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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文，转自 何新博客
文革悲剧之谜的解释：
张春桥是蓝衣社（华蒂社）特务而非叛徒
——对于文化大革命性质的再思考
何新按语：2003年，我在《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一文中论及：
“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毛所使用的江张姚王一流皆属下下流品人物。此辈既缺乏政治智慧与才能，其人格形态又至为猬琐卑劣，唯以诌佞毛泽东为能事（于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传》）。”
本文即是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后草写的续篇。
顺便说明：本文所引用的史料和资料来自中共中央关于四人帮政治历史的文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国内公开出版的有关回忆录和文革史料。
1977年中共中央关于四人帮罪行文件的附件之一：
导 论
毛泽东说：“我一生就是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背景资料】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这两件事均彻底改变了中国现代史。但是对于后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尽管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有关史料已经不断解密和披露，但研究却至今未见突破和深入。
我认为对于文革的研究,应当划分三个层次的论域:
１）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论域。
２）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的论域。
３）历史背景、后果和影响的论域。
这三个论域，相互纠葛且紧密相连，但仍有必要分别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和讨论。
我在写于约10年前的《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网上转载很多，见百度或谷歌）一文中对上述问题曾经有所讨论。
本文则拟讨论文革政治斗争论域中一个被以往的研究者所普遍忽视的问题，即关于张春桥在文革中的的政治作用问题。不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文革中的许多事情就找不到理性的解释。而至今许多人仍把张春桥以及其领导的上海帮与毛泽东本人视同一体，以为张春桥或“四人帮”（即上海帮）是毛泽东的代表。这是至大的误解和错谬！
（1）被文革史家所忽略的张春桥
近十年来，关于国共斗争中的谍战故事已经大量解密。人们知道在建国前的革命斗争中，中共在国民党阵营的一批高级卧底特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其中包括隐蔽于国民党军政最高层的郭汝瑰（国防部作战厅长）、熊向晖（胡宗南机要秘书）等重量级人物。
然而天道循环，历史是最大的反讽者。毛泽东晚年的文革运动几乎葬送了他前半生的功业。大批的中共开国元勋以及老干部在残酷的文革清洗运动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飘零殆尽。而这里最具有反讽意义的事情是，一个阴鸷、内敛、隐蔽的富歇（FouchéJoseph，1759—1820）式的政治人物，深刻地影响改变了文革运动的政治方向。而此人，其真实面目却是国民党蓝衣社（军统前身）于１９３７年派遣进入延安的秘密卧底特工——张春桥。这是国共谍战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一幕。
长期以来，张春桥仅仅被视作毛泽东的一个佞臣或江青身边的弄臣而被评论。因此，对文革研究的焦点，一直完全集中在毛泽东和江青以至林彪身上。张春桥几乎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
然而实际上，这个人的作用是如此重大——此人不仅是点燃文革之火的《评海瑞罢官》一文的政治组织者，也是5.16通知、九大报告和九大党章的主要定稿人和组织者。
【背景资料】
康生曾经说九大党章是毛泽东主要委托上海方面制订的：“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党章。修改党章过去都是领导机关搞，这一次毛主席说要动员基层的党员参加修改党章，并做了一个示范，把这个任务首先交给上海的同志。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修改党章的经验，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的通知，发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加这个工作。”（《康生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70.4.18）
事实上，毛泽东多次认真地考虑指定张春桥作为自己（领导党和意识形态）以及接替林彪（介入军事和军队事务）和周恩来（接管国务院）的政治接班人。
【背景资料】
毛泽东晚年关于接班人问题的反复考虑：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越南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这里毛泽东针对的是刘少奇，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心要换接班人。
913后缴获的林彪笔记本中有以下一段话：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1966年8月毛泽东选择了这位手挥红语录“跟着转”的林彪做了接班人。
但是，在林彪之后是谁？毛泽东曾经数度考虑选择张春桥。
据邱会作回忆：九大后，毛泽东就接班人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毛泽东问林彪，总理年龄大了，你考虑过他的接班人没有？林彪说没有。毛泽东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林彪不表态，顾左右而言他。
又据阎长贵（曾任江青秘书）最近引述毛远新（曾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的联络员）的谈话：
“毛远新说：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
主席曾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这样认为，但我说不足的是他不能团结干部，城府太深，有点儿阴。
当时（1976）主席在几个副总理中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了华国锋。
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
大量解密的政治史料表明，张春桥非但不是毛泽东的佞臣或江青的弄臣，而且在文革的全过程中，此人极大程度上影响以至改变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决策。他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很早就被屏绝于冷宫的江青、经常被视为错误路线执行者的周恩来以及并不被毛泽东真正信用的陈伯达和林彪。
张春桥几乎不动声色地颠覆了他在文革中所正面遭遇的所有的政治对手——包括陶铸、陈毅、陈伯达、林彪、邓小平等超重量级人物，而且险些就颠覆了总理周恩来。
至于江青与张春桥的关系，多种史料和证据表明，江青实际对此人一直心存戒惧。她敢撒泼辱骂一切人，却唯独从未对张春桥说“不”（NO）！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真正形成重大决策的人物并非组长陈伯达或第一副组长江青，而正是第二副组长张春桥。
张春桥喜怒不形于色，总是在暗中操作一切。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是其政治工具，而据军统总务长沈醉文革后的回忆录，他在30年代即在上海军统特务崔万秋家中同时遇到过江青与张春桥。所以这两个人是旧时相识的王谢堂前燕子。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主要重大决策，都与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张春桥操纵的上海“一月风暴”超越毛泽东直接成立了新的行政体系之“上海公社”，直到毛泽东感觉不好才不得不更名。
【背景资料】
1966年11月，张春桥受周恩来委托去上海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他以“中央文革”副组长身份，置中央政治局和华东局及上海市委于不顾，代表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签订了支持造反的协议。张春桥此举，事前并未请示任何人，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却完全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总是先有事实，可以先斩后奏。1967年1月，张春桥策动王洪文等在上海发动对党政部门的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造反派夺权运动的第一炮。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造反夺权的恶浪，自此之后天下大乱。
九大前，陈伯达得到林彪授意和支持，试图主笔写作九大政治报告，掌控意识形态的主导和解释权，结果毛泽东却选择张春桥的上海写作班子而弃置陈伯达于冷宫。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文革的错误而试图转向。但这一转向却被张春桥所提出的林彪路线是极右路线而非极左路线所再度旋转。因为毛泽东不能允许否定文革。
1975年4月张春桥抛出《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章，正式阐述打着“毛泽东旗号”（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张春桥思想。
而张春桥思想与毛泽东本人思想（一张一弛兼用王霸之术）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张春桥思想更具有极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特色，而这又与张春桥早年在国民党蓝衣社中所受到的法西斯蒂教育是有直接关系的。人们知道，张春桥在上海曾使用笔名“狄克”——殊不知这个笔名的来源就是“狄克推西”西语专政、独裁或法西斯蒂的别称。
1975年4月张春桥的这篇文章中，不仅批判老干部集团的复辟回潮和“经验主义”，而且隐晦地批评毛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彻底，留下许多“土围子”，甚至影射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放弃“资产阶级法权”。事实上此前张春桥已经多次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在“九二”庐山会议的终结时提出还是要孔夫子的哲学“和为贵”。而张春桥就在1973年夏抛出毛泽东与他1970年在天安门上关于孔子问题的谈话——发起批林批孔这一不伦不类的奇怪运动，并且打着遵照毛泽东指示的旗号。
其实，遍查档案，毛泽东并没有主动地提出要发起所谓“批林批孔”。
并且对这一运动，当其转向挑动党内发生新的激烈政治斗争的时候，毛泽东立即予以刹车。
1975年4月张春桥的“全面专政”文章激怒了毛泽东。当年5月毛泽东于病中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做了一次最后的长篇谈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公开炮轰江青，坦承“我也有走后门”；毛泽东还严重警告并重申“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拉帮派，要王洪文退出上海帮——然而谁是上海帮的头子呢——众所周知就是张春桥。毛泽东这次的一系列警告，其实主要就是针对张春桥的。
但是毛泽东投鼠忌器。他发现已经尾大不掉，难以果断处置张春桥及其上海帮——因为他们以文革作为人质而绑架了文革，如果否定他们，就意味着必须彻底否定自己和文革。
因此毛泽东试图重新重用邓小平以牵制张春桥。甚至直到1975年年底与邓小平面临再度决裂的最后时刻，毛泽东仍希望由邓小平而不是由张春桥来主持做一个关于文革“三七开”的决议。
但是邓小平当时却已经决心破釜沉舟，绝不回头，使得毛泽东寻求调和的努力失败了。
【背景资料】
1975年12月8日，邓小平最后一次看望周恩来（当时张春桥已经在媒体掀起反对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周问：“态度会不会变？”邓：“永远不会。”周：“那我就放心了。”这也就是后来指责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由来吧？
对于文革的理论和政治准备、对于文革的发动以及文革进程中所有的重大政治转折，张春桥均曾经发挥了不可思议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可以这样说，自从江、张于60年代在上海为戏剧革命复合，为准备炮打北京的彭真和刘少奇司令部而正式订盟之后（两人都说，当时对此结盟是做了离婚和杀头的准备的。参看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及徐景贤回忆录）。
此后，一直是张春桥在左右江青，而不是江青在支配张春桥。正因为如此，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军事集团以及陈伯达等为巩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而直接炮击张春桥，这绝对不是一次政治失误，而是深谋远虑目标选择很准确的大手笔。在这一轮炮战中，事实上连周、康以至汪东兴都站在一种十分微妙、甚至暗中呼应配合的地位上。
（2）张春桥老婆是日本特务，本人是蓝衣社——军统特务
然而作为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张春桥，其历史却是极其模糊的。张春桥的政治出身不明（早年曾参加假“共产党”）、政治来历不明。1958年他因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一文被毛泽东注意和开始重用，在文革中，张春桥实际是一个以鼓吹“不断革命”的极左口号和纲领推行法西斯蒂的毁灭共产党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文革的支持者却至今仍把他看作共产党人。
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原名李淑芳）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叛徒和日奸（日本特务）。
【背景资料】《徐景贤回忆录》：
“1973年9月18日，总理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夫人邓颖超随行。按照周恩来的交代，邓颖超到上海后看望一批领导人的家属。邓颖超到市委康平路大院，看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去了徐景贤家，却偏偏不进政治局委员张春桥的家。这个举动非同小可，立即引起议论纷纷。一连几天，张春桥夫人文静闭门不出。
不久，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已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关照。考虑到影响，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摘要）
张春桥最终决定与妻子离婚的原因是：张春桥夫人文静是一个被日本人抓捕后变节的证据确凿的叛徒。而1948年张春桥明知文静是叛徒而且当过日本的文宣特务，但仍与其结了婚。
邓颖超此次过张门不入，是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对张春桥发起攻击之后，作为中共老干部集团代表的周恩来以无影功手法，对文革中坚人物张春桥的一次刻意羞辱和攻击。
实际上，张春桥本人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蓝衣社（军统前身）系属“华蒂社”（即“中华法西斯蒂会社”缩写）成员（参阅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关于张春桥历史的附件）。张春桥于1937年自山东神秘地潜入延安卧底做特务（参阅沈醉等人的回忆录，详看叶永烈的《张春桥传》）。
【背景资料】
原国民党军统总务主任沈醉在其自传《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蓝萍（江青）和狄克（张春桥在上海的化名）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万秋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按此文中所述及的崔万秋是军统特务，上海《大晚报》主笔。沈醉对崔万秋的真面目，曾于1977年1月8日作如下说明；
“ 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1933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他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张春桥这一段复杂的政治历史，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却一直未被揭露。其强大政敌包括林彪和周恩来一直都只是在寻找关于张春桥是叛徒的证据——1973年4月9日，周恩来夫妇约请复出的邓小平夫妇见面聚餐，周向邓讲：“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查。”（参阅邓榕的回忆录）
【背景资料】
《邓榕回忆录》：
1974年４月９日，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周恩来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略）
事实上，张春桥的确并非叛徒，而是内奸、特务。考察其一生历史，张春桥并无被捕的经历。他不可能被国民党抓捕，因为早在中学时代，张春桥已经在山东加入国民党的外围特务组织。所以文革中遭遇炮打时张春桥自信满满地对上海的党羽说：我从未被捕过，说我叛徒是无稽之谈。
然而奇怪的是，中共资深的肃反专家康生似乎对张春桥是特务的问题一直讳莫如深。不仅严酷的延安整风和肃反丝毫没有触及这个来历不明的张春桥半根毫毛，而且到延安不久，他就被外派到晋察冀担任了党报（人民日报前身）的副总编辑。
直到1975年临终前，康生才终于向毛泽东密陈了关于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但究竟怎么讲的以及讲了什么，则至今仍然是谜。
【背景资料】
关于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何时被揭发出来，有两种时间顺序：
一说是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到长沙之前，康生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
1974年12月26日深夜在长沙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
也就是说，在康生向周恩来揭发江、张之前，周恩来已知道张春桥有历史问题。
对于王海容转告康生对江青被捕的揭发，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后来的事情是，江青仍当她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则由毛泽东提议，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但以上所述时间是不可信的。根据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
“…………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据此，康生揭发张、江的确切时间是1975年，是在周恩来已经与毛泽东谈过这个问题之后。
康生揭发的主要内容是：
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说：周恩来和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
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康生、张春桥与江青三人都是山东同乡，早年三人都曾混迹于上海滩，也都具有某种至今被研究文革者所忽视的复杂神秘的个人历史政治背景——这种背景不仅提示了３０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显示出国共长期斗争中复杂诡秘的双面间谍角色的存在。
而正是这几位戴有政治面具的双面间谍，迎合利用晚年毛泽东的心理，导演和罗织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文革运动。
（3）文革之不得人心，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化的造反运动
文革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发生在路线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上。文革把国家几乎推向崩溃的最大悲剧在于以下两点：
1)以法西斯手段对付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所谓的“阶级敌人”。而成为所谓的“阶级敌人”者，则是以思想罪和言论罪的形式出现，从而随运动的深入而不断扩大。换句话说，其打击面愈来愈多。
２）文革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整肃和对待与毛泽东一起共同立党并缔造了新中国的老革命家。其整肃手段之残酷，往往不可思议，甚至使得晚年毛泽东知情后也多次为之表示忏悔和落泪，甚至斥之为“法西斯”，质问是谁搞的（关于刘建章问题给周恩来的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事实上，1966-1969三年之间（前期阶段）的文革运动，仿佛一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复仇运动。在这个阶段中，大批1949年建国前后对中共有功的功臣、老将、政治盟友包括家属子女，几乎无一不遭受批斗、苦刑、虐待和清算。文革前所有文化、经济成就几乎被全面否定。
为什么会如此？这是许多中共老人至死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大疑问。
对于文革这场政治风暴，毛泽东晚年实际深有自悔。他承认：“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文革后期的毛泽东颇有倦意，无意把文革进行到底，他仅仅希望后人对文革能做三七开——“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或者说：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并且毛泽东强调：“现在应当研究的是有所不足的部分”。
哪些东西搞错了呢？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
但对于这两点他又辩解说：“打倒一切，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但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毛泽东承认文革犯了两大错误，这些话事实上蕴含着这位老人暮年的忏悔。
只是相对于在文革中众多无辜死亡的冤魂以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而言，这种忏悔未免显得过于轻淡了。
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但是，主导和领导发动期和第一阶段的文革运动的并非毛泽东，而是他所授权的一个特殊政治小组——中央文革小组。
这个小组名义上是“受政治局委托成立”（据“5.16通知”），实际这个小组完全是根据毛泽东个人的提议和决定而成立的，多数政治局成员事前不知情，事后则不得不违心地接受和予以通过。
在1966年夏季的8届11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依据毛泽东的特别授权，不断自下而上地煽动全国性的造反和夺权运动，从政治、肉体到精神严酷地迫害执政的老干部，解体了各地的党政组织系统，从而架空了政治局。最终在1967年发生所谓“二月逆流”后，按照毛泽东的个人意图，中央文革小组一度甚至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所以严峻的历史事实是，自1966年5.16通知宣布整肃彭陆罗杨集团、全面清洗中共开始，至1969年召开“九大”提出“老中青三结合”的“团结胜利”路线，试图与老干部集团妥协和转向的三年之间，主导文革运动的政治组织是中央文革小组。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是一个傀儡人物（陈伯达说自己是无任何实权的刘盆子），著名的政治杀手康生只是顾问。真正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政治人物只是三个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这三个人中，虽然江青嚣张在外，但事实上只是个出头咬人的面首而已。姚文元则是张春桥一手栽培提拔的白面书生，亦步亦趋地跟随张春桥作为一个帮闲和跟班人物而已。在这个三人组中，唯一的决策人物就是张春桥。
（4）张春桥左右影响了文革的几乎全过程
以江青为面首而张春桥隐身幕后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前期率领文革新兴势力即所谓造反派，对中共的老干部集团进行了全面清洗和整肃，差一点即彻底摧毁了这个体系和队伍。
1967年2月在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与张春桥正面顶撞，随之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发生所谓二月逆流。2月17日张春桥面见毛泽东告状，导致毛泽东做出决定，停止国务院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席办公会议，停止政治局功能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这是一次决定意义的政变。
不久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支持发起所谓“文攻武卫”的夺权、武斗，支持揪出军内反对文革的“一小撮”带枪的走资派，此举几乎引爆一场席卷全国的内战。如果不是１９６７年7月发生武汉兵变，迫使毛泽东紧急踩刹车，制止将造反战火引向军队内部，制止针对军队的夺权和分裂，则内战烽火不久即将燃遍中国，导致国家的彻底崩溃和分裂。
1968年8届11中全会后筹备九大、撰写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毛泽东所授权的不是他人，而仍是以张春桥为核心的写作组。
1969年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隐退藏形（但仍并未正式解散），但是这个三人组旋即与林彪军事集团爆发政治冲突，最终导致9届2中全会的唇枪舌战和正面冲突，双方冲突博弈的政治焦点，并不是所谓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林集团要借反毛的名义打倒张春桥。
【背景资料】
张春桥的告密使得9-2庐山会议发生转向，最终导致林彪集团的瓦解：
“（当晚）张春桥拿到6号简报以后，马上和姚文元一起找到江青，本来三人相约到周恩来那里去的，临时改为直接去向毛泽东汇报。
江青说：
“二十五号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简报，还是从你们（徐景贤）那儿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呐！看完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指有人要揪张春桥）啦！’
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
“听汇报后，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在了解了一些情报以后，决定下午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采取了断然措施，在会上作指示：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二、收回六号（华北组二号）简报。（《徐景贤回忆录》）
林彪折戟沉沙的913事件后，毛泽东调王洪文进中央。王洪文是张春桥亲手在1967年上海所谓“一月风暴”中提拔栽培的造反领袖，调其入京使得以张春桥为核心的文革三人组加强力量扩展为四人帮，亦即“上海帮”。
张春桥江青旋即转守为攻。1972年冬季，张春桥与周恩来就批判林彪究竟应当批“极左”思潮还是扭转为批“极右”路线发生激烈的辩论。最终由毛泽东做出仲裁——林彪路线是极右路线，从而彻底旋转了周恩来自1971年以来趁毛泽东重病之际试图对文革纠偏的政治方向。
【背景资料】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共同打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即将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报告说：
“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一报告是根据毛泽东1972年6月28日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精神写出来的。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批示：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在这一行字下面，张春桥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张春桥的批语，江青心领神会地立即应和张春桥批曰：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
12月17日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毛泽东接着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毛泽东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中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1973年秋季张春桥策动江青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和叶剑英，反对解放老干部使其复位，真实意图是借此掀起文革运动的再一轮批判高潮，颠覆试图东山再起的老干部集团。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发起后不久，其攻势即被毛泽东所遏阻。
1975年张春桥再度挑起针对周、邓欲回归文革前路线的反对“经验主义”运动。
这一年3月，张春桥发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长文；攻击周、邓。不久又借毛泽东谈水浒而批架空晁盖的“宋江投降派”，炮打邓小平。
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大动作的真正主导者，既非毛泽东也不是江青，其最初策划和发源地都是来自张春桥。（毛泽东1974年曾经说”张春桥有能力”。）
所以，张春桥是文革运动真正的核心人物、主导人物。毛泽东一度有意图将张春桥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继承者（接班人）。
概而言之，张春桥在文革前迎合江青，利用江青的野心和复仇欲煽起文化大革命；继而发起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摧毁中共的组织体系和国家制度，窃取高位。
（5）毛泽东曾经批判文革中用法西斯手段整人
文革应予彻底否定的根本原因，是这一运动从始到终具有法西斯蒂的特点，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晚年对文革的反思中所意识到的。
1972年毛泽东收到老干部刘建章在监狱中遭受人身虐待的陈情信后被震惊和震怒，毛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在文革前期，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对于中共老干部的肉体和人身整肃手段之残酷和惨烈，是惊人的。事实上多数情况，毛泽东似并不知情。这种情况表明，事实上毛泽东对于文革的控制能力远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对于文革中残酷的人身迫害，晚年毛泽东于知情后，多次对此表示沉痛、忏悔以至落泪，在此则直接斥为“法西斯”行径。
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后，于1972年12月18日向专案组、公安部及国务院作指示：
“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文革运动法西斯化的最大恶性后果在于三点：
1)以法西斯镇压手段压制众多国民，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和所谓“地富反坏右资黑”等七种“阶级敌人”。而更多所谓的“阶级敌人”，则多是以思想罪和言论罪的形式出现，从而随运动的深入而人数不断增多的。换句话说，法西斯化的打击面愈来愈多。
２）文革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整肃以至消灭了大批与毛泽东一起立党并缔造了新中国的老革命家。
3）文革以“二次革命”（即重新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否定和颠覆了中共开国后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和干部组织体系。
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向法西斯化的基本思想，最初形成在作为文革基本指导文件的5.16通知中。这个《通知》说：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必 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 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 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 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 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 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 注意这一点。 ”
而在1975年4月张春桥所撰写而且充分体现张春桥法西斯思想的著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该理论得到了如下阐述：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悄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6）张春桥的《全面专政》一文批判周邓、影射毛泽东
至今未被研究者所注意的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个文章不仅以反对“经验主义”批判周邓等老干部，实际上还暗含着批毛的涵义，所针对的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以后对老干部集团的妥协、和解、调和、复用的方针。
【背景资料】
据《徐景贤回忆录》：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讲了一句话，说：还是要“孔夫子打牌——和为贵”。
但是，张春桥一向善于借用毛泽东的左倾思想来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长期为病痛及失明所折磨，但仍不失聪明。毛泽东在该文发表后才发现张春桥批评自己的涵义。事实上，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深深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做出了一系列强力的回击。在针对此文给政治局的批示中，毛直接抨击张春桥（而不是江青）说：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这话主要就是针对张春桥的。毛泽东要求把这一批评提交到政治局。张春桥、姚文元显然被毛泽东的批评所震撼，他们就与时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联手，对全国封锁毛泽东对此文的批评，不准传达。此举进一步震怒了毛泽东。
于是在5月3日，毛泽东将全体政治局委员们召唤到家中，公开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对张春桥为首文革帮派所给予的最为致命的一击。
这一次反击的根本意义在于，事实上从此以后，毛泽东改变了所一度考虑过的让上海文革帮（张春桥、江青、王洪文）接班的继承人地位。
【背景资料】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1975年《红旗》杂志第三期），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称，“这几十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是对着周恩来、邓小平的。”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谈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
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最近的情况，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邓小平走后，毛泽东再度让人读了张、姚的文章。
4月20日，姚文元把他安排新华社写的一份强调“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自觉克服经验主义”的请示报告送报毛泽东，准备掀起新的高潮，但是却出乎意料地遭到毛泽东的抨击。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审的这份《请示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为了遮掩毛泽东的批评，姚文元要新华社就是否向下传达这一批示的问题向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写报告“请示”。王洪文批示“暂不传达”。转到姚文元手里，姚文元立即写下“同意暂不传达”。把毛的指示封锁了。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辞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四人帮”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在会上作了检讨。
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说叶剑英、邓小平想把江青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的问题都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王洪文还说：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王洪文要求面见毛泽东。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处，要秘书转告毛：
“4月27日会上几个人跳出来围攻他们，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
江青意在重演1967年反对二月逆流、1970年庐山反对林彪集团的故伎，要求带张春桥等见主席面谈，告状。
但这一次毛泽东却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说：“不见。要见请大家（政治局）一起来”。
5月3日晚，毛泽东亲自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召集和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开门见山，首先自我批评：
“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所以放行了）。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毛泽东强调“现在要安定团结”，明确表示他无意再搞二次文革或者把文革进行到底。他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罕见地对政治局公开批评江青、张春桥等，说：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我也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也是走后门。”
毛泽东以王明的极左势力警告张春桥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
毛泽东说，因此“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过急就要摔下来。”
毛泽东再次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
“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毛泽东继1974年12月在长沙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之后，又一次而且是当着全体政治局成员的面，告诫王、江、张、姚：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针对江青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是1971年庐山会议再现的说法，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
毛泽东还批评张春桥、江青说：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毛泽东说到这里，江青搭上话去，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这一搭话，引出毛泽东对她的一番批评：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说到这里，毛泽东联系到自己的做法，说：
“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
毛泽东特别着重强调三句话。他说：
“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
毛泽东还暗示选王洪文为接班人可能错了，他要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词：“生子当如孙仲谋”——暗讽王洪文说：当今惜无孙仲谋！“也就是表示：自己并没有选好接班人。
但是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二零年、二一年、二二年，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株萍路、水口山锡矿。”
毛泽东回忆说：“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里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由此，毛泽东谈论孙权，说：“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毛泽东的思维突然一转折，从对往昔的回顾直落到眼前：“他（指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毛泽东借古喻今，赞扬叶剑英早就看不起林彪集团中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把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刘震比作三国时代曹操、刘备，自然也是对他们的肯定。”
毛泽东要叶剑英把刚刚说到的辛弃疾的词《南乡子·何处望神州》背诵给大家听听。叶剑英立即朗声吟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听罢，毛泽东高兴地说：“此人有些文化。”
最后周恩来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于是，到会人员一一同毛泽东握别。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时又说：“还是三句话。”同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又一次告诫他：“你不要……，”一边说着，一边作了个翻烧饼的手势。
此次会后，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和6月3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帮助”。在政治局成员集中批评“四人帮”的形势下，张春桥写检查，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有趣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自语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当今惜无孙仲谋。”这就近乎明确地告诉人们：王洪文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因此，据《徐景贤回忆录》的记述：
“1975年8月，毛泽东决定王洪文到上海“蹲点”——“调查研究”、“帮助工作”。王洪文彻底“失宠”了！”
（7）张春桥1976年日记所说“错误路线”是针对毛泽东的
1976年初，在周恩来病危前后，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张春桥在全国媒体上掀起了声势夺人的“批邓反右”运动。但是在周恩来死后，1月21日、22日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一决定表明邓小平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已下台。但是这个通知对于一直窥望总理之位的张春桥却是至为沉重的打击。因为原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停职后，排位其后任第二副总理的张春桥本来应当水到渠成地继任。没想到毛泽东在1975年下半年贬黜副主席王洪文后，此时竟然出人意料地启用了中间派人物华国锋。张春桥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则失望至极。以至1976年2月3日张春桥写了一篇有感而发的日记：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指毛泽东任命华国锋）。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指毛泽东1975年初任命邓小平）。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此张春桥所指的“错误路线”，当然并非仅指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是毛泽东召回和重用的。这篇日记的矛头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而所谓新桃换旧符，则实际上已经暗含着对于毛泽东的死亡诅咒了。
【背景资料】
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张玉凤回忆: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
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
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结语
毛泽东晚年的最大错误并非发动文革，其错误在于这场文革所重用的中坚人物是张春桥以及康生、江青等。而张春桥不仅是一个对中共有深仇大恨的政治异己分子，而且是一个国民党军统系统的狂热的法西斯蒂信仰者，是一个双面间谍。这就是文革运动最终必然导向毁灭性悲剧的根本原因！
【附注】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报道张春桥于4月21日病亡。1981年1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以法律的名义，对此人一生的盖棺论定。
（2011年10月6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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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毛远新答阎长贵谈毛泽东的政治遗嘱：他曾希望张春桥做华国锋的军师
阎长贵短文如下：
2010年12月22日毛远新电话告我：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
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他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有的书上说，主席还几次会见外宾；可查查外交部的记录，看主席究竟讲了几句话，讲了些什么，不可忽视其中还有翻译的作用。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二、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听不懂吗?按说，华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不应该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吧?!正因为华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按：“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四、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己，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原题为《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附录二】张春桥1976年委托徐景贤为其找女伴的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因为来的都是亲信，不用遮着藏着，先谈三个大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
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这个问题有些突然，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用不着了呀。
徐景贤想，他大概是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找一个男秘书吧。回到上海后，他们选了三个男的，报送张春桥。
5月16日，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办公室寄来的一封绝密信，全文如下：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以上摘自《徐景贤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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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8 10:09:38