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人：青海地质五队的“一打三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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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质五队的“一打三反运动”

－－作者：聂树人

别了，“校园文革”！

大学毕业了。
1968年8月，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后，1967届毕业生分配工作已经结束，我被决定留校。后来了解到，我是1967、1968届毕业生中，惟一一个留校的学生。
我自认为，自己从来都不是当官的料。从我被推举到“学生领袖”的地位上起，我仍然认为，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历史把我推上了这个令某些人嫉妒的地位，不过是一埸误会。
两年多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工-军宣队于1968年8月进校后，黑白颠倒，人鬼不分，使我对官场的险恶和黑暗更感到厌恶。远离官埸，重新回到老百姓的位置上去，成了我和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共同的愿望。1968年9月，已经留校的我们（王大宾是六六届毕业生，上一年已经留校），共同向地质部打报告，要求调离地质学院。
那时，我对留校不留校、留京不留京、留大城市不留大城市，并不在意。在我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听党的话，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需要的地方去。我从不担心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贞不二的政治资格，我更相信自己的技术和工作能力。我以为，以我红彤彤的心和过硬的本领，无论是荒漠、山沟，还是城市农村，我都可以良好应对，都可以进退自如。在我的前头，似乎是一马平川，任我驰骋。
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幼稚和妄自尊大。
后来知道的情况是，校园虽然有官场和社会俗庸的浊污，但是，同社会比较，它毕竟还是一座圣洁的殿堂，那里存在的主要是纯洁的师生关系，那里的主流仍然是对科学、知识和公正的追求。因此，校园里发生的文革就与社会上发生的文革有本质的区别。
显然，我不仅离开了校园，从此也离开了“校园文革”。
青海高原远离北京，或者说远离尘世。在我看来，一个远离“尘世”的人，会与世无争，更不会威胁任何人的地位和生存。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先天就患有报复性精神病的封建专制者眼里，我，及我的曾经对他们这些“坐天下”的人的权势构成威胁的同学，即使是到了月球上，也还是他们的报复对象，不把我们送进监狱，不从肉体上消灭我们，他们是睡不安稳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没有人会注重你的过去！每一个人的过去，在他开始—个新的目标的时候，其实在无形之中已被别人读成了零。在这里，没有人会因为你曾经风光过，是北京来的而高看你一眼。
初到西宁
自古，青海省就是发配犯人的地方。青海东部的许多当地人自述，他们的祖上来自南京的竹丝巷，就如同中国许多地方的居民述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下一样。
上世纪90年代初，主动要求或被组织分配、派遣到西藏、青海等边远地区工作的大学生，立马就可以入党；21世纪之初，愿意到中国西部工作的大学生，除有入党的先机外，还有当公务员之类国家干部的政策诱惑。
我们呢？我们这些后来被称为“老五届”的大学毕业生呢？我们在没有任何政治优先、组织预后承诺的情况下，却都自觉不自觉地来了。仅北京地质学院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毕业生，就有三百多人到青海省工作。
后来知道的情况是，四清运动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极左政策驱使下，青海地质局领导为了多创政绩，即使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也要求地质职工大干快上，创造奇迹。由此，一些地质工作者就魂断高原。就在我到达西宁前不久，在海拔4300米的德尔尼铜钴矿区施工的地质三队职工，在下班途中，因大卡车陷入冰河中，职工的生命面临危险。有三名工人下车，淌过冰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队部报信求助，结果，只有一名姓贾的工人爬到队部，另外两名工人（一名叫耿雪生）却命断雪原。
好像，正是这两个工人的命，方换得全省地质职工的“冬眠”。
见到了陈逸
命运注定，我这一生要与陈逸连在一起。
因为有闲暇，就去《青海日报》社找陈逸同志。陈逸是《青海日报》1966年“六．三社论”的执笔者，由于这篇文章切中了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形势而引起了争议，有的人说它是革命的檄文，好得很；保皇派则说，它把矛头指向了革命老干部，因此也就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大毒草。由此，不仅陈逸个人从此具备了当“运动员”的资格，为此而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大体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青海8．18”派，另一派是“捍卫队”派。
1967年2月23日（注意：“二月逆流”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青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2．23事件”。陈逸同志及其夫人在这次事件中不容分说被投入了监狱，成了“反革命干将”。
1967年3月24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领导人会议认定，“青海2．23事件”是一次将枪口对准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事件，宣布：“青海8．18”为革命的群众组织。
“地质东方红”和“青海8．18”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地质东方红”及“首都三司”到青海串连的学生是“青海8．18”的坚定支持者。“青海2．23事件”发生后，又是“首都三司”立即向中央反映情况后，才引起中央重视，方有了给“青海8．18”彻底平反的“3．24决定”。
此后，我还到过他家几次，我们在一起交流对文化革命的看法，讨论一些疑惑的问题。记得陈逸对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而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很有意见，认为这是“左派幼稚病”；这种先天不足，必遭报复。
在他的家里，我还认识了孙正荃和李镇欧，曲锦秀和徐国柱等。前二者是《青海日报》除陈逸外的另外两大笔杆子；后二者则在以后的“抓5?16运动”和“清查运动”中成了“青海8?18”的倒戈分子，他们以他人的血洗自己的手，骨头软得很。
翁里勋死了吗？
1969年初，我到了大柴旦的地质五队。
1969年3月底4月初，探亲人员先后到齐后，最先开展的工作当然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体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精神。此时，队上的运动进程落后于地质学院，同全国大体同步，运动正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阶段。
与我的同学同时分配来这个队工作的还有67、68届长春地质学院和成都地质学院的多名毕业生。
在零下20多度的严冬里，这个队的生产活动和政治运动似乎都停息了，但是，我仍然可以感觉到它浓浓的“革命”气氛。比如，留队人员不能闲着，“红宝书”是要“天天读”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开饭时，在窗口前排队买饭的人们得先齐声朗诵一句毛主席语录，才能进入正常的生活程序－－将饭碗和饭菜票递进窗口。
我一到地质五队，就云里雾里地听到翁里勋这个名字，但是，却见不到这个人。人们在谈论这个人时，显得格外谨慎，大有“勿谈国事”之忌。我几经辗转，方知道个皮毛。此人是个留苏学生，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吃过洋面包，是个人才无疑。他之被发配到这里，既有家庭出身方面的问题，也有本人政治方面的问题。据说，此人的政治问题发生在“反右斗争”之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饶了一顶脏帽子，却免不了发配的处罚。后来听说，这个人已经从地质五队永远消失了，因他不承认自己是苏修的特务，傍晚外出未归而永远失踪。
地质五队的政治家们在发动全队职工全面搜寻并封锁进出大柴旦镇路口整整一星期后，领导在职工大会上推断，此人可能投靠苏修去了。但是，稍有常理的人都知道，在这广袤的不毛之地，不坐汽车或骑骆驼，靠人的双腿是绝然走不出戈壁滩的。在受人监视的情况下，翁工程师不可能有机会可以事先联系车辆的；他也不可能乘骑骆驼出逃，我来小镇一年多时间里，还从未见到过骆驼的影子。在戈壁滩上这屁股大一块绿洲盆地里，夜晚离开居民点，就是豺狼出没的戈壁滩。在昼夜温差达十几度以至几十度的荒原，即是夏季的夜晚，不被饿狼撕成碎片，也会把人冻僵冻死的。对于一个对生绝望的知识分子，求正常生存不能，选择一个妥善的死的方法，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地质五队的老百姓私下推测，后来赶到的他的妻子推测，在那个连犯人都不发配的荒野，人一旦进入，不是饥渴而死，就是被狼吃掉，不可能有生还的可能。
饥渴而死或被狼吃掉，无异于自杀。自杀是因为畏罪。畏罪自杀，罪该万死！用队革委会副主任侯桂瑞的话说，是“死了连狗都不如！”
看来，不得好死的翁里勋，是既不能生，又不能死；生亦难生，死亦难死！如果顺着政治运动家们的心意去死，得事先认真仔细选择好死法，以便将后患减少到最低限度。
“牛鬼蛇神‘不要斗’！”
除翁里勋外，运动初期，队上还揪出了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叫方振铎，一个叫白耀斗。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都出身于地主家庭，都是因为说话不注意，被人揪住了把柄，而牵强附会地成了打击对象。
在青海高原工作的地质队，因为高寒，有半年时间，屋子里的火炉是永不熄灭的。不灭的炉火，就成了青海省第五地质队阶级斗争的得力工具。
在地质五队，不灭的炉火就有了新的用场：烤刑。炉火雄雄还要不断加煤，已经灼热难耐还要不断地被推向炉前。受不住烘烤，为了活命，就得“交代”。你一交代，就可以退离火炉。翻供了，“不老实”了，又被推向火炉……
游街，是比烤刑文明许多的惩罚。“牛鬼蛇神”们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写有“××分子×××”的大木牌，手中提着铜锣，被革命派押送着，从大柴旦的这一头游斗到那一头。沿途都必须不断地敲着，不断地向沿途群众自报罪名和姓名。每到一个单位，还得开批斗会，将先前的批斗过程再重复一遍，就像耍猴戏一样。
在地质五队阶级斗争闹剧中，有一个叫白耀斗的职工，他的永久的笑话是：“牛鬼蛇神不要斗！”
白耀斗，陕西省关中人，西安地质学校的毕业生，说着一口地道的陕西土话。据说，此人因为一句玩笑话说漏了嘴，被革命派揪住了辫子，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并被拖入游街的队伍。他在自敲的锣声过后，应该大声自报自己的罪名和姓名：“牛鬼蛇神白耀斗！”可是，人们听到的却是“牛鬼蛇神不要斗！”
送游的队干部井耕喜等，不得不对之“吃小灶”，进行文的武的革命教育。但是，效果不佳。人们听来，仍然是“牛鬼蛇神不要斗！”
这两个人可能因为“反革命依据”过于可笑，自我到地质五队后，就再也没有开过他们的批斗会。
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清理出的阶级敌人，现在还能记得的有刘殿柱、杨永茂、斐自新、刘自刚。前三位都是解放前或解放初就参加工作的有大学学历的老技术干部或行政干部；后者曾经是一名技术干部，毕业于西安地质学校，因为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青海后早已不搞技术工作了，进入政工干部行列，从事政治工作。文革前，他已是队政治处主任。
这几个人都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理。
为刘志刚辩护
鬼使神差，初到地质五队的我，在不断地为自己树敌。
1969年3月，回家探亲的职工都陆续回来了，出队前的政治动员被政治运动所代替，以“整党”和“清理阶级队伍”为主题的政治运动，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总纲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到了运动的这个阶段，刘殿柱、杨永茂、裴自新等都已算是已被揪出来的“死老虎”了，他们只有运动后期定案的等待了。但是，对于和阶级敌人一起被清理了半年多的刘志刚，因为本人不服且不断向地质局告状，职工群众又态度暧昧，逼得队革委会领导必须对此有个交代。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队上的群众大会。听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刘志刚问题”的来龙去脉。刘志刚在西安地质学校上学校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红又专的他，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当了队的政治处主任，前途看好。不想，在工作中却得罪了队领导王文达。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中，他即以对组织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而作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被揪了出来。打也挨过，火炉子也烤过，内查外调搞了好多趟，七揪八斗九查，得出的事实是，刘志刚的生父曾当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宪兵，6岁时生父去世，他随母亲改嫁到另一个穷人家，在养父家长大。但是，刘志刚在入党时，隐瞒了他生父的“宪兵”身份。物证：刘志刚亲笔填写的入党志愿书中，没有写明他生父的这一身份。
刘志刚对此的解释是：他生父去世早，他对生父的印象很浅淡，对他当伪宪兵的事不知道。
队革委会主任王文达的态度是：六岁，应当是记事的年龄，“我们革委会认为，刘志刚有意隐瞒他父亲的反动历史。”
会上的气氛很紧张。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如果刘志刚有意隐瞒其父亲的“敌伪”身份，他的党籍就会被开除，他的官就当不成了，仕途从此就要画上句号。弄不好，还会因此而遭受大难。
没有人对王文达的组织意见有所呼应。会场沉默，只有从几十支烟头中冒出的烟雾在不断充满屋子。从会议的趋势看，如果没有人说话，刘志刚的党籍就保不住了。
据说，每一个人都会有若干个极易犯错误的时期。走出学校刚进入工作单位就属于这样一个时期。成龙成虫，这个起点最为重要。但是，此时，我却没有想到这一点。抱打不平、同情弱者的心理，终于将我推向了战场，犯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政治错误。我发言的出发点，用21世纪初方始在中国流行的说法是“无罪推定”：在六岁的年龄段，有些事可以记住，有些事就不一定能记住。刘志刚对他父亲的政治身份，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即使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对此又能有多少理解？知道到什么程度？因此，本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人的处理问题持慎重态度”的教导，我的看法是，应该按“不知道”来对待。
我的这种看法，无异于对牛弹琴，对狼讲大道理。后来的事实证明，因为我否定了王文达的意见，使他在全队职工面前丢了脸，也给队上某些人留下了我“狂妄”的最初印象，而埋下了我日后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祸根。
杨治国是“贪污犯”？
1970年初，我从北京探亲回到地质五队时，这个队的“一打三反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一心想拔青海省地质局政治运动头筹的地质五队，又揪出两个“革命对象”，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洪全，一个是“经济贪污犯”杨治国。
地质队的职工们常说，地处边远和高寒的青海省什么都落后，只有一样从不落后：搞政治运动。
杨治国，一个受过财务会计训练的有十二年工龄的女工，多年间曾当过碎样工，也做过其他勤杂工作。现在是地质队职工食堂的会计。
做为食堂会计，面对职工：收钱，零售饭菜票，一手钱一手货；面对食堂：交钱，领取饭菜票，一手钱一手货。她的本职工作就这么回事儿。
在王文达看来，给你这么轻松的工作，除吃喝以外，你还得付出点代价。但是，当上了食堂会计的杨治国却始终不从王文达。于是，她的厄运就到来了，“一打三反运动”来了。
职工与会计这个环节中发生“贪污”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出现“贪污”的环节在食堂与会计之间。这中间，一个可能是饭菜票的交接环节，一个可能是钱款的交接环节。仍然是一手钱，一手货。交接过程一结束，就难于追究对方的责任。
显然，被王文达、韩忠民等认定的“贪污”，如果存在的话，都之不过是工作中的差错和失误，与“贪污”是风马牛不相干的。然而，这些利令智昏的家伙，为了政绩，不惜诬良为娼。
杨治国当然不会就范，她只要求队领导摆出贪污的事实根据。她的说法是：“如果你们能查出我有贪污问题，该当何罪，随你们的便！”
我知道，杨治国是冤枉的。
冥思苦想了半夜，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当第二天会议进行不下去时，我提问食堂的揭发者，让他将交接饭菜票的过程和数量再详细述说一遍，也要求会议的记录者详细记录下这些话。最后，请记录者一条一条地念给大家听。在反复核对无误后，我提议：
“何不将那个竹筐拿来，再从食堂借用若干饭菜票，按照刚才所说的数量，装进去看看，装满了，看究竟能装多少！”
结果，竹筐中装的，和杨治国账面上记的，相差不大。
杨治国没有当成“贪污犯”。但是，也不能再当食堂会计了。自此开始，至十年之后，地质五队的菜窖 就成了杨治国退休前的最后工作地。为了逃出魔掌，杨治国不得不于38岁那年申请退休，而地质五队的领导们居然就批准了。
杨治国的问题不了了之，我的问题却来了。既然我搅黄了政治恶棍们的美梦，我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洪全的“流氓新罪”
洪全，北京地质学院1965届毕业生。因为政治辅导员陈安民及邓兆伦发现了洪全的政治问题，一定要将洪全打成“反动学生”，而使洪全的毕业分配进行不下去。
洪全，是清朝的皇族出身，祖上留下了两座院子。父母去世后，由他与弟弟住着。文革前，洪全将祖上留下的房子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他也因此而成为先进青年，加入了共青团。“洪全问题”的要义是“反动言论”问题。据陈安民等的调查和收集，洪全曾说过：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上说，马列主义万岁，修正主义也应该万岁；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因为马列主义是要向前发展的，到了顶峰，就不能向前发展了；“一分为二”，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对毛泽东不能盖棺论定，因为毛泽东还活着……
“洪全问题”早在文革前，在学校里就有争议。党委书记、院长高元贵认为洪全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不能定为“反动学生”。而陈安民，以及学校其他一些政工干部，却持相反意见。因此，洪全的毕业分配就拖了下来。
到文化大革命中，顺着工作队要打击高元贵这一意图，陈安民等写出大字报，指责高元贵“包庇反动学生洪全”。洪全也不示弱，写出大字报，指责陈安民等“血口喷人”、“栽赃陷害”，并为自己辩解。问题不了了之。
1967年7、8月，1966届毕业生分配。在我的提议下，洪全被分配到青海地质局地质五队工作。
1968年下半年，1968届毕业生分配到达地质五队。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为了自己的“仕进”，“洪全问题”就又被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东俊明、王惺之等汇报给了王文达。
正在选择打击对象的队革委会主任王文达如获至宝。于是，洪全就成了运动对象－－现行反革命！
60年代初的“问题”拉到1970年，与“现行”有点脱节。于是，洪全就又添上了“新罪”。1970年4月初，在揭发批判洪全的会上，我突然听到了洪全的新罪行：耍流氓。大柴旦镇委附近，有一所医院，当时称海西州第二人民医院。在这所医院里，有一个来自北京的女职工周培林。此人家居洪全祖居附近，与洪全算是青梅竹马。洪全上大学之后，特别是洪全有了“洪全问题”之后，他们之间就很少有来往了。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不想若干年后，他们却在不毛之地的大柴旦镇不期而遇了。这岂不是缘分？
于是，二人就有了来往。从地质五队到医院，中间有三公里多路程，用脚步丈量，得花大半个小时。因此，他们的会面大都选择在星期天。周培林也知道洪全的情况，他们会面地点从来不在地质五队，大都选择在医院。
有时聊天，忘了时间，待洪全要离开医院时，医院的大门已经关上。为了不惊动门卫，洪全有时就从医院围墙上翻出院外。地质五队没有围墙，因此，不存在洪全回队翻院墙的事情。
不知何因，洪全到医院与周培林会面和翻院墙的事情，被地质五队领导知道了，就成洪全的“流氓新罪”。用王文达的继任者韩忠民的话说：“这叫旧账未清，又欠新账！”
由于证据缺乏，洪全的“流氓新罪”如“洪全问题”一样，都是不能定罪的“莫须有”。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定罪不成，定个“流氓问题”总该可以吧？这两个“问题”就构成了洪全“一打三反运动”的主要“现行罪行”，也构成了王文达、韩忠民们的主要政治业绩。
洪全绝食
面对无法抵御的残暴，人们都希望有人、有神、有强权者能出来主持公道，解除残暴者或给残暴的施行者以正义的报复和打击。
洪全从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他将祖上留下来的房产捐给国家，从而使自己也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从更早及那时，至21世纪之今，我们在老北京、新北京，都看到一部分靠吃房租而活得相当悠闲的人。洪全是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他当然知道这种悠闲的好处。可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愿意放弃有产阶级的身份，以自己的行动为当时被叫作无产阶级事业的事业奋斗终生。由此，他成了进步青年；由此，他取得了向中学生说教的资格。也由此，他有点飘飘然的议论，授陈安民、邓兆伦以话柄，从此被打入另册。
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另册中的人。因此，当灾难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时，他大声呼号，以求得到人们的帮助和解救。谁都知道，只有地质局党委的话，王文达、韩忠民才听得进去，才不敢不听!于是，他给青海地质局党委打电话，可是，人家根本不理！他又不得不给青海省省委打电报，最后，不得不给共产党中央及敬爱的毛主席打电报，却仍然石沉大海。
要说明的问题是，洪全的电文写得较长，每次至少得三五百字。那时候，发电报的费用是每字3分钱，按300字算，就得花去9元钱。9元钱，那时是普通家庭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北京，一个中专毕业生转正后的月工资才37元。
因为上级没有人干预，这更助长了王文达、韩忠民们的气焰。洪全每向上级发一次电报，对他的批斗和武斗就上升一级。用王文达的话是：我们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听我们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就是对党不满。下面的话他没有说。针对洪全及杨治国等人向上级告状而毫无结果的事实，韩忠民当着他的下属的面对洪全说：
“我们这里是天高皇帝远，你想告就告！有多少脓水你就往外流！我们不怕！！”
那时的他和我一样不懂政治，不知道那些政治家为实现政治目的，需要多少无故者为其垫背，作无谓的牺牲。正如军阀混战中一个胜仗打下来，有多少“勇士”倒下了，弹冠相庆的却是另外几个人。为了取得“一打三反运动”的胜利，没有人，没有哪一级组织会为一个、两个或更多的洪全主持公道！这就是政治运动的真谛。由此，给洪全招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更为残暴的打击，是一次又一次文斗武斗的升级。
此时,走投无路的洪全所能有的权利－－如果这还叫权利的话，就是以对自身的戕害来换取上级的注意。他选择了绝食。
当时，洪全仍然住在原来的房间里。这房间是个套间，原住着五个人，里间三人，外间两人。陈宝堂和洪全住在里间。洪全成了“反革命”，同住的工人（先前都是转业兵）为了同洪全划清界线，都陆续搬住其他房间了，只有陈宝堂、崔清禾不信邪，还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住在一起。由于这两个校友的存在，打手井耕喜、东俊明等就不敢在宿舍里对洪全施暴。
洪全绝食后，我既担心他的生命，也观注事态的发展。像往常一样，我不时到住着洪全的那间人们避之不及的是非之地去走走。没其他人在场时，就与陈宝堂、崔清禾交流一些新近队上的情况和运动动态。
陈宝堂告诉我，他们平时烧足开水，供洪全充分饮用－－据说，人可以较长时期不吃饭而活着，但是，几天不饮水就有生命危险。绝食几天后因怕出意外，陈宝堂在半夜时偷偷将一袋白糖塞进洪全的被窝。饿极了的洪全立即将头捂在被窝里吞食。因此，在绝食后的残酷批斗中，洪全虽然身体虚弱，却没有倒下。
然而，韩忠民和他的上级也是虚弱的，他们怕出人命－－如果洪全因此而死，他们的官位和前途都会受到影响。因此，韩忠民不得不派打手井耕喜等与洪全谈判，以停止武斗换取洪全进食。
五队来了个曹干事
1970年3月4日下午，可以容纳地质五队他队职工的礼堂里座无虚席。大会主席台的上方，高悬着“地质五队批斗大会”。虽然没有写被批斗者的名字，但是也知道是谁。令全队职工不解的是，在与群众席相对的用三张条桌拼起来的主席台中央坐着一位陌生而熟悉的政府大员。此人姓曹，大柴镇派出所的干事；仅有数千人的大柴旦，不用说如曹干事这类政府大员，就是化工厂的炊事员，柴运司的修理工，只要是在这个镇上呆过两三年的人，大家可能都见过面；有些人，相互间可能还打过交道。说此人陌生，理由有二，一是地质五队的职工只是听队领导介绍过，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二是这位曹大人论单位、论身份，论场合，都不应该出现在地质五队大会的主席台上。
因此，人们对突然出现在批斗会上并受到上宾对待的曹干事又感到陌生。
他要干什么？
“请曹干事对我们作政治形势报告。大家鼓掌欢迎！”王文达宣布会议开始。
曹干事首先站了起来，对此礼遇显得有些诚惶诚恐。但是，在王文达的明显提醒下，立即将大背在身上的一支带着棕红色牛皮枪套的手枪煞有介事地从身上解脱了下来，郑重地放在身前桌子的正中央。然后，又在王文达的客气下，坐了下来，开始了“小兵张嘎”式的“政治形势报告”。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是极为严重的，美帝苏修贼心不死，要灭亡我们中国！我们能答应吗？！”
他又站了起来，做了一个义愤填膺的右手冲天式。
依照常例，那发问，那姿势，应立即得到热烈的回应。
可是，会场上没有人回应。
“国内，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有其他阶级敌人，和美帝苏修一唱一合，时刻妄图颠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能允许吗？！”
这次，他的右手变成了“冲地式”，不知疼痛地地砸在了桌子上。
这一砸，仍然没有回报。
当他结结巴巴地不知所云时，就习惯性地重复一句“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然后，会长时间地停顿下来，扫视主席台下的芸芸众生。
面对这种扫视，我似乎明白了曹干事的真实身份，他不过是王文达的化身，或者说，是另一个王文达－－一个佩枪的，自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天高皇帝远”的小皇帝。
他在扫视谁？
洪全！我！和我持相同观点的人！
那手枪是显示给谁看的？
洪全，我，当然还有地质五队不驯顺的职工！
那时的我，天不怕，地不怕。一方面我也在批判洪全－－我没有胆量，也没有必要去为“洪全问题”辩解，我和大家一样在批判洪全的“严重错误”，但是，与东俊明、孙宝信等人的批判相比，我只字不提洪全的“反革命问题”。人们当然听得出这“批判词”中的弦外之音。由此，很想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创造新政绩，立新功、进大步的王文达、韩忠民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鉴于我曾是地质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以及这身份在地质五队职工中的影响，没有上级的首肯，此时，他们对我暂时还无可奈何。
我在学校里，我已经感受到了秀才遇见兵的“尴尬”。在地质五队，在曹干事挥舞手枪的赤裸中，我则深切地感受到了“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名言的至理。
洪全的逃生之路
地质五队的紧急会议
1970年5月中下旬一天上午，地质五队的高音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
“通知，通知！请全队职工立即到行政办公室开会。”
说准确点，所谓的“全队职工”指的是在队职工。此时，地质队的大部分职工已经出野外工作了，留在队部的职工主要是机关工作人员，如队办公室人员，财务人员，后勤物资供应人员，队化验室职工等。
此时，韩忠民已经去西宁与地质局的现任领导面商治理地质五队的革命大计，会议由韩忠民事前指定的一个政治干事主持。此人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是个山东籍转业兵，约1.8米的个子。
大多数人对突然开会的宣诏感到不解，只有我与杨治国心里明白。
“洪全不见了！”
会议主持者直奔主题。
被指定专门看押洪全的一位叫解明琪的工人和一位陈姓地质技术员汇报的情况是：
“昨天晚上，洪全还在宿舍里，可是，今天上午，也就是在刚才，我们却发现他不见了。”
陈姓技术员，中专毕业生，河北籍。此人为何留在队部，不得而知。
洪全绝食七天后，身体很虚弱，人们有目共睹。大队人马出队后，批斗会虽然没有宣布停止，只是因为此种会议已经失去了“促生产”的作用，在半个多月时间里，事实上已经没有再召开过这种会议。于是，洪全有了点喘息的时机，他先是可以拄着一个垒球棒，借上厕所之机，在队部院内转上几圈。后来，随着身体的恢复，他将自己的活动半径不断向外延展，以至可以在大柴旦镇的范围内活动了。
韩忠民们不能不知道这一情况。他们的葫芦中卖的什么药，我不知道，可以合理推测的是，他们也知道，洪全不过是他们为个人的政绩制造的一条“狗鱼”。王文达调走了，韩忠民接了班，成了地质五队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显然，洪全已经失去了“狗鱼”的作用。但是，下一步如何走，洪全这条“狗鱼”还有没有发掘价值，可能还没有想好，“洪全问题”还得继续是“洪全问题”。
马上解除对洪全的看押？不行！在3月4月搞得满镇风雨的中国即将被洪全颠覆的政治运动，言犹在耳。一旦对洪全解除看押，他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脸往哪儿搁？为了维护他们的脸面，洪全还得继续被看押着。至于看押的代价（看押者的工资待遇及与此有关的其他费用等等），那是政治账，不能以经济论之。
以前，派专人看押，那只是为了造势。由于没有了现实的直接的政治目的，看押的力度自然也就逐渐降低了，与此相对，洪全的活动半径也就有了扩展的可能。
就被指令看押的工人说，他们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就那么心安理得？用他们自己自嘲的话说就是，他们只有当“看守”的份儿。他们很想出野外去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些，可是，可以多拿野外津贴，可以多给老婆孩子寄点钱，这才现实。因此，他们的懈怠也在情理之中。
无论紧张也罢，懈怠也罢，洪全不见了，却是事实！
大柴旦镇，四面戈壁滩环抱，几十里、几百里地没有人烟，没有交通工具，没有充分的后勤补给准备，不要说人，就是野兽飞鸟，要离开这里也是困难的，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自古以来，青海省就是皇朝发配犯人的地方。事实上，青海的劳改工厂和劳改农场大都分布在青海省东部，柴达木盆地东部和南部。这些地方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劳改犯人尚且插翅难飞，更不用说柴达木盆地西部的大柴旦镇地区了。
“赶快去汽车站查查，洪全是不是坐汽车走了？”
“赶快给德令哈、茶卡、西宁的公安机关打电话，请他们立即拦截。”
有人反驳说：
“买汽车票要单位介绍信，洪全哪来的介绍信？”
事实上，在会议开始前，队上已经派专人专车去大柴旦汽车站查问过，早晨，发往西宁的公共汽车上没有洪全这个人，因为早在一个多月前，地质五队就将洪全的照片送到汽车站，禁止售票员卖票给洪全。
也有人分析，洪全在大柴旦镇的可能的藏匿地点。因为，会议主持者在会议开始时已经说明，他们已经给洪全“耍流氓”的地方－－海西州第二医院打过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周培林早已和洪全断绝了来往关系，况且，周培林回家探亲还没有回单位。
会议的参加者也都提供不出洪全在大柴旦还其他熟人的线索。
会议没有任何结果。
逃走在凌晨
事实上，洪全早已先于会议两天离开大柴旦而去。如果不出意外，他在昨天应该到达西宁，现在已经进入安全境界。知道这一情况的，在地质五队，只有我和杨治国。但是，我们对此不会多说半句话。
自洪全遭受批斗和绝食后，我对洪全的生命很为担心。因此，不断动脑筋，思虑解脱的办法。在部分人马出队后，洪全所住的宿舍中已经人去室空，只剩下洪全一人。此时，洪全已经恢复进食，正在调养身体。我在炊事之余，也时常去走走，了解了解他的情况，也将我听到的外部情况，主要是西宁的情况通报给他。
据洪全说，此时对他的看押已经是象征性的。白天没有人管他，他可以在院内活动，也可以到院外活动，更可以走遍大柴旦镇。只是到了晚上10点多钟才有人光顾他的宿舍：一阵登山鞋踏地的嗵嗵声，由远及近，紧接着是更重的一脚蹬门声。再后，一个黑影出现在窗子上，向屋子里张望一眼。看到洪全在屋里，一切依旧，就又“嗵！嗵！嗵！”地走了。
“来者何人？”
“以前，是谢明琪、辛朝云。现在，辛朝云出野外了，换成了陈××。”
“每天如此？”
“每天如此。”
我的判断是，自职工出队后，对洪全的看押明显放松了。蹬门一脚，是看门是虚掩着还是真关着。如是真关着，门就蹬不开，说明洪全在屋内，并插上了门销。从玻璃窗向内张望，是想证实一下，洪全是否在屋内。在验明洪全正身后，谢明琪等就可以安心回宿舍玩、聊天或睡觉了。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已经有了劝洪全逃走的打算。当时，我对他的处境甚为担心，认为现在的平静不等于未来的平静，心黑手毒的韩忠民既然已经对他动了杀心，就绝不会轻易放下屠刀。
“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死了都没有人来给你收尸。最好的办法是尽快离开这里，并要将实情向上级反映。”
“我去过汽车站，买票要拿单位的介绍信。走不了！”洪全说：“售票员在说这话时，还反复看了我两眼，好像认识我。”
看来洪全也想过逃走的事。
21世纪的年青人，对上面的这段话肯定感到迷惑。公安机关没有立案，检查机关没有批准，韩忠民怎么可以这样作？汽车站怎么可以这样作？人权何在？
这样作法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心安理得”的，用不着奇怪！即使你用100万千瓦功率的大喇叭质问一千遍，也完全没有用！读者只要知道，那个时候，公安机关抓人或逮捕人的前置程序是“党委申报，公安机关审批和执行”，就应该明白个中的奥妙。如果有人还有疑问，那就请他查查中国的“近代史”：1970年至1980年前后，全国有多少人被隔离审查，有多少人被抓进监狱，有多少人在单位里没有自由，就会知道人权在强权面前的无奈。
“走不了！”是实情。对于“走”，洪全可能考虑过多次，最后都灭失在“走不了！”这个否定中。
在大柴旦这个地域，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并且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到达千余公里外的安全地带，神仙也难逃被抓住、被撕碎的命运。
既然韩忠民已经控制了洪全正常外逃的通道，那就得另辟蹊径。
“既然你白天可以自由活动，何不在附近单位了解一下，看能不能搭上去西宁的便车？”
搭便车，又叫搭顺路车，搭方便车。在大柴旦，各单位汽车主要是在大柴旦－西宁之间往返。那时，在柴达木盆地，极少能看到小轿车，很少能看到吉普车，普遍能看到的是中国一汽出产的解放牌卡车；在柴达木盆地工作的大小官人们，还没有坐小轿车的资格；能坐上吉普车的人得是“县团级”及其以上级。如果是探亲，连“县团级”的干部也只能按规定坐公共汽车。
在这种情况下，卡车司机就成了很有特权的职工阶层。除单位领导外，让谁上车，不让谁上车，完全是他“一句话”。他们在本单位，不是孙子；在野外，则是大爷。
有的司机说：“只要能握方向盘，给个科长都不干。”
当卡车司机的最大好处是能弄到“外快”。汽油可以变钱，某些汽车配件可以变钱，捎带拉货可以暗地收钱，在卡车司机间是公开的秘密。即使弄不到外快，也能弄个好吃好喝，有的司机还能弄到快活。在地质五队，卡车经常跑西宁，几天一个来回，每趟可以顺带一个或两个人－－省下的路费相当于一个二级工半个月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从西宁往大柴旦带花色品种繁多而价格却比大柴旦低许多的点心、糖果；每趟必带的则是戈壁荒漠里鲜见的蔬菜。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经商，但是，可以送人情，可以以物易物，可以以物易情。知情者说，不甘寂寞而又爱贪便宜的一些山地工人的妻子，在丈夫出野外工作后，大都在卡车司机中找到了“情人”。在政治第一的年代里，钱与物仍然是一些人心目中的第一。
我与洪全谈话后的第二天晚上，洪全告诉我，附近182队的一个司机后天早晨5点钟出发去西宁，答应带他，要他及时赶到。
能不能走得脱？会不会走到半道被人家拦截回来？他和我都想到了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危险是危险，但是，这个险值得一冒！我和他共商的逃走方案是：
1、走前，用钢钎从屋内死死顶住门，必须经得住一脚猛踹；
2、将床铺伪装。从窗户望进去，要看见，“洪全”在床上睡得正酣；
3、给司机准备好与车票相当的钱或物，并管好司机路上吃饭。
4、明天一切活动照旧。
为了万无一失，我还和洪全具体演练了一番钢钎顶门。钢钎，是地质队山地工程中打眼放炮的损耗物品，职工宿舍里大都有一根或多根，以备不时之需。用它顶门，即是其“不时之需”之一。不过，正常情况是，用其从屋内顶住门，以作为门销的加强物。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唱空城计：人在门外，在一手将门半关时，另一手将门后的钢钎放好位置，慢慢关上门，使随门关闭而不断下落的钢钎顶在门的横腰板上，就如有人在屋内顶门一样。
演练很成功。
‘明天’很平静。
“后天”的上午，有人发现洪全逃走了……
王文达成了丧家狗
由此及彼，可以肯定的是，政绩驱使，王文达及韩忠民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得罪的绝不是我一个人。例证：
1970年5月初的一天早晨，王文达因工作调动，要离开地质五队时，杨治国站在队后勤大院即将出发的卡车门前，不让王文达上车，一定要王文达说清她的“贪污问题”。
广播喇叭没有喊，也没有人号召和组织，当时在队部的职工却一个不拉地齐集后勤大院，东一堆西一拨地凑在一起，嘀嘀咕咕或一言不发地关注着即将远行的卡车。
我也不例外，站在远处“隔岸观火”。
此时的王文达已经今非昔比，不再能对地质五队的人和事发号施令了。就是他亲手提拔的接班人和打手，此时也明显地表现出“不忠”，这些人只是应付性地劝劝杨治国，而任凭杨治国控诉“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屈。
杨治国此举，是在得知王文达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杨治国、陈宝堂等与我详细商量的对策。我们完全没有估计到结果会有这么好，没有想到走卒们的背叛会有这么迅速。
经过一小多时的控诉和声讨，王文达方勉强上得车去，狼狈地逃出不久前他还肆意妄为的地方，逃出不久前曹干事挥舞手枪的地方。
队上的人们全都目睹了王文达离开地质五队的全过程，这使王文达很丢面子。2004年春，当年和我同在地质五队工作过的张世杰还清楚地记得王文达到达西宁后，坐在地质局大门口哇哇大哭的情景。张世杰是地质五队驻西宁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经常来往于大柴旦和西宁，两边的情况他都了解。他对我说，在地质五队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王文达满以为到了地质局，地质局的伯乐和同道就可以为他伸张正义。可是，他们不再看重他这个丧家的走卒了，对他的“申诉”多报之以“微笑”。王文达可能没有想到，地质局也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伯乐与走卒，存在着得势的走卒与不得势的走卒，存在着弱肉强食。最重要的是，这里也和地质五队一样，存在着视伯乐为奴才、视走卒为草芥的大写的人！对于王文达这样的丧家的走卒，不仅人们对之不屑，狗亦对之不屑。
可叹？
可悲？
三天大辩论
辩论会由韩忠民导演
韩忠民于4月初职工出队后曾去过一趟西宁。回到大柴旦后，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即与我展开了新一轮较量：关于“洪全问题”的三天大辩论。时间在1970年的5月初。
曹干事的有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讲话和他展示在主席台上的手枪并没有吓住我。在随即开展的学习、“吃透”曹干事讲话的会议上，我不仅没有提及曹干事一个字，仍然“顶风而上”（韩忠民的用语）：继续坚持“洪全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洪全不是反革命。
我的不屈，在地质五队新任党的领导韩忠民的眼里，这不仅是否定以他为代表的党的领导的地质五队的“一打三反运动”，更是向他宣战。然而，他刚上任，根基不稳，至少，他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因此，他去西宁摸了一趟上级的底。伯乐们对他是如何交代的，不得而知，但是，从他回队后立即就开始“组织辩论”这一行动看，洪全是否“反革命”，“洪全问题”是否是敌我问题，还定不了案，还“打不死”。至少，上级没有这么认定。要他回来组织辩论。“通过辩论，将他们搞臭”，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地质局领导并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在宁可错斗一千，也不为错斗者说一句话（据说，是怕打击了运动积极分子的情绪，怕自己犯政治性错误）的思想指引下，婉转地加以“搪塞”；另一种理解是，这是地质局要员们的一次“投石探路”。此时，他们已经闻到了共产党中央打击造反派的气息，但是，还拿不定主意，特别是对我这个由地质部军代表直接下调令调来的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北京造反派头头，还不敢轻举妄动。想通过“辩论”，以观风向。进，可以进一步打击；退，可以冠冕堂皇地收兵。
1970年5月上旬的某天上午上班后，广播喇叭通知队部职工开会。会议在两通间的行政办公室召开，由韩忠民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除队领导和组织、宣传、保卫、队办公室文秘人员外，还有财务、后勤（物资采购供应、各库房保管、司机）、医务人员，勤杂工（如食堂管理员、炊事员、炸药库看守员）等。这些人中，大半是部队转业兵，除我和刘殿柱外，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连韩忠民也只是个河北宣化地质学校的中专毕业生。
世间事大都有两面性，有人常以“双刃剑”类比。参加队部会议的人，虽然大都惧于权势，且因眼前利益能动性使然，大都想取悦韩忠民，但是，他们政治阅历不多，正直、勤劳、纯朴的本能又驱使他们常常不自觉地说了真话。
这大概就是我辩论胜算的立足点之一。
记得，韩忠民在照例的开场白之后，很快就切入正题（大意）：这次“一打三反运动”意义重大，关乎着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尽管反革命分子隐藏得很深，伪装得很巧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广大革命职工，一定会将他们揪出来彻底打倒，斗倒批臭。现在，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揪出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洪全，我队的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容抹杀的。可是，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心怀不满的人对我们的运动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是别有用心的，我们一定要看清这一点，一定要坚决与之斗争。阶级敌人，你不让他跳不行，跳是他的本性。他要跳，我们就坚决同他作斗争。我希望大家都要听党的话，做运动的动力，不要成为运动的阻力。这次运动也是考验大家对党是否忠诚的运动。只要大家听党的话，与党同心同德，争当积极分子，坚决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运动后期，我们会根据大家在运动中的表现，敞开党的大门，发展优秀分子入党。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我说话是算数的。今天这个会，是进一步揭发、批判洪全反革命罪行的会。洪全很恶毒，很反动。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如果有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可以辩论。我们奉陪到底。
韩忠民讲话的挑衅性和目的性是显然的。韩忠民讲话的针对性非常明确，会议的参加者都知道，他所说的“别有用心的人”指的就是我。
自“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我很想有一个公开的场合，可以充分地发表我的观点，以消除王文达、韩忠民等背后指责我“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诬陷。
我决定接受挑战。
我面临的对手是强大的，首先是有枪炮作后盾的以韩忠民为代表的党组织，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才敢跟它碰。其次，先天注定，我得不到任何人的公开支持，不会有掌声，更不会有鲜花。在这里，“听党的话”已经变得非常现实，那就是听韩忠民的话，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洪全穷追猛打，对不同意将洪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我及其他不明确表态的人进行声讨、批判斗争，最后进行打击。革命的逻辑是，为“阶级敌人”说话或鸣冤叫屈的人，就是阶级敌人！只要听韩书记的话，你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使入党不做官，也打上了红色保护伞，长上了令人发怵的刺，如果有人冒然碰一下，也刺得他痛得直跳。因为这时的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你后面站着一个党。谁反对你，谁就是反对党。你的子女们、亲戚们也会因此而得利，他们会骄傲地宣布，他们是共产党员的子女，在入学、参军、招工或其他活动中，都会被人高看一眼，优先于他人。
相反，谁会支持我呢？我能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呢？我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我能带给你们事实，带给你们真理，带给你们到死都会不后悔的做人的良知。但是，事实是冷冰冰的，谁喜欢事实？马克思主张存在第一，好像他很尊重事实。但是，他的信徒们却并不一定尊重。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就很相信“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越来越好”之类的假话。1958年，我们的钢铁元帅升了帐，遍地炉火雄雄；我们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万斤、十万斤，让小英老美赶几百年也赶不上。二十多年后，打开国门一看，人们才知道天外有天，我们是好起来了，可是，人家按人口平均比我们要富好几十倍。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哪里还敢讲事实，哪里还敢说出事实的真相？良心、良知算得了什么！自由没有了，以至连生存权都没有了，讲良心，讲良知，岂不愚腐？
可是，我那时就是不知趣，就是不能从前人的血泪中汲取教训，明知说出事实、说出真相会碰得头破血流，明知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明知说出事实，并不能得到赞许的掌声，却还要将头硬往石头上碰！
几十年后的今天想来，我为不平而抗争，只为求得良心上的安宁吧！
辩论会规则与黑会
韩忠民们其所以敢于制定辩论会规则，是因为他们自认为胜算在握。他们不仅领有地质局军代表的圣旨，还因为他们通过组织的名正言顺的渠道，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真可谓是成竹在胸。
如何阐述我在“洪全问题”上的观点，我早有准备。至于会议如何引伸到辩论上来，我现在已经说不清了，只记得是由韩忠民的打手们有意挑起的。
一开始我并没有发言。我想看一看，韩忠民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只是到了按顺序我必须发言的时候，我才不得不将我以前的观点重述一遍：严厉批判洪全的严重错误思想，却只字不提“反动”二字；只承认洪全的严重错误是认识问题，就是不上纲上线到立场问题。
我一发言，就等于辩论会开始。因为，他们的准备工作就是“顺理成章”地从这里开始的。我还没有说完，就有人急不可耐地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认为洪全问题是敌我问题，洪全是反革命分子吗？”
对此，我不予理睬，继续我的发言。发问的人急于向组织表现，一再打断我的发言。我希望他等我说完了再问，再回答他，于是，就引出了辩论规则问题－－另外有人出来主持公道了：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前一个人说完了，后一个人才能说，中途不能打断；如认为有必要打断，要征得发言者同意。
韩忠民对此的表述是，辩论会不限时间，要开多久就开多久，直到把是非辨清。
有人故意提问：聂树人要做饭，只能参加一半会。怎么办？
“安排其他人代替。”
韩忠民胸有成竹。
事实上，韩忠民在会议开始的讲话，核心内容已经在“昨天”晚上的策划会上讲过一遍。因为，在此后的辩论过程中，为能参加这样的会而洋洋得意的一个名叫李德森的炸药库看守员意外地说出了这个策划会的情况：“以前，我们这些工人很少参加批斗会，现在，队上新领导班子给我们进步的机会，我感到很荣幸。以前，我听说过洪全是反革命，但是，我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在昨天晚上的预备会议上，我听了韩书记的介绍，才知道了，洪全这个反革命分子是多么恶毒，他胆敢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对他老人家一分为二，要对他老人家钉棺材钉子……”
此时，我突然回过味来，终于抓住了韩忠民的狐狸尾巴：
“请等一下，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昨天晚上你们开了个预备会？”
“是啊！有什么不对吗？”
这个李德森并不知道这种坦诚有什么过错。此人出身农家，当志愿兵到过朝鲜，转业到地质队拿工资甚为得意，见着当官的就唱赞歌说好听的，因此，队上人见了他不称其名，而都称他“李狗顺”。
这个人的职务是炸药库保管兼看守员，长年驻守在队部北边约1公里处的戈壁滩上，终年与野兔为伍为敌－－那里野兔出没，他经常可以用细铁丝之类套到兔子，除自己享用外，有时还孝敬领导。
此时，我瞟了韩忠民一眼，只见他阴着脸直摇头。
“我们工人……”李德森没有注意这一点，还想继续往下说。
“我打断你一下。”我向李德森示意，“请问韩忠民同志，你刚才说，今天的会是进一步揭发、批判洪全的会，是要大家发表看法的会，为什么还要在昨天晚上开预备会？”
“……这是我们组织的事。”韩忠民先是一愣，想了想说。
中国的事，不论好事坏事，不论打右派还是放卫星，只要有了“组织”的名义，就都一通百通，永远正确，谁也不能有异议。
“我无权干涉你们组织的事情，但是，揭发批判洪全的会议，大可大张旗鼓地进行，好像用不着找一部分人开预备会？用不着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相信这一部分人，不相信那一部分人！”
我的估计是，在到会者中，肯定有一些人没有参加什么预备会。他们应被视为不受信任者。我要力图扩大我的阵营，至少，我希望有更多的同情者。
“你管不着！”韩忠民有些恼怒了。
“毛主席一贯主张光明正大，主张有事摆到桌面上来，而不要策划于密室，不要躲在角落里煸阴风，点鬼火。你们是组织，当然不会这么干。我只是希望，要相信群众，不要分裂群众，不要以组织的名义，组织起一部分人对付另一部分人。”我继续揭露道。
走钢丝，过雷区
读者一定能想得到，我当时“一对多”的险恶处境。这处境，绝不是平常的打嘴仗，胜了败了都无所谓，想扳回一局还可以重新再来。如果一句话说错，我将“全军覆没”，同洪全一样，会成为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韩忠民，以及那些为了得到韩忠民的施舍，自己也想爬上权台欺压人的少数人，才是这次辩论会的另一方。试想，韩忠民那一帮，几个人，十几个人，二三十个人，结成了不同层次的帮派梯队，在机枪坦克大炮飞机的掩护下，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向我逼来。他们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要在白昼里找到阳光的黑点，要将鹿说成马，要将猪说成大象……显然，这是一个难耐的漫长的过程。人与神展开搏杀，真话与假话抬杠顶撞，无知与常识搅成一团……
多少双眼睛对我虎视眈眈，谁都想下第一口；多少对耳朵支棱着，想从我的牙缝中听到一句半句可立即将我送进监狱的“反动言论”；多少张嘴巴憋足了劲，时刻准备将污水向我喷来；多少个脑袋在不停地算计着，他们可以从这场政治赌博中得到什么……我自己的感觉，则如在旷野中被不明数量的群狼围咬着，我必须全天候地对付来自前、后、左、右、上、下的撕咬，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将自己置于与我同在一屋的大多数职工之中，同他们一起维护神，捍卫神。同时，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不是权势者，并不真地就相信权位可以给人带来神气，并不相信权位越高神气就越大，并不相信自1949年以来他们自己、他们的父兄、他们的亲友、他们的乡邻的一切福祉都是权位上的神带给的，一切祸都是阶级敌人带给的，更不相信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百万千万人都是自然灾害所为，都是苏修逼债所杀！
我相信，我的心与他们相通。
那时的我毫不畏惧，有如长坂坡的赵云，挺枪跃马，冲入敌群，杀的天崩地裂，日月西出，整整杀了三天三夜，七十进七十出。
在这种会议上，我绝不奢望会有人为我喝采。在这真理扭曲的场合，在这通过告密就能飞黄的时代，在这通过黑白颠倒、凶狠残暴就能腾达的世道，对我讲的实话不加反驳，就是公道；不对杀手们喝采，就是公道；保持沉默，就有良知，就有人性！
读者在前书中所看到的所谓的“洪全问题”，如果放在21世纪之初，不仅不会成为“问题”，还会获得赞许，因为它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提出要早近20年；洪全同志不仅不会成为“反动学生”、“现行反革命分子”，还会以马克思主义水平高，敢讲真话实话而受到“小平，你好！”式的对待。地质五队的那个辨论会如果放在今天召开，我用不了5分钟就会将韩忠民驳得体无完肤。闭关的环境和封建权势毕竟抗不过世界大潮的冲击，韩忠民之流尽管还有胡萝卜可用，还有大棒在手，但是，他及他的喽罗们至少不能那么“理直气壮”了，而且胡萝卜也没有了先前那样大的诱惑力，有些人早已对“考验”不屑一顾了。
但是，在那时，为洪全辩解，却无异于走钢丝，过雷区。
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尊重事实，说出真话，要冒极大的风险，不是玩命，也是玩火。21世纪的年青人，有相当一部分不知道毛泽东为谁。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毛泽东是神而不是人！不仅毛泽东，共产党的大小领导，都是神。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上都曾经发过神光。1957年，有人因为给某个共产党员提了点意见，就成了右派；学生时代的洪全，不过是把毛泽东看成了普通的人，不过是把毛泽东思想看成了一种社会学说，说出了大实话，而累累惨遭不幸。
在人与神的搏杀中，我不得不站到神的一边，承认神化了的人的光荣伟大英明正确，承认神化了的人的天生的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承认神化了的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承认神化了的人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我希望能“在严厉批判洪全的错误中为洪全开脱‘罪责’”。出于这种考虑，尤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我绝不能像洪全那样“实话实说”！否则，不仅不能帮洪全半点忙，我也会惨遭灭顶之灾，会成为布鲁诺第二，哥白尼第二。为了“曲线救洪”，我只能把真话当假话来批判，把真理当谬误来点评。以此，我才能有申张正义的资格。这真是可悲之极！
出于这种考虑，我的发言要点是，“洪全问题”是严重政治问题，必须彻底批判。我引用林彪的话，引用当时大家熟知的神化了的毛泽东的有关语录后说：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他过去正确，现在正确，将来还会永远正确。而洪全却狂妄至极，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将毛泽东与我们这些寻常百姓相提并论，竟敢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与寻常事物相提并论，要对我们伟大领袖“盖棺论定”，要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还要狂妄地对它加以发展。如果放任这种思想存在和泛滥，一定会给伟大领袖脸上抹黑，会给我们前途无量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对此，我们要坚决批判，绝不留情。
为了争取同情，我以退为进：我们是否能设身处地地设想一下，如果有人问你，既然毛泽东说过，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对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你如何回答？
如果有人问你，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那，马列主义还会不会发展？毛泽东思想还会不会发展，你如何回答？
如果有人问你，既然社会对人一生的评价是“盖棺论定”，当有人问你，或者问韩忠民书记，毛泽东也是人，对毛泽东的一生是否也应该这样评价？你如何回答？
……
屈服于某种压力，出于多种安全考虑，你可以不回答，你可以不顾逻辑推理，胡说八道、强词夺理、不负责任地乱说一通。但是，当你站在教室或大礼堂的讲台上，面对几十双，几百双渴求知识的天真的眼睛，你能昧着良心胡说八道吗？
你如果回答说，对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那对毛泽东有关“一分为二”的观点又该如何自圆其说？
这些观点与当时横行于世的造神论观点并不相抵触。可以想到的是，没有人敢于回答这些问题。
在辩论过程中，我进一步争取群众：我们谁没有经历过年青无知的阶段？谁天生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红彤彤一片？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也曾上下求索，寻求革命真理。如果真理在那儿放着，还用寻求吗？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允许不允许走错路走弯路？一走错路，一走弯路，就一棍子打死，那谁还敢探索革命的真理？洪全说那些话的时候，还是一个学生，还处在受教育的阶段。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容忍年青人有无知的权利？如果容忍，洪全为何说过几句无知的话，就不教而诛，要被一巴掌打死？！
在座的同志们，我们都既为人子女，又为人父母，我们谁人没有经历过年青阶段？我们一生下来就聪明绝顶，没有幼稚过，没有说过蠢话，没有干过傻事？我们的子孙同样要经历年青无知的阶段，他们会不会因为年青无知，与洪全一样，说出蠢话傻话，干出傻事，而在未来某个时候，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成“现行反革命”？
……
在对洪全进行了几大通臭骂之后，我的“但是”终于出现：
但是，“洪全问题”是认识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问题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因此，洪全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同志，而不是阶级敌人。对他应该“惩前毖后”，而不应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三天的辨论过程中，韩忠民一直是台前台后的操纵者。每当打手们顶不住了的时候，他就会立时出现在会场，大讲“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大讲“面对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要立场坚定，要旗帜鲜明，不能坐山观虎斗，不能远看水涨水落，要有具体行动！”他多次抛出诱饵：“组织就在你身边，组织正在对你进行考验”。他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韩忠民说话算数，大家很快就能看到结果。”
我对此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建立在存在第一，意识第二的根基上。存在第一就是要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首先得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阶级斗争中，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说实话，胡编乱造，给人强加罪名，能算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员吗？一个要求入党的同志，如果将自己的进步建立在听领导的话，顺从领导意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存在第一、实事求是等党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种昧着良心的进步，这种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的进步，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有人真地就这样进步了，他真地就入了党，在我看来，这种进步只是一种耻辱，一幅沉重的十字架。当他站在共产党员的队列里时，当需要为他人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献身时，他有没有底气大喊“共产党员跟我来”？当他人大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时，他有没有勇气跟上去？当他想在人前显夸自己是共产党员时，他会不会想到自己这共产党员的称号光荣不光荣？当他做噩梦时，他会不会梦到他进步的垫脚石会变为恶神厉鬼，向他索命？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辩论词，究竟是在辩论，还是在说教，或者是在上党课－－就如我上大学时，大学老师讲给我们的。
我讲的这些话韩忠民是绝不愿意听的，他暗示他的打手几次打断我的话，但是，事前制定的“辨论规则”帮了我的大忙：在我自己未声明讲完时，任何人不得打断我的话。
我的辩论词有没有人听进去了，不得而知。但是，在此后的辩论扯皮中，会场的气氛是越来越低沉了，发言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最后就剩下了韩忠民的几个打手。
当打手也没有了辩论的底气时，韩忠民不得不赤膊上阵了。
“我们革委会和党的核心小组认为，洪全就是反革命，铁板钉钉。多年来，洪全这个恶毒的家伙在一些人的包庇下，没有被揪出来，没有剥去画皮，蒙骗了不少人。现在不行了，他吃不开了，我们把他揪出来了，把他放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剥开了他的画皮，大家都看到了洪全反革命的丑恶嘴脸。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党组织在对待洪全的问题上是十分慎重的，我们也征求过局领导的意见。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对于洪全这样的坏人，我们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揪出来，批倒批臭！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照例，他又将政治诱饵抛了一遍：
“我还想重复，组织就在你身边，组织正在对你进行考验。我一再表态，我韩忠民说话算数，就看大家的表现了。”
对此，我的辩论词是：韩忠民同志是想以组织压人，而不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式的辩论，来弄清真相，最后做出正确的结论。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根据我的推测，我们的这次辩论会是在地质局领导的指示下才举行的。因为在地质五队领导上报将洪全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材料的同时，还一定会要求将不同意将洪全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也作为反革命分子来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局领导大概也理会出了“洪全问题”上的猫腻，才作出了在全队开展辩论的指示。局领导作为上级机关，一般不轻易否定下级机关的决定。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局领导，当韩书记要求你，不仅要你同意将洪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要求你同意将对此持不同看法的同志也打成反革命分子，你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在事实和党的方针政策还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表态，显然是草率的。正确的作法应该是，既然有不同意见，那就展开辩论，通过辩论，分清是非，分清敌我。如果洪全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那么，通过辩论，他的反革命问题也跑不了，而且会越辩越明；那些对洪全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在辩论中暴露出来，自己把自己搞臭。如果洪全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只是一个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同志，通过辩论，也可以提高大家实事求是、讲政策的觉悟，提高大家分清敌我的意识。这样也会使地质五队的领导不致犯更大的错误。因此，我的看法是，大辩论有百利而无一害。
综上所述，局领导对“洪全问题”，即对洪全是否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并没有明确表态。如果有结论了，还搞辩论干什么？况且，“一打三反运动”还没有到运动后期，还不到下结论处理阶段呵！
在对韩忠民书记的话进行了解剖后，我开始了反击：韩忠民书记说他们组织认为洪全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且是铁板钉钉子。但是，你韩忠民书记钉得死吗？毛主席说，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你们这样做，慎重吗？没有上级机关的审批，你们钉死的钉子还得拔出来。我还想说的是，仔细体味韩忠民书记的话，好像就地质五队的党组织革命，北京地质学院的党组织就不革命，至少，没有地质五队革命。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1965年及其以前，北京地质学院党委是由高元贵任党委书记的。那时候，政治辅导员陈安民、邓兆伦在一群极左分子的支持下，坚持要将洪全定为“反动学生”，高元贵书记、院长就是不同意，把问题给挂了起来。
1965年，在王焕任地质学院的党委书记时，王焕书记也不同意陈安民、邓兆伦们的极左作法，不同意将“洪全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洪全问题”继续挂着。
1967年，在高元贵和王焕参加的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洪全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应正常分配工作。于是一致决定并报地质部领导审批，决定洪全同1966届毕业生一起分配。
“洪全问题”是地质学院人人皆知的老问题，他的毕业分配经过了三届领导和地质部领导，都不认为洪全是“反动学生”，当然也不认为洪全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是，为什么洪全分配到地质五队，在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政治问题的情况下，却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地质学院党的领导都错了吗？难道地质部领导也错了吗？难道普天之下，就地质五队的党的领导正确吗？难道地质五队不是在同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统一号令下工作的？
在这种难堪的情况下，韩忠民又强词夺理地拉出了洪全的“现行问题”：洪全在大柴旦医院的“流氓活动”，外加洪全在二医院“翻院墙”的事。
这个问题在前面的辩论中，是韩忠民的打手们反复炒作过的剩菜。我只是向韩忠民提了几个问题，就使他张口结舌：在座的同志们都结了婚，都是过来人，我只想问问大家，你们谈过恋爱吗？你们的子女还要不要谈恋爱？中央什么时候有政策说，谈恋爱有罪？中央什么时候有政策说，谈恋爱是生活作风问题？中央什么时候有政策说，生活作风问题是政治问题？中央什么时候有政策说，生活作风问题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如果谈恋爱成了问题，在座的诸位，包括韩忠民同志，大概都得列为“一打三反”对象。至于洪全从医院回单位，因为大门关了，不想打扰人而翻院墙的事，无论怎样上纲好像都上不到现行反革命这个纲上来……
如果韩书记有什么高见，我愿意继续奉陪。
辩论会整整开了三天，第四天不开了，队上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会后，工人中的舆论是：聂树人嘴会说，我们说不过他。
谁能相信这种自嘲自叹呢？人世间长嘴的人，除过哑巴，谁的嘴不会说话？即使是不会说话的哑巴，只要不患痴呆症，总也分得清黑白，分得清凶恶，分得清是非曲直。黑白颠倒的嘴，说不出能服人的理！显然，“聂树人嘴会说”，既是对失败表示承认的另一种说法，也是弱者面对强权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
这大既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我碰到的与我个人直接有关的第二次公平！虽然这公平处在浓重的神威和强权的阴影下。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一切，如果没有尊卑贵贱地放在公平的天秤上，放在没有杀手没有屠刀的言论自由的环境中，经过平等的讨论或辩论，大都会得出人性化的而不是兽性化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如果韩忠民这类人能尊重事实，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他就不会继续坚持错误，在洪全问题上和其他问题上栽跟头。
不幸，伯乐体制与说实话的境界格格不入，中国的平等与公正还处在梦幻之中。反过来说，说实话，显良知，遵循理智，对拯救人们灵魂，拯救我们这个社会是多么重要。
洪全后传
常如唯发现了洪全
1971年4月，地质五队接到密报，说洪全在刚察县城出现。韩忠民立即派专车连夜开行几百公里，到该县抓人。
后来知道的情况是，告密者姓常名如唯，即1969年初在地质局机关工作的那个常干事。工资政策规定，野外地质队的工资标准比局机关的高。那时候，在局机关工作的普通政工干部都愿意选择一个好缺口，调到野外地质队去工作，既可以少看当官的眼色行事，工作又相对舒服，又能拿到高工资。地质工作的对象是大山，爬山涉水是地质队员的基本功和基本生活。但是，在地质队工作的政工干部则用不着爬山，他们虽然得随地质队员到山野中去，但是，爬大山，那是地质技术人员的事，他们没有地质知识，即使碰到纯金矿石，他们也不一定能认识。因此，他们只需在分队驻地呆着，作好监督工作就行。这也算出野外工作了。等到收队回到大队驻地，等到地质工作的成果出来，他们就有收获，可以和地质队员拿一样的野外工资，享受一样的劳保待遇；可以和地质队员一样，成为地质工作成果的创造者。归他们独享的还有一项，那就是政绩：一切成绩都是在分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取得的！
有此美差，常干事当然不能放过。于是，他选择了到青海省第二水文队某分队当政治指导员（即党支部书记）。从西宁出发，头一天赶不到驻地，必须在刚察县城住一宿。凑巧还是不凑巧，他刚一下车，就看见了洪全。
因为“一打三反运动”，洪全成了地质局的名人，对洪全的突然消失，即使调离了局机关，常如唯也是早就听说了的。现在，鬼使神差，给他了一个邀功的机会，他在若无其事地和洪全打了招呼后，在派人顶梢的同时，立即去邮局给局机关运动办公室和韩忠民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采取行动。
洪全对常如唯缺少警惕，他虽然对常如唯“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事了，你还不快回队上去工作？”的话将信将疑，打算第二天离开这是非之地，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韩忠民派来的井耕喜等人就敲开了他家的门。
后来听洪全说，他离开地质五队后，并没有到西宁，而是在湟源县城下了车，随即搭了一辆开往刚察县城的便车。刚察县城有他一个中学女同学，名刘品德。此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分配到刚察县县城的中学，算是对她这个北京来的才女的照顾。刚察县是一个牧业县，没有工业、她能见到的不是牧民，就是从牧民中提拔起来的当地干部。县城也有少量汉族干部，但是，这都是些什么人呀！不是早已成家立业的大字不识几个的军队转业干部，就是在省城州府混不下去的二混子。要谈对象，要论婚嫁，她可是一个都瞧不上眼。于是，就同因为落拓而至今还光棍的洪全通上了信。洪全也因为再一次落拓，就径直投奔刘品德而来。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托刘品德一个学生家长的情，他们领了结婚证，成了夫妻。这个县城并不大，其规模还比不上内地一个小镇子。洪全怕被人发现，改姓换名，昼伏夜出。住了近一年，安全。
活该他倒霉，那天傍晚，却碰上了常大个子。
洪全被周定喜打断了肋骨
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洪全被地质五队的打手们押送回大柴旦，第二天就开始了更加严厉的批斗。此时，也正好是我遭难半年，遭受批斗的时期。
现在的年青人对这种明显违反法律的举动一定很不理解，或者还会提出为什么不向法院控告他们违法之类的问题。我想告诉21世纪的年青人，至今的中国都是权大于法，党领导一切！公检法三大执法部门都得听党委的，党委又得听书记的，小书记得听大书记的，全党得听毛泽东的。毛泽东死了，改革开放了，进入法制时代了，一切都变了……但是，毛泽东所创建的这种听话体制并没有变。
就是这么回事。
韩忠民以此向大柴旦镇委及海西州、向地质局报喜，说他领导的地质五队“抓革命，促生产”又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
4月下旬，洪全被人押送着，随野外分队一起出野外，继续批斗，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活靶子”。
当我于1971年5月16日被押送到西宁的“5．16学习班”时，洪全也在野外分队接受批斗。在韩忠民的煽动下，一个叫周定喜的转业兵提起一根钢钎就朝洪全打去。洪全的几根肋骨经不住钢钎的打击，喀吧一声，就断裂了。
据说，洪全当时痛得昏倒在地上，可是，韩忠民之流却大声斥责洪全装死，拉起来继续批斗……
周定喜是1970年底的转业兵，家庭出身好，只是在部队长进不大，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到转业时，他似乎悟出了点什么，很想在地质队弥补一下。因此，一到地质队就显出很听话的样子，凡是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谁的话他都听。对于参加地质队的批斗会，他显得特别积极。阶级斗争教育给他的理念是，阶级敌人都不是人，是畜牲，甚至连畜牲都不如。对他们是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的，无论怎样残暴，都不会过分。
有人说，民主的理念需要从小培养，而暴虐是不学就会的。
周定喜的残暴告诉我们，民主的理念需要从小培养，而暴虐经过权势者纵容，就会心领神会，不学就会。
希特勒是否亲手杀过人，待查。但是，他是法西斯头子却没有疑问，因为成百万犹太人和其他无辜者的被杀都是他纵容的结果。
洪全的肋骨在地质五队被打断，据说，在上报材料中还成了韩忠民之流的业绩政绩。用他们的话说：这是群众出于义愤才发生的意外，它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地质五队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足见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阶级觉悟的极大提高……
急功近利的韩忠民是一个技术人员。如果他做技术人，做文人，或许能有所建树。做文人可以快意思仇，他甚至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成为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因为这时他手中的“权”是笔。做官，做伯乐，他就不行了。在权势利益驱动下，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就变成了刀。当官的是不能轻易“拔刀”的，因为这刀一拔出来就可能见血。因此，有权力的人要慎重，要谦卑，要随时随地检点自己，必须忍辱负重。韩忠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他就成了地质五队的暴君。
洪全之被打断肋骨，与林彪、四人帮有无直接关系，从来没有人追究过。这算不算“打砸抢”中应该包含的内容？如果不算，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打砸抢”？如果算，谁是打砸抢分子，谁又是打砸抢的主使者？
权势者们对此是不置可否的，因为洪全从来都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与他们无关。只是到了后来，事涉韩忠民的时候，他们才出来说话了，只是他们并没有为洪全说话，而是为韩忠民在1974年遭到清算心怀不满，大鸣不平。
清算韩忠民
1974年，在北京养伤的洪全不断上告，地质部领导方引起注意，在做出给洪全同志彻底平反批示的同时，指示对事主韩忠民应严肃查办。新任地质局领导方借此东风，限定时日，令韩忠民到地质局报到，交代问题并接受批判。与此同时，我们这些已调离地质五队的受此案牵连的人，包括陈宝堂（地质四队）、崔清禾（地质十五队）、胡正煌（地质二队）、张玉锁（地质十队）、朱筱丽（地质十队）等，都被召集到西宁，与洪全一起对韩忠民进行清算、揭发与批判。
据说，韩忠民接到停职检查并限期到局报到令时，神经很为紧张，与打手们进行了多次密商，寻求对策。他在来西宁时，亲自选了包括周长春、杨松龄在内的两三名保镖，腰别手枪，日夜跟随左右，以防不测。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些棒子、棍子们色厉内荏的心态。
此时的我已经逃出地质五队虎口，调到地质研究所，但是，在地质五队遭难的“5?16上层骨干”问题还不了了之，韩忠民对我的穷凶极恶还历历在心。我到西宁后，即与大家一起投入到清算中去。当时的地质研究所驻西宁工作站就成了我们的活动基地。
在此期间，我的一位陕西老乡（关中蓝田人）王民轩曾找上门来，希望我们能高抬贵手，放韩忠民一马。此人毕业于“西安炮校”，先前同韩忠民在一起共过事，对韩忠民的提升有所帮助，同我的关系还算可以，因此，有出面说情的资格。我对他的回答是，对韩忠民这种蛇蝎一样的恶人绝不顾惜。
记得，为了尽快将韩忠民的罪行揭示出来，我文思如泉涌，不打草稿，直接复写（为了留下底稿）成文，经过一日的努力，一气呵成三四十页的小字报，贴在地质局办公楼东头楼梯的二楼楼道的墙壁上。这里，上下行人多，光线也好。
与此同时，其他同学也写了些配合的大、小字报。
对韩忠民的其他揭发批判过程我已记不清楚了。在我的印象里，在此期间，我没有同韩忠民面对面地交过锋，可能是考虑到我与韩忠民积怨太深，怕我直接与他对阵，双方会过于冲动，而致难以收拾的场面吧！更重要的是，强加于我头上的“5．16”问题还不了了之，局领导也不愿意让我过多地出头露面。
后来的情况是，在地质局的清算告一段落后，洪全、韩忠民和我的其他一些同学一同到地质五队去继续清算。并明令韩忠民必须在地质五队的群众大会上作深刻检查，否则，继续停职检查。
韩忠民在地质五队检查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也没有打听过。听到的一点情况是，韩忠民除当众向洪全赔礼道歉外，官还是照样当。只是这官算是当到了头，再无爬升的希望，直到二十多年后退休，仍然是个队级干部。
这种结果全在意料之中。在中国的伯乐体制下，凡是进了官场圈子的人，都会受到圈内人的关照，是所谓“猩猩惜猩猩”，同类勿伤也。可以想得到的是，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干的事，不也如韩忠心在地质五队干的事一个样？韩忠民的爬升原本就受到“西安炮校”势力的默许，不可能因为一个不值一提的洪全，就将圈内一员大将抛弃。事实上，韩忠民的检查完全走了过场。他只需要将洪全安抚下来就行了，给他补发全部工资，报销足额的医疗费，补助有关的损失，总之，洪全提什么，只要政策允许，都可以答应。反正，这钱绝不会让韩忠民个人出，而是从从国家的腰包里掏。
那些在运动中入了党，提了干，得了实惠的人，一丝一毫也没有损失。此后还官运亨通，比如井耕喜，从地质五队的一个转业兵直升到地质二队的党委书记（队级干部）。
附带说一句，1970年10月23日，我也被隔离审查了。北京地质学院军宣队与地质五队的韩忠民终于接上了头，一拍即合，将我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送上了“绞肉架”。从此，我成了“5.16上层骨干”，也成了“反革命分子”。这是后话。文革运动也进入“抓5.16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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