是不答应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批孔呀？”
江青越说声音越高：“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你们就是我的炮队。现在我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我给你们找地方去开座谈会，去放炮!”
在此以前，江青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于是，她立即把这份材料当作炮弹，越过中央军委、南京军区，亲自给连队写信，派迟群、谢静宜到防化连送信。她并且把写给空军司令员的信以及材料，叫苏延勋亲自送去。第二天，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分别到了南京防化连和空军某师。
据谢静宜交代，1月22日，“我们乘飞机到了防化连。连队立刻集合起来，先由迟群念了江青给防化连的信，讲了部分批林批孔材料。传达了江青的原话。防化连同志立即表决心，喊口号，感谢江青对他们的关怀。”当天是春节除夕。回到北京的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马上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江青欢喜若狂，见面第一句就说：“我的炮队回来了，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你们真是马到成功!”
为了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燃遍全国，进一步在军队中鼓吹开展“批林批孔”，在军队中无正式职务的江青，竟然居高临下，于1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写信。信上说：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
张春桥阅后，马上将信批转给叶剑英，“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1月24日至25日，正值春节假日，江青等人未经批准，在北京连续召开两个万人大会，一是工人体育馆的在京部队单位大会；一是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召开这两个大会，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事先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更没有讨论过。周恩来听说要开会，通知国务院各单位去参加。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谓“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分明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谢静宜也声嘶力竭地叫嚷：“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呵，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此后，江青一伙到处煽风点火，王洪文、张春桥在军队各大单位“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指责军队领导机关“批林批孔”不深入，不得力。
王洪文说：“总参几位领导右得很”，“总参党委不抓大事”，“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对总参，“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张春桥说：“总后已经瘫痪了，我看瘫痪得越彻底越好，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江青为搞乱军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别有用心地提出“放火烧荒”的口号。
1974年2月25日江青写信给张春桥。她写道：“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总参问题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
张春桥接到信，当天批示：“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
“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还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追查所谓“蜗牛事件”，迫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等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9%，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5%，这是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才取得的。但到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政治局势发生严重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1973年只增长2.3%，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0.6%，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

指桑骂槐，江青明目张胆地把锋芒指向周恩来

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在国际工作方面，周恩来审时度势，大力促进国际形势的新变化，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缓和；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外，并同许多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推动了世界和平的发展。
对这些震撼世界的外交成就，江青虽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宏伟业绩，但她总是伺机挑唆，对周恩来进行陷害。
1973年11月10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问北京。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就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道：“令人迷惑的现象是中国报界正在开展的‘批孔运动’，各种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运动是指向周恩来的。”在基辛格看来，“阴影笼罩着周恩来”，“这个人坐在火山口上”。
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翻译王海容、唐闻生从机场送走基辛格以后，两人径直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这时，有人问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昨天晚上周恩来来过没有?打过电话没有?当她得知周恩来事先没有向毛泽东报告会谈的具体内容时，她就边走边说，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对会谈中的一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美国会谈中有错误，是“温和派”。指示政治局应该批评总理。
江青四处活动，分别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成立了所谓“帮助总理小组”。
江青恶毒地把这次“帮助”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时，年高76岁的周恩来已身患癌症5年。他忍着病痛的折磨，仍日夜不息地坚持工作。为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顾全大局，他在精神上肉体上经历着多么大的痛苦!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这株大树不能倒。如果周被批倒了，谁来帮助他支撑国家的大局呢?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会见以后，他同担任翻译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谈起对周恩来的批评会议，说：“这次会开得很好。缺点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指江青)。一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也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对他批评不得。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江青想通过“批周”，将周恩来一棍子打倒，实现她夺权当“女皇”的美梦，因此不顾毛泽东的批评，指桑骂槐，明目张胆地把锋芒指向周恩来。她说：“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党内就有，党内外都有，林彪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得到的权势，借用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江青一伙借批“克己复礼”，把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正确政策的做法，诬蔑为“复辟”；他们借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安排一些老干部工作，诬蔑为“请隐士，举逸民”，大肆叫嚷反对“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江青明目张胆地宣称，这次批林批孔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罢官问题，是罢你的官，还是罢我的官，是你上台，还是我上台的问题。
据1980年5月31日王洪文交代，1974年元旦过后，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毛主席提了几次批林批孔，总理不布置。”江青当场诬蔑总理说：“总理，你也有孔老二思想。”
这时，“四人帮”控制的报刊，采取影射的写法，指桑骂槐，万炮齐发。
江青集团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以各种笔名抛出大量的“批孔”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大批“宰相儒”、“周公”，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一方面又鼓吹“法家”，吹捧“四人帮”。
1973年11月1日，由罗思鼎炮制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该文在“反复辟”上大做文章，捏造了三次复辟事件，还特意选择吕不韦作靶子，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此文是“四人帮”的得意之作，发表后掀起了一股批“宰相”的恶风。12月26日，他们又在《学习与批判》炮制了另一篇批宰相的文章《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文章歪曲历史，借批大司马霍光和丞相田千秋，影射攻击周恩来。
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该文虚构情节，假借描写孔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文章影射攻击周恩来，被江青称之为“写得较生动”，“通俗”。
《北京日报》刊登《从〈乡党〉看孔老二》一文，描写孔子“端起胳膊”，“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的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江青操纵御用写作班子狂热地吹捧法家，实际上是为了吹捧自己，为了给以“现代法家集团”的领袖自诩的江青掌权的阴谋作舆论宣传。一时间，报刊上出现了大量吹捧吕后、武则天的文章和资料。1974年10月后，全国“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为配合江青集团的“组阁”活动，报刊上鼓吹法家领导集团的文章纷纷出笼，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批林批孔”运动的穷途末路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搞乱全国的图谋后，便果断加以制止，并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
1974年1月30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表明自己对“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看法。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指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不愿意全国再重新陷入混乱，不愿再出现“全面内战”的局面。因此，当江青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时候，他有意地给江青泼了一瓢冷水。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回江青的信中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974年4月10日发出《“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发[1974]12号）、5月18日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中发[1974]17号），明确指出：“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发[1974]21号），明确指出：“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对于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的行为，决定指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这些通知对抑制社会混乱起到一定作用。迫于压力，江青一伙把“批林批孔”转入“评法批儒”阶段。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为“批林批孔”转入评法批儒的儒法斗争史定了调子。江青说，“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6月15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座谈如何使“批林批孔”运动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问题。江青提出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观点，并要御用班子把儒法斗争一直弄下来。江青说：“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搞复辟”，“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会后，江青、姚文元留下写作班子，授意要批“现在的儒”。
6月15日，江青以“特急”件送发《人民日报》转载北京大学编的《法家人物介绍》。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为评法批儒定调子，提出：“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
7月1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在这次会上，他严肃批评了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还两次在会上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点出“四人帮”的问题。
1974年8月，毛泽东针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理的一批军队领导干部与林彪关系的材料，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他还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后来，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四届人大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更加严重。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第一副总理紧张地工作起来。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工作的支持，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四人帮”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借“批林批孔”之名行“批周”之实的一波阴谋活动画上了终止符，“批林批孔”作为未了的形式虽然在以后的报刊、文件中时常可见，但只是空洞的口号而已。“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客观上标志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名存实亡。


《党史纵横》201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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