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津 我的文革岁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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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小津

编者按：陈小津，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之子。2009年4月，陈小津出版了他的文革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一

上海乱相

当我父亲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正在悄悄酝酿，并由远及近，不露声色地袭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撤销了他们的一切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原稿中特意加写进去的。

以“五一六通知”的逐级下达贯彻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任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核心成员。6月2日，上海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张春桥，副组长杨西光。

从6月1日开始，由康生、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中央媒体，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欢呼北大的一张大纸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文章。《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上海媒体纷纷转载，步步紧跟。

此时的“文革”运动还是在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进行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的5月11日，市委就发出了一个电话通知，指出正在深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应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以饱满的革命精神参加这一场斗争，同时要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遇到政策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请示，使得这一场重大斗争有计划有步骤地健康地开展。

6月初，华东局召集华东六省一市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在上海开会，传达贯彻5月在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我父亲抱病参加，叶飞、江渭清、许世友、江华、谭启龙、方志纯、李葆华、魏文伯、杨尚奎、刘俊秀、韩先楚等出席了会议。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与会的老同志们事先已感到当前政治气候的严峻。他们对“五一六通知”里提到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样的字眼觉得很难解读，所以在发言的人都不像以前那样踊跃，言语很谨慎，几天下来会议气氛总是活跃不起来。会议期间，在杭州的毛泽东通知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代表们前去谈话，其间并没有讲“文化大革命”问题，而是特别强调了团结的问题。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怎么搞，搞了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这些华东地区省市的第一书记们仍然不明就里，心中无数。

几天后，毛泽东乘坐的列车路过南昌，毛泽东在车上接见了方志纯等几位江西省委负责人。毛泽东听了方志纯等的简短工作汇报，见到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毛泽东还笑着对方志纯等人说：“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想打倒！”方志纯等顿时“如释重负”。

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里，也谈到了“通过运动，练练兵”的想法。毛泽东在信中谈到了他对林彪炮制的“天才论”的忧虑。他讲到：“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还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同时，毛泽东也谈到了他对这场政治运动的考虑。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种一会儿给个宽心丸吃，一会儿又当头棒喝式的做法，更使得这些高干们找不到北在哪里了，只好各取所需，把事情往好里想了。

在上海，上海市委于6月10日组织了一场包括基层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全市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曹荻秋作动员报告，要求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同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注意掌握政策。会议宣布，仿照北京市的作法，向教育系统及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等部分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只能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但是，由于蓄谋已久的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兴风作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还同时掌控了上海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权，种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便不断在上海出现。例如，张春桥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为诱饵，先后“钓”出了贺绿汀、周信芳、周谷城等八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通过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给他们强行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帮分子”、“‘三家村’学者”等大帽子。拿这八位名人开刀祭旗，上海“文革”运动一开始就迅猛异常，“大鸣、大放、大字报”横扫一切，洪流滚滚，高潮迭起。有的单位提出“横扫”、“纵扫”、“直扫”一起扫。有的单位提出“上下左右都可以揭”，“党内党外一起揭”，党委“引火烧身”……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笼罩下，上海的教学、生产和社会秩序越来越不正常了。

我所在的交通大学，6月27日晚和28日先后有三十多批、近两百名学生到市委机关上访。他们情绪激动地要求市委负责同志回答一个问题：“交通大学党委是不是革命的？”事件的起因，是交大数学教研组一位老师贴出了一份由他弟弟从清华大学转寄来的《北京林业学院访北京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讲话记录》，里面说：“这次运动的主攻方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前首先是要搞掉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党委，而不是几个教授……运动依靠谁？谁革命就依靠谁，谁也没有提依靠党、团组织，你们知道他们是不是革命的？”很快，校园内针对交大党委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出现了两派意见相左的大字报。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两派师生都要求市委负责同志接见，给予明确回答。

社会上类似的骚动事件渐渐多起来了。甚至在一些学校里，开始出现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等混乱现象。

那个时期，曹荻秋伯伯经常跑过来看我父亲。谈话中，他们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不正常现象感到十分困惑，对每况愈下的教学、生产和社会秩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并一同商量对策，力求把握好方向，控制住局势。

为了确保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于7月上旬、下旬先后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和《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补充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地专以上的党政机关一律要开展文化大革命……要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有计划、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上海市委完全赞同这一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并就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生产中已受到的消极影响及建议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向全国各省、市批转了这一报告，并在按语中批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当前生产中出现的事故增多、某些产品产量下降和有些科研项目生产技术协作中断等情况，需要注意研究解决。其中所提四项措施，各地可参照办理。”

6月下旬，上海市委接到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报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斗事件，北大工作组采取了以系为单位召开师生大会的办法，明确指出乱斗有害于革命运动，规定再批斗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及时制止了乱斗现象。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市委及时传达贯彻了这一精神。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和北京大学的报告显示想要扭转文革出现的失控状态，把运动纳入在党委领导下的可以控制轨道，让这场“演习”赶紧走过场，避免滑入祸国的灾难，但是他们或是没意识到毛泽东要的就是“天下大乱”，或是意识到了，出于忧国忧民，不惜性命去堵决口，果然，到了8月5日，中央又宣布已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决定撤销这个文件。从此，上海乱斗成风，形势急转直下。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曹荻秋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先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复信说，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要求他们“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几天后，毛泽东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也被牵连。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十六条》精神迅速传遍全国，一时群情鼎沸，“造反有理”等口号声四起。在上海，街头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仅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就有6000多人到街上通宵达旦地游行庆祝。他们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像吃了Ｋ粉、摇头丸似的不知疲倦，高呼口号，到上海市委所在地送上喜报和决心书。8月18日，北京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佩带上了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章。这一历史性的画面，极大地刺激了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带进了一个举国颠狂的时代。

那些噪动的红卫兵，都是与我一样热血青少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对党无限忠诚，疾恶如仇，但是，因为天真单纯、未经风雨，在林彪、“四人帮”蛊惑、煽动下，吸食了政治毒品，成为“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人民日报8月30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中的提法。）

上街扫“四旧”，是红卫兵介入政治运动的开始。8月18日，林彪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中鼓噪：“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扫“四旧”，经“中央文革”控制的舆论媒体大肆吹捧后，迅速波及全国。上海红卫兵从上街改路名、换招牌、剃“大包头”、剪奇装异服开始，发展到了砸、抢、烧教堂、庙宇、坟墓、文物古迹、文化典籍等，甚至干扰公私合营、个体工商户经营等正常商贸活动，进而发展到了大规模残害“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打人，抄家，做出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

从8月下旬开始，率先起来造反的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全国，传播革命造反的经验，从而掀起了全国大串联的狂潮。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连的人数最多，其矛头直接对准了上海市委。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相对集中的有三批。

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是8月20日后陆续自发来到的，人数有几千人。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引起很大社会震动。8月30日，他们把上海市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欢迎会变成了声讨上海市委批判会。大会后，他们连续数次冲击市委机关，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亮出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大幅标语。这下可犯了众怒，上海是什么地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长期的驻在地，举行过三次革命武装起义的英雄城市，有着“大上海”优越感的上海人从来领风气之先，不甘人云亦云。上海绝大多数群众干部不能接受北京红卫兵的观点，这些撇着京腔的小把戏只要一露面，就有群众、学生、干部自发组织起来与他们辩论，不管论水平还是比嗓门，都使他们颜面扫尽。北京红卫兵认为这是上海市委对他们组织的围攻。

得知战友们在上海嘬了瘪，不可一世的北京红卫兵立即组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于9月10日杀奔上海，这批人有数万之众。他们戴着一尺多宽的红袖章，拎着流星锤似的铜扣皮带，横眉立目到处煽风点火，揪斗、打人，制造“红色恐怖”，甚至还制造了涉外事件。我记得他们曾贴出这样一副对联：“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是：“谁敢翻天！”仅三天内，他们就制造打人事件30多起，有上百人被打。

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是10月左右在江青、张春桥的煽动下来沪并组织起来的。他们组织了众多的驻沪联络站，参与了上海的夺权斗争。他们与一些工厂的反动派串连，煽动工人起来“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打倒上海市委”。

外地红卫兵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而来，给上海市的接待工作造成巨大负担。不到两个月内，来沪红卫兵总人数近38万！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人，可住进去的外地学生有5000多人，最多时达到7000多人。

随着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上海的串连活动也如破堤之水，一泻千里。不仅大中专学生和中学生北上串连，连部分小学生、机关干部、农民也参与其中。大串连行动造成铁路运输高度紧张，甚至造成了上海部分红卫兵拦阻列车造成铁路运输中断的事件。大串连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上海市的正常工作，特别是越来越影响着上海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

周恩来总理特别关心和挂念上海的形势，对上海的混乱局面一直非常着急。上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又是全国的交通枢纽。

9月中旬，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有关情况。周总理明确表态说“你们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要大胆地讲”，还要我父亲立刻把他的话转告曹荻秋。9月14日，周总理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面对日趋混乱的上海局势，我父亲十分忧虑。虽然他病弱的身体还需要静养，但外面各种吵杂的声音已使他寝食难安了。他感到，身为上海这样一个重要城市的主要领导，他有责任确保上海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在他督促市委努力稳定局势时，在“中央文革”的不断煽动下，串联、造反越演越烈，使许多党政机关陷于瘫痪，交通运输陷入空前大混乱，部分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宣告停产。中央到底要干什么？怎么一脚踩刹车，一脚轰油门呢？9月30日，我父亲打电话到北京，了解党中央的最新精神。他了解到，党中央听取了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关于当前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总的精神是“要保证今年计划的完成，要保证明年计划不受影响，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扭转过来。”中央还指出：“当前铁路运输问题最大最多。中央、国务院、军委要发出通告，火车轮船要正常运输，红卫兵不能随便上车上船、阻拦火车。”“学生串连问题，决定中学生不串连了，小学生要很快上课，中学生慢慢恢复上课。”我父亲立即把中央精神传达给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并一同商量稳定局势的措施。

我父亲的动向引起了林彪、江青等的严重关注。

“江妈妈”的蜕变

说起江青与我父亲、与我们家的往来，得从刚刚建国的年代说起。

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苏联医生给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并进行了超剂量的治疗。生理上的不适，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变化。据说那段时间，她经常因饮食、起居、住行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跟毛泽东矫情、吵架。有一次，陈老总向毛泽东建议，请江青到华东地区去搞搞调查研究，借机会散散心，这样也可以使毛泽东摆脱江青的胡搅蛮缠。毛泽东很高兴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问毛泽东：华东这么大，领导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泽东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我父亲在无锡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

江青先到了上海。当时，因刚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活动猖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为了保证江青的安全，对她的限制措施比较严格，这里不准她去，那里也不准她去。而江青呢，生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这样的约束，所以，她很快离开上海，到无锡找我父亲。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是后来成为小平同志的“大警卫”、担任了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的孙勇。我父亲到无锡火车站迎接时，见孙勇扛了根扁担，一头挑着江青的被子，一头挑着一个大箱子，下车时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搀着江青。

江青以安全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们家。江青是毛泽东夫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对江青也格外客气，把二楼的书房腾出来给她住。在这里，江青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一日三餐与我们吃在一起，白天有时出去搞搞调查研究，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

那时，我刚满五岁，与江青、孙勇混得很熟。因为江青不喜欢别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这个称谓在旧社会有保姆之嫌，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妈妈”。那时的江青比较随和，经常用报纸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鸟什么的，来逗我玩，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兴时，她还拿出苏联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高级糖果，犒劳我一番。每次江青从外面回来，我都会听她用浓重的山东土话在楼下喊：“孩啊，我回来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父亲调到了上海，我又见过江青几次。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已上了中学，正好放暑假，也随父亲到了庐山。在那里，我见到了孙勇叔叔。他高兴地跟我说：“你想不想去见见‘江妈妈’？”然后，就领我去见江青。当时毛泽东游泳去了，江青没有去。她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哎哟，小津，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养。我父亲一直客客气气把她当作客人，很少与她谈工作，总是想办法给她安排点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上海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摄影家，叫徐大刚，曾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宋庆龄、邓小平等拍过照，我父亲便请他教江青摄影。江青一度学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赏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轻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于丽娜，认为她有内在美，很上照，就经常找她当摄影模特。徐大刚经常在旁指点江青，如从哪个角度拍，于丽娜穿什么衣服、选什么姿势，是采用顺光、侧光、逆光，等等。后来，江青在徐大刚的指导下，拍出了几张水平比较高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张是在庐山拍的，当时徐大刚选定了外景，设计好了场面，调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几天，见天气、光线等外在条件都具备了，就打电话给江青，江青赶过来按了一下快门，就成就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毛泽东后来专门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七绝诗，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诗云：“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当然，尽管徐大刚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气坏、性子急，两人相处时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刚在有的场合中，也表现了对江青的不满。“文革”中，徐大刚也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

江青很懂音乐，也擅长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们知道江青难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烧身。后来，上海专门找到了解放前曾学过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对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满意，后来就成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亲眼见识了一回江青的个性和脾气。有一次，周总理、陈老总到了上海，我父亲他们策划为总理举行一个舞会，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请她一起参加。我对周总理仰慕已久，很想见见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宾馆走廊里一处必经之地等候。舞会开始前，我见周总理和江青出来了，准备邀陈老总一道去舞厅。可这时，陈老总正在房间里与人下围棋，已进入“收官”阶段，因不忍弃盘，就想下完了再去。陈老总酷爱下围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欢与高手“过招”。正在与他下围棋的这个人，来自上海外贸学院的领导姚耐，是30年代享誉上海滩的围棋大师之子。当总理和江青站在走廊里时，陈老总还未起身，仍在专心下棋。江青着急了，就说“快点快点，叫陈老总一起去”。旁边有人过来劝江青说：“你们先进去，陈老总下完棋就过来。”江青不耐烦地说：“不行，继续催他，要去一起去。”总理见状，就过来请陈老总。他和江青走到陈老总房间门口时，江青站住了，总理自己进去了。没想到，总理不仅没有中断陈老总下棋，反而站到他身边帮他支招，助他早点解决“战斗”。江青就很不高兴地站在门口嘀咕着：“你看这个恩来，就有这份耐心，他是真会做工作哟。”此事虽小，但足以看出周总理和江青在待人接物上的明显不同。

江青比较爱打乒乓球，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不知道为何，她不喜欢跟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而与业余陪练打球时，她性子急躁的毛病总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若回合少了，经常捡球，她就会发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欢跟我打球，可能是因为我们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较多。她横握球拍，球风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过渡球，总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击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艺术剧院（现为兰心剧场）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我陪父亲也去看了这部剧。此剧讲的是海军的故事。记得江青看完此剧后，对我们说：中国的海军太落后，毛主席对中国的海军一直很关注，有过很多批示，“帝、修、反”对我们欺负、侮辱太多了。江青还饶有兴致地问我：“小津，你要考大学了吧？我的女儿，我原来也想让学军工的，如学船舶什么的，但因都是女儿，就没有让她们学。你准备考哪个学校？”我说：“还没有定。”她就说上海交大很好，又是为海军服务的，劝我考交大，还点了一通其他军工院校的缺点。客观地讲，我未必是听了江青的话才报考交大的。当时我也听说上海交大在教学上搞得比较活，而且交大又有国防军工保密专业，交大和南洋模范中学的很多老师也都劝我报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间，逢年过节，我父亲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要礼节性地去看她。虽然她总是以“主席的秘书”自称，只是做些“哨兵工作”、“参谋工作”，但她特殊的身分，不能不使人对她客气三分。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江青当时对我父亲的印象算好的。我认为，她对我父亲的好印象，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我父亲的好印象。而在“文革”前，没有出现“文革”中公开爆发重大冲突对决的场面，她没见识过我父亲的党性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讲，江青并不真正了解我父亲。

我作为一个历史大事的旁观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这个人，认为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江青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在学生时代、青年时代，包括30年代在上海时，都称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是要求进步的。后来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进步的表现。但是，自从江青摇身变为毛泽东的夫人，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毛病和缺点就渐渐表露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放大到了顶点，人就变得越来越张狂、越来越歇斯底里了。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千夫所指的野心家，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江青在解放初期患的疾病，对她的生理和心理伤害都比较大，甚至使她时常出现了病态的心理反映。而且，江青自感到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后，江青由于长期养病不工作，游离于组织和群众之外，缺乏实践锻炼。在养尊处优的生活状态中，她经常感到怀才不遇，总想崭露峥嵘。而她性格上的自以为是的弱点，更加重了她精神上的扭曲程度。再加上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农民革命，很多跟随毛泽东革命的老干部、开国元勋们，对没有当过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没有在根据地参加过武装斗争的江青，多多少少都有点不以为然。更何况江青并不是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并且30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上绯闻不断，所以尽管她曾经是要求上进的，但在党内还是被大多数人瞧不起的。

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报复的天赐良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党内政治对决令她亢奋，一有机会，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现自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对江青性格当中的弱点有所察觉，如果毛泽东对江青膨胀的野心及早发觉、及早制止，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不用江青作“传声筒”和“指挥棒”，那么，江青可能不会落到如此身败名裂的地步。客观上讲，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江青的堕落。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归根结底，江青的下场还是由她扭曲的人格及膨胀的政治野心造成的。

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且还发了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此举使江青找到了感觉，也为自己大显身手、大干一场请到了林彪这个“尊神”。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上海的江青更加亢奋，经常睡不着觉，身体上各种毛病也表现出来了。6月29日，她给毛泽东写了信，诉说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转述了我父亲、魏文伯等市委领导对她的建议。我父亲他们对江青说：动不如静，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如医疗、住房等都相对好一点，希望她在上海多休养一段时间。7月8日，久未与江青通信的毛泽东回信了，信中对江青谈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父亲虽然对江青一直很关心，但通过叶群的热情相邀与探望，江青的两次请吃，张春桥的谈话，以及“老夫子”陈伯达的故作姿态，已经察觉到了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他很清楚，如果拒绝了江青一伙抛来的“橄榄枝”，等待着自己的将是被打倒的命运。但是，江青一伙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这些野心家们的倒行逆施明显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违背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我父亲这些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断然不会上他们的“贼船”。在几十年残酷的武装对敌斗争中，他们已百炼成钢，无论遇到何种惊涛骇浪，都始终不会失去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信仰，都不会失去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他们必然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任何时候都绝不会含糊，绝不会暧昧，绝不会“骑墙”，更不会倒戈。这就是我父亲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即使面对着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诱，也必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江青对立面的根本原因。江青等始作俑者“全心全意”拉我父亲“入伙”的企图，自然而然要落空了。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的两顿请吃令我父亲备感压抑，而陈老总请吃的一顿饭却令他感到无比畅快。

阴险狡诈的张春桥

提起张春桥这个人，实在应该多费一点笔墨，勾勒一下此人的嘴脸。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曾以他擅长的诗词，给张春桥画了这样一幅像：“一付鹰鼻眼，阴阳怪气声。沪上有识者，早已知其人。借得戏改革，勾结女江青。拍马得赏识，从此上青云。文化革命起，狗头军师称。躲在阴暗处，专门陷害人。”

1952年，我父亲调到上海任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时，张春桥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从那时他们就认识了。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张春桥一直是在我父亲的领导之下。

张春桥的父亲是一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3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动的“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他化名“狄克”，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8年1月，张春桥混入延安，当年8月又混进党内。他长期隐瞒了其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其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

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当了日本特务。

张春桥这个人平时不苟言笑，工于心计，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此人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对于张春桥的为人和他夫妻俩的历史疑点，我父亲是了解的，上海市委也不是没有对他进行审查，但张春桥深得柯庆施的器重、庇护，后来攀上江青。

1958年9月初，柯庆施从北戴河会议上回来，把有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精神告诉了张春桥。张春桥摸准了柯庆施的脉，投其所好，立即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登载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人民日报10月13日予以全文转载。张春桥顿时名声大噪。柯庆施后来到郑州开会时，就把他也带到了会上。薄一波后来评论说：“张春桥文章的发表和讨论，为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农民财富的‘共产风’的蔓延滋长进一步制造了舆论，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在理论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误解。”

1964年3月至5月，江青来上海搞所谓的“戏剧改革”、“文艺革命”时，向柯庆施提出要一个助手，挑三拣四，都不称心，经柯庆施介绍，江青看中了时任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张春桥从此与江青搭上线，开始了狼狈为奸的勾当。

在江青勾结张春桥插手京剧现代剧《智取威虎山》过程中，张春桥竭力吹捧巴结江青。该剧上演后，张春桥曾对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讲：“应该这样向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你要知道东北战场上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总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看。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这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

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都到了厚颜无耻地步。京剧《沙家浜》上演时，张春桥对当时文汇报社一位负责同志说：“人家说我们宣传样板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是拍定了。”

“文革”爆发后，张春桥更是步步紧跟江青，捧江青为他们一帮人的首领，公开宣称“上海是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

其实，张春桥追随江青并不是出于崇拜，而是另有所图。从他的老婆李文静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写的一份交待材料中，不难看出他的真正用意。李文静写道：“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住在上海，想捞政治资本……后来张春桥去了。张放弃了一切工作，一心一意扑在江青交给他的‘改戏’任务上。江青很高兴，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张春桥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主意多变，而且今天刚出了一个主意，明天就全盘否定，好象以前的话她根本未说过一样。估计可能是从主席那里听到什么风，马上改口，又不承认自己原来说错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她怎么说就怎么办，我还能给她捅穿了？她那个自尊性可强呢！’……”“我劝他和江青疏远点，他瞪着我大声说：‘不通过她，我接近不了主席！’”

除了一己私利，以“革命理论家”自居的张春桥毫无信仰可言，信义可言。

江青曾在《为人民立新功》的那次臭名昭著的讲话中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后来据朱永嘉等“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交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时，张春桥却暗中向主要被批判人之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透露了消息，企图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刊出前，张春桥假意叫人拿着“清样”，找一些学术界著名人士和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文章原封不动地发表后，张春桥亲自指使文汇报社出面召开所谓的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座谈会开始时，主持人只说是内部谈谈，听听意见，不会抓辫子。而当大家纷纷提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姚文元乱打棍子、捕风捉影，硬是把学术争鸣扯为政治问题的蛮横霸道作风表示反响强烈时，张春桥才凶相毕露：“这一下好了，有了靶子了！”他还不加掩饰、得意洋洋地把这一手法称为“引蛇出洞”。结果，贺绿汀、周信芳、周谷城等上海一大批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惹火烧身，有的被迫害得家破人亡。

同样，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两篇文章出笼前，张春桥也假惺惺地把稿子送市委负责同志审阅。对《评〈三家村〉》文章中关于“挖根子”的提法，当时曹荻秋持反对态度，这也成了他在“文革”中遭受疯狂揪斗的一项罪名－－“破坏对‘三家村’的批判”。

上海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并不是对张春桥及其妻的历史问题不追究。他也有过心惊肉跳，甚至想与李文静离婚，以求自保的危机时刻。

我父亲的老部下、原上海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范征夫，对张春桥的阴险奸诈深有体会，对于他的历史问题也早有了解。他说：“张春桥对我们这些人，一贯盛气凌人，以马、列、毛理论专家自居。但在1956年审查干部时，他却告了‘病假’，灰溜溜地在衡山公园埋头散步。那时我曾经问过曹荻秋，张为何情绪不高。曹低声告诉我，组织上正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他入党、入伍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但不久，由于柯庆施发话，张的审查就‘保护过关’……”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我在“文革”结束后还曾先后问过我父亲和魏文伯。他们都跟我说确有此事。我父亲曾长期主持上海市委的常务工作，并一直分管上海的干部工作。魏文伯也在上海市委长期分管干部监察工作。他们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都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父亲“文革”结束后就任湖北第一书记期间，曾就此事问过5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同志。安子文说：这事我们早就知道，但是柯庆施坚持要一提再提。

魏文伯后来也向我讲了柯庆施包庇张春桥的事实。那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我父亲、胡立教等老同志在会上提出：魏文伯的问题拖到现在有好几年了，为什么还不解决？会议把他们的发言登在三中全会的简报上，这才促使当时的上海市委加快了解决魏文伯问题的步伐。12月30日，党中央批复了上海市委关于解放魏文伯的报告，并且任命魏文伯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之后，因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厂桥附近的中直招待所。我去看魏伯伯时，他跟我讲，张春桥本来要调离上海市的，可后来没调走，留下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本来大家都知道，但是“柯大鼻子”柯庆施还是要重用他、提拔他，又把他介绍给江青。

对于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上海市委每位领导都知道她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由于得到了柯庆施的庇护，李文静一直留在市委的机要部门担任要职，甚至还要提拔。据范征夫回忆，有一次市委常委会讨论提拔李文静当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的干部问题时，他列席了会议，并叙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仔细看了一下她的历史组织结论，有严重政治问题。心想：这样的人不仅不能提拔任命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就连她现在担任的市委办公厅三室主任也不适宜。当然，那次她的任命‘建议’，由于柯庆施不在场，陈丕显主持会议，被市委常委们否定了。”柯庆施死后，张春桥为避嫌，重提将李文静调到人民日报、新华社驻上海站工作，去给该站当时的负责人杨英当助手。此事上报后，时任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的吴冷西早闻其女人的刁钻跋扈，敬谢不敏，这件事就耽搁了下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宋季文曾也这样对范征夫说起李文静：“这女人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当心。”“张春桥是柯庆施的大秘书，她是张春桥的管家婆，如果她在张面前说三道四，再传到柯耳朵里，对你很不利。”

“文革”中，张春桥成为上海的“太上皇”，李文静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她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等工作，享受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政治待遇。正如徐景贤于1977年2月交待的那样：“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曾经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大野心家康生，因与“四人帮”起了内讧，1975年底，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向毛泽东“告发”张春桥和江青在历史上都是叛徒，并说这件事他在延安时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实际上，中央和毛泽东之前并非不知道张春桥和江青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披露，周恩来与小平在1973年4月9日有过一次推心置腑的谈话，一向言语谨慎、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周恩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

1974年12月22日到27日，周总理不顾重病在身，赶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为大权不旁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了最后的一搏。那一次，周总理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就坦诚而又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问题。

但历史是公正、无情的。像张春桥这样一个奸佞，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时，可以追腐逐臭，曲意逢迎，在柯庆施、江青的豢养、提携下，由一个因历史问题要被调走的解放日报总编辑，反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升再升，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直爬到分管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爬到“中央文革小组”核心成员的位置。但是，这种阴谋家、野心家只能得逞一时，不能得意一世，最后粉身碎骨，遗臭万年是其必然结局。

野心家的“赌博游戏”

在处理“安亭事件”时，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及其阴险的政治野心更加暴露无遗。

1966年11月12日午夜，刚从北京飞过来的张春桥，在“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小将”的陪同下，直接来到了安亭车站。与王洪文、潘国平等“工总司”、红卫兵头目谈判过程中，张春桥一方面搬出陈伯达的电报，说这封电报“党中央都知道”、“请示过毛主席”，说阻拦列车造成铁路交通运输中断将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你们这样干是犯法的，是要杀头的”，想把这些人吓回去；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引导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极力讨好他们，说：“上海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好”，“过去都是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办事”。张春桥当场信誓旦旦地表示：“第一，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二，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第三，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回去不整你们，我可以通知给各单位。”张春桥甚至还厚着脸皮恳求道：“最好你们给我这样一个荣誉，打电话给中央，说我第一个任务完成了，向中央汇报，向领导同志汇报，转告毛主席，说你们很听毛主席的话，叫你们回去都回去了……”

在其他造反派对张春桥的话将信将疑、懵懵懂懂的时候，最善于投机钻营的王洪文却从这番话里嗅出了味道，赶紧靠上去表示“同意”。这样，王洪文既帮了张春桥大忙，又得到了张春桥的好感。12日中午时分，王洪文率领本厂的人爬上汽车，带头先回上海了，而另一个造反派头头耿金章信不过张春桥，带领约500名队员执意北上，后来步行到了苏州。

上海市委了解到安亭车站的情况后，12日当天即向各单位发出了“沪委［66］第113号”文件。文件中说：“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一、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起闹革命、搞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二、对他们的行动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三、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下不为例。”

工厂敞开大门，欢迎浪子回头，可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等人想想又后悔了，闹了半天，闹得鸡飞狗跳墙的，最后除了张春桥开的空头支票，什么实惠也没捞到啊，就聚集在文化广场，大叫大嚷：“北上的人还在步行去北京”，“问题根本没解决，我们不能走”……

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按照市委的第113号文件继续做些疏导工作，问题是可能妥善解决的。但是，张春桥获悉此事后，却另有打算。13日上午，张春桥自行决定到文化广场再度同“工总司”头头谈判。

中午，上海市委得知了张春桥要与“工总司”谈判的消息，立即召集常委们开会，让张春桥也来参加。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研究，绝大多数人认为：绝对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绝对不能承认这批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阻列车的行为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会上对此并未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曹荻秋为了慎重起见，会议中间挂电话到北京，向陶铸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想法。陶铸当即表示同意，并指出张春桥没有群众工作经验。曹荻秋担心张春桥过后不认账，就要张春桥过来直接接听陶铸的电话。陶铸又严肃向他重申了不能承认“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不同意“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表示同意上海市的处理意见。张春桥口头上表示要按照陶铸的意见办，可他此时已经心怀鬼胎，决心玩一个步步为营的“政治赌博”游戏了。

当天下午3时多，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开始与“工总司”头目潘国平及北京部分红卫兵、交大红卫兵“反到底兵团”头头等谈判。一开始，红卫兵指责陈伯达的电报是错误的，张春桥不该去安亭把工人们动员回上海，应该支持他们上北京告上海市的状。没想到张春桥马上接过话茬，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写的，是“受骗上当”，而他本人也是在安亭车站听了“造反队员”的“控诉”后才了解了全面情况，并说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相信如果陈伯达了解了情况也会同意张春桥的看法的，等等。谈判期间，王洪文通过黄金海知道了谈判的消息，连忙匆匆赶来。

在红卫兵的帮助下，“工总司”草拟了他们的“五项要求”，主要包括：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逼去北京控告的革命行动；

三、这次造反造成的铁路运输中断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令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喜出望外的是，张春桥看了这“五项要求”后，立即表示同意，还建议在第二条要求后面加上一句，就是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派少数代表上北京。最终，张春桥在这“五项要求”下面大书两个字：“同意。”王洪文抢先抓过这张纸，跑到文化广场的讲台上向“造反队员”们宣读这一“好消息”。

意犹未尽的张春桥还走到讲台中心，对下面的“造反队员”说，他之所以同意“工总司”这五项要求，是由于“上海市不支持你们，我支持你们”，还说什么“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你们要和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曹荻秋的检查一次不行，要让他来第二次，第三次……”。在他的挑拨、煽动下，台下大声喝采，一片狂呼乱叫。此时的张春桥，俨然成了这股“造反”力量的“救世主”，他不仅把几小时前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谈判原则全部抛弃了，还把上海市委及曹荻秋统统出卖了！

张春桥从文化广场回来，没有与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同志联系，却急切地与陈伯达通了电话。晚上，陈伯达打来电话说，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张春桥的汇报，他和江青都认为张春桥对“工总司”这个组织及对他们的行动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张春桥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同时，陈伯达表示他原先写的电报“太匆促了”……

1966年11月13日晚上，正在西郊宾馆养病的我父亲从前来汇报工作的曹荻秋、魏文伯那里知道了张春桥当天在“安亭事件”问题上阳奉阴违的卑劣行径，非常气愤，当场给陈伯达打电话问个究竟。

陈伯达因为是福建人，说一口一般人听不懂的闽南方言，所以他开会讲话、对外表态或接听电话，经常让王力“做翻译”。我父亲打通陈伯达的电话时，王力的声音先冒了出来。我父亲就很生气就跟他讲：“我也是福建人，我听得懂老夫子的电话，用不着你来当翻译。”听到陈伯达的声音后，我父亲随即严词责问他：“第一，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就同造反派签字？第二，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令？有没有党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顾国家法令、不顾党中央的政策，擅自达成违背法令、违背政策的协议？”“为什么张春桥签字以前，不与华东局、市委商量一下？为什么一切后果要华东局、市委负责？”

陈伯达被问得无话可说。但那时，陈伯达已与张春桥通过电话，也与江青商量过了，所以他一反此前反对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的态度，吱唔着说什么“要让春桥大胆处理这个问题，要相信张春桥，给他这个权”，“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陈伯达还劝慰我父亲：“阿丕，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呢？我们好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后来，我父亲的这次电话，成了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项“罪名”。江青听了陈伯达的告状后，十分恼火地说：“没想到陈丕显给伯达同志打电话，态度那么坏，一句一个为什么。”

11月14日上午，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知道了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所干的勾当。在当天曹获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委们的批判，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意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的签字，使张春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然，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

市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曹荻秋再次给陶铸打电话，汇报了有关情况，把市委与张春桥的矛盾与斗争报告了中央委员会。下午5点半钟，陶铸回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工厂文化革命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进一步研究。工人不搞全市性的组织，联络性质的组织可以，但不能建立机关；搞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生产时间以外，可以交流经验。春桥已同意，那要做工作，改变性质，要春桥多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市委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很显然，张春桥串通中央文革造成的既成事实和来自毛泽东的压力，使得陶铸不得不退了一步，他想用釜底抽薪的做法平息事态，使“工总司”由全市工人造反组织的领导机构变成联络性机构，并且要求张春桥做“工总司”方面的工作，要求上海市对当时为数众多反对“工总司”这种“造反”行动的人们也做好相应工作。

上海市委根据陶铸的电报批示，14日当天就给各单位下达了一个口头通知，内容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他们搞起来的。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按照结社自由的原则，就同意了。

关于组织问题，中央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区以下，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在业余时间，可以建立交流经验的联络性组织，但不设机构。

已经建立了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要按照中央这一精神，加以改变。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有通知下达。

而此时，陈伯达打电话给张春桥却说，中央常委会同意了张春桥的作法。原来，上海方面对待“工总司”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常委扩大会开了会。会上，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工总司的要求，并且还拿出宪法表示工人有结社的自由。这显然是针对着我父亲的。很明显，是陈伯达把我父亲电话中所讲的都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才亲自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并且拿出了宪法作为同意工总司的依据。这让张春桥感到腰杆更硬了！

11月15日，张春桥胁迫韩哲一、曹荻秋去了苏州，与步行北上到那里的耿金章一伙造反派进行“谈判”。耿金章提出了一个更为苛刻的“五项要求”，除包含了与文化广场造反派所提的类似内容外，还要求“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要上海市委用“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这里，耿金章竟把“安亭事件”一些群众揭发“工总司”拦阻列车、破坏交通交通运输的真相称之为“谣言”。没想到，张春桥不仅表示同意耿金章等的要求，还拉拢、煽动这伙人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

对于耿金章的无理要求，曹荻秋坚决不同意。他与张春桥在苏州争论了两个小时，拒绝签字，并表示：“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春桥凶相毕露，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字。”最后，曹荻秋不得不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他和韩哲一不得不与张春桥一起在耿金章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字。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父亲又给陶铸打电话汇报此事。陶铸同志明确表态：“张春桥的做法是错误的。看来这个人不仅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还可以通过这件事，看出他的品质有问题。”

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态度上，我父亲、曹荻秋等市委主要领导与张春桥尖锐对立，短兵相接。但是，迫于最高领导已表态的压力，上海市委不得不将“工总司”的“双五条”内容印发全市，使自身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境地。从此，曹荻秋等市委领导陷入了各造反组织揪斗的重围之中。

张春桥和王洪文终于“赢”了这场“政治赌博”游戏！其实，“安亭事件”闹大以后，形势对自己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张春桥一开始心里并没有底的。他明白，借“安亭事件”押宝，搞“政治赌博”，押准了，封官晋爵；押输了，坐牢杀头。事后，张春桥曾与他共同“押宝”玩“政治赌博”游戏的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在解决“安亭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张春桥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卑劣人品，使得人人对他侧目而视，他也感受到了。总想又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张春桥专门到我父亲住处，来解释他不得不签字的苦衷。我父亲冷冷地说：“你既然来了，你既然签字了，那你就不要回去了，你就留下帮助荻秋、帮助市委把今后的工作做好吧。”

父亲说这话不仅仅是出于愤慨，而是事出有因，别有用意的。因为10月份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找我父亲汇报工作时就讲过，毛泽东要他和姚文元早些时间回到上海，帮助市委工作。而当时张春桥借口北京有些工作没有处理完，就一直拖着没有回上海。事实上，那时他认为时机还未到，不敢、不想也不愿回上海。通过这次处理“安亭事件”我父亲意识到张春桥的政治阴谋，他不愿意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再被耍弄；他想把张春桥留下，在市委的领导下把他推到造反派的面前，这样既可以减轻曹荻秋的压力，以收“借力打力”的效果。狡诈的张春桥哪肯上这个当，又借口江青要找他修改稿子，很快就离开上海回北京，遥控上海造反派，坐山观虎斗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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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二

批判张春桥“有什么关系！”
11月下旬，中央召开工交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当时，“中央文革”的陈伯达、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要取消对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规定。心怀焦虑的周恩来总理就把草稿交给由谷牧主持的这个工交座谈会上讨论。谷牧是1966年9月初与余秋里一起调到国务院协助周总理抓经济工作的。周总理多次指示谷牧：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然而，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到1月26日先后八次共接见了1300多万名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对生产建设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中央文革”炮制的“十二条”得以通过，对经济工作来说必将是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涉及工交企业如何开展文化革命的座谈会非常重要。

谷牧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会前做了认真准备。他与我父亲通了电话，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50年代刚调到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谷牧时任副书记，两人共过事，住地仅隔着华山路一条马路，两家关系也很好。

我父亲在电话里讲了上海经济受到的冲击，并问谷牧：“你究竟还要不要上海这全国五分之一的国家财产？”谷牧跟我父亲说：“阿丕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一定把你的意见结合到会议的精神中去。这个时候如果有话不讲，有情况不汇报，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与其以后被批评‘不负责任’，不如现在讲实话，把问题都摆清楚。”我父亲跟谷牧同志开玩笑说：“谷牧，你还真有点‘造反’精神吗。”谷牧说：“要说‘造反’精神，我们几十年前就有了，关键看造谁的反，怎么造反，为什么造反。”我父亲对他的话表示赞同。

这次工交座谈会开过后，谷牧又很高兴地给我父亲打电话，说他们会上把陈伯达等人搞的“十二条”批得体无完肤，对“十二条”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表示强烈反对。“老夫子”陈伯达非常狼狈，还大发牢骚：“谷牧，你是当权派，你说了算，我是小小老百姓，我讲不过你们”。

谷牧还告诉我父亲，马天水在这次会上表现不错，还当面跟张春桥顶起来。

当时，马天水还未上“四人帮”的贼船，尚未沦为他们的死党。在代表上海参加中央这次座谈会前，马天水曾专门到我父亲住处汇报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请示在中央座谈会上如何发言。他对张春桥在上海支持“工总司”搞乱了全市的做法很有意见。马天水讲：“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秀才们根本脱离实际，根本不懂生产，这样子搞下去我不干了，让他们来管上海的工业吧。”我父亲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指示。去北京前，马天水还专门搜集了上海工人中成立各种组织的情况，准备会上与“中央文革”争辩，并且说：“我要组织几个人批斗陈伯达。”

工交座谈会期间，马天水不断打电话来上海，说“关于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各省市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分歧很大，看来一场大辩论不可避免。”他还传达余秋里的话：“现在是反映情况的时候了，不反映情况是不对的。”马天水还要上海方面为他收集一些“工总司”成立后工厂两派激烈冲突的材料，由他报送中央。

这次工交座谈会后，谷牧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总理的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而陈伯达也急不可待地在原“十二条”基础上修改提了一个《工业十条》草案，上报中央。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陈伯达起草的《工业十条》（草案）。谷牧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后，立即招来“中央文革”一伙人的围攻批判。林彪最后作了一个彻底否定工交座谈会及谷牧《汇报提纲》的总结讲话，其中相当大程度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陶铸、谷牧等迫不得已作了“检查”。会议正式通过了《工业十条》，并由毛泽东批准下发，为工矿企业成立派别组织、学生到工厂串连开了绿灯。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初，马天水根据上海的情况，向“中央文革”提了意见，决心把“官司打到底”。会后，张春桥认为马天水的态度很坏，狠狠地批了他一通。马天水也看清了“风头不对”，吓得胆战心惊，立即检讨，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要求“改正”。

据马天水在粉碎“四人帮”后交待，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后，临回上海前又找了张春桥，张春桥对他作了三点“路线交底”：第一，文化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第二，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只有八个人；第三，出修正主义主要在中央和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张春桥要马天水“赶快回到造反派一边”，“揭发陈丕显、曹荻秋”。

马天水回来后，果然“反水”，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时，大肆贩卖林彪、康生的一些观点，说什么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搞乱了各级党政干部的思想，帮了张春桥等人的大忙。当然，马天水的卖身投靠，也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赏识。1967年4月4日，马天水率先被宣布“解放”了。张春桥还特意找他谈话：“你在北京工业座谈会上，带头反对‘中央文革’，反的那么凶……性质是严重的，你要吸取教训。你解放后，一定要注意多和造反派头头联系，你要领先他们，才能搞好工作。”感恩戴德的马天水这是这样一头栽进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怀抱。

在林彪及“中央文革”的煽动下，“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又扩大到了农村。到1966年底，全国的形势发展已如脱缰之马，越来越令人担忧了。特别是工业交通企业集中的上海，局面越来越失控了，地方党政部门的工作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难开展了。

在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全市从此一下子冒出了大量明目繁多的全市性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武斗、“炮轰”，组织人搞规模盛大的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受到迫害和冲击，经济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影响。

而张春桥在上海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消息传出后，上海广大人民对此极为愤慨，纷纷自发地以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刷大标语等形式，要求中央撤销“双五条”，并要张春桥向上海人民作检讨。1966年11月18日，张春桥被迫接见上海19家工厂的代表，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理屈词穷。他一会儿说上海市委不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是因为市委“正在向中央请示，不好表态”，一会儿又说“如果市委工作靠前一点，工作就会主动一点”。张春桥还说，他签字同意“工总司”的“双五条”，与陈伯达的电报是一致的，只是二人从不同的角度讲的，陈的电报是从生产角度讲的，而他的签字同意是从“文化大革命”角度讲的……这种颠三倒四的狡辩和骗人的谎言，激起了群众更为强烈的愤怒。

11月19日，为了与“工总司”对抗，上海80多家工厂单位发起组织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总部”（简称赤卫队）。12月6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二十多万人成立大会。在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张春桥在当时的处境非常狼狈。

江青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忙派聂元梓等人南下“增援”。聂元梓一到上海，就以“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自居，要“工总司”、“红革委”、“红三司”等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揪住常溪萍，打开市委缺口，打倒上海市委”，“罢陈丕显的官，罢曹荻秋的官”。而聂元梓来上海兴风作浪的消息一传出，上海街头立即出现了“不要聂元梓到上海来当保姆”、“聂元梓滚回北京去”等大幅标语，不少人到她住的地方找她“辩论”，吓得聂元梓到处躲藏。

11月25日，由聂元梓等人在幕后策划，由“红革会”出面筹备的“揭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了。聂元梓和“首都三司”“司令”蒯大富等“应邀”参加，曹荻秋被揪到会场。大会的横幅是“万炮猛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场内外贴了“上海必须大乱”、“曹荻秋必须彻底交代”等标语。聂元梓对着曹荻秋叫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等口号，煽动群众把火烧到上海市委头上。

会后，他们要解放日报发消息、做报道，遭到报社的断然拒绝。27日，“红革会”又派代表到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他们次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特刊随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还说“解放日报的毒流到哪里，我们就要消毒到哪里”，他们要“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们的无理要求也遭到了邮电局方面的拒绝。29日晚，“红革会”两三百名造反派又闯入市报刊发行处，再次要求将《红卫战报》特刊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仍然遭到拒绝。他们便闯进解放日报社，向报社负责人提出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转载《红卫战报》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和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他们。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社负责人再次拒绝。

“红革会”为什么一定要跟解放日报过不去呢？因为聂元梓之流认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发行量大，在党员、群众中又具权威性，根据以往造反经验，把它据为自己的喉舌，就取得了上海市的话语权。攻克解放日报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他们鸡蛋里挑骨头，终于发现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作者署名“罗思鼎”。他们知道“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化名，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再经过解读，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借批判为名，实际上为了标榜中共上海市委宣传、教育部门曾经顶过周扬，企图把这些部门说成是一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红线”上。于是，聂元梓之流布置上海“红革会”精心撰写了一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把《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一文先定性为“假批判真包庇”，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抗中央十六条”；接而又以解放日报之所以敢登“罗思鼎”的大毒草，说明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再接而挖出“炮制”这篇文章的后台是上海市委和杨西光。他们逼迫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把登载《〈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的《红卫战报》特刊随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就是为了让解放日报自己掴自己的脸。然而，这次由于他们“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差点上演了一出“伪军打皇军”的滑稽戏了。

这篇文章确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朱永嘉、王知常等人撰写的，杨西光看后，根本不同意周扬在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法，扣下不发，而张春桥看后却认为这是一颗轰击中宣部的炮弹，审改后同意发表。当张春桥一伙知道了“红革会”要抓这篇文章的黑后台，把炮弹往自己头上吊，气急败坏给“亲爱的小将们”打招呼，不许《红卫战报》发表批判“罗思鼎”的文章。

这一炮给张春桥闷回去了，聂元梓之流不气馁，心想一份办了几十年的报纸，发了数以万计的文章，还挑不出一点“修正主义黑材料”？于是派人到解放日报搜集材料。他们获悉该报采访部主任徐学明曾写了一张题为《不能拿原则作交易》的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的表现，便如获至宝，认为这是解放日报“炮打中央文革”的证据。聂元梓之流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上海市广大群众的不满。

“文化革命”到底应该怎么个搞法？曹荻秋是否应该被打倒？聂元梓应不应该“滚”回北京去，《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捆绑”发行的要求是否合理……围绕这些问题，社会上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激烈争论，吵得不可开交。当时，反对张春桥、聂元梓的学生和群众是“多数派”，他们对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就到市委来讨说法，要求领导接见。市委领导包括我父亲都忍辱负重，想方设法做好这部分学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

1966年11月29日上午，我父亲抱病接见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就一些问题谈了看法，表明了立场。

有同学说：对聂元梓到上海，大家议论很多。她到上海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到处贴。有的造反派27日上午还到南京路新华书店仓库里，把刘少奇同志的像片烧掉了。他们还污蔑党的“七大”、“八大”的报告是修正主义的，吹捧聂元梓是“伟大的左派”。他问我父亲对这些事情怎么看。

我父亲说：“文化大革命是考验大家，包括你们在内，我也在内……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少奇、小平同志的问题是内部矛盾，这是中央认为的。如果是敌我矛盾，他们还能当中央常委吗？如果是敌我矛盾，他们还能当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吗？现在，他们已不再当权，现在是林总、总理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们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我们作了检查，表示要改正，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他们。我说你们要相信总理的话：这个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了。当然，你们对聂元梓有意见，我也不反对。是左派不是左派，不是靠说的。我也说自己是左派，你说我这个市委第一书记还不是左派吗？但现在，有人说我不是左派，不相信我嘛。谁是左派，有的现在可以看得清，有的现在还看不清。”

我父亲还说：“我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知道，这条路线地方上属于敌我矛盾，全国只有两个，其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人对上海市委看法不同，把曹荻秋看作敌我矛盾，我不能不让人讲，你们去分析……该打倒的要打倒，不该打倒的就不能打倒。你们要是问我，我当然说上海市委、曹荻秋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要我认为曹荻秋是敌我矛盾，要摆出大量的事实，让我信服。没有材料，就讲要‘打倒’，就是几大罪状，我们不怕。有人提出要罢我们的官，中央没有罢我们的官，我们就不能自己罢官，我们还是要革命的。我接触到一些思想较激烈的同学，他们也是允许市委改正错误，允许曹荻秋同志改正错误，允许我们革命的。我因没有发表演说，他们抓不到我，如果我主持市委工作话，我可能错误犯得更大些，那又以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有同学针对有人把上海市委当作北京市一样看的问题，问我父亲怎么看。我父亲说：“哪里有那么多跟北京市一样的？北京难道只有主席、林总、总理他们三人正确？其他人都不行了？你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毛主席不是说干部分四类，一、二类的是大多数了。你们不要人家一讲，就糊涂了，忘记毛主席的教导。”

同学问：“现在全国都在轰省、市委，这样搞下去，不要都轰倒了吗？”我父亲说：“我们头脑有些旧的东西，世界观还没完全改造好，解放十几年来，做官当老爷惯了，冲冲也要嘛。正确是打不倒的，如果打倒了也好，中央再派人，我们都下放，到你们复旦，找个工作做做。革命的，打倒也是要平反的。”

我父亲还就各种组织、派别频频到市委上访，搞得市委不能正常办公的问题，对学生们进行劝导：“现在我们几个书记每天都要参加这个会议、那个会议。当然，参加会议，话不是那么好听，但我们还是要听，有时甚至饭也捞不到吃。这里是我们书记、常委休息的地方，有时也碰碰头，现在，也有人来这里找，我们就不能好好休息。现在你叫我晚上不休息，我当然不行喽。”

有同学不满地说：“市委有个‘罗思鼎写作小组’，负责人是我们学校的朱永嘉，是历史系总支委员，8月份曾到学校来过两次，放了不少毒，我们要批判他。他说：你批判‘罗思鼎小组’，就是批判张春桥同志，因我们写的每篇文章，都是张春桥审查、批准的，你们批张春桥，就是反对中央文革。”

我父亲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但是，我看有错误就要批判，就要造反，怕什么！张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市委书记、文革小组长，现在不是也有人在批判他，有什么关系！”

我父亲的言谈话语，很快通过“四人帮”在上海市的爪牙传到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耳朵里。尤其是关于张春桥可以批判的表态，令他们感到非常恐慌。于是，他们加紧谋划向上海市委发难，并授意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赶快起来“造反”。他们要变本加厉，白刃见血了。

“没罢官前，照样工作”

由张春桥遥控，“工总司”一手制造的“昆山事件”，造成途经上海的铁路全线瘫痪，近百辆客货列车不能开行，数万旅客行程受阻，上海工业生产因原材料供应短缺而难以为继。“昆山事件”很快传到了北京。

从北京方面传来了消息，说周总理将就解决铁路交通问题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还在病中的我父亲闻讯后，再也无法休息了，立即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找来制造铁路交通中断事件的人做工作，并通知市委电话总机，如有周总理的电话，就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1967年新年元旦，我父亲就是这样在上海北站度过的。

1月1日凌晨3点多，周总理的电话来了。总理在电话中先是问了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父亲回答说：“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昆山事件”的情况，然后对我父亲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我父亲十分坚定地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总理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总理亲切的询问，我父亲很激动，就把长期以来郁积心中的种种困惑和苦恼向总理诉说起来：“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听着我父亲的诉说，总理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总理的话十分恳切，但又分明透示着一种难言之隐。

我父亲放下电话，思前想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后来对我说：“对于总理的指示，我没有任何犹豫。叶群要我‘出来’，我可以搪塞；张春桥找我谈话，我可以不理；江青要我‘抓工作’，我可以应付过去；可今天是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工作，我能不挺身而出吗？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形势又是那样险恶、复杂，但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了。荻秋同志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总理那时也是处境艰难，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处理，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应当为敬爱的总理分忧啊。”

这充分反映了父辈革命家们在党和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总是把确保所分管地区工农业生产、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当作不可推卸的天职。那一段时期，我正好在父亲身边，对此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父亲在病中，仍然支持在一线的曹荻秋、魏文伯的工作，经常与学生代表谈话，交换看法，也及时向中央汇报，提出意见，给总理、陶铸打电话请求指示。由于他们有多年丰富的斗争经验，对各种情况都作了最怀的准备。我父亲即使在重病中，听说总理要他出来工作，便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主持工作。他虽然对“四人帮”帮派分子极度反感，但还是顾全大局，耐心地与之对话，四处“救火”、“堵漏”。当然，这种高贵的品质不仅仅体现在我父亲一个人的身上，而是体现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例如我父亲的亲密战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当时尽管白天被戴着高帽游街，可批斗一结束，他回到家，洗把脸，就开始处理公务，批阅文件，召开常委会……他们这一辈人任何时候都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尽到自己的领导责任可以完全不顾个人的毁誉安危。

我父亲与总理通过电话后，立即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而在北京的张春桥，也很快得知了周总理要我父亲出来工作的消息，对此极为仇视。周总理与我父亲刚通过电话，张春桥也给上海打了个电话交底，说了总理要我父亲出面抓上海铁路交通等问题的情况，要求不能由此而动摇揪斗陈丕显的信心。张春桥恶狠狠地说：“曹荻秋不能出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凌晨5点多，王洪文、耿金章等人以及一些外地红卫兵的代表陆续到达东湖招待所。我父亲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几小时前的电话指示，要求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尚未获得北京“旨意”的王洪文，在会上一声不发，对讨论的问题也不表态。

经我父亲苦口婆心再三做工作，多数造反派和红卫兵头目终于表示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办，同意我父亲提出的当场起草一份要求工人造反队立即从昆山撤回的通告。该通告于当日凌晨5时付印发出。会议还根据我父亲的提议，推举几个工人和红卫兵代表，负责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会后，王洪文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请示，但没有打通。次日，他实在按捺不住，就带着陈阿大等亲信飞到北京，拜见张春桥和姚文元。3日晚，张、姚二人在解放军报社二楼接见了他们。王洪文说：“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张春桥说：“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要警惕，否则会失去群众的，你们还是要抓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张春桥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张春桥叫王洪文等不要动员工人回到生产岗位、恢复铁路运输这些事，并要他们继续揪斗我父亲。

就在我父亲抱病出来主持工作的1967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新的一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这是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中央文革”反对周总理、蓄意夺权的“总攻令”。

我父亲深知他所对抗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但他已经做好粉身碎骨的思想准备。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尽其所能，一步步地开始扭转上海的局势。

上海市委派出一些干部到昆山，作了很多工作，平息了武斗，滞留人员陆续返回上海。1月3日，中断的铁路恢复通车。

1月4日，我父亲签发了由红卫兵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篇文章虽然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基调，总体贯彻了“文革”的“左”的观点，也有混淆事实、是非的地方，但全文的主旨是克服社会经济混乱局面，号召“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批准发表这样一份文告，对于当时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份文告印刷了20万份，在上海广为散发。

张春桥在北京坐不住了。他说过“上海的桃子熟了”，而我父亲这是要抢夺“胜利果实”。1月4日，张春桥偕姚文元飞回上海“摘桃子”，并“投入上海的决战”。

终生难忘的告别

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就在他们这次批斗大会的前几天，许多得知内幕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我父亲及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我父亲做好准备。

1966年12月30日，我陪我父母专门去了位于上海巨鹿路872号，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家里。一开始，我父亲和廖政国说话，我在一旁听着。我听父亲向廖政国讲了上海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国民经济的一些情况。廖振国讲，南京军区已经给他们指令，让他们稳住部队，密切关注文化革命的情况和进展。到后来，父亲让我离开，他和廖司令两人又关门说了很久。回到家后，父亲专门找我谈了他对下一阶段上海形势乃至全国形势会进一步恶化的预计，并且要我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如果有可能到北京去一下，见一见陈老总，把有关情况向陈老总汇报，请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上海的情况，另外还可以了解一下北京“文革”的情况。

第二天，即12月31日的白天，我奉父亲之命，离开上海北上。这是我父亲被打倒之前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所以与父亲告别的那一刻，我终生难忘。记得父亲送我走出他养病所在的西郊宾馆三号楼，接我去火车站的车就停在大门口。临上车前，我从我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他似乎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我又回过身来与父亲、母亲拥抱告别。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和父母拥抱，而且是第一次和父母拥抱着告别！

我走后没几天，父亲打电话给当时的空四军军长周建屏，要他想办法把弟弟东棋送到北京。一天晚上，周建屏派了一辆专车过来，还给东棋送来了一套带帽徽、领章的军装及军大衣、军人证，另有一张飞机票。有了这些，东棋当晚在虹桥机场顺利乘上了去北京的民航班机。

多年以后，曾有人问起我这样的问题：你父亲为何在他被揪斗得最厉害的时候，先后让两个儿子从他身边离开？我想，父亲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时明白，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磨刀霍霍，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而他自己很难幸免。他看望负责上海市卫戍和治安的廖政国司令员，表明他对时局的变化已作了最坏的准备，希望部队在上海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确保一方平安。而父亲让我和弟弟相继离开上海，也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与张春桥一伙的生死斗争之中。而且，当时父亲与北京的联系极不通畅，他要我到北京见陈老总等领导同志，也是希望借此了解外界的情况，并力争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扭转上海的混乱局面。

父亲知道，张春桥一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1月12日早晨，父亲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又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军装。父亲当时不仅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还是南京军区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他有穿军装的权利。身披军装上阵迎接这场“生死斗”，是我父亲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他认为，穿着军装，造反派就不好拳头、棒子往他身上乱砸了。

父亲向我母亲和家人告别时，为了减轻她们的思想负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母亲此时已经明白，今天的批斗非同寻常，父亲此去凶多吉少。母亲拉住父亲的手说：“阿丕，你要多加小心。”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小津现在可能快要到北京了，有事小津会和你联系的。”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生动地记载了他1月12日挨斗的情景：

进会场之前，一个押解我的造反派对我说：“陈丕显，你这身军装换下来。”大概他也考虑到了穿着军装，走资派威风就扫不下来的问题。

我强硬地坚持说：“不能换，我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我脱军装。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是军装我决不能脱。”

我的强硬态度使他们为难了。他们商量了一阵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叫我把领章、帽徽取下来，军装仍由我穿着。大会开始后，我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毕竟不是第一次挨批斗了，站在台上，我显得比较坦然。可是，面对台下几十万狂热的人群，面对自己呕心沥血工作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要说不难过、不痛心那是假的！难道群众就是这样给我们判了“死刑”吗？中央就是这样给我们下结论了吗？这是一个有着八百万人口的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啊！这么大一个摊子，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央真的对此就一点不考虑，撒手让它进入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了吗？

……

这次批斗大会后，我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关押，随时随地接受批斗，一个多月后被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委会”的名义“隔离审查”。在长达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过着囚徒般的生活，饱受了“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残酷迫害、折磨和凌辱。

上海在“一月风暴”中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上海区、县、局有49个单位，在三天之内被夺了权。各造反派还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勾心斗角，上演了一幕幕现代版的“活闹剧”。

2月5日，张春桥一伙又经过一阵密谋，在这一天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并得意忘形地说：“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上海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夺了权，当了政。”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阴谋家、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地篡夺了上海党政领导权。

可是，对张春桥等把夺权后的权力机构起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创举，毛泽东并不赏识。毛泽东不但不许人民日报转载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有关消息，还严厉批评了张春桥。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找去谈话：“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后来，中央专门发了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规定各省市不准用“人民公社”这个称号。张春桥、姚文元只好把他们精心炮制“上海人民公社”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刮起的这股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争相效仿，一时动乱四起，武斗升级，国家民被推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欲加之罪，红变黑？

在1967年1月12日的“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宣布，陈丕显从此“监督劳动”、“随时接受群众批判”、“交代罪行”。大会结束后，王洪文手下的几个“造反队员”突然对我父亲采取了闪电行动，不容分说地将他推搡上车，七拐八拐，带到王洪文起家前的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了起来。第二天，王洪文一伙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父亲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此后，各造反派就轮番揪斗我父亲，而且要随叫随到。批斗中，造反派们花样繁多，肆意侮辱，甚至打人。连日的折磨，使我父亲疲惫不堪，难有喘息机会。

在那个年代，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不需任何法律手续，也不需作任何说明，便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抓走，要他们接受批斗。其他派系的群众组织也可以来把这个斗争对象抢走。几天后，我父亲以及同样被关押批斗的曹荻秋、马天水一起，就被“工总司”下属最具实力的“二兵团”从王洪文手中抢走了。

“二兵团”司令耿金章是个典型的草头王，由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战功赫赫”，成了上海滩上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瞧不起张春桥、姚文元，更不把“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放在眼里，曾几次尝试单独夺权。他费尽心机地把我父亲等人抢到手中，就是为了与王洪文争权夺利，密谋组建“新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心怀鬼胎地对我父亲说：“你受惊了！我们把你从‘工总司’那里抢出来，是怕王洪文这家伙害你……”　“你是‘红小鬼’，在上海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我们都支持、拥护你，希望你能站出来支持我们‘二兵团’。”他还装模作样地吩咐看守人员：“你们要好好地对待陈书记，要保证他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出了问题，我拿你们是问！”他的手下也不断向我父亲透风：耿司令对你很好，要我们保证你绝对安全，他希望你支持他，以后他会把你当作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到新政权里。

据父亲后来回忆，在被耿金章关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确实少受了一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期间，关押他的地方不断变换。每次批斗，要先征得耿金章本人的同意才行，而且还有一二十人为我父亲“保驾”，不让其他造反派动粗。我父亲缺衣少穿，耿金章即派人到我家里去取，只是陋习不改，忍不住要“揩点油”。一次，家里给父亲捎了一双毛皮鞋御寒，耿金章一见到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鞋穿走了。为了拉拢我父亲，耿金章透露了不少外界的情况，其中包括他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矛盾以及他们搞的阴谋诡计。这使我父亲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下一步斗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在搞阴谋诡计方面，耿金章毕竟不是张春桥等人的对手。2月25日，耿金章被逮了起来，他苦心经营的“二兵团”也随之土崩瓦解。此后，张春桥一伙宣布对我父亲“隔离审查”。

在“隔离审查”初期，我父亲是由林彪死党王维国专门派军人看押，由徐景贤控制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所谓“陈丕显材料组”直接审讯、批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声中，从市委到区、县、街道、公社以至里弄、大队党支部，上海各级党、政领导不用审查，一律先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批臭。我父亲作为市委主要领导，自然首当其冲。所以，这个“陈丕显材料组”，早在“一月风暴”前就已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成立了，从一开始就承担了罪恶的使命。

“陈丕显材料组”先是大造舆论，极尽丑化和诬陷之能事。徐景贤等人利用窃取的上海市委文件档案，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卑鄙手法，炮制了一本又一本诬陷我父亲的材料，罗织了大量莫须有的罪名。据粗略统计，在我父亲受到“隔离审查”初期，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上报中央的，有关我父亲“罪行”的专题报告有8份之多，在报刊、广播、电视中发表的诬陷文章有139篇，还搞了四部电影、一部话剧和成千上万张大、小字报。1967年3月，《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摘录材料汇编》和《陈丕显是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继出炉。他们罗列的黑材料只想证明一点：我父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三反分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

同时，为了彻底打掉我父亲在上海市的威风，张春桥指挥“陈丕显材料组”连续组织对我父亲的批斗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2月至5月这段时间，针对我父亲的批斗会多达213次，平均每天要批斗一次半。从1967年2月起到1968年10月这段时间，全市性的批斗大会有三四十次之多。至于上海各部门、各单位召开的中小型批斗会就更多了。

我父亲对于种种不实和污蔑之词，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在一次全市电视批斗会上，我父亲利用电视向全市人民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对于群众的揭发、批判，我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工作中的问题，如有事实、有道理，我要诚恳接受，认真检查。参加革命几十年了，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只要说得对，我一定接受，认真改正。二是与事实有出入的，那我要澄清事实，做出申辩。三是与事实完全不符合的，我不能承认，更不能检查。”还有一次，他们在全市电视大会上宣布了柯庆施的两句话“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我父亲就问：“柯庆施是不是政治家、马列主义者？若是，为什么他和老婆说这个话？”造反派被我父亲问得张口结舌，很没颜面，从此再开批斗会时，总是把话筒放得远远的。

面对专案组批斗和审讯中的肆意侮辱，我父亲毫不示弱地予以回击。他们辱骂他是老反革命，他就说“你们是法西斯，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他们骂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就反唇相讥，“我没有死，怎么是死不改悔呢？”。他们大声叫他“滚”，他立即转身就走。他们指责他态度不老实，很嚣张，他就说，“你们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逼供信”……

喽罗们整不服我父亲，江青出面了。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她的那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点了我父亲的名，指红为黑，称我父亲是“黑小鬼”。从此，张春桥一伙更加紧了对我父亲的迫害，千万百计地收集我父亲所谓“黑小鬼”的罪证。5月3日，张春桥把“陈丕显材料组”更名为“陈丕显专案组”，并把“陈丕显专案”列为上海市第一号大案。“陈丕显专案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直接领导，下面有“三王一李”　即王维国、王少庸、王承龙及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具体负责。专案组下设了许多小组，最多时多达13个，有正、副组长17人。专案人员最初有50多人，最多时扩充到156人。

专案办、专案组的人都是张春桥等人精心挑选的。最初，专案组里有的人还比较实事求是，但张春桥等人听了他们尊重客观事实的汇报后，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将其调离专案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专案组来”。他要求调那些对我父亲有深仇大恨的人进专案组，并且在专案组内反复动员对陈丕显“要恨得起来”、“要穷追猛打”、“打不倒陈丕显，上海一千万人民不舒坦，不答应”。

在对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前半年时间里，“陈丕显专案组”主要在我父亲的所谓的“三反罪行”上做文章，花了不少气力。随着江青把我父亲由“红小鬼”变成了“黑小鬼”，他们感到，这些问题即使搞得再大，也不能至我父亲于死地，不能彻底打倒他。

1967年7月，马天水、王少庸在杂技场的一次电视批斗大会上叫嚣：陈丕显“不是红小鬼，是黑小鬼”、“老反革命”。王少庸还装腔作势地说，他这是向大会“郑重宣布”。10月，王少庸又在“市革会”材料组组长会议上讲：“张春桥说，按陈、曹的问题，现有材料定走资派已足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字松了一点，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就不同了……他这一讲，我就领会了。”

王少庸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认罪书》中作了如下交待：“陈、曹大批判组的解散，随之成立了陈、曹两个专案组，这是对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的迫害的继续和加紧。从两个专案的情况反映上看，‘四人帮’早已把诬陷的内容、情节编造好了。张春桥还亲自听取专案组的汇报，出题目，提要求，阴谋诬陷陈、曹为叛徒。我就是顺着这条路子看材料，听汇报，考虑问题的。”

这就看出，他们就是在张春桥等人的授意下，先定罪名，然后再去搜集所谓证据。他们前后花了七八年的时间，集中全力专攻我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所编造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几十个之多。其中有：

“1930年被捕后认贼作父、叛变投敌问题”。
“1930年ＡＢ团被审查问题”。
“1931年的社会民主党问题”。
“家庭出身问题”。
“1937年的瑞金旅馆留难问题”。
“1938年‘瑞金事件’中有否被捕问题”。
“1939年在福建开扩大会议的问题”。
“1940年来沪看牙问题”。
“1942、1943年秘密来沪问题”。
“金柯策反问题”。
“通过刘万里和敌特挂钩问题”。
“谢志成四十年代三次来沪治病为我和敌特挂钩问题”。
“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
“窃听林彪谈话问题”。
“窃听江青讲话问题”。
“窃听周总理同罗瑞卿谈话问题”。
“参加彭真领导的秘密组织问题”……

这些罪名哪一个成立，都是罪在不赦。张春桥等人为了搜集我父亲的这些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罪证，先后派出外调、审讯人员达两万多人次。这些外调、审讯的人员，跑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翻阅了无数档案和材料报告，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他们一次次地把四处搜集来的诬陷之词作为绝密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对上邀功请赏。但是，假的真不了，红的黑不了。事实最终证明，这些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统统是胡编乱造，子虚乌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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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三

“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

我父亲和胡耀邦、谭启龙、黄知真等是红军时期有名的“红小鬼”，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这样称呼的。如果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那就从根本上判处了陈丕显在政治上的死刑。他们还真从我父亲几十年的档案中找到了1930年我父亲被捕的经历。江青知道后大喜过望，马上用她特有的形象思维推理，被捕而没牺牲，那只有投敌叛变啊，马上信口雌黄地公诸于世。为了落实我父亲是“黑小鬼”的罪名，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召集“陈丕显专案组”、《解放日报》社和市委办公厅造反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共有十余人前往我的家乡闽西调查此事。李文静指示：“重点调查1930年被俘一事，这是关键。”那么，被李文静们如此看重的所谓“陈丕显30年代历史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0年6月，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开往长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向长汀疯狂反扑，留守的长汀县苏维埃机关被迫向上杭一带转移疏散。当时，刚满14岁的父亲任县宣传队分队长，转移途中病倒了。7月2日，父亲和一批红军伤病员分乘两条船顺汀江南下转移。当船行至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时，遭到当地地主“民团”武装的伏击。船上的人纷纷跳水，有的牺牲，有的突围出去，父亲及十余个红军伤病员被俘。

由于这两条船上的红军伤病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大家相互间并不认识，敌人也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搜查时大胆逃脱，但跑出两里路后被抓住，因他身上带有身份证明，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当场杀害。三十多年后，父亲从专案组人员的嘴里，才知道这位牺牲的同志是红军的一个大队长，叫涂应达。

父亲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因年纪小、个子小，敌人把他当成“红军小孩”，交给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里看管。父亲在他们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帮助他家劈柴、烧火，这家人很喜欢和同情我父亲。姓刘的老乡告诉父亲，听乡里人传言，民团头子看中了他这个“红军小孩”，想收为义子，但又嫌他年龄太大了一点，怕养着不亲，正犹豫着。一天，民团开去打长汀了，这家老乡就用船悄悄送父亲过江，还给了一点钱，要他赶快回家。父亲上岸后，跑了四五里地，终于在河田镇找到了红军队伍。

这种事情在战争年代，尤其在敌强我弱的红军时期是经常发生的。“文革”前，我父亲把自己的这段难忘的经历以及那个民团头子想收他为“义子”当成革命故事，在不同场合多次讲给我们这些青年人及身边工作人员听，目的是帮助我们了解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历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且，对于这段经历，父亲在干部登记表上填写过，组织上也审查过，本来是一清二楚的。可“四人帮”及其爪牙为实现其不告人的政治目的，硬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遗余力地编造历史。在“文革”中，救过我父亲的这户刘姓人家，竟被诬蔑为“恶霸地主”、“民团团长”，受到了迫害。

这段历史实实在在是太清楚了，连一点可以编造的余地都没有。1967年10月，专案办的调查人员只得向张春桥汇报说，陈丕显1930年被捕过，当时只有十四岁，穿便衣，是和伤病员一起被捕的，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

不可能，江青同志都宣布了，怎么不叛变？张春桥听了十分恼怒，重新调整了专案人员，要他们再赴闽西调查。从1967年至1972年，一批又一批调查组连续在闽西调查了五年之久，派出的人员多达20多批、990多人次。他们先后到过闽西的龙岩、长汀、上杭、清流、宁化和江西赣南地区的16个县的32个公社，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调查组所到之处，总是先要用大喇叭、大字报、大标语大肆鼓噪一番，说“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制造恐怖的高压态势，接着，要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揭发批判所谓的陈丕显“三反”罪行、“叛变投敌”历史，要大家与陈丕显划清界线。然后，再把熟悉我父亲或我父亲共过事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逼他们揭发陈丕显的历史问题。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对其中的一些知情者，他们采取了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威胁、辱骂、捆绑殴打等法西斯的手段逼供材料，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工具逼迫原伪职人员出具伪证。为了向“四人帮”交差、请赏，他们为此在闽西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数以百计的干部、群众及我父亲的亲属受到株连，有人被迫害致死。

调查组先后十几次纠缠一位叫张德胜的老红军，采取捆绑、关押、拳打脚踢、罚跪、手枪威吓等下流手段，逼其揭发所谓“陈丕显曾在长汀出卖革命同志，打死伤员一名”等问题。这位当时70岁高龄的老红军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捏造的材料，说：“要我捏造事实，陷害陈丕显同志，说他在蔡场打死伤兵，叛变革命，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就是枪毙我全家四口，我也不说。”最后，这位老红军受不了这些外调人员的折磨与迫害，含冤自杀身亡。调查组的种种卑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父亲历史清白，没有叛变投敌。

在他们污蔑我父亲的诸多政治问题中，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也是他们看重的一枚“重磅炸弹”。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中，以此案最为骇人听闻，受株连的人多达数百人。直到我父亲1974年11月获得“解放”出来，张春桥等人仍死咬不放，成为继续攻击我父亲的“悬案”。

实际上，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纯属子虚乌有。1965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遭人诬陷，说他对毛主席搞过窃听。中央决定由由彭真主持查清此案，抽调大量专家和公安人员，对毛主席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住处全面检查。上海市委指派分管政法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负责此事，市公安局也全力配合公安部的检查。结果，上海没有查出任何窃听装置。我父亲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上签了字。“文革”中，张春桥一伙为了攻击彭真包庇杨尚昆，彻底打倒我父亲和市委其他领导，并借机清除和打击公安队伍中的异己势力，居然旧案重提，根据一些人无中生有的揭发大做文章，制造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案件。他们指控我父亲是主谋，牵涉的人也越搞越多，先后有300多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打伤、致残，有的人被逼自杀。

“外调”没结果，就要口供。张春桥、王维国、王少庸等加紧了对我父亲的批斗、审讯，企图从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定罪根据。从1967年5月至1972年12月，我父亲经受的大小批斗会和审讯有数百次之多。专案组人员明知我父亲身患肿瘤疾病，体质虚弱，却千方百计地变着法折磨和摧残他，大声辱骂，拍桌子瞪眼睛，罚站……最残忍的是搞“车轮战”、“蘑菇战”，接连几天提审，一两个月不间断地批判。在我父亲被专案组押到奉贤“五七”干校搞所谓“田头批斗”期间，他一天要被批斗几场，白天稍有空隙就被逼迫扫猪舍、挑猪粪，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每天只让睡三四个小时。不要说像我父亲得过重病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也受不了这种折磨。尤其是1972年4月，已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的王洪文，见“陈丕显专案”迟迟几年不能定案，就亲自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说此案不能再拖了，要求上半年结案。于是，在从5月9日到7月5日的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我父亲连续遭到了68次批斗、审讯。专案组每天只准我父亲睡三四个小时觉，企图从肉体和精神上把我父亲整垮，在神经错乱中交代出他们迫切需要的所谓材料。对于专案组里的某些人来说，一说要批斗我父亲、迫害我父亲，似乎成了一种乐趣。人性会扭曲到这种程度，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父亲也让“四人帮”及其爪牙们见识了“红小鬼”的硬骨头！父亲把每一次审讯都看成是为维护真理、为维护共产党员光辉形象而战。专案组要我父亲交代1930年被捕的问题，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你们说我1930年有罪，那是你们欺骗毛主席，欺骗群众。”他们说：“陈丕显，你的历史问题经过几年的调查，情况已经查实。”父亲说：“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既然已经查实，你何必还问我呢？”他们说我父亲不老实，父亲就说：“你们搞的是假案子，是逼供信。你们才不老实。”，“我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我要对党负责。没有的事，硬逼我，我不能讲！我这也是用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诬蔑父亲是“老反革命”，是“叛徒”，父亲严正声明：“我三○年没有罪，是光荣的历史。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反革命，是叛徒。”“你们搞的证据都是假的。我要组织上给我讲清楚。”他们大声吼叫，父亲也提高嗓门，毫不示弱。有时，父亲被斗得筋疲力尽，就不吭声，保持沉默。我父亲被囚禁八年，专案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都对他无可奈何。

关于“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专案人员对我父亲进行“重点突破”，使尽各种阴谋诡计进行诱供和逼供。1970年3月4日至13日，在9天之内诱逼他16次。但是，我父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据理斗争。1972年，我父亲含着热泪专门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指出他们搞的所谓“侦控案件”完全是一个冤案，要求党中央过问这件事。信是通过专案组上交转呈的，估计此信因揭露了他们逼供的情况，被张春桥、王洪文扣下了。

1975年，专案办最后一次就我父亲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这份材料上报前，由于关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主要证据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根本站不住脚，最后只好从原稿中抽掉。“四人帮”一伙为了置我父亲于死地，费尽心机折腾了八年之久，最后一无所获。

岁寒识松柏

上海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是江青一伙猖狂夺权、祸国殃民的重灾区。尤其“一月风暴”发生后，一大批干部、群众被诬蔑陷害，上海从此陷入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陈老总生前赋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与丑恶势力的激烈对峙中，除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少数变节分子卖身投靠外，以我父亲、曹荻秋为首，包括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杨士法、张祺、黄赤波、秦昆、李研吾、李干成、宋季文、石英、宋日昌、张承宗、金仲华、赵祖康等在内的十几位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全部遭到了张春桥一伙的残酷迫害，多数人身陷囹圄长达数年。有的领导，如曹荻秋、石英、金仲华等，被迫害致死。但他们始终不惧淫威，傲霜斗雪，宁折不弯，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之歌。

在上海老一辈中，一提起“陈、曹、魏、杨”，经历过“文革”的上海人大都不会陌生。“文革”一开始，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这四位父辈同时被抛到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同时被打成“上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同时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在全国点名批判……

当时，各省、市、自治区被全国“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领导一般只有一位，很少有两位，而上海一下子就揪出了四位，很耐人寻味。陈、曹、魏三位被打倒似乎还可以理解，我父亲是市委第一书记，又是党内知名的红小鬼，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极具威望；曹荻秋是市长，在我父亲养病的情况下代理主持市委领导工作，从运动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与各种动乱行为作斗争，毫不妥协；魏文伯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被诬为刘少奇、邓小平在华东地区的代理人。可杨西光时任市委候补书记，在市委领导班子中排名很靠后，为什么也榜上有名呢？后来经过查证，原来与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前喊出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有关。据说这个口号经由张春桥一伙汇报到毛泽东那里，还得到他的称赞，由于“钦定”，杨西光由此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在“文革”中被“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省市级候补书记。

在1967年1月刮起的夺权“风暴”中，“陈、曹、魏、杨”等上海市、华东局主要领导经历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我记得在1月14日的批斗中，曹荻秋伯伯被造反派强制跪在一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高架车上，反剪双臂，脖子上挂着木牌，在南京路等繁华闹市区游街示众。且不要说这样很危险，就是这种充满人身侮辱的作法，也只有变态狂希特勒干得出来！

“陈、曹、魏、杨”四位父辈一同被关押在康平路71号的一栋小楼里“隔离审查”。那栋小楼本是荣毅仁的家，“文革”中被没收了。“陈、曹、魏、杨”每人分别有一个专案组，每人单独关押在一间房里，单独放风。为了彻底打倒这四个“旧市委”的老领导，张春桥一伙抓住他们在革命生涯中都有过被捕的经历，蓄意给他们强加了同样的罪名：“叛徒”。各专案组以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所谓调查取证工作。其实，“陈、曹、魏、杨”四位父辈的政治历史问题，早已被中央审查过，没有任何污点，清清白白。他们有过的或多或少的被捕经历，恰恰是他们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大义凛然、英勇斗争的光荣史。

曹荻秋伯伯和我父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了。那时曹伯伯是苏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我父亲是苏中区党委书记，两人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后来组建华东工委时，我父亲任工委书记，他任副书记，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工作配合得也很好。1952年起，两位父辈一直在上海市委、市人委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曹荻秋被诬陷为“大叛徒”是因为他1932年曾在上海被捕过。曹荻秋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四川领导了震惊全省的“广汉起义”，1931年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后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2年3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在敌人审讯时，他说自己叫张云清，从乡下来找一个老乡谋个差事，因走错了路、找错了人家才被抓了来。后虽经多次审讯，并有叛徒指认，曹荻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曹荻秋的这次被捕问题，中央在1957年10月的“肃反审干”运动中就已经作出明确结论，认为“曹荻秋同志在被捕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国民党当年留下的关于曹荻秋从被捕、审讯到判刑的档案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曹荻秋五年刑期届满时“未肯将过去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谕，未有表示”。正因为如此，曹荻秋又被国民党押至苏州的江苏反省院关押。抗日战争暴发后，曹荻秋组织在押的政治犯开展绝食斗争，并作为大家推举的三位代表之一要求国民党无条件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经过与敌交涉，以及周恩来总理的营救，在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下，曹荻秋与难友在1937年8月下旬全部被释放。

为了蓄意陷害曹荻秋为“叛徒”，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之流根本不顾历史事实，指挥“曹荻秋专案组”跑遍全国，甚至采取诱供、逼供、制造假材料等手段，不遗余力地调查取证。与我父亲一样，曹荻秋在关押期间也遭到了“车轮战”、“蘑菇战”式的审讯。但是，他坚决抗争到底，决不接受叛徒的罪名。一次审讯中，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人员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能污蔑我！”

几年下来，他们在曹荻秋伯伯身上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任何“罪证”。在1972年7月26日王洪文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曹荻秋专案组”提出了“根据外调材料，曹定叛徒证据不足，定不上叛徒”的意见。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黄涛等立即训斥专案组“严重右倾”，说什么“曹荻秋定不上叛徒，还有谁能定叛徒”、“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

1973年2月，“四人帮”及其党羽被迫决定解除对曹荻秋的所谓监护，5月把他送到奉贤的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9月，他们炮制的《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报中央。曹荻秋再次严正表明态度：“按照政策，我定不上叛徒，如果市里定了，我要向中央申诉。”他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写信，申诉冤情，但不仅这些信都遭到无理扣押，他本人还背上了“翻案”的罪名，继续受到迫害。后来中央没批这个报告，此事不了了之。1975年秋，“四人帮”及其党羽再次正式向中央提交关于曹荻秋的定案问题的报告，狡诈地说什么“是否要定为叛徒？党的组织生活是否予以恢复？我们还吃不准”，“请中央来决定”。马天水、王少庸暗地里对赴京汇报的“专案办”人员讲：“中组部若问上海的意见，就说市委倾向定上。”

1976年3月29日，身心交瘁的曹荻秋伯伯突发心脏病，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含恨辞世，未能熬到“四害”被一举铲除的历史时刻。曹伯伯含冤去世后，我父亲内心里常为此感到十分难过。父亲感到曹伯伯在“文革”经受的苦难，有很大一部分是代他受过的。值得欣慰的是，1978年4月，中央批复上海市委的专题报告，为曹荻秋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如果仅以是否被捕过、被捕次数多少来圈定一个人是不是叛徒，魏文伯是最能引起“四人帮”的兴趣，因为他曾四次进过国民党的监狱。

魏文伯是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狱中上过敌人的老虎凳，灌过辣椒水，还在东北军中当过“地下党”。解放初，他任华东局秘书长兼上海市委秘书长，后调北京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从1955年起，魏文伯调回上海，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相继担任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组长。因他领导有方，到1958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有15县（市）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记者的实地采访报道后，激动得夜不能寐，气势磅礴地写下了《送瘟神》的著名诗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1961年，魏文伯重回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局候补书记、秘书长、书记。

“文革”开始后，华东地区尤其上海地区日趋混乱。魏文伯挺身而出，于1966年八九月间连续三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紧急电报，呼吁立即停止红卫兵大串连，控制各地的混乱局面，保证工农业的正常生产……可是，魏文伯的直言相谏不仅没有引起中央重视，反而因此接到了北京的通知，要他就“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检查。“安亭事件”后，魏文伯面对更加猖狂的黑风浊浪，多次在机关某些会议上忧愤地说：“‘文革’是乱搞，不乱到家不算完。才吃了两年饱饭，再挨饿就知道错了。”“‘文革’这样搞法，总有一天要被清算的。看将来还有没有文章，如果就这样完了，没有另外文章了，是不能服人的，将来一定要算账。”“我书记不干，也要提意见。”“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懂生产、不管生产，都是些秀才，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上海“一月风暴”后，魏文伯落入造反派手中，多次遭到揪斗，同时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他与我父亲等一起被监禁在康平路71号。“魏文伯专案组”成立后，张春桥对专案组长说：“魏文伯是叛徒，要抓紧清查。”“魏文伯专案组”为了逼迫魏文伯承认自己是“叛徒”，经常两三天连续审问他，不许他睡觉，也不让他吃饱饭。1968年10月，魏文伯作了一首小诗《遣怀》抒发心声：“饥饿思饭好，疲劳知床亲。岁寒识松柏，贫困见人心。”

专案组人员反反复复地要魏文伯交待几次被捕及“叛变”的情况。可魏文伯先后写了几百遍，都是同样的内容。专案组人员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还丧心病狂地采取非人道的审讯手段。他们明知道魏文伯心脏不好，却故意用橡皮胶带把魏文伯的嘴巴、鼻子封住，只留一点点透气的小孔。1968年3月，专案组人员为了逼他承认1930年第二次被捕时出卖过同志，连续两天两夜批斗和审讯。到第三天晚上，魏文伯病倒了，头昏，发冷，四肢发抖，可专案人员仍不放过他，叫医生在旁边观察，继续审讯。后因魏文伯被折磨得出现抽痉现象，医生说有脑溢血的危险，才被送到医院急救。1969年12月，专案组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所谓“对敌斗争经验”的启发下，又对魏文伯发起了一个11个半天和一个晚上的连续审讯攻势，直到折磨得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

无论专案组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魏文伯始终拒不认罪。1968年11月，他以一首《自励》激励自己：“幽居久病唤如何？人到白头阅历多。年老心红犹未晚，随时努力莫蹉跎。”他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有解决，几个跳梁小丑横行霸道的时代终将结束。“花落花开自有期，上台终有下台时。长途跋涉防迷路，一举一言仔细思。”

1973年3月29日，魏文伯与曹荻秋同时获释回家，但仍无行动自由。魏文伯以诗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大厦忽倾垂，双燕声叫危。望到清明日，重见燕飞回。”这位老人就是这样永不放弃希望，当专案组在最后上报中央的结论中认定他“在北平四次被捕，其中三次叛变，后来又公开发表反共文章，罪行极其严重。……戴上叛徒帽子，永远开除出党”。魏文伯表示强烈抗议，先后三次给市委写信，并请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强加的叛徒罪名予以坚决驳斥。张春桥对此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批示：“专案组可以再同他谈一次，驳回他的翻案，他的信可以存专案组，不必干扰中央。”魏文伯是压不垮的。他以居所前一棵巍然挺立的高大雪松自喻，自号“老松”，以示自己不屈不挠反抗“四人帮”的决心。

杨西光也被张春桥一伙扣上了“叛徒”的大帽子。他1933年在上海大公职业学校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时，暴露了身份，被校方开除，之后在南京、芜湖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杨西光在东北军中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日大后方重庆从事过团结抗日的宣传活动。解放前后，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委委员等职。杨西光于1954年9月调回上海，之后的十年间历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革”初期，杨西光在市委分管教育工作，又兼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所以，当“红卫兵运动”蔓延到上海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市委领导里最先受到批斗冲击的对象，多次惨遭他所呕心沥血培育的学子们的殴打。

“一月风暴”后，造反派抓住杨西光在1934年被职业学校开除一事，处心积虑锻造冤案。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说那个学校的校长是国民党的什么委员，发现了共产党决不会轻轻放过。就凭张春桥的胡说八道，上海市专案办就立了案，对杨西光“隔离审查”。正如王少庸1978年在《我的认罪书》中供认的：“对杨西光同志的历史立案审查，更无根据。”杨西光被非法监禁、迫害长达七年之久，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原则，不说假话，保护同志。直到1974年2月23日，杨西光才获得“解放”。

宋季文和李干成两位原上海市领导，是我父亲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文革”中，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同流合污，与我母亲一起关押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同样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位于浦西曹河泾，这里先后关押了两百多名上海的重要干部和知名人士。1967年底，张春桥、王少庸、王承龙等要上海有关部门找一个秘密关押受隔离审查的领导干部的地方，要求“安全”、“近郊”、“与居民隔绝”、“既不象监狱，又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后来就选中了这里。

宋季文曾与我父亲共同战斗与工作了数十年。抗日战争期间，宋季文在苏中根据地协助我父亲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曾任苏中四分区税务局局长、新四军第一师供给部部长、苏中三分区财政经济处处长、苏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和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苏中根据地财政处处长、苏北军区供给部部长、苏北兵团供给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部长等职。建国后，宋季文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委副主任、财办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56年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兼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

在上海工作期间，宋季文一直看不贯张春桥那付阴阳怪气的嘴脸，两人“文革”前还因工作上的事争论过几次。对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背着上海市委大搞“两面派”的卑劣行径，宋季文气愤难当，批评张春桥的言辞最激烈。“安亭事件”发生后，在那次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的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宋季文质问张春桥：“现要工厂里许多人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群众要求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说要找张春桥辩论……”张春桥后来还到我父亲那里去告宋季文的“黑状”，我父亲未予理睬。

“文革”一开始，宋季文料到张春桥会借机报复自己，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他年轻时就喜爱诗词，不同时期写下了不少作品。“鉴于历史上的文字祸，恐招是非，遂一火焚光。”在劫难逃的宋季文竟被张春桥一伙人关押了5年之久，受到了各种非人的折磨。为纪念关押地曹溪路少教所，他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梦溪诗词集》，记叙他在“隔离”期间的遭遇。

按规定，宋季文晚上9时才能睡觉，有一天他体力不支，晚上8时就坐在床上闭目休息，被造反派瞧见，就打开房门质问他为什么提前睡觉。宋季文反问造反派：“坐着怎么能算睡觉？”与他们大吵了一场。还有的造反派以趁宋季文出去放风之机，偷拿他的香烟，偷窃行为持续长达一年之久。宋季文被迫向上反映此事，也招到报复，此后不给他看病，不让他吃饱饭。他便写下了一首《病中有感》：

有病无医病自多，寒冬苦冷可如何？耳鸣不是阳春曲，腹叫犹如下俚歌。黑犬隔墙空吠影，黄牛浮水自过河。

过春节不让理发，也是“四人帮”死党折磨、污辱受关押老干部的一种刑罚。宋季文的记述是：

已去春光何处觅，终日无言，独自窗前立。忽觉今宵是除夕，长须长发惊如雪。

还有一次，宋季文因久居牢房，渴望重见天日，思念亲人，偶然长叹两声，被造反派听到了。造反派打开房门，同宋季文大吵一场。宋季文气愤之极，填了一首词《鹧鸪天？无题》，描述了自己的境况：

紧闭牢门又一春，铁窗风味总关情。无端小子来寻衅，不许长叹一两声。颠狂甚，无亲人。只能夜夜伴孤灯，卧床空听潇潇雨，欲取门锤斗鼠群。

宋季文先是被监禁在少教所里，后来又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受难期间，宋季文始终同丑恶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老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一腔报国之志。如他所言：“心中自有千重恨，头上徒增两鬓霜。烈士暮年情尚烈，老骥伏枥愿途长。”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2年，宋季文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顾问，跟朱熔基在一起工作。他们相处共事，关系甚好。1996年，宋季文因病去世。朱熔基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纪念他：“忠贞不渝，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诲我良多。”

李干成也是一位铁骨铮铮、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辈革命家。1929年，李干成在上海建设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转为共产党员，并于当年冬季辍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上海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从1930年开始，李干成先后担任中共宿迁县委、邳县委书记，共青团徐海蚌特委、吴淞区委、沪西区委书记等职。1931年，李干成在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期间，到上海开会，因叛徒出卖，全部参会者被国民党反动派一网打尽。李干成后被判刑六年，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八一三”淞沪抗战暴发后，苏州面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危险。国民党陆军监狱将在押的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李干成出狱后，回到家乡江苏涟水，成立抗日同盟会和地方抗日武装，历任抗日同盟会理事长、抗日义勇队队长、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政治部主任。1940年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他又相继担任淮海行政公署民政处长兼粮食处长，中共泗沭县委、宿迁县委书记，淮海地委组织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李干成先后担任淮海区第二中心县委书记、华中支前司令部副政委等职。1953年，担任苏南区常州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的李干成调到上海，先后担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交通工作部部长，基建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6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数十年。

“文革”初期，张春桥一伙考虑“三结合”问题，曾经想拉拢李干成与马天水、王少庸一道上他们的贼船，条件是必须揭发陈丕显和曹荻秋“三反言行”。李干成严辞拒绝，随即被打倒，长期关押在少教所。专案组人员抓住李干成1931年被捕问题大做文章，对他进行疯狂批斗和审讯，逼其承认是“叛徒”。李干成的这段历史问题，1941年在华东整风运动中已作出明确结论，并恢复了他的党籍。而审讯人员仍不放过他，采取了“车轮战”、“蘑菇战”。倔犟的李干成毫不屈服，直到被折磨得中风倒下，神智不清达20多天，报了病危。李干成在少教所关押期间，还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入院治疗。直到1974年，李干成才得以重见天日。

说起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上海老一辈，我还要介绍一下我父亲的老朋友，原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悲惨遭遇。

陶勇叔叔是我军历史上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许多著名的战役都留下了他的英名，如黄桥决战、苏中七战七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以及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等。他与我父亲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了，当时我父亲在苏中区党委，他在第四分区，两个人在工作中有很多接触，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结下了生死之交。

陶勇叔叔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当林彪一伙开始暴露分裂海军党委、篡夺海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时，陶勇拍案而起，愤然离席，并向贺龙元帅报告了有关情况。在中央军委和叶帅的领导下，陶勇与林彪及其死党作了坚决的斗争。1966年7月，中央军委在北京讨论了海军的斗争问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指出林彪的死党是“搞地下活动，是想黄袍加身”。会议期间，陶勇应叶帅之邀到会，痛斥林彪的一伙死党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林彪死党的夺权阴谋破产了，迫使林彪不得不走到前台，公开干预，亲手扶植其死党上台。

1966年底，叶帅打电话给我父亲，要父亲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提醒陶勇警惕。陶勇当时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许世友专程到上海看他时，对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一月风暴”袭来时，上海陷入空前的混乱。1月21日，陶勇对家人说：“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近来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也不怕了。”可就在当天下午却发生了“陶勇自杀事件”，陶勇被发现死在东海舰队司令部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米的浇花井里，头上还有着明显的硬伤和瘀血。陶勇遇害不到四个小时，林彪一伙就盗用海军党委的名义作出了陶勇是“叛徒”的结论。他们指使暴徒破坏出事现场，把陶勇的遗体拖在地上，倒上墨汁，戴上高帽，在脸上打上×。他们还准备抬尸游街，因引起了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愤慨，才不得不作罢。几天后，陶勇的尸体被恶毒地以“亲属不看，骨灰不要”的方式处理了。

陶勇遇害的当晚，一伙暴徒闯进陶家，向朱岚阿姨及孩子们宣布了“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的消息，并看管他们不准离开家。朱岚阿姨愤怒地对看守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凶手！”……连续三天，陶家被造反派反复查抄洗劫。1月24日晚，家中又来了一卡车暴徒。此时，朱岚阿姨已三天水米未进，神志恍惚。暴徒们要她跪下，她轻蔑地摆了摆头，说道：“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下？！有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话音未落，朱岚阿姨就被几个人强行摁倒在茶几上。一个家伙吼道：“你是叛徒的老婆！”朱岚阿姨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那个家伙威胁朱岚阿姨喊“打倒陶勇”，她就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站在一旁的孩子们也跟着妈妈呼喊“共产党万岁”。暴徒们恼羞成怒，立即对朱岚阿姨一顿拳打脚踢，致使她昏死过去，从茶几上摔下来。可没等朱岚阿姨完全苏醒过来，暴徒们又把她拖上茶几，继续殴打、审讯……

朱岚阿姨对女儿说过：“我等着党和人民为你爸爸申冤的一天，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斗下去！”她到处为夫申冤，同时经受着一次比一次更为残酷的迫害。1967年8月的一天，朱岚阿姨突然被秘密关押起来，罪名是“日本特务”。审讯人员还要她交待陶勇的所谓罪行，以及陶勇与周总理、叶帅的关系。朱岚阿姨严词拒绝，坚贞不屈，受到轮番围斗和拷打。棍棒、竹板打断了好几根，被打断了肋骨，遍体鳞伤，没过多久便被折磨致死。

张春桥获知朱岚已死后，恶狠狠地对东海舰队的死党说：“人死了，灭了口，线断了。”尽管如此，林彪、“四人帮”一伙仍借陶勇之死，策划了一个以死人整活人的阴谋，先后整理了三十多个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黑材料，几百人因此受到株连蒙冤。

我父亲直到结束了八年囚禁生活后，才得知老战友陶勇夫妇去世的消息，顿时心痛如绞。他坚定地认为，陶勇决不是自杀，他与在“文革”中无数被害的同志一样，死于一小撮阴谋家之手，而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就是罪魁祸首！

“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上海的“一月风暴”，把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李干成、宋季文、陶勇等老一辈抛到了风口浪尖。这既是他们最凄惨、最悲壮的人生时刻，也是他们最英勇、最辉煌的人生时刻。在黑风浊浪中，他们同仇敌忾，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抗争之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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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四

令人发指的残害
　　
张春桥在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后，多次叫嚣“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张春桥一伙在迅速扩充其帮派势力的同时，疯狂残害上海各级领导干部。在“文革”前800多名部局级以上干部中，受到严重迫害的干部约占四分之三。其中，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被极其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所熟悉的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明新和原中共上海市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就是被迫害致死的两位高级领导干部。

赵明新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天津市团市委宣传部长、青工部长。1932年，他在天津被捕，一直到1936年10月才获释。1935年，赵明新由狱中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鲁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胶东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从1949年起，他开始长期在我父亲手下工作，担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1952年底，他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人事局局长。1955年，他调吉林任一汽党委书记。1965年9月又调回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新明平易近人，又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员干部十分关心，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1966年8月，康生、江青阴谋挑起了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赵明新是遭诬陷的六十一人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六十一个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其中“文革”前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些人大多在30年代初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坏而被捕的，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里。在狱中，他们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并同外面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与敌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到1936年，虽然有的人刑期早满，但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仍然在狱中坚持斗争。1936年春，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央北方局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做出组织决定，并报党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通过关系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狱中党支部。于是，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先后有52位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分批履行手续走出了反省院，另有9位同志也以其他不同方式获释。这批同志出来后，党组织立即为他们分配了工作。到解放前，其中的10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幸存下来同志逐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文革”刚开始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借题发挥，揪斗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中央为此发出两封电报，说明刘、赵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要红卫兵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而老奸巨滑的康生对这件事本来心知肚明，他曾在1948年对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同志讲起这批党员出狱的经过，但为了打倒刘少奇及这批老干部，故意把水搅浑，于1966年8月重新提出这件事，并让专案组立案审查，得到江青一伙的积极呼应。从1966年11月下旬起，南下的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和长春一汽的造反派先后找到赵明新，纠缠他调查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赵明新解释了自己的获释经过，并请示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魏文伯明确答复：“此事中央知道，这是组织决定。”

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后，中科院华东分院各造反派组织开始夺权，疯狂批斗迫害领导干部，赵明新首当其冲。赵明新身患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被揪斗得住进了医院。1967年1月14日，一个叫“革命造反团”的造反派组织不顾医院的意见，非要将赵新明揪回长春批斗，强迫医生开具出院证明。医生特地在出院证明上注明需继续治疗，并开了三个星期用量的药品、针剂。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是须臾离不开药物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造反派不仅断绝了赵新明的治疗，连医生给的这些救命药物也扔了。他们把赵新明关押在中科院华东分院七号楼的“革命造反兵团”总部。1月16日，造反派在衡山电影院召开“砸烂华东分院党委，打倒大叛徒赵明新大会”，赵明新被批斗、折磨长达8个小时。他多次向造反派坚定地表示：自己“历史问题从来不认为是问题”，“在监狱中从未承认是团员、党员”，“办出狱手续是服从组织决定，中央批准的，完全可以搞清楚”。18日中午，家人前来探望，赵明新说自己的病情又恶化了。似乎造反派们也知道这么虐待一个重病号是会激起民愤的，当晚，把他秘密转移到生理研究所办公楼旁的一间不见阳光的废弃工场里，并禁止家属探望。19日，造反派又审问了赵明新一通，要他交代与陈丕显、魏文伯这条“黑线”的往来关系。得知造反派要将自己押往严寒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批斗，赵明新当天还亲笔给夫人罗军写了一张纸条，嘱她买棉衣、皮靴等必需品。但是，当罗夫人20日中午准备来送这些东西时，却接到通知，要她去中山医院。罗夫人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时，赵明新已经停止了呼吸。

关于赵新明的死因，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的技术鉴定是“系高处坠落颅脑损伤，引起死亡”。20日上午11时，生理研究所有人发现赵新明仰面躺在生理所办公楼的外面，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他究竟是如何“坠落”的，当时并没有认真追查。赵明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月风暴”中被迫害致死了。

“文革”发端于文化、教育口，身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长的常溪萍理所当然地成为江青、张春桥一伙轰开上海市委“堡垒”的突破口，除此之外，常溪萍与聂元梓的一段宿怨也是他在劫难逃的原因。常溪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宣传干事、黄县县委组织部长、中共胶东区委秘书长。解放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54年6月调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64年11月，中央要求全国各地抽调200多名干部到北京大学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上海从各高校抽调了40名干部，由时任市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带队前往，并担任北京大学社教队党委副书记兼西语系工作组组长。在如何看待北大的“阶级斗争”总的形势、如何对待北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陆平的问题上，常溪萍与时任社教队党委书记的中宣部副部长Ｚ某产生重大分歧。Ｚ某听信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介绍及建议，认为“北大党组织严重不纯，坏人混入了党内”，片面夸大了北大问题的严重性，工作队进驻后不久就夺了校党委的权，仅仅根据揭发材料就揪斗了50多个校、系干部，而且不问实际情况，规定各系一律在十天内形成批斗高潮。校党委书记陆平被视为“坏人”，挨了打。而常溪萍对这种明显脱离实际的“左”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见。1965年1月中央制定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常溪萍在学习《二十三条》过程中，认为这些规定确实打中了北大社教工作队存在问题的要害，建议工作队认真学习《二十三条》。而工作队的Ｚ某竟在常溪萍写的一份报告上批了一个大大的“右”字。

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期间，向上海市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和候补书记杨西光汇报了北大社教的有关情况及自己的意见。张春桥和杨西光听了后，都表示同意常溪萍的看法，并认为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里提，也可以向中央反映。

3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北大的社教问题时，对北大工作队的这一作法提出了批评。常溪萍听了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后，对照北大社教运动的实际情况，又向Ｚ某提了意见。但Ｚ某不但不接受，还把常溪萍调离了西语系。3月4日和11日，常溪萍先后两次写信给张春桥和杨西光，信中说：“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意见，基本上都遭到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不知可否，请速示。”张春桥首先圈阅了这封信，还批给市委其他书记阅。这件事还在一次书记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常溪萍向中央反映问题。

3月17日，常溪萍遵照市委的指示，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信。随后，中央办公厅约他谈了话。4月初，中央调整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成员。在新的三结合“社教运动核心小组”领导下，常溪萍等对过去揭发的材料进行认真负责的调查核实，推倒了那些不实之词。6月底，工作队放假，常溪萍回到上海，经上海市委决定并报中央同意，他不再回北大社教工作队工作，提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本来，常溪萍在北大参加“社教运动”的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工作经历，在“文革”初期却成了他横遭诬陷攻击以至受迫害致死的源头。

1966年5月25日，由聂元梓等七人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是康生通过她的老婆曹轶欧怂恿、组织聂元梓等人撰写的。6月26日，曹轶欧把北京大学13人写的一张题为《常溪萍在北京大学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及有关材料，别有用心地寄给在上海的张春桥。大字报中“揭发”常溪萍是北京大学社教工作团“内部跳出来的反攻倒算的急先锋”，为北大“极端严重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张春桥接信后，让市委办公厅把大字报及有关材料摘要印发给市委各位书记。20多天后，聂元梓等人又炮制了一张题为《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一式两份，想一份贴到常溪萍现在的工作单位，一份贴到华东师范大学，但没有寄出。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给常溪萍扣上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如“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等。

7月26日，“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一批人来到北京大学，准备当晚召开师生大会。会前，江青找聂元梓等所谓“左派积极分子”谈话，聂元梓乘机向江青告上海市委的状，说大字报一个月前就送去了，却没有动静，“中央文革”能否把这张大字报帮助转到上海贴出来。江青当即表态“可以帮助转”，还狠狠地说：“上海不贴，我去贴！”并把大字报交给了张春桥。在骄横的江青面前，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虽对所谓的常溪萍问题非常清楚，但他仍点头哈腰地附和着，答应叫上海市委把大字报贴出来。而就在第二天，张春桥把两张大字报交给了来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曹荻秋，也许是碍于当初他曾认可过常溪萍的做法，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把自己也填了进去，所以当时他未对曹荻秋讲任何处理意见。

接到大字报的曹荻秋认为不应草率地把大字报贴出来，就去请示小平同志。邓小平指示：北大的社教问题，中央书记处已经作过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挑起了。小平说“可以不贴”，并要曹荻秋再同康生研究一下。曹荻秋在会场碰到康生，康生说：“研究研究再说。”因此，曹荻秋在给杨西光打电话时说，贴大字报一事可暂缓处理。

上海不贴大字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青耳朵里，她火冒三丈。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8月6日，她找来曹荻秋，要求上海把北大批判常溪萍的大字报贴出来，并疾言厉色地说：“不贴，你们市委要被动。”而此时看清了风头的张春桥也于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这一天，给曹荻秋写了个条子，替江青帮腔，要曹荻秋回到上海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上海市委被迫将这两份大字报贴了出来，同时不得不宣布停止常溪萍的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领导职务。

9月20日，聂元梓等成立所谓的“常溪萍问题揭发小组”，并又写一张长达8000字的大字报，题为《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革命倒算的急先锋》。11月20日，聂元梓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来沪兴风作浪。她说：“常溪萍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在上海，揪出了常溪萍，就意味着上海市委负责人包庇了“黑帮分子”，造反派就可以此为借口“炮打”上海市委，这就把矛头指向了上海市委。

常溪萍被“揪出”后，立即陷入了被红卫兵揪斗的旋涡之中。上海许多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争抢着把他弄去批斗。挨斗时，常溪萍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长时间弯腰、罚跪，经常遭拳打脚踢。有一次批斗时，常溪萍从头到脚都被贴上大字报，衣服上沾满了浆糊。1966年底，在“华东师大造反大队”等组织的所谓“红色风暴”事件中，一些造反派在校内外游斗常溪萍，居然用几根绳子套住常溪萍的脖子，从不同方向拖，哪边劲大，人就得往哪边走，还一边开心地喊着“绞死常溪萍”，一边拿竹杆赶打他。“文革”啊，居然拿人命取乐，道德沦丧！

“一月风暴”后，对常溪萍的揪斗更加频繁了，谁想拉去批斗都可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有一段时间，他被从早斗到晚，深夜押回来，还要继续写“交代”材料。常溪萍的一条腿被打坏了，不得不用一根木棍撑着走路；长达数小时批斗，他实在支撑不住，要求跪下来。造反派不仅不允许，还对他拳打腿踢。一次他到厕所大便，有学生到房间没见到他，就说常溪萍逃跑了。一群造反派把他从厕所里拖出来就是一顿痛打。还有一次，一个造反派一面呵斥常溪萍，一面用小榔头狠狠地向他头部敲去，鲜血立即从他头上往下流，而他忍受着疼痛，一声不吭。学校文艺小分队演戏时，造反派假戏真做，把常溪萍拉上台扮演被打倒的“走资派”。台下一喊“打倒常溪萍”，台上就将常溪萍猛然推倒在地，几只脚踏上去，狂喊“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有时还会用枪托等砸下去。常溪萍被打得爬不起来，就被拖到后台一丢了事……

当常溪萍被造反派批斗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的时候，一直躲在幕后指挥这一切的张春桥终于要落井下石了。1968年1月15日，已当上上海“革委会”主任的张春桥，亲自来到华东师大，参加全体师生大会。他在大会上狡诈地说：“华东师大在我们上海地区是很有名的，这个有名无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了常溪萍。有了常溪萍这个对立面，就有红卫兵……”“你们红卫兵有打倒常溪萍的战功！”他别有用心地说：“不要认为校革委会成立了，就太平无事了！要把队伍清理好，把坏人清除出去！”华东师大造反派心领神会，自然把常溪萍当作最大的“坏人”进行清除。当时的《新师大战报》上，就赫然登载了这样一篇肉麻的文章：

“敬爱的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他最坚决最坚定地支持我们新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将揭发大叛徒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的大字报转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边亲自授给我们“文革会”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张春桥视察华东师大半个月后，造反派变本加厉对常溪萍进行折磨。他本来就有糖尿病、慢性肝炎、胃病等病症，经此摧残，病情明显加重，但他还倔强地活着。不把常溪萍从这个星球“清除”掉，张春桥是不甘心的，1968年4月4日，他在“上海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再次公开点名攻击常溪萍，说：“我们上海有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我们说有的。最近几天我看到材料，华东师大不是有人起来为常溪萍翻案吗？常溪萍这样的人，我看全市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了，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要给他翻案，说常溪萍是个好同志！”文汇报等“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纷纷大放厥词，其中文汇报一篇题为《右倾翻案风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社论中说：“最近，在一个大学里，还有人公然跳出来，为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溪萍鸣冤叫屈。”该报还在4月11日一篇“编者按”中说：“值得深思的是，像常溪萍这种投靠彭真的大叛徒，为什么居然还为他翻案呢？这就说明，要彻底打倒这一小撮凶恶的敌人，还要花很大的力气……谁想为他们翻案，那就和他们一起上‘西天’！”

尽管常溪萍并不知道有人为他写大字报鸣不平，但因他又被张春桥点了名，而且又被报纸宣传是“时时刻刻准备翻案复辟”的“凶恶的敌人”，等待他的命运如何便可想而知。张春桥大放厥词一个星期后的4月11日晚上，常溪萍被一批打手拉到文史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殴打，打折了三根扫把柄后，就换上木拖把再打，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不断凄声呼唤着：“求求小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凄惨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不忍卒闻。可这个打人凶手仍然边打边骂：“打死你这条老狗！打死你这条老狗！”又朝常溪萍身上猛踢几脚。还有一个造反派，竟用一根头上带有铁钉的三尺多长木棒朝常溪萍身上打去，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惨叫，瘦瘦的脸立即肿胀起来，眼睛几乎都张不开来，嘴角上淌着血……

旧病新伤，使常溪萍奄奄一息，可造反派不给他看病吃药，也不许常溪萍理发、洗澡。关押他的那间屋子臭气熏天，连来向他了解情况的“外调”人员都受不了，只好把他带到室外问话。5月25日，常溪萍上午还在写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下午快两点时被发现从三层楼窗口坠下。在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抢救时，他仍然清醒着。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他很艰难地回答：“我……不是……自杀。”一个小时后，常溪萍经抢救无效，含冤离开人世。这时，距张春桥最后一次点他的名不过两个月。这是张春桥欠下的又一条人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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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五

三位大家的苦难

父亲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上海各界许多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我也耳濡目染，与很多名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例如中国文坛巨匠巴金。我们家住在武康路117号时，与住在武康路113号上的巴金家仅有二三十米，我经常在路上与巴老不期而遇。其他在上海的著名艺术家，如京剧泰斗、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也都是我十分敬仰的大家。

“文革”中，与上海各级领导干部一样，各界知名人士也成了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的重点对象，几乎无人幸免，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仅以巴金、周信芳和贺绿汀三位大家的受难经历，来揭露这些知名人士在“文革”所遭受的深重劫难。

周信芳从7岁就登台演戏，艺名“麒麟童”，青少年时代便饮誉大江南北。他一生中演过近六百出戏，创作、改编了两三百出戏，成功创造了一大批经典的戏剧人物形象。他主演的《打渔杀家》、《徐策跑城》、《追韩信》、《乌龙院》、《四进士》等剧目，成为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从五十年代起，周信芳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等职务。1959年，年届64岁的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同年，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之托，主演并导演了倡导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京剧《海瑞上疏》，在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与观众见面，引起了轰动。

周信芳及夫人裘丽琳在三十年代曾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们对当时化名为“蓝苹”的江青其人，有相当的了解。从1963年起，以“文化旗手”自居的江青到沪搞“文艺革命”，其中《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是她主抓的两出样板戏。周信芳对江青从不阿谀奉承，对她到处插手“摘桃子”、窃取别人创作成果的行径也十分看不惯。在创作“样板戏”方面，周信芳给江青提了不少意见。例如，他不赞成在每出戏里都给主要演员安排很多大段唱腔。1965年，江青下令上海京剧院停下锣鼓，单打一地搞这两出“样板戏”。身为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周信芳严正提出本院编排两出现代戏的排练时间过长，“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睚眦必报的江青对周信芳恨之入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信芳的历史不清楚，又说自己不愿意与他这样的人坐在一起。1964年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经周总理亲自提议而担任了大会顾问的周信芳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早年对京剧革命作出过的一些尝试。这篇文章拿到张春桥那里，没想到他面孔一板，把文章往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地说：“你也来抢头功！”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跟着江青鞍前马后搞“文艺革命”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刊出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点了《海瑞上疏》的名。随后，张春桥窜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山》为名，当众讨伐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1966年2月12日，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解放日报刊登署名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把《海瑞上疏》说成是“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诬称《海瑞上疏》“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5月26日，张春桥又指使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的文章，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公开点名批判周信芳。这三篇文章把周信芳抛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周信芳压来，他被责令交待问题。6月中旬，上海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周信芳的文章，诬蔑他是“反共老手”、“京剧界的南霸天”。

8月22日，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一群红卫兵造反派到长乐路的周信芳家里抄家。周信芳的儿媳敏祯遭到毒打，昏死过去。造反派抓到周信芳的小孙女玫玫，把她的一头短发剪成“牛鬼头”，玫玫从此被逼疯了，后来被收进上海市精神病医院。周信芳和儿子回家后，造反派在周家开起了批判会。周信芳面对造反派的逼问，只是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共产党员！”造反派随后在周家乱打乱砸，把他穿着戏装，与周恩来总理、陈毅陈老总的合影统统撕得粉碎，还用墨汁在墙上涂上“打倒周信芳”的标语……

“一月风暴”中，周信芳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游街示众”。他胸前挂着写有“反动权威周信芳”的白色大牌子，其中“周信芳”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红色的“×”。周信芳被造反派打得口鼻流血，脸上青紫一片。此后，他被关进了“牛棚”，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打骂。

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质问周信芳：“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周信芳回答：“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造反派说：“你演《海瑞上疏》，还不是反对毛主席？”周信芳提高了嗓门说：“你们自己硬要把嘉靖皇帝跟毛主席扯在一起，这是你们的反动，是你们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啊！”造反派被说得恼羞成怒，对周信芳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周信芳与夫人裘丽琳数十年来患难与共，感情深厚。裘丽琳自己多次被造反派拉出去殴打，被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可是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她还对女儿说：“让他们打死我好了，不然他们要打死你父亲的。”有一次，裘丽琳与其他几个文艺界的女“牛鬼蛇神”被一伙造反派拖上卡车，押到西藏路的一所中学里。几个造反派把裘丽琳拖进在一间空教室里，没问她一句话，抡着木棍和铁管就是一顿乱打……还有人把裘丽琳背到背上，像甩口袋一样一次次地从头上摔出去，直到她昏死过去。临近半夜时，家人发现裘丽琳蜷伏在楼梯底下。她的头脸已经肿得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鲜血从衣裤里渗出来。裘丽琳从此卧床不起。

周信芳的儿子周少麟先是关进“牛棚”，在木工车间劳动改造，后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

1968年11月14日，经张春桥亲自批准，73岁的周信芳以“三反分子”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关进了少年犯管教所，与我母亲关在一地。在狱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审问，写交代材料，但他始终不屈服。他戴着1600度深的眼镜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密密麻麻地写下心得体会。有一次，有个专案组人员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上来就拍桌子，破口大骂。可周信芳不慌不忙，冷冷地问旁边的人：“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1969年，周信芳和周少麟先后被释放回家。而此时，裘丽琳已经病逝。家人就瞒着周信芳，说裘丽琳正在住院，不让他去探望。周信芳很快觉察到其中的变故，但并不追问，不再提起夫人，只是经常面壁而坐，痛哭饮泣。转过年，周少麟因看不惯江青一伙在报上大批夏衍及《赛金花》，私下对人讲起江青三十年代曾争演赛金花失败的不光彩历史，第二天就被拘捕，并以“防扩散”的借口判处五年徒刑，押到安徽劳改农场服刑去了。但是，这些灾难和变故并没有击倒周信芳。他对儿媳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就周信芳、巴金等上海文艺界几个头面人物的定性结论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参照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对他们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解放”。报告递上去，张春桥十分震怒，提笔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对周信芳、巴金这样的人，不枪毙就是宽大了。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那我们就是反革命了。”张春桥的这个批示在上海流传开来，也传到了周信芳的耳朵里。张春桥一伙最后给周信芳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宣布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周信芳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个结论！”宣布结论的人怒气冲冲地离开后，周信芳仍然平静地埋头读书，时而轻声哼起《徐策跑城》中的一段唱：“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恨，只是来早与来迟……”

1975年春节过后，周信芳终于盼到了儿子周少麟刑满释放，但此时他已经80岁了，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山医院。3月8日，心力交瘁的周信芳含冤病逝。这位“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要好好地活下去”的艺术大师眼巴巴地等待着还他清白的一句话，但没等到。他的遗体抬出病房时，住院的病人闻讯纷纷跟在后面送行。

1978年8月，上海市委作出为周信芳平反昭雪的决定，并于16日举行了平反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同样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的上海市文联主席巴金，声泪俱下地为老朋友致了悼词。

巴金比周信芳年轻近十岁，两人早在三十年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已相识，解放后长期在上海负责文联的领导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曾一同远赴前线慰问志愿军，友情非同一般。

早在三四十年代，巴金就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大家了。他创作的《家》、《春》、《秋》的“激流三部曲”和《雾》、《雨》、《电》的“爱情三部曲”，成为中国几代人爱不释手的优秀文学作品。他一生笃守“说真话，做好人”的人生信条，尤其在历经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梦魇般的悲惨岁月后，他更加强烈地呼吁人们讲真话，一如既往地感动人民。巴金晚年的一个梦想，是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希望人们以史为鉴，永远不让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重演。

巴金说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十年“文革”中“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他曾回忆说：“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

“文革”一开始，全国的知名作家大部分靠边，巴金也在其中，他预感到自己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大革命”中在劫难逃。1966年8月，他刚在机场送别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由人变成了“牛”。他先是被编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一个创作组里学习，组长是一个工人作家。同在作协分会的叶以群8月2日跳楼自杀了，巴金不知老友已死，在批斗他的大会上被迫跟着人们喊“打倒叶以群”，什么也不敢想。同在作协分会的孔罗荪被揪出来了，造反派要巴金写揭发他的材料，巴金不会编造，只写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造反派不满意，于是揭发批判巴金的大字报越来越多。造反派到处散发巴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巴金的大标语，在马路边竖起对巴金的大批判专栏。被人民日报、文汇报等点名批判后，巴金又陷入抄家和揪斗的风暴之中。

有一次，巴金正在作家协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上中学的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用鞭子抽打巴金，要巴金带他去自己家里接受抄家。这个红卫兵不知道巴金是干什么的，只听说他是“坏人”。巴金被打得只能拼命奔逃，非常狼狈。幸亏本单位的造反派出现了，拉着巴金到大厅去给外地来串连的学生“自报罪行”，那个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了。

那几个月里，巴金白天在作协分会，一天几次地被外地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在家，还要应付一批又一批翻墙入室抄家的红卫兵小将们。他每天靠服药才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夜晚一听到捶门声就浑身发抖。

张春桥一伙篡夺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后，巴金被扣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多次在上海杂技场等电视批斗大会上接受批斗，挂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杀气腾腾的造反派叫嚷着要“砸烂”巴金的“狗头”，而巴金自己也不得不跟着举手高呼“打倒巴金”的口号。巴金还被揪到工厂、农村、学校游斗，后来又被宣布“隔离审查”，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他回忆说：“十年浩劫的头几年特别可怕，我真像一个游魂给带去见十殿阎王，过去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全给揭发出来，让我在油锅里接受审查、脱胎换骨。十幅阎罗殿过堂受审的图画阴风惨惨、鲜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在‘十年动乱’中我不知写过多少‘思想汇报’和‘交代’，想起它们，我今天还感到羞耻。在我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在反思这场人间悲剧时，巴金仍感到自己的心在出血，对那个“由人变兽”的年代不堪回首。与他同时代的老舍、赵树理、杨朔、海默等很多杰出作家没能逃过劫难，而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办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

对巴金打击最大的，是他夫人萧珊的悲惨去世。因为被诬为巴金派到《上海文学》的“坐探”，萧珊也进了“牛棚”，成了“牛鬼蛇神”，被罚扫马路。有上学的小孩见到她，骂她是“巴金的臭婆娘”。当时造反派让萧珊清扫武康路、湖南路一带的马路。我有好多次经过武康路、湖南路的时候，总能见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在弯腰扫地。她那清瘦的背影与我母亲很像，我每次见到她时，总想起我的母亲。至今，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仍然难受不已。

有一次，北京来的红卫兵深夜闯进来“抄家”，萧珊为了保护巴金，害怕他被揪走，就偷偷跑到街对面的派出所请民警干预。派出所当时只有一个民警，不敢管。恼怒的红卫兵当着民警的面，用铜头皮带抽打萧珊。她被打得左眼乌青，押回来与巴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在巴金“日子难过”的日子里，她也跟着挨斗，但她情愿多受一点精神折磨以减轻巴金的压力。她一天天憔悴下去，终于病倒了。当时巴金正在奉贤“五·七”干校接受审查。有人劝萧珊打电话找巴金回来，萧珊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巴金从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卧床不起了。巴金想给夫人好好检查一下病情，但是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医生或实习医生随便开点药就把他们打发了，连拍一张肠部的Ｘ光片都办不到。假期满后，巴金又请了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情日趋严重的夫人。但请假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当巴金再次要求延长假期时，单位里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巴金第二天就回到干校。巴金的女儿、女婿也向那位头头求情、解释，但是他严词拒绝，还说巴金“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巴金只好第二天回干校了。

萧珊后来靠一位亲戚的帮忙两次“开后门”，才拍了片子，查出患的是肠癌，且早已经扩散了。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但她只活了三个星期。值得欣慰的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开恩”，在萧珊入院前一天，允许巴金回了家，让他有机会陪伴夫人度过最后一段生命时光。萧珊去世后，巴金一面拍着紧裹着她遗体的人形白布包，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

“世纪老人”巴金一直到2005年10月去世时，都始终把夫人的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仿佛两人从未分离过。孩子们遵照父亲的遗愿，把二老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向东海。

贺绿汀是从“文革”这场劫难中顽强地幸存下来的又一位上海杰出的“世纪老人”。巴金主张“讲真话”，贺绿汀提倡“干实事”。巴金享年101岁，贺绿汀1999年4月去世时也已经是96岁高龄。

贺绿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暴动，二十年代末坐过两年国民党的大牢，“七七事变”后相继在大后方、苏北根据地和延安从事革命工作。他的成名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开创了西洋音乐“中国民族化”的先河，他创作的《游击队歌》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音乐人才。

贺绿汀与“四人帮”一伙的交锋，早在1963年就开始了。江青来上海蓄谋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十足音盲的姚文元5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批判19世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文章，散布“防修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谬论。敢于坚持真理的贺绿汀对这位随心所欲地乱打棍子的年轻“批评家”很看不惯，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严正而善意地要求“批评家”不要强不知为知，并指出了姚文元文章中的十多处错误。贺绿汀说：“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点功夫，实事求是，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此文一出，一片哗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江青一伙以“学术研讨”为幌子，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音乐》杂志为阵地，对贺绿汀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围攻。

1966年“文革”大幕拉开后，江青一伙控制下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借用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的名义，仿效聂元梓等人炮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腔调，于6月8日开始“炮轰”贺绿汀，说“贺绿汀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两天后，贺绿汀与其他几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在文化广场上召开的万人大会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随即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们争相揪斗的“革命对象”。他的家遭到了“毁灭性抄家”。家中所有生活用品、上万册藏书、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连贺绿汀从国外给女儿带回来的一个洋娃娃，竟也被捅上几刀，开膛破肚。“打倒”的标语，从床头一直贴到大门口。

有一段时期，贺绿汀和同是老共产党员的夫人姜瑞芝不堪造反派的搔扰和纠缠，每天一大早就乘公交车躲进西郊公园，直到天黑才敢回家。可是有一天晚上，夫妇二人还是被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造反派抓到了学校。造反派用皮带打得两位老人鼻青眼肿，还逼迫他们跪在教室里，给他们剃了阴阳头。批斗快结束时，这些造反派用浓浓的墨汁泼在他们身上，高声叫着：“瞧！这对黑帮！”

贺绿汀一度被关押到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屋里，失去人身自由。姜瑞芝与两个女儿躲在家里，晚上不敢开灯。岁末寒冬的季节，家中被抄得只剩下有一条破棉絮，母女三人只好紧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御寒。很快，姜瑞芝也失去了自由，与丈夫一起被游斗、隔离。

贺绿汀被囚禁音乐学院期间，他仔细阅读批判他的文章，逐一剖析，后来写成反驳不实之词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贺绿汀这一勇敢的举动激怒了丑恶势力，也遭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张春桥一伙成立了“打贺指挥部”，对贺绿汀批斗的范围也从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1968年3月13日，上海召开了一次批斗贺绿汀的全市电视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两周后，贺绿汀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戴上手铐，关进漕河泾的少教所。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对贺绿汀的遭遇十分同情。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十分恐惧，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所谓的“贺绿汀翻案集团”，并成立了专案组，以此加强对贺绿汀及其亲人的迫害。他们把贺绿汀的次女贺晓秋、三女贺元元以及贺元元的男友叶华利软禁在学校里审问，派专人监视。贺晓秋曾独自跑北京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失望而归。学院革委会据此诬陷贺晓秋是“反动学生”，逼她交代是否帮贺绿汀递送“翻案书”以及发表过“攻击江青”的言论。我当时也被打成“反动学生”，造反派以“攻击中央文革”的罪名把我关进了交通大学的牛棚。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还就贺晓秋的问题专门向上海市委写了一份报告，诬陷说贺绿汀及其亲人等在组织“翻案集团”。徐景贤4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案十分重要，是一个十足的翻案阴谋，请上音革委会查清后，好好开一次电视斗争会，同时在报上揭露，工作要做得扎实一些。”

徐景贤的恶毒批示很快制造了一幕幕新的人间惨剧。姜瑞芝被诬陷为“翻案集团”的“罪魁祸首”，后来又被定性为“叛徒”，关进了少教所。三个女儿都被定为“翻案集团黑干将”，受到“隔离审查”……专案组人员4月4日拿到徐景贤的批示后，加紧了对贺晓秋的审讯，并拿出批示内容恐吓她。4月7日，贺晓秋趁看守她的红卫兵不注意，逃回家中，开煤气自杀，刚刚大学毕业就走上了绝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竟先后波及株连了多个地区的30多人，除逼死1人外，还逼疯1人，致残4人，隔离批斗20多人！

4月25日，在张春桥的幕后操纵下，紧锣密鼓准备的批斗“贺绿汀翻案集团”电视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在会上，倔犟的贺绿汀针锋相对地当众揭露“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无耻造谣，迫使张春桥不得不中途叫停电视直播。会后，贺绿汀被毒打一顿，戴上手铐坐牢。

贺绿汀在狱中多次受到严刑拷打，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但他坚强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他每被提审一次，就会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白。一次，他对提审人员说：“你们把我关在屋子里打，我没有办法。但要开大会和群众见面，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敢把我写的几十万字的材料公布于众吗！”看管人员打他，他就大声喊：“×××打人喽！”关在同一幢楼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就是通过这个喊声，知道那边关的是贺绿汀，而且他还没有屈服。

张春桥曾说过：“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贺绿汀关在少教所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有《简报》直送他。可当周恩来总理多次追问贺绿汀的情况时，张春桥却装聋作哑。幸运的是，贺绿汀有个曾是毛泽东的多年同班同学的三哥。正是因为三哥进京面见毛泽东求情，他才于1973年1月24日懵懵懂懂地走出了关了五年的少教所。当得知心爱的次女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受尽无数折磨也不曾落泪的贺绿汀顿时放声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