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红军何以败走苏区？—回到历史现场省视苏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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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何以败走苏区？
　　——回到历史现场省视苏区革命

　　陈铁健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15日 09 版）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黄道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49.00元
　　 写中央苏区的文字，颂扬者居多，批评者也不少。黄道炫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截取1933-1934年中央苏区全盛到败走这一时段，着重探索以往基于政治考虑而被忽略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力求追寻原初的历史面貌；以当年的而非后来的，描述的而非价值评判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考察历史的本然进程。正是作者对历史的敬畏和谦卑，成就了这本以客观平实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

　　 革命源流：物质利益和精神鼓舞

　　 革命，多由知识分子发起。20世纪中国发生的反满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莫不如此。先有主义党派，后建军队政权，再由党政军动员群众，占山掠地，夺权建国。反思中央苏区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问题。

　　 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各地之间极不平衡。以土地占有情况来说，中国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赣南、闽西地区又小于这个水平。“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没有得到证实。”（该书31页）土地较为分散的赣南、闽西地区，竟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可证原先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站不住脚。

　　 通常认为穷则思变，革命源于贫穷，固然不无道理，但当年赣南、闽西却非大贫大穷之地。赣南粮户年有剩余，农民可以吃饱饭，并有山货可换必要日用品。革命，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有限。1932年大灾，粮食短缺，加上频繁的土地变动，农民生活未升反降。姑且不计政策过激，仅大批党政人员涌入，军队激增，粮食供应紧张，就是重要因素。1933年春荒，富田人“甚至吃草”（260页），博生县有人吃药自尽，兴国黄塘区有人为争两升米把兄嫂活埋（261页）。第五次围剿开始，国民党加紧封锁，粮商囤积加价，粮荒严重。随着政府强行收粮借谷政策出台，农民生活更加艰辛。而在“赤白对立”的边界地段，生存状况恶化，“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350页）。总之，在不得不承认贫穷是革命的温床的同时，也不能说在某一地区革命就一定是由贫穷造成的，须知不少是“被革命”的。

　　 中共发动农民革命时所运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质利益策略，对农民仍有吸引力。将地主富农占地强行拿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之外，还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赣南、闽西宗族势大，公田占20-50%，属宗族集体所有。轮耕经营，由族中年长有威望者管理，并受农民自发监督。中共把公田分给农民，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体占有，这对于注重实际利益的农民来说，其影响虽不能高估，却也非同小可。分到土地和财物的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他们“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皮干起来了”。他们说：“只要分到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71-72页）很多人在尝到分田地、分财物的甜头后，便把自家和革命绑在一起，跟着共产党走了。这正是发动者乐见的结果。

　　 除开物质利益，农民也注重精神利益。人生在世，不论文化高低，都渴望受人尊重，得到认可。农民的身份意识，长期被漠视，处于沉睡状态。中共通过政治鼓动，向农民宣传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使其抗争意识逐渐觉醒，这是农民拥护中共、投身革命不可或缺的政治、心理因素。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恰与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大小相一致。而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1934年政府借谷、公债等，平均每人负担超过3元）的情况下，仍然得到大部民众拥护，没有精神上的慰藉是难以做到的。

　　 游民也有参加革命者，多以改变其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窘境，或借机报仇、发财、做官、讨女人等为目标。游民在中共队伍中，可以发生正面作用，也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直接或间接制约中共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和贯彻。胡绳说“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当不可小视”。

　　 用武力推动革命 在夹缝中求生存

　　 就苏区革命的进程来说，大多数地区是中共红军把革命送到农村，而不是农民自主发展革命。相当多的农民，更希望有人能够替他们创造出幸福，双手送给他们，而不是铤而走险。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是江西、福建是否具备成熟的政治、军事、地理、人口诸多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再加上对农民革命潜力的调动和发挥，即使在赣南、闽西这样地权关系并非畸形的农村，也不影响这里成为革命的中心。

　　 本书引用陈诚对中共在赣南一带创建根据地的分析，颇堪玩味。一、地理环境。赣南地势高峻，山岭重叠，交通极差，是“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瑞金是“种一年吃三年”之地，“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二、政治环境。东有对国民党中央“逐渐反动”的十九路军，南有“形同割据”的粤军陈济棠部，西为“与政府同床异梦，与共产党亦无所害”的湘军何键部。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对江西鞭长莫及，有心无力，赣南山乡“更成化外”。人民对政府的“希望破灭”，易受中共宣传。“所谓贫穷是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就是这个意思。三、人口稀少。“地虽富饶”而“人口愈益减少”。中共军队的后勤，如地贫人多，则补给困难。赣南“富而不庶”，军队“取给于当地”并非难事。四、军事形胜之地。江西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举足轻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难左右逢源”。“赣南之成为共区，开头也未尝没有偶然的成分。及至坐大以后，才又加进去选定的成分。”本书认为陈诚之论“并非全无根据。历史如世事人生，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切，成功者的秘诀不在于全知全能，更多的还在于发现、领悟、把握并适时创造机会的能力”（77页）。作者进一步指出，当年中共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弱势政治力量，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夹缝中求发展，乃是一条政治通律。

　　 外部客观条件固然重要，而主观能动和智慧运用同样重要，甚至非常重要。该书认为，苏维埃运动是中共仿效苏俄又具自己特色的创造的产物。它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白手起家，仅仅数年形成一支不容小视的武装，由此走上武力夺取政权之路，确实是一个传奇，令世人震惊。

　　 军事占领下广泛的社会动员

　　 苏区党与政权建设，都与红军推进和军事占领（即所谓武装割据）密不可分。本书指出“军事力量对政治和社会的主导作用，是观察苏维埃运动须臾不可忘却的基本背景”（109页），即“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111页）。

　　 如同中共建党时期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赣南、闽西早期党组织也以知识分子为主。随着红军大量进入，党员源流发生变化，人数激增。本书征引当时文件：“党的组织的发展，是红军打过之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90页）到1934年8月统计，中央苏区的党员约15万人。中共组织原则直接承袭苏俄，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强调服从、忠诚、守密、牺牲和奉献。但超常发展党员，则会冲击这些标准。1933年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两万多人速成进党。瑞金用开会方式对新党员训练一天了事。博生县某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么？’”某支部“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共产党’”。不少人不知共产党为何物，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反水”问题。尽管如此，“大发展的结果，还是使中共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身的影响力”。（95-96页）

　　 苏区政权从中央、省、县、区、乡到村，村代表制度把触角有效深入到最基层，另有贫农团、妇代会、工会、反帝同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耕田队、突击队、轻骑队等。体系严密，环环相扣，层层相连。同时建立党、政、群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力求廉洁施政。各种群众组织中，群众性地方武装最受重视，发展尤快。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即提议组建农民武装，将16-45岁男女编入“赤卫队网”。城乡赤卫军成为红军的后备军。从省到县、区、乡，形成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的有机链条，既保武力兵源供给，又可实现对社会的凝聚和控制，首开人民武装制度和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1934年4月，这支群众达到50万人。蒋介石对它的作用，赞叹不已。

　　 革命的精义，不仅实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实行价值观的改造，即实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整体变革。宣传功能下的文化教育，要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战争服务。“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小学一年级语文《三字经》通俗易懂地鼓吹阶级观念、男女平等和反抗意识，一时激起阶级意识，拥共思想。其他如扫盲运动、民众夜校、干部教育、工农剧社、文艺演出、红色歌谣、体育运动、群众大会，等等，其社会动员的现实功用立竿见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其进步之程度与麻醉之力量，殊可惊异”（132页）。蒋介石在训斥部下时，盛赞苏区教育“最有精神”。

　　 无庸质疑，中共努力唤醒苏区民众，动员他们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反专制求生存的阶级斗争，为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一抹光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中央政府，其宣传意义大于实际作用，难以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胡绳说它是中共“左”的产物。然而，它却以拉开中共夺权建国序幕载诸赤色史册，成为中共历史值得大书的一页。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何以失败

　　 中共经过四次反围剿战争，呈现了强悍的政治力量，何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重创，败走苏区？本书认为中共失利既有自己的问题，也有国共力量的变化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后，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逐渐与外国建立正常关系，经济呈现较好发展态势，日本侵华势头略缓。1933年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依仗其武力优势（国民党50万，红军10万；前者有大炮1200门，后者只有几十门），取缓进战略：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蒋估量“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1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184页）。

　　 军事上，面对堡垒中的敌人和愈益狭小的空间，红军反围剿作战已不适用诱敌深入战法，而运动战也难觅战机，犹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怀语）。这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运用最多的就是后来备受诟病的“短促突击”战术。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将主力埋伏于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军前沿阵地时，主力“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李德、周恩来、项英、朱德都有同样主张，朱德、彭德怀、林彪曾撰文论述。这是在战略被动大背景下一种寻求机动攻势防御的无可奈何的战术选择，虽有合理性，却不像李德和中革军委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巨大效应。

　　 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人养活一员，负担奇重。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达30%以上（317页）。当时有人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288页）。岂止是牺牲一点！

　　 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其端的肃反运动，以党政军群的精英为杀戮对象，元气大伤。其理论依据是张闻天、梁柏台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包括自订法律法规的限制的理论。实践中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之先导，遗害巨大。就中央苏区肃AB团的行动来说，它远早于苏俄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也不可完全归咎于战时环境。

　　 有准备的整军以退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1933年9月底攻占赣东北之黎川开其战端，继而经硝石、浒湾、团村之战，两个多月已迫使红军转为战略防御。红军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圈里，始终未能实现调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标。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中共欲迎又拒，采取关门方针，失去联合同盟军反蒋良机。蒋介石几乎兵不血刃地击败十九路军，把福建纳入手中，转而全力进攻红军。1934年2月后，经过平寮、凤翔峰、广昌外围战，国民党军于4月逼近广昌。此时，共产党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受到不谙军事的中共领导人博古信赖，成为中共军事决策者，掌握了红军行动决定权。在李德指挥下，广昌战役从4月10日到28日，历时18天。红军打破不固守坚城的惯例，展开大部队参加的保卫战，被认为是苏区中央执行被动防御政策的体现。此役，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1/5。广昌战役后，红军转而采用依托坚固工事，实行固守堡垒战法，节节抵抗，以求为战略大退却赢得更多时间（442页）。后来把这段时间的防御当成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错误加以批判，显然有欠公允。

　　 面对苏区危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说，1934年3月，他曾提出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瑞金会议提出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早在1931年初就指示“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1933年3月，又提出红军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束缚于领土上，应“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积极评价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之举。到1934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已形成共识。6月16、17日，共产国际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同意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对此，国民党方面也预判中共红军动向。5月中旬后，蒋介石、陈诚已判定红军必将“西窜”，“冲逃”（441-442页）。

　　 为集中筹划战略退却。1934年夏中共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主持其事。7、8月，部署重要物资西运事宜，同时令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探路调敌。稍后，中央派员与粤军陈济棠代表谈判，达成红军“借道”等项协议。9月30日，共产国际电示：“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在物资、舆论、组织等方面所作的准备较为充分，过去一些回忆录说红军高级指挥员一直到长征开始仍不知将要进行战略退却的说法，已被证明不实（469页）。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于都河北集结完毕，战略大退却由此开始。在湘江战役前两个月，从赣南到黔边，行军3500里，几乎未遭遇大战。

　　 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是对手的动向。粤方为红军西进让路，是一重要原因。更要者，蒋介石明知红军必定“西窜”，却将包围圈的“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李宗仁语）。蒋介石日记：“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何键、白崇禧、陈诚纷纷建议增兵西线，合围红军主力。蒋介石却出人意料，西兵东调，逼红军西走，而非围歼。9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自问：“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稳操胜券的蒋介石，不等江西战事结束，即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山，到西安部署“川陕会剿”，把目光转向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

　　 本书指出，蒋介石确有对红军“放水”之意。蒋纬国晚年忆及此事：“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475页）11月3日，当红军主力已离赣南尚未远飏之际，蒋令部队缓进，“不必急取瑞金，而可先取于都也”。不无占领瑞金将会刺激红军回师之虑。本书引用何其巩11月底上书蒋介石谓：“赣南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再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又云“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向前）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蒋批曰：“卓见甚是。”蒋稍晚日记，将追歼红军、抗战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结合，意味深长。这也是红军撤离初期得以整军以退，顺利西进的有利条件。

　　 不过，两个月后的湘江之战，整军以退的8.6万大军，却一败而锐减至3万多人。本来桂系对蒋欲控西南不满，白崇禧于11月22日突令桂军主动撤离，使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沿线无兵防守，为红军敞开渡江通道。中央纵队距湘江不过80公里，如轻装疾进一天多可到。然而，领导同志需担架抬着走又携带坛坛罐罐的红军竟走了3天，错过渡江良机，招致大悲剧。后人对此质疑甚多，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已超过本文范围，姑置不论。

　　 余 论

　　 学问之道，在明理、悟道、启智、益世。本书以《历史的弹性》作引言，以《革命的张力》为结语，妙语横生，颇具意境。

　　 第一，“平心静气，不抱成见，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最初的历史和我们的认知之间，恐怕总是会存在距离，所谓历史的弹性大概就是由此而来。”“政治口水”，盖指研究者的批判情绪。这是史学研究者的一种类型，往往在触及悲剧性历史事件和人物时突显出来，此与平心静气型研究者各具特色，又与各人经历相关。两种类型，只要言之有据、持之以故，就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并可互补短长，同舟共进。

　　 第二，“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本书翻遍历史资料，提供正反两面的大量细节，纠正了不少陈说旧论。近来有人指斥“碎片化、工匠式的史学研究”。“碎片”者，实即历史细节，而寻觅历史细节，又须有“工匠式”的索隐探幽、去伪存真的精神。历史家只能从细节与逻辑关系的必然性中作出正确判断。没有细节，只说空话，那是史学研究吗？

　　 第三，革命是天赋权力的“非常态”表现，它“不是包医百病的仙丹”。革命有时“被制造”，“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武装对农村的介入就具有一定的空降革命色彩”。人类发展规则与革命运动之间所显示的冲突，“时时提醒人们在革命令人炫目的张力后面，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从历史的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本书为博古、李德、王明，包括张闻天、毛泽东在内，都说了公道话，正是作者“友善地面对他人”，“潜心地研究学术”所表现的良知和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