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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航通： 青春有悔十四年
一 文革动乱岁月
我是1965年从河北农村到北京读大学的，应在1970年毕业，是文革前国家招收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民间称1966-1970的大学毕业生为“老五届”大学生。
1966年5月学校安排我们65级的学生到河北省松林店驻军参加军训。
在随部队野营拉练的路上，撼天动地的十年动乱开始了。军训被迫中断。
同学们赶回学校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人惊得目瞪口呆。当时只有20岁的我，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不知所措，只是随波逐流，天天看大字报。
大串联开始后，我们在班长的带领下，一行12人去了祖国的大西南。返校时已是1966年年底了。
当时，学校的群众组织已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我不知道该参加哪个组织，只好当逍遥派。但那时逍遥派被认为不关心国家大事，是不革命的，可耻的。因为最高统帅有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学们常在一起议论要参加一个群众组织干革命。
参加哪一个好呢？我出身中农，不是党团员，不是红五类，也非黑七类。按当时的规定，只能当“卫红兵”不能当红卫兵。因为红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而出身中农的崽子，“左右摇摆不定的阶级”，整天想着“赵公元帅”，有什么资格保卫伟大领袖，只配当个“卫红兵”（都是由出身中农，职员，自由职业者，商人，小业主的同学组成）保卫红卫兵小将。我被这种谬论激怒了。出身中农就下贱？我非当红卫兵不可。
后来，学校一个头头比较开明的群众组织破例吸收非红五类同学参加红卫兵，我就报了名，经审查，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清楚，这才成了一名红卫兵，领到一个红卫兵袖章。
那时的群众组织，主要任务就是打派仗，你骂过来，我骂过去，谁也不示弱。
无休止的派仗，变幻莫测的时局，让人困惑。时间不长，1967年10月以后我就基本上退出了群众组织的活动，闲赋了。经常一个人闭门读书。
我在该群众组织中，写过辩论不同观点的大字报，编过打派仗的广播稿，两派叫阵时也助威呐喊过几次。但我既未参加过武斗，也未搞过打砸抢。
1968年复课闹革命。
1969年,学校把我们整个年级,拉到当时刚开始建设不久的燕山石化公司向阳化工厂工地上劳动了半年，主要是干一些挖沟铺路的体力活儿。
临近1969年年底，由于中苏边境战事紧张，中央下达1号战备通令 ，我们整个学校的学生被分别战备疏散到四川，山东，河北，山西等省的有关工厂里，边实习边等待毕业分配。
我随100多名同学来到山西的一个国营制药厂。在车间当了一个月的操作工，一个月的保全工;在厂广播室干了一个月的文稿编辑。
二 血雨腥风的批清运动
1970年年初,文革十年中最荒唐，最残酷，最骇人听闻的清查516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开始了。学校抽调部分同学和老师回京参加运动。我也随回京的同学们一道,回到学校运动集中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农场。当时学校原址被别的单位占用了。
接到回京通知后,返京的同学们心里挺高兴。因为在那时,外地生活用品的供应远远不如北京，能回北京当然乐意。但这些同学们做梦也想不到，对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此一回，竟是万丈深渊和灭顶之灾！
回校不久，我就被以516分子的罪名隔离审查了。
所有的生活用品，书籍，信件，笔记，一件不拉全被没收；人身失去自由；学校成立了专案小组负责对我的审查。
被隔离后，在农村老家五十九岁的母亲得知我在京出了事，忧心如焚。因我的弟弟17岁时在文革中受了刺激精神失常了，后来悲惨死去。母亲怕我再发生意外，急得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在县医院抢救了一个多月才保住了性命。但半身不遂了，说话都极为困难。当时我被关在学校隔离室，对这些一无所知。
父母为知道我的详细情况，让在东北工作的姐姐和在京工作的堂叔到学校探监。我从隔离室被喊出来，在专案人员的监视下和亲人见了面。姐姐见到我即流下伤心的泪水，哭着对我说，要相信组织，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要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看到亲人如此挂念，我心中的委屈和悲愤像爆发的山洪一样在胸中冲撞。但当着如狼似虎的专案人员的面，我又能说什么？只是陪着姐姐默默地流泪。
文革和批清运动，让我弟死母瘫，家破人亡。每当回忆起这些伤心的往事，我就会半夜忽地坐起，睡意全无，直到天亮。
隔离开始时，要我交代怎么参加516的，谁发展的，填了什么样的表格，这一切纯属子虚乌有，无法交代；后来，516不提了，要我交代和什么人合伙成立了一个什么党，据说我在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里任“宣传部长”。
频繁提审，残酷毒打，刑讯逼供，白天黑夜，我几乎崩溃了。想到自杀，上吊没死成；决定用写材料的钢笔把手臂上的血管戳断，夜里把左胳膊扎了个大洞，血里糊拉，被看守发现，未遂。
而我的3个同学都在审查期间先后自杀了，永远离开了人世。
每当想起冤死的同学，我的心就流血。
他们像蚂蚁一样被政治暴力碾死快四十年了，人们或许早已忘记他们的姓名，可这些同学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批清运动是在在驻校军宣队的领导下展开的。
我所在的大学军宣队的最高首长是一蒋姓的来自沈阳军区的军副政委。我在隔离审查期间曾逃过看守的监管,到他的办公室找过他，还为此上演了一出在专案人员眼中的516分子“越狱”逃跑的重大政治事件。
后来蒋政委竟亲自到我的隔离室问我，找他何事？我直言相告：您抓的这些同学都不是516分子，严重扩大化了，请政委刀下留人。蒋政委对我的答复也简单，我记了一辈子！他说：党中央让我抓516，不抓你们抓谁呢？
蒋政委手下还有一唐姓营教导员，一左姓副教导员及李姓连指导员。对我的隔离审查就是唐教导员在参加运动的系学生大会上，代表驻院军宣队党委正式宣布的。左副教导员是唐的助手，李指导员则直接介入专案提审工作。
有一天学校对我组织了一次三十余人的审讯会，办案人员围着一张硕大的圆形桌子逐一就坐，我坐在临近门口的一个小方凳上受审。李连长远远端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与我迎面相对。审问的核心问题是问我，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516的，我嗫嚅着说，没有这回事，自己也不是516。李连长刚开始还蛮和颜悦色的，并没说话，当看到我一再解释对516一头雾水时，他终于忍不住了，猛地把军帽从头上薅下来，冲我大声喊道：你要不是516，我就把领章帽徽扯下来不当解放军了！
支左结束后，大概因为抓516有功吧，听说左副教导员转业留京，就在学校工作。
1985年为516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昭雪、补发工资一事，我曾找到学校党委组织部，向组织部长讨要为什么非把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打成516不可的答案。组织部长说：劝你别追根究底了，即使毛主席现在从纪念堂坐起来，他老人家也说不清，上级让一风吹了，就算了，超前看吧！
组织部里还有一女工作人员，四十多岁，原来的讲师，似曾相识，却叫不出姓名，她偷偷告诉我，找老左去，他留校了。看来左教导员并不得人心，用青年学生的青春，血泪和生命，用残酷整人的业绩，换来自己留京的舒适，也太卑鄙了。这次我没去找他，我心里清楚，他会把责任统统推到党中央身上。对从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蚁民能说什么，又敢说什么呢？除非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后来，我们被打成516的同学们先后都平反了，自从劳改以来我再也没见过李指导员，不知他是否仍在军营，红领章和红帽徽是否还扛着。
1977年9月我从茶淀劳改农场释放后，决计到沈阳军区去找蒋政委，向他讨个天地良心，以如此残酷的手段整治这些无辜的学子们，究竟为了什么？
知道我的打算后，好心人告诉我，蒋政委已于几年前得癌症去世了。和领导了首都一所大学轰轰烈烈的清查516运动，残酷迫害了几百名无辜的师生,逼死三条人命的军政委未能见上最后一面，问个究竟，是我终生的遗憾。
最终给我定的罪行是： 516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1年9月13日林彪爆炸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军宣队改变了对大部分师生的审查方式。不久,就把我从隔离室弄到学校在北京大兴县的五七干校里劳动去了，一待就是三年。
三、 五七干校的三年
干校的生活比隔离室好些，饭可以吃饱，休息时还能请假去大兴县城书店买自己需要的书籍，我手头至今还使用的一本新华字典的扉页上写着：北京 大兴县 于学校农场时 1972.10的字样。但头上有一顶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干校的另类人物，没人敢和你接近。
在干校，别的教职员工都是半年轮换一次，分批到干校学农的工农兵学员待的时间更短,我却遥遥无期。最茫然的疑问是，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
1974年9月，稻谷收割的季节，在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干校又迎来一个来之不易的秋收。临近国庆和中秋两节了，干校节日的气氛渐浓，伙食也一天比一天好，就要割稻收向日葵了，农场到处是忙碌的景象，我也不例外，仍象往年一样作好稻田最后的管理和秋收的各种准备。
中旬的一天，学校管后勤的党委常委，一个瘦高个子，五十来岁的老干部突然自京城来到干校找我，向我传达校党委的决定：
“自即日起，你可以听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五七一反革命政变的有关文件了。”
并问我：“对此，你持何态度？”
我说：“听文件之前，要明确我政治上到底是人还是鬼？专案组对我说过多少次，人才能听中央文件，鬼是没有资格听的。”
该常委说：“少废话，让你听，你就听，罗嗦什么！”
我说：“那不成，鬼是没有资格听的，这可是党的政策。”
该常委坚持要我听文件，我则坚持首先分清人鬼问题。双方争执不下。我一看争下去不会有结果，便转身就走，该常委气得高声喊道：这儿盛不下你，有地盛你！
我头也未回，冷冷地回答：随便！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承认我是人，我就跟你们没完，你们如此栽赃陷害无辜学子，搞冤假错案，我非要把你们这伙吃人的豺狼告到中央去不可！
那时我是多么幼稚啊！对上访竟抱有幻想。现在回想起来，假如我当时记住古人的训戒：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服从了学校的安排，我是否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了呢？后来与家人谈起这一经历，都说我纯属书呆子，犯傻。我对这一假设则一直认为：未必！！
该常委返回学校一周后，一天来了一辆轿车，从上面下来两个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向我出示了拘捕证，用简洁威严的语调说：“你被拘捕了！”
我说：“我要不从呢？”
警察说：“我们带着手铐。”
我说：“我要上诉。”
警察说：“到拘留所再说吧。”
不由分说，把我弄上车，直奔北京市良乡拘留所。
在干校的三年，在这片由荒沙改造成良田的土地上，我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度过了饱尝世态炎凉的岁月，当我孑然一身离开时，望着车窗外熟悉的一草一木，竟生出一丝留恋的情愫。
我心里和干恔暗暗告别：和我最要好的“金花”（干校豢养的一条狼犬）还有它的小狗崽们在哪里呢？
到拘留所后才清楚，我以516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
我的一个同学已先期到达拘留所，正坐在地上和一群犯人围成一圈搓老玉米。令人吃惊的是，时令正值中秋，他居然穿着一件厚厚的棉大衣，显得非常抢眼。后来我才得知，他被学校在隔离室一楼的阴面整整关了五年半，没见过天日，特别畏寒，刚出来，来到阳光下还不习惯。真让人心酸！
四、 在茶淀农场劳改的三年
1. 茶淀文化
1974.9.17—1977.9.17 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服刑三年。
多年以来，我对茶淀农场，除了知道它是北京市公安局所辖的劳改单位以外，没有更多的认识。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读了著名记者戴煌先生写的《九死一生》和著名作家从维熙先生写的《混沌》两部大作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早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被整肃的人间地狱！有那么多政治犯和右派前辈死在此地，埋在此地！
我没有想到的是，戴记者，从作家这些老一辈的文人学者们，前脚离开了人生路上苦难的驿站，我作为晚辈也在政治运动风暴的裹挟下来到这一大名远扬的人间炼狱。难道共和国留给一代又一代学人的都是茶淀这个不死也得脱层皮的“集中营”吗？
哲人说：对人才的培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鼓励，另一是打击，难道我们的政府几十年来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人才培养方法情有独钟吗？
茶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从维熙先生散文集《男儿山女儿河》一书“驿路风尘”部分的“寻梦芦花荡”，是一篇专门写1999年10月他重访茶淀劳改故地的经过和感受的散文，他写得感人至深，我读得泪洒衣襟！不为别的，因为我也曾戴着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哪儿劳改过三年啊！
从维熙先生在茶淀重新踏访了“586”，“北砖窑” 和“584”劳改分场。586是美学家吕荧等右派分子的葬埋之地，北砖窑是来自清华的陆浩青，来自南开的熬乃松等右派分子的葬埋之地，584则是从作家自己1962年后的劳改驿站。
我到了茶淀后被安置在清河农场的二分场一中队，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移监至南窑砖场。1974年，距从维熙先生到茶淀的1962年又过去12年了，不知清河农场发生了什么变化，反正至今我对茶淀农场以数字命名的劳改分场仍语焉不详；对砖窑是熟悉的，只是有南北之分了。
2. 大病余生
在茶淀劳改时，住的是拱形窑洞，与陕北老乡住的窑洞类似，区别是，陕北老乡的窑洞是在黄土高坡上掏出来的，而我们劳改犯住的窑洞是在平地上用砖头砌成的。为何平原地区犯人的监舍盖成窑洞式，很长时间我也没弄清楚，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才恍然大悟。
每个窑洞算一个班，犯人睡大通铺，从外到里一溜排过去，二十来个人，政治犯和刑事犯掺杂一起。副班长睡在靠门的最外边，班长睡在最里边。
吃饭有食堂，每中队一个。主食为窝头，副食为菜汤。我在狱中吃第一口饭时，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饭食。
生活环境的骤然改变，监狱非人的生存条件，对像我们学生出身的人来说是极难适应的，我终于在1975年元旦后病倒了。
开始，上吐下泻，后来发起高烧，一会冷，一会热。热起来，只穿单衣也浮躁，嘴唇开裂，口干似火，夜里发作起来，只能以洗脸盆里的洗脸水解渴；冷起来，寒气透心，浑身打哆嗦，上牙碰下牙抖个不停，盖两床被子感觉好象什么也没盖一样。
同学得知我病了，把自己的棉被给我送来盖上，嘱我好好养病。同学间共患难的情谊，使我在铁牢里理解了“雪中送炭”这一成语的真正含义。
狱中也有诊所，大夫多是刑满释放人员。
估计任何一个良家子弟也不会自报奋勇主动要求到劳改之地救死扶伤，终生为这些“人核（音h uˊ）”服务的。其实，这难不倒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狱中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什么人才都有，医疗卫生战线领域犯罪者大有人在，劳改农场根本就不愁看病的医生，当然，医道是否高明，医德是否高尚则是另一码事了。反正神经正常的好人也不会到劳改农场去瞧病。
给我看病的大夫是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团级医务人员，五十多岁了，属国民党“战犯”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看起来还算和善，话不多，简单问问情况，递给我一支体温表，让我量体温。那年我28岁，未进监狱前，身体不错，平时很少看病。此刻，笨拙地把体温表夹在腋下，大约过了十分钟，“战犯”大夫让我取出温度表，他一看，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再量一次！又量一回，但还不行，他又让我量了第三次，才告诉我：小伙子，你烧的不轻啊，40.8摄氏度。为什么量了三次，因为这儿的劳改人员为逃避劳动经常把热水袋夹在腋下，冒充发烧，我以为你——
我吃惊地听着，强打精神望着耐心解释的“战犯”大夫皱纹纵横的脸和精明的双眼。
1975年3月，政府决定对最后一批国民党关押战犯特赦,听说他也符合政策名列其中。由于我们在茶淀一起共过半年多患难,我打心眼里为他能走出茶淀农场安度晚年而高兴。
“你得的是疟疾，吃几天奎宁就好了。”“战犯”大夫自信地说。
随后，熟练地开了方子，给我拿了药，我就返回了监舍。
连吃三天奎宁，烧也未退，我的脸和双手烧的蜡黄，饭一口也吃不下，就连伙房破例送来的面条汤也只能喝几口，没有一点食欲。我那份宝贵的不能再宝贵的三餐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号的狱友们替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
看到我病得不轻，同号有个北京体院的讲师，爱人元旦刚来探监,给他带来一些常用药品。好心的讲师对我说：老这么烧下去，会把人烧出毛病的，我这儿有六片氯霉素你一次服下，看能否退烧。我接过讲师的药片，服下。没想到，第二天竟退烧了，恢复到正常体温。我对好心的讲师千恩万谢。
原来，我得的不是疟疾，表面上症状像打摆子，实际上得的是急性肠胃炎，高烧由此引起。“战犯”大夫误诊了。
起因是，元旦中队改善伙食，各班包饺子，分班煮，我当时已升为班长，张罗本班弟兄们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的事。这些老爷们哪儿会做饭啊，等到我和班副吃饺子时，碗里已是烂稀粥了，吃下元旦的“美味佳肴”，我就病倒了。
得病时，没有胃口，吃不下东西；病好后，饥肠辘辘，一天三顿窝头菜汤，身体无法复原，再也无力再从事打冻方，清河泥的繁重体力劳动了。善良的耿队长（政府干部）为让我尽快恢复体力，把身体虚弱的我调到“老头队”，清马号。我和另外三个五十岁多岁的老头，每天把马厩里铺的稻草和马粪清扫出来，再铺上新稻草，一天劳动4—5个小时，空闲时间可靠在马圈四周墙的墙根晒晒太阳。由于农场的饭食太差，吃不饱，我在“老头队”缓了近半年，直到五一节后才重返大田组。
仗着年轻，又遇到慈善的队长，我熬过险恶疾病的袭击，闯过在茶淀劳改农场的第一道鬼门关，活了下来。
2.“ 外业管员”
大病痊愈后，我又回到大田组,负责近百亩稻田的田间管理, 就是“稻田管理员”。具体工作是:看水泵,给稻田灌水、施肥（田里除草的活计
由劳改犯大队人马承担，属日工队）。“稻田管理员”的工作有个特别的要求:从春天稻秧插完后,直到稻谷收割完毕,须一直住在野外。
“稻田管理员”也不是每一个犯人都能担当的。因为长期单独住在野外,必须排除再次犯罪、逃跑的嫌疑,能严格要求自己, 认真履行稻田的各
项管理职责,不能偷奸耍滑。晚上能老老实实待在窝棚里,不四处乱窜。一般来说,这项工作刑期将满人员和政治犯是首选。我有幸被选中,开始
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野人生活。
在水渠的起始部位的平地上，用木杆搭个窝棚,就是“稻田管理员”的安身之所。
白天,在两公里多长的水渠上不停巡视,给每畦稻田里灌满水。晚上则望着或漆黑的夜空,或满天的繁星；或冰轮皎洁,或弯月朦胧发呆。此时满腹的冤情伴着孤寂袭上心头,想到前途莫测,父母的牵挂,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盛夏时节,铺天盖地的蛙鸣此起彼伏,劳累了一天的我,经常和衣而
卧,在青蛙大合唱的催眠下昏昏睡去。
悲愤、愁绪和茫然虽说是野外生活难以派遣的苦闷,但还不是最难熬的肌体折磨,最难忍受的有两件事:一是饥饿,一是近百亩稻田的施肥。
饥饿。饥饿在劳改中如影随形,是永远挥之不去的魔鬼,噬咬着你的胃,你的心, ,你的五脏六腑，你的神经。监舍里刑事犯罪的狱友们休息时，
侃大山永恒不变的主题是:精神会餐和女人。饥饿象一条饿狼尾追着每一个犯人。
我曾经读过，在共和国1960-1962三年大饥荒年代，劳改的右派前辈们，在饥饿面前成批成批地倒毙了，象杨显惠先生在《夹边沟记事里》写得那样。我相信作者的记述。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被劳改，虽然整个国家与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期相比，粮食供应有了好转，但远远未达到现在大多数人的丰衣足食，老百姓买粮食和副食品仍须凭各种票证。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怎么可能让监狱里的犯人衣食无虞呢？
外业“稻田管理员”的三餐，都由中队伙房派专人送到大田管理员的驻地，每餐仍然是两个窝头，一碗菜汤。这样的饭量是无法果腹的，不想
点办法，就无法向自己的肚子交代。外业单独劳动，在被监视这一点上终究比随大队干日工自由度大些。
榆钱，榆树叶和野菜成了我重要的食物补充。把中队伙房送来的窝头揉碎撒在树叶或野菜里，添上水，用铝饭盒煮一煮，这种粥不是粥，饭不是饭，菜团子不是菜团子的糊糊就是我的三餐。
夏天逮青蛙，电鱼，弄到后，和其他技术工种的外业犯人一起，用白水煮煮就狼吞虎咽地进肚了。
在劳改农场，我第一次见到电鱼的方法。负责稻田水泵维修的犯人电工，把铁丝盘成大圈仍进水塘，或水渠里，一通电，能电死许多大黑头鱼
，这是技术活，不是谁都能操作的。我主要以野菜糊充饥。
在劳改农场，我经历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打食”方法，是同监号的一个犯盲流罪的青年告诉我的。他说，晚上政治学习结束后，监号里几个铁哥们围着洗脸盆开饭了。我问他，哪儿来的饭？他告诉我，每次出工那几个人都偷偷在衣服口袋里往回带稻谷粒儿，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再用晚上的工夫搓成大米，攒起来。外业“稻田管理员”的哥们，负责烧木炭，解决燃料问题。就在监舍里大家晚上政治学习时，监舍最里边的角落里的木炭火正在煮蒸着洗脸盆里的大米饭呢！不见烟熏火燎，不见大声喧哗，不见锅碗瓢盆，整整一洗脸盆白花花的大米干饭就蒸熟了！
任你是什么科学家，大学教授，文人学者，大学生，满腹经纶，妙笔生花，此时此地，你也想不出如此高明的法子，胆识兼备地解决肚子咕咕叫的问题。
从那以后，我对劳改农场的盲流们刮目相看了。
记不起是哪个哲人说的：人， 要么凭知识活着，要么凭狡猾活着。
监狱，是一所最好的“社会人文大学”， 这里是血与火的煎熬，是冰水与蒸汽的冻蒸，是人才与“人核（音h uˊ）”的集散地。从小到大,
我虽然读了十几年书，但与监狱相比，所受到的“人文教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狱中盲流犯的身上懂得了，狡猾，是人在社会存活中必不可少的素质。生活中狡猾胜过知识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人仅凭书本知识是无法平安走过陷阱横陈的人生之路的。
施肥。对于外业“稻田管理员”来说,每次近百亩稻田的施肥是难过的关口。灌水，由于有水泵，有干渠，支渠，只要精神集中，不跑口子，
给每一畦田里注满水，难度并不大。
施肥则不然，每次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把几百袋化肥均匀地撒在百来亩稻田里，确实是一项劳动强度相当大的工作，这项工作只有我一人完成,没有任何帮手。
刚开始时，我还保持着大学生的斯文，穿着浑身的衣服，抱着化肥袋在稻田里穿梭往来，认认真真撒好每一把化肥，几趟下来，汗水浸透了衣裳，满身的化肥末融化后弄得皮肤刺痒灼疼，很不好受。我就把外衣脱下，只穿背心裤头，但仍觉碍事，最后脱光衣服，赤条条在稻田里东奔西走，裸着身子撒化肥。完活后在水渠中洗一洗，比穿着浑身的衣服干活感觉好多了。
劳改农场，方圆十数里没有村落，只有服刑的犯人，一年到头看不到异性，在这里光着身子干活，决没人控告你耍流氓。
晴空万里，稻束油绿，干渠，支渠，畦田里的水泛着耀眼的银光，大地一片死寂，连鸣蝉都没有，只有头顶的烈日撒下灼人的光芒，俯视着人
间的一切，看着我——一个现代的原始人像蚂蝗一样在稻田的水中蠕动。
当按期毕业早已参加工作，成家立业的同学们，在工厂，机关，学校埋头上班，实现着自己平生的抱负和理想；和自己的心上人花前月下，耳鬓厮磨;双双拉着孩子的手，送宝宝上幼儿园尽享天伦之乐；为父母寄上自己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寄上老人急需的药品和衣物，尽着人子该尽的孝道时，我却在以而立之年的“暮春”岁月，在稻田里，像一只孤独的猿人回到远古时代，茹毛饮血，一丝不挂，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是天作孽，还是人为祸？一个堂堂的文明古国，何至于乖谬到如此地步，竟以最堂皇的理由，无中生有地给无辜的学子治罪，把人家整到家破人亡，无处立脚的地步，却无丝毫良心发现，悲天悯人之念！
每每想到此，我都会始而泪流满面，继之怒火满腔！
在空旷的天幕下，30岁的我裸体撒化肥的镜头永远定格备份在悲愤的心中。
3.南窑烧砖
1976年春天我所在的劳改中队成建制地转监南窑砖场劳动改造。
根据我在茶淀农场三年劳改经历,砖窑制砖是劳动强度最大的工种,我们粮食定量由原来每月16公斤增加到27公斤,由此也可看出体力消耗的大
幅度增加。
当时的砖窑,是生产效率比较高的椭圆形多孔转窑,生坯逐窑往里填,烧好的红砖逐窑掏出、码垛待运。装窑和出窑各不相牾,与单孔窑相比，明显提高了制砖的速度和产量。
制砖的工序是:
填窑:制砖坯(机制)—拉湿坯车—码坯架—倒花架—拉干坯车--抬砖坯入窑—窑内码大垛—封窑门
出窑:拆窑门--窑内码红砖垛—抬红砖垛出窑—拉红砖车—窑外码砖垛
我所在的劳改班组主要负责填窑,填窑除两头的两三道工序我没介入外,其余工序都干过。哪一项都不轻松,好在我经过两年劳改生活的历练,逐渐适应了体力劳动,书生的懦弱气消退了不少,仗着年轻,成了班组里的劳动骨干。
这里,我仅介绍一下抬54块砖坯入窑的艰辛,其它工序就不一一赘述了。
54块砖坯放在一个吊架里,一根一米长的小扁担穿过吊架两人抬,每块砖坯2公斤多，总重量100多公斤,两个人步调不一致,是没法走路的。而熟
练的人走起来可健步如飞。刚抬时拙手笨脚,掌握不了技巧,脚后跟经常被磕伤不说，一天下来,累个贼死,躺在铺上,浑身都散了架。劳改犯么,
再苦再累也得坚持。
肩膀压肿了,肿的地方渗出血来,把衬衣粘在肩膀处,脱不下来,每天就这样和衣而卧，非要换衬衣，只能借来剪刀把衣服铰了，把粘牢的布留在肩膀上。脚后跟被砖坯磕破,流着血,露出肉,咬牙坚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肩膀上的肿消了,变成老茧,老茧愈来愈厚,100多公斤重的砖坯,一抬一整天,十来个个小时,也感觉不出疼了。脚后的伤口也慢慢愈合,渐渐也变成了老茧。
人麻木了,干活时感觉不出累。只有晚上躺在铺上,才觉得人整个被掏空了似的,腿不是自己的腿,脚也不是自己的脚,就像腾云架雾一样。
第二天爬起来,照样干。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帮劳改犯制砖工堪称“劳模”,如此高的劳动强度,不偷懒,不耍滑,抬砖坯的健步如飞,两人配合的十分默契,简直就像艺术体操运动员;窑内码大垛的,双手上下飞舞,看的人眼花缭乱,手套早已磨破,十指的指尖磨得血红,汗水顺着裸露的脊背往下流,个个大花脸……
中队有规定,每天必须填完一窑砖。任务是强制性的。
在收工返回驻地的片刻间隙里,我看到出砖的犯人,他们的工作环境比我们更艰辛,因为他们在高温下出砖,只穿一个裤头,满身满脸满头炭灰,浑
身汗水,头发湿漉漉的,只有两只眼睛放着幽幽的光,活脱脱一个雕塑人,手上的胶皮手套早已磨成了碎片。他们的定额和我们相同,每天出一窑红砖。
人的体力有多大潜能,我不明白;但有一点清楚,离开劳改队,回到社会上，如此大的劳动量,在相同的时间里,无论如何我们是完不成的。
人是否就应该在强制下干活?
4.唐山地震
1978年7月28日3时42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突然发生了。
专家学者评论说：这场地震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猛然爆炸，强烈的摇撼中，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
（钱刚：《唐山大地震》，1986）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在哪里？茶淀劳改农场，此地距震中仅60公里！震感之强烈，房屋建筑坍塌毁坏程度之惨烈，人员伤亡之严重，可想而知！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恐怖的地震。
地震发生前一刻钟，我去小解，回到监舍不一会，大地就猛然剧烈地抖动起来，人就象搁在一个大筛子里被使劲地筛着。劳累了一天正沉
入梦乡的狱友们一下子惊醒了，“地震了！” ，“地震了！”，大家惊呼着，来不及穿衣服，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弹出窑洞。
我们这些罪犯能躲过这场劫难，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住的监舍是窑洞，拱形结构的窑洞救了我们。
强大的无可阻挡的地震波和窑洞的纵深方向正好垂直，窑洞的拱形对这种垂直撼动力具有天然的稳定性，虽然窑洞两侧的墙壁在地震波地冲击
下左右上下剧烈地跳动，裂开了缝，但没有坍塌。
假如地震波平行于窑洞的纵深方向，我们的监舍肯定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里就被地震夷为平地，而我们这些人类的“渣滓”就被上帝宣判死
刑，活活地掩埋在碎砖烂瓦之中了。
此刻我是多么感谢拱形监舍的设计者啊！
冥冥中，难道他有先见之明，有意为之？
监舍周围高墙上防止犯人越狱的女儿墙,在地震发生时哗啦啦坍塌，掉在院子里，冲出监舍最快的狱友,不少人被掉下来的砖头砸伤了，但人员
一个也没死，我所在的中队，创造了此次地震中的奇迹。政府干部赶来时，看到自己管辖的犯人都活着，长长嘘了一口气。
因为我是班长，睡在窑洞的最里面，逃出来得最晚，躲过了女儿墙砸伤的危险，一点也没伤着，竟然“因祸得福”了。
天亮时，从驻地附近的农村里传来哭声，才知道，周围的老乡在地震中伤亡很重。
茶淀四周的农村，村民住房的结构都一样：土坯垒墙，到需要的高度再把木梁、檩条和苇箔架铺在四面的墙上，然后在屋顶上抹麦秸泥，为防
潲雨冲刷外山墙，在墙面的中上部，特地用泥巴糊上一层厚厚的麦秸。
每天在出工的路上我除了默念：活下去，释放后伸冤，这句自励的话外，就是观察此地老乡的住房与老家有何不同。我的家乡在冀中农村，高一时，家里盖了三间砖房，我参与了全过程，从此,对农村的住房结构发生了兴趣。
老家房子的结构，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四梁八柱”，这种结构的房子抗震性无疑要比茶淀周围老乡没有立柱的房子好得多。几年后回老家探亲，了解到家乡的房屋在唐山大地震中很少有倒塌的，当然和老家离唐山震中与茶淀相比又远了200多公里相关，但面对强度7．8级，震中烈度11度的罕见大地震，“四梁八柱”的房屋结构肯定功不可没。
知道监外的老乡遭了难，我们这些犯人动了恻隐之心，纷纷向政府干部提出参加抗震救灾，争取立功减刑。但政府干部说：抗震救灾不是你们管的事，你们主要任务是改造自己。对此，我一直悻悻于怀，连救死扶伤的权利都没了，人生到此何其哀哉！
面对如此酷烈的天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管理我们的政府干部，有的家中也遭遇了不幸。
农队长，广西人，资深警官，平时慈眉善目，对犯人很少呵斥，狱友们对他非常尊重。地震后一次出工，农警官带队，只见他手里扶弄着一块
木板，我们开始也没在意，事后才从别的警官那里得知，农警官上初中的女儿不幸也在这次大地震中遇难。农警官手里的木板就是立在女儿坟前的碑牌，这是慈父怀念爱女的流血的心啊！看到农警官遭遇这样重大人生打击，还平静地坚持工作，狱友们无不感动，谁的心不是肉长的？
地震过后，原来的监舍遭到很大破坏，不能住了，接上级命令，所有的劳改犯人一律住进新搭起的抗震棚中。抗震棚是临时性的，能遮风避雨。
我所在的中队，仍然在南窑砖场劳动，由于地震后急需红砖，我们更是日夜兼程，多产砖，产好砖，一天到晚累得辨不清东西南北。
进入冬季，北风怒号，滴水成冰，为了取暖，政府让犯人在每一个抗震棚里生起了火炉，由于简易的抗震棚保暖性不好，为了维持棚内的温度
，取暖的铁炉子都是大号的，此前孤陋寡闻的我，从未见过这么高，这么粗的大铁炉。
晚上添上煤块儿，打开风门，炉火熊熊，都能把炉壁烧红。为了防止中煤气，政府干部三令五申，要求取暖炉一定安装好烟囱，哪个中队，哪
个班组发生了煤气中毒事件，找哪个负责人算账。大家对取暖慎之又慎，一个多月过去，相安无事。
临近1977年元旦时，出人意料的重大变故还是发生了。
一天深夜，寒气袭人，大家裹着棉被，盖着棉衣，睡得正香，取暖的铁炉也呼呼地烧着。忽然有人大声喊：“着火了！着火了！快救火啊！”
大家纷纷爬起来，睁开惺忪的双眼向窗外望去，只见南面不远处大火映红了夜空。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跑到棚外，想弄清楚是什么地方着火了。
原来，从我们住的抗震棚往南数第四排，整个棚子燃起了冲天的大火，人都跑出来，消防车也赶到了，政府干部正指挥灭火。
我们没起火的抗震棚，在政府干部的命令下，大家都爬到棚顶，用扫帚扑灭从燃烧的那个棚子处飞来的火星，以免把我们的抗震棚也引着了。
天渐渐亮了。由于附近没有水源，消防车没派上用场，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排抗震棚连同里面所有的东西化为灰烬。正当大家稍稍安下心来，此
时又一个骇人的消息传来，着火的抗震棚中，有一个犯人被烧死了！
起火时这个年轻的犯人已经跑出去了，出去之后才猛然想起自己枕头底下压着的五元钱忘拿了。覆又转身钻入棚内寻找那五元钞票，终于倒在
愈燃愈烈的火海中，再也没出来。事后人们从他紧握的手中发现了伍元钞票的残屑。听到这不幸的噩耗，我悲伤不已，为年轻的生龙活虎的生
命。大惑不解的是，何以为了区区伍元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命呢？
悉知内情的狱友告诉我，该青年乃北京的“玩闹”，因盗窃折进局子，这些人忍受不了劳改单位的磨难，总想寻找机会逃跑，而犯人擅自保存
钱票在监狱是非法的，所以不管谁藏有现金，不论多少都是弥足珍贵的稀有之物，一元难求啊。故他们把手头仅有的人民币看作命根子，舍命不舍财。
我听后，唏嘘不已，沉默良久。
不几日，该青年的亲人赶到茶淀，即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事后，查找起火原因，否定了人为所致。
纵火的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政府干部千叮咛万嘱咐的预防煤气中毒的烟囱。
原来熊熊燃烧的炉火烤红了铁皮烟道，燃着了烟囱钻出抗震棚顶处周围的油毡，引发了火灾，酿成这次惊心动魄的重大事故。
经历了骇人的地震，又遭逢无情的火灾，我对人事无常，世事无常有了心折骨惊的体验。灾难对人类而言是防不胜防的。我本人在首都读大学，又何尝想过在茶淀以劳改的方式蹉跎三年宝贵的青春岁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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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24 17: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