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亩师：我那与文革共同成长的童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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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亩师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

文革发生时，我正在读小学一年级，我的童年伴随着文革一起成长。这里写的，是我文革中的童年，也是我童年时看到的文革，我会尽量忠实于我的童年，忠实于我那时看到文革。我童年时看到和感受到文革，会不同于很多人看到和经历的文革，肯定是幼稚和无知的。如果你想看到悲惨凄凉，水深火热和血泪控诉，你一定会失望，因为我的童年过得很快乐，快乐可能是儿童的本能吧。

文革是一个神话世界，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一个热情的高音喇叭，一幅强劲的宣传画，一个高压的大熔炉，一个阶级斗争的战场。文革有一套它自己的语言，表达和宣传着这个神话世界和意识形态，是文革时代的重要标志，因此，我在这里会尽量原汁原味地使用文革当时的话语。

文革中的童年，虽然充满血红的革命政治气氛，但我还是有一个家，一个可能有点怪怪的家，但确实是我童年的家，还是很不错的童年的家。我就是在那个血红的革命和那个儿童的家里成长度过了我的童年。


0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在上海，读小学一年级。

我一九六五年秋入学。入学前，母亲用人造革给我做了个书包，那人造革料子是家里换椅子面子剩余的。母亲又领我到街道食堂，为我买了五块钱的饭票和代价券，让我上学后可以我自己到食堂里吃饭。我很开心，以前我整天被关在幼儿园，等着别人来领我回去，现在自由了，可以到处走动，可以象大人一样，在食堂里打饭点菜和吃饭。

语文课本里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还配了画，天安门发射着光芒，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下面是几朵大而园的向日葵，也有好玩的故事，有乌鸦喝水，有孔容让梨和狼来了。我很怕写字，写字的方格子练习簿，脏西西的，里面一片蟹爬，被老师用红笔圈一个差，优良中差，吃了差要重写。老师有时会手把手教我写字，但老师的手一离开，我的字马上走样，我也变得自卑和害怕。前排有个男同学，总有些花样，吃的和穿的，课本里还夹着几张包糖果的玻璃纸，很漂亮，放在手里会卷起来，但他不给我碰他的玻璃纸，只许看。我也要收集玻璃纸，像他一样夹在书本里，可我家艰苦朴素，不吃这么好的糖果，就跑到食品店去看，柜台里花花绿绿的糖果，漂亮的玻璃纸可望不可及。

学校带我们去看雷锋叔叔的电影，电影里雷锋老是给人家送钱送东西，并说这是应该的。看了雷锋电影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突然觉得很幸福，我在梦里梦到了雷锋，从此我就知道了，雷锋是伟大的，助人为乐是光荣的。

在1966年风暖树绿的春天，老师给我们发了一本红色的小书，红色塑料的封面，叫毛主席语录。老师带领我们念这本书，老师说，要记住，会背。第一页是林彪写的再版前言，林彪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还说：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林彪的这些话，是后来文革中最流行的语句。

讲起林彪，我还受惊一场。之前，我从大人讲话里听到，林彪当了副统帅。以前只知道毛主席和刘主席，突然冒出个林彪，还是副统帅这个新奇的名称，我觉得很新鲜，很想把这件新闻告诉班里同学。正好碰上学习林彪的再版前言，我忍不住大声叫起来：林彪是副统帅。老师当场愣住了，看着我，好一阵才很严厉地对我说，下课后留下来，不许走。下课后，老师把我拉到一边，很严肃地说，对国家领导人不可以乱叫名字。

我虽然在学校里有些自卑，怕老师，但出了校门还是蛮精神的，我从小就本能地觉得，大人的世界令人向往，那里美好的期待和远景，我童年的幸福有很大部分来源于这个朦胧美好的向往。我喜欢在大人的世界里表现自己，引人注目，让我觉得有成就感。

我表现的机会来了。马路上开始出现大幅标语，有的写在横幅上，有的写在围墙上，大大的鲜红的字，我心血来潮，把那些标语抄下来，用粉笔写在我家楼梯走廊的墙上，粉笔是学校里拿来的，一笔一划很用功地写：坚决拥护十六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我很满意，字写的不错，用粉笔写大字比用铅笔写方格容易。但我也失望，大人们对我的标语没有反应，即没表扬，也没反对。这些走廊上的标语，是我自觉写的，可以算是我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我的第一次革命行动。


02　好景不常在

我家里五口人，父母，姐姐，哥哥和我。父亲是手工业局一个科员，平时沉默寡言，看个报，不做家务，不管小孩，没有朋友，每天在机关里吃了晚饭回家。母亲是小干部，饮食饭店行业，管着南京路外滩附近的几个国营饭店，基层饭店人事纷杂，永远忙不完，每天都要晚上八点以后才回家。

我父母都读过大学，解放时毕业的。父亲出身南方城市富有家庭，有佣人，除了抗战一两年，基本上是好日子。抗战高潮，国民党政府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兵，满怀热情去报名，喝了很多水，想增加体重，但还是太瘦小，没批准。抗战后进上海一所大学，专门喜欢和国民党政府捣乱，上了上海警备司令部黑名单，上海解放前夕差点被抓去，抓去就枪毙。解放后如鱼得水，得到重用，当了局办公室主任，还写书写文章，最得意的时候有八个头衔，风头正健。办公室党委领导是老八路，山东来的，没水平，父亲看不起他，两个人水火不相容。终于到了1957年，伟大领袖不算阳的阳谋，加上山东老八路不能算阴的积极响应，父亲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几年后被摘帽，但很快觉悟到，这“摘帽右派”也是一顶可大可小，可松可紧的帽子。父亲的政治生命，基本上也就是他的生命，从此中断，直到1978年右派平反。

母亲出身在江苏的一个城镇，四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在亲戚的怜悯和藐视中长大。但母亲人穷志大，趁着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的机会，拿了别人的高中文凭，改名换姓，只身杀进上海，考上大学。大学期间学费无着，厚着脸皮向富余亲戚借钱，还跑到有钱人家去家教，在解放前的风雨飘摇里勉强支撑，惶惶不安。毕业时正逢解放，新政府需要用人，马上进了工商局机关工作，风华正茂，很快也是升了干部，年级轻轻的就领导了一帮留用人员。母亲感激共产党，曾说：是解放了，才改变了我的命运，解放前总是提心吊胆，有了今天不知明天。57年父亲成了右派后，母亲也被下放到基层单位，经过一番与基层饭店员工的接触和挣扎，慢慢习惯了整天繁琐忙碌的中心店经理工作，受到父亲右派的影响，入党申请总是没批准，母亲是要强的，一个基层干部不是党员，单位里有党员被领导，人际处理不容易，只好更加努力工作。

政治上是困难的，但经济上还不错，父母工资都是九十多块，父亲本来更多。结婚时配房，正是父亲得意的时候，有好几个地方选择，最后选了南京路这个上海最好的地段，还有享受房贴，本来二十多块房租，只要七块。

父母解放后积极惯了，习惯很晚回家，家里的事不太关心，我们小的时候是请奶妈，大点了就送到江苏外婆家里，直到可以上幼儿园。父亲右派后，没他忙的了，还是每天在单位里吃了晚饭才回家，母亲是真的忙，要到晚上八点才回家。姐姐，哥哥和我，三个小孩基本上没人管，在食堂吃饭，可以随便到处乱跑，哪里热闹就往那里冲，我家地处市中心，文革时在上海发生的每个时髦，每个风浪，都会在我家附近招摇过市一下，各色各样的事情接连不断。


03　飒爽英姿的北京人

平时很少谈论政治的父母，也开始谈论起文化大革命。北京出个造反派，叫聂元梓，她写了一张大字报，造北大领导的反。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表扬聂元梓的大字报，说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了，但上海还是不冷不热，聂元梓跑来上海，扇风点火，在文化广场讲了话，上海市委不让发聂元梓的讲话。微妙的局势，父亲有点激动，母亲有点疑惑。

南京路上出现了北京来的年青人，有的穿着穿军装，束宽皮带，讲普通话，都是来扇风点火的。最早他们会站在马路上发表宣传演说，引来一圈人的好奇围观。看多了，听多了，有人胆子也大起来，觉得北京人讲的话不对，和他们辩论起来，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圈子大起来，就移到马路边上的弄堂里，继续辩。北京人还发传单，我也伸出手要，得到了我的第一份传单，跟开心，飞一样的跑回家里报告。

我们这里靠近上海市委，又是热闹的南京路，常有北京人出没。有一天我们在食堂里吃饭，进来了三男一女，穿军装，束皮带，讲话大声，离我们不远坐下吃饭，边吃边讲，那女的剪短头发，军装领口扣着风纪扣，讲话清脆响亮，很有威风，我只敢偷偷看她。接着，她讲了句让我们小孩很崇拜的话：他妈的，指挥部的公章都给搞丢了。接下来好几天，我们小孩都模仿着她的腔调说着那句话，成了顺口溜，直到被我父亲听到了，说这是骂人的话，不许我们说。后来我读到一首毛主席诗词，为女民兵题照，开头的一句是：飒爽英姿五尺枪，我突然联想到，在食堂里看到的那个北京女青年，就应该形容为飒爽英姿。


04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马路上黑白和血红的大幅标语，收音机里发出深邃而庄重的广播，北京跑来煽风点火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终于烧起来，烧到了曾经是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上海人也终于革命行动起来。开始是有人守候守候在南京路的交叉路口，看到有人穿奇装异服，包脚裤，尖头皮鞋，底胸圆领衬衫，漂亮的连衫裙等，就上去批评教育一番，并把衣服裤子鞋子剪坏，男阿飞油光光的大包头也要剪，女人头发烫的波浪型的，起码要教育一下，态度好就放过，不好也要剪。一个穿圆领很短袖子衬衫的漂亮女人也被拦下，说她穿的衣服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女人吓死了，说我回去就把它改掉，就赶紧逃走了。

接着是南京路上商店的名字和招牌，很多是封资修的，店里的职工会敲锣打鼓，爬上梯子，敲打拆除商店的招牌，引来一群人看热闹，我们小孩也在那里蹦蹦跳跳的高兴。不几天，南京路上商店的名字都改了，兰堂皮鞋店改叫朝晖，平安电影院叫革命，太昌食品店叫群益。招牌被拆的地方拉上一条大红横幅，写上新的商店名字，就是新招牌了。霓虹灯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律被拆掉，大楼墙上水泥石头雕塑的装饰，也是资产阶级，一时无法敲掉，暂时用革命标语贴上个大叉，几天后风一吹，那些标语就像飘带一样随风飘舞。

上海市委大楼在延安路上，静安公园后门，上海的神经中心，也开始热闹起来。每天晚上聚集了大批人群，展开大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北京来的年青人，另一方是上海人，他们讲着普通话，上海话，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市委大楼门前没有广场，就是一般的马路，人很挤，黑压压的人头，还有人爬在树上，高支光的照明灯，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置身在这样的场面，好兴奋，一有机会也举起拳头跟着大家喊口号，仿佛自己成了大人世界里的一员。

大多数的上海人在观望，有的看热闹，有的在仔细听，有些上海学生帮北京人，有些年纪大点的上海人摇头叹息，看不惯北京小青年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说他们是搞七念三，以后没有好下场。北京人在气势上占优势，普通话讲的清脆响亮一溜转，上海人口才再好，普通话不灵，讲话听上去没气势。有的上海人只好干脆用上海话讲，但背语录是一定要用普通话的，那时候讲上海话的人就会结结巴巴，气势上就输了。

那时流行成分论，家庭出身很重要，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陌生人见面会先问对方的家庭出身，工农兵家庭出身吃香，如果是三代工人或贫农，最硬。辩论时，发言人在发言之前首先要自报成分。成分不太硬的人讲话的口气会硬不起来。辩论的理论根据是毛主席语录，讲话时都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辩论的成败，决定于能否找到一条恰当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根据。偶尔也有人会引一条列宁的话，事实胜于雄辩是列宁讲的，常常也被人挂在嘴上。

我们小孩回家后，会把市委门口听到的讲给父亲听，他对成分论不以为然，摇摇头，说这不符合马列主义。父亲以前也学过马列，有一本里面画了杠杠的艾思奇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还有一次，市委门口的高音喇叭里喊出了一个很新鲜刺激的口号：红色恐怖万岁！我姐姐看过一点《红岩》，知道恐怖是坏东西，解放前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回家后就跟父亲讲了，父亲听了，有些激动的说，恐怖是反动派搞的，怎么可以说红色恐怖呢？我姐姐也说红色恐怖听上去象国民党似的。


05　窗前的那排梧桐树

我家住在一个三层的楼房，我们住三楼，三楼就我们和邻居两家，厨房和卫生间合用，煤气，抽水马桶，浴缸齐全。房间里的窗户是很大铁窗，南、西、北面都有窗，很明亮。除此之外，还有两件室外的珍宝：西边窗外的一排梧桐树，楼顶上的大晒台。

西边窗外的那排梧桐树，茁壮茂密，和三楼窗户一样高，密密的树叶离窗很近。每年初夏园林局的人会来剪枝，还打药水，把树上的毛毛虫打落一地。梧桐树一年四季不停换装，在窗外摆出一道道风景。春天里，从初春嫩黄的枝芽，到爬满枝节的嫩绿小叶，到一片片大而绿层层密密的叶子，每隔几天换个新装，早上醒来一看，一片新的生机昂然。风一吹，叶子会唰唰响成一片，下雨时，雨打着叶子发出隐约而节奏的沙沙之声，夏天雷阵雨后，树叶上滚着水珠，可以闻到叶子的清香。

到了深秋，强劲的西北风一吹，叶子哗啦啦的响，满天的飞杨，晚上来场秋雨，第二天整个树就光了差不多，百米见长的弄堂里，湿漉漉的地，清寒潮湿的空气，铺着一层半青不黄的树叶，散发着梧桐叶苦涩的清香，一道上海深秋的景象。到了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在呼啸的西北风里颤抖，发出吁吁的响声，为外面的寒冷萧杀助威。

树里还有虫和鸟。夏天，知了躲在树叶里叫，近在眼前，就是捉不到，竹竿伸过去碰到树叶，知了就飞走，捉知了竹竿要树从下面伸上去，平行不行。知了有两种，一种大而黑，叫夜乌子，叫的声音很响，一种小巧玲珑，青绿色，叫叶是它，叫的声音很轻灵，听上去很遥远。捉知了要用竹竿，头上装个小袋子去套，或用黏答答的面精去黏，面精是用面粉冲水后捏成一小团。知了捉住了很难养活，放在养叫蝈蝈的小笼子里，一般过不了两天就会死掉。还有一种虫叫金舞虫，是甲壳虫，比较耐养，用细细的线套住头部，就可以牵着线让它兜圈圈的飞。

树里还有鸟，都是麻雀，春天的早上一早就叽叽喳喳的叫，很少看到其他的鸟，只看到过几次黄嘤，叫起来很好听。一次一只小麻雀居然飞进窗口，我们马上把窗全关上捉，小麻雀吓死了，到处乱飞，把窗撞的东东响，最后力气没了掉在地上，捉住。很可爱的小麻雀，嘴还是黄的，嘴角根是嫩黄，两条很精致的腿。我们没有鸟笼，叫蝈蝈的笼子又太小，就用细绳系着腿，小麻雀吃了饭和水，又要乱飞，只好没心没肺地剪去了半个翅膀。第二天，小麻雀眼睛闭着，死了，看着小麻雀的尸体，没心没肺的我也起了恻隐之心，说应该把它放走的。


06　红八月

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1966年八月起，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检阅了来自全国的红卫兵。电影院里不停地放映着新闻纪录片，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宋彬彬身着军装，给毛主席戴上了鲜红的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向红卫兵大招手，林彪用尖尖的嗓门说，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好。天安门城楼下，密密麻麻的红卫兵欢呼着，雀跃着，流着幸福激动的泪水，一望无际的广场是欢呼的海洋，幸福的海洋。

红卫兵像脱缰的野马，冲向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联，把造反的火焰燃遍全国。火车上挤满了红卫兵，吃住行免费招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和钦差大臣，他们是一时天骄。这是红卫兵的狂欢极乐世界，他们可以随便拉上几个人成立了个司令部，刻个公章盖个章，在当地拿到经费和办公室，拿到红布纸张和印刷机，印刷自己的刊物传单到处散发。红卫兵在全国串联，结成一个巨大多的讯息网络，特别善于发掘黑材料，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一份黑材料就是炮轰打倒一个当权派的炮弹。红卫兵可以任意冲击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揪人抓人打人，给当权派戴上高帽子，挂上画了叉叉的大牌子，押上台批斗。

为接待全国蜂拥而来的红卫兵，上海也办了很多招待所，我家借出去两条棉被，母亲的饭店还派出厨师，去为红卫兵小将做大锅饭。我家三个在外地的表哥也串联来到了上海，母亲对娘家的来人总是大方，每人给了五块钱，还说，支联站太挤太藏，还是住家里吧。我们小孩很高兴，围着拉着要他们讲故事，带我们出去见世面。表哥开始还拿着笔记本去看大字报，作笔记，后来就干脆到处参观游玩逛商店，上了公共汽车，向售票员指指胸前的校徽，免费。跟着表哥跑了许多地方，还去了五角场的复旦大学，那里有红革会，是上海的红卫兵大本营，人山人海，大字报一片又一片。那时还没有王洪文和工总司，红卫兵是上海造反主力军。还到招待所食堂吃饭，一个大馒头加一碗肉骨头萝卜汤。

我家隔壁有个老大不小的小学老师，冒充小青年也要到北京去串联，到了南京就吃不消，当了逃兵，火车挤得比沙丁鱼还密，都是外地不要命的小青年。不过他还是到南京苏州和杭州等地串联游览了一阵，回来后兴奋地谈着他的串联经，让大家羡慕不已。他对我们说，我年纪大了，没福气革命串联了，你们真幸福，有的是时间，以后你们也可以出去串联。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赶快长大。


07　抄家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化大革命展露出峥嵘锐角，抄家开始流行起来了。开始的时候，抄家主要是破四旧，抄收旧社会留下来的封资修的东西。抄家的队伍，主要是单位里的革命群众，没有单位的人就不会被抄家，象我们楼里二楼的余妈妈，她家就从来没有抄过。她解放前是一个资本家小开的小老婆，小开留给她一个五金厂，解放后公私合营，她就吃定息，后来国家干脆一次出性把厂卖断了，她从来不工作，没有单位。

当时还没有造反队，但受红八月的影响，抄家的人有的也会戴红卫兵袖章。抄家没有统一的抄法，大家自由发挥，有的只管埋头抄家，完事走人，有的除了抄家，还会在门口喊些口号，越到后来越厉害，把人揪出家门，挂了大牌子，戴上高帽，站在一张椅子上，当着邻居们开批斗会，狠狠批斗一番。

我第一次看到抄家，就在弄堂口对面，一个有大铁门可以汽车进出的花园洋房。听抄家的人说，这是大资本家荣毅仁小老婆的家。抄家时门口人进人出，乱哄哄的，我们小孩就混了进去，到处逛逛，看看资本家家里是什么样子。抄家的人忙着抄家，也不知道我们是谁，被抄家的家人都吓的服服贴贴，看到我们小孩也只好默不作声。里面很多房间，有些阴暗，有种特别味道，有很多红木家具，很多国画花瓶装饰。后面有个花园，背光阴暗，潮湿的青苔石阶小路通向一个养鱼的水池，半暗的水面，很大的金鱼，懒洋洋，半动不动的。前面是个大花园，一扇大铁门，一圈的汽车跑道绕着中间高出地面的圆形花圃。

很快，我家业被抄了。他们是晚上来的，是父亲单位里的人。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单位里那些假造反真保皇的人不敢造当权派的反，又要搞些革命行动，就来欺负我父亲。不过他们是局机关干部，又是文革早期，比较文雅。先是大家都站着学习毛主席语录，那头头说，请把语录翻到某页，就念起来，大家跟着念，我父母也念。几段语录之后，开始抄家，我母亲主动配合，翻箱倒柜地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让他们过目。他们抄得蛮仔细的，但我家是新社会家庭，没有旧社会的东西。最后他们拿走了一套画有青龙的瓷器(龙是四旧)，一件母亲在旧社会穿的旗袍，一条外婆送的龙凤棉被。他们抄家，我们小孩也在旁边看，家里很多东西，平时锁在箱子里，我们都不知道，这次抄家，让我们也过了一下目。看到了母亲在大学里的成绩单，一般都是七十几分，看到父母结婚派对时有几百人签名的红绸布，还看到了一张刚解放时我父亲的委任状，上面有陈毅的签名和图章。

我家后来还被抄过第二次，是母亲单位来的人，那时已经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整个社会笼罩着一片诡谲萧杀的气氛。那时父亲在崇明五七干校的牛棚，母亲被单位隔离审查。姐姐对来的人说，我家以前已经被抄过了，不相信你可以去问隔壁人家。那些人一听也就不抄了家了，他们预先带了横幅标语和浆糊桶，把一些攻击我母亲的横幅标语刷在我家楼梯走廊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ＸＸＸ必须老实交代，ＸＸＸ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跑到居委会打了招呼，唯恐邻居们不知道我母亲是阶级敌人。一年后清理阶级队伍结束，我母亲解放，官复原职，他们又来了，还敲锣打鼓地庆祝，把那些标语都清除干劲，到居委会去恢复母亲的名誉。


08　一月风暴

红八月后，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声势大振，严然以文化大革命钦差大臣自居，开始大量涌入上海，有组织有计划，要打倒上海市委。这是北京红卫兵地三批下江南了。北京的红三司和哈尔滨(哈军工)等知名红卫兵组织在上海都有办事处和联络站。上海高校的红卫兵也沸腾起来，以复旦大学为基地，红革会的名字开始闻名上海。

旧市委楼前更加热闹，文质彬彬的大辩论已是昨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对峙和冲击，上海总工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保卫着上海市委，与红卫兵对峙。大字报已经贴满市委大楼的外墙，市委门前永远是人山人海，红卫兵的高音喇叭宣传车不停地喊口号。

上海市委虽然还没有倒，但已经威信扫地，上海本地的各路人马在观察，在思考。他们有的人在市委大楼门口和红卫兵接上头，双方一拍即和，上海工人需要红卫兵的胆量和讯息，红卫兵需要造反有生力量，红卫兵成了工人造反的带路人。上海杨浦区的国棉十七厂，有个保卫科的小科员，叫王洪文，也跑到市委门前找到了北京的红卫兵，从此找到了北斗星。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召集王洪文等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王洪文等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不批准，决定上京告状，火车开到上海的安亭小站，被命令停止，王洪文等一不做二休，拦截来往火车，震惊中央，中央文革派张春桥来上海处理。张春桥深谋远虑，当机立断，不顾中央当时不准产业工人造反的政策，先宰后奏，表态支持工总司。张春桥的决策得到毛主席赞许，工总司因有毛主席支持，声势大振，队伍迅速膨胀，上海市委无力招架，随之瘫痪，各级政府机构群龙无首，上海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雨后春笋，解放日报，市委机关，公安局等要害机关，纷纷被造反夺权，当时正是1967年一月，是为一月风暴。

造反派在狂欢，当权派在受罪，上海大大小小的当权派被打倒和靠边站。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没事就把他们揪出来批斗，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挂上画了叉叉的牌子，批斗大会完了就压上大卡车招摇过市地游斗。南京路是主要马路，大一点的当权派被游斗都会到此一游。

母亲是中心点的经理，也算一个小小的当权派，但没人来揪斗她，单位里的造反派都忙着干大事去了，去造市委的反，造各个局和公司的反，留下一帮不会闹事的老实人，在单位里抓革命促生产。饮食行业的造反派属于耿金章的二兵团，有一阵风头超过王洪文的工总司，到处冲杀夺权，让张春桥很头痛。

在那个造反夺权的季节，整个上海在沸腾，只要不是当权派都可以去造反，南京路上的标语每隔几天在变，高音喇叭宣传车整天在马路上转。市委大楼里已经没人办公，但各路造反大军还是川流不息地跑来，斗志昂扬，打着红旗，拉着横幅，敲锣打鼓，喇叭喧天。离市区远的大单位都是开着解放牌卡车，车上站满了人，一车车的示威经过。墙上的大字报刷了一层又一层，散发着墨汁和浆糊混合的味道，大字报太多，没地方贴，新送来的大字报一律都挂到附近的静安公园里面，那里搭起了临时席棚让人贴大字报。

人民广场成了各路造反大军的集散地，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横幅条条，歌声嘹亮，各色各样的造反队伍都来了，有的要砸烂政权机构，有的要打倒当权派，临时工要转正，社会青年要分配工作，民办街道合作企业要转国营，迁到外地的“三线”单位要回上海，新疆建设兵团要返沪，没有房子的青年要房子。晚上还要召开誓师大会，天渐渐黑下来，高高的照明灯亮起来，灯光撒满了巨大的广场，撒在每个人的身上，撒在一张张兴奋的脸上，喇叭里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红旗在漫卷，人群在涌动，寒冷的上海冬天，这里却是一片沸腾。


09　儿童的世界

红旗飘，战鼓擂，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在造反夺权的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学校停课了，不用上学，可以整天在玩。

我家里平时没有家长，我们姐弟三人从小就会自力更生。开始是自己去食堂吃饭，后来长大点，学会了买菜煮饭烧菜洗衣服，什么都会。姐姐五年级时，母亲每个月给她四十块，主管经济，柴米油盐水电，一笔笔记录下来。姐姐觉悟高，学习革命先烈，红军过草地，艰苦朴素，不肯买好东西吃，我们也跟着吃差的，每月都有钱结余上交。姐姐去菜场买菜，有时我也跟着，多一个人排队方便，我们人小老实，不会一个人同时排两个队。我很小就会出去买东西，一次，醋瓶打碎了，我拿了个小碗去酱油店买醋，营业员看到我，问：你家里没有人啦？接着就端着装醋的碗送我回家。

上小学以前，我很少有机会出去。有一次去人民广场，到大世界去照哈哈镜，前前后后兴奋了一个礼拜。66年夏天，我的第一个暑假。姐姐说，我们出去见见世面，于是我们每天早上出去东走走，西瞧瞧。姐弟三人，背上一个军用水壶，在八点钟清凉的晨曦里，沿着南京路一路走，走过新成电影院，新成游泳池，美术展览馆，马戏团，花鸟市场，大光明电影院，上海图书馆，人民公园，国际饭店，中百一店，永安公司，食品一店，一直的走，走到一线天空把两边高楼劈开，那就是外滩了。黄埔江上水波荡漾，一股潮湿的腥味，驳船来来往往，汽笛长鸣，拖着一长串的木船。回过头来，是一排雄伟的外国建筑，有点陈旧灰暗，象大理石似的巍巍壮观，姐姐说，那是解放前资本家的乐园。

苏州河流在拱起的外白渡桥下，水是黑色的，不强不淡的腥臭味，和黄埔江交接处，划出一条黑黄分明的线。沿着苏州河走，不远处又有一座桥，郊区的菜农拉着装满蔬菜的车，正在上桥，身子前倾，都要贴上地面，我们姐弟三人飞奔过去，在后面帮着推，农民回过头，看到了我们三个小孩。推了一辆又一辆，学习雷锋是光荣自豪和幸福的。后来我们每次到外滩都会去那座桥，三个小孩，在后面帮菜农推车。

我们住的楼有三层，楼顶是个很大的晒台，有围墙，可以种东西，养鸡，玩，夏天的晚上可以乘凉。晒台上有一个一米多见方的花圃，我们种过很多东西：葱，大蒜，土豆，西瓜，黄金瓜，太阳花，月季花，鸡冠花，宝石花，牵牛花，但成功的只有葱，太阳花，牵牛花。西瓜发芽后不久就死了，宝石花因为水太多根烂了，很多都是夏天太阳晒死的。肥料就把小便小在土里，还把梧桐树的树叶剪成很小块混在土里。第一次种葱用功，早上一起床就去看，长高了没有，还做了高度标记。有一阵喜欢一大早去看种子发芽，嫩嫩的芽尖从土里钻出来，还想看牵牛花早上开花，早上一直盯着看花蕾，清晨时的植物最娇嫩，微凉的晨风，太阳慢慢升起来，那时是植物最美丽幸福的时光。

夏天的晚上，大家在晒台上乘凉。吃了晚饭，把水端上去往地上一浇，被太阳晒烫的地唰的一响，水就蒸发掉了。闷热天常常会有晚霞，每次不同的图案，西面的半边天慢慢地变着色彩。晚上乘凉人要多，一家人会太少，我们晒台上乘凉有四户人家，三楼和二楼各两家。大人讲话聊天，我就竖着耳朵听，二楼的爸爸是纺织公司工会的，要跑下面工厂，见过很多世面，很懂经，不动声色地讲着所见所闻。

不知不觉中，天慢慢黑下来，星星慢慢亮起来，空气慢慢清凉起来，讲话慢慢小声、结束，周围安静下来，天全黑了，更安静，高高深邃的天空里星星在眨眼，盯着看久了，思想不知不觉被引向天外的太空，想象宇宙的空旷无穷，心里会升起一丝凉意。顺风时，隐隐约约会传来黄埔江上驳船的汽笛长鸣。二楼有个小青年，有时会拉来一帮人，说笑唱歌，吹口琴，拉手风琴，到了寂静的晚上，歌声响起，唱道：我们坐在高高的草堆上面，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


10　儿童乐园

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家里，楼顶晒台，还有弄堂里，可以一起玩的人也很多。在家里或楼顶晒台玩，有四人，我家三姐弟，加隔壁的男孩。在家里可以玩打牌，军棋，飞行棋，踢键子，打乒乓。打牌是打争上游和四十分，打乒乓用写字台，桌子椅子都移开，写字台搬到房间当中，飞行旗二年级以前玩，军棋一般在夏天玩，女孩不玩军棋。

冬天很冷就在家里玩踢键子，晒着太阳，穿了厚厚的棉鞋踢，脚有点笨，但容易控制键子。踢键子有很多花样，前踢，后踢，后挑等，还可以几个人围着踢。键子的好坏，用的羽毛很重要，羽毛好的键子在空中有优美的弧线。要用鸡翅膀上的羽毛，最好是公鸡的，芦花鸡更好，听到那家邻居杀鸡，就赶快过来拔毛，不能等人家用开水把鸡汤了。

我和隔壁男孩还喜欢做木头手枪，那种小人书上画的二十响的扑壳枪，还有手榴弹，大刀。做扑壳枪比较难，首先要找到很厚的木头，因为枪柄比较厚，用钢丝锯先锯出个模型，再用刀去削，再用粗的和细的沙皮擦，最后镀层墨水，黑漆漆的，枪柄上再飘块红布，腰上一插，敌后武攻队的样子，再拿几颗手榴弹和大刀，在晒台上喊着冲啊杀啊的乱跑一阵。

如果没有风，我们晒台上还可以打羽毛球，那球比正规的羽毛球长，更结实耐用，没有羽毛球的网拍，用乒乓球拍。有风的话可以放风筝，热闹的时候楼下弄堂里其他人也上来放风筝。有个风筝专家，很有风筝艺术才能，会做各色各样风筝，又大有好看，他的风筝要很大的风才能放起来。他很小气，不肯让人碰他的风筝，其实是不想让人家学会模仿他的风筝。我们做的风筝比较原始，用细竹片做骨架，打个十字，上面再加个拱斗，做拱斗的竹片要用火烤，把它烤弯，风筝用的纸要用竹叶纸，薄薄的但很结实，邮政局里有给人贴邮票的浆糊，我们就去挖一点过来用。风很大时，风筝可以飞得很高很远，拉线时会就觉得很沉重，老是担心拉线太大力会断线。线是配给的，要用线票才能买到。

我们的弄堂四通八达，连通好几个大楼和小区，总会有很多小孩在玩。我哥哥比较文静，从不到弄堂里玩，我姐有些死党同学，一般在同学家，或同学到我家来。我喜欢常在弄堂里玩，从窗口一看到下面有人在玩，就飞一样地跑下去。弄堂里玩的花样更多：斗鸡，摔跤，勾比抓强盗，打弹子或棋子，顶橄榄核，四角刮片和牛角片，电影票，香烟盒等。女孩可以跳橡皮筋，跳绳，跳格子(也叫造房子)，踢键子等。斗鸡比较危险，一般要到三、四年级人家才收你参加，我后来曾两次打破头。顶橄榄核我也比较喜欢，橄榄核掉下去撞在地上橄榄核的那刹那，把地上橄榄核撞出方框框会有很好的成就感。打弹子要用玻璃弹子，打棋子有点像打弹子，不过用的是像棋或飞行棋的子。电影票和香烟盒是收集的，电影票越远的电影院越珍贵，我们附近有很多电影院，革命(平安)，北京(美琪)，儿童(艺术剧场)，新成，大光明，上艺，国泰，红都（百乐门）但那些都不吃香。

四角刮片和牛角片都是用纸做，四角刮片要用质量好的纸做才会挺括。我们常到马路上去抢传单，拿传单来作刮片。在南京路上比较热闹的的地段等候，冷不防会有人撒出传单，就赶快上去抢，后来我们还会辨认撒传单的人，跟在他后面抢传单。我比较灵活，手脚快，每次抢传单都会有好的受获，很有成就感的。传单在天上掉下来时，像叶片似的一飘一划地在天空中滑翔，那运动和弧线非常优美，有时真希望它们能够永远在天空中飘滑。

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一直到67年5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上海夺权运动最激烈的时期，传单撒的最厉害。我们一般到南京路西藏路和人民广场去抢传单，那里热闹，传单就撒的多。传单上的内容我们一般已经不关心了，太多了，没有新鲜感了。有时有人会在马路上发简装的材料，一本十几二十页，那里面一般是比较有材料，很多揭发刘少奇、陈沛显等的黑材料就是那种简装本材料，揭发刘少奇有五个老婆，有个叫王前，比他小19岁，刘少奇隐瞒年龄才骗到手。有一次还出动了飞机撒传单，在天上盘旋着，不停地抛下传单，传单从高空慢动作的一飘一滑地掉下来，太优美，太诱惑，我爬上了几个房顶才得到一张。那传单的纸张很大，质地好的没话讲，摊开后可以当布告一样贴在墙上，巨大红色的标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通告。

我们还收集过邮票，不过大多数邮票是大表哥送给我们的。文革前他高中毕业后靠上大学，但我姨妈身份有问题，没有被录取，很苦闷，没心思集邮了，就把他的一本邮票给了我们。都是五十和六十年初的邮票，有苏联卫国战争主题，的，斯大林七十岁的，索非亚会议，万隆会议，还有运动方面题材的邮票。我们集的都是文革时的邮票，有一套大海航行，一套毛主席诗词，还有毛主席林彪井冈山会师。家里给亲戚的信，贴上我们要集的邮票，都要求对方把邮票连信封剪下来，回信时寄回来。

刻纸也流行过，一种图象很精细的剪纸，不用剪刀剪，要用刀片刻才能刻出来。刻纸可以复印，把纸盖在刻好的图像上，用铅笔涂在纸上，刻纸的图像就显示出来，再用刀片一刀刀的刻。刻纸图像的线条越细越好看，也越难刻制，而且刀片也要块，干净利落，有时刻到最后，一不小心把纸一拖整个图就完了。真正好的刻纸画象的原版是特别为刻纸而画的，我曾想利用小人书里画来做刻纸画象，但刻出来就是不好看，刻纸画象的设计布局要版有板画风格，刻出来的画象才会好看。


11　朵朵葵花向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啊，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著红太阳
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九六七年流行歌曲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的一天，好久不见的老师突然来到我家，通知我：要复课闹革命。老师还顺便问我姐，没上学那段时期我在家做什么，我姐支支吾吾说，有时还读点书。我的小学叫延中小学，在延安中路，三层楼的教学楼，有篮球场，水泥地的操场，乒乓室，有一排经过沙滤的水的喷嘴， 还有让我害怕的老师。

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学校里来了军宣队。一切在军事化，班里分成男女生两个排，年级是一个连，学校是团。先是军训，立正稍息向右看向前看，报数，起步走。列队走路时要步调一致，转弯时队伍必须是直角的。学生上学和放学都要排队集合，列队出发。学校军宣队的解放军，操着山东口音，站在操场的台阶上威风凛凛地指挥学校全团学生。

每天上学要带上语录，学校门口有人检查。如果忘了没带，就叫同学进门后把语录扔出来。要说把红宝书请出来，不能说拿出来。语录早就有了新的版本，比66年那种小，拿在手里方便。还有专门装语录本的小书包，红色塑料做的，可以象书包一样背着，我们上学一般都背两个包，书包和语录包，语录包很多大人也背。除了语录之外，还有老三篇，就是毛主席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后来还出行了一种把语录和老三篇钉在一起的红宝书。

学校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全体起立，手里拿着红宝书一起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叫早请示。接下来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叫天天读。毛主席讲的话叫最高指示，毛主席最新讲的话叫最新指示。最新指示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每次发表最新指示，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接着还要组织学习讨论并写心得体会。

对毛主席的称呼也在变。文革刚开始时，会有人不厌其烦地给毛主席来个四个伟大(林彪发明)：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后来一般只说伟大领袖，后来流行叫红太阳，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就是这样开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首歌里还用了您老人家这个称呼，于是叫毛主席您老人家也流行起来。后来又流行向毛主席表衷心，还有有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用红纸剪个红桃心，贴在墙上，表达这个衷心，艺术点的，下面再加上半圈金黄的向日葵，叫朵朵葵花向太阳，有人还用舞蹈来表达这些意思，就是衷字舞。

学校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老师要我参加。我们宣传队开始不知道衷字舞，后来到其他学校交流取经看到大家都跳这个舞，就知道了。我们的跳法，是让一个男生，就是我，站在当中，手里拿着一个红纸糊的大圆盘，代表红太阳，几个女生拿着用黄色薄膜纸做团团代表向日葵，围着我跳啊舞啊的转，艺术成分不高，政治份量充足，是每个宣传队必备的。有个同学的小阿姨是文艺界的，会跳舞，能打八字和一字，能把腿抬过头。我们宣传队就到那同学家里，让小阿姨给我们示范命舞蹈，指导我们跳，都是以毛主席诗词为背景的舞蹈。我们练的最多跳的最好的是长征，跟着长征诗词的配曲跳，七、八个人，舞蹈动作复杂，跑动换位，必须协调一致，难度比较大，老师经常会来，坐在一边看我们排练。我们这个小分队常常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去巡回表演汇报，让大家观摩。


12　教育要革命

对于怎样进行教育革命，毛主席是有最高指示的：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评资产阶级。于是，教育战线就忙碌起来，翻着花样搞教育革命，各校还要交流学习，忙着赶上革命新形势，新潮流。

政治活动很多。一有风吹草动，某某人被打倒，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两报一刊发了社论，某个省成立革委会，全校师生就集合，倾巢而出，上街游行，举着拳头，喊一些口号，打倒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 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什么的。这样的口号，一年前让我听到我会很兴奋的，但现在听得实在太多了，没有反应了。

学校里的军宣队也蛮会搞花样的，他们一定是空四军的，我们全校师生常常可以到龙华飞机场去看战斗机，好像是歼6和歼7型的，顺便再去听解放军标兵的讲用会，全称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讲用会。讲用会是军队里搞出来的，有一阵很流行，基本上是大家依样画葫芦地发言，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有一个很有名的贫下中农，叫顾阿桃，出身很苦，是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她没有读过书，但能背语录，还能背毛选四卷。学校还会请老工人和贫下中农讲忆苦思甜，老红军讲长征。讲革命历史的人资历都是起码老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延安干部都档次不够，轮不上。

政治活动虽然不用读书，但也有麻烦的地方，要写批判文章或心得体会。写这种文章有一定格式，开头最好来一段毛主席语录，或引用报纸社论，实在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当时流行的常用语句，比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怎么怎么；在当前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我们怎么怎么。还可直接来个豪言壮语，比如：红旗飘，战鼓擂。文章的内容，一般是先对自己来一番斗私批修，讲自己的缺点，后来怎样通过学习毛主席教导而提高了革命觉悟，后面就是表决心，今后要更加努力。

我其实根本不会写文章，却很想一鸣惊人。收集了一些毛主席、列宁和两报一刊社论上的漂亮警句，我最喜欢列宁的那句：事实胜于雄辩，挖空心思地要把那些警句塞在文章里，希望得到老师的青睐。语文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我怕她，她的青睐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我其实算术很好，每次作业都是课堂里就做完，算术老师很欣赏我，但我不怕她，她的欣赏也就不值钱了。那算术老师还专门跑到我家里来访问，在我父母面前夸奖我算术算的真快。

小学里只有女生语文好，男生都不行。我的语文很差，语文课里老师问大家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我脑子一片空白，赶快低下头，生怕老师叫到我。有一次老师布置要写一篇节约闹革命的文章，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写，在最后要交作文的那天早上，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乱写，要少吃饭，把粮食省下来，解救资本主义国家里水深火热的人民，支援世界革命。班里有个班花，文章写得好，常被老师拿来当范文读，那天班花就又站起来念，她怎样节约用水，有此晚上睡觉了听到抽水马桶有声音，但天很冷，不想爬起来，但想到毛主席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就鼓起了勇气，一越而起，把流水制住了，听了班花妙笔生花的文章，我很有点无地自容。不过我认识的字还是蛮多的，两报一刊社论里的生字我都会去查字典，我还看过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什么也没看懂，纯粹为了找些漂亮的语句和生字。

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长期以来解放军叔叔最伟大的地位，被工人叔叔取代了。派到我校领导一切的工宣队，来自江宁路上的上海钟表原件厂，七个人，胸前佩戴大红花，敲锣打鼓地走上了主席台。学校原来的革委会主任，把工宣队请上主席台后，就走下台去。从此以后，学校就由工宣队领导。我们后来学工，去了工宣队的广，工宣队里有个李师傅，精明强干，能说会道，在学校里很有威信。结果学工时车间里的工人告诉我们，那小李在厂里乱搞男女关系，名声不好，呆不下去，只好派出去当工宣队。李师傅的坏名声在班里流传，老师知道后，非常紧张，紧急召开全班开会，消毒，防扩散，攻击工宣队就是攻击工人阶级，大家都紧张一场。

13

在文革造反夺权的高潮时，我父亲终于也心动了。一天他回家，手臂上套着一个红袖章，大红的布上写着造反队三个粗大金黄的字，再仔细看，上面还有造反队组织的公章印戳。父亲单位里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那几个以前来我家抄家的人也倒霉了，那是造反的黄金季节，只要不是当权官和保皇派，阿狗阿猫都可以造反，连父亲这个死水一潭的摘帽右派也有了革命的冲动。但父亲的革命造反热情被母亲当头一盆冷水，父母两人关门讨论一阵后，那个鲜红可爱的造反队袖章就再也不见了。

造反没有资格，父亲迷上了收集徽章(毛主席像章)。徽章虽然是崇拜毛主席的革命象征，但商店里买不到，都是通过单位组织的渠道流通发放。最早出痕7b的徽章，小而园，才钮扣那样大，但油漆光泽很好。我戴的第一枚徽章没几天就没了，一个高年级的人从我后面搭上来，假装和我讲话，把我徽章“充”走了。后来马上有了其他品种的徽章，有大圆头，大海航行，万年青。还有黑市市场可以交换，一枚万年青可以换五枚小园头。徽章真正开始百花齐放，大量制作流通，是67年三忠于运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工厂从事制作徽章。

父亲的手工业局，管工艺品之类的东西，徽章是近水楼台，还可以和外地同行交换。有一阵每隔几天就有新的徽章，一回到家就拿出来欣赏，我们小孩把头挤上去，一边看，一边评头品足。评价徽章好坏，主要看它的图形设计，工艺质量，油漆的色彩和光洁，金属铸造质量和金属本身的质地。徽章的后面一般铸有制作单位，上钢三厂，江南造船厂等大厂出的徽章都是高质量。有些外地做的徽章喜欢做的很大，没有艺术，工艺也不行，我家从来不喜欢大的徽章。后来徽章的花样品种越来越多，数不胜数，我家最喜欢是五个到十个一套的主题系列徽章，比如毛主席去安源，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每套都有统一的图样造型、金属质地和油漆底色。

徽章到了最后几乎泛滥成灾，做的也越来越大。后来小道传说，有人把一套徽章敬献给毛主席过目，毛主席在上面批示：还我飞机。据说，徽章用的材料是造飞机用的，从此以后就没有新的徽章出现了。

养鱼，金鱼和热带鱼，也曾经在文革中热门过。我们小孩也养过鱼，先是养小科斗，放在大口瓶里，小科斗摇着尾巴，很可爱，再放几根绿水草，很好看，但科斗大了生出脚就开始难看了。后来对面人家的金鱼生了很多小金鱼，我们也去拿了十几条，养在脸盆里，喂馒头吃，小金鱼不大吃，去打听，得喂鱼虫，冬天没有活鱼虫，但有夏天里晒好的鱼虫干，还要换水，水最好是雨水，氧气充分。十几条金鱼陆陆续续死去，肚皮朝上浮上水面，最后只剩一条，在一个很冷的冬天也死了。

鱼最喜欢吃鱼虫，鱼虫没有地方卖，只有黑市，还要在夏天，本来在花鸟市场，后来移到黄陂路上。鱼虫本身就很可爱，很小，只有半个蚂蚁大，喜欢一团团的挤在一起，在水中不停地变形，移动。把一团鱼虫放进鱼缸里，看鱼抢着吃鱼虫，很耐看，百看不厌。热带鱼很难养，特别到了冬天，要真正的养鱼迷才有这个耐性和投入。二楼的工会爸爸养了缸热带鱼，叫的出各种鱼的名字，鱼缸是请厂里钳工专门做的，用三角铁框架，下面有一层，可以烧炭保温。工会爸爸看不起养金鱼的人，因为金鱼不怕冷，冬天容易养活，难度和投入和热带鱼不能比。

我家楼顶晒台很大，可以养鸡。母亲来自城镇，重视养鸡，可以生蛋。最多时养了三只鸡，喂食时，叫声哆哆哆，三只鸡飞一样跑来。给鸡吃的，饭或米，青菜，要切碎，还有一碗水。我有点怕鸡，很小时候在弄堂里，手里拿着吃的，被一只很凶的鸡跳起来啄一口，吓了一大跳，手也啄破了。鸡很难捉住，要冷不防的突然出手，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本来看到鸡就有点胆怯。晚上鸡进笼子睡了，我可以去摸摸它们，那时鸡会把头缩起来让我摸，但我不敢抱鸡，怕它乱拉屎。有一只鸡生蛋后会格格格的叫，让人知道，刚生下的鸡蛋拿在手里温暖，沉甸甸的，马上给抓把米，一碗水，奖励。养鸡有时很麻烦的，最讨厌鸡随地拉屎，特别是下雨天和黄梅天，冬天的晚上还要用破被子把鸡笼包好，每天要记得喂食，有时家里吃晚饭，有人会问：今天鸡吃过没有。


14　清理阶级队伍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 林彪

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大造反，锣鼓喧天，歌声如海，热烈的浪漫和骚动的激情很快就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当权派也打倒，还被踩上了一脚。目的达到了，文革结束了，文革已经死了。浪漫激情后，真实世界变得加倍的惨淡和狰狞，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屠刀却又高高悬起，寻找着下一个目标。

所有的地方有人在看守，重要的地方有人站岗。南京路上的新华社分社和银行门口都有目视前方一眼不眨的手持冲锋枪的解放军站岗。旧市委大楼的门前冷冷清清，空空荡荡，有两个不伦不类，手持铁矛工人在站岗，新贵们已在外滩办公。曾几何时，这里曾经有过照明灯下的黑压压人头，有热烈的辩论和高音喇叭的大海航行，有川流不息的造反队。附近的静安公园里，炮打旧市委的大字报，一幅幅象被单似的挂在那里，风一吹，掀起一个个角，沙沙地响成一片，在冬天苍凉黯淡的天空下，仿佛在倾诉它们的寂寞和不平。

形势越来越紧，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紧锣密鼓地登场，整个中国大地掀起阴森萧杀人人自危的恐怖。一双双带着阶级仇恨的眼睛雪亮地注视着周围一切，一根根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神经在寻找着攻击和发泄目标，一颗颗无知的头脑在阶级斗争的诱惑下堕入原始的冲动，一颗颗恐惧的心在惊悸和颤抖，一个个走投无路的人徘徊在绝望的边缘。不测的乌云在翻滚，无际的天罗地网在编织，无情的绞肉机在运行。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一场遍及全国的绞肉机运动，一场泯灭灵魂的大扫荡，一场大屠杀。

在那个冬天，弄堂里开进一辆太平车，我第一次看到了死人。尸体是男的，喝敌敌畏自杀，从平安电影院的后门被人拖出来，抬上太平车。铁青的脸，凌乱的头发，尖尖的下巴埋在藏青色中山装的领口里。围观的人在议论，是畏罪自杀，电影院里的人不认识死者，一定是昨天最后一场电影没有离场，晚上独自一人，死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有人翻过他口袋里的工作证，是普陀区什么厂的，离这里很远的地方。我突然联想到记念白求恩里的一句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这个自杀的人也是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来到这里，来结束他的生命，并不让知道他的人看到他的那张铁青的脸和那一头凌乱的头发。

不久，我家楼下也有人自杀。是夫妻双双煤气中毒自杀，但没有死成。邻居闻到气味，敲门没人回应，最后破窗而入。那是一对四十多岁的夫妻，没子女，老实人，女的是工厂女工，被单位专案组审查，说是解放前的逃亡地主，天天逼着要老实交代，吓得走投无路。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收水费，那女人笑眯眯地坐在床上点着钱，我突然想起，这里曾经门窗禁闭，煤气大大地开着，床上躺着昏迷不醒的夫妻两人，他们曾躺在这张床上自杀。

一场恐怖的自杀运动在蔓延着，附近的楼里也传出了畏罪自杀，是吃安眠药。某某人畏罪自杀，人们悄悄地耳语相传着惊人的消息，自杀竟成为一时的流行话题。自杀的方法：上吊，安眠药，敌敌畏，煤气。

沉重惶恐的气氛终于蔓延到我家。一天，母亲把我们叫到一起，小声而沉重地说：你爸爸被单位审查了，工资被割掉，每月只有十五块了，我们家以后要节省着用钱生活。父亲在单位是老运动员，每场运动都是首当其冲，但他历史上却实在没有问题，于是很快就送到崇明的五七干校劳动，工资仍旧十五块。

这次，反而是母亲大难临头。母亲年青时漂亮，读大学时有好几个男生追她，有富家子弟，有国民党三青团的。解放后大家各奔东西，十几年来早就没有联络音讯。但却在这时，这些早已经忘记的人一个个地从全国各地冒了出来。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沈阳，指名道姓地点出了我母亲。他们在单位里受审查，把自己的历史一笔笔地写交代出来，有我母亲的大名。那里专案组的调查人员万里不辞，风尘仆仆地到上海调查，终于追查到了我母亲的单位。母亲单位的专案组如获至宝，阶级斗争的新盖子。母亲马上停职审查，监督劳动，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外地的专案组也在等着母亲的交代，准备拿去和那里的人对口供。

那一阵母亲回家后老是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望着远方，回想着，看到我们就回避，偷偷地哭。一天，突然一反常态，买了几斤很高级的什锦糖，给我们每人口袋里塞了一大把，也不说话，掉着眼泪就走了。我们只有怔怔地看着她离去，心里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凄凉感觉。又一天，母亲把我和我姐叫到身边，用地下党神秘的口气悄悄地说话，要我们到陕西路淮海路，手里提个装着鸡蛋的尼龙网袋，在约定的时间和我们的表姐碰头，把一封给姨妈的信交给表姐，并要我们注意不要被人看到。那时我姨妈(我母亲的姐姐)也正被单位审查，姨妈几天前来过我家，早上五点多，两人关了门密谈。她们要口径一致，攻守同盟。接着，单位里派了一群人来我家，把大字的横幅标语刷在我家楼里的走廊上，并跑到街道里委会报案，说我母亲历史上有问题，要里弄的革命群众好好监督。

那个远在天津的三青团的人，交代说解放前曾介绍母亲加入三青团，并帮助填了表格。这事情关系到历史反革命，几乎生死攸关，所以母亲死也不承认。母亲大学里记日记，有好几本日记本，就拿那些日记本给专案组看，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日记里又有其他方面的把柄，有母亲到资本家和国民党小官那里走亲戚，他们支助母亲读书的钱，都一笔笔记在日记里面。于是母亲就把那些地方撕掉，结果当然被专案组发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并说这是欺骗专案组，对抗运动，罪加一等，马上隔离审查，必须住在单位里，不能回家，晚上有专案组派人值班看着。

母亲单位打来传呼电话，要家里送铺盖过去。我坐了二十路公共汽车把一卷铺盖送过去，到南京路靠近外滩的闵江饭店，在饭店办公室里，自报了名字，那人说把铺盖放下。离开时母亲见到了我，眼里滚着泪，欲言却又无语，母子相视默默无语。


15　隔壁人家：三代同堂的女人

我家隔壁的邻居，五九年搬过来的，六口之家，成员比较特别，计有：外婆，妈咪(外婆的二女儿)，妈咪的儿子叫威廉，大娘舅和小娘舅(外婆的两个儿子)，还有小宜，外婆的外孙女(大女儿的女儿)。威廉和我姐同年，我们一起玩，我们就跟着威廉叫他家里的人。

外婆的丈夫和大女儿都去向不明，人家不说，我们也不能问。我母亲说，他们很洋气，叫妈妈为妈咪，儿子叫威廉，都是外国人的叫法，解放前肯定是上教堂的。文革前，每隔一段时间邮政局的人会在楼下叫：XXX，敲图章。那是香港寄给外婆的包裹，都是吃的用的东西。包裹上面有好几张邮票，上面是英国女皇头像。我母亲给他们家算过经济，结论是，外婆家一定还有外汇。

外婆六十岁左右，一口宁波话，她的子女都不讲宁波话，但我会模仿她的宁波话腔调，讲的活龙活现，把他们一家人笑的前仰后翻。我很小的时候在幼儿园里，好几次很狼狈，被老师送回家里，家里没人，老师就把我交给外婆。有一次是我失去控制，拉屎拉在裤子里，外婆把我放在水渠里，把我洗干净。一次是下雨天，我人面朝下地扑倒在泥水塘里，混身是泥水。外婆有个很好看的十锦盒，放糖果饼干，高兴时就会招手叫我过去，我就知道是要给我吃东西。外婆很看不惯我父母，觉得他们不关心小孩。有时会问我有没吃饱饭，穿的够不够，冷不冷。有次外婆忍不住说，怎么会有这样爷娘，生了小人就不管了。有一次，我在吃食堂里买的冷馒头，一杯白开水，被外婆看到了，她对我说，要是人家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你是后娘养的。

妈咪是外婆的二女儿，年青时很漯7d亮，不顾外婆反对爱上一个花花公子，花花公子贪污，被判刑，妈咪离婚，以后一直没再嫁。妈咪在附近医院做护士，除了宝贝她的儿子和喜欢清洁，与世无争。常常会当着我们小孩的面亲她的儿子，把儿子弄得很狼狈。还常常要我把手伸出来，给她看手指甲里有没脏，有时还会亲切地看着我，让我很不自在。有一次她对我说，你长大了肯定会很好看。听弄堂口我同学的妈妈说，以前有一阵妈咪很时髦，穿连衫裙和有跟的皮鞋，烫了头发，上下班时脚步声跺跺跺地进出弄堂。

外婆和妈咪都是解放前时代的那种小市民型的女人，讲话客气婉转，生怕冒犯别人，正好碰上我没心没肺，还人来风，拿我没办法。我没事就往他们家里跑，靠在门框上，看他们吃饭，听他们讲话。有时让他们觉得蛮讨厌的，但他们不会直接讲，顶多来个暗示，明知故问：你家里大人呢。不过我消息灵通，里弄里邻居中马路上有什么新闻，我都知道，扶在他们家的门框上，没话讲就向他们报告新闻。居委会里事情蛮多的，开会传达新形势，领票证，卫生大扫除，通知买季节性的东西。外婆家的窗不朝弄堂，居委会的人在下面打着锣叫几遍，外婆有时会听不到，有时听不清楚，我会告诉她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家在厨房烧的水开了，米饭煮瀑出来了，我都会第一个听到，跑去叫他们。

小宜是外婆外孙女，外婆大女儿的女儿，大女儿去向不明。小宜瘦瘦的，从小寄养在外婆家。文革前学校没考上，政府动员去新疆，就去设在居委会的招收站报了名，并对招收站的人说，我到了新疆保证不会哭。还参加文艺宣传队，蹦蹦跳跳，常常几个人在楼顶晒台上练习唱歌跳舞，那歌唱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哈密瓜儿甜又香。她去新疆时，我妈送她一本笔记本，扉页上写道：某某某同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一年后她回家探亲，在夏天晚上乘凉的晒台上，给我们讲新疆的故事：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四天四夜，摇晃着，晕着车，一路吐，走过无数的城市；过了西安，是走不完的甘肃和新疆，看不完的单调荒凉；新疆那里上午热的要赤膊，晚上冷的要穿棉袄；棉花地大的看不到边，辣辣的太阳下，摘棉花摘得腰都断了，但连长还是催着大家继续干；没有大米吃，都是吃面粉玉米粉和六角粉，那天能吃大米饭觉得很开心；炊事班送来一萝筐馒头，风一吹，沙土和馒头一起吃下去..... 夜深人静，满天星斗，我听着她遥远的故事，脑海里浮出了宏大的场景：蚯蚓一样的火车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一片白茫茫的棉花地上有个火红的太阳。

文革中的一个夏天，新疆的建设兵团瘫痪了，小宜也回来住了，还有小夏，男的，一个团里的。小夏家住的很近，常过来，但不吃饭。母亲说，小夏在追小宜。小宜很开心的样子，脸也红润了，两个人在上海呆了好几个月，最后又会了新疆，回去后就结婚了。几年后一个冬天，小宜又回来了，人很瘦，面色蜡黄，双眼无神，很少讲话。小宜在新疆难产，长途卡车冰天雪地里送到建设兵团师部，孩子流产，小宜总算活过来，医生说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上海待了一阵，有一次为了什么事，外婆说了几句话狠，我第一次看到小宜哭了，哭的很伤心，消瘦的肩膀不停耸动，不久就又回去新疆。四人帮打倒后不久，有个穿大花衬衫的华侨女人来找外婆，她就是外婆的大女儿，小宜的母亲，说是在加拿大开首饰店。八十年代后期，小宜小夏也出国了。


16　隔壁人家 - 小娘舅问：有莱蒙托夫的吗？

外婆的大儿子，我们叫他大娘舅，在小学里当体育老师，手臂向上折起来会有几块硬硬的大肌肉。我第一个弹弓用的彩色橡皮筋，就是从大娘舅那里讨来的。第一坐他自行车的后架，好像随时会掉下来，地面在往后退，吓死得我一身汗，眼睛都不敢睁开，坐在后面又不敢说，因为是我求了他半天才让我坐上去的。

大娘舅年青时曾经积极上进过，他有一整套中华活页自学文献，还自己动手搞过收音机。在政治，大娘舅属于逍遥派，只有在文革最高潮的时候，出去串联过一两个礼拜，也只是在苏杭南京等附近的地方。有时他会在我面前会自说自话，发发牢骚感叹，工资只有四十几块，五七年差点被支部书记点上名，房地产是房老虎，没门路别想得到房子。

大娘舅结婚很突然，很简单。那天，外婆塞给我三包糖，说大娘舅结婚了，这是喜糖。对象也是小学老师，住在南市区，房子小的象鸽子笼。大娘舅结婚后，先是住在丈母娘家，后来有一天，外婆家关了门，讨论房子的事情，出来时外婆和妈咪都过哭了。不久，大娘舅夫妻就搬过来住了，女的已经挺了很大的肚子。他们家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总共大概四十几平方米，小间给大娘舅一家，大间用布帘隔成了几块，外婆、妈咪、外孙再加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娘舅。几年后，妈咪终于从单位里分到一个只能放一张床的宿舍，晚上吃完饭就一个人过去睡在那里。

外婆的最小儿子，我们叫他小娘舅，是外婆的宝贝儿子。小娘舅很聪明，长的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头发软有点卷，往后一梳很服贴还有波浪，派头十足。小娘舅很懂经，讲话有条有理，不动声色，很老嘎，但是不能吃苦，从来不做家务，不太和家里人讲话，也不和我们小孩讲话。听说以前曾考上西安的什么学校，但吃不了那里的苦，溜了回来。以后就每年考大学考不上，没有工作，在里弄里是有名的社会青年。他好像并不在乎，仍然是气度潇洒，进出从容，在社会有一帮行踪飘忽的朋友。小娘舅穿着很讲究，夏天在家里时从来不穿短裤，但出去时穿西装短裤，配一对长筒袜子和皮鞋。

小娘舅对我爱理不理的，让我心里痒痒，总想吸引他的注意里。我知道他喜欢俄国文学，正好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搞翻译，花了大功夫借来一本书，普希金的诗集，兴冲冲地拿给他看，想给他一个惊喜，还告诉他我同学家里还有很多书。他翻了一下就还给我，淡淡地问：有莱蒙托夫的吗？

文革中，小娘舅也在忙，进进出出，但神龙不见首尾，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一天他中午回来吃饭，神色沉重地对家里人说：毛主席说，要是文革失败，他就重上井冈山，打游击。那天下午我们到人民广场去抢传单，看到很多地方刷了大标语：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谭震林，打倒陈毅。

小娘舅终于也是造反队了，是社会青年为分配工作造反。大红的造反队袖章，戴在他身上很刺眼，总让人觉得有点不对。经过一阵奔跑忙碌，终于搞到了一份工作，可能还是临时工，一个烟纸店的售货员，在偏僻的长宁区，集体企业，工资不详，我母亲人估计只有十几块。后来外婆家里的人都说，小娘舅运气不错，赶在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之前找到一份工作，否则就要到农村去插队。小娘舅很快变了，每天准时回家吃中饭，在冬天暖样样的阳光下，小娘舅穿着厚厚的棉袄和棉布罩衫，配上一副保护衣袖的袖套，看上去有点象《半夜鸡叫》里的帐房先生。但小娘舅浪子回头，没几年就混进了公司供销科，交际广阔，一会儿西瓜一会猪脚猪肝，往家里提东西，还有门路弄到书，有一次搬了一箱的小人书回来。那时我正在热衷学画画，就找了几本喜欢的小人书临摹，最喜欢华三川画的，有一本叫《交通站的故事》，用钢笔画的，最喜欢，每一页画面都仔细研究，反复临摹。

几年后，小娘舅也终于谈恋爱了。对象是小学老师，来过几次，白白胖胖的，在厨房里想帮忙，一口一声对外婆叫姆妈，外婆高兴的笑眯了眼。两人出门上街时，小娘舅走在前面，对象跟在后面，前后起码有三步距离。那对象住在边远的工人新村，但是独养女儿，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算是有房子的，小娘舅就成了过们女婿。小娘舅结婚没摆宴席，也没发喜糖，他们俩个去杭州渡蜜月。火车隆隆行驶，穿越浙江寒冬飞雪的田野，小娘舅即兴写了首诗：

一月江南的田野，
飘着雪，
那雪白冰冷的覆盖下，
似乎没有生气，
但不用多久，
生命还会冒出，
从那曾经的雪白冰冷的覆盖下，
......

又过了三年，小娘舅终于有了个女儿，抱着回来看外婆，笑起来时眼角升起了皱纹。八十年代初，小娘舅去了美国，那时应该是四十多岁了。

tuffy05

读来很亲切的感觉。作者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家就在平安电影院楼上（我问了很多长辈才考证出原来66年红八月时改名为革命电影院）。太昌食品店就在街口斜对面，兰棠皮鞋店（作者误写为兰堂）就在楼下。

天涯论坛的原贴链接见下，后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网友回帖和讨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3461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