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山西原北京知青返京问题解决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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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原北京知青返京问题解决纪实
陈兵

2010年7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人民日报等报刊有关知青活动内参                                    



知青返京活动简报         

   

知青子女参与游行                                    



知青在山西某地为返京游行

   

  

制作了有80多页的“万民折”，表达了知青们坚定的返京决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华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革”漫长的寒冬已过去，思想桎梏的坚冰被打破，人们从厌烦的、无休止的政治争斗的社会氛围走向轻松的、欢快的正常生活，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1984年底彻底否定“文革”开始，左的东西已不得人心，人们的言论更加开放，显示出社会的进步。
就是在这时，在中国的中部，位于古老的黄土高原的山西省，发生了不大也不小，但又值得记载的事情......

一个蹊跷的问题

1984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五个年头，在完成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一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思想教育在全国兴起。“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灾难，它使中国发展滞后了几十年，波及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无数个家庭、数千万人惨遭迫害，强行剥夺了一代人学习的权利，形成了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断层，国民经济几乎走向崩溃。正是如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彻底否定“文革”，把“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新生事物全面否定，抛弃一切左的思潮，让人们获得思想解放，跟上时代的步伐，融入世界的发展潮流，给中国带来勃勃生机。随着否定“文革”极左东西，各项政策得到落实：受打击的老干部们得到平反， 扬眉吐气了；右派问题纠正了，老右们如获负重；地富份子摘帽了，恢复了做人的权利；五七干校撤消了，下放人员归故里......，一切的一切，颠倒的历史又再颠倒了过来， 人们的心情开始轻松了。可是，“文革”中实行强迫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问题，却没人想起否定，也没人敢触动它，好象成了禁区。
它真被遗忘了吗？不可能，“文革”十年中，全国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涉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迁徙，规模空前、声势浩大，这个历史的重大事件早已扎根于人们心中。
“文革”中强行剥夺青少年的学习权利，把他们赶到穷乡僻壤去接受所谓的思想再教育，从理论到实践到底对不对，该不该彻底否定，一个蹊跷的问题产生了。
山西原平县， 这个位于晋省中北部的小城，在茫茫起伏、亘古沧桑的黄土高原上不是那么显眼，“文革”时期，七百多北京知青被“再教育”的号召驱迁至此。在山乡、在原野，他们努力与当地人民改变着原平的面貌，在学大寨、赶昔阳，亩产粮食要超纲的口号中付出了艰辛的汗水。但多年过去了，原平山河依旧，贫穷照样凶狂，原平的北京知青逐渐丧失了当初的热情。随着岁月的流失，他们只得想方设法各奔东西，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剩下的二百来人，被安置在县城的各个行业，为了生存奋斗着。他们不想回北京吗？当然不是。北京，他们的故乡，他们的亲人仍在那里。但是，当时想调回北京困难重重，国家严格控制北京的正式户口增长，原则是出一个进一个，只能搞对调，但对调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主要是金钱交易。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每月只五、六十元，而对调户口，调出方就索要三、四千元，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就是这样的对调对象也极其难觅。在这种情况下，知青们能轻易调京吗？看似像梦想。
    回京如此的艰难，原平的知青中几个敏感者在看到《人民日报》的《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社论后，立即认识到这正是争取北京知青回京的极好机会。他们认为：彻底否定文革，就应该否定文革中的“再教育”，否定“再教育”就要否定“文革”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否定了“文革”的“上山下乡”，回京就有希望。逻辑推理的结果令他们异常兴奋。要利用这个机遇，解决返京问题，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有背景的知青早回去了，我们的年龄不小了，孩子快大了，再不奋斗，不会有出路了。当前只有把我们的观点变为知青们的共识，向北京市反映大家的愿望，让政府理解同情才有成功的希望。不过这是很艰难的事情，北京是首都，又是大城市，人口不能增长太快，而且还要考虑全国的连锁反应。但我们是“文革”中被迫中断学业下来的，是‘文革’的受害者，不管有多难，也要奋斗。一个休息日，在静静的原平县城，一些知青聚集在一所中学开了第一次讨论会。回京的愿望很快使知青们统一了思想，提出“否定文革、否定再教育，坚决要求返回北京”的口号，决定了两件重要事情：一、起草一封致北京市及各级领导的公开信，表明愿望，提出要求。二、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上访经费由知青们自愿集资。当时知青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两项决定，拉开了山西原北京知青否定再教育、要求返乡的序幕，为知青历史添了新的一页。
    很快，致北京市委及各级领导的第一封信起草出来，这封两千五百多字的信指出了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极左产物，回顾了“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原因，道出了当时知青们糟糕的境遇，提出了解决回京的要求。信中明确指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文革’的产物，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要想全面否定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否则，对‘文革’的否定，就只能是部分的、不彻底的。”信中还说：“北京人口太多是拒绝我们进京的理由，但‘文革’以来北京人口增加了几百万，帐算不到我们头上。数以万计的铁道兵转业人员能在北京上户，难道北京就再容不下我们区区故乡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做出的牺牲，他们坎坷的经历、不平的待遇、历尽艰辛的磨难与错划右派、文革老干部的遭遇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信中又说：“小平同志一贯提倡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五七干校问题、遣返人员问题、右派摘帽问题、兵团人员返城问题、六二压问题、四类分子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不都顺利解决了吗？我们认为该是为我们彻底落实政策的时候了。”二百五十一名原平北京知青郑重地在信上签上了名字，打印了二百多份，发往北京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各新闻媒体和一些知名人士，这是在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事。十二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转载了信的部分内容。
原平知青的愿望与公开信随着微寒的秋风迅速传到了山西各地北京知青那里，离原平最近的忻州知青与原平知青一起组成了上访代表团赴京，走访了北京市、国务院、国家劳动部信访部门。北京市信访处的人员表示：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否定“再教育”问题，也是一个蹊跷的问题，要尽快反映。其他部门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叫人始料不及，很蹊跷，很为难。它的提出既有道理，但牵扯面太广，一时不好解决。
山西临汾市，位于晋省南部，又称尧都，相传华夏创始人之一的尧曾在此建都。这里聚集着大批北京知青，是全省北京知青人数最多的地区，返京的目标化作他们统一的行动。在临钢的灯光球场，五百多知青在初冬的寒风中举行集会，宣读了给北京市的公开信，选出了赴京上访代表，提出坚决返京的口号。他们的代表到京走访了北京市、国务院有关部门，得到答复是：你们现在已不是知青了，但对“再教育”如何否定问题都不肯作答，这真是棘手的问题。北京市信访办一个年轻接待员说：这是胡闹，“文革”遗风！知青代表非常气愤，紧接着，原平、忻州、代县、繁峙、定襄等地知青代表第二次进京上访，临汾地区知青还向北京发出第二封公开信，并发动每个知青都给北京市有关部门写信，几天内近千封信发往北京。但各地代表再次上访、写信依然没有结果。此期间，《山西日报》发表了评论，严厉斥责忻州、原平地区知青作法是采用“文革”串联形式，搞上访，是“文革”遗风等等。一些知青的代表人物情绪开始激动，酝酿大规模的行动了。这时候，在晋中介休铁路中学工作的一位北京知青了解到这些情况，立即写信给《人民日报》通报情况。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特刊第七期刊登了他的这篇来稿，题目为《山西的北京知青正集资拟进京上访》。这篇内参提供了重要信息。文章说：当年在山西插队的北京老知青正在组织起来，准备派代表到北京上访。这个活动先由忻州地区知青开始，他们每人捐款一元，作为派出代表去北京上访的工资、路费等开支。临汾、侯马、闻喜、运城等地知青也纷纷集资，有出三元的、有出五元的，也准备要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这代人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赶上了，“文革”他们赶上了，“上山下乡”他们赶上了，如今他们没学历、工资低、父母在千里之外不能经常照顾。他们都已结婚有了孩子，子女教育问题也不好解决。为此，他们在山西工作不安心，一心想回京。现在对调一个北京户口，对方要价四千元，这对于一个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人来说，就实在难办了。他们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一、凡是从北京出来的“文革”时期知青户口应允许转回北京。二、工作问题，本着专业、工种对口由政府妥善安排，不一定非在市区，可在郊区或郊区卫星城里安排。三、如工作暂不好安排，可允许先将户口转回北京。由于篇幅关系，只是摘要了内参的部分内容，但从这些内容来看，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大胆的提法。
    从一九八四年秋天到一九八五年春天，时间过去了半年，山西北京知青在坚决返京的旗帜下，结成了一个特殊的整体，太行山麓、汾河两岸，凡有北京知青的地方，都有了联络网络，产生了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也称为头面人物，基本都是业余时间进行工作，冒着被单位乃至有关部门监视、斥责甚至处分开除的危险，为了知青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着。
   知青们上访结果一次次令人失望，问题解决无限期拖延，急噪情绪逐渐增长，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于是，一个更大的过激行动在孕育之中了，终于在1985年春天发生了影响中外的北京市委门前静坐事件。

市委门前发生的事情

    1985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思想解放的洪流滚滚向前，形势的变化叫人唾弃极左思想的禁锢，思维方式走向了文明开放。这时候，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大楼门前发生了数百人静坐事件，时间延续了一周多。美联社、共同社、法新社、读卖新闻、泰晤士报、香港电台等世界二十多家新闻机构报道了这次事件，最后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山西日报等发布消息而告结束。
    这次事件的形成是这样的：1985年4月，山西的北京知青以过去分地区上访形式开始转变为全省联合上访。4月15日，来自忻州、原平、临汾等地的二百来名知青集合到北京市信访处，继续询问他们以前多次上访提出的返京问题解决结果。信访办主任分两批接见二十余名知青代表，对知青返京问题进行对话。在激烈的对话中，忻州地区一名叫知青代表发挥了他能言善辩的特长，把“再教育”与“上山下乡”运动结合起来进行批驳：再教育否认我们文革前得到的良好思想文化教育，说我们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黑苗子，强行驱赶尚未完成学业的、不到就业年龄的中学生去农村从事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残人才，践踏人权，不否定就不得人心。“文革”中的插队知青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要求返京是正当权利，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有大规模的、不分情况的“上山下乡”，我们中学生也不至于被中断学业驱出北京。反右时期，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迫到外地改造，现在不是都落实政策回京了？难道我们被迫接受“再教育”就不应该落实政策吗？信访办主任只是说目前北京没有什么知青回京政策，你们的问题无法解决。知青见此次谈话没有结果，就集合起队伍从信访办门口到市政府西门请愿，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接见，但当天没有得到答复。
4月16日清晨，知青们又来到市府西门外，他们铁了心，不见到市领导不罢休，有些人还到市府东门静坐。下午两点，一名副市长同意接见知青代表。很快，忻州、原平、临汾、定襄等地知青选出的代表进入了市府。参加接见的除一名副市长外，市劳动局长、信访办人员都在座，这是自知青多次上访以来，接见规格最高的一次。知青代表又一次申述观点：否定“文革”，必须否定“再教育”，否定“再教育”，就要给知青落实政策。副市长强调知青全部返京有困难。代表们提出：“文革”中到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十万八千人，如今只剩一万五千人，大部分已回京。如政府有困难，可分几步解决，一是先解决户口进京；二是解决不了户口能否先让知青在京长住或先解决知青子女户口；三是动员复员在京而家在外地的原工程兵与知青对调；四是将知青家长户口与知青对调。这四条今天看来有的算不了什么，但当时却是难以答复的事。副市长答复说：目前可办理三种情况的北京知青回京：一、两地分居，一方在京的；二、大龄未婚的；三、双方均是北京知青的丧偶者（有此三种情况人下称“三种人”），并表示北京将组成调查团到山西调查。
副市长的答复使人看到希望，但又不令人满意。毕竟开始解决“三种人”的问题了，就这在过去也是非常困难的，但“三种人”毕竟占知青中极少部分，满足不了大多数知青的要求。下步如何办？知青们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回去等待调查团，有人提出继续留京上访，理由是：调查团不知何时去，要趁热打铁执意发动一次市委门前的大规模静坐。这种意见符合了当时大部分头脑发热知青们的想法，一场静坐的准备开始了。
从4月16日到4月21日的五天里，电话、电报从北京打回山西，有人由京返晋发动组织，准备参加静坐的知青们也纷纷到京。4月21日，北京中山公园内，知青头面人物在此碰头，部署了次日的静坐方案，大家认为：我们的行动就是为表达回京的迫切心情，达到回京的目标，不掺杂政治目的，所以静坐时要有秩序，避免坏人介入；出现情况不要乱，有专人解决；不许与外国记者交谈；一切行动由各地区负责人安排；就餐、饮水统一从集资款中解决。这些规定很快传达到准备参加静坐的知青中，一场发生在市委、市府前的风波即将来临了。
4月22日，心情激动的知青们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市信访办门前，他们分别是在近几天里自山西的原平、忻州、定襄、太原、长治、吕梁、介休、榆次、临汾、侯马、运城等地，约有五百来人。上午九点，知青的头面人物将静坐人员组织好四人一排，列队来到市委正门，在楼前台阶依次坐定，要求市领导接见。
市委的工作人员开始感到震惊，虽然前几天也有知青闹事，但规模没有这样大，组织也没这样好，看来这次有来头。市委派工作人员抬来饮水桶，为知青供应开水。静坐开始后，不断有陕西、内蒙、东北的北京知青加入，静坐队伍不断扩大。过往的行人、市民和中外记者迅速将此事传遍了四面八方。
将近中午十二点，信访处传达市委指示：选出几名代表，市长准备接见。很快，代表晋北、晋中、晋南知青的九名代表产生了。信访办主任带着九名代表要从市委左侧门进去，代表们不愿意，他们表示：我们是正当的要求，要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决不走偏门。信访办主任只好请示市委领导，得到准许，看来中国人的门第观念真是无所不在啊。
到了市委三楼会议室，还是上次接见知青代表的那位副市长，另外市劳动局长、信访处处长也在座。知青代表再次阐述了“再教育”理论的荒谬，列举了“文革”式上山下乡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指出了知青们所遭受的不合理待遇，论证了要求回京的合理合法性。副市长及在座的官员们对理论上、政治上的问题尽量绕开不谈，对话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气愤逐渐紧张。有的知青代表激动地说：“有门路的知青全回京了，没有一个高干子弟还留在山西。山西好，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哪儿，回北京还算好的，往国外跑也大有人在！”一时，官员们语塞，不知怎么答好，知青们提的都是事实，一位官员大声呵斥：“你们还想和xxx的儿子比？！谁让你们赶上‘文化大革命呢’呢！”。这句话使知青代表们哗然，引起知青们的气愤。事情到了这样的境地，对话无法再进行下去，只好不欢而散。代表们回来后向静坐的知青们进行了传达，那句“谁让你们赶上‘文化大革命’的”话在知青中引起极大的反感，激发了他们继续静坐的决心。
4月23日清晨八点，静坐继续进行，市委大楼门前又坐满了知青，不同的是一些知青家长也加入了静坐队伍。市委大楼正面挂出大幅标语“六八年北京赴山西知青坚决要求返回故乡”，两侧挂出横幅，分别是“知识青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六八年的插队是‘文革’的直接产物”。围观的人聚集很多，堵塞了交通，中外记者集中了一堆，摄影、录象忙个不停。对国内记者，知青们向他们表明观点，送交材料，对国外记者，知青们则无可奉告，拒绝他们的采访与馈赠，但多家外国新闻媒体仍向全世界连续报道了这次静坐事件。
静坐继续，到了4月25日，开水供应停止了。烦躁、绝望的情绪开始产生，再加上骄阳暴晒，大风狂吹，知青们所在的山西单位派人进京动员返回，静坐人数由高峰时的七百人降至三百人，静坐面临夭折的可能。就在这困难时期，侯马、运城、忻州等地知青一百多人由山西匆忙赶来支援。
4月29日了，知青在北京市委门前已静坐八天，“五一”劳动节临近，这样下去总是不行。到了下午四时传来消息，市委主要领导要接见全体静坐知青，看来要给静坐定性，彻底解决。几百知青列队走进市委第二会议室，市委书记、市长、两位副市长、劳动局长都到会。四周警卫林立，戒备森严，气氛异常严肃。市委书记首先讲话：你们这次集体静坐是非常错误的、又是违法的，主要是干扰了市委、市政府的正常工作；阻碍了交通；给国家声誉带来影响；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市长接着讲：你们好多事做出了圈，跳得很欢，闹得很起劲的，警告个别的一、二、三，不要走得太远，“上山下乡”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要立即回山西去，有问题在当地解决。
情况急转直下，市委领导的接见讲话，给静坐的知青们当时以意想不到的打击，大家的心一下子凉了，灰溜溜地返回了山西。随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及全国部分报纸报道：北京市委妥善处理了一起静坐事件。
山西各地在公安部门参与下对知青头面人物进行全面调查，各单位采取了轮番谈话、交待、检查等手段对他们进行审查。北京方面还调回部分知青代表的档案调查有无后台。以后这些知青头面人物一直是山西、北京有关部门密切注意的对象，直到五年后知青问题的全部解决。
就这次知青静坐问题，在1985年5月21日中央五省二市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讲：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能马上解决的要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给解释清楚，答应以后解决，群众会同情达理的。现在我们应转变一下思想，群众闹事，不要首先考虑有阶级敌人捣乱没有，这个思想方法要转变过来。遇到闹事问题，首先应研究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有哪些失策的地方？闹事的也不一定想推翻共产党，或想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想把帝国主义拉进来。谈到这里，胡耀邦总书记插话：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山西的一个北京知青，说什么下次来京，就准备豁出去了。这个问题要注意啊！有没有该回来的没回来，不该回来的反而回来了，或者走后门回来的情况？要把工作做在没出事之前。

1986年春节的奇特拜年

1985年4月底晋省原北京知青的北京市委门前静坐被严厉斥责而结束，六月份山西省委、省政府便做出解决北京知青困难问题的六条决定，包括：一、北京知青的直系亲属为农业户口的转为城镇户口；二、北京知青夫妻双方本省两地分居的调在一起；三、在集体乡镇企业工作的北京知青转入国营企业；四、集体所有制身份的北京知青转为全民身份；五、调整从事危险、有毒、有害工作的北京知青从事较好的工种；六、改善北京知青的住房条件。这六条措施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非常优惠的。单说知青亲属农转非来说在当地人中就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多少有亲属在农村的人为弄个城镇户口而舍去一切。还有解决两地分居、调整工种等问题，都是当地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才能想法敢办的事情。
但知青返京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彻底解决，首开知青返京活动先河的忻州地区北京知青，在七月的每个周末，召开街心花园知青纳凉会，几百知青聚集在一起，讨论返京问题，探索下步行动。他们分析：当前面临非常困难的时刻，北京、山西的领导给我们的活动定了性，好象一切希望破灭了。但当前的形势是思想基本解放，言论相对宽松，再利用“文革”时那种思想禁锢、高压手段已不可能。真理是检验实践的标准，知青提出否定“再教育”，落实政策返京没有错。“文革”中的“上山下乡”造成国家的灾难，毁了一代人的前途，这是原则问题。如果有的人认为“上山下乡”正确，为什么现在不继续实行，而且早在几年前就已寿终正寝了。让那些通过各种手段已返京的高干子女都回来，哪怕当县委书记、县长的，我们也就安心山西了。
很快，三晋大地的原北京知青又行动了。晋南地区的临汾是北京知青人数最多的聚集地，七月中旬，在临汾公园，他们召开了静坐结束后的第一次知青集会，大家认为：明明我们是“文革”的受害者，上访一下就被扣上“文革遗风”的帽子，心中不能服气。于是，临汾的知青的头面人物开始分工联络各单位的知青。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跑遍了太行、吕梁两山的各个县城，做宣传、送材料。此间，山西各地区原北京知青的信访、上访活动逐渐恢复。从八月开始，忻州、临汾、长治、阳泉、榆次、太原等地区的知青代表几次赴京与北京市有关部门会谈，提出一些解决的设想，但没有什么效果。这时候知青们认识到返京的奋斗确是长期持久的，决不能气馁，为统一协调，及时交流，又建立了全省京津知青返回家园活动信息交流例会制度，会议常设地点在临汾，每月由各地区派代表到会交流情况，统一部署。为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法律许可下活动，还聘请了知青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担任法律顾问。这样晋省一个沿南北同蒲铁路线，放射太行、吕梁山脉的知青网络形成了，知青活动进入了成熟阶段。
这期间，政府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工作，北京市劳动局、人事局下发了文件，承认知青插队期间算工龄，北京市教育局下发了文件允许知青子女在京借读，待遇视同北京户口的学生。这些规定已显示出知青活动的效果。插龄算工龄可以在调资、分房上占优势，子女借读可以解决部分在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知青子女教育的问题。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措施，但知青最根本的返京要求仍没有进展。
时间进入了1986年初了，为了使知青问题引起重视，显示知青的力量，临汾知青要搞一次游行。他们把游行日期、路线、人数事先上报了临汾地委，地委领导立即出面制止，但没有效果。
1986年1月12日上午十时，临汾的700多名京津知青聚集在平阳广场，知青的头面人物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北京、天津的知青们团结起来，我们是“文革”的受害者，“六八”式的上山下乡耽误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损害了我们的一生，我们要求公正解决！我们坚决要求返回家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随后，“在京津知青坚决要求返回家园”、“我们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的大幅标语引导下，开始了山西京津知青史上的第一次游行。一路上，知青们挥舞小旗、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群情激昂，绕着临汾城转了一圈，知青所在单位领导、公安民警紧紧跟随，但没强行干涉，沿途观者甚多，很快波及到全省，传达到北京。给人感觉到：知青活动又升级了！
很快，政府拿出了新措施。山西省政府从各地北京知青中找了几十个平时听话，对返京兴趣暂时还不太大的知青组成了一个名曰“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在全省各地及北京进行讲演汇报，以抵消知青活动的影响。1月28日，汇报团在北京中山公园演讲后，一些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并讲话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前的做法，今后还要坚持这个方向。汇报团的讲演并没有影响知青们的活动情绪，相反增加了他们的逆反心理，又自行组织了一次震动北京城的春节拜年活动。
2月7日，腊月二十九，北京笼罩在节前欢乐的气氛中，但自晋省返京探亲的知青们却没沉浸在欢乐中，他们不满意汇报团在北京讲演的内容，认为代表不了广大知青的心声，他们要让政府倾听他们真正的想法，于是一次奇特的拜年活动发生了。阴历腊月二十九上午，六百名知青按照事先的布置，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涌向了北京市委门前，市委秘书长、信访处长出面接待。一位临汾知青的头面人物主持这次活动，他的嗓门真大，站在众人前头，大声说：“今天我们给北京市各位领导拜年啦！”，一时掌声雷动，一条大标语迅速打起来：“68年北京下放中学生向北京市各位领导拜年。”另一位知青头面人物宣读了拜年信，再次代表知青要求各级领导正视历史、正视现实、尽快解决返京问题。随后，主持人又宣布：“把拜年礼物送上来！”立即，一个知青快步跑上，把17个土豆、5斤小米、2斤红枣、两瓶老陈醋送上，掌声又热烈响起，市信访处的人把礼物收下，随后知青们点燃了爆竹，一时响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北京市委门前发生了自1985年4月静坐后的又一次知青活动高潮。这次奇特的拜年事件又一次引起有关部门的震动。从2月7日晚到12日，正值春节期间，组织拜年的知青头面人物分别被北京东城、丰台、海淀、朝阳、门头沟等公安分局拘传，受到审问。一位原平知青被东城分局被带到分局后，拒理力争，被两个年轻警察拳打脚踢，身带伤痕。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接管北京市信访接待站，所在的街道两头戒严，公共汽车停驶，几百名警察和大量警车布置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信访处周围。
被各公安分局拘传的知青头面人物春节后放出，那位被打的原平知青上书全国人大、中纪委、公安部、北京市委，要求对抓人、打人事件做出处理，否则将予起诉。随后北京东城公安分局政委、纪检书记专门赴山西原平这位知青家里赔礼道歉，出示了对随意打人的两名警察拘留五天的处理副本和审讯记录。一个打人的警察谈到：我真不知道他（指那位原平知青）是知识青年，他们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委屈，我们动手打了他们，感到非常痛心。

“万民折”的诞生

1986年3月，春节返京探亲的知青基本返晋，他们在北京市委门前的拜年活动发泄了一番闷气。与此同时，在京作了演讲的“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也回师返晋，分成若干组，在晋省各地巡回讲演，但凡是汇报团所到之处，知青活动就形成高潮，一边是汇报团讲演，一边是知青集会游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汇报团成员的汇报说服不了知青，而知青们却不断地进行反驳。在忻州，汇报团两位成员在忻州剧院里面讲演，不少知青在剧院外面讲演，内容却大相径庭。会后，知青们要求与汇报团那两位成员座谈，遭到与行的省委副秘书长的拒绝，两位成员急忙钻进汽车，受到知青们的哄笑，一位成员心中极为难过，甚至休克了，被送进医院抢救。这样的汇报讲演怎么能代表知青呢？还是到晋中演讲的两位汇报团成员明智，他们在讲演结束后与知青们一起进行了座谈，表示了自己是迫于无奈，知道大部分知青反对他们的演讲内容。在临汾，汇报团的讲演受到更大的抵制，知青们集会，散发了宣传资料。一位知青在宣传材料中写道：请问汇报团的同志，当你被突然哄抬起来接受殊荣的时候，你是否更多地想到“文革”给祖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当你慷慨激昂发表演讲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在充当混淆是非的工具？同时文章对某些人的无力说教尖锐指出：如果当前搞什么“好儿女志在四方”理想教育的话，那么首先接受教育的应该是一些领导同志及其子女们，他们还有几个子女留在异地、边疆？他们有什么资格在滥用特权之后对历尽磨难的平民子弟指责、说教？
官方的宣传与知青的宣传，开展了对阵。官方可以凭借掌握的宣传媒体进行，而知青们只能利用自己印刷的宣传品进行，而印宣传品的费用还是集资来的。知青们编辑的《知青简报》开始出刊了，上面刊登各地知青活动的消息、批驳文章。他们认为：“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的要害是“再教育”，知青们要否定的就是“再教育”。某些人把“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再教育”混同，混淆概念，不能以理服人。一位知青写出了《再教育的历史回顾》，文中分析“再教育”的由来是1968年9月5日及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的编者按和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的意思说：过去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教育。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由此看来，“再教育”的提出是荒谬的，“再教育”成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完全是“文革”的产物，彻底否定“文革”，怎能不否定“再教育”呢？另一知青在一篇题为《剖析“再教育”》文章中说：“再教育”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千百万知识青年，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受到良好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文革”前，广大中学生在党的阳光抚育下成长，出现了像刘文学、张高谦、雷锋、王杰等英雄人物，根本不象“再教育”提出者说的那样都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另外“再教育”否定知识的作用，把长期实践中，人类积累的丰富自然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反动的，谁占有的越多，就越反动，就要接受“再教育”，连初一、二的尚未毕业的中学生也不放过。只有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思想，学习知识成了多余。这是历史的倒退。其次“再教育”摧残了一代人。尚未学完知识的中学生被迫中断学业，许多人才毁于一旦，连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比不上二十世纪这场大悲剧。同时文章针对有的人说“上山下乡”是“文革”前就有的做法，不是“文革”中才实行的说法进行分析：“文革”前确有少数人“上山下乡”，但是自愿的，国家并不需要所有学生毕业后都去当农民。“文革”中的“再教育”迫使绝大部分中学生插队当农民，把两种插队形式混为一谈，实际上是用“文革”前的插队掩盖“文革”中错误的“再教育”，不能自圆其说，更不能以理服人。这些文章把“再教育”的谬论批驳的体无完肤，起到统一知青思想的重要作用，更坚定大家为返京而奋斗的决心。
4月13日，忻州地区五百名知青举行集会，宣读了《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号召同意此信观点的知青在上面签名，发起了全省万人签名（又称“万民折”）活动。因为晋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文革”期间来了北京知青10万来人，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只剩万人左右了，大部分知青已利用各种手段返京或迁移他处，剩下这部分人，大都无背景，无钱财，返京无门，上访无果，现在只好采取联名形式再次表达心声了。
历史上采取“万民折”上书的情况不少，但记入史册的不多。清朝时期，康有为等1300多学子上书朝廷，史称“公车上书”是著名的一次，结果没什么作用。如今知青要联名上书能起作用吗？这个暂且不表，先摘要“公开信”的部分内容在此披露：“中共中央及各级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对纠正‘文革’以前和‘文革’中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处理错的历史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是，在如何看待‘文革’中的老三届中学生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统一的看法和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一九六八年的所谓‘再教育’运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在彻底否定‘十七年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前提下，以不正当的手段把北京的几十万老三届中学生‘一刀切’地赶到农村，与当年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一样，去接受触及灵魂、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运动实际上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产物。”“在党中央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我们至今仍留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向党和政府提出落实政策，返回故乡的要求，当然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了。‘文革’中的‘再教育运动’与‘文革’前实行的上山下乡，无论从形式、内容和性质，我们认为都是有原则区别”“令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十八年来在山西的大部分知青以明返城、暗返城都可以被人默认和理解，东北军垦建设兵团神话般地一夜之间几十万人大返城也被史诗般再现中央电视台屏幕，而我们现在留在山西的知青仅仅因为提了一个返城要求，就受到斥责和警告，甚至被公安部门跟踪盯梢，收容审查，传唤通知，个别知青遭到看守人员殴打侮辱？”“‘云稀未必天无泪，位卑岂敢忘国忧’，请党和政府相信您的儿女，我们这一代人懂得：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们坚信党的领导，一切历史遗留问题会在正确的政策面前迎刃而解。”这里面没有过激的言语，完全是讲道理，反映问题的口气，得到大多数知青的赞同。于是针对这封信的签名活动开始了。当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通讯方式很不发达，基本靠人跑。从太行到吕梁，从汾河两岸到晋北高原，凡有知青的地方就有签名活动的进行。各地区、城镇的知青头面人物不辞辛苦，走家串户征求签名，但本着自愿原则，绝不勉强。由于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知青们签名踊跃，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知青也打消了顾虑。所有名字统一签在十六开的白纸上，最后汇集在知青定期召开的例会上。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征集到知青签名6900余人，可以说当时仍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签了名，最后制作了有80多页的“万民折”，装订成厚厚的一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各种笔迹签名，表达了知青们坚定的返京决心。 “万民折”复印了50份，由36名知青分为6个小组进京递交国家最高机关和新闻媒体。
中南海新华门前，三个知青代表手持“万民折”走向大门，卫兵发出警告：不许靠近！里面快步走出一名军官，自称为003号，说有事可跟他说。知青们说明来意，说要把“万民折”交给中共中央胡耀邦总书记。003号翻看“万民折”，上面的众多签名令他惊讶，他小心地拿起“万民折”，神情严肃，“啪”地一个立正，敬了个军礼说：“请放心，我一定转交！”
公安部，站岗的军人挡住送“万民折”知青代表的去路，知青说明来意，军人拧着眉毛说：“你们知青的事与公安部有什么关系？”不让进，也不肯通报。知青代表耐心说明：当初我们下乡时，2分钱就被注销了北京户口，现在快20年了，还没返回，户口归公安局管，公安局归公安部管，怎能没关系呢？接着又讲了知青痛苦的遭遇和要求返京的愿望，说得军人动了心，通报了里面，放知青代表进去，“万民折”交给了一位处长。
国务院信访处和北京市信访处是重点，他们接到“万民折”后答复：“上山下乡”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许集体上访，万人签名是不安定因素；有困难找当地政府。知青代表谈了自己的观点；1、我们反对68年“再教育”式的上山下乡；2、不能说知青活动是少数人闹事，“文革”期间到山西的大部分知青已返京，为什么剩余少数人一提返京就是闹事？3、只有反对极左路线，解决历史遗案，才能铲除不安定因素；4、既然上山下乡正确，你们现在再发动一次；5、我们提供原在山西插队的，现已返京的200个高干子女名单，让他们再返回山西，哪怕当县长、县委书记的，我们就不再提返京的事，这些问题叫信访处人不好作答。
这次“万民折”活动进一步显示了知青活动比以前有更深的进展，不再局限于北京，而又上书到中央。6月14日，《人民日报》内部刊物《群众来信摘编》又刊登了曾经在1985年4月9日《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上反映过知青返京要求的介休铁路中学工作的那位知青的来信，反映了后来知青春节在北京市委门前拜年，在晋省举行集会游行，抵制“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讲演，搞万人签名活动等情况，并谈到：知青们对“文革”期间“六八”式插队正确性表示怀疑，与“文革”前少数人自愿上山下乡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按“六八式”插队一代代下去，就是摧残人才，践踏知识，国家前途不堪设想。文章还说，知青们的要求与愿望如不能圆满解决，平息这个风波是困难的。这是国家级内部刊物再次登载山西知青情况，还列为头条。

知青省城大游行

转眼到了1986年10月，晋省各地京津知青纷纷举行纪念粉碎“四人帮”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他们在街头打出标语，召开集会，继续控诉极左路线，彻底否定“再教育”。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桩报复知青头面人物的事情。一位知青头面人物所在的忻州某单位，迫于上头的压力，把他从销售科调到车间劳动，此人不服，立即表示要辞职。原平地区知青们闻此后，立即向省、地有关领导及各地知青发出函电，披露事实真相，反对压制、报复知青头面人物的行为。各地知青的纷纷声援使头面人物所在单位只好又任命该知青为单位的三产企业副经理。但这一情况激发知青们的情绪，他们觉得的正当要求总被认为是错误，时刻会遭到打击报复，如不让有关领导知道知青们的决心与信心，问题的解决可能还要不知拖多久，迫害还会进行，于是知青们拟召集全省北京知青骨干，到省城举行一次游行，显示知青的力量、决心与信心。
1986年10月26日，已近深秋，太原的清晨冷风飕飕。上午九点，太原火车站一下聚集了近千名知青，他们是来自大同、榆次、临汾、运城、长治、忻州、原平等全省各地区的京津知青代表，都是连夜乘车赶来。组织分散在多山的晋省各地知青统一时间来省城行动，在当时通讯、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的条件下，需要有周密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一点知青们在坚决返京的旗帜下做到了统一行动。经过简单的布置，九点十五分，近千人排成四列纵队，由八名知青组成前导队在前引路，队伍由车站广场出发，浩浩荡荡经五一广场、迎泽大街、解放路向省委所在地进发。八幅大标语穿插队列之中，主要内容有：京津知青坚决要求返回家园；请求党中央对文革中“再教育”问题给予明确答复；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对知青进行迫害；大人物与小百姓在政治上应人人平等。知青们挥舞小旗，振臂高呼，口号声直冲云霄，沿途围观者不下十万。游行队伍通过路口时，四个红灯同时开启，各路各种车辆全都停驶，好让队伍顺利通过。太原的交警说：自打太原解放以来，路口四个红灯一起开启的事从没有过。中午十二点，游行队伍到达省委门前，一知青头面人物宣读了致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并递交省委办公厅主任。
就在知青活动逐渐升级的势态时，1986年12月4日，北京发生了大学生游行的事件，同时，国家游行管理条例也即将实行，这些给知青活动带来复杂的情况。下步知青活动如何进行，需要冷静的思考和正确的分析。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九名知青核心人物在山西忻州研究下步知青活动的部署。有的知青主张：“八五年在北京市委搞了静坐，八六年在北京市委搞了拜年，八七年春节快到了，干脆在北京搞次知青游行，何况有了上次太原游行的经验，让知青活动造成更大声势”，也有的知青反对：“目前形势复杂，大学生在北京刚游行完，游行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我们的游行有违法的嫌疑。”双方各抒己见，争论非常激烈。最后对是否在京游行进行了表决，以5：4的微弱多数取消了在京游行行动。会后，各地区知青同时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及北京市委发出电报：山西北京知青要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事后，公安部内参上写到：知青在忻州玻璃厂某知青家以5：4 的微弱多数取消了北京游行。
1987年春节，北京信访处终于松了口气，虽有大批知青返京探亲，却没发生大事。2月2日，正月初五，二十二名知青代表再次到北京信访处上访，信访处领导出面接待，态度有所好转，谈到：你们今年没游行，出乎意料，这样很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知青们提出了解决知青的十六字方针：允许回京，鼓励留下，统筹兼顾，综合治理。由此看来，知青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活动，把握火候，掌握政策、遵守法律、因势利导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事情并没有很快解决，知青活动处于了胶着状态，他们不愿与学潮混在一起，但活动又要坚持下去。于是一些知青想出了新法子，出现了假离婚、假死等情况。有的知青为达到返京目的，自愿离婚，成为“三种人”，以便返京。他们花五十元钱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变成独身，回北京就符合了政策。有的甚至在有关部门开出了死亡证明书，成为丧偶者回京。一时真假难分，离婚者甚多，一些地区的北京知青中50%人办了离婚证，闹得北京方面弄不清真假，又规定只有八五年前的离婚证才有效。离婚、复婚成了游戏，真叫人感到可笑。
艰难的事情在1988年下半年终于有了转机，1988年10月15日，北京市劳动局、公安局、教育局、粮食局联合发出关于解决在外地的原北京下乡青年子女回京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京劳青发字[1988]496号），规定每户知青允许一名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将户口迁入北京，办理转学或就业手续。接着，知青子女陆续返京，后来有关部门默认知青本人只要在京找到接收单位，北京市允许户口迁入，而且如果夫或妻不是北京知青的，也可一同户口迁京，有的知青有两个子女的也给解决了北京户口。知青们的梦想终于真的实现了！知青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从1984年至1988年，四年的岁月里，一个从最底层自发喊出的声音，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最后得到圆满的解决，这里面包含了历史的机遇、合理的奋争、决策的实际、实事求是的体现等综合因素，表现了国家有关政策在“文革”后的明显转变，各项工作务实的态度，非常值得记载、总结。这是继北大荒、云南知青实现返城梦后又一个知青梦的实现，但有很大区别。北大荒、云南知青实现返城梦是当时集体在兵团、农场就业，相互紧密联系，而且大部分知青还没组成家庭的情况下实现的，而山西原北京知青实现返京是在先插队，后分配了工作，并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的情况下进行的，解决起来难度要大得多。
2006年夏天，早已返回北京的一些山西原北京知青返京活动头面人物的代表主动邀请在航天部工作的原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一起就餐，感谢他担任秘书长期间在知青返京问题的解决中所做的大量工作。袁先生时年已66岁，20年前解决知青问题时40多岁，他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不少工作，但在任北京市秘书长时解决山西的北京知青返京是一生中难忘的得意之作，我心里很同情你们，很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有亲戚与你们的遭遇一样，但我当时又不能明确表达出来，觉得非常难受，我真不希望当时你们继续大闹下去，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的，后来你们还是挺聪明的，没有趁学潮时再闹事，问题也解决了。现在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于是大家举杯，与袁老干杯，山西原北京知青返京问题的解决实现了圆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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