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龄 沧海桑田女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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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女附中

作者：孙昌龄

引子

约在一九五一年的“五四”，团市委在文化宫举办表演赛。对方是辅仁大学，同方球员是文中提及的女附中校友，市中学生跳远冠军童修林。拦网的是作者。

一九一七年，西单辟才胡同路南、宽敞的暗绿色大门里，有了一座圣洁的殿堂——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这所学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享有盛誉，就已成为有志少女追梦的摇篮。

我有幸於一九四七年来到这里，多少度过一段单纯接受教育、汲取知识的时光。不久以后，这里和全国一样，沧桑巨变。老师、学长虽守护、发扬著女附中的传统，但对於歷史上母校的全貌，后学毕竟知之甚少。是高中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歷史老师高文鸞先生告诉我，女附中校史里举足轻重的前辈，非欧阳晓澜主任（即校长）莫属。欧阳晓澜先生是女附中的创建人，早年留学日本，始终单身，以校为家，全身心地投入这所学校的创建和治理，从校舍到师资，从体制到仪器设备，事无巨细，无一不亲自筹措，潜心十年，女附中誉满京城。师大女附中坚实的根基是她与同期教育人士奠定的，颂扬以后领导成就之时，必须清醒，名校至今，欧阳晓澜主任功不可没。

年近上寿的高文鸞先生流露的无比崇敬深深地感染了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欧阳晓澜印痕——我们母校女附中的创建人，真正的教育家，引领时代的伟大女性知识份子。

从一九一七年欧阳晓澜主任到一九四Ｏ年代上半叶的石que4（音）磊校长期间，还有杨荫庆主任等敬业前辈的辛勤耕耘，奠定了女附中的牢固根基，创造了女附中的真正辉煌。民国时期，女附中隶属关係多变，校长的更迭我辈无从得知，只能感恩他们总体的不朽功业。遗憾的是，实验中学的校史只强调“革命斗争”，看不出这所学校办过教育，看不出曾是个女中；关於校长，校史里只列举了1949年以后的各位政工干部，而没有以前的教育家和师长。

不！我们的女附中情结，不是那个从1949年才开始有校长的“新建”学校，不是袁姓校长所说的“最大特点是光荣革命传统”的“政治”学校，不是校园高楼林立的高干子弟上书房，更不是90年校庆在人大会堂由名人主持了庆典，并将至今毫无愧意的文革红卫兵首领列入 “知名”校友的实验中学。永存我心的，是北京西单辟才胡同路南那所纯朴优秀的百姓女子中学。我们的母校不靠后臺支撑，从不张扬炒作，她是优秀师生员工的大家庭，传承了高尚的优良校风，塑造了脱俗的纯洁心灵，啟迪了取之不尽的智慧。铭刻我心的，是欧阳晓嵐主任所留，代代师长学子传承下来的女附中烙印。

当时教学严谨、校风朴素，办学宗旨和教育方针之可取，有校歌为证：

附中，堂堂正正本校风。
我们莫忘了勤、慎、诚、勇。
你是一个海，涵真理无穷；你是一个神，愿人间大同。
附中，太阳照著你的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勤做工。

歌词中的“堂堂正正”亦有“温和大方”之记忆，或许前者为男校採取，后者为女校所用。

初识女附中

颐和园的一次团小组活动，蹲者中长辫子的是我，旁边是邓可蕴。文中提及的还有站者三人，左一贺思贤（自称是我老兄的），左三邹道韫（我们的“家庭医生”），右二李兆璜（被打成右派）。

小学五年级，我乘愚人节之机，策划“恶作剧”，激怒了老师，又拒不检讨，匆忙决定跳班。公立学校只剩下了最难考的师大女附中，报名已至最后期限。我以同等学力报名，生怕人家问及跳班的原因。战战兢兢地填好报名表，办完手续仓惶离去，生怕校方反悔，所以没顾上细看校园，甚至连报名的教室也没敢环视，印象中留下的只有坐南朝北略带拱形的暗绿色校门。因为报名晚，我被分配到校外考场——中国大学破旧的逸仙堂，考完了依然不识学校真面目。由於“理亏”和不够自信，看榜那天竟然没找到我的名字。垂头丧气离开时，被六年级的李德拦回，到榜前直指我的名字，凝视良久才信以为真。谢过恩人李德，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家，别说校园全貌，就连缴费日期也没弄明白，脑海里只有校门内西墙上的那张大榜，和榜上还算靠前的我的名字。（详见“新浪博客”“chlsunmu”的连载博文“纯洁心灵永存我方寸”或《二闲堂网站》“来稿存真”栏目及香港中文大学《民间歷史网站》刊登的“母校在心里”。）

幸而被录取为五十名公费生之一，若是自费，父亲万一不同意，就不得不继续读完小学，就不得不俯首贴耳给级任老师道歉，那最后一年的二附小生涯将是多麼痛苦！考上师大女附中，自是喜出望外。我心花怒放，不是因为随之而来的讚扬声不绝於耳，也不因为该校享有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誉满京城，幼稚的快乐仅仅源于卸掉了给级任老师道歉的沉重包袱——我小时候是个不愿低头的倔强孩子。

开学那天，才得以浏览女附中校园。进了校门，南北通道直达尽头的后楼，东西两侧的甬道低於这条南北通道，要下几步臺阶。东西甬道北侧是一排临街的两层楼实验室，还有校长办公室等等；南侧院墙中间月亮门内见一层院落。院子的南面是前楼，南北通道从楼中间穿过，穿堂东西各有两间教室，初一两个公费班在东，初二在西。前楼的楼梯是露天的，二楼是初三的教室。东西厢房分别是教导处和训育处，东南西三面都有可供遮风避雨或乘凉的廊子；院内有两株硕大的海棠树。穿过前楼，又是一层院落，南北通道之东是礼堂，礼堂的南窗外是一窄长院落，有花草树木；东厢房是初一自费班的教室，记得小图书馆也在那一带。礼堂对门是一间做过食堂的大房子，南邻化学实验室，实验室隔壁是高一的教室。教室南侧空地不如通道东边的院落宽敞，但也花草树木丛生。再往南就是学校尽头的后楼。那里是高年级教室。就在这面积不大利用得当的校园里，培养出一届又一届的人才。学校西北角的“操场”其实也是个院落，连50米跑都得接上一进校门的甬道西头。然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在这个小小的场地上，练就了一队又一队的北京市女排冠军，西城区女篮冠军，以及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眾多名列前茅的田径运动员。

参观塘沽新港船上留影。蹲者二排三人中最右侧为吴璞，文革坠护城河冤逝。我在最后，站得最高的那个。我们的衣服黑压压一片，哪儿像女生啊？

高二高三的教室在后楼，大师姐们每天上学必须经过前楼的穿堂。她们身著天蓝色竹布小褂，黑裙子，白袜黑鞋，依我孩童眼光，个个是婷婷玉立、嫺静高雅的淑女，令人心生羡慕。后来，操场上，舞臺上，处处可见淑女们的精彩表现，方知她们不是仅以“淑女”就能概括的，其中不乏才女，健将。她们演过《雷雨》，《魂归离恨天》等大型话剧，虽皆女生，但演技了得，印象最深的是吕婉茹（注：今年上半年，凤凰卫视中文台採访了她，方知她是路易·艾黎的秘书。耄耋之年的她，依旧思路清晰、气质高雅，女附中风范不减当年——我是在没看到她的名字时认出她的）、袁贤书、韩二丽、韩丽珠等学长。她们很能打动观眾，水準之高我辈望尘莫及。运动场上，常见高三的排球健将尹世珍，高一的北京中学生跳远冠军童修林，初三的北京中学生百米冠军邱同，……。

女附中歷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跟随学长们的脚印前行，后学也将能文能武。

入学后，学校发给人手一册《学生守则》，不外是学生各种行为的规范，细节记不清了，只“头髮不得过耳一寸”一条记忆犹新，女附中学生一律短髮，梳到耳后还是盖住耳朵倒是不限。初中的校服与高中不同，是“童子军”服——深米黄色衬衫与裙子。女附中对“童子军”服的要求不严格，我穿的就是姐姐给做的。姐姐是大学生物系的高才生，可是拿起布料就敢裁衣服，做工了得。我向高班同学借来统一式样的童子军服，姐说那裙子瘦不瘦、肥不肥的，不好看，给我做了斜裁的裙子。校方没管，同学们更是都喜欢我的那种，姐姐给我做的童子军服被公认为最佳式样。

一堂堂课上下来，认识了眾多先生。我们跟所有的老师都叫“先生”，不带姓，这习惯延续到毕业（我保持至今）。女附中女先生居多，一看便知，高年级学生的优雅气质来源於先生们日復一日的薰陶。不论男女先生都给人以信任感，学问、品格令人敬服。他们的言谈举止泰然自若，落落大方——这是内涵所致，与当今‘名师’的刻意造作大相径庭。

校长姓石，名que（4声）磊，que4字是并排的两个石字（字形档里没有）。她的名字共有六个石字，因而字为石陆石。石校长毕业於燕京大学，就读燕京大学时，是金质奖章获得者中的两名女生之一，另一是冰心。她是教育家，由於办学业绩卓著，受过宋美龄接见（可能是唯一被宋美龄接见的中学校长）。

颐和园昆明湖畔。这还看得出是女孩儿，我好像太爱穿深色衣服了。左边八个人里最右的、歪着头的那个，就是肃反无端挨整、英年早逝于澳大利亚的郝石天，石校长（解放前的）之女。最后左边二人位置较低者是徐稚岐，高中毕业自愿教书，文革挨整被打断两条肋骨，又患舌癌，她这个老党员备受折磨后，较早地入了基督教，找到了寄托。

欧阳晓澜校长与石校长任期之间，除了杨荫庆先生（近来方知），还有谁，我就不得而知了。

学校设教导处、训育处和总务处。教导主任耿克仁先生教高中物理，学问大，教书有方，有口皆碑；他干练有派，大学教授模样。总务主任郭老先生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我跳班考上女附中后，得意忘形，错过了缴费日期，正是郭老开恩通融，我才如愿以偿，所以一辈子忘不了他老人家的恩典。训育主任徐慕贤先生绝非空头“政工”，不仅有学问，还弹得一手钢琴。当时北京女中无一例外地譃称训育主任为训育妈，女附中学生跟徐先生叫“徐大妈”。主任下设训育员，学生淘气，跟已婚的叫嫂子，未婚的叫大姐。我记得四嫂子，裘嫂子和大姐，四嫂子最厉害。大姐虽干著管人的事，人却靦腆，曾被初三学生气哭。初三的朱乃琚告诉我，一次，大姐到初三教室查堂，边走边哭回到训育处途。四嫂子问及原因，大姐哭诉：“她们叫我大姐”，四嫂子劝说：“这算什麼！她们还叫我四嫂子呢。”围在训育处外的大群学生顿时譁然，原来她们气走大姐还不罢休，悄悄尾随其后静观事态发展，大姐和四嫂子哪里料得到呢。我暗挑拇指，原来女中学生捣起乱来绝不逊於男生，并从此努力‘挖潜’，不断琢磨打破高班捣乱记录的’损招儿’。

半年前，与高我四届的刘秀莹学长谈起对她们的淑女印象，她笑说：“什麼淑女呀，我们可淘气了，捣起乱来让嫂子们发怵。”她说，当时北京某报登过一篇文章，题为“女附中的小姑们”，说的就是女附中学生如何变方儿捣乱，“嫂子”们如何怵于跟“小姑子”们“短兵相接”。原来，我心目中的淑女，捣乱起来也不含糊，后来知道，越是高班，捣乱方式越高雅，分寸得当。但凭心而论，当时的学生由衷地尊敬老师，捣乱是友好的，无非是毫不掩饰地“释放”单纯的天真，也是为她们的充沛精力找个用武之地，绝非出於恶意。

女附中首先是“优秀师生员工的大家庭”，我的女附中记忆首先是中学六年时间里，谆谆教诲我们的敬爱师长，以及与他们共度的时光。

我的老师们和课堂点滴记忆

百姓心里有桿秤，用来衡量官员，学生心里有桿秤，用来衡量老师。课程结束后，能够留在学生心里的老师是成功的。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大都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潜心教育，平易近人，学生离校半个多世纪，感觉上却好像从未与老师分手。

过去的学生中，流传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许是这句话的影响，当学生时，非常重视数理化，尤其重视数学，对任课老师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就从数学老师说起吧。

与数学老师王明夏先生的合影。

李振纯先生是我最敬爱的老师，同学们也都如是。先生身穿素色旗袍，头髮整齐地梳向耳后，脸庞白皙，目光里深藏著睿智、闪烁著真爱。受先生形象、学识与人格魅力的感染，她所教的“几何”是女附中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喜欢证明几何难题，喜欢“已知，求证，证”的逻辑，也喜欢左边列写论据右边逐步推出结论的格式。毫不夸张地说，最后写出“即所求”或“证毕”之瞬，就是当日最为愉悦快慰之时。久久证不出难题时，我们常说一句淘气话，不料先生知道了，上课时学我们：“有同学说’平面几何就是已知、求证、愣（描述与事实贴切又与证字合辙押韵）。”在同学们开怀大笑的轻鬆气氛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受挫的原因，使学生重树信心，兴趣倍增。那时没有什麼题海战术，做题不多却学到了方法。后话曰：先生给我们的是永远有用的猎枪，而不是暂时充饥的乾粮。先生教学有方，板书工整，还有一个令学生每每激动不已的绝招——随手一挥，就在黑板上留下一个完美无缺的大圆。她精通业务，教书教人，严而不厉，我们初三、高一的“平面几何”和高二的“立体几何”都由李先生执教，实乃三生有幸！

我与先生很有缘分，离开母校多年后回到大大的北京，竟能在南新华街七路车站巧遇先生。正值炎夏，又在路边，不便与先生畅谈。匆匆握别后，盼望著再能见面，只是当时我在遥远的异地工作，实在难得这样的机会。更大的缘分是，告别“平面几何”约二十年后，我却一度教上了“平面几何”——给工农兵大学生补基础课程，讲课教师由数学教研室指派，我们专业课教师负责辅导。一次我主讲集体答疑之后，学员居然向校方要求换我讲大课，我婉言谢绝，心想我不是数学老师，只不过是优秀数学老师的学生。我深知学生信任我，不是因为我自身在几何上有什麼造诣，而是李振纯先生功力的延续。得到这种信任令我欣慰，也算我对先生有所回报。

两周前，作者与邓可蕴、李兆璜看望高三班主任、历史老师、年近九旬的高文鸾先生。

文革前，先生被调到西城区教育局，可谓是教学一线的巨大损失，不过若能让先生的经验广为流传，使全北京全中国的学生受益，倒也不失为大好事，可是文革中先生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整。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权威，当时“反动”成了“权威”必然的定语，要不怎能制服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呢！文革后期，女附中校友一行数人来到西城区教育局。先生那天虽然不在，但是我们的目的却达到了——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着实让她的同事惊讶，与她们同龄的莘莘学子对李先生的情谊是如此深重持久！虽未见到先生，我们仍很得意，浩浩荡荡的队伍给最敬爱的老师震了声威。这样不可多得的老师，何以挨整，焉能整倒？

四人帮垮臺后，得知先生仙逝，车站巧遇竟是诀别。但是，先生一直在我心里，从未与我分手。

我没上过六年级，基本没学过四则难题，上初中后算术成绩一度下滑，失去了小学时那种脱颖而出的感觉，不免失落。不过，同学们都是北京知名小学的优秀生，我是跳班生，往往又原谅自己，不再像小学时总有“拔尖”的愿望。加之很快迷上各种球类，十分贪玩儿，留恋操场而疏离课堂，似乎放弃了学业上的竞争心，淡出了老师心目中高才生的名单。就在这时，杨淑颖告诉我：“李先生说了，咱们班有三个人最聪明，你、我、和胡啟恒。先生说胡啟恒聪明又用功，你最不用功，我比你好点儿。”在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时，这件事对我產生了绝对的影响，使我重新掂量自己，相信自己有潜力，终於在“差不多”与“最好”的抉择中，挑选了追求后者。李振纯先生懂我，她不仅是我敬爱的优秀几何老师，而且是我珍惜的岔口指路人。受先生影响，从教后，我特别注意“读懂”每一个学生。

张玉寿先生教我们“三角”，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精通业务，教书有方，与李先生不同的是，她严而又厉。张先生上课有两点与眾不同：一是讲到一个段落，她撤到一旁：“值日生把讲板擦了”，满脸威严，值日生不敢怠慢（后来在几何课上，我们自觉擦黑板，李先生婉言谢绝：“你们应该做的，是认真听讲”,坚决将值日生请将下来）；另一是每每下课前十分鐘，先生语速一旦加快，接著准说：“拿出小本来！”声色俱厉，学生不禁倒吸凉气。“小本”是自己用十六开白报纸线装而成的，用於下课前突然袭击式的小测验。此举渐成习惯，练就了胆识，力争常备不懈。小本封面右上侧画好两行格子，那是填写测验成绩的地方，小本发下来一律摆在课桌的右前角，好坏成绩尽皆眾目睽睽。

学生多怕张先生，可是毕业后也多来看望她，与她保持联繫，公认师从先生受益匪浅。文革后，眾多校友前来拜望，先生精心备茶点招待，我不忍给先生添麻烦，悄悄地说：“以后拜访先生不能事先通报，要像当初‘拿出小本来’那样，突然袭击才行”。嘴快的同学马上‘告老师’了，先生用手指点著我，笑了起来。据说，先生的棱角早被文革后招进的捣蛋生磨掉了，变得温和而热情。教我们时，先生十分严肃，只在课堂上笑过一次。那是“大孩儿”回答问题时，怎麼也想不起和式符号∑的读法，双眉紧锁、目光生疑，不由自主读成了TMD。其实女附中学生根本不会说粗话，歷来无人用此词语，如此的出其不意，毫无思想準备的全班同学强忍住笑，谁都不敢当“出头鸟”先笑出来。注视著无邪含笑的“大孩儿”，先生破天荒地笑了，学生们如释重负，狂笑顿时爆出，这等放肆，在张先生的课上仅此一次。

高二时，因为近视，考“小本”总抄错题，分数照扣。一次，年级联队与教师联队比赛排球，我活跃在球场上，张玉寿先生一直看到比赛结束仍不离去。原来先生是在等我：“咱们可不能光玩儿，得用用功啦！”张先生虽然不像李先生那样懂我，仍使我感到非同一般的关爱，我立即用功，还配了副眼镜，以免再抄错题。得知我高三代数所有考试和测验都得满分，先生比我自己还高兴，谦虚地说：“还是王先生教得好。”其实两位先生教的都好，是我这个学生不同了，配了眼镜，并且比师从张先生时努力学习了。我感谢先生始终如一关注著我，并相信我有潜力。

一九八六年寒假，我在中学附近的医院手术，听说先生身体欠佳，出院前看望了她。这倒给先生添了麻烦，次日，她委託她的姐妹到医院看我，送给我一个精緻的日记本和一罐高级冲饮品。1992年出境讲学前看望先生时，她的健康状况更差，我告诉她：“等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看先生”。我回来后，先生已搬离女附中宿舍，据说不便联繫了。但是老同学聚首时，至今不忘恩师。

王明夏先生是高三的代数老师，严肃而亲切，所以上王先生的课不紧张，考试测验也很从容。她的妹妹是著名电影明星王人美，姐妹二人志趣、从业可谓大相径庭。王先生和张玉寿先生是好朋友，两位独身老师住在女附中的教员宿舍，一个四合院的三间北房。王先生所教内容中，印象最深的是行列式和排列组合，后来遇到这类问题，王明夏先生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里。先生教学有方，不急不躁中使学生从容地掌握要领，自信地学习、提高。高三学代数，没觉得费劲，可是所有考试测验都得了满分。

后来，低我两届的远房堂妹师从王先生，是先生的得意门生，大家还说她和先生长得像，她后来上了北大数学力学系。听她说，王先生文革中去世，那个罪恶的时期，如此温文尔雅的好老师也难免一劫。先生早逝实为女附中的巨大损失，她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这些早期学生的心中。

还有三位数学老师：

关炳衡先生教初二代数，住在东城宽街一个大红门里。学生根据她笑眯眯的形象，以及她宠养的一隻大猫，善意地称呼她“关猫儿”。当时我极不用功，又处於时局动盪之际，对那学期的课，真的是印象不深了，实在愧对先生的辛劳。

鲁先生教初一算术，身材高大，却缠过足，学生背地里淘气但友好地称她“鲁小脚”。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讲极限概念，讲到在一段距离间总是走其1/2，而永远不能达到终点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块儿，一块儿”地“走”；口音的缘故，先生把“块”读成第三声，我们总是故意学她，有时还调皮、偷偷地说“脚大点儿就走到了——不可理喻。

同张王两位先生一样，关先生和鲁先生也是独身，终生从教，恪尽职守，两位老师都很优秀。

张先生教高三解析几何，数学课唯一的男老师，细高挑儿（老北京这样形容身材又瘦又高的人），脾气极好，教书也不错。与眾不同的是，冬天上课，先生会注意到教室里取暖火炉上的一大摞饭盒。我们自带午饭，中午课前放在炉子上，上课时，有的流出汤来刺拉拉作响，有的发出糊味。先生就把下面的饭盒倒到上面来，我们顽皮地偷著笑，但为先生的无微不至所动，反而不好意思“捣乱”，又是重中之重的数学课，大家都很快进入角色，认真听讲。

在女附中的六年里，经歷了三位物理老师。

张继衡先生教高三物理，平整洁净的深蓝色旗袍，腋下的扣襻上总别著一方浅色手帕，端庄高雅，她一出现，我就会想起《爱莲说》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先生嫺熟掌握教材内容，授课言简意賅、信息量大，逻辑性强，举例恰当，能吸引学生；板书清晰，语调平缓、声音柔和，从容传授知识，注重培养思维。当时我们只知先生精通业务，几十年后方知，先生读过研究生还擅长排球。那个年代研究生已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是女生！当时我们觉得先生不苟言笑，很少跟她说题外的话，若知先生擅长排球，我们的球队必会找上门去。那个年代，年长於我们的女生擅长体育者不可多得，更何况是研究生！

2009年夏天，我和邓可蕴一起去看望张先生，她已耄耋高龄，行动虽不甚自如，思维却敏捷如故。畅谈良久，老师仍捨不得我们离开，她和许多老师一样，都特别喜欢我们这代老女附中的学生。

王清漪先生是高中时的第一位物理老师，大眼睛明亮而温和，皮肤白皙，头髮微黄，身材窈窕，非常漂亮。先生讲课音频较高，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课上学生提问，她总是先笑再答，遇到“一根筋”的，更是无奈地笑笑之后，耐心作答。

马瑶琴先生教初三物理，她刚从师大毕业，我们是她第一班学生。我们对大姐样子的老师不免放肆，女生调皮起来很难对付，回想起来不好意思，我们有点儿欺负马先生。力学中，力是用字母P表示的，马先生指点黑板上代表力的箭头说：“这个P是我加的”。话本无可挑剔，我们偏要篡改成“P是我家的”，而且不约而同，於是哄堂大笑，从此，P就成了先生的绰号。

马先生做过我们的班主任，要求每週交一篇日记。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交给老师一篇应该不是额外负担，可是我们都自愿“加负”，专门写一篇给老师看的，自己的日记只供同窗友好之间传看。当时似乎不懂得什麼“隐私”，上述做法多半是少年“叛逆”使然。

化学课先后由三位男老师任教。

谢博卿先生教初二化学，他总穿西服，带一副黑边眼镜，秃顶，让学生很容易联想起连环故事里的角色——人物化的“狗先生”（恕我不恭，如实回忆），於是以“狗头”为绰号。他的女儿跟我们一届，也随之被叫做小狗，她毫不生气，同学叫，她高高兴兴地答应，不知她回家敢不敢把同学淘气的秘密告诉她爸爸。谢先生很有学问，讲课语调低缓，不紧不慢，面带笑容，深入浅出地讲解元素週期表、分子式、方程式的平衡、……等化学知识，将学生带进科学殿堂。先生边讲课，边做实验，製造过氯气、氮气等气体，还有手感软软的水玻璃。

高善亭先生是高二的化学老师，比谢先生消瘦苍老，典型的中国老知识份子形象。他好像是山东口音，那时我们很少接触北京以外的人，分辨方言的能力不强，或许判断有误。高中化学每堂课都在化学实验室里上，总是结合做实验，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高先生严谨而和靄，听高班同学讲过她们的一次化学实验，高先生拿装有笑气（N2O）的试管，每走到一个学生面前，就用手从试管上面朝学生搧，以便证明吸到那种气体就会发笑，因为先生搧得认真，没等吸到笑气就都笑起来了。我一直盼著，可是我们班学化学时，好像没有做过这种实验。

陈连第（步青）是我们在中学的最后一位化学老师，同时在一所市立中学和一所私立中学兼课。习惯了女附中先生的精炼、正规，不免觉得陈先生讲课啰嗦、闲散，轻微的河北口音使他本来就可乐的语言更加容易触动学生的笑神经，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真逗”。我不十分钟爱化学课，也从不死记硬背，所以对化学头疼，可是陈先生那种教法倒是不容易忘掉的。比如电话次序表，先生是这么讲的：“有个人叫贾纳（钾钠），他加倍思（钡锶）念，盖（钙）世的美侣（镁铝），猛醒（锰锌）铁还隔着一层镍（铁镉镍），就送礼物吧，可惜（锡）铅太轻（氢），得送厚礼，于是共同（汞铜）银铂金”。这让我一直没忘那次序是“钾钠钡锶钙镁铝，锰锌铁镉镍，锡铅氢，汞铜银铂金”，当时不喜欢，觉得有点俗，但却想忘都忘不了。说到高山上空气稀薄，就说他自己上过极高的山，说：“高山顶上老和尚给我煮饭，锅里的水很快就开了，可是饭煮不熟”，我因而牢牢记住气压与海拔的关係，至今眼前仍浮现出先生描述的与老和尚促膝点柴烧火煮饭的情景。……。我们虽然觉得先生“不够女附中”味儿，先生却常常夸奖我们，说国立学校的学生就是好。

国文老师先后有韩ⅩⅩ、黄淑环、赵静苑三位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后，国文改为语文，唐初、胡立、李少铭、钱濬、林莽五位先生先后任教，高三时，林莽先生把语文课改成了文学课。

韩先生教女附中初一之外，还在男三中兼课。初一国文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周敦颐的《爱莲说》，至今仍能背诵：“餘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以之律己，以之育人。韩先生把爱莲说名句鐫刻在我们心里，我们却因他浓重的汗毛而送了他“毛猴儿”的雅号，实乃大不敬也！韩先生对此并不介意，留给学生谦和的微笑。

黄淑环先生任课期限不长，讲过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章。她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有旧时大学教授的风范，给我印象极深，儘管这种印象是笼统的。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教授，说明我的感觉不无根据。一九七八年，得知先生已成孤寡，在清华任教的女附中校友来到她家问候——清华园里一个不大的单元房。先生看见我就想起：“你小时候是个小圆脸儿”，我很激动，屡经运动折磨，彼时已非圆脸儿，先生却还能认出；我也感慨，先生竟然记得她三十年前的弟子，足以说明我们的老师是倾注全心於学生的。

赵静苑先生很喜欢我的作文，还选做范文读给全班。一次自由命题，我写了一篇“我的邻居”。赵先生边读边笑，尽情流露著欣赏之情，夸奖我文笔生动幽默。当时刚刚“解放”，年级办了壁报，赵先生鼓励我投稿。我想先生对“我的邻居”一文如此青睞，它一定成为壁报首选。不料稿件被退，负责审稿的唐初先生说我的作文没有思想性，要求选题、内容都必须为无產阶级政治服务。我深受打击，赵先生结束任教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作文陷入低谷，不再脱颖。

赵先生讲的国文课，记得有“大铁槌，不知何许人也。”，还有徐志摩的文章，第一句是“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等等。

赵先生身材矮小，长年穿高跟鞋，因此得了雅号“赵高跟儿”，女附中届届相传。同学们一起说到先生，都以绰号称之，她的侄女，我班的赵时勉从不生气。我们毫无恶意，可能也拿先生当自己的姑姑了吧。

唐初先生短时间教过我，之前，他退回了我投给墙报的稿件，所以上他的课我很紧张，作文更是不知所措，实在不懂怎麼写思想性才强。我清楚记得，为了追求思想性，写作文开始假模假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先生很和气，一口四川话很好玩儿，於是也敢调皮捣蛋了。唐先生的竖行板书总是歪斜的，我就故意使劲歪头看，还怕先生注意不到或不屑於理，乾脆挑明瞭说：“先生别歪着写行吗？歪头看太累了。”先生不但不生气，而且笑著改了他的习惯，使我觉得这个来自“解放区”的老师倒是很虚心、很随和的。

多年以后，唐先生和高班参了军的才女张美英学长结为伉儷。

李少铭先生在所有老师里是我最感陌生的，任课时间短并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她很革命，很原则，而我既不根儿红苗正，又扳不住调皮淘气，有点怕她，印象中她没笑过，至少是对我。我一直以为她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很久以后听说她是师大的，我就觉得她“改造”得太彻底了。在李先生门下，我的作文没上过85分，主要扣在“思想性”不强。五十年代初，“思想性”远远重於文笔，我不知道怎麼能让思想性强，作文故意加些革命词语，假话连篇枯燥无味，连自己都不爱看，简直失去了写作文的兴趣，每次作文都凑够一张纸，绝不多写，有时句号划在格外（那时，都用毛笔和作文专用的毛边纸写作文）。我对作文由充满兴趣到不感兴趣，是整个社会的教育造成的，这里只是如实回忆当时的感受，绝无抱怨先生之意。

胡立先生是学化学的，服从需要教了语文，后来又因工作需要，调到了一个化学厂。我在高考作文“我最敬佩的一个人”里，写了对他服从需要从事截然不同职业的敬佩；后来以他为榜样，也服从分配频繁适应“需要”。只是回想起来不免质疑，所谓工作需要是谁的主意，是否真有意义，甚至觉得有关方面应该反思知识份子政策。胡立先生的为人从业令人钦佩，展现给我们一个优秀共產党员的形象，很久以后方知他根本不是共產党员——那时，“共產党员”这一称号还是能够服眾的，总被用来比喻好人。

1949年以后的高中语文比过去初中学过的还浅，初中学了不少古文、名著，高中倒学起了“半夜鸡叫”、“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之类。每个学期的课本里都得有领袖的文章，不可能匹配学生已经达到的程度，“政治性”或许很强，语文教育则显然倒退。倒也学了鲁迅的“药”、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茅盾的“林家铺子”，还有叶韶钧的作品，但我不喜欢这些名人的作品，尤其反感郭沫若的。之所以还能永葆对语文的兴趣，一是因为小学、初中奠定的基础，二是因为胡立先生的为人。胡立先生也不因“思想性”将我的作文一棍子打死，他虽然批评过我思想性不强，也没给过高分，但却充分肯定我的文笔。一次我和房慧堃在往学校走的路上遇见先生，房慧堃好像为我得不了高分鸣不平似的，跟胡立先生夸我的作文，先生立即附议，说我用字自如，令我自信。

胡立先生平易近人，坦然满足我们的好奇，如实“招”了他和夫人胡平先生的恋爱经过：他们是同学，前后座位，胡立先生老跟胡平先生借橡皮。我们听了十分开心，觉得胡立先生不仅可敬而且可亲。

钱濬先生是来自上海的女老师，上海普通话口音很重，不过班里的上海同学王智、吴明和可以充当翻译。任课时间短，但有一件事印象很深：一次自由命题作文，我写了此前不久世界青年代表团来校参观的经歷和感想，被钱先生选作范文。点评中，先生说我用的是由远渐近的手法，达到高潮时热情洋溢、气势磅礴。另一次，先生说我的手法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其实写的时候，我根本没考虑那麼多，没想到要用什麼手法，自知那不过是“瞎猫碰死耗子”，只是自我情感使然（我从不刻意描述），不过，一经先生点评，在写作方法上却也收穫颇丰。

林莽先生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在我们高三时，调来女附中教语文。第一堂课，先生就声明这门课不能再叫“语文”，而要改称“文学”。讲授内容果然文学，让我们知道了果戈理、雨果、托尔斯泰、莫泊桑、莎士比亚、雪莱、歌德、普希金、高尔基等许多名人的名著。当然也学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因为那是获“史达林和平奖”的中国文学作品。书里那句“田野里传来一阵粪香”令人莫名其妙，引发一场辩论，有人说这句话反映了作者的劳动人民感情，有人觉得劳动人民也不会嗅出粪是香的。林莽先生静听我们抒发己见，不扣帽子，但是五十年代初，前一种意见必为正统。（后来丁玲女士也好，林莽先生也罢，统统被打成右派或胡风分子。）

先生声情并茂地朗诵苏联爱情诗歌《有谁知到他》，我们却偷偷地乐，先生遗憾地说我们不懂生活。当时女附中学生连交谊舞都抵触，更不懂谈恋爱，我们只讲友谊，认为跨越了友谊就不纯洁了。记得上初中时，一个平时并不温柔的高班女生与某男生要好了，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喊出“她怎麼变成女的了？”就好像她原来不是“女的”，我们自己也不是“女的”。上高中后，受了几年党的教育，更具独立性，只讲事业，只讲革命，我们越来越不懂生活，不懂爱情——数十年后，才意识到我们被教育得不男不女了。对於那样一群十七八岁的懵懂女孩，林莽先生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

“语文”改成了“文学”，我们已经不知所措，先生又要求我们读苏联小说《收穫》然后写“论文”，这就更“丈二和尚”了。不过，1949年开始，我们从一定深度的古文逐步被沦落到“半夜鸡叫”，到了高三，先生想把我们拔高到能写论文，不免受宠若惊，以致无比自豪的。老师耐心指教，学生认真对待，全班几十篇论文问世了，虽难以论及水準，但至少破除了迷信。低班同学听说我们写论文，无比羡慕，盼望著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实现“语文”到“文学”的飞跃。

我上女附中那年，学校请来师大英语系的老师，选中我们班做直观教学的试点班。直观教学是从教师大的美国女教授Helen提倡的，她也曾给我们上过课，常任主讲教师是师大的马俊明先生和刘光新先生。

马俊明先生是第一位英文老师。这位年轻的男老师很靦腆，无孔不入的我们抓住这个特点，偷著叫他“马大姑娘”。他很认真地贯彻美国式的直观教学法，一开始不教26个字母，直接说话。从生活入手学英语，符合人类掌握语言的规律。老师通过动作、姿势或实物、图片传达词义，记单词不背字母，而要求感官并用，用眼看、用嘴读、用耳听、用手写、用脑记。第一课是“stand up，sit down，come here，go there”，同学们站站坐坐、来来去去，生动活泼地掌握了所学内容。以后的每一课都不复杂，学过的不断地出现在后面的课文里，看似简单，却是温故知新、熟能生巧，利於扎实地掌握。一个多月以后，才开始学字母，记单词仍不准逐一背字母，还是要感官并用。这种方法是对的，英语字母相当於中文的笔划，中文字不能一笔一划地记，英文字也不能靠逐一背字母记忆。我曾羡慕一般学法，每课一个故事，但是事实证明那样学是学不好英语的，每课单词很多，后面的课文里不再出现，很快就会忘记。随著试点顺利进行，我越来越喜欢我们班的直观教学法；看似简单的内容，不断重复，经常运用，学过的都能掌握。

刘光新先生执教初二英语，是一位可爱的女老师。地道的美音，动听的语调，整堂课不怎麼说中文。我们到师大找先生，她给我们放唱片，直接听外国人讲故事。课上还配合课文，让我们两两组成speaking pair(练习会话的双方)，练习打电话。这个学期，我们的听说能力因而大大提高。

时值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我家靠近城垣，攻城炮声作响耳边。学校停了课，没有作业，闲来无事，我翻阅家里的书刊，找到一本中英对照的《天方夜谭》，边查字典边看英文版，实在不懂再看中文译文，很有兴趣。还找到一本汉英字典，突发奇想，借助於它，我用英文写起了日记。

“解放”后开学了，我把英文日记交给刘光新先生。在讲“Diary（日记）”一课时，先生问：“Do you know who in your class wrote English diary？（你们知道班上有谁写英文日记？）”同学面面相觑，暗中猜测。我没有做声。先生高兴地宣佈：“They are 房慧堃 and 孙昌龄.”还夸奖了一番。没想到房慧堃与我不约而同，令我激动不已。我对英语有兴趣，第一个啟蒙者是我的妈妈，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英语是最好听的语言，鶯声燕语，长大了好好学。”刘光新先生的教授与鼓励，则是我对英语保持旺盛兴趣的加油站。

可惜“解放”后再也容不下美国人，师大的美国女教授Helen被遣回国，女附中也不再聘任给美国人实施试点班的刘光新先生。刘光新先生离我们而去，试点班随之夭折。好在来自延安的校领导没有让我们改学俄语，估计是因为没有俄语师资，而英语师资一流。无论如何，我始终不忘女附中首批延安领导的恩典，没让我们“一边倒”，没被某些学生要求学俄语的呼声所动摇，六年都学英语使我终生受益。

朱经兰先生是解放后我班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教材、教法都恢復了“传统”，我却怀念著试点班、怀念著刘光新先生。我已习惯整堂说英语的意境，喜欢会话，已不习惯传统方法。不过，朱先生形象漂亮可爱，英语板书美如其人，还是使我继续保持了学英语的兴趣。

赵朴蓀先生教我们英语的时间最长，英语造诣极深，他也多用英语讲课，我只知道语法中的英语辞汇，上大学一律学俄语后，才比照出赵先生所说的subject、predicate、object、attributive、modifier、……等词语的中文意思是主、谓、宾、定和状语，也领会了先生传授的“学外语不要经过翻译”的好方法。遗憾的是教材的“革命化”，高二高三学的都是中国人译的政治报告，比如“政治协商会议”、“论人民民主专政”之类，我的英语政治辞汇是这段时间里积累的。教这样的内容，博大精深的赵先生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如此，先生还是给我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使我受益终生，我的英语优势助我“开路架桥”，助我与坎坷命运抗争。

课上课下，只要见到赵先生，面对你的必是谦和慈祥的笑脸，那笑容发自肺腑。因为先生慈胜於严，顽皮未泯的高班同学跟这位年长的男老师叫“妈”，又因先生“规模”甚大，学生就以“赵大块儿”代之。某高班有三人姓朱，先生提问时，往往在这三人中抉择不定：“朱，朱，朱”，於是三个朱姓人都紧张起来，最后叫起一个，另外二人虚惊一场。在好脾气的老师面前，学生容易“放肆”，我就跟赵先生耍过“频嘴”。一次考试中，重量级的先生在行间走来走去，儘管小心翼翼，很旧的皮鞋还是被踩出不大悦耳的声音。我不失时机地举手，先生以为我有什麼疑问，赶忙过来，努力弯下庞大的身躯，亲切地问：“有问题吗？”我故意以央求的口吻：“先生，别来回走行麼？都想不起来了。”同学都忍不住笑。明知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就没心思捣乱了，先生的笑脸现出格外的慈祥，手指上下指点著我，让我感到他没烦我，好像在说：“你这孩子，又淘气！”我报以顽皮的憨笑。后来我深深懺悔自己的不諳世事，想起英语排在上午第一节课时，先生总是带来生炉子的烟味，想起先生简朴的衣著，被踩出不悦耳声音的皮鞋，可知家境一定清贫， ……，我却管不住自己，拿先生的无奈开玩笑，简直是恶作剧了。越想越心疼先生，暗自羞愧，甚至不忍重提此事向先生道歉。

可是先生真没和我一般见识，毕业后近二十年的一天，我坐公车经过前门站，看见先生和他的老伴儿在那里等车，惊喜使然，我朝车下连喊：“先生！”先生似乎熟悉这声音，迅速地在眾多乘客里发现了我，还是那张谦和慈祥的笑脸。汽车匆匆地开走了，我来不及下车多跟先生敍旧，以后也再没见过，先生在前门车站等车的一刻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先生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大）当英语系主任，我二姐因公事拜访先生时提起我，先生慈爱地评价说：“聪明，淘气！”我就知道，我虽顽皮，可是先生真的从都来不烦我。

中学时代歷经沧海桑田之变，1949年后，教育为无產阶级政治服务。歷史课旧貌换新顏最为明显，伟人都成了坏人，最是难以适应；流寇都成了英雄，更是心存抵触；进而对於歷史课的兴趣渐衰。

先后教过我歷史的有三位老师。

高文鸞先生两度教我歷史：初中一和高中三年级。

一上女附中就是高文鸞先生教歷史。据说先生初到女附中时，因为年轻，身材小巧，高班学长“不敬”但友好地叫她“小高”。教我们时，先生已是有经验的优秀教师，但那称呼照样传了下来，可是我，儘管淘气，却人前背后都没那样叫过先生。到了高三，高先生又教我们歷史了。初中一年级先生传授了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歷史，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古国文明。高中三年级先生又讲丰富多彩的外国歷史，特色鲜明的异域文化。每堂课都一丝不苟地娓娓道来，条理清晰，内容详实。多年以后方知，先生是师大的高材生，所以功底深厚，教学有方。我学歷史课不很用功，大学又上了工科，但是某些场合下，还能被人恭维“您对歷史太熟悉了”，如果这是发自肺腑的评价，功劳归於歷史老师。而我，有绝对的自知之明，在老师面前，绝无胆量妄谈歷史。

高文鸞先生也是我高三时的班主任。那时中学生很独立，班主任很少干预我们，一切活动都由学生自作主张。只是高三毕业前的一次家长会，从準备到当天，先生都陪伴著我们。家里管得严，我秘密参加课外活动，怕爸妈不喜欢我拋头露面。为了在家长会上表演民族大团结舞，我从家里“偷”出两块绸料给跳西藏舞的同学做藏服的大袖子。不愿让爸妈知道这些，只有找高先生帮忙了。我恳求：“先生，我们演出时候，你一定要设法把我父母支走，就让他们参观成绩展览吧。”先生只是笑我，没有作答。我想，参加表演，贡献衣料，这一切都是为了集体，先生一定支持我，就放心地準备上臺了。可是表演结束后，先生陪著爸妈找到我说：“昌龄让我把你们引开，说你们不愿意让他参加跳舞”。我想抱怨先生没“信守诺言”，可是没等我开口，妈妈怪起我来：“多好啊！还不告诉我们，老师要是听你的，我们就看不见了。”从此爸妈就支持我参加课外活动了——这正是先生想达到的结果，她的良苦用心就是希望家长鼓励孩子全面发展。

母校七十周年校庆时，先生向我约稿，其时四人帮垮臺，我得以重返高校任教，写了一篇感悟交给先生，请先生指正，并说如果不合要求，就别投稿。先生及时回信夸奖我“言简意賅，文情并茂”，并将其收入校庆纪念文集中。

高先生始终关心著我们，主动与学生广泛联繫，特别惦记经歷坎坷的学生，与现在某些教师或是学校只在意“知名校友”截然不同。后者旨在标榜自己，高先生则给学生真爱。她还关心我们的下一代，我的孩子升学时，先生準备了有益的参考资料，让她老伴儿寄给我，当时他们已是花甲之年。

先生已近九旬高龄，记忆力超强，几十届学生的名字一清二楚，谈起社会上的事，观点正确、思路清晰。先生依然关心著我们，听说哪个同学家里有状况，就主动打电话询问，许多同学都得到过这样的关怀。我们看望她，必留吃饭，而且已準备好，为了多些时间促膝谈心，我们从来都没客气过。我们这些老学生特别喜欢吃先生家的包子、“糊遝子”什麼的。师生情谊常在，日益加深。缘分所致，她是我们最亲近的师长，先生健在实乃我班之幸。

初二至高二的歷史课是两位年长的男老师教的，河南口音的是张守常先生；另一位河北口音的，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

张守常先生（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错的）高个子、戴眼镜，始终面带微笑，风度儒雅，一见到先生，总有一种孔夫子现世的幻觉闪过脑海。先生也是中外歷史都教，讲课生动无比，描绘的许多情节至今歷歷在目，比如近代史里讲的，张宗祥被示威群眾扔鸡蛋的狼狈场面，让我们犹如身临其境。先生的河南话非常动听，丝毫不土，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人物罗伯斯庇尔的名字，经先生一说简直就像唱歌。我们把这名字演绎成“萝卜丝儿片儿”，再也不会忘记。几十年后同学相聚，回忆起这位老师，大家未必记得姓名，却异口同声準确无误地“唱出”先生每个字都发第一声的音调：“罗伯斯庇尔！”

河北老师矮个子、显苍老，不重仪錶，少修边幅。这位先生任教时间短，我又不太适应他的方言，具体讲过什麼已然淡忘。却有一事始终记得：一次课上，先生走下讲臺，查看笔记，在我的课桌旁驻足良久，说：“笔记太乱了，以后注意工整”，我仰望先生，迅速从书桌里摸出地理笔记，“挑衅”地告知，我记笔记受先生板书“传染”。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理先生板书清晰漂亮，我的地理笔记也工整美观；这位歷史先生板书较乱，我的歷史笔记就“继承并发扬”。先生看了我的地理笔记，尷尬地离开，并不计较我当眾揭短。如今想来颇有歉意，后悔自己太不厚道。

三位地理课老师引领我们踏遍神州，游歷世界，探索宇宙。

杨建章先生是我在女附中的第一位地理老师，偏瘦的中等身材，穿西服，总是很精神，手捧地球仪进教室的瞬间，一个重科学的知识份子形象呈现在学生眼前。先生知识渊博，人又有派，听他的课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孩提水準。我从小喜欢看地图，小学二年级时，记住了当时的行政区划、省会，后来更喜欢记忆长长的外国地名。师从杨建章先生，日积月累，学习地理的兴趣更有意识，也更加浓厚了。

1950年学校掀起参军热潮，当时延安的育才学校已倂入女附中，来了大批“革命后代”，其中不乏高干子弟。我本以为她们觉悟高，会一马当先，但实际情况与当年红军招兵类似，报名参加军干校的多数是老百姓的子女。杨先生的女儿杨家茵被批准了，她比我们只高一届，刚够年龄。好像先生只此一女，却捨得让她参军。当时参军与现在不是一个概念，报名的绝非为私利，多是有牺牲精神的。杨家茵是极其文静的女孩，杨先生是温文尔雅的教师，他们来自旧社会，竟有这等觉悟和勇气！

在欢送参军同学大会上，杨建章先生上臺发言，要与女儿在不同的岗位上一争高下。先生之举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师生员工，聆听先生讲课时，学生心中更添了深深敬意。

张致恭先生最有激情，是解放后的第一位地理老师，教授本国地理。我们从小习惯了秋海棠叶形状的祖国版图，能够建立新国土的概念，应归功於张先生。他一口山东话，加上稍显夸张但不过分的手势，很有风趣，我至今记得先生手指地图：“这是我们祖国的版图，像屹立在东方的雄鸡。”

由於延安来的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张先生和其他留用的老先生一样，十分注意贯彻“爱国主义教育”。他的话语、表情、动作尽收学生眼底，被我们下一班的同学编成短剧，上臺表演。她们没有指名道姓，只是外号叫小猴儿的曹玉慧做了精彩表演。她学的是先生讲中国经歷了日本侵略者的沦陷，终於“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地道的山东话，双手抱在胸前的动作，让所有同学一看便知学的是张先生，全场爆笑。先生脾气绝好，坐在台下，满脸慈祥而无奈的微笑。

白耀先生是高三时的地理老师，刚从师大毕业，大学生气十足，教学水準却已很高，先生教自然地理和世界地理。他在世界地理的第一堂课上说：“从今天开始，咱们一起周游世界”，一句话引起我们无限的好奇心，我对地理的兴趣也攀升到了极致。每讲到一个国家，先生都言简意賅地概括出它的特点，使学生宛如身临其境，比如，“现在我们迈进了日本的国门，举目眺望，除了火山什麼都没有，……。”突出了日本土地贫瘠，自然环境差的特点。毕业后上了同一个大学的几个同学给先生写信汇报大学生活，曾用先生讲地理的语言形容当时免费提供的伙食，说“量多质佳，就像瑞典的铁”；先生回信说：“你们学了理工，还记得地理知识，我很欣慰。”如前述，因为欣赏先生瀟洒漂亮的板书，我的地理笔记也力求工整美观。

我们不怕长长的外国地名，先生教的，想忘都忘不了。欧洲的国家眾多，河山都市的归属照理容易混淆，可是先生以他幽默的话语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比如比利牛斯山，先生说“两个人比一比力，让牛给撕了。这力有多大呢？比利牛斯山，把牙往西搬”，於是我们记住了比利牛斯山在西班牙。讲到安道尔，先生说“耳朵安倒了就是”，我们轻鬆地记住了这个陌生的小国家。后来不等先生讲，同学们都会运用他的幽默记忆法，快乐地学好地理，渐渐觉得记忆外国地名并不是什麼难事。我特别希望上课被提问，能滚瓜烂熟地回答，可是先生很少点我的名。因为很想显摆，就问先生怎麼老不问我，先生说：“知道你都会，所以不用问了”。这是因为一次答问中，我脱口说出西班牙的主要河流是瓜达尔几微河，全班惊讶，邓可蕴还“哟！”了一声，说“连这都记住啦！”——大概没有比这更难记得地名了。

先生的幽默无处不在，一次上课，需要悬掛一张很大的地图，可是黑板上方的木框没有钉子，我找到了一个粗而折弯的铁钉，插在黑板上方墙上的一个隐蔽的小洞里，掛好了地图。先生得意地笑了，幽默话语脱口而出：“好！充分利用自然。”

白耀先生擅长排球，是教工队的主攻手（九人排球的二排边儿），曾和我们比赛，也常看我们打球。他还关心我们的文娱活动，十分内行地评价、指点。他是学校的少先队总辅导员，戴上红领巾越发活力四射。在军事干部学校报名动员会上，他曾代表教师发言，泰然自若地应对同学们“突然袭击”挑战。

出於对地理课的兴趣和对先生的崇拜，我送给他一张试画的铅笔画“斯维尔德洛夫肖像”。同时有同学送给他“奥斯特洛夫斯基”铅笔画，我不常画，谦虚地说我画的不好。可是先生却说还是我画的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后来有更大的兴趣和信心，继续画了一些铅笔肖像画。

据悉，白耀先生中学是男附中的，毕业后考上清华气象系，因病休学过了期限，后来上了师大地理系。有老清华气象系的底子，所以自然地理教得特别在行，一般文科老师难以达到他的水準。大约在文革以后，先生被调到教育学院当院长。1984年返校时，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告诉白耀先生“当初跟你学到的不仅是地理，先生传授的方法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确，先生通过教地理，传授了学习方法，啟迪了思维能力。老师文理兼优，对重理轻文的一代学子有著至关重要的影响。

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有三门课程与现在的生物课有关：动物、植物和生理卫生。植物老师是刘彩祥先生，动物和生理卫生都是翟先生教的，高中一年级的生物课则由赵汝英先生教授。

刘彩祥先生是位漂亮的女老师，素色的旗袍、梳理的髮式和金丝边眼镜，十分得体地衬托著她高雅的气质和丰厚的内涵。我记得先生讲课悦耳的声音，记得她在黑板上画的植物茎规范的纵横剖面，记得导管输送水、筛管输送有机物质，……。初一初二两年，我一心淘气极不用功，植物课没学好，是先生教得好，我才有了些许记忆。女附中的老师对学生学习的要求有求必应，刘彩祥先生指导课外活动与上课一样认真，这将在后面的“1948双十节”一节里敍述。

上世纪80年代初返校，先生已近退休之年，但看上去好极了，风姿、活力不减当年，对我们热情亲切。那次以后再没见过先生，希望她健康长寿。

翟先生的名字我一直不详，因为学生心照不宣的原因，也从未打听过。先生是留德的，一不留神，就在黑板上写出了德文。他说写中文太慢，若是我们懂德文就好了，写黑板用德文效率会高得多。他讲课很有水準，熟练地画出各种动物的解剖图。一次画鸟类的解剖图，用密麻麻的点表示“砂囊”时，粉笔响响地敲击著黑板；我心血来潮，把笔记本画图的那一页直接铺在桌面上，故意用铅笔急急地戳出响声；先生回过身来说：“不要出声！”停下来也就罢了，我偏要回一句：“先生出声了，我以为非出声不可呢！”装出严肃认真的样子；先生并不计较，只说了一句：“你们不用出声。”同学都偷著笑，我倒觉得没趣了，一个初中女孩子，干吗这麼讨厌？！

同届的另一班有位同学外号叫“小肥皂”，过去北京人管肥皂叫胰子，原来这位同学是翟先生的内妹，直接说小姨子觉得不雅，於是淘气包们想出了这个雅号。我班淘气包更多，也淘得更甚，就直接给老师起外号了。动物先生是外号最多的，其中又以源于先生中文缺陷的为最多，学生是有空子就钻的。学过了两栖类动物，我回家说刚知道癩蛤蟆的学名叫蟾蜍，我按先生念法说成“蟾餘”，学生物的姐姐大笑了起来，告诉我应是“蟾蜍（音除）”。第二堂课我直言提出，先生坦承，他以为合体汉字都与其一边同音。因为同样的原因，水獭成了水赖，一个例外是把椿象读成桩象，先生读错的动物名就都成了他的外号。不过，起外号只因好玩儿，并不影响对先生的折服。先生是水準很高的专家，当时还在师大任教。

赵汝英先生教高一生物，是师大刚毕业的高材生，温柔美丽，和蔼可亲，像大姐姐；讲课条理清晰，语言精练，啟发性强。对於大姐似的先生，我们喜欢、好奇，同时绝不忘记观察特点奉送外号。因为先生靦腆，容易瞬间脸红，然后恢復常态，所以外号是“变色球”（一种硬糖的名字）；不过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并未大张旗鼓地叫过，谁都不忍心“欺侮”怕羞的漂亮女老师。

生物实验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显微镜下看变形虫、草履虫，解剖青蛙、鸽子、兔子，……，先生传授著绝对正规的实验技能，培养我们井井有条的实验习惯。不容置疑，这种薰陶不仅使后来学了生物或医科的同学打下良好基础，其他同学也都受益匪浅。

由於先生注重啟发，加之生物这门课所涉及的是看得见摸得著的，所以我们平时在课上就频繁提问。一次快下课时，先生说：“下堂课，师大的毕业生来听课，我们该讲生殖系统，……。”先生十分瞭解我们山南海北口无遮拦的提问习惯，特地关照不要乱提问题，以免打断授课。我们很理解，知道那是示范教学，得保证一堂课内完成预定内容，所以很配合，安安静静听了那一堂。其后的课上，大家像开了闸门一样，把攒在心里的问题一股脑倒出，先生应接不暇。对於先生在示教课上讲的“两性婚后，出现受精卵，长成婴儿”，我百思不得其解：小时候在若干婚礼上给新娘子拉纱，太瞭解婚礼仪式了，可怎麼也无法把这种仪式与形成婴儿联繫起来。不料问题一经提出，先生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子，尷尬地笑了。先生毕竟是先生，知道我不是捣乱，而是认真求知，她以得体的语言回答了问题：“所说的是一种特殊的仪式，不是你说的那种。”我幼稚无知，但毕竟已是高中生了，懵懂地意识到不该继续追问。很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女同事说，女中的学生都挺傻的，使我想起自己出过的洋相，算得是傻中之最了。

好像是新年，请了先生参加班里的活动，击鼓传花中，花落在先生手里，按规矩受罚——抓鬮，按上面写的要求来做。先生看过，又是刷地红了脸，表示为难，大家不依不饶，嚷嚷道“不就是唱个歌、跳个舞之类的吗”，让先生唸出来，先生还是说实在办不到。一个同学抢过纸条代唸了：“请你放个屁，再用排水取气法收集起来”。这也太恶作剧了，大家异口同声责问：“谁干的啊？”良久，淘气的“阿威”笑嘻嘻地边起身，边挤出一句“是我”。她的诚实使大家顿时消了气，老师本来就宽容大度，师生继续联欢。据悉，我们毕业若干年后，赵汝英先生调至青岛海洋研究所，毕生从事海洋生物研究。

不知不觉中，这麼靠后才回忆音、体、美诸课的老师们，其实我喜欢这些课程，始终不忘那些老师们，在培养全面发展和对真善美的嚮往方面，他们功不可没。音乐课有三位女老师，四位体育老师里有一位男性，还有一位美术男老师。

李芒娣先生是特别帅气的音乐老师，钢琴造诣颇深，常在著名音乐家老志成先生为主的重要音乐会上担任伴奏。我的乐理知识主要得益于李先生的教诲，她也是我们西洋古典音乐的啟蒙人。初中一年级的音乐课本每课一个世界名曲，有作曲家的头像和简介。第一课是音乐之父巴赫和他的小步舞曲，歌词则配以

“老渔翁，驾扁舟，过小桥，到苹洲。一箬笠，一轻鉤，随波逐流。
秋水碧，白云浮，斜月淡，柳丝柔。菊满櫡（汉字不确切了），酒满甌，快乐悠游。”

第二课是罕德尔和他的名曲，旋律很熟，却一时想不起曲名，我们书上的歌名好像是“凯旋”，前两句歌词是：“百战沙场却虏威，英雄今日得胜归，……。”依次是威尔第和他的阿伊达选曲，我们的歌词是：

“你听！鼓角喧嚣传遍四方，欢声雷动，凯歌响彻云霄。
你看！军旗灿烂临风高飘，刀光闪处，得胜英雄来到。

万千同胞，携幼扶老，夹道欢迎，举手相招。……。”

接下去有贝多芬的“土拨鼠”，舒伯特的“野玫瑰”，海顿、孟德尔松、萧邦，……，等的名曲。苏格兰民歌“夏日最后的玫瑰”印象最深，先生给听过原文唱片，歌词译得远远好於后来的“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我们的歌词是：

“夏日最后的玫瑰，独自吐芳蕊，所有亲爱的伴侣都已凋残枯萎。
没有同族姐妹，也没有蓓蕾，来映照她的红顏，或陪她兴喟。”

音乐课本里那些大音乐家的面庞至今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辨，那书和小时候每个学期的成绩单、奖状一起放在一个木箱里，一直保留到离家走上工作岗位。1953年以后，我家没有了自己的住房，爸妈或与家兄同住，或移居姐家，没有固定住所，我不能给年迈的父母增加负担，保留的那些东西就不知下落了。不过，如果保留，文革挨整时说不定会招来麻烦，因为肯定属於资產阶级范畴，说不定被造反派归类为变天帐呢。现在想来，没能保留那些珍贵的东西很遗憾，也很后悔。

课本之外，学过一首德国的“工兵之歌”，胡啟恒被点名独唱，先生结束伴奏转向同学时，得意到了激动的程度：“好不好啊？！”同学们异口同声迸发出：“好！！！”胡啟恒从不显山露水，原来唱得如此之好，音準节奏，情感表达，都无可挑剔，同学们赞羡不已。不少同学清楚记得那首歌词：

“在我们广阔的土地上，四处照耀著阳光。为祖国争取自由，别让妈妈再悲伤。
我们是年轻的工兵，四处架起桥樑，连接东南西北的道路，来把人民的友谊织成网。
有学习也有休息，假如要想回家去，就乘著自己的船艇，把船划到家乡去。
在学校在家乡，那蓝蓝的大江水，载著我们流向天际，我们是新时代的工兵队。”

而铭刻於心的是李芒娣先生夸奖学生时真情的流露，就像辛勤浇灌培育出美丽花朵的园丁，由衷地欣慰。她是造诣极深的音乐人，更是潜心教育的好老师。

第二位母音乐老师姓黄，不知道名字，梳著“出水芙蓉”髮型（那部电影里女主演伊漱慧莲丝的髮型），这位先生短期任课，印象不深了。

吴德棻先生毕业于师大音乐系，教我们音乐已是1949年以后，延安育才学校併入，女附中业已改天换地，陕北土嗓子风靡一时。被灌输了革命思想的少年学生以为土嗓子是无產阶级的，而原来老师教的是“洋嗓子”，属於资產阶级。吴先生介绍她大学时的合唱团，讲合唱的声部，女高音soprano，女低音alto，男高音tenor，男低音base，……，忽然有人提问：“先生唱什麼声部？”先生说她唱女中音，不容先生解释中音的意义，有人又问是不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就唱中音。文静的先生无奈地笑了，耐心地讲了分声部的原则。回想起来，不能不承认当时的浮躁与浅薄，而年少的我们是无辜的，那是大环境文化倒退在音乐课上的映射。吴先生也是造诣极深的音乐人，潜心教育的好老师。如果不受潮流的干扰，师从这样的先生，应更早更深地迷恋音乐圣殿。

高中一年级没有音乐课了，吴德棻先生对於教过的学生依旧有求必应，为歌咏团伴奏。更令我难忘的是先生为我们表演舞蹈伴奏，这一切都不是校方给她的任务。先生跟我们一样，骑自行车跑四九城去演出，心里根本没有“报酬”这个概念。她比我们更在意演出效果，主动为我们换了更有意境的乐曲，大大拔高了节目的境界。我们真不懂事，好像先生所为皆理所当然，很少对先生说声谢谢，更没关心先生有什麼困难。当今，哪里还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音乐人？遇有这种机会，谁会无偿？

1984年返校见到吴德棻先生，我不知怎样弥补过去的失礼，只是回忆了往事，更多的是告诉先生我热爱音乐，是先生引领我步入音乐天地。后来我把清华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演出的照片送给先生，照片里有五个人是女附中校友，都是先生的门生。得知学生始终热爱音乐，先生的幸福感溢於言表。

初中一、二年级的体育先生是位女老师，我连她姓什麼都没问过。所有先生都一样，面对面时只称“先生”，不带姓氏。因为她身材矮小，三步上篮又是日本姿势，学生以“小日本儿”称之，届届相传，虽说无心，却至不敬。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教排球拦网时说：“轻轻一点”，我照做了，立即受到夸奖。那时候不说拦网，而说“关门儿”。领会了先生的“轻轻一点”，“关门儿”成了我的强项。

孙秀艳先生是最棒的体育老师，毕业於国体，是当时的体育最高学府，曾获北京市跳高第一名，篮球技术高超，很帅的运动员形象。在先生指导下，我们彻底改变了日本式上篮动作，学会了先生规范帅气的姿势。孙先生的训练方法非常正规，使我们对体育產生浓厚兴趣，养成了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我们每班都有像样的球队，年级组成联队去校外约比赛，因为先生指导有方，女附中是西城区篮球冠军，北京市排球冠军，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田径成绩斐然。

孙先生教我们初三体育课时，刚刚二十岁出头，全无先生架子，课后也跟我们一起打球。因为发明瞭一种游戏，我们练就了投篮硬功夫：在篮球场上选好一个地点，画一条线，参加者轮流站在那里投篮，投进者过关，最后一个投不进的人还有三次机会，最后投不进就要用头顶球，从所画的线开始，经过篮筐架子的两根立柱之间，一直顶出场外。孙先生不问这个损招儿是谁想的，兴致勃勃地参加进来，她球技高超，从不受罚。一次我来到操场，同学们都投了几轮球了，让我等她们玩儿完这次再加入，我为了抓紧玩儿的时间，表示不怕受罚，立即加入。不料一投中的，孙先生说：“人家心里有数。”完全是学生的口吻。爱好体育的同学心目中，与其说她是尊敬的老师，不如说她是亲爱的大姐姐。

孙先生人很帅气，合体的牛仔裤，夹克式上衣，在解放后的女附中本已引人注目，说起话来细声细气，更易被误解为娇气。有一次因为想她的唐山老家而落泪，延安来的学生说她“小资”，后来女附中毫不珍惜先生的体育水準和教学能力，把她调到育才小学，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就这样滥用了。

毕业后看望过一次先生，她得了糖尿病，身体衰弱，家境拮据，当年英姿不再。

吴宗武先生教我们时已有五十岁了，身材苗条，风韵犹存。先生习惯点口红，描眉毛，朴素的女附中学生偷著叫她“老妖精”，其实她著淡妆，依今天的眼光，很是得体。年轻时参加过远东运动会，擅长跳远。而先生的最强项是舞蹈，她编排的团体操都是运动会上的亮点。我们毕业后，先生调到地质学院任教。

刘伯奇先生大概是延安育才的体育老师，不大像学体育的，倒很像当过兵的，上课内容也以军事体育居多。他说话有口音，自我介绍时，名字被他说成“六百七”，於是这就成了他的绰号。课间跑步时，外号“小疯子”的叶美曾，边跑边念叨：“一 一 一二一，一百七，二百七，……，六百七”，数到六百七，一起跑的同学乐不可支。刘先生浓眉大眼、黑里透红，显得有些厉害，但对“小疯子”淘气从未计较。

庄严先生是高中一年级的美术老师，是我记得的唯一的美术老师，我不记得初中有美术课。庄严先生是中央美院的讲师，来女附中兼课，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男老师。记得画过一次素描，要找一个同学坐在讲桌上做模特儿。全班同学踊跃举手，因为做模特儿就不用画画了。先生选了浓眉毛、大眼睛，轮廓鲜明的贾仲华同学，其他同学在一声叹息中开始作画。先生多次动员画得好的同学毕业后考美院，希望美院招来好学生，他信任女附中学生。可是我们当时很狭隘，认为音体美只能作为业餘爱好。

1949年以后有了政治课，教过我们的有周立先生，还有章健和卞仲耘二位先生。

章健先生好像讲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讲到劳资关係、剥削什麼的，他频繁地以“纳鞋底儿”举例——这门课留给我的只剩下这个例子。记性不如我的连这位先生也不记得，但一提“纳鞋底儿”，都“噢”的一声恍然大悟。他只教了一个学期，后来我给二姐送行，在前门东车站碰见了他，我礼貌地鞠躬，叫了“先生”，二姐不服气地问：“怎麼就‘先生’了？”原来他们都是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调干生，“章健同学”显然没有公开自己曾在女附中教了一个学期政治课的经歷。

卞仲耘先生教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她上课的样子和声调，这全怪我不喜欢政治课。后来知道她当了副校长，文革中被摧残致死。九十周年校庆时，难辞其咎又无悔改表示的“红卫兵”头领竟被实验中学（现校名）列为知名校友。此事积重难返，校友为之不平，不知校方怎样认识罪恶的“文化革命”。那位知名校友自己提供资料大肆宣传其所谓成就，说在美国经歷了百般刁难才获得成功，其实她所说的刁难，是美国所有博士生都同样要经受的。实验中学却以此为依据，盲从认可其所谓成就，足以看出当今领导之孤陋寡闻。什麼贡献，什麼成就？但愿实验中学此举只因孤陋寡闻所致，广大校友则更担心有人居心叵测。

周力先生来自解放区，但从未有过“革别人的命”的姿态，“平易近人”用在他身上，显得分量不够，他脾气太好了。先生刚一教我，我就耍频嘴，直面先生说他“眼大无神”，先生本该动怒，他却照样付之一笑，事后我深深自责自己的讨厌行为，转而加倍敬重先生。可是淘气往往失控，先生结婚时，我们更是得意忘形。又是我带头，在一间破烂儿仓库里，发现一个古老的吊灯架子，六面体、黑色木柱。清理乾净，糊上红纸，写了赠言，还配上了穂儿，有模有样。看了赠言，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写的是我改版的《诗经》：

“关关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良（先生妻子名叫冯淑良，也是女附中的老师），周力好逑。”

还写上了郭沫若所说“翻译成白话文就没有诗意”的后一句：

“窈窕的好淑良啊，周立的好配偶啊！”

本以为先生看了会哭笑不得，那个灯的下场一定是被扔回垃圾堆。我呢，用一句现代语言：只重过程，不在乎结果。但是出我意料，举行婚礼那天，我们一进小礼堂，就看见那个灯掛在天花板正中，心中感慨：这就是我们的周立先生！我感到了我们这样的淘气学生在先生心里的位置，觉得先生真够朋友。

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参观塘沽新港，我只记得周力先生是带队老师中的一个。早餐时，我们一一就坐等候，个子高高的周力先生高高地端著一大盘油条，分发到每个人手中。脸上始终是真挚和蔼的笑容，这笑容从此留在我的记忆里。

高三那年有一门製图课，是一位男老师教的，中等身材，颇显瘦弱。他教我们用鸭嘴笔上墨，研好墨，用折出沟槽的纸把墨汁灌到“鸭嘴”里。先生仔细观察，发现同学的砚臺里纸条多多，忍俊不禁；然后用相声般的语言，说我们辛辛苦苦研的墨汁都被纸条吸光了。规范的製图中，纵横二轴的交叉点必须由点划线的实线相交而成，有些同学画轴线不通过原点，却把纵横轴点划线的公用点放在原点；先生说这叫“十字路口站员警”，如此形象的比喻令我终生难忘。中学的製图基础不仅使我在大学上製图课时，已具备较好的素养，而且成为我后来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的底蕴。我对学生提出绘图要求时，当然少不了“不允许十字路口站员警”之类，学生开怀大笑之餘，轻鬆养成好习惯。为时仅一学期的製图课使我受益匪浅，始终不知先生大名，实属遗憾。

解放后，教导处的江雪先生给我印象颇深。她来自解放区，与其他同来的老师一样，灰布列寧服、八角帽，一身革命装束。不同的是，她大眼睛、大嘴巴，广东人的样子，一口广式普通话，和蔼可亲，与学生打成一片，对我们老女附中的学生也一视同仁。她带领学生唱歌，用的也是解放区时兴的土嗓子。她作曲的那首“扭起秧歌打起鼓，我们大家齐欢呼，欢呼新中国诞生了，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一度唱响女附中校园，每唱此歌，我们必学先生的发音，故意把“扭”唱成“柳”。

江雪先生和我之间有一件不是人人皆知的事。1950年的一天课后，我们几个同学在教室廊前讨论著什麼，争相表达之际，江雪先生点名找我。莫名其妙地跟先生来到教导处，不知是什麼等待著自己。先生拉著我盯住我的衬衫细看，那件衬衫是二姐（辅仁大学西语系学生）别出心裁亲手做的，与眾不同，我心中嘀咕，担心先生说我的衣服“脱离群眾”，甚至“小资”什麼的。可是先生的态度让我舒舒服服地松了口气，她万般欣赏我的衬衫，立即定为我校参加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团体表演的服装，让我次日把衣服交来，给请来的裁缝当样子。接著她继续打量我，跟其他老师说出了她的疑虑：“你看她多挺拔，有些人穿上就不会这麼精神。”说时，她还缩脖勾背模仿“有些人”的姿态。我当时奇怪这位“革命”先生的审美观点，她怎麼欣赏“洋的”，喜欢美的？——几十年后我才听说江雪先生是位华侨。

也是几十年后，一位低班同学问我：“你记得咱们团体表演的衣服吗？”我没来得及说当然记得，她抢先告诉我：“你知道吗？那是苏灵扬校长特地给咱们设计的。”不知这是谁人臆想，竟然误传了半个世纪。我无心夸耀自己二姐的服装设计才能，但纠正了她的错误，说那是江雪先生选定的。

还有一事记忆犹新。1950年，我们自己组织球队，参加全国排球选拔赛北京赛区的比赛。我们担心受阻，一直不告诉学校，可是出发前聚集在操场上，江雪先生正巧走过。我们的表现可能异常，引起了先生的注意，过来询问。我们如实说了，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出乎意料，先生知道我们要去参赛，非但没有指责我们“不务正业”，而且主动给我们梳头，整衣，关照我们不要紧张，打出水準。从此，我们这些“旧社会来的”孩子与这位“革命”老师亲密无间。

解放后的教导主任是丁丁先生。他很严肃，却压不住我们没事儿捣捣乱的积极性。大约在1952年，一天放学后，我们五六个同学来到西单的新华书店。正对门口的摊位上，一本儿童读物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忙召唤那些同学。大家一看不约而同笑出声来，那本书的标题是《丁丁游歷北京城》。如获至宝，当即买下。次日课后，同学们相约来到先生家，郑重其事地说：“列寧教导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送您一本特别适合您的书。”不由分说把书塞给了他。看了书名，他笑了。有人提示：“请看我们的赠言。”扉页上的是：“如果丁丁看不懂，就让丁寧讲给他听”，丁宁是丁丁先生的儿子，时年三四岁。先生笑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点著们。此番捣乱后，先生被我们“改造”的不那麼严肃了。

高考前，学校召集部分同学开会，丁丁先生动员这些人“服从祖国需要”。会后很多同学放弃了原来的志愿，报考了国防院校。我的志愿表早已填好，四个志愿都报了名牌大学，动员会后，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被告知，参加动员会的人都是组织上信任的，不改志愿似乎辜负了这种信任——政治上的信任啊；能否服从需要又是组织上的考验，还没毕业就经不起考验，岂不是个人主义作祟？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并非心甘情愿，可就得这麼要求自己，得自觉改造自己。改了志愿，上名牌大学的夙愿只能告吹。

就在这时，偶然遇到丁丁先生，他问我想通了没有，并且又表示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不善於表决心，可是事后还是用另纸改了志愿，贴在填好的表格上，以“服从国家需要”覆盖了“个人主义志愿”。我并不在乎什麼“信任”，之所以做出这最后决定，只是因为偶遇先生后多了一个顾虑，担心若不服从需要，组织上会随便分配我到没人报考的学校，成绩再好也不让考上第一志愿。改了志愿，先生表示赞许，不过后来的坎坷人生路上，我很难体会到“组织的信任”，以致觉得那次“偶遇”很倒楣。

有些老师没教过我，但留下了印象，比如英语老师阎伯铭，外国代表团来校访问，没有翻译，阎先生被临时抓差，毫无準备的情况下，完美地完成了任务。马芳吾、韩文佑二位老师教高年级国文。马先生是年事偏高的女性，解放后“一边倒”，不得不频频讲授俄国文学和苏联小说，听学长们说，先生常说错囉嗦的俄国人名，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时成了“汽车”尼雪夫斯基，奥列格说成“奥格列”等等。韩先生教过我二姐，我不仅知道他学问大，文学造诣深，还知道他是“五四青年”，经常在学生中宣传反封建民主自由等进步思想，啟迪民智，颇具民国时期典型知识份子风范。还有一位教高年级物理的老先生，好像叫刘锡朴，他在我哥工作的汽车修配厂兼职。刘先生做过一个课外活动的报告，感慨当时的中国只有汽车修配厂，而没有製造厂，山东口音，很幽默。

1949年石校长、训育主任徐慕贤先生和教导主任耿克仁先生与我们不辞而别，这当然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但是，当时怎能容得国大代表和国民党员继续留任？党领导一切，女附中更是彻底注入革命圣地的血液。1949至1953年间，女附中的两位校长都是延安来的革命干部。

第一位是彭文，她身材矮小，皮肤白皙，带一副黑边眼镜，穿一身延安时代的灰色列寧服。因为在任时间短，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她虽然更多关心来自解放区的“公费生”，对我们倒也和善。但据学长回忆，高二的一个学生因写大字报挽留国民党员耿克仁先生继续教物理，被彭文校长狠批，强迫检查，从此处境不佳。天真的学长以为物理与政治无关，耿先生只教物理不当领导，既可为女附中留住优秀物理老师，也不耽误无產阶级佔领阵地。她不理解当时的形势，耿先生留在女附中，至少被“疑似”为“佔领阵地”的对立面。立场坚定的彭文校长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她大概始终不知道她的“原则性”给那位学长带来的麻烦，以致一生的冤屈。

第二位校长是苏灵扬，也是身材矮小，但皮肤偏黑，不戴眼镜，也穿列寧服，但不那麼“延安”。因为没什麼接触，所以瞭解不多，只听说他是周扬的妻子。我久久不能忘记，有一件事发生在1953年3月5日史达林逝世那天。收听了几天“病情公报”，那天，学校自动停止一切活动，师生员工集合在操场上，气氛凝重，延安来的公费生更表现出深厚的“无產阶级感情”。突然广播电臺放出哀乐，操场上迸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声，同年级的公费生刘光哭晕了过去。这时，苏校长对著麦克风大声责问：“同学们为什麼要哭？我们一起欣赏音乐不好吗？”正在审视自己的无產阶级感情差距的我，顿时愕然，明明是哀乐，怎麼说“欣赏”呢？我想苏校长是太希望避免“共產主义阵营的巨大损失”了。

比我高很多班的刘秀莹学长毕业后曾在苏校长领导下工作，她回忆道：“苏灵扬校长最大的优点是欢迎提意见，你不提，她啟发你提。”领导者具备这个优点实属难能可贵。

除了老师授课、师生情谊的回忆之外，解放前不足两年的女附中岁月也很难忘，比如家事课、公民课和童子军课及其任课先生，特别是家事先生，我将重笔浓墨。再如解放后中学生也被捲入的“运动”，尤其是那个年代学生的课外活动，都长留於我的记忆。

下面将话锋转回解放前的女附中的岁月。

我们的初一乙班

女附中什麼都好，就是操场太小，没有跑道，操场西头几颗高大的白杨树又佔据了数米地段，所以50米短跑测验得从操场外的砖道起跑。到了秋天，白杨树的花儿落得满地都是。我的好友吕友嵐怕虫子，明明是白杨花儿，只不过像虫子，她却照样害怕，从不到杨树下去玩儿，同学故意捡来落花朝她身上扔，她必条件反射发出尖叫。起初我以为她是装的，还真不是，她真的连那玩意儿都怕。可是怕虫子的她，参军復员后，偏偏被分配到科学院动物所去对付各种虫子标本了。

入学后的第一件事是排座位，全班同学在操场上排队，回到教室依次入座，我是高个子里偏矮的，坐在倒数第二排。“那位同学坐直了！”先生说我呢。其实我已经坐直了，因为腿长上身短，尽力挺直，还是比这一排的人都矮，先生只好让我换到前一排就座——从此，胡啟恒就送了我雅号“长臂猿”。教室里每排座位的书桌两两紧接，书桌紧接的两个同学叫“同位子的”，每两两书桌之间是走道。我们初一乙班的座位大致如下：

徐静一、杨淑颖、惠颖钟、赵时勉、宗秀桂、吕恩兰、封芝圃、吴君敏、房慧堃、吕友嵐
潘　政、胡洁光、孙淑田、刘玉兰、张易生、隗家綺、杜肇宇、江华英、王玉明、蒋忠弼、傅志英
陈綺伦、肖云明、崔韵清、刘士蕙、王世慧、孙昌龄、高文英、冯月琴、曹莲美、郝风紆、田　燕
冯丽娟、李　榕、於兆莹、遇桂玲、邓书敏、沉樊林、陈瑞英、陈慧兰、王承兰、郭风茹、汪晋清 徐宝丽、冯瑞英、张福云、胡啟恒、马学惠、陈坦君、苏惠娟、关毓琴、张长甄

第二学期来了个插班生叫易美丽，个子极矮，肯定是第一排的，但是上面列出的第一排又是我最有把握的，那几个同学从未离开过第一排，实在不记得易美丽插在哪儿。二至五排都有不确切之处，第二排应该还有个田毓元，是二附小的毕业生。或许还有记不起来的，真希望有人比我记得更全、更準确。明明记得是十人一排，总共五排，回忆起来人却多了出来。初二以后，班里来了徐稚岐和杨荣芳，好像坐在第三排和第四排。五十餘同学里，目前知下落者不足半数。

我班同窗通病，喜造诨名绰号，比拟动物的有猫、耗子、小驴子、小猴儿、长臂猿（后升级为皮猴儿）、狐狸、狗等，基於外表特徵的比如，小豆儿、皮豆儿、皮人儿、胖子、大关等，由名字派生的比如，庙会、填鸭、小宝儿、小鬼儿、沙包儿、小青子、刘巴、趴著、锅炉等，莫名其妙的比如，老白薯、兔儿爷、折腾等，……。同学之中已是热闹之极，各位老师也在考虑之中。重要之点是，起外号只因淘气不能自已，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心地纯洁，豪无恶意。

一九四七年双十节

我在女附中应度过两次双十节，印象中只有1947年的那次，1948年可能由於临近政权更迭，没有举行纪念活动。那时的活动毫不铺张浪费，各班佈置自己的教室，展览学习成绩。当时中学不设级任，学生有充分的自主权，学校不加任何限制，庆祝活动与政治无关。正因为没有紧箍咒，不担心触犯王法，不同班级各显神通，展示出鲜明的个性。

虽说是学生自己的活动，低班同学筹备中遇到难题可以找任何一位老师指点迷津，老师都无条件地悉心指导。我班请来植物课漂亮的女老师刘彩祥先生，她指定了几种植物的纵横剖面图，让我们画成巨幅，张贴在墙上。先生认真翻阅我们的笔记，想挑选书法最佳的同学在图上註字，她为难地说：“你们的字都那麼漂亮，选谁好呢？”考虑之后，决定让郝凤紆写，她的字与眾不同，自成一体，有艺术风格。其餘各门课没有特别準备，就把平时的作业本，考卷整齐地摆在桌上。教室佈置简单朴素，有人出主意，掛了万国旗，黑板上写了“欢迎参观 敬请批评”八个美术字。整个活动经费微乎其微，就是买了万国旗和绘图纸。可是，双十节那天，前来参观的家长都情不自禁地留下赞许之言。

我姐以家长身份在留言簿上写了“成绩优良”，优字写的简体，同学们不熟悉简体字，大声读出“成绩伏良”而不解其意，姐善意地笑著予以解释。

得到家长的好评，洋洋得意，以为我班必为全校佼佼。一进高二教室，我们自愧不如了。她们别出心裁，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头像，一看便知画的不是别人，正是她们所有的任课先生，形似神似，令人叫绝。那些淑女更是才女，后学在欣赏之上，又添了一层佩服。

各班有各班的高招儿，合起来就是当时的女附中，朴实无华，注重内涵。没有豪华的庆典，不需挥金如土。展览平时成绩，绝无突击造假，学生在筹备过程中充分展示聪明才智。对学校来说，这种校庆方式才是最好的教育，学生所受之益是如今流行的以重金请名角儿的庆典无法比拟的。而如今，这种纯洁质朴的教育方式好像已被歷史的列车载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国的现实。

难道富了就得铺张浪费？难道真的富了？一提这个富字，就不由地想起那麼多的贫困地区，想起数以亿计的赤贫百姓。

“家事”课上趣事多

女附中学生歷来自立自强，一心追求独立的人格，谁也不想将来为家庭所累，因而对女中设家事课本能地不悦。初中小同学更把家事课当做放鬆的好机会，敞开了淘气。

年事偏高的家事先生注重仪表，浅灰色暗花旗袍鏤空处透出雪白衬裙，烫髮而盘髮髻。按今天的眼光，先生绝对高雅得体，可是六十多年前，不开眼的我们却给了她“老摩登”的绰号。捣乱是家事课上的必然，几乎所有同学都乐於主动参与。

先生讲审美观点时说：“做衣服选面料因人而异，胖人宜穿竖条，瘦人宜穿横条，……”老师没讲完，我迫不及待地举手发问，不等得到允许，抢先站起：“先生！我知道啦，斜人穿歪条儿的。”引得哄堂大笑，她们笑我不仅反应得快，能“举一反三”，而且不忘故意把斜与歪字易位，并助以姿势动作。一本正经的老师一时无言答对，我则充满胜利的喜悦。有道是“乐极生悲”，此后只要有人捣乱，先生必先疑我。

学烹飪做过土豆丸子，也就是二两肉吧，全班同学轮番操刀，把肉剁得稀烂。又是我，无所顾忌地大吼一声：“先生都烂啦！”故意不点标点，大家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先生难控局面。

一堂课上，按事先佈置，每人做自己準备好的活计。我根本没準备，一副“屋脊六兽”之态。邻座的胡啟恒漫不经心地剪裁著什麼，忽然神秘地对我说：“哎！我的布是宝布，越剪越厚。”我深信这不可能，顺手夺过夹在剪刀中间的厚“布”。撩开一看，她的物理习题本已剪出两寸长的口子。我真为她发愁，就算她不怕费事抄一遍，老师的批註怎麼办？谁知人家自己遇事不慌，还爽朗大笑起来。我服了，大祸临头，泰然自若，真乃大将风度。（后话：她果然是同学中成大事者。）

一次上课当儿，我因过敏，不由自主打了个喷嚏，先生认为我又在捣乱，要罚我站。其实我从小就控制不住打喷嚏的音量，封芝圃抢先起立为我辩护：“她打喷嚏就那麼大声，不是捣乱。”先生料定我不会束手认罚，强行罚站必将引出我的新招儿。於是迁怒於封芝圃，要罚她站在教室外面。封芝圃一贯守规矩，这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反驳了：“我说的是实话，为什麼要罚站？”先生气得嘴唇发颤，封芝圃毕竟守规矩，见状自觉让步，想出两全之策：“好，我尊重先生，可是我没错，所以得听我一半，我可以站，但不能站在教室外面。”老实学生说不，更让先生忍无可忍，执意维持“原判”。学生再度让步：“那好，我一隻脚站门里，一隻脚站门外。”她不由分说地拍板，并立即付诸实践，跨门槛儿而立。教室门关不了，无法上课。封芝圃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全班譁然。下课铃响，老师含怒而去，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

下大雪了，精力旺盛的我们怎能放过厚厚的积雪？“捣乱分子”们每人滚了一个排球大小的雪球，放在课桌下备用。净琢磨捣乱，毫不关心那堂课讲什麼内容。先生背朝我们正往黑板上写字，忽见雪块砸上黑板，然后慢慢融化往下流淌，课堂失控了。

乐极果然生悲，惊动了训育处。学生既惹不起训育处，又禁不住捣乱的欲望。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想出了绝招儿。一天上课，教室里格外安静，学生个个坐得规规矩矩。先生刚转身写黑板，刘士蕙一个手势，全班一起哼鸣，先生见学生一动不动，也无从指责。只要她转身写黑板，哼鸣声立即大作。先生怒言斥之，学生就分成左右两拨儿，她面左，左边同学规规矩矩不出声，她向右，右边同学没声响，惹得先生无可奈何。从此我暗自佩服刘士蕙，她领导全班一起捣乱，能让先生无从查处，真乃高人也。我呢，老把自己置於明处，先生准知道是我。暗表：后来方知刘士蕙是班里最早的地下党，组织力强，老谋深算。

吕友嵐始终没学会踩缝纫机，期末考试只要求踩空轮，不需认线，她还是怎麼踩怎麼倒轮。同学之间互助友爱，傅志英趁先生不备，把机器踩转，让吕友嵐赶快坐下，借惯性摆摆样子。其他同学忙喊先生来看，你一言他一语地助阵。先生明知端的，也就眼睁眼闭了。另一次考试，先生明知谁也没好好做过什麼，就让大家随便交什麼作业，给个成绩了事。我连这都毫无準备，郝凤紆鼎力相助，把一副新棉手套借给我充数。宝蓝色泛白点的粗纹布料，边缘是浅蓝毛线缝得的整齐的十字，美观大方。我紧抱手套走到先生面前，埋著头递了过去。先生显然不想多事儿，并不质疑，反而举起手套指著我对全班说：“你们看人家就是聪明，只要好好做，比谁做得都好。”我由理亏转而忐忑，莫不是先生要以“留成绩”惩罚我了？手套的主人大概也在担心，我苦苦琢磨著对策，真想“招了”算了。先生看了我一眼，随手打了个85分。我如释重负，几乎是夺过手套逃下讲臺。“先生真给面子，居然放我一码。”心中感动，后悔以前变方儿地捣乱。我不由自主转身鞠了个90度大躬，虽然先生没顾上搭理，但我深信先生理解我的懺悔并原谅了我。

一天，在学校旁边的胡同遇见家事先生，我深鞠一躬，叫声“先生”，样子一定很乖。期末那次先生的宽容大度使我内疚自责，并心怀深深的敬意。先生显然认可我的转变，她回应了我，极其和蔼可亲，好像什麼都没发生过，我没好意思重提旧事向她致歉。家事先生，女附中的老师，感动了我。

回想起来，家事先生所教内容都是有益的，我们年代少女的独立观显然幼稚浅薄，以致错失学习生活技能的良机，追悔莫及。好在耳濡目染，多少受了薰陶，日后得以弥补。

那时涉及“政治”的两门课

“解放”前，十几门课程中，与“政治”有关的只有“童子军”和“公民”两门课。女附中学生多来自一般家庭，骨子里无兴趣於政治。进中学不久，国文课就学了《爱莲说》，此后我视“出淤泥而不染”为人生最高境界，懵懂地把过问政治比作涉足淤泥。童子军和公民对于成为有学问的女性似乎毫无意义，没人看重这两门课，只是不敢像上家事课那样肆无忌惮。背地里当然照样给任课先生起外号：童子军教官简称“老童（铜）子儿”，公民先生叫“公民老太太”，从来不问姓甚名谁。

童子军课

身著军绿服、人称“老铜子儿”的教官朝队列扫了一眼，伯乐般地挑选了个子较高、一脸成熟的张长甄当队长。童子军课主要是在操场上练队，教官对我们不满意时，总说：“你们还不是正式编制，要努力争取，像现在这样是不够资格的！”附近的私立学校就在正式编制，也没见他们“争取”，其实就是因为该校涉足政治较深，校长可能是国民党骨干分子。而女附中是清高的，典型的教育圣殿，石校长虽是国大代表，但她代表教育界，不热衷於政治上赶时髦，所以校方对於“正式加入童子军”并未积极争取。真得感激女附中的反潮流，我们只是穿了“童子军服”而没当过正式童子军，否则说不定后来算个歷史小问题呢。女附中的童子军服不标準，我的不就是姐姐给做的吗。

童子军课也有时在教室里上，所教的结绳法极其有用，可惜我只记得最简单的“平结”。平结几乎每天都用得著，因为鞋带系成平结是不会散的。法绳是把很长的绳子盘结成麦穗状的绳结，掛在腰带上以备不时之需。接绳结用来连接粗细不同的绳子，接好后越拉越紧不会鬆开，很有用，遗憾的是忘得一乾二净。

公民课

“公民老太太”其实很精神。矮个子，红脸膛，短髮，常穿黑色旗袍。一副黑边眼镜，显得格外严肃，但她从不训人。数十年后才知道她是国民党员，教我们时没暴露过身份，除了讲公民课必学的十二条“国民党员守则”，从未涉及国民党，不褒不贬，大概觉得自己首先是个教师吧。公民课相当於小学时的修身课，基本内容是为人的道德品格教育。

因为先生颇显严厉，上公民课没人捣乱，只是心不在焉，所学印象不深。十二条“守则”是：“忠勇为爱国之本”，“修身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龢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服务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恆为成功之本”。我是查了网才凑全的，只记住了第一、二、十和第十二条。其中第二条，我记忆犹新，可是后来查阅到的版本都是“孝顺为齐家之本”，我仍坚信是“修身”，此二字适合不同年龄的成员，后来臺湾以此为“青年守则”，这一条用“孝顺”二字倒是可以的）。具体内容虽未记全，但牢记所宣导的道德品质——概括出来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这四个字成为正派人的人生座右铭。

班里一个同学后来说，她当初隻考取了女附中的备取生，因为姑姑跟公民先生都在国民党，是熟人，所以她被录取了（备取生不一定都被录取）。这才知道公民先生的国民党员身份，时已文革之后了。

独立自治的初一学生

一上中学，我们就很独立，凡事自己做主。不记得是谁发起的，我们初一乙班有过一次很齐心的行动。

我们在学校附近的街墙上张贴了告示，内容大意是：为了帮助家境困难的同学筹集学杂费，我们成立一 个生產小组，廉价加工毛衣。请送来毛线，我们将按您所提出的要求如期完成，谢谢您支持。师大女附中 初一二班啟。

班里哪有什麼织毛衣的高手！大多数仅会基本针法，压根儿没有织过整件毛衣，这事儿真是玩儿玄的。架不住“初生牛犊不怕虎”，迈出一步算一步，谁也没想下一步怎麼走。等候多日无人上门，同学们只好打自家的注意，家长们一般不会“见死不救”，拿些旧毛线让我们祸害，然后给点钱表示支持。吕友嵐最热心，三说两说，竟然把年迈奶奶的新毛线“誑”来了。上好的深蓝色新毛线不知经过多少“织手”，最终也没达到起码要求。老奶奶很生气，吕友嵐少不了挨駡，却如数把工钱交给了“生產小组”。她是个极仗义的同学，寧愿自己吃亏，也不让集体受损。

校方知道我们擅自行动，认为影响学校形象，责令我们解散“生產小组”，同学的困难由校方解决。此事虽无卓著成绩，但足以证明当时十二三岁女孩子的独立性和自治力，遇事自己解决和互助互爱的品行。

救济物资

好像是在体检之后，有些同学被诊断为“肺门扩大”（这个词或许记忆有误，反正是和肺有关的毛病），学校发给她们每人一些鸡蛋，没说是谁给的。另一次是发给每个同学半斤纯毛细线，听说是美国的救济物资。两次都是发下来，该吃的吃了，该用的用了，没有任何声张的仪式，不用感恩戴德，大家反而嫌毛线顏色不好呢。那毛线质地真不错，姐给我织成毛衣，屡经拆洗重织，穿了二十年，最后还给孩子改成了毛裤，可谓物尽其用。救济物资质地上乘，换了人间跨了世纪，花钱购物倒是不免上当受骗了。

沧桑之交

神秘的动向

194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二姐、小哥骑车出了復兴门，小哥的车樑上还带著不满四岁的侄子。我刚学会骑车，技术欠佳，牛车般地歪歪扭扭前行，简直顾不上欣赏远处的西山和天边的晚霞。天色渐暗，二姐看我那般技术，决定打道回府。我们出城往西也就走了几百米，谁知城门就关了，城墙上站著几个持枪的国军，戒备森严。我们央求说家就住在附近，请开城门让我们进去。这时城门週边了百十来人，守城的兵是断然不敢开门的（多年以后，看那些打入敌后的影片越多，越能理解他们的警惕性）。人群只得沿著护城河西岸北行，指望著阜成门还没关。河岸向河里倾斜，我不敢骑车，二姐当机立断雇了同路的三轮车，拉著我和侄子还有我的自行车。阜成门也关了，城上的守兵好心地告诉大家西直门10：00才关，眾人於是匆匆赶路。进了西直门向南折返，走了同样远的距离，到家时天已漆黑。时间已过十点半，爸妈等得焦急，见我们安然无恙，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父亲怒气也顿时上升，狠狠地责駡了二姐和小哥，对我从轻处理。二姐入账十元车钱，特在账簿上留言：“除妹妹外，皆挨大骂”。我心中过意不去，兄姐是陪我练车才出城的，应该是我受过。当时我不明白城门为什麼关那麼早，守兵为什麼连小孩子都不肯通融。 秋季开学后，学校失去了往常的平静，莫名其妙地异样。操场上传来高班同学颇显躁动的歌声：

“山那边呦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呀，万石穀子堆满仓。
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做衣裳。大家唱歌来耕地呀，年年不会闹饥荒。”

她们边唱边绕著圈儿大步地走，膝盖弯曲，身体前倾，肩膀两边摇晃，姿势怪异、表情神秘而霸气十足，掩饰不住心中的嚮往，像是在讚美某种诱人的境界。我不知道山那边是什麼去处，脑海里却现出一幅图画：穿青布衣服的人们在田里收割稻子，在池边打捞鲤鱼。朦朧地感到那是个安居乐业、自由平等的世外桃源，若知道是哪座山，真想到“山那边”看个究竟。

“你是灯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学联，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著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不全理解其意，但眼前呈现出大海、灯塔、前行的船——都是我喜欢的。也不知道“中国学联”是什麼，如果它是解放人类的核心、方向，那麼一定值得信任，“跟著你走”，一定通向光明。（后话：此曲后来被批判，因为中国学联不可以是核心和方向）。

那年双十节没有什麼大活动，不记得初三同学跟我们一起佈置教室是不是为了双十节。

前一天大表哥从天津来，讲了传遍天津的一件事：将一张纸按一定方式折叠成窄条，沿纵向一剪，就成了一些形状不同的碎片，这些碎片竟能作为笔划摆出两句话。我不解其意，也不瞭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只是惊叹其创意人的“聪明”。我十分坦然地做给同学们看，觉得他们应该和我同样惊讶。可是面对我的是张张冷脸，初三年级的同学佟XX厉声责问：“你从哪儿知道的？”“我表哥。”心中不解她的咄咄逼人，但光明磊落地回答了。“他是干什麼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她，我反感她的盛气凌人。没得到预想的结果，反遭横眉冷对，我很扫兴。此后有些人对我似乎另眼看待，不甚友好。使我回想起秋季开学时，也是这几个同学不屑地问：“你干嘛还做新的？” 我说是为了换洗，她们还是投以轻蔑的目光，我觉得可能是嫉妒，她们都羡慕过姐姐给我做的第一身童子军服。

不久后，有人往我家大门缝里塞进了传单：“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林彪罗荣桓签署的“城市政策”。父亲大声读给全家听，母亲紧张地示意：“小点声”。我家饱受邻近派出所刁难，这下子将有出头之日，自是殷切地盼望国民党完蛋。

此后，终日炮声隆隆，我家靠近西城根儿，听得尤其真切——八路军包围了北京城。城门为什麼关的早，学校为什麼不平静，为什麼有人送传单，……，我的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

学校停课了，也不能与同学往来，时间过得很慢。我自寻出路，阅读中英对照的《天方夜谭》，还抱了本汉英词典用英文写日记，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

沧桑巨变

为了古城北京和老百姓的生命财產安全，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北平和平解放。春季，学校也开学了。

教室对面月亮门旁的墙上张贴了一张佈告，公佈了地下党员的名单，我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同班的刘士蕙和胡啟恒。顿觉愕然，我的同班同学，竟有此等谋大任者！还有许多同学是共產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分佈在各个年级，我班也有不少，吕友嵐就是其一。

胡啟恒告诉我，那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城市政策的传单，正是她们塞进我家门缝的，说是想看看我家的反应。我无言，心里不是滋味，她虽然友好，但恐怕不够信任我，认为我家属於非无產阶级。很多年以后，一个老同学由外地来京，与她同桌的徐宝丽问我想不想见面。我是最珍惜老同学的了，也记得这位，我问：“她记得我吗？”她的同桌说：“可能记得吧，她认为你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浅薄的革命意识，视有钱人家为革命对象，她很“左”，把我划归有钱人家，更谈不上信任与友好了。我想，避免重提旧事，不见面也罢。

我知道了毛泽东、朱德是何许人之后，恍然大悟自己惹过多麼大的祸，方才理解高班同学对我的盘问。她们中也有许多地下外围组织的人，对我所“宣传”的一剪子摆出的字句，当然忍无可忍。摆出的字句是反动的：“介石回北平，朱毛二命亡”，真乃冒天下之大不韙！后来听说当时也另有解释，回，就是死了，北平是指北方平定了，下句是说朱毛二人命令蒋亡。思前想后，觉得有点像“文字狱”。

延安育才学校的女生开入女附中。她们身穿灰色棉袄棉裤，头戴灰色棉帽，看不出男女。有的剃光了头，摘了帽子仍像男生。她们叫做公费生，一律住校，吃饭时席地而坐。都会扭秧歌，打腰鼓和耍霸王鞭，用土嗓子唱歌。一切的一切都显得“无產阶级”，我们则是“小资”，女附中从此巨变。

1949年5月9日，延安育才学校正式併入师大男、女附中，在男附中礼堂举行仪式。不记得领导们讲了什麼，三方面学生代表都讲了话，但不记得男附中的是谁，讲了什麼，只记得女附中的代表是高二的朱音，育才的代表是罗林。罗林与我们同届，年龄则是全校学生中最大的，是老区的妇联主任，我始终没把她当成同学，认为她是干部、是“领导”。朱音学长在我们眼里是典型的淑女兼才女，代表女附中是最合适不过的。她们的发言都上了报，朱音说，北京的春天是多风沙的，让这风沙带走我们之间的隔阂。……。她声音柔和，气质高雅，但不具罗林发言的战斗力，在延安革命同学眼里，她当然是“小资”，会场里爆出嘘声，我心中为之不平，朱音则镇定自若，仪态大方。

此后，不知不觉，校方就把5月9日作为女附中校庆，以致我们多年不知真正的校庆是哪天。

那次会上各班随便出节目，不需审查。我班表演舞蹈，白色运动衣裤，头戴我设计的月亮星星造型鏤空帽子，颇具童话色彩；舞步都是学校里学的，绝对正派优美；请来北大地下党学生刘天骄（外号野驴）担任小提琴伴奏，选用了世界名曲。表演者共八人：傅志英、江华英、吴君敏、房慧堃、赵时勉、惠颖钟、杨淑颖，还有我。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育才的学生说我们“小资”，“排头的人（就是我）那麼高个子还跳舞”，……，总之是看不惯。育才演出了“兄妹开荒”，“支援前线”等歌剧，都是那种与学生不相干的农村风味，我们也觉得彆扭。我最怕扭秧歌，讨厌那个“扭”，觉得不大自重。我班张福云喜欢，扭得特别带劲，她组织我班在1948年新年联欢会上表演扭秧歌，非得拉上我不可，有观者说我像打篮球的。 年轻人显然大受革命的影响，“旧社会”来的许多同学穿上了“列寧服”（下装可能还是笔挺的料子裤,显得不伦不类），冬天戴蓝色的八路军式棉帽子，加上大大的口罩，只露出窄窄的一条眼睛地带，千篇一律，整体上我们也不分男女了，女附中从此不见淑女身影。

外观就算不重要吧，关键是似乎渐渐地从指导思想上把真善美划给了资產阶级。

暑期青年学园

1949年暑假，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举办了青年学团，各校选拔了一批出身好的同学集中学习，结业后，他们都当了学生干部。我不瞭解学团的详情，只觉得那些参加者受共產党信任，很有优越感，但我并不羡慕，不喜欢集中学习，因为那样就不能想打球就打球、想唱歌就唱歌了，而打球、唱歌是我的首选。大多数同学可自愿参加青年学园，当时北京市有东西南北四个城区，好像只有东城和西城两个青年学园，西城区青年学园设在西单二龙路的“协化”女中。

协化女中是石校长创办的，后改名为文华女中，随之併入师大女附中。然此併入非延安育才之併入，文华女中的学生要考试，大部分被筛选掉。所以实际上是因为来了大批延安学生，女附中需要文华女中的校址——那里的面积远比辟才胡同的校园大，又有较大的操场。后来不知谁任校长，不论谁，都得接受被吞併的现实。知名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尚且在劫难逃，何况一所私立女中。

青年学园就选中了这座较大的校园作为活动基地。主办方大概是团市委和学联，意图是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主要手段是经常举办青年讲座。记得主讲人有軻黎、赫鲁、王大明、孙国梁等人，他们讲人生观世界观，影响了一代青年，很受欢迎。青年学园里有燕京、北大等校的一批大学生，多是曾经的地下党，有时他们主持时事政治讨论会。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燕京大学学生带领我们讨论：“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多数人同意前者，因为知道应该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我其实不懂这些，乱说两者都可能存在，有时候时势造英雄，有时候英雄造时势；燕大学生总结时，竟然赞同我自己都稀里糊涂的发言。还讨论过“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周志敬同学家里信基督教，她说前者可以接受，因为亲眼见过房子是工人盖起来的，……；但是绝不认同后者，人只能是上帝创造的－畅所欲言。

学园很照顾青年的特点，并不强行突出政治，也支持自发组织社团。虽说是“西城区青年学园”，但是西城区其他学校很少有人来，其实成了男女附中的课外活动场所。男女附中同学自发地联合成立了歌咏团和话剧团，十足的民间团体，团长、指挥、导演一律由学生自己担任，选举產生。

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受家里大人主张不问政治的影响，我自幼认为过问政治使人不纯洁，幼稚即纯洁，没有政治上的要求。青年学园和暑假一起结束之前，偶然发现许多同学申请入团了。我嗔怪她们瞒过我，可她们说，申请入团是自觉的行动，话里话外好像说我没有觉悟。我不甘落后，又怕家里反对，想来想去，私下里交了申请书，胡啟恒是我的介绍人。团员们果然认为我觉悟不够，最终批准我为候补团员。

1949年8月18日，在匯文中学大操场，举行了全北京市青年学员结业典礼暨入团宣誓大会。在我心目中，“宣誓”是庄严而神圣的，一言既出駟马难追，必须恪守承诺。我心中忐忑，万一拗不过家里，无法实现誓言，该当如何？这时，看见主席台边站著一个我认识的人，是父亲同窗好友的儿子，北大学生，地下党何跃堃。我很想过去请教“家里反对我入团怎麼办？”，但最终没这样做，既不愿暴露自己的“不坚定”，又不肯让别人认为我的家庭落后。

后来逐渐发现，入团不似原来想的那麼严重，除了组织生活，没有什麼不同以前之处。我还是不告诉家里，交团费从吃饭钱里省出，从不特地问爸妈要。但是后来一个同学通知我过团日，入团的事就瞒不住了，好在全国解放得差不多了，没有了那种“革命不安全”感，家里也就不管了。

父母兄姊都以为我思想进步，其实在学校我是觉悟不高的顽皮孩子，不过是个候补团员。团章规定候补期三个月，可是过了半年，转正事宜也无人问津。起初我以为自己政治觉悟低，有待组织进一步考验，后来终於忍不住了。一次批评会上，我直接向团总支 “开炮”：“怎麼还不让我们转正？团章上规定候补期三个月，国民党的六个月都转正了，对我们比对国民党的还不信任啊？”团总支委员胡啟恒耸肩而笑，会后立即给我们几个候补团员办理了转正手续。

入团后，我不再那麼贪玩儿，所谓“端正了学习态度”。而且女附中毕竟是女附中，解放后仍持续著原来的优良学风。老师教学有方，注重啟发，不靠题海战术，传授举一反三能力，所以学习负担并不重，有餘力开展许多课外活动，得以全面发展。毫不夸张地说，在二附小和女附中打下的基础受用终生，这正是师恩难忘，情谊深长的根源。

批评会与批评本

1948年底，世道瞬间变了，女附中失去了以往的平静，有了政治色彩，连我们初中生都定期开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中学生来说，思想改造的提法似乎过於严重，但是人生观则是必须面对的。为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必须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因而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於是，每週一次批评会，同学们还不约而同地準备了小本子，封面上写著“批评本”。

那时的批评会很善意，愿望良好，心地纯洁，气氛向上。我们已经朦朧地懂得要改造思想，追求进步，希望在批评会上得到帮助。每次会都开得很热闹，发言踊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是惯于矛头向上的，没有人给穿小鞋。那时青少年很单纯，批评会上直言不讳，争论激烈，会后真诚相待，融洽依旧。

“批评本”用来恳请同学提出意见，以便得到更多的帮助。说是批评本，不如说是纪念册，那里没有上纲上线的攻击与否定，都是促使进步的热情激励与夸讚，什麼“聪明活泼”啦，“太帅了”等等。印象最深的是，胡啟恒提了具体意见之后，让我“好自为之”。我只知道这话是电影《南征北战》里国军将领张灵甫所说，是他们惨败时的无可奈何之言。这话说给我，让我好一番思索、联想，觉得自己一味淘气，让真心帮助自己的同学无可奈何了，人家才冒出这麼一句。从此注意严於律己，用心读书。另一深刻印象是，几乎所有同学都给我写了一条：“有点儿贵族味儿”，我虽不是无產阶级出身，但来自绝对自食其力的家庭，所以困惑不解该怎样接受意见，更不知如何改正。老迈之年，海外一同事竟然问我是否有皇族血统，令我想起少小时的“批评本”，“皇族”比“贵族”又进了一步，只有感慨“一辈子没改造好”了。

参加批评会或手执批评本诚恳徵求意见时，都不免心中忐忑。希望人家说好听的，但也儘量做好接受逆耳忠言的思想準备。“批评本”未能保存至今，甚是遗憾。

民主选举

“解放”后，正经过了一段民主生活，最初行使的民主权利就是选举学生会和团总支的干部。选举过程堪称正规，各班提名，全校集会竞选。竞选不是候选人自己演说，而是“选民”自由发言介绍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延安来的公费生都擅长演说，“火药味儿”较浓，咄咄逼人地举荐她们的候选人。回想起来，她们大有夺权的味道。她们的姿态触动了我，使我不想“於无声处”，心中希望“我们的人”当选，於是挺身而出，与他们针锋相对起来，比如，她们说边区来的张小非毛笔字写得好，我就说我们班胡啟恒用刷子般的破笔也能写出漂亮的毛笔字，从心里不信她们一边革命一边还能写好字。

直到1979年，实验二小七十周年校庆时，遇上了张小非，原来她是我小学的学长，1943年随家人去了边区。我上前招呼说：“你是二附小的啊？”原来她有二附小的功底，这我就相信她能写好毛笔字了。回忆起来，张小非的确有别於那种原则性特强的公费生，她文静、和气，与我们“旧社会来的”笑脸相迎，原来她受得二附小的教育。张小非好像记得我不利于她的竞选发言，但友好亲切的笑容依旧。

当时我积极为地下党的同学竞选，觉得她们从事过秘密工作，比解放区来的受的考验更多，反正也选共產党员，应不存在什麼阶级之争。21世纪了，才听说对地下党有两个十六字方针，1949年以前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9年以后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所以当时的公费生反感我的发言是有道理的，她们的概念里，地下党不是纯正的无產阶级。

政治过问我们

时事测验与收听广播

我不喜欢政治，更不热心“政治运动”，对於“运动”的回忆，只能叫“拾零”。然而，党教育我们必须关心政治，说“你不过问政治，政治会来过问你”，说你不用无產阶级思想武装头脑，资產阶级思想就一定佔领阵地。那时，就连“小资”也是人人喊打，谁不害怕资產阶级思想！所以人们都被政治所过问，尤其是做为祖国未来的中学生，日日夜夜警惕地守住自己的阵地，以防资產阶级佔领。

我的业餘时间都用於文体活动，没时间看报，所以最怕“时事测验”。时事测验虽不计入学习成绩，但是大家会以此判断一个人是进步还是落后，关心还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不关心国家大事简直就是罪过，所以我总感到时事测验有一种压力，成绩不好是抬不起头的。一次测验，一道考题是“郝建秀最近发明了什麼织布工作法？”我猜了个“郝建秀织布工作法”，觉得万无一失，发明人是郝建秀，不可能叫别人的工作法！考完后，杨淑颖自豪地说，以前发明的才叫“郝建秀……”，最近的叫“1951织布工作法”。我不怎麼看报，哪里知道郝建秀在不长的时间里发明瞭两个织布工作法呀？杨淑颖可称时事测验高手。

教室里安了喇叭，每天早晨提前到校，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臺的新闻，最熟悉的播音员有齐越、夏青、李锦荣、潘捷、林如等。我们特别崇拜他们，曾邀请李锦荣和潘捷来校座谈。她们朴素大方，稳重端庄、和蔼可亲，不以名人自居，就像邻家姐姐。相比之下，当今媒体名人与中学生之间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收听广播多少弥补了不看报的缺憾，时事测验成绩不致太狼狈，所以我对播音员们的喜爱超乎常人。

抗美援朝与参军热潮

1950年，我国东邻的朝鲜半岛很不安寧，据说美国要拿朝鲜当跳板侵略中国，中国已呈唇亡齿寒之势。於是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成了举国头等大事，中央人民广播电臺的开始曲改成了：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我们中学生经常听讲座，批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频频上街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性，美国人一时成了活报剧的反面角色。不知不觉中，1945年以前听过的，无私援助中国，英勇抗日的飞虎队事蹟遗忘殆尽，亲眼见过的瀟洒而友好的美国兵形象荡然无存。重新建立起的概念是，美国人是妖魔，不爱和平，强暴无比，侵略成性，让人毛骨悚然。后来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接著，歌里又唱“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的怕人民”，幼稚的青年恍然觉得没有必要恐美。更具权威的列寧又曾说过“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心里就更踏实了。听到的宣传都说美国兵是少爷兵，上了战场就投降，有单弦儿为证：“万物爱太阳，梧桐树爱引凤凰，……，老人爱子女，小孩儿爱吃糖，美国兵上战场爱投降”，所以绝对相信正义的我方必胜，毫无战争恐惧感。

作为中学生，我们能做的，除了好好学习，就是热爱“最可爱的人”了。学生们积极準备慰问袋，写慰问信。那时的学生很穷，慰问袋里没什麼像样的东西，就是些牙刷、毛巾、信封信纸之类；同时不忘放进自己获得的学习优良奖章。

次年暑假，志愿军派代表团归国，我校学生曾与之联欢。记得那时没有人组织，学生打听到志愿军的住处就去了；也没有人阻拦，学生去了，志愿军就见了。志愿军住在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没有守卫，跟一般的旅店没有差别。在那里，我们见过几位著名的空军英雄，而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文化教员，名叫唐代，他后来去南京访问，与我们约好时间指挥我们唱一首歌（忘了是哪首），后来还写信告诉我们，考虑到南京与北京遥遥相隔，他是用克朗球棒指挥的。

不久后，好像是急需一批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培养成为军事干部，学校里掀起了参军热潮。我大概年龄不够，即使够，好像也没有那种觉悟，做不到真的离开父母兄姊，走上战场。后来的事实证明，参军的同学很少有上了战场的。我们班参军的有马学惠、张福云、郝凤紆，还有转学到师大附中四部的吕友嵐。友嵐的驻地就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我去看过她，后来开拔去了东北。地理老师杨建章先生的独生女儿参了军（前面回忆老师时已述），使我们很受教育，平时特别“革命”的公费生们鲜有报名者，则令我们莫名其妙。时至今日方才明白，此情此景与抗日战争雷同，那时也是国统区十二三岁的孩子不得不赴沙场，“革命”的实力则妥善保存下来

大多数同学没有参军，只是不时上街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性，还有热爱和平的主题。我班酷似男孩儿的朱宝琴同学独唱“王大妈要和平”，街道大妈笑弯了腰，说：“这哪儿是王大妈呀，这是王大妈的儿子”，所以后来换了高一届的梁光资唱这个歌。她来自延安，胖乎乎的，显得成熟，街道大妈不再非议。许多街头宣传队演活报剧，不外是拿美国鬼子说事儿。

校内也常有结合政治形势的集会，各班自导自演节目。我班演过一个短剧，我演一个想参军但动机不纯的同学，觉得当陆军不如海军空军神气，想当海军是因为喜欢水兵的衣服，又想当空军把美国飞机打得冒出黑烟；胡啟恒扮演认识正确的化身，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临时諏了好多自己都没想过的词儿，弄得啟恒不知所措。她毫不掩饰心头怒火，表演中就真的生气了。观者多是小同学，她们越是兴奋，我就越来劲。下臺后，啟恒郑重其事地指责我说：“像你那样演，就没完了”，这时，我才后悔自己的放肆。

那时的政治空气浓厚得无以復加，学生读的书、唱的歌，时事报告，……无不以抗美援朝为主题。这就叫政治掛帅，我们都逐渐适应，并积极投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后来党教育我们，说我们国家就是靠这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才走上正确路线的，今日方知此为“折腾”。

三反运动与批斗老虎

1951年底开始，全国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开展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的侄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却每天都是天黑后才回家，原来他回家途中经过的所有店铺，都在“打老虎”（斗老板），他好奇地观看，回家大讲那些“老虎‘的故事。这本应与学生无关，但学校的党组织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灌输给学生的是“你不问政治，政治就要问你”。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是“最大的政治”，压倒一切，必要时也压倒上课，学校投入了运动。

一天中午，校方通知下午停课，令全校同学立即到操场集合，按班排队，席地而坐。突然，有人带领喊口号：“XXX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见高班的几个学生推推搡搡把两个人押上了“主席臺”（砖砌的小臺子）——他们是总务处的财会人员，我们平时见了他们都鞠躬叫老师的，这时他们成了“坏人”、“敌人”。那场面很吓人，我很害怕，他们真的做了什麼坏事吗？

这两个人外形相去甚远，一个瘦小，一个高大。瘦小的服服帖帖，高大的则不甘受辱，引起“革命群眾”义愤：“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忽然，梁光资领唱：“为什麼你拖延不坦白？！”眾和：“为什麼你，为什麼你拖延不坦白？！”用的是歌剧《白毛女》斗黄世仁的旋律。我很不适应，不知道被斗的人何罪之有，也不好意思唱那歌，觉得像演戏，假模假式的。但我知道北京也已是解放区，一切都得按解放区的路子走。老区来的学生个个义愤填膺，我心中不免忐忑，他们显然是受党信任的依靠力量，自己大概就是那种“不坚定”分子，充其量是“革命的同路人”吧。

看著那两个挨斗的职员被推推搡搡，尊严殆尽，与他们毫无关係的我，莫名地不适，惻隐之心油然而生。但毕竟受了党的教育，所以自我思想斗争，自责“阶级感情”乃至“立场”问题。

直至运动结束，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职工到底有什麼问题，二人照常工作，“斗争”之事无人再提。如果真有贪污行为，绝不会就这麼不了了之。想来，也是学校党组织响应上级号召搞运动，需要这两个人扮演斗争对象的角色，谁让他们是财务人员，谁让他们时时表现出不服帖呢？

文娱活动

如前述，1949年以后，暑期青年学园时期，男女附中联合成立了许多文娱社团：话剧、舞蹈、歌咏等应有尽有。男女两校相距较远，当时交通又不方便，而且毕竟以学习为主，需要大量排练时间的话剧团自行消失。舞蹈呢，反正男生能表演舞蹈的也不多，高个子女生扮演男生，照样精彩，一个班就能表演一台不错的舞蹈节目。我们女附中同学开始自己跳舞，不再成立什麼团体。女附中可能比较保守、比较土，大多数同学拒绝跳交谊舞；我虽被认为是比较“洋”的，却比别人更反感搂搂抱抱，还觉得那样做不卫生；更因学校家庭教育使然，我们轻蔑旧社会的舞场，正经人不去那种地方。只有歌咏团一直坚持每週活动一次，并将名称由“星火歌咏团”改为“师中歌咏团”。

舞蹈初露锋芒

我校学生不跳交谊舞，但热衷於表演舞。

我们班的舞蹈表演誉满全校，这要归功於来自东北的陈芝秀。东北解放早，她有机会学得一身很好的苏联舞蹈，在她带动下，我班盛行舞蹈之风。我和陈芝秀都骑自行车上学，每天放学同路回家却推车步行，边走边创作舞蹈。我跟她说，舞蹈应表现一个情节，不要只是一些舞步的组合。於是编了一个反映军民鱼水情的舞蹈，陈芝秀说就叫“军民联欢舞”，我以为此名不具魅力，而且我们是学生，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不如叫“我们和战士在一起”更新颖别緻，她欣然採纳了我的意见。

195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辟才胡同校园的操场上，我班表演了这个舞蹈。不知在哪儿借了解放军的衣服，学生的衣服很简单，自己的白衬衫，用家里都有的白布缝成筒，穿条鬆紧带，就成了短裙。又找了些粉色的纸，剪成窄条，装饰在衣裙上，当时可称新颖靚丽。刘惠懿同学根据情节配了旁白诗，刘正徽同学朗诵，声情并茂。

团区委书记沉毅对此节目评价之高出乎想像，说我们代表了未来舞蹈的方向，立即向团市委推荐。团市委先后九次邀请我们演出，地点有青年宫影院，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剧场），男四中大操场（全市中学生会演），……。我们请了音乐老师吴德棻先生担任伴奏，不仅一请就来，还主动给诗朗诵配乐，大大提高了表演档次。吴老师身体纤弱，却与我们一样，骑自行车跑遍京城参加演出，场场不落。而这一切都是老师的个人行为，校方并不知道。老师不图表扬，不为报酬，全心为我们、为艺术，相形之下，现下追名逐利的“艺术指导”们是多麼渺小！

因为我们的创作“代表了未来舞蹈的方向”，团市委通知，有人要来“学习”。此前曾让我们教过察哈尔的一个代表团跳集体舞，似乎已习惯了让别人学习，我等初生牛犊有眼不识泰山，根本不知来者是何名家，以读书为己任的我们没有特别準备，谁来都一样，给他们跳一遍了事。

一天下午，他们来了，直接到“礼堂”找到我们。学校没管这事儿，不记得是谁介绍的，他们是芭蕾舞蹈家戴爱莲、中国舞蹈协会主席吴晓邦、作曲家王嘉祥。照理应该知道来者何人，理应引起轰动，然而无论校方还是我们，都一如既往，平静如常。那个也叫礼堂的大房子里没有座位，我们临时搬了一条工地用的长条木凳，让他们三人并排挤坐。然后就开始表演，儼然一副介绍经验的姿态。他们几位盛讚了我们，还表演了“筷子舞”等节目。戴爱莲老师问我们愿不愿意上舞蹈学校，我们略露不屑，异口同声说只是业餘爱好。当时的潮流，功课好的学生不会去从事艺术专业。事后想来，我们当中又有谁够格呢。

那天，这些大师级人物犹如秀才遇见兵，女附中学生竟“目空”到了不堪地步，似乎不懂“名家”这个概念，井底之蛙般地自以为是。如歌中所唱，“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虽然也是旧社会来的，但我们的创作被“组织”誉为“未来舞蹈的方向”，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改造资產阶级的创作思想。因此，只会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他们，绝不会像现代青年那样，做追星的fans，况且那个时代所有名家自己都回避著这个头衔，党的教育下，不可以有名利思想，只能做“普通劳动者”。那时我们以为自己是革命动力，长大以后如梦初醒——原来自己也是革命对象。回忆此事，因错失请名家指点的良机而懺悔，为表现得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

三位名家平易近人，可谓大人不计小人过，他们是首屈一指的高人，却无比谦逊低调。对比现今小小名人大大炒作之风，三位高尚的艺术家形象永存我心，由衷希望他们感知我深深的敬意。

我们并未飘飘然，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业餘爱好，全无追名逐利的非分之想。不过，被举国顶尖大师“汲取”了“创作经验”之后，凡有演出之约，无论大剧院还是操场，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们有求必应，颇有“传授经验”的责任感。最有趣的一次是在东长安街的“青年服务部”演出，那是一个灯光球场。灯光下演出最好还是化妆，可是我们没有油彩。无奈的当儿，顺手拉开休息室里桌子的抽屉，里面有一瓶“胜利墨汁”，心照不宣大笑之后，就胡乱画了眉毛。那次和我们一起演出的还有天桥杂技艺人金氏家族的车技，不久前方知，车技最高超的领班金业勤原来是我们师大第二附小的学长。

舞蹈露了锋芒之后，我和陈芝秀已不满足於小打小闹。我们俩无形中分了工，她偏重舞步队形设计，我主要考虑剧情构思。我曾异想天开琢磨创作一个大型舞剧。想过一个声势浩大的序幕：舞臺呈现出一望无际的领海，海陆空三名士兵守卫著辽阔的祖国海疆，……。其实这麼想就是因为我喜欢海军的衣服，到时候我演海军。这个想法实在自不量力，最终当然也没能实现，但我们真的是很有抱负，非常投入，并且不靠外援，编、导、演以致服装道具统统自己解决。可贵的是绝对“节约闹革命”，不像现在，就连街道大妈扭秧歌，都得花不少钱做服装、买油彩，少有坚守中华节俭美德者。

为了舞蹈表演，我们（当时的高一二班）还有过一次“壮举”。

起初我们的演出服装一向是自己凑合，比如，我曾乘家人不备，拿了两块好看的衣料，纵向对折搭在舞者颈后，从肩部打开搭在胳膊上，两边缝起来形成又长又大的袖子，套上一件小背心或马甲，一条床单往腰间一围，就做成了西藏服装；男士大号白衬衫倒著穿，钮扣系在背后，领口底边贴上花边（多用纸做），肥大的裤筒用鬆紧带抽成“灯笼”，这就是一套苏联集体农庄小伙子的服装了，……。那个年代，没有公款，或说公款与我们无关；自己也没有什麼私房钱，想买本书，就逐渐节省中午吃饭的钱，当然没有閒钱花在演出服上。我们从无非分之想，觉得凑合的服装很不错，观者也很满意。自从受到团市委和戴爱莲女士等名家的肯定，我们逐渐想入非非，觉得演出服装有待提高。

首先想到的依旧不是花钱，而是“想方设法”。排练了一个自己很得意的苏联舞之后，我们异想天开，自作主张跑到苏联大使馆去借服装。我虽然反感那首很伤民族自尊的歌：“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但接受了共產主义教育，也绝对相信中苏友谊牢不可破，把苏联看成自己人。我们既已代表“未来舞蹈方向”，谁都会支援我们，无私援助我们的苏联也不会例外。找校方开介绍信竟然获准，至今不明校方为什麼不阻拦，如此给我们尊严。

我们很顺利地被让进苏联大使馆金碧辉煌的大厅，印象中里面有很多鲜花和油画，感觉已经身处共產主义的苏联了。一位大使馆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最终虽未达到目的，但因人家没有这项业务，又很和气，我们不觉扫兴，高高兴兴地告辞了。

回想起来，这次“壮举”实属荒唐。中学生直接跟外国驻华大使馆打交道，可谓空前绝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主人翁，什麼事都敢做主。这种心态著实可贵，对祖国无比信任、亲近，并以为自己也会永远被信任与关爱——那种感觉真好，可惜好景不长。

歌咏堪称强项

1950年代初，唱歌是中学生极为普遍的爱好，各种集会开始之前，有的学校带头挑战叫唱，被点名的学校应战唱歌，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本校开会各班之间也是这样做的）。每天课间休息，康乐干事带领大家欢唱或学新歌。校内举行歌咏比赛，一班四十多个女生也能表演多声部合唱，没有专业指导，从选歌、印製歌谱，到学唱、排练，全部自力更生；没有特製的演出服，整齐划一是唯一的追求。

我们班积聚了眾多的文娱积极分子，课间操后，总是冲著楼上，向负责广播站的年轻工友喊话，让他播放我们喜欢的唱片。喊得最多的是：“放‘雾’！”“雾”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游击队员感激漫天大雾的颂歌，迷雾困住敌人，帮了游击队的忙，消灭了“在斯摩棱斯克道路上遇见”的法西斯侵略者。我班曾以这首歌和另一首苏联歌曲“雄鹰”参赛夺冠，两首歌都是四部合唱。

谈及中学的歌咏活动，不能不重点回忆男女附中联合成立的歌咏团。

师中歌咏团

在暑期青年学园里，师大男女附中联合成立了星火歌咏团，名称源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活动地点在一进校门右手边的一间教室里。第一任指挥高奉仁不久后参加南下工作团，担任武汉歌剧院指挥，他们在太庙公演话剧《丹孃》时，他指挥乐队。星火歌咏团第二任指挥叫陈乃骏，近年知道他也是国立北平师大第二附小的校友。有个瘦高个儿，目光炯炯，穿灰色列寧服戴八角帽，名叫林里的人，经常亲临指导，我们经常唱他作曲的歌。他也是为普及合唱而来，是无偿的，与现在的专业指挥截然不同。这个歌咏团一直延续了下去，后来更名为师中歌咏团，作曲家刘炽经常亲临指导，孙维世等人也来过——都是无偿的，连车马费都没有。那时唱的歌曲不都是歌颂最高领袖的，有一首歌的副歌唱道：“朱德的旗帜飘扬，战斗的意志坚强，为祖国又为著人民，钢铁的野战军在前进。”我因而崇敬朱德总司令。不久后，“朱德的旗帜”改成了“八一的旗帜”，后来说这歌有问题，不能唱了。解放前学的世界名曲更被划为“资產阶级”的，我们唱的都是革命歌曲，歌咏团以齐、冲闻名，北京中学生歌咏比赛中名列前茅。

师中歌咏团每週日活动一次，虽然那时周日是唯一的休息日，团员却都以极大的热情準时出席，自觉遵守共同制定的团规团纪。基本上是自己选歌、练唱，偶尔邀请名家指导。那时的社团没有经费来源，仅靠收缴微薄的团费购买歌谱用纸和油印所需用品，团员自己刻制蜡板，油印歌篇。

师中歌咏团任期最长的指挥是当时男附中高一的贺继增，指挥动作规范，意图明确，队员容易理解。他在任期间还成立了“指挥小组”，亲自编写指挥讲义，教几名队员学习指挥，对师中歌咏团功不可没。1951年毕业后，由低他一届的马纪龙接任指挥。马纪龙1952年毕业后，换了女指挥邓可蕴，此间印象最深的是在男四中举行的北京市中学生歌咏比赛。我们选章黎作曲的《祖国颂》参赛，那是一首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歌曲，旋律动听，我们唱的也挺好，却只得了第四名。评委认为歌曲只歌颂山河，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阶级性。后更名为“歌唱祖国壮丽山河”，仍因“思想性不强”，未能挽救我们的命运。

歌咏团的活动可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练唱认真，要求严格，不过当时水準有限，又只唱革命歌曲，谈不上合唱艺术。后来，男附中学生会主席熊强首次提出“不能满足於齐、冲”，大家才意识到应有更高的追求。熊强提出这般见解，显然具有较高的音乐欣赏水準。我愿一提的是，熊强是前北京市长熊斌之子，是国民党“高干子弟”。他朴实无华，热心为群，深受同学拥护。在追求“陕北无產阶级化”的氛围里，我尤其佩服他敢於发表异议的反潮流精神。作为国民党市长之子，熊强与平民子弟毫无差别。在歌咏团活动中，他从不以学生会主席身份指手画脚，而是以普通成员身份出谋划策，热心而不张扬。

有一次，歌咏团到颐和园活动，大家围圈席地而坐；圈子围的小了，后来的同学坐不进来，熊强喊了一句：“每人后移一屁股”，话音未落，徐宝贤以质问的口吻：“什麼单位？！”发懵的大家顿时爆笑。类似的趣事频频发生，比如，到野外去玩儿，看见“乌龟驮石碑”，就有人开玩笑，对著某个同学说：“多累呀，歇会儿吧！”我也是爱开玩笑的，看到路旁一条狗，煞有介事地“嘱咐”大家：“回来时候可别迷路，记住这儿有一条狗”，大家觉得我可笑又可气。

每次活动中间休息时，大家一起跳集体舞，或做游戏，歌咏团的活动可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多次在北海练歌，抗美援朝运动之后，选唱的作品如“朝鲜人民站起来了”，“新疆好”，“生產大合唱”等刘炽的作品；“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等瞿希贤的作品。我们很喜欢时乐溕的“胜利鼓”，可是很快就不许唱了，歌词“胜利鼓响咚咚，放声歌唱毛泽东，领导来革命，高高的山上一棵松。……。”被批判为是影射“毛主席高高在上脱离群眾”，当时只有忍痛割爱，放弃此曲。可是后来逐渐把毛捧上神坛，再也下不来了。

如上述，知名作曲家经常亲临指导，来的最多的要算刘炽。他总是一身粗布解放服，当时没觉得他是作曲家，倒以为他是老革命。瞿希贤也来过，印象中是受过很高教育的女性。以现代眼光来看，他们都是名人，但极其关心中学生的歌咏活动，逢请必来，不求回报。

每逢週末，师中歌咏团还经常组织音乐欣赏，团员们骑车前往南河沿对外文协，有名家讲课。我最喜欢听音乐家陈良讲课，最生动，最精彩，他是我们欣赏西方交响乐的啟蒙老师。听他讲过“1812序曲”，“伊凡苏萨寧”，“天鹅湖”，……；他让我们认识了柴可夫斯基、格林卡，肖斯塔科维奇等大师（那时当然主要传播苏俄作品）。陈良老师是博大精深的音乐人，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音乐知识。记得他讲过好的旋律源於生活，学起了上海街头白糖莲芯粥的叫卖声，我一直记得那旋律，真的很好听。

音乐欣赏结束之后，时间已过22:00。那时的交通规则规定夜间行车必须有灯，讲究些的用“摩电灯”或“电池灯”，中学生不常夜间骑车，一般就用纸灯笼。我们一大群人骑车回家，里面总是裹夹著没备灯笼的，每每被细心的员警发觉。员警喊道：“快点灯！”声音虽大，却不像管人而像关照；这种情况下，必有男附中同学顽皮地回应：“蹬的够快的啦！”眾生譁然之际，车队远远驶去。从来没有员警强行拦截，更无钓鱼执法之事，那时的警民关係还是比较和谐的。

大约是在1951年，北京市组织了一次500名中学生的大合唱队，记得是为了纪念冼星海，所以唱的是《黄河大合唱》里的“怒吼吧！黄河”。那时的演出服就是白布料的衬衫和长裤，不像现在，是个合唱团就得特製服装，男西服，女拖地连衣裙。育英中学的刘俊峰老师指挥，贝满女中的艾碧珈老师钢琴伴奏，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老师。中华杂技团庞大的交响乐队也参与伴奏，其声势可见一斑。中华杂技团的指挥马谦寿（音）水準极高，乐队的任何乐器他都不会漏掉，据说一次演出，乐谱太复杂，两手忙不过来，只见他用力眨眼示意，及时爆出釵声；我至今记得马老的一派学者风度。这次演出以育英贝满的人数最多，其他学校只抽调少数人，我们师中歌咏团参加人数也算是多的，这与歌咏团的声誉有关。

歌咏团的成员友谊长存，半世纪后仍能相聚，歌友之间往往一拍即合，对於六十年的变迁颇有共识。

曾经成立话剧团

如前所述，学长话剧表演造诣颇深。我们学著他们的样子，也排起了话剧。曾到校外演过马烽的短剧《房客》，在礼堂臺上排练中，“男”房客挑选房子时正说一句臺词：“……天花板，……”，臺子上方的天花板突然掉下一大片灰，好在有惊无险。吾等大笑，笑的是那灰掉得“寸”，或许也庆幸没伤著人吧。我们毫无自知之明，刚解放时只是初中二的女孩子，竟想排演反映沙俄时期地下党的《夜未央》。“男”一号瓦西里，当然得在班里两个地下党员里挑选，刘士蕙不像，大家一致推选了胡啟恒，而且越看越觉得她像瓦西里。女一号安娜颇有争议，“男”一号提名我，还特别说了让我演出时就穿姐姐给我改的那件束腰带的外衣；傅志英力荐吕友嵐，说她看的文学作品多，演技好；二人争论相持不下。这戏后来没有演成，但是大家的确很认真地对待过。回想起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这个女一号候选人连剧本都没看过，看了也理解不了，更无法体验生活（年轻人不知深浅似乎代代相传，听说新版红楼梦的演员没看过原著，照样敢演。我们当初不知天高地厚，问题不大，既不劳民也不伤财，业餘活动而已。今天专业拍戏实在不该如此，绝对劳民伤财，且褻瀆名著，想必是追名逐利所致）。

男女附中的话剧团是在暑期青年学园里成立的。青年学园大门里北边的教室是话剧团活动场所，高三的“大家干”剧团和我们初二的“洪涛”剧团合用一间大教室，东头隔壁的小教室属於高一的“曙光”剧团。“大家干”水準较高，喜欢排演外国剧。“曙光”紧跟形势，多排演“解放”剧，就是那种比较土的。我们“洪涛”剧团都是初二的小同学，但也演过一次多幕话剧，是根据高尔基的作品改编的《錶》。那次是为了筹集剧团的活动经费，自己印了票，还真有人买，观眾坐满了男附中的礼堂。演出前，不知是谁找来师大的一位大姐姐给我们化妆，她尽力把长得不像的傅志英和我化得相像，因为她细心瞭解到我们两个演亲姐妹。那位大姐姐端庄可爱的脸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她热心帮助弱小的品格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演出的服装道具是到处凑的，不花一分钱。至於佈景，不知是谁操持的，反正有人製作，有人画，弄得很像样子，也不花太多钱。

那时的业餘活动很少破费，不仅服装道具佈景因陋就简自己解决，而且自导自演，剧团以外的人被拉来客串，无人索取报酬。我们的演技可想而知，观眾却看得津津有味。选演员很有意思，一个独幕剧里需要有人演日本鬼子，琢磨不出合适人选的当儿，讲臺后面忽然站出一个穿童子军服、头戴船形帽的人，大家异口同声：“就是他了！”他叫孙凯（就是我在《母校在心里》所说饰演“小兵队”司令员的那个二附小校友），不仅演了“老日本”，自此这个绰号也归了他。

不记得洪涛剧团何时解散，怎样解散，好像初中三年级以后，就不存在了。

大约在1982年，遇见剧团一位叫吴铁鏞的男生，时为中日友好医院消化科主任。他告诉我他是洪涛剧团的总务，至今保留著剧团的名单，我为其良苦用心而感动。其实我脑子里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名单：女附中同学有吕友嵐、傅志英、赵时勉、徐静一、杨淑颖、房慧堃、田燕、张长甄、我等，张亚美和冯姚平客串过《錶》里的主要角色保育院老师和苦孩子小莲；男附中同学有李延侃、王宝廉、李阿正、蒋光羲、孙凯、吴铁鏞、吴铁铸（此二人名字酷似兄弟，但无血缘关係），张延润，胡金兆，陈康博，尹咏育，白德琛，还有演“小竹马”的戴XX等。肯定还有记不起来的，每逢此时，我总油然想起我的好友吕友嵐，她一定能为我填补空白。可惜她英年早逝，文革中卒於红卫兵虐管之下。

冈底斯排球女队

女附中的排球传统优良，只知道我们在校时是北京市冠军队，八十年代初一次返校，才听一位1929年毕业的老学长说她们那时候就是北京市女排冠军。男附中的排球更是了得，1949~1950年间，高中生自发组成的冈底斯排球队接连打败威震东亚的“振亚”职业队和大学生组成与之齐名的“金刚”男排，他们的每场比赛必有我们这群fans观看助威。解放初期，北京市政治活动较多，很少组织校际体育比赛。我们也学冈底斯的样子，自己组织球队与外校约赛。课外活动时，我们的球队就像所有同学一样，可以使用学校的排球和场地，别无其他来自校方的支持。因为怕学校说我们不务正业，球队成立、训练与比赛皆保守秘密。大家选我当队长，我们找来男附中同学担任指导，他们十分认真，每週按时到场不需特地通知（当时也没有方便的电话）；而且绝对无偿，我们连纪念品都没送过，倒是不忘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他们很有大男生气度，从不怪罪我们不懂事，反而把“赖我赖我”掛在嘴边，勇於承担一切责任。

我们不是学校选拔的球队，不能以女附中的名义出去比赛，得像男附中那样起个队名。大家想了好多名字，都不满意，最后灵机一动：“乾脆叫冈底斯女队吧！”但这要征得冈底斯队认可。我代表全队徵求他们意见，诚恳表态说，虽然我们目前水準不够，但一定努力，绝不给冈底斯丢脸。冈底斯欣然同意，我们由fans变成队员，自是喜出望外，此后便以冈底斯名义频频约赛。

冈底斯队义不容辞地派大男生指导练球，担任过教练的有二排边徐宝贤（九人男排的主攻手）、头排中赵树伟（九人男排的二传手），和二排边金德明。赵、金两位指导我们练球时，已从男附中毕业，分别是北医和师大的大学生了。他们之后的两位指导是我们同届的男附中同学，二排边王家楨和孟昭震。就在这些业餘球员的指导下，我队球技迅速提高。当时，北京女中排球水準不高，跟女中赛球，发过球去就落地，我们早就天下无敌，只盼与强手对阵了。先在校内约了教工联队。所谓教工联队，就是教职员工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其中虽有体育老师，和白耀先生那样的排球健将，但当时打九人排球，凑够九位老师，其中的薄弱环节毕竟太多，比如体态庞大的赵先生还有不常运动的女老师，都是我们首选的攻击点。跟老师们“散兵游勇”的联队比赛给校园带来无比的欢乐，但我们的球癮仍难满足，更难达到以赛代练的目的，后来乾脆去约师大体育系了。

挑战师大体育系的比赛终身难忘，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女孩竟然以3：0的绝对优势轻取，让她们很没面子。但我们是厚道的，也很谦虚，不觉得自己真比她们强。我们知道师大体育系有个优秀后垒手，就临时约她们赛垒球，觉得他们一定会赢，从而挽回面子。她们也欣然接受这一轮挑战，於是双方九人排球的原班人马来到垒球场地。我是排球主力但不擅长垒球，赛垒球时，我是“板凳”队员（当时赛场边没有板凳，不上场的队员席地而坐）。师大的后垒的确了得，梳分头，酷似男生，守垒技术高超，能从棒下“偷”球。说也奇怪，我的队友们——一群个子偏矮、貌不惊人的业餘小丫头——竟然再次大获全胜。半世纪后的一天，在我的同学李兆璜家里，想起这段辉煌。经歷坎坷的李兆璜彼时身体已很不济，我必须告诉她女儿，她的妈妈是当年的主力投手。没等我说出比赛结果，她女儿抢先说：“18:4”，可见这个比分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永久记忆，这次比赛是值得我们永远自豪的辉煌。

在女生圈子里，我们的排球队已找不到对手，於是挑战男生去了。当时我们读初中三年级，就约了男附中的初二联。我们觉得他们很棒，抱著学习的态度，没打算赢，再说女生输给男生也不丢脸，所以没有包袱。他们则虎视眈眈，目中无我，必胜信念十足。当时的初二男生，竟有身高力大，连鬢鬍鬚的主攻手。面对高大队员兇狠的扣杀，我这个“头排中”屡屡拦网成功，后排的小个女生稳稳接好一传。女子九人排球的头排中，也是主攻手（二次进攻居多），我攻球谈不上近体快，但下手不慢，直落网前，屡屡中的。事后，男附中初三的胡金兆（洪涛剧团成员）经常赞叹，见人就说“两只手都会follow（头排扣球）”。我们毫不紧张，全无惧色，他们显然包袱沉重，先是轻敌，后又慌乱，我们赢了首局。我队沉著应战，越战越稳，对方则频频失误，溃不成军。最终我们又以3：0的悬殊比分拿下比赛。

赢了男生，万分得意，自觉实践了“巾幗不让鬚眉”，底气越来越足。1950年，我们自己报名参加了全国女排选拔赛华北赛区的比赛，对手有师大体育系队，辅仁大学队等等。我们虽不太适应六人排球，但每场比赛都打得不错，只是没有一个队员入选。据分析，“解放”初期，选拔的指导思想是儘快组成国家队出国比赛，而我们身高普遍不合要求，且过於稚嫩，不具国手风范。话说回来，就是中选，我们也不会服从，当时的女附中学生认为体育只能是业餘爱好。

享受了全国选拔赛的过程，技术有所提高，我们很快乐——快乐，就是我们打球和参赛的目的。

冈底斯女队逐渐被社会承认，逢重大节日或重要活动，只要有排球表演赛，冈底斯必是参赛一方。在文化宫有过两次表演赛：一次是1951年的五四青年节，对方是首届国家女排。国手阵容里有我们当初的手下败将，但经过一年专业训练，时非昔比，我们以0：3甘拜下风。不过，因为每场输得不算太惨，15分制的情况下，我们能得到7~10分，受到观眾一边倒的支持。另一次是十一，对方是辅仁大学。赛后，我们的指导，男附中的孟昭震，发现文化宫门内的橱窗里有我们比赛的巨幅照片，拍的是我拦网的瞬间，据评价，姿势显得颇为专业。孟指导立即订购该照四寸件，送给每个队员一张（虽经文革抄家，仍保留至今）。

和辅仁大学比完排球，有关方面突然告知篮球表演赛有一方未到，希望我们和辅仁大学临时组队救场。反正是玩儿球，我们未加思索欣然同意，辅仁大学也没推脱，她们队里有女附中毕业的童修林，还有一个曾是志成女中篮球队的主力。对手是小有名气的“北京青年队”，队员多来自体育世家，比如，著名教练的女儿王丽先和王丽云。她们身著白上衣、黑短裤，整齐划一；我们呢，辅仁大学的是紫色上衣，白色长裤，我们是女附中不甚方便运动的布料浅天蓝短袖衫和深天蓝短裤；何者正规，何者杂牌，一目了然。热身中，人家那架势很专业，我们经孙秀艳先生培养，基本功倒也不逊色。但我们没打算赢，人家专门训练，我们从未配合。可是我们杂牌军又是出乎意料地赢了，这说明一个道理，心中坦然才可能赢得比赛。我们的篮、排、垒比赛，都是为了玩儿一场球，都是在输赢置之度外的心情下获胜的。至今我都特别反感媒体给国手施压，胜败乃兵家常事，动輒联想“盛世”，企图以赢球衬托制度优越，实在无聊。

还有一次，印象同样深刻，是一次苏联十月革命节，我们和男附中的冈底斯同被邀请到苏联大使馆，与苏侨队友谊比赛。比赛极不正规，苏侨队的大婶儿们身穿大长裙、脚蹬高跟鞋上场。赛后，有人把我们带到餐厅，招待了一顿丰盛的俄式大餐。席间没有主人，这让我们很自在，小疯子和朱宝儿二人试遍了餐桌上的调料，洋相出尽，餘者哈哈大笑。男附中的学长们则彬彬有礼，全然不像我们那样没见过世面，对於我们的肆无忌惮也只是无奈地蹙眉忍俊。这次比赛之所以印象深刻，与其说在於比赛本身，不如说在於平生第一顿西餐，以及出过的诸多洋相。

冈底斯女排团队精神很强，队员个人利益绝对服从球队，身为队长，我更以身作则。球队正盛时期，学校请来新影乐团的指挥陈维文先生来教小提琴。陈指挥拉得一首很棒的小提琴，他的代表作“中国之鼓”灌成了唱片。他执教严格，报名参加者要通过乐理考试。我的成绩本不愿意告人，但结果意外：第一名是梁光资，76分；第二名竟然是只得了56分的我，且遥遥领先於第三名——她得了28分。我被录取了，一周之后，学会了用颈夹住琴、保持弓与弦垂直，能拉最基本的五个音。陈维文先生不知怎麼知道了我打排球，告诉我打排球的手指很难拉好小提琴，责令我退出球队。我向他发誓，保证每天练习二十分鐘，以为足以令其感动，从而通融我两者兼顾，先生却说每天练两个小时都不够。队友们断然不许我离队，为了团队，我放弃了学小提琴。

至此，我幡然意识自己对於女附中的回忆是大谈课外活动，“杂耍”盖过了正题，看官一定在想此文不是什麼好学生所作。然而我不后悔，这正好反映了中学阶段的快乐，所有课外活动都使我们受益匪浅，并不影响学习。女附中毕竟是女附中，解放后仍持续著原来的优良学风，注重全面发展，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老师教学有方，注重啟发，不靠题海战术，传授举一反三能力，所以学习负担并不重，有餘力开展许多课外活动。中小学阶段之所以师恩难忘，情谊深长，正是因为老师给我们打下了终生受用的知识基础，同时让我们有充分的课餘时间挖掘潜能。我们中学时代的课外活动极为丰富，很多特点值得现在继承发扬。比如，广大同学普遍参与，而不是什么招特长生，同学独立自主组织社团、开展活动从不奢侈浪费，等等，遗憾的是，学校教育中的这些精华已不为现代所青睞。

高中毕业

小时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掛在嘴边，但是长大了方有感觉，六年的女附中岁月似转瞬即逝，我们要毕业了。临别之际，校园里回荡著一首动情的歌：

“敬爱的附中，我们的母亲，你对我们的恩情像海一样深。
你赐给我们光明和真理，教育我们永远一切为人民。
敬爱的附中，我们的母亲，愿你永远健壮而青春。

……。” （歌词的最后部分好像是套话，是当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话语，与附中关係不大。凡是不具个性的，我记不住，也不想记，不外是，在什麼旗帜下胜利前进之类。）

这首歌是男附中两位学长创作的，王森作词，孙明达作曲，他们都是师中歌咏团的早期团员。此曲旋律深情动听，很能表达我们对附中的敬慕和爱恋。

我们热爱女附中的情感，在毕业前夕达到了极致，同学们不是忙著考大学，倒是时时流露不想离开女附中之情，有些同学还要求校方“办一个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我们就可以继续待在这个百般留恋的地方，还是这些亲密无间的人，一起上“大学”。

校方根据国家需要，做了些高考动员。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如果不能服从国家需要，就是政治上不合格，走向生活的第一步即告失败。国家需要教师，一部分人接受保送上了师大；祖国需要保卫，一部分人接受动员报考国防院校。当时没有升学率这个提法，女附中学生考大学基本上可用“指哪儿打哪儿”来形容，没有落榜的可能，而且有把握考中名牌大学。服从需要的同学不免经歷激烈的思想斗争，克服“名牌思想”，放弃报考名校的初衷。

回想起来，附中学生傻得可爱。五十年代初，北京市为瞭解决燃眉之急，抽调大批市立中学毕业生留校担任教师。附中是国立学校，不属北京市管辖，所以不在抽调之列。附中学生认为，北京市不抽调附中毕业生是歧视，竟然争取“平等”对待。这样一来，男女附中也都有人自愿放弃上大学，留校教书了，我至今佩服他们的觉悟。遗憾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文革中惨遭毒整。

毕业前有一件比较神秘的事，一些同学被个别叫到礼堂东墙外的北房里，学生领袖，老解放区的妇联主任，罗林在东头的房间里等候，发给半版人民日报大小的两页无字表格。没有交代填表目的，只说要毕业了，组织上关心，瞭解一些情况，要求忠诚老实地填写家庭社会关係，但不要跟家里商量。我理解，既然不准告诉家里，一定是要求填不利於自己的社会关係。那时特别相信和依靠组织，而在我心中，罗林就是组织，当然是很亲切、可以信赖的那种。我从不过问家里的社会关係，挖空心思也想不出几个，有些人名都不知怎麼写（事后方知写错了许多）。我知道远方堂姐堂兄二人在臺湾，这是必须“忠诚老实”的。我告诉“组织”实在填不满两页纸，交了表。

这事没有下文，上大学一学期后，校方通过各班民主选举选拔留苏学生，候选人中，只有我是全班同学一致推举的，最后却只有我未获准。大学仍然与我同班的贾仲华挺身为我鸣不平，径直去找选拔留苏的负责人，也就是女附中负责留苏选拔工作的罗林。她告诉贾仲华，不批准我的原因与中学时一样——港臺关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学那次填表也是为了选拔留苏。对於此事，我的回忆从不在於留苏问题本身，而在於仲华其人，我们有缘中学大学接连同窗，她还是为我“两肋插刀”过的朋友。

两次留苏未成，我妈妈如释重负，高兴极了，安慰我说：“咱们不去那种国家。”妈妈早年亲眼见过“大鼻子”，大连的姑姑更深知“老毛子”的罪恶，若是我去留苏，老人家必将悬心度日。

另一番景象——当年高考

现在我一直住在高考考场旁边，经歷了若干年高考，深感各方重视程度逐年增加，盛况空前。轮到“90后”高考，有钱家长更多了，孩子从小坐私家车，高考又是“终身大事”，家长岂有不开车接送之理！於是考场外满是轿车，管它是不是停车位，我孩子高考，路口停车也理直气壮，高考压倒一切。更有成群的家长堵在马路中间，全不考虑行人行车，他们似乎在说“我家孩子高考，你们又没什麼大事儿”。惯於炒作的媒体当然不失时机，早就开始倒计时，请“名师”，“状元”人等向全国考生介绍注意事项，宣传“‘生命一号’补充大脑营养，增强记忆力”，鼓吹给高考生送礼，……，举国上下製造紧张空气，无形中传播了“上了大学高人一等”的错误观念。

当年“30后”高考则是另一番景象，準备时间不长，更没有什麼模拟考试。按考生毕业的中学统一分配考场，离具体考生家可能较远。那时的考生（包括私立学校的）都是自己骑自行车或是徒步前来赶考，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赴考场。当然啦，当时别说私家车，就连计程车都没有，没有一个考生让家长护送，也没见坐洋车、三轮车的。考八门课：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史地和政治。每天上午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跟平时课间一样唱歌、跳集体舞。同一考场的私立学校同学要抓紧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继续“磨枪”，对我们极为不满，说我们狂，可是我们丝毫没有狂妄心理，只是不理解“磨枪”的必要。

保送师大的和留校教书的同学也来到考场，为同学们供水。也许因为平时训练有素，高考的气氛还不如平时小测验紧张。平时，老师常在下课前十分鐘突然抬高声调下令：“拿出小本来”，同学们一惊之餘应对惯了小测验的难题。那时没有题海战术，教材经典，老师重视教方法，使你能够举一反三，所以能从容面对高考，甚至觉得考得并不过癮。

当时的学生没有丝毫的特殊感，因为大学毕业后，仍然要当“普通劳动者”，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高中生是很自立的，可是比起更早的学长，仍自愧不如，眾多学长担负起天下的兴旺。如今呢，学生受大环境影响，受不正之风侵袭，上大学决定命运，家长像送孩子入託一样，陪他们高考，送他们入学。他们绝不做普通劳动者，要做白领，更多的可能要做郎咸平所说的“黑领”，想做“红领”的可能更多，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容乐观的，我们的民族需要脊樑，现状不改，谁做脊樑？

女附中学生的主人翁感觉尤甚，自觉地“起作用”，要求自己付出，不想接受别人照顾。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后，提前报到，负责迎新，立即以主人翁的姿态，满腔热情地迎接外地新生了。

女附中“附属大学”拾零

女附中的班集体团结友爱，但毕竟是毕业了，不得不依依不捨地分手。半年后，北海大门内的留言板上，出现了如下留言：“师大女附中高四二同学到XX（地点）集合”。这个留言适用於我们“内部”，我们是高三二班的，毕业后当然该上“高四二”了。後来又有“高五二”、“高六二”的留言，“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的班集体年年相聚，颇有万古长青之势。

大聚之外还有小聚。我家离师大较近，有空常去看望上了师大的同学。一次去看她们，房慧堃、贺思贤送我，顺便打开水。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出了校门，在新华街形成一道罕见的风景线：她俩各提一个热水瓶，三个女生无拘无束地畅谈，人们投来好奇而友好的目光。依旧不知不觉中，我到家了。已近黄昏，她们回去赶不上打开水和吃饭了，於是留在我家吃饭。她们运气不错，妈妈蒸了螃蟹，大概那天是中秋。餐后，她们各提一瓶开水，原路回学校了。我的哥哥姐姐都觉得我们幼稚可笑，哪儿有大姑娘提著暖壶逛街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中学的友谊多麼值得珍惜，上了大学，接连的运动使人们互存戒心，人们纷纷主动靠近“组织”，再也没有知心朋友能推心置腹了。

如全社会一样，被捲入政治运动后，同学们互无消息。虽然大部分同学暂时没有成为革命对象，甚至还不乏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是我们班的郝石天在大学肃反运动中，因莫须有罪名挨整。

此后运动接连不断，我们被教导、被灌输了“我们党就是靠毛主席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我国才逐步走上正确路线的”。每次运动，我都不理解，内心莫名地抵触，对於别人挨整，已强烈地感到不对劲；自己挨了整，无处伸冤讲理，当然更是愤懣，不知如何“相信群眾相信党”。可能大家都有同感，或自顾不暇，“附属大学”的联繫鬆散了。我班生活班长李兆璜来信说，她已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叫我不要与她联繫，等她“改造”好了告诉我。李兆璜朴实善良，热心利他，女孩子的弱点很难在她身上找到。我顿时觉得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太容易了，怎麼连她都反？被愚昧了的我，把信交给了“组织”——大学时的团支部书记。这个“组织”还不错，没有小题大做，只是要求我不再联繫，不让我持怀疑态度，说过去是好人，放鬆了思想改造就会变质。我就这样狐疑下去，直至若干年后收到她的信，说已摘掉了右派帽子。然而以后只要运动一来，“摘帽右派”的日子照例不好过，自己麻烦不断，健康受损，家庭成员亦受牵连。

后来，我远在他乡，歷尽坎坷，被“组织”划入另册，不愿牵连故知，且同学们大都服从分配各奔一方，能书信往来就很知足了。那时还有个紧箍咒，就是要求“入党”。女附中同学毕业后大都入了党，而我始终被拒之门外，虽问心无愧，但别人可能觉得我不争气，所以不愿主动联络老同学。1964年，他乡遇故知，与吕友嵐相聚异地，共处数日，其他同学很少联络。

1966年，风云突变，全国陷入谁都招架不住的动乱，在这个歷史阶段，人们成天忙著“站队”。我经歷了被批判、强迫劳动、被抄家等迫害。国人被分成四类（人民日报社论），我被划在三四类之间。不久，伟大领袖终於带领国人批判资產阶级反动路线，据说我受的迫害也是“资反路线”的罪过。挨整时，“造反派”用“语录”批判我，“翻了身”，我用“语录”教训他们，整人的和挨整的都由衷讚叹那照妖镜的“放之四海而皆準”，活学活用必能立竿见影。

十年动乱后期，遗憾地得知几位同学死於非命，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再无全体团圆之日。

含冤而逝者

1968年，在科学院动物所工作的吕友嵐被隔离审查，受红卫兵监视、殴打，病体缠身的她挣扎在生死线上，最终自縊以命抗争不受屈辱。我们一起打球，演戏，交换日记，无所不谈，深知她开朗幽默，绝非轻生之人，但我更深知她士可杀不可辱的秉性，无法守住尊严时，她必选择寧死不屈。

“文化革命”中，在外语学院任教并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吴璞，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是我班学习班长，文理兼优，考试从不失误。为人纯正，刚直不阿，也是寧可站著死不肯跪著生的。她不受非人对待之屈辱，身绑石块坠入护城河，以守尊严。

石校长的女儿，品学兼优的郝石天，思想深邃，先觉看破“红”尘，过早背负忧鬱。肃反中无端挨整，面对运动的领导者和发动起来的群眾，她做到了不卑不亢。作为老同学，她的表现在我意料之中，因为她没有必要去理会那些打手的无稽之谈。至於肩膀被人踩踏，她只能忍耐，因为运动一来，总有人要踩踏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落井下石者又总被“组织”需要而倍受青睞。郝石天从此一生坎坷，为了不再受辱终於走出国门。生活算是安定之后，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她，是积郁成疾的。

以上三位同学，都是极有才华的，环境许可必有作为，可是在我们“知识份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国度里，她们未被珍惜。

有两位学长，虽无直接来往，但知道她们都成冤魂。薛玉华是当初的学生会主席，是最进步、最革命的共產党员。彭真被打倒后，她想不通了。这在当时叫做“有了活思想”，照例要向“组织”汇报。她做了一个梦之后，更觉得不能不汇报了。找到“组织”，说她“梦见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觉得很恐慌，开始怀疑这样一个个都打倒，是否对毛主席不利。她还是像在中学那样忠诚老实，心里话说给了组织，觉得无比轻鬆。不料因此犯忌，“组织”给她定了罪——攻击伟大领袖，怀疑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於是批斗，折磨，以致英年早逝。另一位叫袁筱雪，说是袁世凯的几世孙，因而被批斗，加之子女不孝，一念之差割了喉管，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虽有在济南工作的贺坚莹同学帮助就医，北京人民医院的胡恒慧同学亲自诊治，也未能挽救她的天命之年。

某次校庆集会，1954年毕业的关晓茹同学远远地招呼我，给我讲了她所受的迫害。她因为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其家庭的遭遇，挨了大整，以致病弱缠身。不久后，听到她不幸英年早逝的消息。

復课

文革大环境下，我们的女附中被指为修正主义的，“附属大学”也只能名不存实则亡了。

文革结束，我们“附属大学”的同学又得以相聚——也算是经过了“停课闹革命”，重又“復课”了吧。“復课”后有“一堂课”就是前面提及的，到西城区教育局探望李振纯先生，出席者是不同年级的校友。或许在校时并无来往，但对於文革的感受，对人生的态度，却不谋而合。

此后不时有聚，规模大小不一。师生聚，班级聚，歌咏团聚。迄今为止，校方组织的大型活动，除了校庆，还有八十年代初，为张玉寿先生从教五十周年举行的大会，其餘大都是校友自发组织，并不惊动校方。比如，我们更关心给非名人老师祝寿，更愿意与非名人老师朋友般地促膝谈心；特别热衷知心朋友的小聚。每次活动都好像是我们那个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复课的内容，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又都是学生，共求人生真諦。

六十五周年校庆前后

1982年，女附中六十五周年校庆，校庆理所当然由现在的实验中学举办。校庆前，我告诉校方，著名的空气动力家陆士嘉教授是女附中早期校友，这是校方不知道的，也是他们很需要的。经我提出，校方邀请陆士嘉先生座谈。陆先生是最谦逊不过的，绝不单独前往，要我一起出席。我知道如今学校均只热衷於名人校友，所以万万不能从命，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通知北航、清华两校的女附中校友都来参加。当时的校长刘致平主持座谈会，老师里记得张玉寿先生与会，民国时期的老校友，除了陆先生，还有一位1929届的学长（正是她告诉我们，从民国时期起，女附中就是北京市排球冠军）。座谈中，个别校友发言说，“解放前的女附中谈不上德育”，我立即反驳。这种说法是浅薄的党八股，女附中是教育的圣殿，歷来提倡德才兼备，怎能全盘否定“解放前”呢？在场的校友一致地支持了我，我欣慰女附中的正直。

这次座谈弄清了校友一直关心的问题——女附中真正的校庆日应是九月五日。1949年以后，一直以五月九日作为校庆日，这与歷史不符。五月九日只是1949年延安育才学校倂入男、女附中的日子，断不能定为歷史悠久的母校校庆日。当时选在这天开会庆祝，大概因为它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当时一边倒学苏联，崇拜到无以復加。老校友认为校庆日的澄清与纠正至关重要，母校不能只要“悠久”与“辉煌”，却在错误的时日度过校庆。不过，六十五周年校庆照例於5月9日举行，刘致平校长说，9月5日刚刚开学，来不及筹备校庆活动，我们能理解校方的这种考虑。

当时，老校友们对母校很有主人翁的责任感，特别关注母校优良传统的传承。校庆重归母校，见到班主任、歷史老师高文鸞、植物老师刘彩祥、音乐老师吴德芬、地理老师白耀、……，虽阔别卅载，仍感无比亲切，觉得实验中学就是我们的母校。但是这次也给校友留下了阴影——设立两个校庆签到处，一处供名人校友留名，有专人看管，普通校友一概被打发到另一签到处。不能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普通校友们不禁寒颤，此母校非彼母校也。纯正的女附中人不理解这三六九等举措，它既未遵循“古老”母校的教育传统，也不符合“新生”母校灌输的无產阶级思想。

九十周年校庆前后

改革开放后，全国大、中、小学几乎无一例外地大办校庆，名牌学校更是不惜重金，简直都办成了山寨版的国庆。方式雷同，目的划一，无非就是，借歷史悠久传统光荣之名，大肆炒作，行厚今薄古自吹自擂之实。2007年九十周年校庆前，出於对母校的爱护，我特发邮件建议母校校庆勿落俗套，批评只要光环而不顾优良传统的潮流。话不中听，不仅使校方不悦，而且对我生疑，调查我是何许人，当然不会发给我参加校庆的通知，正好我本也不想参加那种炒作张扬的校庆，我的同窗好友也大都没有兴趣。

此校庆前，文革冤逝者吴璞之子由美返国，希望以其母名义为实验中学设立奖学金。我们是吴璞的同窗，义不容辞促成此事——已是师大女附中“高五十三”年级的我们，都把此事看成“附属大学”的大事。那天我因要事之累，未能出席，嘱託她们督促学校改正校庆日期，主要负责此事的冯姚平认为，奖学金事宜阻力颇大，需集中力量争取，不宜再提其他。但与校方争取过程中，袁姓校长一句话令冯姚平首先不能不移话别论——那位校长说：“实验中学（女附中）最大的特点是光荣的革命传统”。冯姚平首先反驳了她，我的同窗各个是非分明，纷纷强调母校是中学，是女中，不是政治团体，我们的特点不是简单的“光荣革命传统”所能概括的。可能由於校方对过去的老师校长不感兴趣，话题甚至深入到了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问题。谈话显然不够愉快，“吴璞奖学金”未能设立，但是我的同窗仗义执言，担当了真实歷史的辩护士。

据说校庆那天我的同届去了寥寥数人，发现竟然没有给1953届校友分配教室。看来，由於“吴璞奖学金”事宜和我所发邮件的逆耳忠言，1953届校友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一群。

实验中学的“‘九十’周年校庆”庆典在人大会堂举行，请来学生家长罗京和校友陈鲁豫担任主持人，还请了什麼名角儿，我不想过问，其隆重程度可以想像。之后，实验中学引来一片骂声。原来，九十周年评出的九十名知名校友中，除了为数眾多的官员、夫人，还有文革中大名鼎鼎，至今又毫无愧疚的红卫兵头领宋彬彬（要武）。实验中学以宋自己提供的资料，宣传其所谓成就，说在美国经歷了百般刁难才获得成功，其实她所说的刁难，是美国所有博士生都同样要经受的，就连美国人也不例外。实验中学却以此為依据，盲从认可其所谓成就，足以看出有关方面之孤陋寡闻。什麼贡献，什麼成就？但愿实验中学此举只因孤陋寡闻所致，广大校友则更担心叵测居心。

校庆纪念册的同一页上，刊登了宋彬彬和死于非命的卞仲耘副校长。社会各界知情者义愤填膺，顺便流露出对女附中校友的不满。作为女附中校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事先曾负责地秉笔直书，建议校方与老校友促膝谈心，共商大计，以便借校庆之东风，恢復女附中优良传统，校方非但不予答復，反而心存戒备。据悉，校友是找了的，1960年以后毕业的高干子女居多；座谈会也是开了的，与会者不可能涉及歷史悠久的女附中。我和我的同窗好友均不在其列，社会各界应能体谅我们无能为力，更应相信我们良知不泯。我们这届的胡啟恒，是健在校友中唯一的院士，她未被列入知名校友，她不喜欢炒作，未提供任何资料，实验中学也就轻易放弃了这个唯一的院士校友，按既定方针办了。

不时想到，如果始终传承和履行老校歌中的“堂堂正正”和“温和大方”校风，十年动乱中，绝不会有学生以杀人比赛为乐；如果记得勤、慎、诚、勇，做错了，也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实验中学与女附中一样，也是个海，涵真理无穷，就不会上演九十周年校庆的丑剧。

久别重逢见真情

这张是文中说的殊途同归者中的四人，左起：胡启恒、作者、贺思贤、邓可蕴。（三年前，中关村西街）

频频接触之人不一定成为知心朋友，久别重逢的故知往往可见真情。有些女附中同学，包括在校时不多往来的，有缘重逢后，发现面对炎凉世态，彼此惊人的一致。歷经沧桑，回首过往，还是中学时代的友谊最纯洁、最真挚。

初中时，交往最密的应算吕友嵐和傅志英二人。

友嵐参军后，先未离京，驻地在崇外花市大街路南一所民宅里，我去看过她。后来她的部队转移到东北，与我互通书信。復员后，分配到科学院动物所，开始对付她从小就怕的虫子。1963年，她探亲途径我工作的城市，他乡故知，愉快度过了数日。1967年，我回京探亲，偶然遇其先生，知友嵐被隔离审查，此时他们的女儿还是学龄前儿童。直至1968年仍无消息，愁中，发现她的小姑子夫妇同在国家级乐队演出交响音乐沙家浜，於是传书询问。得到的答復是“她已自绝於人民，勿再联络”。我深知其无辜，但事已无可挽回。1978年，终於找到我一直惦记著的她的女儿，是年高中毕业。十年间，可怜这小姑娘一直被安置住在中科院宿舍的保姆房，父亲去了香港。她相貌秉性酷似友嵐，坚强地独立度过十年。如今她已在美国定居，有个温馨的家，聊慰友嵐在天之灵。

志英与友嵐交往甚密，1956年，我们三人在友嵐家聚过，志英已婚。后又在志英家聚，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此后我们交往不多，只知她先后在北京小学和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直至2008年，我重又找到了她。深谈数次，方知志英童年丧母，少有欢乐。我向她道出自己的内疚，儿时任性，曾有闹起彆扭就多日不理之时，悔恨自己没能多给她安慰，使她童年多些快乐。她对我诉说了她是怎样经歷了半个世纪的苦楚，像是见到了娘家亲人。阔别几十年，见了面，不需适应过程，就能如此亲密无间，可见友谊之深。

曹莲美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女附中，直到1980年代初才有机会见面。她落户上海，难得来京，我请她来家里敍旧。我们在中学时一起打球，并无深交，天命之年相遇，却心心相通。她基础扎实，克勤克俭，其父为老工人，出身亦好，却仅以助工职称退休。出於不平，问及原因，她说：“倔！”。简单直率的回答使我如对镜视己，我们都是一样的女附中性格。我喜欢她这个“倔”，这就是出淤泥而不染。

1959年同窗好友胡啟恒赴苏联留学之前，我到留苏预备班与她告别，此后一直未见。毕业后近二十年，我回京探亲，到中科院自动化所看望她。当时我是调不进北京的“两地关係”，因为专业对口，啟恒说让我调到自动化所。她是所长，说话是负责任的，我则未加思索，说还是喜欢教书，啟恒说：“我也觉得你适合教书”，然后敍旧，连歷史先生说的“罗伯斯皮尔”都想到了，唯独没再谈我调工作的事。事后很多关心者说我太傻，应趁此机会先解决户口难题，进了北京再跳槽。我呢，非但不后悔，反而自赏我们脱俗的友谊。虽然在两地问题上我处於走投无路，但去找她，只为看望，丝毫没有去找门路的想法。我们之间的那次对话，映射出女附中好友之间的友谊纯洁至极，这远比她帮我调动工作更为可贵。我热爱教书，她就知道我的志趣与特长所在；我当时之所想，不止步於解决两地关係，她就明白我在眺望更远的未来。如果不曾强调志向，如果调到了自动化所，我也决不跳槽，不会给朋友製造麻烦，我珍惜友谊。

这是师中歌咏团部分团员别后半个多世纪的聚会留影，尽皆年逾古稀。

“女附中附属大学”的同学们庆幸互联网的引进，它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让我们足不出户拥抱世界。当从网上看到网友讚扬我国互联网的龙头时，我们方知这龙头原来正是我们的同窗好友胡啟恒，这让我们在网上联络时，多了一份自豪，多了一份亲切。

大约三十年前，楼下一位邻居是我女儿的老师。閒谈中，说起对今昔教育的看法。王老师总说她的中学如何、如何好，听那地道的普通话，她应是北京人，就问她是哪个中学的，答曰：“师大女附中”，再问是哪一届的，原来她就是我同班的王世芬，於是越看越像，越说越亲。后来不住同一座楼了，仍常往来。文革挨整后，她身体虚弱，不免对健康失去信心，曾对我说：“像我这样，活得有什麼意义？”我立即制止她，告诉她，对我来说她有多麼重要。我尽心竭力地工作，却受到不公正对待，虽常备不懈地做最坏準备，但遇到的情况总比想的更坏。每逢忍无可忍非解脱不能平静时，下班后，就径直来到王世芬家，向她倾诉。她最理解我的处境，为我不平、每每热泪盈眶。见她如此激动，我立即打住。她有心臟病，我不能只顾自己，不过倾诉一番，也已得到解脱。那一段时间，没有她，我必更加苦恼。而在中学时，我与王世芬之间几乎没有什麼联繫，使我们如此默契的根源恐怕还是共同的女附中性格。

邹道韞与我同班不到两年，在校时联繫不多，毕业后也没见过。一次较大聚会时，她戴著颈托，走路看不到地面，但一顰一笑都给人温暖。她从医小儿科，却有求必应，不辞辛劳地找他们的医界专家諮询，然后通过电话或邮件，给出详细意见，她简直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她身体不好，每天自打胰岛素，却热心给大家发送精彩邮件。我很庆倖，终於没有漏掉这个纯正可交的友好。

我与贾仲华中学大学一直同班，1965年我出差到她工作的城市，住在她任教的大学，并在同一座楼的同一楼层，可谓缘分最深。后来多年未见，我始终惦记她，她从中学起，“政治”上受姐姐的牵连，始终比较压抑。她姐姐被划入反动另册，其时不满二十岁。我想找到她，女附中同学聚会时，同学们也都询问。真是缘分最深，去年，我们再度重逢，有了互联网，我们的联繫不会再断。仲华淳朴正直，我们也是不吝时间之隔，见面一拍即合的朋友。

罗林曾是我心目中的“组织”，1980年代初，我与罗林成为同事，此时她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却不觉得她那麼“组织”了。我们促膝谈心，她关切地给我多方提醒，并诚恳反思自己刻板，后来听说她对大是大非所持的态度，我觉得她善良正义。最近知道她与我们殊途同归，匯入世界进步潮流，我跟一位挚友说：“我的心为这样的罗林而翻腾，再也不说她是“组织”，她，是朋友。”挚友报以同样的激情。延安妇联主任、耄耋孤寡的罗林如此这般，我为她骄傲，女附中应为这样的校友而骄傲。

毕业后的漫长岁月里，同学中联繫最多的人数倒也不多，也不常见面。一次拜访高文鸞先生，我和邓可蕴最后分手，她说：“咱们俩好像没分开过”，这话恰如其分地勾画出我们的友谊。同学中符合这种描述的好友还不止我和邓可蕴，虽不是所有同学都在其列，但相知者交情至深。贺思贤深知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人生道路，当我面对堵路、拆桥的逆境自我鼓励时，她总是及时擂鼓助阵：“老弟，你是我的骄傲”——女附中人习於巾幗不让鬚眉，不以姐妹相称，却以称兄道弟取乐。我们当中有人说：“老同学不能选择，好朋友可以选择”，我由衷赞同。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有胡啟恒、邓可蕴、贺思贤、邹道韞、冯姚平、李兆璜等——不是常见面，而是一旦见面，不需从头说起，因为“好像没分开过”。

尾 声

“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这一名称虽无人再提，但却似有条无形的线，鬆散却牢固地连结著其有机的分子。校友们依然聚会，不时看望健在的老师，只是实验中学不再亲切，那里已不是我们的母校，我们的母校珍藏在心里。我们对浮躁的大型聚会（尤其是找来媒体加以宣传的那种）毫无兴趣，而喜欢推心置腹的小聚，特别珍惜我们师生之间、好友之间那种默契，那种不被岁月冲淡的默契。我心中时而比喻，我们的附属大学已由上大课，进入了研究生阶段——对於人生社会的切磋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是纵深钻研。无论学长还是同窗，人生观世界观惊人地一致，彼此的理解胜过长相处未分别之人。我们的共识、友谊和凝聚力来自女附中受得的教育，源於曾经同处的女附中环境——这才是值得悉心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大千世界，红尘滚滚，芸芸眾生，茫茫人海，花季相遇暮年重逢，已是缘分，歷经沧海桑田之巨变，殊途同归，仍相知相近共识共鸣，堪称莫逆——我们的“女附中附属大学”仍在继续。


20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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